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为国家漕运通道，运河沿岸的码头成为物资集散中心。台儿庄作为南北交流孔道，在地理上占据重要位置。经过明末清初的动乱，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涌到运河沿岸，以拉纤、搬运和经商为生，因而聚集了大量没有不动产的外来人口。清王朝建立之后，有人打起“反清复明”的旗帜，组织起义队伍，在运河两岸活动，抢劫官船和商船。清王朝利用镇压和怀柔相结合的方式，一度使这里的治安实现了好转，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反抗的因素始终没能消除。进人晚清，黄河改道，张秋以北的运河断航，漕粮改为海运，沿运船夫纷纷失业，反抗的烽烟再起。老百姓为了自身安全，耍刀习武，形成特殊的尚勇文化。
一、清初峄县的“盗户”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题为《盗户》的小说：“顺治间，滕、峄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复相苦，烦有司稽籍焉。……”这篇小说，不是蒲松龄的虚构，而是对清初鲁南社会状况的艺术性表现。所谓“盗户”，实际上是明末清初曾经活动在峄县一带的农民武装分子，后来被清王朝采用剿抚兼施的手段平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使之不再闹事，于是就地安插归农，登记造册时谓之“抚户”，俗称“盗户”。
明初大迁民之后，峄县的社会生活趋于稳定，万历之前，赋役较轻，人们安居乐业。进人明末，由于水旱频仍，赋役加重，至崇祯年间，水灾、旱灾、蝗灾接踵而至，瘟疫猖獗，赤地百里，白骨纵横。许多破产农民和失业工匠，纷纷斩木为兵，加入起义军队伍。朝廷派兵围剿，起义军为了保存实力，进入抱犊崮、沧浪渊山区，继续与官军对峙，一直坚持到明王朝灭亡。这些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起义军，就是后来构成“盗户”的基本成分。
清王朝建立之后，盘跟在山区丛林中的武装残余,不时下山抢劫，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隐患。另一方面，大片良田荒芜,在册人丁减少。明万历中叶，峄县全境有成年男丁12173人，征粮土地17659顷；清初顺治年间，全县在册男丁只剩下2739人，田地1888顷。顺治十二年（1655)，历史学家谈迁由北京返回故乡浙江，乘船途经峄县，发现曾经“烟井辐湊”的台儿庄，只剩下相当于从前一半的居民。峄邳交界的良城，“旧多居人，今才数家”。新当政的清王朝，希望按原先人册的田亩和人丁征收赋役。《峄县志》记载:“顺治初，峄地粮颇重，田百亩纳银九两四钱，邑人大困。”峄县籍的清廷官员意识到问题严重，上书山东巡抚申明利害关系：“且以现在之丁较往昔十损其八，以往昔之赋课现在，一以包十，百姓旦夕莫保其残喘……倘复激疲民，而滋之乱，殆亦如虎生翼矣。此今日之峄，大为可忧也。”®据蒋良骐《东华录》卷五记载，清廷为了发展生产力，维护社会秩序，推出了招徠流民垦荒的“劝垦”政策，“劝农桑以植根本，抚逃亡以实户口”。顺治六年（1649),山东巡抚方大猷向清廷条陈:“州县卫所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民屯种。” 官府对垦荒者适当资助，并放宽纳税年限。峄县的“盗户”就是在这种大气候下产生的。
因为有的“盗户”曾经参与反清活动，官府对他们不放心，不敢像安置普通流民那样安置，而是把他们集中安插，分为若干寨，有官兵监视。规定20年之后，如果没有反叛行为，其后代可以与普通农民一样参加科举考试。
二、惊动清廷的抢劫龙袍案清军人关之后，赋税加剧，激起民愤。兖州、临祈、邻县、滕县、峄县一带的农民起义军，由反明转人反清。在台儿庄运河沿岸和北部山区，由“九山王”王俊领导的反清武装，形成气候。顺治八年，在德胜闸抢劫了为顺治皇帝护送龙袍的贡船，惊动朝廷。
王俊，字宵五,原籍苍山兰陵，其父迁居费县梁邱。明朝崇祯末年，王俊因为打死官差，带领饥民造反上山。各路英雄好汉群起响应，先后有晁家村晁玉光、荣家庄荣坦、费县新庄村付曼汉等人前去投奔。他们相继占领了大苍山、小苍山、花盘山、抱犊崮、燕尾崖、神山等山头。王俊以大苍山为总部，其妹王俏荣据守印盒山，王俊被推为“九山王”。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兖州的明鲁王朱聿海东逃石门一带抗清，王俊受其影响，转而联合明朝将士反清。顺治四年（1647)正月，王俊攻占台儿庄，“四境内，日有焚杀”③。十一月十六日，王俊联合河南榆园军攻占峄县城，知县何文澄越墙逃跑，官兵前来围剿，榆园军和王俊部退出。顺治六年（1649)，王俊又率部独自攻人峄县城，知县刘崇善逃跑，起义军杀掉了他的家属。顺治八年（1651),王俊的队伍兵分两路，西路袭击台儿庄，东路直逼郯城。二月初十凌晨，台儿庄被大雾笼罩，王俊以为是突袭的大好时机，因为清军防守严密，未能攻下。于是南下进攻徐州。闰二月十二日，在徐州得胜后北上，在台儿庄德胜闸截获了朝廷的船队，把江南织造为顺治皇帝绣制的龙袍抢走。
