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中兴公司的创建和发展，正处在国家动荡时期，面临5000年未有之变局。辛亥革命之后，军阀势力割据一方，国家没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时代夹缝中，中兴公司为了生存和发展，选择军政要员做公司股东，既吸纳了社会资本，又扩充了社会关系，借助其势力保护公司利益。这是中兴公司的高明之举，也是历史的选择。
1915年，因总矿师高夫曼的失误，南大井发生透水事故，导致499名矿工遇难，200多人受伤。公司因此停产数月，高夫曼辞职。年底，公司创办人和总理张莲芬忧郁而死。1916年11月，董事会选举北洋军政要人、早在1909年就是中兴公司大股东的徐世昌为董事会长。当时，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朱启钤，正遭通缉，徐世昌故意让朱启钤代他行使职权。1918年5月，徐世昌辞去董事会长职务。6月，朱启钤当选董事会长兼总经理，聘请戴绪万为驻矿经理。1918年10月，徐世昌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仍然是中兴公司的股东。
1919年初，曾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投资60万元，人股中兴公司。6月，当选为董事会长。1922年，在直隶军阀支持下复任总统的黎元洪，仍然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28年1月逝世，连任4届董事会长，成为任期时间最长的董事会长。黎元洪在任期间，力主实业救国，是中兴公司走向兴盛的关键时期。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在1925年的第15次股东大会上当选为董事，一直连任到1937年。1925年8月，军阀张宗昌到中兴公司敲诈勒索，公司以资助军饷的名义转给张宗昌10万银元，张宗昌仍不罢休,借口中兴公司矿警队勾通土匪，将武装全部缴去。中兴公司通过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干涉，迫使张宗昌归还了公司矿警的枪支。
1928年4月，蒋介石派军委1后勤部长俞飞鹏等人组成“整顿中兴煤矿委员会”，来到枣庄，进驻中兴公司，接收了煤矿的经营管理权，并在临城、徐州等地设立专门运销机构，封存现有煤炭，不准公司销售，在上海登报出售中兴公司的30万吨存煤（价值300万元）。曾任国民政府财政次长的钱新之出面说情，公开电告蒋介石，为了保证这些银行的利益,要求留煤抵债，并允许中兴公司恢复生产。同时，在国民政府的国务会上提案，阻止接收和干涉中兴公司。双方在上海通过谈判商定，中兴公司一次性交给当局100万元，以充军饷。因为暂时交不出现金，致使谈判破裂，蒋介石以“中兴公司是军阀奸商，朋比为奸，背约要挟，企图阻挠军饷”为由，下令没收中兴公司的全部财产。钱新之策动9家银行联名致函蒋介石，要求政府在接管中兴公司之后，承担所有义务，履行所定各项契约，偿还中兴公司积欠的500万元债务。与此同时，中兴公司还先后请黎元洪、宋子文直接给蒋介石疏通,迫使蒋介石收回成命。经过通融，中兴公司用预售存煤的方式筹集现金45万元，从银行借来55万元期票，交给“整顿委员会”。
1928年11月，中兴公司改组董事会，钱新之当选董事、总经理，中兴煤矿公司总部由天津迁到上海，钱新之在总经理的位置上，一直坐到1948年6月。
中兴公司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兴业的历程，见证了一代民族资本家富国图强的追求。在积贫积弱却刚愎自用的朝廷、虎视眈眈的外国列强、保守的地方势力、贪婪的军阀等合围下，以张莲芬、朱启钤、钱新之为代表的实业家，前赴后继，排除万难，利用各利益集团的分合来运作社会资本，使这一民族工业的明灯照亮了旧中国的暗夜。
1915年，因总矿师高夫曼的失误，南大井发生透水事故，导致499名矿工遇难，200多人受伤。公司因此停产数月，高夫曼辞职。年底，公司创办人和总理张莲芬忧郁而死。1916年11月，董事会选举北洋军政要人、早在1909年就是中兴公司大股东的徐世昌为董事会长。当时，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朱启钤，正遭通缉，徐世昌故意让朱启钤代他行使职权。1918年5月，徐世昌辞去董事会长职务。6月，朱启钤当选董事会长兼总经理，聘请戴绪万为驻矿经理。1918年10月，徐世昌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仍然是中兴公司的股东。
1919年初，曾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投资60万元，人股中兴公司。6月，当选为董事会长。1922年，在直隶军阀支持下复任总统的黎元洪，仍然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28年1月逝世，连任4届董事会长，成为任期时间最长的董事会长。黎元洪在任期间，力主实业救国，是中兴公司走向兴盛的关键时期。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在1925年的第15次股东大会上当选为董事，一直连任到1937年。1925年8月，军阀张宗昌到中兴公司敲诈勒索，公司以资助军饷的名义转给张宗昌10万银元，张宗昌仍不罢休,借口中兴公司矿警队勾通土匪，将武装全部缴去。中兴公司通过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干涉，迫使张宗昌归还了公司矿警的枪支。
1928年4月，蒋介石派军委1后勤部长俞飞鹏等人组成“整顿中兴煤矿委员会”，来到枣庄，进驻中兴公司，接收了煤矿的经营管理权，并在临城、徐州等地设立专门运销机构，封存现有煤炭，不准公司销售，在上海登报出售中兴公司的30万吨存煤（价值300万元）。曾任国民政府财政次长的钱新之出面说情，公开电告蒋介石，为了保证这些银行的利益,要求留煤抵债，并允许中兴公司恢复生产。同时，在国民政府的国务会上提案，阻止接收和干涉中兴公司。双方在上海通过谈判商定，中兴公司一次性交给当局100万元，以充军饷。因为暂时交不出现金，致使谈判破裂，蒋介石以“中兴公司是军阀奸商，朋比为奸，背约要挟，企图阻挠军饷”为由，下令没收中兴公司的全部财产。钱新之策动9家银行联名致函蒋介石，要求政府在接管中兴公司之后，承担所有义务，履行所定各项契约，偿还中兴公司积欠的500万元债务。与此同时，中兴公司还先后请黎元洪、宋子文直接给蒋介石疏通,迫使蒋介石收回成命。经过通融，中兴公司用预售存煤的方式筹集现金45万元，从银行借来55万元期票，交给“整顿委员会”。
1928年11月，中兴公司改组董事会，钱新之当选董事、总经理，中兴煤矿公司总部由天津迁到上海，钱新之在总经理的位置上，一直坐到1948年6月。
中兴公司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兴业的历程，见证了一代民族资本家富国图强的追求。在积贫积弱却刚愎自用的朝廷、虎视眈眈的外国列强、保守的地方势力、贪婪的军阀等合围下，以张莲芬、朱启钤、钱新之为代表的实业家，前赴后继，排除万难，利用各利益集团的分合来运作社会资本，使这一民族工业的明灯照亮了旧中国的暗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