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19世纪末创办于枣庄的中兴煤矿公司，是中国民族工业步人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徐世昌、黎元洪两任民国总统曾任公司董事长，周自齐、朱启钤两任民国总理任财务总监。这个创办于多事之秋的民族企业，经历了帝国主义的规觎与干涉，地方豪绅的刁难与阻挠，新旧军阀的敲诈与勒索，以艰苦不挠的创业精神，招股集资，立足民族，面向世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通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成为拥有煤炭、钢铁、水泥、铁路、港口、轮船等十几个产业门类的大型企业集团。兴盛时期，年产原煤I82万吨，拥有37艘远洋货轮组成的船队，修建了台枣铁路、连接陇海铁路的台赵支线和连接津浦铁路的临枣支线，参与建造了上海港、江阴港、连云港、青岛港、汉口港，实施产、运、销一条龙服务，占领了北起天津、南到江沪杭的煤炭市场，成为旧中国唯一能与外煤竞争的佼佼者。中兴公司还投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参与了多所大学的创办，是山东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股东。这一完全由中国人开办的纯民族资本的企业集团，为现代民族工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史上谱写出壮丽的篇章，也使枣庄的地域文化面貌发生了改变。
第一节枣庄煤炭的开采中兴公司的发展壮大，得益于枣庄拥有优质煤田。枣庄煤田位于山东省南部，已有上千年的开采历史。最初采煤的大多是当地农民，他们在自家田地里采挖露头煤自用，后来出现合伙开采，运到集市上出卖。到18世纪中叶，已经形成规模开采。到19世纪初，枣庄一带的采煤业基本被峄县“八大家”垄断。鸦片战争前，已有了“双眼井生产”、“骡马拉筐运输”、“滑车提升排水”的形式，煤炭年产量达“数百万担”，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煤炭产地。
一、开采历史，源远流长枣庄煤田的开采，历史悠久。清嘉庆六年（1801),峄县人王深与山西太谷煤商智太祥合伙开窑采煤成功，为感谢神灵保佑，出资修建窑神庙。当地士绅孙镇受请撰写碑文，碑文指出，枣庄的煤炭开采始自明万历年间，许多地块已被掘取殆遍，前人采煤的古井到处皆是。®考古工作者在枣庄城西中陈郝宋代的瓷窑遗址中发现了煤猹，金代的瓷窑基本上以煤为燃料。这些田野调查发现，足以证明早在宋金时期，枣庄已有煤炭开采，只是没有形成规模。
近现代文献中关于枣庄开采煤炭的记载很多：光绪八年（1882)春，与戴华藻一起筹资创办峄县中兴矿局的朱采在《禀丁保宫论峄县煤矿地方官禀陈失实》折子中说：“卑局所开挖之窑，自元代以来,废弃已数百年，水深见大，若无机器取水，断无涸日。”光绪九年（1883)七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峄县开矿史》中指出：“臣查峄境自元代以来，有多年废弃煤窑，水深且大，无底无边，土民久不能开采。”晚清，地方士绅崔广源抵制外人在枣庄开矿，指出：“该公司低价格抵制民矿，擅威权封禁民矿，致使峄境矿商统归歇业，将全峄民人自元迄今生活之利源，均被侵夺。”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得知，枣庄在宋金时期就有煤炭开采。到了明万历年间，才形成有规模的开采能力。进人清代，枣庄的采煤业才逐渐兴盛起来。
二、开采规模，星罗棋布
清朝中叶以后，随着煤炭的需求量逐年加大，枣庄煤窑的数量也日益增加，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在开采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找矿经验和辨认煤质的方法。清光绪《峄县志》卷七《物产》篇记载：“办煤开井，皆贱者为之，未尝有师，与西方固不同也。其始相地，必审其石何质、土何色，质与色既分，又尝其土与石之臭，而煤之佳恶、深浅决焉。”这一发现为民间开窑和选矿提供了有益的资讯，使找矿和开采范围进一步扩大。东起郭里集，西至陶庄，北到卓山，南到张庄，煤架耸立，矿井遍地。采煤方法、生产工具的改进，使生产效率明显提高。据《峄县志》记载，清代前期，“枣庄、田家庄、齐村居民以此为业，往往以煤故致资数百万”。乾嘉时，枣庄的民营煤窑不断增多，“乾嘉盛时，县当午道，商贾辐辏，炭窑时有增置，而漕运数千艘连樯北上，载煤动数百万石。由是，矿业大兴，而县诸大族若梁氏、崔氏、宋氏，以炭故皆起家，与王侯埒富”。采煤者日益富足，令人趋利而往，纷纷投资开矿，呈现了“岭阜处处有人采取”的繁荣景象。
第二节洋务运动在枣庄的兴业实践清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国家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为加强国力，李鸿章先后在全国各地建工厂、开金矿、修铁路、办学堂，积极扩大“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现代工业需要煤炭做燃料，枣庄煤炭储量丰富，煤质优良，成为李鸿章的首选。光绪四年（1878)，他上奏朝廷，调任东明知县米协麟等人到枣庄集资兴办煤矿，设立“官窑总局”，对煤炭生产、运输、销售给予优厚待遇，促进了枣庄采煤业的发展。
一、李鸿章与峄县
中兴矿局李鸿章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所谓“和戎”，就是对外不可“轻言战争”；所谓“变法”，就是引进西方的先进设备和管理方法，发展工业，增强国力。他先后开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津浦铁路等企业，创建了北洋海军。多种工业都需要煤炭做燃料，当时虽有“洋煤”进口，但供不应求。一些外地的官僚和富商，看上了储量丰富、煤质优良的枣庄煤田。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上奏光绪皇帝批准，选派直隶东明知县米协麟、候补知县戴华藻到枣庄，会同煤商金铭、王曰智、李伟、朱采等筹办峄县中兴矿局。筹集股银10万两，购买机器，组建房屋，于光绪五年春设立了“官窑总局”。次年，中兴矿局正式成立，戴华藻任总办（数年后，由其弟戴睿藻接任）。光绪七年（1881)，为扩大股本，先后函请湖南提督周盛波、通永镇总兵贾起胜，直隶候补道张莲芬、江苏补用同知陈德浚等一批官员，集股金5.6万两白银，购置4台抽水机和部分提升设备。因陈德浚占有股金万余两，成为南股的代表人物，矿局便出现了南股、北股之分。光绪八年（1882)，中兴矿局将冬庄所产原煤运往南京和天津制造局试用，天津制造局评价说:“较日本上等煤尤佳，与英国松白煤相仿。® ”光绪九年（1883)，李鸿章向朝廷奏准，中兴矿局所产煤炭，仿照台湾、开平、湖北等处，每吨完出口正税银一钱，各省兵商、轮船、机器制造局用煤，准其一律免税。这些优惠措施，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中兴矿局的发展。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的《捷报》载：“山东峄县的煤矿甚为活跃，很多的大沙船装载上等煤炭，运往清江浦。”李鸿章在《峄县开矿史》中指出，该处地瘠民贫，自矿务局略有起色，赖以生活者数千家。此时，中兴矿局共建煤井12处，用工人数超过8000人，日产原煤120余吨。
光绪十九年（1893)六月十四日早班，半截筒子小窑发生水灾，造成百余名矿工溺水而死，引起四周乡民骚动。为平息事态发展，李鸿章以戴睿藻办矿不善为由，将其撤职。不久，南股、北股之间因利益之争导致矛盾激化，中兴矿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二十四日停办。
二、张莲芬与华商自营的中兴公司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桿然侵占了胶州湾。第二年，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李鸿章在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之后，在济南传信给峄县知县：“邑境矿质盛美，久为外人所羡，宜急会同地方绅耆，筹款兴办，以得利源而杜隐患。”此后，德国四次派人到枣庄进行地质勘查，托人买地，觊觎侵占。原矿局的一部分股东担心煤矿被德人侵占，禀请王文韶、荣禄等路矿、通商大臣批准筹招股东续开枣庄煤田。因为种种原因，迟迟没能实施。金铭、李朝相等人电告张莲芬。张莲芬接到电报后，“诚恐匪人勾引外夷占夺佳矿”，便连夜在天津会馆召开紧急会议，筹划商议由开平局大股东、总办直隶矿务督办张翼出面，禀告北洋通商大臣荣禄，以“张莲芬才识兼优，操行可信”，委其“克日”前往峄县，对枣庄煤田进行全面勘查。®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莲芬与德国驻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达成到枣庄合办煤矿的议案，华方筹资120万元，德方筹资80万元，以每百元为1股的方式各自发行股票，筹集200万元，组建“德华中兴煤矿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天津，张莲芬任华总办，德璀琳任洋总办，规定洋总办“许其稽核钱银出人等事，但不得揽权掣肘”。华德两方职员，一视同仁，在张莲芬督导下工作。1908年，华方筹资赎回了德股，成为完全由华资经营的煤矿，定名“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有限公司”（简称“中兴煤矿公司”）。改总办制为总理制，张莲芬为总理。®独立后的中兴煤矿公司，为增加煤炭产量，扩大利润，从德国进口了先进设备，自备发电厂，先后建起了南大井、台枣铁路和津浦铁路临枣支线，借助铁路和运河航运，形成了北自天津、南至浦口的千里大市场。
三、中兴公司与民国军政要员
中兴公司的创建和发展，正处在国家动荡时期，面临5000年未有之变局。辛亥革命之后，军阀势力割据一方，国家没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时代夹缝中，中兴公司为了生存和发展，选择军政要员做公司股东，既吸纳了社会资本，又扩充了社会关系，借助其势力保护公司利益。这是中兴公司的高明之举，也是历史的选择。
