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明代万历中叶，朝廷为了“避黄行运”，开凿了从微山湖夏镇李家口到邳州直河口的260里运河，史称“泇运河”。泇运河的开通，使京杭大运河不再经徐州人黄河至淮安，而是经台儿庄进人江苏，避开了330里的黄河之险。泇运河的通航，南北漕运的拉动，促进了沿运城乡的经济文化发展，孕育出台儿庄这座运河城市。台儿庄的名字，在文献中出现较晚：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总理河道的工部右侍郎曹时聘，在上奏朝廷的《伽河善后事宜疏》里，有“留城闸官夫移之台庄”的建议。明崇祯十二年（1639)，漕河官员在台儿庄东南黄林庄立有河防碑一通，台儿庄作为地标出现在碑文里。®《明史•河渠志》中，涉及台儿庄时称“台家庄”或“台庄”。清光绪三十年（1904)周凤鸣、王宝田主修的《峄县志》，把台儿庄称作“台庄”。几百年间台家庄”、“台庄”、“台儿庄”的名称是共存的。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中外记者报道战况时多使用“台儿庄”的称谓，台儿庄的名称最后确定下来。尽管台儿庄一带很早就有先民居住，发现了多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及众多汉墓，但是，在伽运河开凿之前，台儿庄没有在文献中出现过。明洪武二年（1369)，峄州降为峄县，台儿庄境内拥有功名的文人，自称“峄县人”或“兰陵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去世的贾三近，为今台儿庄区泥沟镇坊上村人，官至光禄寺卿和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逝世前拜兵部右侍郎。在他的诗文和笔记中，没有提过台儿庄，他的落款或自述，自称是“东海兰陵人”。伽运河开通之后，台儿庄由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发展成为运河商贸城市，成就了几百年的繁盛。
第一节洳运河开通之前的文脉元末明初，台儿庄一带遭遇瘟疫和战乱，社会凋敝，人口稀少。朝廷“招抚流亡，渐得复业”。据明万历《兖州府志》卷一五《户役志》记载，到明隆庆五年(1571),整个峄县的总人口仅39471人。今台儿庄辖区的面积，不到当时峄县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人口也就是8000人左右。伽运河开通之前的文脉，只能通过少数文人的行迹和创作窥见一斑。
一、贾梦龙与市井文化
贾梦龙（1511～1597)，号柱山，祖籍山东博平（今属茌平县）。其远祖贾德真为避乱迁到峄县西坊上村落户（今台儿庄区泥沟镇境内）。贾梦龙的父亲贾宗鲁，嘉靖初年被选为贡生，到河南南阳县任训导。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贾梦龙也被选为贡生，到直隶内邱县（今河北省境内）任训导。其子贾三近，隆庆二年（1568)中进士后，贾梦龙被“敕封户科都给事中，诘封太常寺少卿、光禄寺卿”。尽管没有授给实质性的官职，这足以让他荣耀乡里。贾梦龙60岁时候，退居峄县，饮酒结社，赋诗作词，有《永怡堂词稿》刻印。保存下来的部分作品中，有诗歌、词曲、小令等。
清光绪《峄县志》中收录了贾梦龙多首诗作，《石屋山》一诗云:“云边茅屋水边楼，古道西来杜若洲。栗里莺花三月酒，桐乡风雨一渔钩。彩毫遍写苍岩壁，青草遥嘶白玉驺。山色泉声无限乐，人间此地即丹邱。”《青檀寺》写道:“耽山未办买山钱，每为看山一讨禅。灶侧分泉茶自煮，云中扫石鹿同眠。迩来寺主更新衲，旧处留题已十年。白发不消芳草绿，春风又到佛灯前。”这种尽管消极却不失乡绅风度的诗作，并不能代表贾梦龙作品的主流。由于儿子在朝廷做官，家中有大片良田，衣食无忧的贾梦龙在家中养活了一班从江南请来的戏子，歌拉弹唱，尽情游乐，并把其中的经历感受写出来。其《山坡羊》一曲云:“你休说道这园亭不大,尽够俺渔樵们闲话。俺这里有山有水有风月无冬夏，有的花云锦样遮，柳荫稠，竹径斜，有茶有酒有书剑琴棋画,一回家饱饭狂歌来也，有儿童齐和答。听咱有好客来咱更有耍，听咱这一榻风光，只静坐也潇洒。”这位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骚客，经常携妓外出，《夜宿》就毫不避讳地记下了这些经历:“九日跻攀，千百游人圖上看。簪组来迎见，鼓吹开筵宴。嗒，高唱人云烟，烛光闪闪。席上敲棋，睹酒着蛾眉劝，今夜华清宫里眠。”他在《黄莺儿》一曲中写道:“老者你须知，挂冠归来乐有余。楼台起处多田地种桃畦柳溪，看云働雨犁。西郊燕赏东山妓,何须争强使智，伶俐不如痴。” 在妓院中宴饮,“座上拥佳人，巧笑工颦”。《皂罗袍》一曲写得更加露骨:“诗酒当场拨闷，有红楼妓女，青琐封君。眼前多少少年人，镜中白了高年鬓。从他哄我，说亲不亲;从他怪我，官人不仁。皮儿虽老心儿嫩。”①在礼教盛行的社会，一个儿子在朝廷中做官的乡绅，能够写出这样放荡曲子，的确需要一定的勇气。
