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泇运河的开通，对保证京杭大运河通畅、漕粮北运以及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台儿庄借运河之利而繁荣，成为水陆重镇。清康乾时期，每年有将近万艘漕船和数万艘商船在台儿庄等待过闸，大量船民和商贩汇集台儿庄，给当地居民提供了经商机会，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他们由农从商、从工、从渔、从运，使“约台之民，商贾过半”，台儿庄成为繁华的运河枢纽城市。“人夜，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被称为“天下第一庄”②。
  一、明代筑城与漕道八闸的创建
  泇运河开凿之前，台儿庄只是一个普通的集镇，尽管在台儿庄城区附近有汉代陶器等生活用具出土，但是在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前，台儿庄还不具备“城”的规模。泇运河开通之后，台儿庄成为运河重镇，接任李化龙总理河道的工部右侍郎曹时聘，上疏朝廷，请求在伽运河沿线置邮驿、设兵巡、增河官、立公署，获得万历皇帝的应允。万历三十五年（丨6〇7),台儿庄开始筑城。清代又进行过3次重修。
  据清光绪《峄县志》卷八《建置》篇记载，清顺治四年（1647)，兖东道兵备副使蒋鸣玉倡导重建台儿庄城，由县丞雷拴负责，次年竣工。第二次筑城是在康熙年间。《峄县志》卷二一《耆旧》篇记载：“康熙间，黄河决，花山徐邳灾，漕运中梗。”康熙皇帝南巡，一位名叫曹自新的乡绅，率数州十万士民迎銮吁恩，并进河图。“口析水患数千言”。康熙皇帝“即敕河臣覆勘，给币修筑”®。这时的台儿庄城，东西长5里，南北宽2.5里。咸丰五年（1855),黄河决口，殃及台儿庄，多处城墙坍塌。一些土墙民房，基本没有剩下。咸丰七年（1857)，由地方圩练长尤训光发起募捐，再次筑城。这一次修筑的城墙，墙体高一丈三（相当于4米），宽一丈（3米），砖墙内筑土坯，城外有三丈宽的护城河。咸丰年间的台儿庄城,规模有所缩小，建有城门6座，命名不算整齐，但富有学问。东门叫“仰生”，意思是官府、官员仰仗众生而存在;西门叫“台城旧志”，表明她是旧城的标志;北门为“中正”，意为中正仁和；小北门曰“承恩湛露”，意为蒙承上苍恩典，享受丰沛的雨露；南门叫“惠迪吉”，意思是顺从天道就能吉利；小南门叫“迎祥”，意思是迎来吉祥。东南西北4个正门均建有两层门楼，上为岗楼垛口，下为通道，城墙上面可行驶大车。
  泇运河解决了黄泛阻运的漕运难题，但是，从微山湖到台儿庄的85里河道，西高东低，微山湖的湖底比台儿庄高7米。尽管在汇流区域内有244处泉源,但旱季有径流的仅有10处。巨大的落差,使雨季储存在微山湖的水源，用不了多久就会流泄净尽，而泉水所能提供的补给，满足不了通航需要。为解决水源下泄难题，漕河官员想出了建立闸坝的方式。万历年间，在韩庄至台儿庄之间85里河道上，自西向东依次建起韩庄、德胜、张庄、万年、丁庙、顿庄、侯迁、台儿庄8座斗门式船闸。为了减少启闭次数和闸门磨损，节省维修费用，每次过闸，船只必须结队编组，不准单船过闸。这样，船闸管理和维修需要专门机构。为此，朝廷在韩庄至台儿庄之间，设闸官署4处，浅铺38处。每个闸官署设闸官一名，管辖两处船闸。闸官虽然官阶低下，未人品流，但手下有许多船夫,负责船闸的启闭及所辖河段的蓄水、泄洪，掌管着船只通行的权力。
  二、清代繁盛与运河重镇的勃兴台儿庄成为中转南北货物的水旱码头之后，官府和商家的进驻使台儿庄人口猛增，商贸繁荣，成为峄县40个集镇之首。清光绪《峄县志》卷二四《艺文志》载：“自伽河既导，而东南财糈跨江越淮，鱗次仰沫者，凡四百万有奇”，台儿庄“遂为国家要害”。每年经过台儿庄的漕船和商船，多达10万艘。江浙、湖广一带的竹木、瓷器、丝绸、茶叶、蔗糖、稻米、纸张、桐油、工艺品、棉布、水果等，纷纷运抵台儿庄码头向周边批发，北方的山果、木材、药材、皮张、杂粮、油、麻、烟草、煤炭等也由台儿庄中转南下。四方商人趋利于台儿庄，周边的农村人口也纷纷向这个新兴的城镇迁居，加上码头搬运工、纤夫、水手、官员、僧侣、游客和驻军，使城里人口迅速增加。在丁字街、月河街、顺河街、鱼市街、竹竿巷等商贸街巷，店铺多达百余家。临河店铺为了方便装卸货物，便在月河北岸、东岸修筑了功能齐全的十几处石阶码头。这些码头至今尚存完好，成为京杭大运河沿岸仅存的明清码头。