1915年，因总矿师高夫曼的失误，南大井发生透水事故，导致499名矿工遇难，200多人受伤。公司因此停产数月，高夫曼辞职。年底，公司创办人和总理张莲芬忧郁而死。1916年11月，董事会选举北洋军政要人、早在1909年就是中兴公司大股东的徐世昌为董事会长。当时，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朱启钤，正遭通缉，徐世昌故意让朱启钤代他行使职权。1918年5月，徐世昌辞去董事会长职务。6月，朱启钤当选董事会长兼总经理，聘请戴绪万为驻矿经理。1918年10月，徐世昌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仍然是中兴公司的股东。
1919年初，曾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投资60万元，人股中兴公司。6月，当选为董事会长。1922年，在直隶军阀支持下复任总统的黎元洪，仍然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28年1月逝世，连任4届董事会长，成为任期时间最长的董事会长。黎元洪在任期间，力主实业救国，是中兴公司走向兴盛的关键时期。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在丨925年的第15次股东大会上当选为董事，一直连任到1937年。1925年8月，军阀张宗昌到中兴公司敲诈勒索，公司以资助军饷的名义转给张宗昌10万银元，张宗昌仍不罢休,借口中兴公司矿警队勾通土匪，将武装全部缴去。中兴公司通过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干涉，迫使张宗昌归还了公司矿警的枪支。
1928年4月，蒋介石派军委1后勤部长俞飞鹏等人组成“整顿中兴煤矿委员会”，来到枣庄，进驻中兴公司，接收了煤矿的经营管理权，并在临城、徐州等地设立专门运销机构，封存现有煤炭，不准公司销售，在上海登报出售中兴公司的30万吨存煤（价值300万元）。曾任国民政府财政次长的钱新之出面说情，公开电告蒋介石，为了保证这些银行的利益,要求留煤抵债，并允许中兴公司恢复生产。同时，在国民政府的国务会上提案，阻止接收和干涉中兴公司。双方在上海通过谈判商定，中兴公司一次性交给当局100万元，以充军饷。因为暂时交不出现金，致使谈判破裂，蒋介石以“中兴公司是军阀奸商，朋比为奸，背约要挟，企图阻挠军饷”为由，下令没收中兴公司的全部财产。钱新之策动9家银行联名致函蒋介石，要求政府在接管中兴公司之后，承担所有义务，履行所定各项契约，偿还中兴公司积欠的500万元债务。与此同时，中兴公司还先后请黎元洪、宋子文直接给蒋介石疏通,迫使蒋介石收回成命。经过通融，中兴公司用预售存煤的方式筹集现金45万元，从银行借来55万元期票，交给“整顿委员会”。
1928年11月，中兴公司改组董事会，钱新之当选董事、总经理，中兴煤矿公司总部由天津迁到上海，钱新之在总经理的位置上，一直坐到1948年6月。
中兴公司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兴业的历程，见证了一代民族资本家富国图强的追求。在积贫积弱却刚愎自用的朝廷、虎视眈眈的外国列强、保守的地方势力、贪婪的军阀等合围下，以张莲芬、朱启钤、钱新之为代表的实业家，前赴后继，排除万难，利用各利益集团的分合来运作社会资本，使这一民族工业的明灯照亮了旧中国的暗夜。
第三节中兴公司的近代工业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忙于战场博弈，导致欧洲原煤产量下降，需股东张学良（汉卿）的股票求增加，出口量锐减，世界煤价飞涨。这为中国的煤炭开采提供了机遇。中兴公司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购买世界上最先进采煤设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修筑铁路、码头，组建轮船公司，新上炼焦厂，使中兴公司成为跃居全国前三位的大型煤矿。
一、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
1898年到1915年的17年中，以张莲芬为首的中兴公司领导层，为建立中华民族的现代工业体系进行着积极的尝试和奠基。
由于进口煤价飞涨，公司决定添招股本1000万元。北洋政府的多位军政要员看到投资煤矿有利可图，纷纷购买股票，成为中兴公司的董事、监事或大股东。公司有了雄厚的资金，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积极添置新式机器。1906年，中兴民国时期中兴公司引进的德国新式蒸汽机车公司从德国购买了修筑台枣铁路所需的钢轨、火车头、车皮等大批物资，以及发电、提升设备。1924年，向德国慎昌洋行和西门子洋行贷款，订购西门子公司的采煤和提升设备，又在济南泺口设立木材采购场。第二大井建成后，安装了德国新式电动提升机、抽水机等,发电厂安装了58KVA和720KVA三相交流引擎发电机。在地质勘探上，利用英国沙立文钻井机，测绘北大井深层煤田，确定了山家林煤矿、陶庄煤矿的煤层，为扩大开采提供了准确储量，延长了煤矿寿命。
在生产上，对生产环节进行了调整。开采方式改塌陷式开采为长壁式开采，对原煤中夹杂的矸石，在井下进行分选后，回填到采空区域。采煤区装有联轮运输机，用电动往复式簸箕机将原煤运到大巷。大巷中安装能够循环运行的无极绳运输设备，改变骡马和人力运输，这在旧中国的煤矿中是独一无二的。1931年，又从德国郝林机器厂购进2台割煤机、2台爬煤机、12台运煤机、60台风力采煤机。这些现代化设备的安装使用，使生产效率和煤炭产量显著提高，成本进一步下降。在通风上也进行了调整，南北两大井采用风机通风，每分钟排风量为16立方。运输上有自备机车，由枣临支线进人津浦铁路外运，或者经台枣铁路运到台儿庄运河4码头，经水路运往南北各地。
1934年，东大井建成投产，全矿使用先进机械设备，经过德国矿师克礼柯的优化，实现了采煤技术的新突破，煤炭生产蒸蒸日上。1936年，创出了年产原煤182万吨的纪录。这时的中兴公司，拥有3座现代化的大型矿井、1座发电厂、2条铁路和包括连云港在内的多处大型码头，资产超过千万，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综合企业。从1899年到1937年底，中兴公司共生产原煤1914万吨，为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多业并举，综合经营，产销配套，实力超群
中兴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实行多业并举，综合经营。需要增添新股时，原有股东有优先认购权，原有股东购买后仍有剩余时，再由董事会另行招股。公司下属的分厂和分销站，隶属总矿管辖，经理由总矿提名，董事会授权在总经理的统一指挥下行使权力。分支机构的会计账目，日清月结，年终汇总收支款项，其财产目录、资产负债表、营业报告书、损益计算书、收益分配方案，在次年3月底之前报总公司，由监察人复核之后，提交董事会讨论通过，再报告股东会。
中兴公司创建初期，先后建起了炼焦厂、林场、砖厂、面粉厂、榨油厂等多种经营厂点。之后又建起了机修厂、电机厂等多种经营项目，并筑铁路，建码头，成立轮船公司、煤业公司、盐业公司。经营方式一是集团承包，经营单位按公司章程实行股份制经营，对总公司负责。1900年，中兴公司在陈庄一带的西沙河东岸建了炼焦池，到1937年，年炼焦3.6万吨。后来又在台儿庄、济南、清江、瓜州、镇江、浦口、上海等地建了炼焦厂，扩大了炼焦产地。二是集体承包，多种经营公司与各基层单位签订承包合同，所获利润，50%用做职工生活基金,30%用做生产发展基金，20%用做职工奖励基金。公司开办初期，在西沙河畔建了6座圆形砖窑，之后规模逐渐扩大，有机器厂房和工人宿舍，配备了打土机、扎砖机和烘坯炉。到1930年，年产砖瓦数百万块。三是个人承包，公司对个别厂、队和商业服务网点，实行个人承包，自主经营，每年向公司净交一定利润。1919年，建立了面粉厂,有电力驱动的面粉机2台，日产面粉3万斤。榨油厂有榨油机器7台、花生去壳机若干台。四是合资经营，组建了“开兴成”煤业公司、中兴轮船股份有限公司、鼎中盐业公司等。五是租赁经营，中兴公司提供营业铺房，租赁者除按照合同交付租赁费外，全部利润归自己所有。1923年，中兴公司投资6万元,在矿部办公大门外建十字形商业街。建有各种门市房320间，对外租赁，成为当时枣庄最繁华的商业区。
三、精英荟萃，多种文化的碰撞、融合与创新
中兴公司在起步时就着手构建现代工业体系，坚持中方为主体的同时，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寻求“西学为用”的效果。公司在引进西方先进设备的同时，引进西方管理方式;借鉴西方管理经验时，学习西方的思维方法。聘请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多是不同领域的精英，他们在中兴公司各显神通，致使多种文化在此碰撞，激发出来的火花照亮了历史暗区。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逐步深化，公司的规模、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相互交往中，使不同文化由碰撞到融合，使枣庄这个移民城市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早在中兴公司筹建之前，率庄就有了几百年的煤炭开采历史，尽管没有形成太大的规模，但是矿主都是经多见广的地方经营人物。他们能够在枣庄开矿采煤，站稳脚跟，开拓市场,不仅仅依靠祖宗基业，还要靠自身的综合素质。能够在激烈竞争中获胜的人,没有等闲之辈。“峄县八大家”中的金铭、李朝相等人，利用南北各大财团的资金，开矿经营，已经走出了传统的经营方式。到矿区谋生的矿工、煤贩和脚力工人，其眼界也比普通农民开阔得多。某些对开矿有成见的乡绅，一度把矿主和矿工称为“窑滑子”，认为他们机警圆滑，会占便宜，善于算计别人而不被算计，是必须提防的异类。通过与之近距离接触，这些乡绅发现“窑滑子”的生存之道不是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之上，只不过摆脱了照顾面子的处世方法，分开人情与利害，需要斤斤计较时绝不马马虎虎。久而久之，那些标举情义、轻视名利的乡绅，也接受了具有现代性质的人际交往方式，为步人现代社会做了精神准备。