有研究者认为，贾梦龙才能非凡，政治上不得志，因而思想消极，对社会现实不满，才对生活和创作持如此态度。
二、贾三近的文治武功
贾三近（1534~1592),为贾梦龙之子，字德修，号石葵，别号石屋山人、兰陵散客。明嘉靖三十七年（1S58)乡试中举，隆庆二年（1568)会试中进士，以博学宏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开始宦海生涯。隆庆四年（1570),授吏科给事中。次年，赴贵阳处理土司内部仇杀事件。平息事端之后，回京时路过故里，请告家居，得到批准,在家闲居两年。万历元年（1573)被召回朝廷，拜户科都给事中。贾三近上任之后，奏请国家改革弊政，严惩贪污，受到朝廷嘉奖。他多次弹劾权贵的不法行为，刚直不阿，执法如山。有人称他为“泰山乔岳，不为私用”，权贵阶层却对他恨之人骨。万历八年（1580)，江西巡抚缺员，有人推荐贾三近，因权臣阻烧，未被批准，被任命为有职无权的南足光禄寺卿。贾二近没去赴任，再次请辞家居。这次隐居将近5年，撰写了7篇《峄县志》。万历十二年（1584),朝廷任命他为光禄寺卿，负责京城的祭祀、朝会工作。不久，改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保定。万历十四年（1586)，山西、河北发生饥荒，“民多死徙”，贾三近“日夜忧劳，累疏请赈”，得到准许后，“以天子德意救活贫民，蠲租发仓，计口赈贷。设粥厂千余区，赋吏煮粥，日食男妇二十二万余口，数月始罢”，并“晓譬贫民，各安田里，以待丰年，毋得漂流客土，为人蹂践”。贾三近赈灾结束，升为大理寺卿。他将应得的数千金钱，全部留贮国库，以父母健康为由请告家居。万历十五年（1587)，贾三近第三次回到家乡。这时的贾三近，经历了官场的沉浮，看透了世间险恶，同时也看淡了功名利禄，于是放浪山水，吟诗作赋。此间，他整理、刻印了《左掖奏草》《左掖漫录》《滑耀编》《先庚生传》等著作，为多处名胜古迹撰写碑文。其中，《古城泰山行宫记》《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重修净土禅寺记》为当地学人推崇。《青檀山》《漕渠奏绩歌》《同年张侍御以勘伽河事驻峄，暇日共游仙人洞，因赋》等诗作，在明诗中当属上品。《青檀山》诗：“秋风古木前朝寺，僧屋如巢自在栖。黄叶拍天丹灶冷，青檀绕殿碧云齐。幽人到处鸟鸣谷，樵子归时鹿饮溪。尽日烟霞看不足，买田结社此山西。”流露了作者追求乡野生活的心愿。民间的手抄本《贾少司马文集》中，收录了贾三近的《宁鸠子小传》。文中，贾三近以“宁鸠子”自许，记述了隐居石屋山泉的生活状态。作者写道：“一遇四野云晴，诸山雨霁，月上中天，云沉海底，遥望一色，万籁无声。信步庭除，怀抱皎然，静无渣滓。抑或旭日和风，浓荫小径，竹床梦觉，散发行吟，鹤步空庭，鱼游在藻，花香鸟语，豁然会心以乾城影国，视宇宙以电光泡影，视幻国以浮云秋水，视世态盈虚消息。天命有常，坎止流行，随其所指。雅客时至，童子命茶。采畦蔬，酌醴酒，相与挥尘,漫谈世事物情。间举古今箴语，童子从旁笔之，积久成秩，名曰《凤翔鹤举》。”有人认为，这部书稿，可能是一部长篇小说。
万历十九年（1591),宁夏副总兵哮拜反叛。次年，朝廷动议出兵平叛，拜贾三近为兵部右侍郎带兵前往，因背疽未能成行，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秋天逝世，享年59岁。
曾任礼部尚书的于慎行为贾三近写的墓志铭称，贾三近平易近人，温厚坦荡，端方霍落，无所阿曲。生来白皙修长，鹤姿鹄立，气宇轩昂，风神隽朗，“魁然一伟丈夫也”。于慎行盛赞贾三近通古博今，谈锋犀利，风趣幽默，令人慕思。他博采众艺，诗词歌赋，清爽练宕，同游者皆佩服其敏捷的才思。同时指出，贾三近生前写过一部著作，不肯示人，他为没能拜读而感到遗憾。三、贾氏父子与《金瓶梅》明朝万历年间问世的世情小说《金瓶梅》，通过对市井生活的深刻描绘，折射了晚明社会的黑暗，被誉为“天下第一奇书”，又因为露骨的性描写被斥为坏人心术的“第一淫书”。《金瓶梅》手抄本于万历二十四年出现在吴县，之后有多种版本在坊间刊刻。关于它的成书过程和作者，一直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是说唱艺人在集体创作的基础上整合而成，有人认为是文人的独立创作。个人创作说又分为下层文人说和大名士说。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发现了与世间流传的《金瓶梅》不同的《金瓶梅词话》本，学界认为这是早于崇祯年间《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原始本。词话本中有欣欣子序，称此书为兰陵笑笑生创作。于是，《金瓶梅》的作者才露出一丝影子。至于兰陵笑笑生是谁，学界没有形成共识。鲁迅、郑振铎、吴晗等人认为，《金瓶梅》是用山东方言写成，而兰陵即山东峄县。卢沟桥事变之后，举国投入抗战，没有人再有心思考证《金瓶梅》作者。