清政府调集精锐力量，对王俊展开围剿。清军采取围困和招降相结合的办法，步步逼近，各个击破，先后攻陷抱犊崮、神山、燕尾山等重要据点。三月，清兵攻破了王俊的大营。《邹县志》称“峄山首领焦二青，同苍山王俊为山东巡抚夏玉擒诛”。至此，台儿庄运河两岸归于平静，而龙袍下落不明。
三、捻军与幅军起义捻军即捻党起义军，是晚清时期活动于皖鲁豫一带的秘密组织。所谓“捻”，本义是指迎神赛会时点油灯搓的捻子，也就是把分散的棉线拧到一起（在鲁南方言中，用手工将棉花拧成线，叫“捻线”）。捻党的“捻”，引申为一伙人的意思。捻党活动分散，每一股称为一捻，少则几人、几十人，多者二三百人。他们多是一些生路艰难的农民，越是荒年，人数越多，“居者为民，出者为捻”。捻党不是宗教组织，不崇尚具体的神主，也没有特别教义。清政府虽然严禁结捻，但由于捻党分散活动，所以没有把它视为大患。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人安徽，并于五月初开始声势浩大的北伐，推动了当地捻党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各路捻军齐集皖北雉河集（即今安徽涡阳县城），推张乐行为盟主，建立五旗军制。从此，捻军由分散向统一发展。
咸丰八年（1858)九月末，张乐行、刘天福率领捻军自丁庙闸渡过运河，直逼台儿庄。驻守台儿庄的清军参将率数百兵卒逃遁，捻军长驱直人，攻陷了台儿庄城。捻军这次攻城，使驻守台儿庄的清军威风扫地，城里居民和商家蒙受了巨大损失，同时，为下一步幅军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幅军最初为幅党，开始人数较少，骨干成员主要是盐贩、失业农民、裁汰后无家可归的兵勇。他们经多见广，不怕抓，不怕杀。道光年间，鲁南一代灾情严重，幅党在山林中安营扎寨，提出“替天行道”的口号，采取昼散夜聚的活动方式，劫富济贫。官军前来抓捕，他们不做明显抵抗，用躲避的方式应对。幅军仿效捻军，蓄长发，用幅巾扎头，有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设百夫长。他们把外出攻打围寨叫“做买卖”，出发前屠牲祭旗，叩头祷告：“天老爷，地奶奶，俺到北方做买卖，不管挣钱不挣钱，但愿人马回来全。”发展势力依靠“散旗”，哪个围寨接受了幅军的旗帜，就要听从指挥,否则即行攻打，若无战事，下山寨回家耕种。众山寨之间设集市贸易，山寨内修筑戏台，逢年过节或打了胜仗，唱戏庆贺。
峄县侯孟村（今属台儿庄区张山子镇）的刘平，是运河沿线幅军的首领。刘平年少时聪颖过人，18岁时,他伙同乡里穷苦农民，带着刀枪，贩卖粮食、私盐，途中如碰到小股清兵，就把他们杀掉。时间长了，刘平的声望大震，跟随他外出谋生的人越来越多。道光十二年（1832)，刘平已有随从上百个，贩运的盐、粮也由背驮改为骡马运输。当队伍发展到500人时，刘平不再贩卖粮食、私盐，公开成立了与官府对抗的队伍，刘平自称“幅王”。他把队伍分成若干小队,分布到运河两岸的峄县、枣庄、滕县、徐州等地。后来又在黄丘山套的大寨山和傜阳城修建了住房、粮仓、蓄水池和围墙，作为大本营。他们劫持富豪做人质,让家人拿钱来赎，否则就“撕票”。刘平“绑票”的口号是：“一牛一驴好种田，三顷两顷咱不缠，十顷八顷该俺的钱，楼台殿阁还不完。”一时间，闹得官府坐卧不宁，豪绅惊恐不安。
咸丰十年（1860)初夏，刘平率部攻下了台儿庄城和贾汪附近的汴塘，运河南北的许多小股农民武装纷纷前来投奔，队伍发展到10万之众，被洪秀全封为 “北汉王”，并派来500名太平军士充当他的卫士。峄县、滕县地区的粮钱捐税，皆为幅军征收,县衙不敢过问。同年九月，清亲王僧格林沁以都统身份率八旗劲旅到峄县镇压，亦不敢轻易出战。刘平暗中聚集10万幅军，拉开交战阵式，运河南岸“营栅亘数十里，徐（州）、兖（州）大震”。同治元年（1862)，清都统令部将索尔固善率偏师进攻幅军在台儿庄的营区，把上万幅军逐人运河中溺死，河水为之断流。在后来的对阵中，刘平受伤，养伤期间，被侍卫杀死，刘平的部众归附到“大幅主”刘双印麾下。同治二年（1863)四月，清廷派总兵陈国瑞主攻幅军。在云谷山一带，起义军受到三路夹攻，寡不敌众，刘双印在邹县境内的猴子山被俘，为清军所杀，幅军起义失败。
台儿庄的尚勇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当社会矛盾激化时，人们的尚勇精神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冲击官府和富豪。这种尚武精神，一方面推动了历史进步，一方面也对人们的正常生活构成负面影响，而尚武精神本身是积极向上的。晚清的政治、经济、军事全面腐败，逼使具有尚武倾向的百姓铤而走险。在政治清明时期，尚武文化则成为运河沿岸的一道风景，台儿庄一带集健身和表演为一体的武术，就是这种尚武精神向着积极方向转化而结出的硕果。