中兴公司的管理者都具备大企业家的器识和能力。无论是张莲芬、朱启钤还是钱新之，都是精于官场之道，能够在不同势力之间周旋的智者，既是战略家又是具体管理人才;既有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底色，勇于焊卫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又有海纳百川、择优而取的胸襟；既深谙“中国特色”，又懂得“国际惯例”；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又善于跟周边“巨室”和睦相处，有效利用地方势力协助公司发展。尽管他们代表官僚资本家的利益，但是不能否认其是20世纪民族工业界的精英。张莲芬处世干练，内方外圆，结友排议，团结同仁，一起创业，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举人出身的北洋政府代总理朱启钤，办事老辣，不动声色地把官场练就的强硬手腕转化为管理企业的手段。他意识超前，视野开阔，战略上把准方向，具体管理上一丝不苟，大胆引进国外机械设备，抢占先机。钱新之在主政期间，大刀阔斧地对公司进行全面改革，引进世界先进技术为我所用，使中兴公司成为民族独资开办的最大煤矿。那些“海归”学者及工程技术人员，见多识广，思想活跃，乐于接受先进技术又不盲目崇拜西方，为枣庄地区的煤炭发展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们的思想、言行、管理方法和处世风格，处理棘手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智慧，影响了枣庄人的精神气质。
中兴公司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总工程师朱言吾等人赴欧美十国参观考察，不仅看到了西方的开矿技术和管理方法，还领略了欧美人的精神风貌。回国之后，倡导探矿和开矿要“西为中用”，从国外特聘钻探专家俞道吾来枣庄进行勘查，探明了枣庄周边的煤炭储藏。德国矿校毕业之后来华担任矿业工程师18年的克礼柯，被中兴公司请来做总矿师，他给公司带来的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管理，还有德国人做事一丝不苟的精神、敬畏上苍但拒绝迷信的科学态度。更重要的，这个外国人与中国人沟通的方式和技巧，给了公司领导层以有益启发，让他们换位思考，知道如何与洋专家沟通。有些洋专家也跟当地士绅打交道，在相互交往中，把异质文化传给当地人。
中兴公司作为一个特殊的平台，吸引了各路精英前来创业和淘金，各种文化观念在这里碰撞与融合，产生了新的文化景观，使枣庄矿区形成了一种连通世界的文化气候。
第四节中兴公司的民族气节
中兴公司作为一家民族工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把自身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绑在一起。投资办学，培植国本，兴建连云港码头，组建远洋船队。1938年，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先后占领了枣庄、连云港等地。中兴公司拒绝与日军合作，破坏矿井，拆掉机器，在连云港人口处沉船堵港，阻止日军人侵，表现出高贵的民族气节。
一、创办子弟学校，培养有识之士
中兴公司的决策者意识到，煤矿要实行现代化管理，必须有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发展教育事业，不仅为本公司培养人才，而且能够为国家富强提供栋梁。从1923年开始，先后在当地创办了小学、职业中学和工人补习学校。这些学校，以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为己任，与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不可同日而语。抗战初期，部分学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抗击日寇的有生力量。
1923年，为解决职工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培养后继人才，驻矿经理戴绪万提议创办中兴小学。总经理朱启钤深感办学的必要，决定在职工分红中提取“同仁公益基金”，作为小学教育经费。是年3月24日，中兴小学正式开学，总公司编辑科掌管方佰超为第一任校长。
创办伊始，仅有教员3人，学生56人，分一、二、五3个年级，分春、秋2个学期，开设训练、国语、自然、算术、美术、体育等9门课程。次年，公司又兴建新校1所。到1936年，扩大到18个班，在校学生912人，并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教育模式丨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校务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下设事务、训育、教务、研究4部，23个分组，另有自治指导和毕业招考2个委员会。学校的生均经费是峄县地方学校的9倍，教学设备和生活设置优于国内同类学校。
中兴小学对师资要求十分严格，任课教师必须是师范学校毕业生。建校之初，中兴小学的教师大多来自南京女子师范。20世纪30年代，又有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前来任教。王光美的妹妹王光格，就是中兴小学的教师。教师的薪水，每月在50元以上，明显高于其他学校，为公司一般职员的两倍。学校不收学生学费，免费提供教材。中兴小学的教育宗旨是“发扬中国固有的道德”，将“廉耻观念，亲善精诚，节俭劳动，生产合作，奉公守法，爱国爱民”等品德的培养贯穿始终。为了增加同家长的联系，共同管理学校，还成立了 “恳亲会”，及时通报学生情况，以家访和辅助教学的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1930年，兴建了中兴学校职业部，后来发展为中兴职业中学。教学科目分普通科和专业科2种，专业科目有工科、商科、农科3种，训育与教学合一。提倡教育科学化、思想革命化、行为积极化、生活平民化。这一教育理念为后来许多学生走出校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精神基础。1936年冬，中共地下党员李微冬同志发展中兴职业中学张洪仪、汪国璋、李汝佩3位同学为中共党员，建立了枣庄教育界第一个党支部。
二、投资兴建连云港码头
1930年之后，中兴公司的煤炭占领了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市场。为了进一步畅通运输渠道，公司决定建筑连云港码头，打通海上运输通道，扩展海外市场。经过上百次的实地勘察，拟定在黄海岸边的老窑（今连云港）建筑煤炭专用码头。1933年，与陇海铁路局订立合同，联合兴建连云港。中兴公司的煤炭专用码头，以300万元估价交给荷兰治港公司承建。当年7月1日正式动工，1936年1月竣工。
修筑连云港码头的老窑，背依云台山，前临东西连岛。尽管拥有天然屏障, 但考虑到有大风时不便于船舶靠岸的因素，荷兰治港公司首先修筑防波堤坝。筑坝之初，靠近海岸的海底土层坚硬，一切进展顺利。当筑至距离海岸200米处，海底胶泥渐厚，为了防止日后坝体下沉，随时进行载重实验，测出准确数据，并用重车在上面碾压，以防后患。防波堤坝建成，才开始建筑陇海铁路局专用的第一码头。在第一码头以西，建筑中兴公司运煤的专用码头。码头上建有2条铁路线，备有直接装船的自动运煤机。在岸壁坡脚处，将钢板桩打人海底，围成圆筒作为靠船桩。另建木质平台，供小件货物装卸及客人通行。码头航道长5公里，水深5〜6米，可停靠4000吨位的轮船6艘，并设有变电所、贮水池，配备起重机、货舱、装煤机、翻车机等。
在连云港码头建成的同时，中兴公司投资修建的从台儿庄到赵墩的铁路支线，与陇海铁路接轨，使产自枣庄的煤炭能够通过铁路直接运到连云港，缩短了运输时间，节约了成本。从1936年1月到1938年3月，中兴公司从连云港外运的煤炭达78万吨。
三、破釜沉舟的抗日壮举
1936年1月，中兴公司自筹款项修筑的连云港码头正式建成启用，枣庄第三大井也建成投产。台枣铁路、临枣支线和台赵支线的接轨通车，使煤炭运输畅通无阻，海外市场进一步开拓，解决了产、运、销的矛盾。到1937年，中兴公司已经拥有轮船和大小拖船19艘，载重4万余吨。1937年上半年，经连云港输出输人的货物就达到40万吨，其中输出煤炭28万吨。为此，中兴公司在连云港设立了办事机构。
正当连云港码头的优势逐步得到发挥之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下。1938年3月18日，枣庄沦陷，日军抢占了中兴公司矿区，任命大桥小太郎为“矿长”，对中兴公司实行军事管制。同时，软硬兼施，要求中兴公司与之“合作”。在东海和黄海待命的日本海军舰艇，准备占领连云港，攻克徐州。台儿庄大战之后，中兴公司在汉口召开董事会，决定拒绝与日本人合作。1938年5月，中兴公司总部下令，撤出在上海和连云港的办事处，同意英军征用4艘正在外海行使的轮船，并把停靠在连云港的多艘海轮炸沉，将大宗重型设备就地毁坏，堵住连云港入口，阻止日军进港。这一破釜沉舟的壮举，充分体现了中兴公司董事们宁愿将多年心血付之东流也不成全侵略者的抗日爱国之情。
当时，中兴公司在枣庄的影响，超过国民政府军政两界。公司破釜沉舟，与日军对抗,激发了普通民众的抗日热情。在日军占领枣庄的7年多时间里，自发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引导，许多自发的抗日武装走上了革命道路。
第五节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与区域社会的演变
中兴公司在枣庄的发展壮大，为这块古老的土地带来了近代工业文明，潜移默化着当地乡绅的精神境界和生活习惯。那些受到影响的豪绅，又影响了普通民众，冲击着封闭、保守、狭隘、冷漠、自私的陈旧观念。同时，传统文化赋予枣庄人的豁达、勤劳、简朴、忍让、中庸，也给了立志构建现代工业体系的公司领导者以有益的反馈。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由对垒到融合，开放的矿山文化与封闭的农业文化由碰撞到合流，使枣庄的文化形态得以丰富，并焕发出新的活力，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枣庄绅商生活方式与心态的转变