1982年以来，张远芬在《文汇报》《复旦大学学报》《抱犊》等报刊上发表系列文章，指出《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即明代峄县文学家贾三近。1985年，张远芬在齐鲁书社出版了《金瓶梅新证》一书中，为“贾三近说”提出10条证据： (1)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2)他有资格被称为“大名士”；（3)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4)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5)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6)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精于此道；（7)小说中有些人物形象类似贾三近；（8)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9)他曾10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10)他写过小说，具备创作《金瓶梅》的文学修养。
1995年，许志强接受了“贾三近说”中的兰陵笑笑生即兰陵人笑笑生的观点，但他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不是贾三近而是贾梦龙。他从贾梦龙的生卒年代、经历、文学修养、思想心态、名号、对佛教和道教的兴趣、写作内容、对平康巷的吟咏等方面进行推论，认为贾梦龙更有可能写出这部“天下第一奇书”。
第二节珈运河的开凿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对元代运河进行整治改造，使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运输的大动脉。永乐朝疏通的运河，自徐州至淮安一段是借走黄河水道，遇到洪水泛滥，船只不能通行。从隆庆到万历年间，几代漕河大臣上奏朝廷，力谏开凿自韩庄至邳州的洳运河，改“借黄行运”为“避黄行运”。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经过台儿庄的伽运河竣工通航，使经常断航的京杭大运河得以畅通。泇运河的开凿，是明代最有成就的航运工程，同时促使台儿庄成为运河重镇。
一、黄泛阻运与徐州、吕梁二洪伽运河开通之前，从徐州至淮安段“借黄行运”河道，容易受到黄泛侵扰，运道经常阻塞，而徐州、吕梁二洪，是3000多里运河上的鬼门关，过往船只稍有不慎就会船覆人亡。
因为黄河的水流量具有季节性，而且不同年份的流量也不相同，所以汛期时夹带着大量泥沙的洪水，冲决堤坝;枯水季节，水量载不起漕船。明代中叶之后，黄泛越来越严重。嘉靖六年（1527)，黄河决于曹县、单县、城武等处，淤塞徐州以北运道，漕粮船只受阻。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黄河北徙，决沛县、丰县，200里运道俱淤，昭阳湖以西的运道堵塞更甚。隆庆三年（1569)七月，黄河在沛县决口，茶城一线淤阻,2000多只粮船阻隔在邳州，无法通行。隆庆五年(1571)四月，黄河在邳州决口10余处，损失漕船千计、粮食40万石，匙头湾以下80里河道淤塞。万历二十一年（1593)大雨，汶河暴涨决口，洪水下灌徐州、沛县，冲毁漕河堤坝200多里。万历二十五年（1597)，黄河又在单县黄垌决口，河道向南迁移，徐州、吕梁以下河段几乎断流。
徐州、吕梁二洪，即徐州城东南“借黄行运”河道上的两处急流。汉代以前，这两处急流就是古泗水上有名的险滩。南宋建炎二年（1128),黄河夺泗水人淮，此后，徐州、吕梁二洪的水流较以前更为湍急，是南北漕运通道上的重要障碍。永乐朝开通京杭大运河之初，黄河水流充足时，漕粮之船能够通过此二洪，水少时难行。为保证漕运的畅通，明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立专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吕梁洪上闸设洪夫1050名、稍水123名，下闸设洪夫500名、稍水90名。他们都是吕梁本地精通水性者，即便如此，吕梁漕运仍然十分艰难。