第五节清代中叶的三位诗人
诗是心灵和时代碰撞的产物，诗人的心灵深度和创作条件共同促成诗作的诞生。在诗歌兴盛的唐宋两代，枣庄的文教隳沉，没有产生令后人骄傲的诗人。泇运河开通之后，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哺育了三位杰出的诗人。
一、翰林院编修李克敬及其诗作
李克敬（1659~1727),字子凝，号小东。清顺治十六年（1659)出生在峄县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李冲，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被乱兵掠走，经历九死一生，返回家乡，娶妻生子后，他变卖田产，购置笔墨，供6个儿子读书。在6个孩子中，老四克敬聪明好学，“生而颖异，五岁能诵尚书，八岁了五经，十岁能属文赋诗，弱冠已为通儒，补博士弟子员。才满山左，久且满天下”。
康熙十三年（1674)，峄县新任知县派人把15岁的李克敬招到县衙，令他以《乡愁》为题，当众作诗一首。李克敬缓缓道出：“愁人不能寐，欲寐转彷徨。方止思乡泪，闭眼即故乡。惊魂以一断，寒宵万里长。顽身飞不去，好梦送凄凉。” 因此在峄县赢得文名。而三年一次的乡试，李克敬却莫明其妙地名落孙山。科举失利，又为衣食所困，只能以教书谋生，先后在峄县和临沂、徐州、曲阜、滕县等地教书。
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皇帝沿京杭大运河南巡，途径台儿庄。在滕县讲学的李克敬，听到康熙皇帝南巡的消息，意识到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于是收拾行囊，连夜赶赴台儿庄，向康熙皇帝献上《雅颂八章》，其一云：“承天抚世，稽古帝王，书契以来，未有穆穆我皇。佚殷越周，流虞漂唐，三后在天，配之弥光。”这种拟《诗经》体的《雅颂》，当然是歌功颂德。但是，诗中所陈康熙功德，并非廉价吹捧。康熙皇帝从700多个才俊献上的近2000首诗赋中，钦定李克敬的《雅颂八章》为第一，贴出皇榜。第二年，山东乡试，李克敬赴济南应考，力拔省魁。7年后，56岁的李克敬赴京参加会试，高中二甲第九名，选翰林院庶吉士。
李克敬进人翰林院以后，名气如日中天，遭到同僚嫉恨，有人弹劾他“毁谤程朱”，要求严惩。康熙皇帝没有对他降罪，只进行了申饬。李克敬意识到官场的险恶，上书朝廷，借母亲年迈多病为由，请求卸职还乡。康熙五十六年(1717)，李克敬回到峄县，应知县之请续修贾三近初修的《峄县志》。康熙六十年（1721)，再度应召入京，授翰林院编修，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工作。雍正五年（1727),李克敬积劳成疾，病逝于京城，享年69岁。
家乡人提起李克敬，往往对他的《雅颂八章》津津乐道。其实，这组作品并不是李克敬的代表作。《浙行漫录》《谐喻》《东南雅言》中收录的诗文，抒发的多是穷书生的困顿感受。“金阙既无分，玉京应相望。丹铅遮眼暗，寒饿催心忙。”这首《述怀诗》，与杜诗一样沉郁。《冬晚次和吴先生友鲲》：“肃肃众星列，天宇何森静？徒倚独树边，霜月照孤影。魂寒意气微，吟苦齿牙冷。我堕之途艰，谁持千寻绠？ ”兼有贾岛的清痩和李贺的隽拔。《姑嫂山》：“小姑不愿如嫂长，江南江北避彭郎。嫂不望夫姑不嫁，携手皈依仙坛下。昨日云光为画眉，娇羞无语双泪垂。云光可扫泪可洗，姑嫂之心不可移。”为传说赋形，为山川铸魂，看似恬淡，实乃苦涩，勾勒出小人物的坚毅。
二、滕县诗人满秋石满秋石（1749~1828)，字碧山，号若谷，滕县柴里村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嘉庆十七年（1812) “以截取选浙江武义知县”。
满秋石12岁丧父，“事母为谨，不违慈训，以孝闻于乡里。®”因为家贫，请不起私塾老师,走读于3里之外南荒村孔毓铭设立的义塾。每天中午，同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满秋石到村外走一趟，然后回到学屋，展卷诵读。老师问他为何来得这么快，秋石回答说母亲事先做好了菜饭，他吃罢即回。老师认为，从南荒村到柴里来回6里，满秋石走不了这么快。于是再放学时站在高处看他的行踪，发现他根本没有回家。问他为什么不说实话，满秋石说出了家中的生计困难。老师生出怜悯之心，请求东家孔毓铭送午饭时多给一些，让满秋石跟他同餐。此后，满秋石不再忍饥读书，学业大进。乾隆三十六年（1771)，满秋石到曲阜举人颜星堂在滕县嘤鸣楼开设的学堂受教。乾隆三十八年（1773)，选为庠生。次年秋，赴济南应乡试。颜先生预言，此次滕县应试学子中，如只有一人中举，即为满秋石。如秋石不中，他把自己唯一的右眼挖掉。到了放榜的日子，别人已经接到喜报，却迟迟没有满秋石中举的信息。有人问颜先生，你是不是要把右眼抠出来？颜先生急不可耐，骑驴到县城问榜。行至苗桥河U庙前，购得一棵甘蔗解渴。此时，一个公差骑马至此，颜先生询问公差去向，回答说去柴里给新科满举人送喜报。颜先生抡起甘蔗痛打公差，甘蔗断为两截。公差问其原因，颜先生说,喜报延误两天，差点葬送了我的这只眼睛。后来得知，因为满秋石家贫，事先没花银两打点，导致喜报延误。颜先生打公差打断甘蔗这件事，使满秋石百感交集,后来他把第一部诗集取名为《断蔗山房诗稿》。