16世纪中叶，随着工商经济的发展，市场对煤炭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枣庄一带的乡绅发现煤炭行业有利可图，便开矿采煤。到清朝乾嘉年间，枣庄的煤炭外销已成规模，一口中型煤井所获的利润，相当于上千亩土地的收人。在巨大的利润面前，往日斯文谦让的士绅们，为了争夺矿权，经常撕掉面纱，对簿公堂。“峄县八大家”中的崔、王两家，因争夺窑井，经常打斗。山西商人智太祥和程有仁，在清朝嘉庆和光绪年间先后来到枣庄，与当地富户合伙开窑，大获成功。他们在枣庄南头兴建了山西会馆，并塑有刘、关、张金像，招待晋商时提醒同乡要同心抱团发展。道光年间，金家由济南迁至枣庄，与人合伙开设窑井，几年后成为拥有煤窑8座、商业作坊I3家、土地超过千亩的枣庄著名豪绅。到19世纪初，枣庄已有采煤工人数千人，煤炭通过运河船只畅销南北各地。窑主们获得了巨额利润，家财万贯，但生活方式单一，基本上还是土财主做派。中兴公司到枣庄开矿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代化采煤设备的引进，不仅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市场竞争力，而且提高了安全系数，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管理人员工资高，待遇优厚，住小洋楼，有电灯电话，矿里大院一年四季有绿草红花。他们下班之后，坐洋车，进舞场，高质量的生活令人羡慕。即便是下井工人,精神状态也明显超过小煤窑的工人。绅商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一是坚决抵制。有的士绅，在地方上既有影响力也有话语权，用传统的是非标准衡量，属于德高望重之人。但是，这些人对某些根深蒂固的价值体系顽固而盲从,甚至誓死桿卫。他们认为中兴公司来枣庄开矿是破了老祖宗坟地的风水，带领百姓抵制。崔姓地主不仅反对在峄县境内开矿，而且抵制修筑台枣铁路，使筑路工程一度停工。因为开办煤矿是发展民族现代工业的历史趋势，而且背后有强大的军政势力支持，抵制只能以失败告终。
二是东施效颦。有些富绅，看到别人高品质的生活，萌动了效法的欲望，于是涉足于茶楼、戏院、酒馆，甚至穿上不合体的西装革履，招摇过市。大地主张子贤，卖掉千亩良田，建起了枣庄第一高楼“中原烟厂”，显示自己拥有“实力”。终因缺乏涉足商场的底气，失去土地依托之后，无所适从，投靠了日本人。
三是与时俱进。那些文化底蕴丰厚的绅商，发现传统的采煤方式无法与中兴公司竞争，自己又没有购买洋设备、雇请洋专家的实力，于是放弃经营不善的小矿井，人股中兴公司，成为股东。有的与中兴公司合作，开办面向矿工的服务业。李松亭开建的面粉厂、龙育道开设的隆丰杂货店、马氏家族开设的万福楼饭店等，效益可观。
二、现代商业文明的引进与传播
自洳运河开通，枣庄就借运河之利销售煤炭，销售促进生产，提高了矿工、工头、煤贩、窑主的收人，拉动了消费，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清朝嘉庆年间，已有小规模的煤场商号几十家。光绪元年（1875),出现了拥有“隆基”、“万和”、“恒大”、“永顺”等商号的煤贩，所获利润几乎接近窑主。但是，在中兴公司成立之前，无论是煤炭开采还是贩运，业主实行的都是家长式管理，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在其中占支配地位。业主与雇员之间的契约，在履行中带有随意性，基本上是强者主宰弱者的“霸王条款”。
传统社会，生活在农耕文明中的老百姓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粮食自产自吃，衣服用自家纺织的土布缝制，住宅也是自备建材请邻居帮助建造的。普通人家几乎没有“消费”的念头和条件。
煤炭经济刺激了枣庄的消费，家在外地的单身矿工们，下班之后除了吃饭喝酒，也偶尔出人娱乐场合。逢年过节回家，会给家人买回衣物和其他消费品。这样，为矿工服务的商店应运而生。当时的商店统称“店铺”，有门市房和后院。门房为营业区，柜台冲着大门，后面是货架，所售商品，没有类别限制，按照需求供应。被称为“伙计”的售货员负责站台，“账房先生”在一侧“坐账”，老板时常出人于店铺，迎送有身份的顾客。熟悉的顾客可以赊账，甚至不留字据。
1920年之后，中兴公司投资兴建了拥有320间配套齐全的商业用房，建成了号称为“洋街”的商业街，供客商租用。济南、济宁、章丘、部县、滕县以及江苏、安徽、山西、河北等省外的客商，来此租赁经营。20世纪30年代，“洋街”上的商号店铺发展到50多家。较大规模的有“晋泰桟”杂货店、“增隆昌”布店、“华兴义”百货店、“庆裕”中药店。还有银行、银楼、酒店、酱园店、绸缎庄、照相馆、成衣店等。在这里经营的商户，因为多是外地客商，既要笼络顾客，又要“六亲不认”，遵循现代商业的游戏规则。他们的经营理念逐步为当地顾客认可，本土的商家也纷纷效法，使现代商业文明得以传播。
三、市民社会的形成对帮会组织的改造
枣庄的帮会组织由来已久，明初的大移民为帮会组织的产生提供了基础。那些举目无亲的外地人，为了相互照应，结拜为仁义兄弟，一家有难，多家支援。伽运河开通之后，从事漕粮运输的船家结成一个个漕帮。这些漕帮，既在运粮途中抱团，也到沿途城镇发展势力，甚至吸收闸官、商贩、纤夫人伙。清朝中叶，枣庄的窑主和煤贩就与漕帮建立了关系。在运河边谋生的商人和艺人，以及船只修补工人、渔民，都要认师傅，加人某个帮会组织。否则，就是“白脖”，受到欺负无处说理。这种风气传到采煤工人之中，得到响应和蔓延。中兴公司之前的煤窑，设施简陋，井下没有坑木支护，事故频发，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新来的矿工通过拜师父或拜师哥学习自保知识。井下作业，若遇到情况，“师父”会及时给“徒儿”提醒，以躲避危险。平时有人“架势”（意思相当于现在的“给力”），受到欺负有人“瞠眼”（瞪眼制止挑衅者）。据统计,95%以上的工人有师父和仁兄把弟，有的不止一伙。这些帮伙已经具有帮会性质。
随着煤业的兴盛，枣庄的娱乐场所如戏院、赌场、妓院应运而生，为了安全起见，业主或者联合起来成立自己的帮会，或者寻求其他有实力的帮会保护。在利益驱动下，各种帮会组织由自卫发展为出击，由自发组合到有组织地联合。1900年前后，枣庄有名的帮会组织有“三合会”、“哥老会”等30多家。这些帮会组织，尽管不能左右中兴公司的生产经营，但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
那时候,尽管枣庄的矿工已有几千人，但是并没有形成市民社会。他们身在煤窑，心系家乡的土地，其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还保持着封建社会的状态。各帮会头目有着保持家长式权威的精神土壤，产业工人只有加入了帮会或准帮会组织，才有立足之地。
中兴公司在枣庄的发展壮大，不仅吸纳了准备以煤矿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劳工，而且吸引了许多具有现代意识的商家。公司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言行，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着底层工人。中兴小学的开办，传播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这样，不受家长支配、靠劳动谋生、讲究公平交易的市民社会，在日军占领枣庄之前，就基本形成。而市民社会的形成，使帮会组织的精神基础发生了动摇，活动形式有了改变。
到20世纪30年代，枣庄最大的帮会头目李学诗已经成为中兴公司的股东。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帮会组织也顺势成为中兴公司的盟友。日军占领枣庄之后，有些帮会组建武装，成为抗日队伍。许多铁道游击队的队员和部分领导人，在参加这一抗日游击队之前，就是帮会组织中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
四、现代交通设施的建设
早在中兴公司筹建之初，张莲芬就奏请朝廷批准修筑台枣运煤铁路。因为当时产量不多,暂时没把铁路建设列入议程。随着煤炭产量的逐年提高，加强外运成为公司的当务之急。当时，从率庄把煤炭运到台儿庄运河码头，用的是人力车或牛车，成本高，速度慢，影响市场竞争力。为了解决煤炭运输问题，中兴公司多方筹集资金，向德国瑞记洋行商购筑路和行车器材，聘请张炳庚为工程师，对枣庄至台儿庄的铁路选线进行勘测。1908年9月动工，1912年1月竣工通车。线路全长50多公里，有机车17辆、运煤车皮123节、头等和普通客车各1辆、守车5辆。这一工程使枣庄成为中国最早拥有铁路的城市之一。1914年，津浦铁路支线临枣铁路建成，与台枣铁路接轨。著名的铁道游击队就活跃在这条铁路线上。1935年，连通陇海铁路干线的台儿庄至赵墩的台赵支线筑成，与台枣铁路贯通。至此，中兴公司构建了东接陇海、西连津浦、水陆贯通的交通运输体系，所产煤炭能够畅通无阻地运往中国和世界各地。
台枣铁路在外运煤炭的同时，还有客运服务。头等客车内部设施在当时为世界一流，普通客车的设施与今天的普通客车相当。客车在枣庄、十里泉、峄县、乱沟、泥沟、北洛、台儿庄等地设有车站，大大方便了沿途居民的出行。位于台儿庄西郊的火车站，由德国人设计，是台儿庄古城最早出现的欧式建筑。
军阀混战期间，铁路商运经常受阻，为了保证煤炭的全天候外运，中兴公司先后在台儿庄、连云港、浦口、上海等地兴建了10多处码头，购置先进的港口装卸设备和轮船，组建内河船队和远洋船队，发展水上运输。在1936年1月至1938年3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建成了完善的内河航运和外海航运体系。