  台儿庄商贸业的繁盛，官府是主导，民间商业是主体。明末清初，以郁、台、花、马四大家族为主，至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又出现了燕、尤、赵、万四大商户和100多家有商号的商行。嘉庆之后，尽管国势走低，台儿庄的商业却蒸蒸日上，这时候，又出现了陈、王、袁、胳四家有实力的商户，影响着台儿庄的商贸风气。他们与经营毛皮业和清真饮食的沙、洪、展、吕四大穆斯林商户和睦相处，平分秋色。有的粮行、皮行、染坊、酒坊还雇用工人，聘请经理，摆脱了家族经营模式。“道升”、“澧泉”、“广源”等5家酒坊，各有雇工近百人。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发达，行业众多，有数百种手工产品，如舟船、农具、家具、文具、餐具、茶具、兵器、小五金、工艺品等。清咸丰四年（1854),汶上县作坊主郝兆祥来台儿庄开办酱园店，自产自销，年收人4000银元。光绪十一年(1885),泰安纸业作坊主范兆信来台儿庄开办抄纸作坊，每天生产毛边纸2500张。宣统三年（1911)，济南同益公铁锅厂到台儿庄兴办分厂，年产铁锅、鏊子5万余口。
  清末民初，尽管运河已经不是国家唯一的南北运输通道，但台儿庄的商贸业仍维持了一定规模。据《山东集市调查与研究》记载：民国初年，台儿庄有曰用百货、杂货、布线、皮革、中药、饭店、银、铁、瓷器店等7〇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同仁百货店、复兴杂货店、恒之兴棉布店、中和堂药店、孙家酒店、裕康酒店、徐家瓷器店、协兴东铁货店、曹家棒场、豫祥酱园、万祥糕点、彭家饭店等。
  三、优势凸显的黄金水道泇运河开通之前，京杭运河作为南北交通航道，不能实现全年通航，成为朝廷的心病。《山东通志》第21卷《秩祀》道出了漕运的重要性：漕船“三月不至则君担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真可谓“倚漕为命矣”。伽运河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开通、次年正式通航之后，京杭运河才真正成为朝廷能够依赖的交通命脉。明河道总理于湛在《运河题铭》中评价说:“国家定鼎燕京，仰借东南朝税四百万担，以资京师，唯此漕渠一脉，为之咽喉。” 自明朝万历至清朝咸丰这300多年里，运河的商品流通量远远超过其漕粮运输量，“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续”，“商船往来，日以千计”®。同时，明朝政府规定，漕船允许附载一定的物品，因此有芦席、板木、城砖、酒瓶、修河材料搭载漕船运输。据测算，经运河运输的货物，相当于漕运量的10倍。按每年运输漕粮420万石计算，经运河运输的其他商品，每年在4000万石左右。
  清代，台儿庄北部的民营采煤业已经具有规模。据清光绪《峄县志》载：清代前期，台儿庄以北的“枣庄、田家庄、齐村居民以此为业，往以煤故致资数百万”。乾嘉时，台儿庄北的民营煤窑时有增置，每年有“数百万石”的煤炭通过台儿庄运河“连樯北上”，供应京津冀一带。道光之后，峄县的煤炭出境，皆由台儿庄水路北上或南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峄县中兴煤矿公司在台儿庄运河沿岸建设煤炭专用码头，把煤炭发往淮阴、镇江、上海、浙江等地。1912年，中兴公司投资兴建的台枣铁路竣工，随后在台儿庄设置了贮煤场，建立煤炭周转基地，拥有运输船舶72艘，最大载重吨位为80吨。由于煤炭货源充足，还吸引了大批外地船只来台儿庄参加运输，仅从黄河、小清河来台船只就有118只，约3500吨位。台儿庄运河码头形成了水陆联运的格局，煤炭吞吐量每年达80万吨。
  四、商贾云集，文化繁荣台儿庄是一个移民城市。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人口膨胀几十倍，所增加的人口多是外地涌人的淘金者。他们开始并不携带家眷，而是一个人先来创业。等到购买了地产把老小接过来时，在家苦熬的孩子，已经错过了读书年龄。他们来到台儿庄，尽管有了生活平台，却不能坐下来读书，只能跟着父辈创业。等到在竞争中有幸成为富户，生存压力依然不轻，他们既要应对激烈的竞争，又要防备匪患。台儿庄是商业城镇，是冒险者的天堂,却不是培养官员和文人墨客的园圃。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取进士的黄和、崇祯元年（1628)考取进士的黄图昌并不是台儿庄商人的后代。这个“甲于-邑”的台儿庄，在一年又一年的科举考试中成绩不佳，成为地方官的一个心病。
  乾隆四十八年（1783),时任峄县知县的张玉树，在台儿庄文昌阁院内创办了以培养童生为使命的官学兰陵书院，与峄县城里的峄阳书院南北呼应。因为台儿庄大部地域为古兰陵郡和东海郡兰陵县辖地，所以将这座书院命名为“兰陵书院”。嘉庆二十四年（1819)，知县张涛进行了扩建。道光二十年（1840)，知县张梦祺重修。咸丰元年（1851)，朱彦华再次重修。兰陵书院占地4亩，依托文昌阁，中为讲堂3间，东西厢房各5间，二门楼1间，大门楼1间。院内有寝室6间，供学子住宿。