满秋石早年的活动区域在滕县西部，诗作却没有局限于运河沿岸。他的咏史诗，思考历史兴衰，境界高远，意象鲜活。诗人路过下邳，想起当年黄石公给张良授书，赋诗两首，其二曰：“兴亡几度过秋风，徐泗萧条水自东。为问圯桥仍在否？断云疏雨落残红。”（《下邳秋望》）《忆秦淮》一诗，含蓄地表现了六朝金粉的兴衰：“长江滚滚浪淘沙，六代消沉日易斜。桃叶渡时刚子夜，乌衣飞去又谁家？晚烟憔悴宫墙柳，细雨飘零旧院花。十四楼头空夜月，金陵自古盛繁华。”《虞姬》一诗的前四句：“九郡山河王气终，锦衣不照大江东。国破家亡身何在？帐底还泣玉芙蓉。”与前人咏叹项羽、虞姬的诗作迥然不同。满秋石的诗歌，咏史之外,是恬淡明快的写景抒情之作：“散步空林下，斜阳送晚晴。心随云共懒，道与水同清。岁月忘今昔，渔樵识姓名。有人从竹里，隐隐读书声。”（《留庄寓中》）《七夕》一首，有晚唐诗人的情韵：“酒杯方落寞，客意已阑珊。常恨千秋别，重逢一夕难。梦中云气湿，灯背雨声寒。渺渺银河水，人秋波浪宽。”在写景抒情之外，诗人也暗讽争名夺利之徒：“群蒙自浑尔，血气有争心。蛮触忘真幻，沙虫变古今。数行残史罢，一院落花深。短梦槐柯底，微云起夕阴。”（《蚁斗》）年过花甲之时，满秋石被授予浙江金华武义县知县。在任期间，“常恐负心安政拙”，“厘剔奸弊，逾年狱囚止三人。”满秋石恪守“官至贫时方为清”的古训，以俭养廉，而且不许麾下其他官吏贪占。一个小吏在征税时弄虚作假，被满秋石痛打一顿，金华太守称他为“强项令”®。在知县任上，满秋石的诗作多有应酬，但是也有不少直抒胸臆之作，《寓馆杂兴》就是其中之一：“孤清无伴住长安，小院新栽两竹竿。怪尔潇潇风雨急，丈夫只是折腰难。”晚年的诗作，清丽中不乏刚劲：“细雪飞迎面，花飘一片春。随风偏淡荡，压抑带精神。”（《赋得飞雪带春风》）满秋石有《断蔗山房诗稿》4卷、《归云集》1卷、《芸窗诗集》1卷，计1000多首诗。
三、万里诗心张素含
张素含，字霜三，峄县左庄人，生活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尽管他博学多才，却没能步人仕途，只好躬身笔耕，聊以自娱。道光四年（1824)，其族弟张聘三从隆昌县任所派人来接他人蜀，为诸子侄执教。张素含在鬓霜之年，长途跋涉，从峄县出发，经徐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渑池、潼关、渭南、临潼、西安、咸阳、马嵬、岐山、宝鸡、五丁关、广元、剑门关、绵阳、成都，到达隆昌。在这3个月的4700里行程中，张素含写了3万字札记、137首诗，结集为《蜀程纪略》。这些诗作，写景、抒情与咏史相结合，“严谨工整，气势雄浑，深得少陵要旨”，“想象奇特，豪情奔放，颇具太白遗风” 。
诗人从峄县人蜀所经之地，是历史上发生过许多重要事件的地方。名山大川，英雄美人，摇荡着诗人的心灵。诗人不辞劳顿，以史家之笔，感物驰怀，把漫漫旅程变成了抒发历史情感的壮游。这一路，诗人写了淮海踏雪、中州渡河、秦关揽月、蜀道翻天、巴江晚棹、天府春波、夜郎殊俗。借古人之遗迹，泄胸中之块垒，吟出了一首首气象万千的诗篇。当年，刘邦在河南荥阳差点被俘，幸亏纪信冒充刘邦，才突围而出。纪信因此被项羽烧死，而刘邦对纪信的牺牲似乎并不看重。诗人想起这段往事，写到：“走刘误项拼身焚，围解荥阳第一勋。功狗功人都记忆，如何忘却纪将军?”路过项王祠，诗人吟道：“百战威名一战输，鸿沟割去始长吁。江心帝子魂何在？帐底美人泪已无。社稷终难成鼎足，英雄只合赠头颅。茫茫汉水仍东去，寥落荒祠涧树枯。”写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的剑州：“鹃声咽断夕阳残，马上停鞭不忍看。离乱白杨新战骨，模糊焦土旧兵坛。穴穿石壁人烟冷，血渍山腰草未干。太息绵江江下水，涛声犹带弩声寒。”这首诗与杜甫写安史之乱的诗作相比毫不逊色。诗人在经过四川广元的时候，赞叹了当年的益昌县令何易于。《新唐书》载，何易于任益昌令，刺史崔朴要乘船游览嘉陵江，征用民夫拉纤。上船时，发现拉纤的是何易于。何县令说，现在正值农忙，民间抽不出劳动力，只有当县令的闲着没事，可以使用。崔朴听了，十分羞愧，立即离开益昌。诗人赞叹：“廉吏冰清碑有泪，巴江风静水无波。”张素含一路写来，没有刻意成分。他自称：“频年笔耒，不值一钱；万里舌耕，真堪大笑。怀云找而觅句，非关定远封侯；指蜀道而扬鞭，敢云王尊叱驭。……聊吟短句，用遣闲愁。”正因为如此，他的诗作才远远超过那些金榜题名者的文字。诗人的艺术感觉敏锐，在一个名为“大木戌”的地方，写出“扑面尘沙纷似雨，射人山月冷于霜”。《太华》的前四句：“雨霁关门四扇开，迎人岳色自西来。芙蓉近日花常紫，落雁摩天羽欲回。”《广元道中》颔联：“马足踏残葱岭月，吟鞭敲碎蜀天云。”从这些诗句中，足以见出诗人的炼字工夫和艺术表现力。