在清王朝国力衰退，外国列强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百般钳制的情况下，一批有识之士,排除各种干扰，在发展民族工业的道路上迈出了稳健的一步，使中兴公司成为中国最早利用机械化采煤的企业、第一家民族股份制企业,发行了第一支筹集民族资本的股票，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大民族资本企业。199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煤矿史》一书，对中兴公司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纯由民族资本投资开办的煤矿，在外资人侵、外煤倾销的情况下，未被挤倒，反而逐渐扩大，实有可称道的地方。中兴公司的足迹固然不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道路，最终逃不脱帝国主义的摧残、吞占。但是，中兴公司在1937年以前所走的道路，所采取的发展矿业的措施，值得认真总结，其中某些做法对后人办企业有借鉴作用。这一评价是客观公正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中兴公司开采的是煤炭，为民族工业提供能源，体现的是实业救国精神，是对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是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对“中体西用”的超越。在这一艰难而悲壮的探索中，立足民族利益，以自信的姿态敞开胸怀，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引入煤炭开采和营销过程，为创造中国现代工业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节枣庄煤炭的开采中兴公司的发展壮大，得益于枣庄拥有优质煤田。枣庄煤田位于山东省南部，已有上千年的开采历史。最初采煤的大多是当地农民，他们在自家田地里采挖露头煤自用，后来出现合伙开采，运到集市上出卖。到18世纪中叶，已经形成规模开采。到19世纪初，枣庄一带的采煤业基本被峄县“八大家”垄断。鸦片战争前，已有了“双眼井生产”、“骡马拉筐运输”、“滑车提升排水”的形式，煤炭年产量达“数百万担”，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煤炭产地。
一、开采历史，源远流长枣庄煤田的开采，历史悠久。清嘉庆六年（1801),峄县人王深与山西太谷煤商智太祥合伙开窑采煤成功，为感谢神灵保佑，出资修建窑神庙。当地士绅孙镇受请撰写碑文，碑文指出，枣庄的煤炭开采始自明万历年间，许多地块已被掘取殆遍，前人采煤的古井到处皆是。®考古工作者在枣庄城西中陈郝宋代的瓷窑遗址中发现了煤猹，金代的瓷窑基本上以煤为燃料。这些田野调查发现，足以证明早在宋金时期，枣庄已有煤炭开采，只是没有形成规模。
近现代文献中关于枣庄开采煤炭的记载很多：光绪八年（1882)春，与戴华藻一起筹资创办峄县中兴矿局的朱采在《禀丁保宫论峄县煤矿地方官禀陈失实》折子中说：“卑局所开挖之窑，自元代以来,废弃已数百年，水深见大，若无机器取水，断无涸日。”光绪九年（1883)七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峄县开矿史》中指出：“臣查峄境自元代以来，有多年废弃煤窑，水深且大，无底无边，土民久不能开采。”晚清，地方士绅崔广源抵制外人在枣庄开矿，指出：“该公司低价格抵制民矿，擅威权封禁民矿，致使峄境矿商统归歇业，将全峄民人自元迄今生活之利源，均被侵夺。”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得知，枣庄在宋金时期就有煤炭开采。到了明万历年间，才形成有规模的开采能力。进人清代，枣庄的采煤业才逐渐兴盛起来。
二、开采规模，星罗棋布
清朝中叶以后，随着煤炭的需求量逐年加大，枣庄煤窑的数量也日益增加，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在开采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找矿经验和辨认煤质的方法。清光绪《峄县志》卷七《物产》篇记载：“办煤开井，皆贱者为之，未尝有师，与西方固不同也。其始相地，必审其石何质、土何色，质与色既分，又尝其土与石之臭，而煤之佳恶、深浅决焉。”这一发现为民间开窑和选矿提供了有益的资讯，使找矿和开采范围进一步扩大。东起郭里集，西至陶庄，北到卓山，南到张庄，煤架耸立，矿井遍地。采煤方法、生产工具的改进，使生产效率明显提高。据《峄县志》记载，清代前期，“枣庄、田家庄、齐村居民以此为业，往往以煤故致资数百万”。乾嘉时，枣庄的民营煤窑不断增多，“乾嘉盛时，县当午道，商贾辐辏，炭窑时有增置，而漕运数千艘连樯北上，载煤动数百万石。由是，矿业大兴，而县诸大族若梁氏、崔氏、宋氏，以炭故皆起家，与王侯埒富”。采煤者日益富足，令人趋利而往，纷纷投资开矿，呈现了“岭阜处处有人采取”的繁荣景象。
第二节洋务运动在枣庄的兴业实践清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国家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为加强国力，李鸿章先后在全国各地建工厂、开金矿、修铁路、办学堂，积极扩大“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现代工业需要煤炭做燃料，枣庄煤炭储量丰富，煤质优良，成为李鸿章的首选。光绪四年（1878)，他上奏朝廷，调任东明知县米协麟等人到枣庄集资兴办煤矿，设立“官窑总局”，对煤炭生产、运输、销售给予优厚待遇，促进了枣庄采煤业的发展。
一、李鸿章与峄县
中兴矿局李鸿章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所谓“和戎”，就是对外不可“轻言战争”；所谓“变法”，就是引进西方的先进设备和管理方法，发展工业，增强国力。他先后开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津浦铁路等企业，创建了北洋海军。多种工业都需要煤炭做燃料，当时虽有“洋煤”进口，但供不应求。一些外地的官僚和富商，看上了储量丰富、煤质优良的枣庄煤田。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上奏光绪皇帝批准，选派直隶东明知县米协麟、候补知县戴华藻到枣庄，会同煤商金铭、王曰智、李伟、朱采等筹办峄县中兴矿局。筹集股银10万两，购买机器，组建房屋，于光绪五年春设立了“官窑总局”。次年，中兴矿局正式成立，戴华藻任总办（数年后，由其弟戴睿藻接任）。光绪七年（1881)，为扩大股本，先后函请湖南提督周盛波、通永镇总兵贾起胜，直隶候补道张莲芬、江苏补用同知陈德浚等一批官员，集股金5.6万两白银，购置4台抽水机和部分提升设备。因陈德浚占有股金万余两，成为南股的代表人物，矿局便出现了南股、北股之分。光绪八年（1882)，中兴矿局将冬庄所产原煤运往南京和天津制造局试用，天津制造局评价说:“较日本上等煤尤佳，与英国松白煤相仿。® ”光绪九年（1883)，李鸿章向朝廷奏准，中兴矿局所产煤炭，仿照台湾、开平、湖北等处，每吨完出口正税银一钱，各省兵商、轮船、机器制造局用煤，准其一律免税。这些优惠措施，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中兴矿局的发展。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的《捷报》载：“山东峄县的煤矿甚为活跃，很多的大沙船装载上等煤炭，运往清江浦。”李鸿章在《峄县开矿史》中指出，该处地瘠民贫，自矿务局略有起色，赖以生活者数千家。此时，中兴矿局共建煤井12处，用工人数超过8000人，日产原煤120余吨。
光绪十九年（1893)六月十四日早班，半截筒子小窑发生水灾，造成百余名矿工溺水而死，引起四周乡民骚动。为平息事态发展，李鸿章以戴睿藻办矿不善为由，将其撤职。不久，南股、北股之间因利益之争导致矛盾激化，中兴矿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二十四日停办。
二、张莲芬与华商自营的中兴公司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桿然侵占了胶州湾。第二年，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李鸿章在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之后，在济南传信给峄县知县：“邑境矿质盛美，久为外人所羡，宜急会同地方绅耆，筹款兴办，以得利源而杜隐患。”此后，德国四次派人到枣庄进行地质勘查，托人买地，觊觎侵占。原矿局的一部分股东担心煤矿被德人侵占，禀请王文韶、荣禄等路矿、通商大臣批准筹招股东续开枣庄煤田。因为种种原因，迟迟没能实施。金铭、李朝相等人电告张莲芬。张莲芬接到电报后，“诚恐匪人勾引外夷占夺佳矿”，便连夜在天津会馆召开紧急会议，筹划商议由开平局大股东、总办直隶矿务督办张翼出面，禀告北洋通商大臣荣禄，以“张莲芬才识兼优，操行可信”，委其“克日”前往峄县，对枣庄煤田进行全面勘查。®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莲芬与德国驻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达成到枣庄合办煤矿的议案，华方筹资120万元，德方筹资80万元，以每百元为1股的方式各自发行股票，筹集200万元，组建“德华中兴煤矿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天津，张莲芬任华总办，德璀琳任洋总办，规定洋总办“许其稽核钱银出人等事，但不得揽权掣肘”。华德两方职员，一视同仁，在张莲芬督导下工作。1908年，华方筹资赎回了德股，成为完全由华资经营的煤矿，定名“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有限公司”（简称“中兴煤矿公司”）。改总办制为总理制，张莲芬为总理。®独立后的中兴煤矿公司，为增加煤炭产量，扩大利润，从德国进口了先进设备，自备发电厂，先后建起了南大井、台枣铁路和津浦铁路临枣支线，借助铁路和运河航运，形成了北自天津、南至浦口的千里大市场。
三、中兴公司与民国军政要员
中兴公司的创建和发展，正处在国家动荡时期，面临5000年未有之变局。辛亥革命之后，军阀势力割据一方，国家没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时代夹缝中，中兴公司为了生存和发展，选择军政要员做公司股东，既吸纳了社会资本，又扩充了社会关系，借助其势力保护公司利益。这是中兴公司的高明之举，也是历史的选择。
1915年，因总矿师高夫曼的失误，南大井发生透水事故，导致499名矿工遇难，200多人受伤。公司因此停产数月，高夫曼辞职。年底，公司创办人和总理张莲芬忧郁而死。1916年11月，董事会选举北洋军政要人、早在1909年就是中兴公司大股东的徐世昌为董事会长。当时，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朱启钤，正遭通缉，徐世昌故意让朱启钤代他行使职权。1918年5月，徐世昌辞去董事会长职务。6月，朱启钤当选董事会长兼总经理，聘请戴绪万为驻矿经理。1918年10月，徐世昌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仍然是中兴公司的股东。