黄泛和徐州、吕梁二洪，成为影响3000里运河通畅的病根。二、“泇河之议”与珈运河的开凿京杭大运河在淮阴至徐州段，有330里与黄河并行，从江南北上的漕船，借黄河行运。据《明史.河渠志》记载，从嘉靖六年（1527)至万历三年（1575)，邳州经徐州至济宁运道发生的“黄河害运”事件，达10次之多。其间，许多漕河大臣，前赴后继，上奏朝廷，力谏开凿泇运河，以“避黄保漕”，彻底解决“黄泛害运，，问题。由于张居正的阻挠，迟迟没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死后多年，万历皇帝才做出开伽决定，彻底解决了“黄泛害运”的问题，使国家命脉得以畅通，同时成就了台儿庄几百年的繁盛。开凿伽运河，从初议到实行至最后完成，几经周折，前后历经30多年，可大体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动议阶段。据清雍正三年（H25)成书的《行水金鉴》记载，明隆庆三年（1569)七月，“河决沛县”，决口的河水自考城、虞城、曹县、单县、丰县、沛县直抵徐州，沿线俱受其害，茶城淤塞，2000余艘粮船在邳州受阻。总河都御史翁大立视察徐州子房山、梁山、境山、地浜沟、马家桥等地。在摸清情况之后，建议“自马家桥，经利国监，人泇口，出邳州”，“可别开一河（泇河）以漕”，以避黄河运道秦沟、徐吕之险，实现经久之策。翁大立召集官员商议，将结果上奏隆庆皇帝，皇帝下令立刻着手实施。此为开凿伽河运道刍议之始。但没过多久，黄河水落，漕运恢复正常通行，开泇之议遂遭搁置。
第二阶段，动工阶段。万历二十一年（1593)，暴雨大作，黄河在汶上决口，洪水进人徐州和沛县,溃漕堤200里，运道受阻。万历二十二年（1594)，总理河道的工部尚书舒应龙为求通泄之途，在微山湖东的韩家庄、性义岭南，绕开需要开凿石方的葛墟岭，开了一条通往彭河的40里支渠，引湖水由彭河人泇河。在李家石桥至万家庄之间的湖口，筑长八千四百六十丈、宽一丈的堤坝，渠口创建石闸以备蓄泄。这项伽运河开凿史上最早的工程，为后来的开泇奠定了基础，舒应龙因此成为“开泇第一人”。
第三阶段，初通阶段。万历二十五年（1597)，黄河在黄烟口决口后南徙，镇口淤塞，徐州、吕梁二洪河段的河水干涸。这期间，朝廷在分黄导淮上序力甚大，开李吉口、小浮桥及镇口以下的旧道，建闸接引黄河水济运。可是，因为黄河水泥沙含量高，河道疏浚不久即淤塞，有人提出这样做不是长久之计。次年三月，工科给事中杨应文、吏科给事中杨廷兰请求开挖泇河，并在奏折中分析了开伽的地理优势和可行性。他们的上疏引起朝廷重视。次年，都御史总河刘东星、夏镇分司梅守相提议继续韩庄未竟的工程，疏浚微山湖东已开的支河，上通西柳庄，下接韩庄，以避微山湖口“突遇狂飙，未免败没”之险；东南方向万家庄、台家庄、侯家湾、良城等“山冈高阜，多砂礓石块，极难为工”处，力凿成河，以接洳口，轻小粮船可以通行。他们的奏议得到批准，但因为当年水势太大而没能施工。万历二十八年（1600),工部覆直隶巡按御史佴祺，复请开洳河。都御史总河刘东星奉旨来到伽河工地，不问浅狭难易，坚持向前推进，开通了最难施工的河段，并在巨梁桥建石闸1座，德胜、万年、万家庄各建草闸1座，使伽运河道的基本走向由此定型。
第四阶段，功成阶段。万历二十九年（1601),刘东星积劳成疾，在任上殉职。然而，伽河雏形已定，通航成效得以显现，继续开伽已呈必然之势。万历三十一年（1603)，黄河再次大决单县苏家庄及曹县楼堤，冲沛县四铺口太行堤，形成百年不遇洪灾。四月，工部右侍郎李化龙总理河道，复议开伽河，以避河险。次年正月，李化龙上奏开洳之利，提出六善二不疑：“伽河开而运不借河，河水有无听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洳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善二。运不借河，则我为政得以熟察机宜而治之，善三。估费二十万金，开河二百六十里，视朱衡新河事半功倍，善四。开河必行召募，春荒役兴，麦熟人散，富民不扰，穷民得以养，善五。粮船过洪，必约春尽，实畏河涨，运人洳河，朝暮无妨，善六。为陵捍患，为民御灾，无疑者一。徐州向苦洪水，泇河既开，则徐民之为鱼者亦少，无疑者二。”万历皇帝认为这是长久之计，下令立即开工。李化龙走马上任，开通了从夏镇到直河口260里的伽河，避开了330里黄河之险。八月，伽运河正式开通。这一年，运送漕粮的船只三分之二通过泇运河北上。
从隆庆年间翁大立提议开洳，到万历三十二年泇运河全线通航，中间经历了30多年时间。这段航道的开通，使京杭大运河的通航时间每年增加90天, 航程缩短3天。经伽运河北上的漕船，每年在7700~8000艘之间，运送漕粮420万石。使得京杭大运河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
三、开泇功臣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开凿泇运河，是明代运河整治的重要工程。在开凿过程中，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三位大臣起到了关键作用，被后人称为“洳河三公”。明清两代朝廷，对他们的贡献给了应有的褒奖。明朝万历皇帝赐李化龙谥号“襄毅”，天启皇帝赐刘东星谥号“庄靖”。清朝乾隆年间，漕运总督杨锡绂高度赞扬了“三公开泇”的功绩，指出：“伽之开，河臣舒公应龙建其议，刘公东星继其事，李公化龙毕其功，在当日言事诸臣，好以口舌持短长，或忌或阻啧有繁言，而三公殚心国事，不恤人言，尽智竭力，前后相继，疏凿挑浚，卒避三百里黄流之险，而成此二百六十里安流之运道，岂非万世之利……三公不可无祀。”乾隆二十九年（1764)，杨锡绂在万年闸北首（今峄城区古邵镇杨闸关村）建三公祠，颂扬他们的功绩。据《乾隆起居注》记载，乾隆三十年（I765)四月二十七日，乾隆皇帝从江南返京，驻跸万年驿大营，题写了“绩均泇运恭悬祠”。