泇运河的开凿，是台儿庄的重要事件，不仅使一个普通的村庄发展为运河城市，各地客商和船民云集台儿庄，共同创造了台儿庄特色的运河文化。运河文化以兼容并蓄为特点,使山西、京津、江南、闽南、岭南的文化元素在此落地生根，形成了经商、从文、尚武的风气，使沉寂落寞千年的鲁南文化再度崛起，也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中催生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营造了精神氛围。
一、清初峄县的“盗户”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题为《盗户》的小说：“顺治间，滕、峄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复相苦，烦有司稽籍焉。……”这篇小说，不是蒲松龄的虚构，而是对清初鲁南社会状况的艺术性表现。所谓“盗户”，实际上是明末清初曾经活动在峄县一带的农民武装分子，后来被清王朝采用剿抚兼施的手段平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使之不再闹事，于是就地安插归农，登记造册时谓之“抚户”，俗称“盗户”。
明初大迁民之后，峄县的社会生活趋于稳定，万历之前，赋役较轻，人们安居乐业。进人明末，由于水旱频仍，赋役加重，至崇祯年间，水灾、旱灾、蝗灾接踵而至，瘟疫猖獗，赤地百里，白骨纵横。许多破产农民和失业工匠，纷纷斩木为兵，加入起义军队伍。朝廷派兵围剿，起义军为了保存实力，进入抱犊崮、沧浪渊山区，继续与官军对峙，一直坚持到明王朝灭亡。这些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起义军，就是后来构成“盗户”的基本成分。
清王朝建立之后，盘跟在山区丛林中的武装残余,不时下山抢劫，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隐患。另一方面，大片良田荒芜,在册人丁减少。明万历中叶，峄县全境有成年男丁12173人，征粮土地17659顷；清初顺治年间，全县在册男丁只剩下2739人，田地1888顷。顺治十二年（1655)，历史学家谈迁由北京返回故乡浙江，乘船途经峄县，发现曾经“烟井辐湊”的台儿庄，只剩下相当于从前一半的居民。峄邳交界的良城，“旧多居人，今才数家”。新当政的清王朝，希望按原先人册的田亩和人丁征收赋役。《峄县志》记载:“顺治初，峄地粮颇重，田百亩纳银九两四钱，邑人大困。”峄县籍的清廷官员意识到问题严重，上书山东巡抚申明利害关系：“且以现在之丁较往昔十损其八，以往昔之赋课现在，一以包十，百姓旦夕莫保其残喘……倘复激疲民，而滋之乱，殆亦如虎生翼矣。此今日之峄，大为可忧也。”®据蒋良骐《东华录》卷五记载，清廷为了发展生产力，维护社会秩序，推出了招徠流民垦荒的“劝垦”政策，“劝农桑以植根本，抚逃亡以实户口”。顺治六年（1649),山东巡抚方大猷向清廷条陈:“州县卫所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民屯种。” 官府对垦荒者适当资助，并放宽纳税年限。峄县的“盗户”就是在这种大气候下产生的。
因为有的“盗户”曾经参与反清活动，官府对他们不放心，不敢像安置普通流民那样安置，而是把他们集中安插，分为若干寨，有官兵监视。规定20年之后，如果没有反叛行为，其后代可以与普通农民一样参加科举考试。
二、惊动清廷的抢劫龙袍案清军人关之后，赋税加剧，激起民愤。兖州、临祈、邻县、滕县、峄县一带的农民起义军，由反明转人反清。在台儿庄运河沿岸和北部山区，由“九山王”王俊领导的反清武装，形成气候。顺治八年，在德胜闸抢劫了为顺治皇帝护送龙袍的贡船，惊动朝廷。
王俊，字宵五,原籍苍山兰陵，其父迁居费县梁邱。明朝崇祯末年，王俊因为打死官差，带领饥民造反上山。各路英雄好汉群起响应，先后有晁家村晁玉光、荣家庄荣坦、费县新庄村付曼汉等人前去投奔。他们相继占领了大苍山、小苍山、花盘山、抱犊崮、燕尾崖、神山等山头。王俊以大苍山为总部，其妹王俏荣据守印盒山，王俊被推为“九山王”。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兖州的明鲁王朱聿海东逃石门一带抗清，王俊受其影响，转而联合明朝将士反清。顺治四年（1647)正月，王俊攻占台儿庄，“四境内，日有焚杀”③。十一月十六日，王俊联合河南榆园军攻占峄县城，知县何文澄越墙逃跑，官兵前来围剿，榆园军和王俊部退出。顺治六年（1649)，王俊又率部独自攻人峄县城，知县刘崇善逃跑，起义军杀掉了他的家属。顺治八年（1651),王俊的队伍兵分两路，西路袭击台儿庄，东路直逼郯城。二月初十凌晨，台儿庄被大雾笼罩，王俊以为是突袭的大好时机，因为清军防守严密，未能攻下。于是南下进攻徐州。闰二月十二日，在徐州得胜后北上，在台儿庄德胜闸截获了朝廷的船队，把江南织造为顺治皇帝绣制的龙袍抢走。
清政府调集精锐力量，对王俊展开围剿。清军采取围困和招降相结合的办法，步步逼近，各个击破，先后攻陷抱犊崮、神山、燕尾山等重要据点。三月，清兵攻破了王俊的大营。《邹县志》称“峄山首领焦二青，同苍山王俊为山东巡抚夏玉擒诛”。至此，台儿庄运河两岸归于平静，而龙袍下落不明。