1919年初，曾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投资60万元，人股中兴公司。6月，当选为董事会长。1922年，在直隶军阀支持下复任总统的黎元洪，仍然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28年1月逝世，连任4届董事会长，成为任期时间最长的董事会长。黎元洪在任期间，力主实业救国，是中兴公司走向兴盛的关键时期。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在丨925年的第15次股东大会上当选为董事，一直连任到1937年。1925年8月，军阀张宗昌到中兴公司敲诈勒索，公司以资助军饷的名义转给张宗昌10万银元，张宗昌仍不罢休,借口中兴公司矿警队勾通土匪，将武装全部缴去。中兴公司通过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干涉，迫使张宗昌归还了公司矿警的枪支。
1928年4月，蒋介石派军委1后勤部长俞飞鹏等人组成“整顿中兴煤矿委员会”，来到枣庄，进驻中兴公司，接收了煤矿的经营管理权，并在临城、徐州等地设立专门运销机构，封存现有煤炭，不准公司销售，在上海登报出售中兴公司的30万吨存煤（价值300万元）。曾任国民政府财政次长的钱新之出面说情，公开电告蒋介石，为了保证这些银行的利益,要求留煤抵债，并允许中兴公司恢复生产。同时，在国民政府的国务会上提案，阻止接收和干涉中兴公司。双方在上海通过谈判商定，中兴公司一次性交给当局100万元，以充军饷。因为暂时交不出现金，致使谈判破裂，蒋介石以“中兴公司是军阀奸商，朋比为奸，背约要挟，企图阻挠军饷”为由，下令没收中兴公司的全部财产。钱新之策动9家银行联名致函蒋介石，要求政府在接管中兴公司之后，承担所有义务，履行所定各项契约，偿还中兴公司积欠的500万元债务。与此同时，中兴公司还先后请黎元洪、宋子文直接给蒋介石疏通,迫使蒋介石收回成命。经过通融，中兴公司用预售存煤的方式筹集现金45万元，从银行借来55万元期票，交给“整顿委员会”。
1928年11月，中兴公司改组董事会，钱新之当选董事、总经理，中兴煤矿公司总部由天津迁到上海，钱新之在总经理的位置上，一直坐到1948年6月。
中兴公司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兴业的历程，见证了一代民族资本家富国图强的追求。在积贫积弱却刚愎自用的朝廷、虎视眈眈的外国列强、保守的地方势力、贪婪的军阀等合围下，以张莲芬、朱启钤、钱新之为代表的实业家，前赴后继，排除万难，利用各利益集团的分合来运作社会资本，使这一民族工业的明灯照亮了旧中国的暗夜。
第三节中兴公司的近代工业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忙于战场博弈，导致欧洲原煤产量下降，需股东张学良（汉卿）的股票求增加，出口量锐减，世界煤价飞涨。这为中国的煤炭开采提供了机遇。中兴公司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购买世界上最先进采煤设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修筑铁路、码头，组建轮船公司，新上炼焦厂，使中兴公司成为跃居全国前三位的大型煤矿。
一、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
1898年到1915年的17年中，以张莲芬为首的中兴公司领导层，为建立中华民族的现代工业体系进行着积极的尝试和奠基。
由于进口煤价飞涨，公司决定添招股本1000万元。北洋政府的多位军政要员看到投资煤矿有利可图，纷纷购买股票，成为中兴公司的董事、监事或大股东。公司有了雄厚的资金，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积极添置新式机器。1906年，中兴民国时期中兴公司引进的德国新式蒸汽机车公司从德国购买了修筑台枣铁路所需的钢轨、火车头、车皮等大批物资，以及发电、提升设备。1924年，向德国慎昌洋行和西门子洋行贷款，订购西门子公司的采煤和提升设备，又在济南泺口设立木材采购场。第二大井建成后，安装了德国新式电动提升机、抽水机等,发电厂安装了58KVA和720KVA三相交流引擎发电机。在地质勘探上，利用英国沙立文钻井机，测绘北大井深层煤田，确定了山家林煤矿、陶庄煤矿的煤层，为扩大开采提供了准确储量，延长了煤矿寿命。
在生产上，对生产环节进行了调整。开采方式改塌陷式开采为长壁式开采，对原煤中夹杂的矸石，在井下进行分选后，回填到采空区域。采煤区装有联轮运输机，用电动往复式簸箕机将原煤运到大巷。大巷中安装能够循环运行的无极绳运输设备，改变骡马和人力运输，这在旧中国的煤矿中是独一无二的。1931年，又从德国郝林机器厂购进2台割煤机、2台爬煤机、12台运煤机、60台风力采煤机。这些现代化设备的安装使用，使生产效率和煤炭产量显著提高，成本进一步下降。在通风上也进行了调整，南北两大井采用风机通风，每分钟排风量为16立方。运输上有自备机车，由枣临支线进人津浦铁路外运，或者经台枣铁路运到台儿庄运河4码头，经水路运往南北各地。
1934年，东大井建成投产，全矿使用先进机械设备，经过德国矿师克礼柯的优化，实现了采煤技术的新突破，煤炭生产蒸蒸日上。1936年，创出了年产原煤182万吨的纪录。这时的中兴公司，拥有3座现代化的大型矿井、1座发电厂、2条铁路和包括连云港在内的多处大型码头，资产超过千万，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综合企业。从1899年到1937年底，中兴公司共生产原煤1914万吨，为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多业并举，综合经营，产销配套，实力超群
中兴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实行多业并举，综合经营。需要增添新股时，原有股东有优先认购权，原有股东购买后仍有剩余时，再由董事会另行招股。公司下属的分厂和分销站，隶属总矿管辖，经理由总矿提名，董事会授权在总经理的统一指挥下行使权力。分支机构的会计账目，日清月结，年终汇总收支款项，其财产目录、资产负债表、营业报告书、损益计算书、收益分配方案，在次年3月底之前报总公司，由监察人复核之后，提交董事会讨论通过，再报告股东会。
中兴公司创建初期，先后建起了炼焦厂、林场、砖厂、面粉厂、榨油厂等多种经营厂点。之后又建起了机修厂、电机厂等多种经营项目，并筑铁路，建码头，成立轮船公司、煤业公司、盐业公司。经营方式一是集团承包，经营单位按公司章程实行股份制经营，对总公司负责。1900年，中兴公司在陈庄一带的西沙河东岸建了炼焦池，到1937年，年炼焦3.6万吨。后来又在台儿庄、济南、清江、瓜州、镇江、浦口、上海等地建了炼焦厂，扩大了炼焦产地。二是集体承包，多种经营公司与各基层单位签订承包合同，所获利润，50%用做职工生活基金,30%用做生产发展基金，20%用做职工奖励基金。公司开办初期，在西沙河畔建了6座圆形砖窑，之后规模逐渐扩大，有机器厂房和工人宿舍，配备了打土机、扎砖机和烘坯炉。到1930年，年产砖瓦数百万块。三是个人承包，公司对个别厂、队和商业服务网点，实行个人承包，自主经营，每年向公司净交一定利润。1919年，建立了面粉厂,有电力驱动的面粉机2台，日产面粉3万斤。榨油厂有榨油机器7台、花生去壳机若干台。四是合资经营，组建了“开兴成”煤业公司、中兴轮船股份有限公司、鼎中盐业公司等。五是租赁经营，中兴公司提供营业铺房，租赁者除按照合同交付租赁费外，全部利润归自己所有。1923年，中兴公司投资6万元,在矿部办公大门外建十字形商业街。建有各种门市房320间，对外租赁，成为当时枣庄最繁华的商业区。
三、精英荟萃，多种文化的碰撞、融合与创新
中兴公司在起步时就着手构建现代工业体系，坚持中方为主体的同时，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寻求“西学为用”的效果。公司在引进西方先进设备的同时，引进西方管理方式;借鉴西方管理经验时，学习西方的思维方法。聘请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多是不同领域的精英，他们在中兴公司各显神通，致使多种文化在此碰撞，激发出来的火花照亮了历史暗区。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逐步深化，公司的规模、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相互交往中，使不同文化由碰撞到融合，使枣庄这个移民城市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早在中兴公司筹建之前，率庄就有了几百年的煤炭开采历史，尽管没有形成太大的规模，但是矿主都是经多见广的地方经营人物。他们能够在枣庄开矿采煤，站稳脚跟，开拓市场,不仅仅依靠祖宗基业，还要靠自身的综合素质。能够在激烈竞争中获胜的人,没有等闲之辈。“峄县八大家”中的金铭、李朝相等人，利用南北各大财团的资金，开矿经营，已经走出了传统的经营方式。到矿区谋生的矿工、煤贩和脚力工人，其眼界也比普通农民开阔得多。某些对开矿有成见的乡绅，一度把矿主和矿工称为“窑滑子”，认为他们机警圆滑，会占便宜，善于算计别人而不被算计，是必须提防的异类。通过与之近距离接触，这些乡绅发现“窑滑子”的生存之道不是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之上，只不过摆脱了照顾面子的处世方法，分开人情与利害，需要斤斤计较时绝不马马虎虎。久而久之，那些标举情义、轻视名利的乡绅，也接受了具有现代性质的人际交往方式，为步人现代社会做了精神准备。
中兴公司的管理者都具备大企业家的器识和能力。无论是张莲芬、朱启钤还是钱新之，都是精于官场之道，能够在不同势力之间周旋的智者，既是战略家又是具体管理人才;既有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底色，勇于焊卫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又有海纳百川、择优而取的胸襟；既深谙“中国特色”，又懂得“国际惯例”；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又善于跟周边“巨室”和睦相处，有效利用地方势力协助公司发展。尽管他们代表官僚资本家的利益，但是不能否认其是20世纪民族工业界的精英。张莲芬处世干练，内方外圆，结友排议，团结同仁，一起创业，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举人出身的北洋政府代总理朱启钤，办事老辣，不动声色地把官场练就的强硬手腕转化为管理企业的手段。他意识超前，视野开阔，战略上把准方向，具体管理上一丝不苟，大胆引进国外机械设备，抢占先机。钱新之在主政期间，大刀阔斧地对公司进行全面改革，引进世界先进技术为我所用，使中兴公司成为民族独资开办的最大煤矿。那些“海归”学者及工程技术人员，见多识广，思想活跃，乐于接受先进技术又不盲目崇拜西方，为枣庄地区的煤炭发展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们的思想、言行、管理方法和处世风格，处理棘手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智慧，影响了枣庄人的精神气质。