舒应龙（？~1615)，字时见，号中阳，广西全州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万历二十年（1592),由南京兵部尚书任上召人京师为工部尚书，总理河道。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汶河决口，下灌沛县、徐州，冲毁运河堤坝200多里。舒应龙上奏朝廷，恳请在韩庄以东开挖一条支渠，以宣泄微山湖及鱼台等县的积水。准奏后，于次年动工，用5个月的时间开挖了40里长的中心沟，成为泇运河的上游。
刘东星（1538〜1601),字子明，山西沁水人。明隆庆二年进士。万历中叶任河漕总理、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万历二十七年（1599)，刘东星和梅守相提出，继续开挖韩庄中心沟，拓宽加深侯家湾、良城直通泇口的河道，使其能够行船，得到朝廷准许。因为当年河水漫过河床，未能施工。第二年，刘东星、梅守相再次奏请开泇。获得批准后，刘东星排除种种困难，动工开伽。工程费用仅用了二十分之一，泇河已开成十分之三。在准备建造巨梁桥石闸和德胜、万年、万家庄三座草闸时，刘东星积劳成疾，以身殉职。
李化龙（1554〜1611)，字于田，北直隶长垣县（今属河南）人。万历二年（1574)。万历三十一年（1603)六月，黄河在山东单县、曹县和江苏沛县决堤，横冲运河河道。朝廷任命李化龙为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李化龙上疏力陈开泇，获得批准。万历三十二年（1604)八月，开通泇运河，“泇河之安流，代黄河之险道，八千运艘，不两月过尽”®。万历三十三年（1605)二月，李化龙因母丧离任回家丁忧，临行之前，仍令负责运河的官员疏浚河道30里，建船闸3座，保证洳运河畅通。
泇运河是明代漕运史上一项巨大的工程，是漕河官员与劳动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泇运河的通航，改变了京杭大运河苏鲁交界区段借黄行运的历史，正常年景的通航时间，每年增加90天，使运河的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
第三节泇运河与台儿庄
泇运河的开通，对保证京杭大运河通畅、漕粮北运以及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台儿庄借运河之利而繁荣，成为水陆重镇。清康乾时期，每年有将近万艘漕船和数万艘商船在台儿庄等待过闸，大量船民和商贩汇集台儿庄，给当地居民提供了经商机会，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他们由农从商、从工、从渔、从运，使“约台之民，商贾过半”，台儿庄成为繁华的运河枢纽城市。“人夜，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被称为“天下第一庄”。
一、明代筑城与漕道八闸的创建泇运河开凿之前，台儿庄只是一个普通的集镇，尽管在台儿庄城区附近有汉代陶器等生活用具出土，但是在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前，台儿庄还不具备“城”的规模。泇运河开通之后，台儿庄成为运河重镇，接任李化龙总理河道的工部右侍郎曹时聘，上疏朝廷，请求在伽运河沿线置邮驿、设兵巡、增河官、立公署，获得万历皇帝的应允。万历三十五年（1607)，台儿庄开始筑城。清代又进行过3次重修。
据清光绪《峄县志》卷八《建置》篇记载，清顺治四年（1647)，兖东道兵备副使蒋鸣玉倡导重建台儿庄城，由县丞雷拴负责，次年竣工。第二次筑城是在康熙年间。《峄县志》卷二一《耆旧》篇记载：“康熙间，黄河决，花山徐邳灾，漕运中梗。”康熙皇帝南巡，一位名叫曹自新的乡绅，率数州十万士民迎銮吁恩，并进河图。“口析水患数千言”。康熙皇帝“即敕河臣覆勘，给币修筑”。这时的台儿庄城，东西长5里，南北宽2.5里。咸丰五年（1855)，黄河决口，殃及台儿庄，多处城墙坍塌。一些土墙民房，基本没有剩下。咸丰七年（1857)，由地方圩练长尤训光发起募捐，再次筑城。这一次修筑的城墙，墙体高一丈三（相当于4米），宽一丈（3米），砖墙内筑土坯，城外有三丈宽的护城河。咸丰年间的台儿庄城,规模有所缩小，建有城门6座，命名不算整齐，但富有学问。东门叫“仰生”，意思是官府、官员仰仗众生而存在;西门叫“台城旧志”，表明她是旧城的标志;北门为“中正”，意为中正仁和；小北门曰“承恩湛露”，意为蒙承上苍恩典，享受丰沛的雨露；南门叫“惠迪吉”，意思是顺从天道就能吉利；小南门叫“迎祥”，意思是迎来吉祥。东南西北4个正门均建有两层门楼，上为岗楼垛口，下为通道，城墙上面可行驶大车。