三、捻军与幅军起义捻军即捻党起义军，是晚清时期活动于皖鲁豫一带的秘密组织。所谓“捻”，本义是指迎神赛会时点油灯搓的捻子，也就是把分散的棉线拧到一起（在鲁南方言中，用手工将棉花拧成线，叫“捻线”）。捻党的“捻”，引申为一伙人的意思。捻党活动分散，每一股称为一捻，少则几人、几十人，多者二三百人。他们多是一些生路艰难的农民，越是荒年，人数越多，“居者为民，出者为捻”。捻党不是宗教组织，不崇尚具体的神主，也没有特别教义。清政府虽然严禁结捻，但由于捻党分散活动，所以没有把它视为大患。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人安徽，并于五月初开始声势浩大的北伐，推动了当地捻党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各路捻军齐集皖北雉河集（即今安徽涡阳县城），推张乐行为盟主，建立五旗军制。从此，捻军由分散向统一发展。
咸丰八年（1858)九月末，张乐行、刘天福率领捻军自丁庙闸渡过运河，直逼台儿庄。驻守台儿庄的清军参将率数百兵卒逃遁，捻军长驱直人，攻陷了台儿庄城。捻军这次攻城，使驻守台儿庄的清军威风扫地，城里居民和商家蒙受了巨大损失，同时，为下一步幅军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幅军最初为幅党，开始人数较少，骨干成员主要是盐贩、失业农民、裁汰后无家可归的兵勇。他们经多见广，不怕抓，不怕杀。道光年间，鲁南一代灾情严重，幅党在山林中安营扎寨，提出“替天行道”的口号，采取昼散夜聚的活动方式，劫富济贫。官军前来抓捕，他们不做明显抵抗，用躲避的方式应对。幅军仿效捻军，蓄长发，用幅巾扎头，有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设百夫长。他们把外出攻打围寨叫“做买卖”，出发前屠牲祭旗，叩头祷告：“天老爷，地奶奶，俺到北方做买卖，不管挣钱不挣钱，但愿人马回来全。”发展势力依靠“散旗”，哪个围寨接受了幅军的旗帜，就要听从指挥,否则即行攻打，若无战事，下山寨回家耕种。众山寨之间设集市贸易，山寨内修筑戏台，逢年过节或打了胜仗，唱戏庆贺。
峄县侯孟村（今属台儿庄区张山子镇）的刘平，是运河沿线幅军的首领。刘平年少时聪颖过人，18岁时,他伙同乡里穷苦农民，带着刀枪，贩卖粮食、私盐，途中如碰到小股清兵，就把他们杀掉。时间长了，刘平的声望大震，跟随他外出谋生的人越来越多。道光十二年（1832)，刘平已有随从上百个，贩运的盐、粮也由背驮改为骡马运输。当队伍发展到500人时，刘平不再贩卖粮食、私盐，公开成立了与官府对抗的队伍，刘平自称“幅王”。他把队伍分成若干小队,分布到运河两岸的峄县、枣庄、滕县、徐州等地。后来又在黄丘山套的大寨山和傜阳城修建了住房、粮仓、蓄水池和围墙，作为大本营。他们劫持富豪做人质,让家人拿钱来赎，否则就“撕票”。刘平“绑票”的口号是：“一牛一驴好种田，三顷两顷咱不缠，十顷八顷该俺的钱，楼台殿阁还不完。”一时间，闹得官府坐卧不宁，豪绅惊恐不安。
咸丰十年（1860)初夏，刘平率部攻下了台儿庄城和贾汪附近的汴塘，运河南北的许多小股农民武装纷纷前来投奔，队伍发展到10万之众，被洪秀全封为 “北汉王”，并派来500名太平军士充当他的卫士。峄县、滕县地区的粮钱捐税，皆为幅军征收,县衙不敢过问。同年九月，清亲王僧格林沁以都统身份率八旗劲旅到峄县镇压，亦不敢轻易出战。刘平暗中聚集10万幅军，拉开交战阵式，运河南岸“营栅亘数十里，徐（州）、兖（州）大震”。同治元年（1862)，清都统令部将索尔固善率偏师进攻幅军在台儿庄的营区，把上万幅军逐人运河中溺死，河水为之断流。在后来的对阵中，刘平受伤，养伤期间，被侍卫杀死，刘平的部众归附到“大幅主”刘双印麾下。同治二年（1863)四月，清廷派总兵陈国瑞主攻幅军。在云谷山一带，起义军受到三路夹攻，寡不敌众，刘双印在邹县境内的猴子山被俘，为清军所杀，幅军起义失败。
台儿庄的尚勇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当社会矛盾激化时，人们的尚勇精神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冲击官府和富豪。这种尚武精神，一方面推动了历史进步，一方面也对人们的正常生活构成负面影响，而尚武精神本身是积极向上的。晚清的政治、经济、军事全面腐败，逼使具有尚武倾向的百姓铤而走险。在政治清明时期，尚武文化则成为运河沿岸的一道风景，台儿庄一带集健身和表演为一体的武术，就是这种尚武精神向着积极方向转化而结出的硕果。
第五节清代中叶的三位诗人
诗是心灵和时代碰撞的产物，诗人的心灵深度和创作条件共同促成诗作的诞生。在诗歌兴盛的唐宋两代，枣庄的文教隳沉，没有产生令后人骄傲的诗人。泇运河开通之后，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哺育了三位杰出的诗人。
一、翰林院编修李克敬及其诗作