中兴公司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总工程师朱言吾等人赴欧美十国参观考察，不仅看到了西方的开矿技术和管理方法，还领略了欧美人的精神风貌。回国之后，倡导探矿和开矿要“西为中用”，从国外特聘钻探专家俞道吾来枣庄进行勘查，探明了枣庄周边的煤炭储藏。德国矿校毕业之后来华担任矿业工程师18年的克礼柯，被中兴公司请来做总矿师，他给公司带来的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管理，还有德国人做事一丝不苟的精神、敬畏上苍但拒绝迷信的科学态度。更重要的，这个外国人与中国人沟通的方式和技巧，给了公司领导层以有益启发，让他们换位思考，知道如何与洋专家沟通。有些洋专家也跟当地士绅打交道，在相互交往中，把异质文化传给当地人。
中兴公司作为一个特殊的平台，吸引了各路精英前来创业和淘金，各种文化观念在这里碰撞与融合，产生了新的文化景观，使枣庄矿区形成了一种连通世界的文化气候。
第四节中兴公司的民族气节
中兴公司作为一家民族工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把自身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绑在一起。投资办学，培植国本，兴建连云港码头，组建远洋船队。1938年，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先后占领了枣庄、连云港等地。中兴公司拒绝与日军合作，破坏矿井，拆掉机器，在连云港人口处沉船堵港，阻止日军人侵，表现出高贵的民族气节。
一、创办子弟学校，培养有识之士
中兴公司的决策者意识到，煤矿要实行现代化管理，必须有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发展教育事业，不仅为本公司培养人才，而且能够为国家富强提供栋梁。从1923年开始，先后在当地创办了小学、职业中学和工人补习学校。这些学校，以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为己任，与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不可同日而语。抗战初期，部分学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抗击日寇的有生力量。
1923年，为解决职工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培养后继人才，驻矿经理戴绪万提议创办中兴小学。总经理朱启钤深感办学的必要，决定在职工分红中提取“同仁公益基金”，作为小学教育经费。是年3月24日，中兴小学正式开学，总公司编辑科掌管方佰超为第一任校长。
创办伊始，仅有教员3人，学生56人，分一、二、五3个年级，分春、秋2个学期，开设训练、国语、自然、算术、美术、体育等9门课程。次年，公司又兴建新校1所。到1936年，扩大到18个班，在校学生912人，并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教育模式丨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校务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下设事务、训育、教务、研究4部，23个分组，另有自治指导和毕业招考2个委员会。学校的生均经费是峄县地方学校的9倍，教学设备和生活设置优于国内同类学校。
中兴小学对师资要求十分严格，任课教师必须是师范学校毕业生。建校之初，中兴小学的教师大多来自南京女子师范。20世纪30年代，又有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前来任教。王光美的妹妹王光格，就是中兴小学的教师。教师的薪水，每月在50元以上，明显高于其他学校，为公司一般职员的两倍。学校不收学生学费，免费提供教材。中兴小学的教育宗旨是“发扬中国固有的道德”，将“廉耻观念，亲善精诚，节俭劳动，生产合作，奉公守法，爱国爱民”等品德的培养贯穿始终。为了增加同家长的联系，共同管理学校，还成立了 “恳亲会”，及时通报学生情况，以家访和辅助教学的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1930年，兴建了中兴学校职业部，后来发展为中兴职业中学。教学科目分普通科和专业科2种，专业科目有工科、商科、农科3种，训育与教学合一。提倡教育科学化、思想革命化、行为积极化、生活平民化。这一教育理念为后来许多学生走出校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精神基础。1936年冬，中共地下党员李微冬同志发展中兴职业中学张洪仪、汪国璋、李汝佩3位同学为中共党员，建立了枣庄教育界第一个党支部。
二、投资兴建连云港码头
1930年之后，中兴公司的煤炭占领了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市场。为了进一步畅通运输渠道，公司决定建筑连云港码头，打通海上运输通道，扩展海外市场。经过上百次的实地勘察，拟定在黄海岸边的老窑（今连云港）建筑煤炭专用码头。1933年，与陇海铁路局订立合同，联合兴建连云港。中兴公司的煤炭专用码头，以300万元估价交给荷兰治港公司承建。当年7月1日正式动工，1936年1月竣工。
修筑连云港码头的老窑，背依云台山，前临东西连岛。尽管拥有天然屏障, 但考虑到有大风时不便于船舶靠岸的因素，荷兰治港公司首先修筑防波堤坝。筑坝之初，靠近海岸的海底土层坚硬，一切进展顺利。当筑至距离海岸200米处，海底胶泥渐厚，为了防止日后坝体下沉，随时进行载重实验，测出准确数据，并用重车在上面碾压，以防后患。防波堤坝建成，才开始建筑陇海铁路局专用的第一码头。在第一码头以西，建筑中兴公司运煤的专用码头。码头上建有2条铁路线，备有直接装船的自动运煤机。在岸壁坡脚处，将钢板桩打人海底，围成圆筒作为靠船桩。另建木质平台，供小件货物装卸及客人通行。码头航道长5公里，水深5〜6米，可停靠4000吨位的轮船6艘，并设有变电所、贮水池，配备起重机、货舱、装煤机、翻车机等。
在连云港码头建成的同时，中兴公司投资修建的从台儿庄到赵墩的铁路支线，与陇海铁路接轨，使产自枣庄的煤炭能够通过铁路直接运到连云港，缩短了运输时间，节约了成本。从1936年1月到1938年3月，中兴公司从连云港外运的煤炭达78万吨。
三、破釜沉舟的抗日壮举
1936年1月，中兴公司自筹款项修筑的连云港码头正式建成启用，枣庄第三大井也建成投产。台枣铁路、临枣支线和台赵支线的接轨通车，使煤炭运输畅通无阻，海外市场进一步开拓，解决了产、运、销的矛盾。到1937年，中兴公司已经拥有轮船和大小拖船19艘，载重4万余吨。1937年上半年，经连云港输出输人的货物就达到40万吨，其中输出煤炭28万吨。为此，中兴公司在连云港设立了办事机构。
正当连云港码头的优势逐步得到发挥之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下。1938年3月18日，枣庄沦陷，日军抢占了中兴公司矿区，任命大桥小太郎为“矿长”，对中兴公司实行军事管制。同时，软硬兼施，要求中兴公司与之“合作”。在东海和黄海待命的日本海军舰艇，准备占领连云港，攻克徐州。台儿庄大战之后，中兴公司在汉口召开董事会，决定拒绝与日本人合作。1938年5月，中兴公司总部下令，撤出在上海和连云港的办事处，同意英军征用4艘正在外海行使的轮船，并把停靠在连云港的多艘海轮炸沉，将大宗重型设备就地毁坏，堵住连云港入口，阻止日军进港。这一破釜沉舟的壮举，充分体现了中兴公司董事们宁愿将多年心血付之东流也不成全侵略者的抗日爱国之情。
当时，中兴公司在枣庄的影响，超过国民政府军政两界。公司破釜沉舟，与日军对抗,激发了普通民众的抗日热情。在日军占领枣庄的7年多时间里，自发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引导，许多自发的抗日武装走上了革命道路。
第五节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与区域社会的演变
中兴公司在枣庄的发展壮大，为这块古老的土地带来了近代工业文明，潜移默化着当地乡绅的精神境界和生活习惯。那些受到影响的豪绅，又影响了普通民众，冲击着封闭、保守、狭隘、冷漠、自私的陈旧观念。同时，传统文化赋予枣庄人的豁达、勤劳、简朴、忍让、中庸，也给了立志构建现代工业体系的公司领导者以有益的反馈。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由对垒到融合，开放的矿山文化与封闭的农业文化由碰撞到合流，使枣庄的文化形态得以丰富，并焕发出新的活力，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枣庄绅商生活方式与心态的转变
16世纪中叶，随着工商经济的发展，市场对煤炭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枣庄一带的乡绅发现煤炭行业有利可图，便开矿采煤。到清朝乾嘉年间，枣庄的煤炭外销已成规模，一口中型煤井所获的利润，相当于上千亩土地的收人。在巨大的利润面前，往日斯文谦让的士绅们，为了争夺矿权，经常撕掉面纱，对簿公堂。“峄县八大家”中的崔、王两家，因争夺窑井，经常打斗。山西商人智太祥和程有仁，在清朝嘉庆和光绪年间先后来到枣庄，与当地富户合伙开窑，大获成功。他们在枣庄南头兴建了山西会馆，并塑有刘、关、张金像，招待晋商时提醒同乡要同心抱团发展。道光年间，金家由济南迁至枣庄，与人合伙开设窑井，几年后成为拥有煤窑8座、商业作坊I3家、土地超过千亩的枣庄著名豪绅。到19世纪初，枣庄已有采煤工人数千人，煤炭通过运河船只畅销南北各地。窑主们获得了巨额利润，家财万贯，但生活方式单一，基本上还是土财主做派。中兴公司到枣庄开矿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代化采煤设备的引进，不仅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市场竞争力，而且提高了安全系数，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管理人员工资高，待遇优厚，住小洋楼，有电灯电话，矿里大院一年四季有绿草红花。他们下班之后，坐洋车，进舞场，高质量的生活令人羡慕。即便是下井工人,精神状态也明显超过小煤窑的工人。绅商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一是坚决抵制。有的士绅，在地方上既有影响力也有话语权，用传统的是非标准衡量，属于德高望重之人。但是，这些人对某些根深蒂固的价值体系顽固而盲从,甚至誓死桿卫。他们认为中兴公司来枣庄开矿是破了老祖宗坟地的风水，带领百姓抵制。崔姓地主不仅反对在峄县境内开矿，而且抵制修筑台枣铁路，使筑路工程一度停工。因为开办煤矿是发展民族现代工业的历史趋势，而且背后有强大的军政势力支持，抵制只能以失败告终。