泇运河解决了黄泛阻运的漕运难题，但是，从微山湖到台儿庄的85里河道，西高东低，微山湖的湖底比台儿庄高7米。尽管在汇流区域内有244处泉源,但旱季有径流的仅有10处。巨大的落差,使雨季储存在微山湖的水源，用不了多久就会流泄净尽，而泉水所能提供的补给，满足不了通航需要。为解决水源下泄难题，漕河官员想出了建立闸坝的方式。万历年间，在韩庄至台儿庄之间85里河道上，自西向东依次建起韩庄、德胜、张庄、万年、丁庙、顿庄、侯迁、台儿庄8座斗门式船闸。为了减少启闭次数和闸门磨损，节省维修费用，每次过闸，船只必须结队编组，不准单船过闸。这样，船闸管理和维修需要专门机构。为此，朝廷在韩庄至台儿庄之间，设闸官署4处，浅铺38处。每个闸官署设闸官一名，管辖两处船闸。闸官虽然官阶低下，未人品流，但手下有许多船夫,负责船闸的启闭及所辖河段的蓄水、泄洪，掌管着船只通行的权力。
二、清代繁盛与运河重镇的勃兴台儿庄成为中转南北货物的水旱码头之后，官府和商家的进驻使台儿庄人口猛增，商贸繁荣，成为峄县40个集镇之首。清光绪《峄县志》卷二四《艺文志》载：“自泇河既导，而东南财糈跨江越淮，鱗次仰沫者，凡四百万有奇”，台儿庄“遂为国家要害”。每年经过台儿庄的漕船和商船，多达10万艘。江浙、湖广一带的竹木、瓷器、丝绸、茶叶、蔗糖、稻米、纸张、桐油、工艺品、棉布、水果等，纷纷运抵台儿庄码头向周边批发，北方的山果、木材、药材、皮张、杂粮、油、麻、烟草、煤炭等也由台儿庄中转南下。四方商人趋利于台儿庄，周边的农村人口也纷纷向这个新兴的城镇迁居，加上码头搬运工、纤夫、水手、官员、僧侣、游客和驻军，使城里人口迅速增加。在丁字街、月河街、顺河街、鱼市街、竹竿巷等商贸街巷，店铺多达百余家。临河店铺为了方便装卸货物，便在月河北岸、东岸修筑了功能齐全的十几处石阶码头。这些码头至今尚存完好，成为京杭大运河沿岸仅存的明清码头。
台儿庄商贸业的繁盛，官府是主导，民间商业是主体。明末清初，以郁、台、花、马四大家族为主，至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又出现了燕、尤、赵、万四大商户和100多家有商号的商行。嘉庆之后，尽管国势走低，台儿庄的商业却蒸蒸日上，这时候，又出现了陈、王、袁、胳四家有实力的商户，影响着台儿庄的商贸风气。他们与经营毛皮业和清真饮食的沙、洪、展、吕四大穆斯林商户和睦相处，平分秋色。有的粮行、皮行、染坊、酒坊还雇用工人，聘请经理，摆脱了家族经营模式。“道升”、“澧泉”、“广源”等5家酒坊，各有雇工近百人。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发达，行业众多，有数百种手工产品，如舟船、农具、家具、文具、餐具、茶具、兵器、小五金、工艺品等。清咸丰四年（1854),汶上县作坊主郝兆祥来台儿庄开办酱园店，自产自销，年收人4000银元。光绪十一年(1885)，泰安纸业作坊主范兆信来台儿庄开办抄纸作坊，每天生产毛边纸2500张。宣统三年（1911)，济南同益公铁锅厂到台儿庄兴办分厂，年产铁锅、鏊子5万余口。
清末民初，尽管运河已经不是国家唯一的南北运输通道，但台儿庄的商贸业仍维持了一定规模。据《山东集市调查与研究》记载：民国初年，台儿庄有曰用百货、杂货、布线、皮革、中药、饭店、银、铁、瓷器店等70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同仁百货店、复兴杂货店、恒之兴棉布店、中和堂药店、孙家酒店、裕康酒店、徐家瓷器店、协兴东铁货店、曹家棒场、豫祥酱园、万祥糕点、彭家饭店等。
三、优势凸显的黄金水道泇运河开通之前，京杭运河作为南北交通航道，不能实现全年通航，成为朝廷的心病。《山东通志》第21卷《秩祀》道出了漕运的重要性：漕船“三月不至则君担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真可谓“倚漕为命矣”。伽运河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开通、次年正式通航之后，京杭运河才真正成为朝廷能够依赖的交通命脉。明河道总理于湛在《运河题铭》中评价说:“国家定鼎燕京，仰借东南朝税四百万担，以资京师，唯此漕渠一脉，为之咽喉。” 自明朝万历至清朝咸丰这300多年里，运河的商品流通量远远超过其漕粮运输量，“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续”，“商船往来，日以千计”®。同时，明朝政府规定，漕船允许附载一定的物品，因此有芦席、板木、城砖、酒瓶、修河材料搭载漕船运输。据测算，经运河运输的货物，相当于漕运量的10倍。按每年运输漕粮420万石计算，经运河运输的其他商品，每年在4000万石左右。