李克敬（1659~1727),字子凝，号小东。清顺治十六年（1659)出生在峄县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李冲，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被乱兵掠走，经历九死一生，返回家乡，娶妻生子后，他变卖田产，购置笔墨，供6个儿子读书。在6个孩子中，老四克敬聪明好学，“生而颖异，五岁能诵尚书，八岁了五经，十岁能属文赋诗，弱冠已为通儒，补博士弟子员。才满山左，久且满天下”。
康熙十三年（1674)，峄县新任知县派人把15岁的李克敬招到县衙，令他以《乡愁》为题，当众作诗一首。李克敬缓缓道出：“愁人不能寐，欲寐转彷徨。方止思乡泪，闭眼即故乡。惊魂以一断，寒宵万里长。顽身飞不去，好梦送凄凉。” 因此在峄县赢得文名。而三年一次的乡试，李克敬却莫明其妙地名落孙山。科举失利，又为衣食所困，只能以教书谋生，先后在峄县和临沂、徐州、曲阜、滕县等地教书。
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皇帝沿京杭大运河南巡，途径台儿庄。在滕县讲学的李克敬，听到康熙皇帝南巡的消息，意识到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于是收拾行囊，连夜赶赴台儿庄，向康熙皇帝献上《雅颂八章》，其一云：“承天抚世，稽古帝王，书契以来，未有穆穆我皇。佚殷越周，流虞漂唐，三后在天，配之弥光。”这种拟《诗经》体的《雅颂》，当然是歌功颂德。但是，诗中所陈康熙功德，并非廉价吹捧。康熙皇帝从700多个才俊献上的近2000首诗赋中，钦定李克敬的《雅颂八章》为第一，贴出皇榜。第二年，山东乡试，李克敬赴济南应考，力拔省魁。7年后，56岁的李克敬赴京参加会试，高中二甲第九名，选翰林院庶吉士。
李克敬进人翰林院以后，名气如日中天，遭到同僚嫉恨，有人弹劾他“毁谤程朱”，要求严惩。康熙皇帝没有对他降罪，只进行了申饬。李克敬意识到官场的险恶，上书朝廷，借母亲年迈多病为由，请求卸职还乡。康熙五十六年(1717)，李克敬回到峄县，应知县之请续修贾三近初修的《峄县志》。康熙六十年（1721)，再度应召入京，授翰林院编修，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工作。雍正五年（1727),李克敬积劳成疾，病逝于京城，享年69岁。
家乡人提起李克敬，往往对他的《雅颂八章》津津乐道。其实，这组作品并不是李克敬的代表作。《浙行漫录》《谐喻》《东南雅言》中收录的诗文，抒发的多是穷书生的困顿感受。“金阙既无分，玉京应相望。丹铅遮眼暗，寒饿催心忙。”这首《述怀诗》，与杜诗一样沉郁。《冬晚次和吴先生友鲲》：“肃肃众星列，天宇何森静？徒倚独树边，霜月照孤影。魂寒意气微，吟苦齿牙冷。我堕之途艰，谁持千寻绠？ ”兼有贾岛的清痩和李贺的隽拔。《姑嫂山》：“小姑不愿如嫂长，江南江北避彭郎。嫂不望夫姑不嫁，携手皈依仙坛下。昨日云光为画眉，娇羞无语双泪垂。云光可扫泪可洗，姑嫂之心不可移。”为传说赋形，为山川铸魂，看似恬淡，实乃苦涩，勾勒出小人物的坚毅。
二、滕县诗人满秋石满秋石（1749~1828)，字碧山，号若谷，滕县柴里村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嘉庆十七年（1812) “以截取选浙江武义知县”。
满秋石12岁丧父，“事母为谨，不违慈训，以孝闻于乡里。®”因为家贫，请不起私塾老师,走读于3里之外南荒村孔毓铭设立的义塾。每天中午，同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满秋石到村外走一趟，然后回到学屋，展卷诵读。老师问他为何来得这么快，秋石回答说母亲事先做好了菜饭，他吃罢即回。老师认为，从南荒村到柴里来回6里，满秋石走不了这么快。于是再放学时站在高处看他的行踪，发现他根本没有回家。问他为什么不说实话，满秋石说出了家中的生计困难。老师生出怜悯之心，请求东家孔毓铭送午饭时多给一些，让满秋石跟他同餐。此后，满秋石不再忍饥读书，学业大进。乾隆三十六年（1771)，满秋石到曲阜举人颜星堂在滕县嘤鸣楼开设的学堂受教。乾隆三十八年（1773)，选为庠生。次年秋，赴济南应乡试。颜先生预言，此次滕县应试学子中，如只有一人中举，即为满秋石。如秋石不中，他把自己唯一的右眼挖掉。到了放榜的日子，别人已经接到喜报，却迟迟没有满秋石中举的信息。有人问颜先生，你是不是要把右眼抠出来？颜先生急不可耐，骑驴到县城问榜。行至苗桥河U庙前，购得一棵甘蔗解渴。此时，一个公差骑马至此，颜先生询问公差去向，回答说去柴里给新科满举人送喜报。颜先生抡起甘蔗痛打公差，甘蔗断为两截。公差问其原因，颜先生说,喜报延误两天，差点葬送了我的这只眼睛。后来得知，因为满秋石家贫，事先没花银两打点，导致喜报延误。颜先生打公差打断甘蔗这件事，使满秋石百感交集,后来他把第一部诗集取名为《断蔗山房诗稿》。