二是东施效颦。有些富绅，看到别人高品质的生活，萌动了效法的欲望，于是涉足于茶楼、戏院、酒馆，甚至穿上不合体的西装革履，招摇过市。大地主张子贤，卖掉千亩良田，建起了枣庄第一高楼“中原烟厂”，显示自己拥有“实力”。终因缺乏涉足商场的底气，失去土地依托之后，无所适从，投靠了日本人。
三是与时俱进。那些文化底蕴丰厚的绅商，发现传统的采煤方式无法与中兴公司竞争，自己又没有购买洋设备、雇请洋专家的实力，于是放弃经营不善的小矿井，人股中兴公司，成为股东。有的与中兴公司合作，开办面向矿工的服务业。李松亭开建的面粉厂、龙育道开设的隆丰杂货店、马氏家族开设的万福楼饭店等，效益可观。
二、现代商业文明的引进与传播
自洳运河开通，枣庄就借运河之利销售煤炭，销售促进生产，提高了矿工、工头、煤贩、窑主的收人，拉动了消费，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清朝嘉庆年间，已有小规模的煤场商号几十家。光绪元年（1875),出现了拥有“隆基”、“万和”、“恒大”、“永顺”等商号的煤贩，所获利润几乎接近窑主。但是，在中兴公司成立之前，无论是煤炭开采还是贩运，业主实行的都是家长式管理，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在其中占支配地位。业主与雇员之间的契约，在履行中带有随意性，基本上是强者主宰弱者的“霸王条款”。
传统社会，生活在农耕文明中的老百姓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粮食自产自吃，衣服用自家纺织的土布缝制，住宅也是自备建材请邻居帮助建造的。普通人家几乎没有“消费”的念头和条件。
煤炭经济刺激了枣庄的消费，家在外地的单身矿工们，下班之后除了吃饭喝酒，也偶尔出人娱乐场合。逢年过节回家，会给家人买回衣物和其他消费品。这样，为矿工服务的商店应运而生。当时的商店统称“店铺”，有门市房和后院。门房为营业区，柜台冲着大门，后面是货架，所售商品，没有类别限制，按照需求供应。被称为“伙计”的售货员负责站台，“账房先生”在一侧“坐账”，老板时常出人于店铺，迎送有身份的顾客。熟悉的顾客可以赊账，甚至不留字据。
1920年之后，中兴公司投资兴建了拥有320间配套齐全的商业用房，建成了号称为“洋街”的商业街，供客商租用。济南、济宁、章丘、部县、滕县以及江苏、安徽、山西、河北等省外的客商，来此租赁经营。20世纪30年代，“洋街”上的商号店铺发展到50多家。较大规模的有“晋泰桟”杂货店、“增隆昌”布店、“华兴义”百货店、“庆裕”中药店。还有银行、银楼、酒店、酱园店、绸缎庄、照相馆、成衣店等。在这里经营的商户，因为多是外地客商，既要笼络顾客，又要“六亲不认”，遵循现代商业的游戏规则。他们的经营理念逐步为当地顾客认可，本土的商家也纷纷效法，使现代商业文明得以传播。
三、市民社会的形成对帮会组织的改造
枣庄的帮会组织由来已久，明初的大移民为帮会组织的产生提供了基础。那些举目无亲的外地人，为了相互照应，结拜为仁义兄弟，一家有难，多家支援。伽运河开通之后，从事漕粮运输的船家结成一个个漕帮。这些漕帮，既在运粮途中抱团，也到沿途城镇发展势力，甚至吸收闸官、商贩、纤夫人伙。清朝中叶，枣庄的窑主和煤贩就与漕帮建立了关系。在运河边谋生的商人和艺人，以及船只修补工人、渔民，都要认师傅，加人某个帮会组织。否则，就是“白脖”，受到欺负无处说理。这种风气传到采煤工人之中，得到响应和蔓延。中兴公司之前的煤窑，设施简陋，井下没有坑木支护，事故频发，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新来的矿工通过拜师父或拜师哥学习自保知识。井下作业，若遇到情况，“师父”会及时给“徒儿”提醒，以躲避危险。平时有人“架势”（意思相当于现在的“给力”），受到欺负有人“瞠眼”（瞪眼制止挑衅者）。据统计,95%以上的工人有师父和仁兄把弟，有的不止一伙。这些帮伙已经具有帮会性质。
随着煤业的兴盛，枣庄的娱乐场所如戏院、赌场、妓院应运而生，为了安全起见，业主或者联合起来成立自己的帮会，或者寻求其他有实力的帮会保护。在利益驱动下，各种帮会组织由自卫发展为出击，由自发组合到有组织地联合。1900年前后，枣庄有名的帮会组织有“三合会”、“哥老会”等30多家。这些帮会组织，尽管不能左右中兴公司的生产经营，但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
那时候,尽管枣庄的矿工已有几千人，但是并没有形成市民社会。他们身在煤窑，心系家乡的土地，其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还保持着封建社会的状态。各帮会头目有着保持家长式权威的精神土壤，产业工人只有加入了帮会或准帮会组织，才有立足之地。
中兴公司在枣庄的发展壮大，不仅吸纳了准备以煤矿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劳工，而且吸引了许多具有现代意识的商家。公司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言行，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着底层工人。中兴小学的开办，传播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这样，不受家长支配、靠劳动谋生、讲究公平交易的市民社会，在日军占领枣庄之前，就基本形成。而市民社会的形成，使帮会组织的精神基础发生了动摇，活动形式有了改变。
到20世纪30年代，枣庄最大的帮会头目李学诗已经成为中兴公司的股东。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帮会组织也顺势成为中兴公司的盟友。日军占领枣庄之后，有些帮会组建武装，成为抗日队伍。许多铁道游击队的队员和部分领导人，在参加这一抗日游击队之前，就是帮会组织中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
四、现代交通设施的建设
早在中兴公司筹建之初，张莲芬就奏请朝廷批准修筑台枣运煤铁路。因为当时产量不多,暂时没把铁路建设列入议程。随着煤炭产量的逐年提高，加强外运成为公司的当务之急。当时，从率庄把煤炭运到台儿庄运河码头，用的是人力车或牛车，成本高，速度慢，影响市场竞争力。为了解决煤炭运输问题，中兴公司多方筹集资金，向德国瑞记洋行商购筑路和行车器材，聘请张炳庚为工程师，对枣庄至台儿庄的铁路选线进行勘测。1908年9月动工，1912年1月竣工通车。线路全长50多公里，有机车17辆、运煤车皮123节、头等和普通客车各1辆、守车5辆。这一工程使枣庄成为中国最早拥有铁路的城市之一。1914年，津浦铁路支线临枣铁路建成，与台枣铁路接轨。著名的铁道游击队就活跃在这条铁路线上。1935年，连通陇海铁路干线的台儿庄至赵墩的台赵支线筑成，与台枣铁路贯通。至此，中兴公司构建了东接陇海、西连津浦、水陆贯通的交通运输体系，所产煤炭能够畅通无阻地运往中国和世界各地。
台枣铁路在外运煤炭的同时，还有客运服务。头等客车内部设施在当时为世界一流，普通客车的设施与今天的普通客车相当。客车在枣庄、十里泉、峄县、乱沟、泥沟、北洛、台儿庄等地设有车站，大大方便了沿途居民的出行。位于台儿庄西郊的火车站，由德国人设计，是台儿庄古城最早出现的欧式建筑。
军阀混战期间，铁路商运经常受阻，为了保证煤炭的全天候外运，中兴公司先后在台儿庄、连云港、浦口、上海等地兴建了10多处码头，购置先进的港口装卸设备和轮船，组建内河船队和远洋船队，发展水上运输。在1936年1月至1938年3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建成了完善的内河航运和外海航运体系。
在清王朝国力衰退，外国列强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百般钳制的情况下，一批有识之士,排除各种干扰，在发展民族工业的道路上迈出了稳健的一步，使中兴公司成为中国最早利用机械化采煤的企业、第一家民族股份制企业,发行了第一支筹集民族资本的股票，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大民族资本企业。199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煤矿史》一书，对中兴公司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纯由民族资本投资开办的煤矿，在外资人侵、外煤倾销的情况下，未被挤倒，反而逐渐扩大，实有可称道的地方。中兴公司的足迹固然不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道路，最终逃不脱帝国主义的摧残、吞占。但是，中兴公司在1937年以前所走的道路，所采取的发展矿业的措施，值得认真总结，其中某些做法对后人办企业有借鉴作用。这一评价是客观公正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中兴公司开采的是煤炭，为民族工业提供能源，体现的是实业救国精神，是对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是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对“中体西用”的超越。在这一艰难而悲壮的探索中，立足民族利益，以自信的姿态敞开胸怀，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引入煤炭开采和营销过程，为创造中国现代工业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