清代，台儿庄北部的民营采煤业已经具有规模。据清光绪《峄县志》载：清代前期，台儿庄以北的“枣庄、田家庄、齐村居民以此为业，往以煤故致资数百万”。乾嘉时，台儿庄北的民营煤窑时有增置，每年有“数百万石”的煤炭通过台儿庄运河“连樯北上”，供应京津冀一带。道光之后，峄县的煤炭出境，皆由台儿庄水路北上或南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峄县中兴煤矿公司在台儿庄运河沿岸建设煤炭专用码头，把煤炭发往淮阴、镇江、上海、浙江等地。1912年，中兴公司投资兴建的台枣铁路竣工，随后在台儿庄设置了贮煤场，建立煤炭周转基地，拥有运输船舶72艘，最大载重吨位为80吨。由于煤炭货源充足，还吸引了大批外地船只来台儿庄参加运输，仅从黄河、小清河来台船只就有118只，约3500吨位。台儿庄运河码头形成了水陆联运的格局，煤炭吞吐量每年达80万吨。
四、商贾云集，文化繁荣台儿庄是一个移民城市。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人口膨胀几十倍，所增加的人口多是外地涌人的淘金者。他们开始并不携带家眷，而是一个人先来创业。等到购买了地产把老小接过来时，在家苦熬的孩子，已经错过了读书年龄。他们来到台儿庄，尽管有了生活平台，却不能坐下来读书，只能跟着父辈创业。等到在竞争中有幸成为富户，生存压力依然不轻，他们既要应对激烈的竞争，又要防备匪患。台儿庄是商业城镇，是冒险者的天堂,却不是培养官员和文人墨客的园圃。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取进士的黄和、崇祯元年（1628)考取进士的黄图昌并不是台儿庄商人的后代。这个“甲于一邑”的台儿庄，在一年又一年的科举考试中成绩不佳，成为地方官的一个心病。
乾隆四十八年（1783),时任峄县知县的张玉树，在台儿庄文昌阁院内创办了以培养童生为使命的官学兰陵书院，与峄县城里的峄阳书院南北呼应。因为台儿庄大部地域为古兰陵郡和东海郡兰陵县辖地，所以将这座书院命名为“兰陵书院”。嘉庆二十四年（1819)，知县张涛进行了扩建。道光二十年（1840)，知县张梦祺重修。咸丰元年（1851)，朱彦华再次重修。兰陵书院占地4亩，依托文昌阁，中为讲堂3间，东西厢房各5间，二门楼1间，大门楼1间。院内有寝室6间，供学子住宿。
兰陵书院为台儿庄乃至鲁南苏北地区的文化摇篮，是许多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地方，也是文人骚客汇聚的场所。因书院建在文昌阁内，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是文昌阁香火会日，文人墨客云集，四方游客络绎不绝。清道光四年（1824),台儿庄的儒生为了表达对孔夫子的崇敬，在文昌阁旁边建了一座字纸炉用来焚烧字纸，以免有人把写有“圣人之言”的纸张作为废纸使用而玷污了圣人。从此以后，每天都有老年文人背着竹笼，到学校、街巷捡拾字纸，送到字纸炉焚烧。光绪二十八年（1902)，兰陵书院改为校士馆。兰陵书院在台儿庄一直是重要的教育基地，甚至是衍生教育的母体。它的出现，带来了台儿庄教育的繁荣，至光绪年间，知名私塾学校发展到32所，加上周边乡村的私塾共有70多所，另有义学与教会学堂10多处，为台儿庄培育出大批文化名人。
五、台儿庄城区的水工设施及衙署机构台儿庄的地势为西高东低，南北为丘陵地带，是洪水走廊。在3170平方公里的汇流区域内，年平均降雨量800毫米以上，最高年份为1400毫米。驻守台儿庄的官员和当地居民，用开挖水街、汪塘的方式对付水患。这样，一个不到5000亩面积的城镇，拥有14里长的水街和18个汪塘。这些水街和汪塘，形成相互连通的循环系统。运河两岸，建有6里长的驳岸和13座码头，供装卸货物和汲水之用。这些水工设施使台儿庄成为东方古水城。
台儿庄的官署机构，《峄县志•官署》卷有具体记载。
县丞署:位于台儿庄城最南端，西临月河，大门朝南，门前有小广场。有八品县丞1人，衙役若干。
参将署:俗称“大衙门”，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清朝正三品参将行署，统领600兵马，负责管辖220里运河河道的工程防护和漕运治安。参将署占地7亩，有砖墙瓦房50间，建筑面积684平方米。总体布局为坐北朝南，四进院落，从大门往北，依次为前堂、二堂、大堂和后四合院。前堂东西两侧各建1个花门。二堂有6间正堂，宽8米，青砖灰瓦厦檐抱柱走廊，门两旁各有1头高约2米的石狮子。院内建有五步台阶高的望月台和钟鼓楼，正堂东西两侧有配房各6间。大堂5间，高10米，内有8面屏风，后墙画壁两侧各建角门，通过角门能够进人四合院。四合院有南北屋各6间，东西屋各3间，为参将的私人住所。1937年1月，国民政府在此设立山东峄县警察局台儿庄分局。1938年初，成为第三集团军副司令沈鸿烈的军火库。在台儿庄大战中，这批军火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兵行署:建于清康熙年间，占地1.5亩，有瓦房5间。是总兵到台儿庄巡察时的官邸。
守备署:建于清康熙年间，占地面积5亩，房屋100多间。是参将统领的绿营兵营房。