满秋石早年的活动区域在滕县西部，诗作却没有局限于运河沿岸。他的咏史诗，思考历史兴衰，境界高远，意象鲜活。诗人路过下邳，想起当年黄石公给张良授书，赋诗两首，其二曰：“兴亡几度过秋风，徐泗萧条水自东。为问圯桥仍在否？断云疏雨落残红。”（《下邳秋望》）《忆秦淮》一诗，含蓄地表现了六朝金粉的兴衰：“长江滚滚浪淘沙，六代消沉日易斜。桃叶渡时刚子夜，乌衣飞去又谁家？晚烟憔悴宫墙柳，细雨飘零旧院花。十四楼头空夜月，金陵自古盛繁华。”《虞姬》一诗的前四句：“九郡山河王气终，锦衣不照大江东。国破家亡身何在？帐底还泣玉芙蓉。”与前人咏叹项羽、虞姬的诗作迥然不同。满秋石的诗歌，咏史之外,是恬淡明快的写景抒情之作：“散步空林下，斜阳送晚晴。心随云共懒，道与水同清。岁月忘今昔，渔樵识姓名。有人从竹里，隐隐读书声。”（《留庄寓中》）《七夕》一首，有晚唐诗人的情韵：“酒杯方落寞，客意已阑珊。常恨千秋别，重逢一夕难。梦中云气湿，灯背雨声寒。渺渺银河水，人秋波浪宽。”在写景抒情之外，诗人也暗讽争名夺利之徒：“群蒙自浑尔，血气有争心。蛮触忘真幻，沙虫变古今。数行残史罢，一院落花深。短梦槐柯底，微云起夕阴。”（《蚁斗》）年过花甲之时，满秋石被授予浙江金华武义县知县。在任期间，“常恐负心安政拙”，“厘剔奸弊，逾年狱囚止三人。”满秋石恪守“官至贫时方为清”的古训，以俭养廉，而且不许麾下其他官吏贪占。一个小吏在征税时弄虚作假，被满秋石痛打一顿，金华太守称他为“强项令”®。在知县任上，满秋石的诗作多有应酬，但是也有不少直抒胸臆之作，《寓馆杂兴》就是其中之一：“孤清无伴住长安，小院新栽两竹竿。怪尔潇潇风雨急，丈夫只是折腰难。”晚年的诗作，清丽中不乏刚劲：“细雪飞迎面，花飘一片春。随风偏淡荡，压抑带精神。”（《赋得飞雪带春风》）满秋石有《断蔗山房诗稿》4卷、《归云集》1卷、《芸窗诗集》1卷，计1000多首诗。
三、万里诗心张素含
张素含，字霜三，峄县左庄人，生活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尽管他博学多才，却没能步人仕途，只好躬身笔耕，聊以自娱。道光四年（1824)，其族弟张聘三从隆昌县任所派人来接他人蜀，为诸子侄执教。张素含在鬓霜之年，长途跋涉，从峄县出发，经徐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渑池、潼关、渭南、临潼、西安、咸阳、马嵬、岐山、宝鸡、五丁关、广元、剑门关、绵阳、成都，到达隆昌。在这3个月的4700里行程中，张素含写了3万字札记、137首诗，结集为《蜀程纪略》。这些诗作，写景、抒情与咏史相结合，“严谨工整，气势雄浑，深得少陵要旨”，“想象奇特，豪情奔放，颇具太白遗风” 。
诗人从峄县人蜀所经之地，是历史上发生过许多重要事件的地方。名山大川，英雄美人，摇荡着诗人的心灵。诗人不辞劳顿，以史家之笔，感物驰怀，把漫漫旅程变成了抒发历史情感的壮游。这一路，诗人写了淮海踏雪、中州渡河、秦关揽月、蜀道翻天、巴江晚棹、天府春波、夜郎殊俗。借古人之遗迹，泄胸中之块垒，吟出了一首首气象万千的诗篇。当年，刘邦在河南荥阳差点被俘，幸亏纪信冒充刘邦，才突围而出。纪信因此被项羽烧死，而刘邦对纪信的牺牲似乎并不看重。诗人想起这段往事，写到：“走刘误项拼身焚，围解荥阳第一勋。功狗功人都记忆，如何忘却纪将军?”路过项王祠，诗人吟道：“百战威名一战输，鸿沟割去始长吁。江心帝子魂何在？帐底美人泪已无。社稷终难成鼎足，英雄只合赠头颅。茫茫汉水仍东去，寥落荒祠涧树枯。”写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的剑州：“鹃声咽断夕阳残，马上停鞭不忍看。离乱白杨新战骨，模糊焦土旧兵坛。穴穿石壁人烟冷，血渍山腰草未干。太息绵江江下水，涛声犹带弩声寒。”这首诗与杜甫写安史之乱的诗作相比毫不逊色。诗人在经过四川广元的时候，赞叹了当年的益昌县令何易于。《新唐书》载，何易于任益昌令，刺史崔朴要乘船游览嘉陵江，征用民夫拉纤。上船时，发现拉纤的是何易于。何县令说，现在正值农忙，民间抽不出劳动力，只有当县令的闲着没事，可以使用。崔朴听了，十分羞愧，立即离开益昌。诗人赞叹：“廉吏冰清碑有泪，巴江风静水无波。”张素含一路写来，没有刻意成分。他自称：“频年笔耒，不值一钱；万里舌耕，真堪大笑。怀云找而觅句，非关定远封侯；指蜀道而扬鞭，敢云王尊叱驭。……聊吟短句，用遣闲愁。”正因为如此，他的诗作才远远超过那些金榜题名者的文字。诗人的艺术感觉敏锐，在一个名为“大木戌”的地方，写出“扑面尘沙纷似雨，射人山月冷于霜”。《太华》的前四句：“雨霁关门四扇开，迎人岳色自西来。芙蓉近日花常紫，落雁摩天羽欲回。”《广元道中》颔联：“马足踏残葱岭月，吟鞭敲碎蜀天云。”从这些诗句中，足以见出诗人的炼字工夫和艺术表现力。
泇运河的开凿，是台儿庄的重要事件，不仅使一个普通的村庄发展为运河城市，各地客商和船民云集台儿庄，共同创造了台儿庄特色的运河文化。运河文化以兼容并蓄为特点,使山西、京津、江南、闽南、岭南的文化元素在此落地生根，形成了经商、从文、尚武的风气，使沉寂落寞千年的鲁南文化再度崛起，也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中催生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营造了精神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