  兰陵书院为台儿庄乃至鲁南苏北地区的文化摇篮，是许多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地方，也是文人骚客汇聚的场所。因书院建在文昌阁内，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是文昌阁香火会日，文人墨客云集，四方游客络绎不绝。清道光四年（1824),台儿庄的儒生为了表达对孔夫子的崇敬，在文昌阁旁边建了一座字纸炉用来焚烧字纸，以免有人把写有“圣人之言”的纸张作为废纸使用而玷污了圣人。从此以后，每天都有老年文人背着竹笼，到学校、街巷捡拾字纸，送到字纸炉焚烧。光绪二十八年（1902),兰陵书院改为校士馆。兰陵书院在台儿庄一直是重要的教育基地，甚至是衍生教育的母体。它的出现，带来了台儿庄教育的繁荣，至光绪年间，知名私塾学校发展到32所，加上周边乡村的私塾共有70多所，另有义学与教会学堂10多处，为台儿庄培育出大批文化名人。
  五、台儿庄城区的水工设施及衙署机构台儿庄的地势为西高东低，南北为丘陵地带，是洪水走廊。在3170平方公里的汇流区域内，年平均降雨量800毫米以上，最高年份为1400毫米。驻守台儿庄的官员和当地居民，用开挖水街、汪塘的方式对付水患。这样，一个不到5000亩面积的城镇，拥有14里长的水街和18个汪塘。这些水街和汪塘，形成相互连通的循环系统。运河两岸，建有6里长的驳岸和13座码头，供装卸货物和汲水之用。这些水工设施使台儿庄成为东方古水城。
  台儿庄的官署机构，《峄县志•官署》卷有具体记载。
  县丞署:位于台儿庄城最南端，西临月河，大门朝南，门前有小广场。有八品县丞1人，衙役若干。
  参将署:俗称“大衙门”，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清朝正三品参将行署，统领600兵马，负责管辖220里运河河道的工程防护和漕运治安。参将署占地7亩，有砖墙瓦房50间，建筑面积684平方米。总体布局为坐北朝南，四进院落，从大门往北，依次为前堂、二堂、大堂和后四合院。前堂东西两侧各建1个花门。二堂有6间正堂，宽8米，青砖灰瓦厦檐抱柱走廊，门两旁各有1头高约2米的石狮子。院内建有五步台阶高的望月台和钟鼓楼，正堂东西两侧有配房各6间。大堂5间，高10米，内有8面屏风，后墙画壁两侧各建角门，通过角门能够进人四合院。四合院有南北屋各6间，东西屋各3间，为参将的私人住所。1937年1月，国民政府在此设立山东峄县警察局台儿庄分局。1938年初，成为第三集团军副司令沈鸿烈的军火库。在台儿庄大战中，这批军火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兵行署:建于清康熙年间，占地1.5亩，有瓦房5间。是总兵到台儿庄巡察时的官邸。
  守备署:建于清康熙年间，占地面积5亩，房屋100多间。是参将统领的绿营兵营房。
  闸官署：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伽河开通后，为加强河道管理，工部侍郎曹时聘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上了《泇河善后事宜疏》，请求朝廷在台儿庄运河沿线置邮驿、设兵巡、增河官、立公署。获得万历皇帝的应允后，在台儿庄、顿庄、万年、德胜设立了闸官署。清代基本循明代管理制度，除闸官、闸夫外，又增拨了官军兵马守护，兼管社会治安。
  台庄驿：为京杭大运河上一处重要驿站，苏州园林风格。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河漕总督御史曹时聘在台儿庄督运时设立，当时仅有驿丞1人。清朝乾隆七年（1742)，编制增加到5人。
  台庄公馆：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到三十二年（1604),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在台儿庄主持开伽时所建，相当于“泇运河工程指挥部”。清朝康熙年间重建。六、民居博览城台儿庄处在京杭大运河中间的咽喉地段，汇聚了南来北往之客，容留了三教九流之徒，大批外地客商在这里落地生根，并兴建了不同风格的住宅和商铺，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台儿庄成为接纳、融汇不同建筑风格的城市，成为民居博览城。
  (一）鲁南民居即茅草屋，为土砌墙体，实木屋梁和檩子，高粱秆代替椽子，麦秸稻草做屋顶的房子。就地取材，节能环保，屋内温度不随室外温度明显变化，冬暖夏凉，适宜人居。台儿庄运河南岸的古村庄——纤夫村，最能体现台儿庄明清运河沿岸的居民生活特点。
  (二）北方大院泇运河开通后，大批晋商经北京和天津沿运河南下，在台儿庄聚居，兴建了北方大院式的会馆和住宅。随着生意的兴隆，晋商中产生了一些大户人家，他们以家族为纽带，在台儿庄兴建了许多大型院落。万家大院是北方大院的典型代表，但不幸毁于战火。胡家大院坐落在月河街东首，为四进四出的两进庭院，北头为单层面街门市，中建双层堂楼，东西各建厢房，青石铺地，院宅幽深，室内楠木楼板，雕梁画栋，古色古香。这种店面临街、庭院朝河的结构布局，表现出顺天然、亲人和、朴素雅致的个性特征，具有节奏明快、方便实用的商业功能。
  (三）徽派建筑随着运河漕运的发展和枣庄商贸业的繁荣，大量徽商沿运河北上，到枣庄一带经商，并在台儿庄建造了徽派的会馆、商铺和住宅。大衙门街两侧的店铺、民居，建有明显的马头墙，是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
  (四）水乡建筑台儿庄因运而兴,境内河流密布，很多建筑临水而建，尤其是运河两岸的商埠，有的阳台伸人水面之上，临河而居，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建筑特色。在空间构成上，水乡建筑枕河而居，因河设市，夹岸为街，水陆两宜，构筑了小桥流水人家的闲适意境。在建筑特征上，规模较小，但具体人微，粉墙黛瓦，山墙起伏，宅院四合。既体现传统家族伦理秩序，又有文人墨客的闲适，以及北方人的纯朴、敦厚追求。
  (五）欧式建筑清朝末年，由于中兴煤矿公司的发展和西方天主教、基督新教的传教士来枣庄传教，欧式建筑风格开始在枣庄出现。民国初年，中兴公司陆续建成了以台儿庄为中心节点的枣台铁路和连接陇海线的台赵铁路支线，促进了台儿庄古城商业文明的又一次繁荣。视野开阔的中外资本家纷纷在此开设货栈、商行、码头，争先恐后建设电报局、学校、医院、教堂、洋行、货场等。台儿庄老火车站、中兴煤矿公司驻台儿庄办事处，由德国工程师设计，为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六）宗教建筑台儿庄运河两岸，靠船运生活的人们，面对不可预见的危险,用祈求神灵庇护的仪式寻求心灵安慰。来台儿庄做生意的商人，也祈求神灵助其财运亨通，发财后又祈求神灵保佑世代富贵。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口对自然和神灵的敬畏与崇拜，使台儿庄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气氛，官家、军人、士绅，纷纷捐资兴建供奉神灵的庙宇。乾嘉时期，城内共有72座庙宇，达到了百步之内必有香火的密度，号称“东方小佛国”。这些庙宇，形制丰富，品类繁多，特色鲜明。有的大气稳重，有的精致灵巧，集中反映了运河城市特有的和谐共处、融汇通达的多元宗教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庙宇有：儒家的孔子庙、文昌阁，道教的关帝庙（山西会馆）、吕祖庙，佛教的准提阁、南观音庙、北观音庙、清凉庵、水月庵，伊斯兰教的清真古寺（北寺）、清真南寺，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天主堂、基督教堂，以及代表各地民间信仰的天后宫、泰山奶奶庙、大王庙、龙王庙等。
  (七）闽南建筑运河漕运拉动了台儿庄商业的繁荣，不仅运河沿线的客商来此经商，而且闽商也到台儿庄从事商贸活动。他们在台儿庄留下了闽南风格的商铺、住宅、会馆、庙宇,使枣庄的建筑风格更加多元。其中，闽丰号福建会馆和天后宫是台儿庄闽南建筑的代表。据考证，台儿庄天后宫的所有建筑材料及其构件，均是在福建泉州加工完成之后，经海路运至杭州，再通过运河运到台儿庄组建的。
  (八）岭南建筑泇运河开通后，一部分粤商来到台儿庄，开设“广货店”（因为这个原因，枣庄人把时髦说成“广”），兴建了岭南风格的建筑。这些被当地百姓称为“串楼” 的建筑，即岭南风格的“骑楼”。
  台儿庄建筑并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地方的建筑，而是因地制宜地将各种建筑风格进行相互融合，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刚柔并济、雄秀兼备”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