闸官署：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伽河开通后，为加强河道管理，工部侍郎曹时聘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上了《泇河善后事宜疏》，请求朝廷在台儿庄运河沿线置邮驿、设兵巡、增河官、立公署。获得万历皇帝的应允后，在台儿庄、顿庄、万年、德胜设立了闸官署。清代基本循明代管理制度，除闸官、闸夫外，又增拨了官军兵马守护，兼管社会治安。
台庄驿：为京杭大运河上一处重要驿站，苏州园林风格。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河漕总督御史曹时聘在台儿庄督运时设立，当时仅有驿丞1人。清朝乾隆七年（1742)，编制增加到5人。
台庄公馆：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到三十二年（1604)，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在台儿庄主持开伽时所建，相当于“伽运河工程指挥部”。清朝康熙年间重建。六、民居博览城台儿庄处在京杭大运河中间的咽喉地段，汇聚了南来北往之客，容留了三教九流之徒，大批外地客商在这里落地生根，并兴建了不同风格的住宅和商铺，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台儿庄成为接纳、融汇不同建筑风格的城市，成为民居博览城。
(一）鲁南民居即茅草屋，为土砌墙体，实木屋梁和檩子，高粱秆代替椽子，麦秸稻草做屋顶的房子。就地取材，节能环保，屋内温度不随室外温度明显变化，冬暖夏凉，适宜人居。台儿庄运河南岸的古村庄——纤夫村，最能体现台儿庄明清运河沿岸的居民生活特点。
(二）北方大院泇运河开通后，大批晋商经北京和天津沿运河南下，在台儿庄聚居，兴建了北方大院式的会馆和住宅。随着生意的兴隆，晋商中产生了一些大户人家，他们以家族为纽带，在台儿庄兴建了许多大型院落。万家大院是北方大院的典型代表，但不幸毁于战火。胡家大院坐落在月河街东首，为四进四出的两进庭院，北头为单层面街门市，中建双层堂楼，东西各建厢房，青石铺地，院宅幽深，室内楠木楼板，雕梁画栋，古色古香。这种店面临街、庭院朝河的结构布局，表现出顺天然、亲人和、朴素雅致的个性特征，具有节奏明快、方便实用的商业功能。
(三）徽派建筑随着运河漕运的发展和枣庄商贸业的繁荣，大量徽商沿运河北上，到枣庄一带经商，并在台儿庄建造了徽派的会馆、商铺和住宅。大衙门街两侧的店铺、民居，建有明显的马头墙，是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
(四）水乡建筑台儿庄因运而兴,境内河流密布，很多建筑临水而建，尤其是运河两岸的商埠，有的阳台伸人水面之上，临河而居，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建筑特色。在空间构成上，水乡建筑枕河而居，因河设市，夹岸为街，水陆两宜，构筑了小桥流水人家的闲适意境。在建筑特征上，规模较小，但具体人微，粉墙黛瓦，山墙起伏，宅院四合。既体现传统家族伦理秩序，又有文人墨客的闲适，以及北方人的纯朴、敦厚追求。
(五）欧式建筑清朝末年，由于中兴煤矿公司的发展和西方天主教、基督新教的传教士来枣庄传教，欧式建筑风格开始在枣庄出现。民国初年，中兴公司陆续建成了以台儿庄为中心节点的枣台铁路和连接陇海线的台赵铁路支线，促进了台儿庄古城商业文明的又一次繁荣。视野开阔的中外资本家纷纷在此开设货栈、商行、码头，争先恐后建设电报局、学校、医院、教堂、洋行、货场等。台儿庄老火车站、中兴煤矿公司驻台儿庄办事处，由德国工程师设计，为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六）宗教建筑台儿庄运河两岸，靠船运生活的人们，面对不可预见的危险,用祈求神灵庇护的仪式寻求心灵安慰。来台儿庄做生意的商人，也祈求神灵助其财运亨通，发财后又祈求神灵保佑世代富贵。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口对自然和神灵的敬畏与崇拜，使台儿庄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气氛，官家、军人、士绅，纷纷捐资兴建供奉神灵的庙宇。乾嘉时期，城内共有72座庙宇，达到了百步之内必有香火的密度，号称“东方小佛国”。这些庙宇，形制丰富，品类繁多，特色鲜明。有的大气稳重，有的精致灵巧，集中反映了运河城市特有的和谐共处、融汇通达的多元宗教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庙宇有：儒家的孔子庙、文昌阁，道教的关帝庙（山西会馆）、吕祖庙，佛教的准提阁、南观音庙、北观音庙、清凉庵、水月庵，伊斯兰教的清真古寺（北寺）、清真南寺，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天主堂、基督教堂，以及代表各地民间信仰的天后宫、泰山奶奶庙、大王庙、龙王庙等。
(七）闽南建筑运河漕运拉动了台儿庄商业的繁荣，不仅运河沿线的客商来此经商，而且闽商也到台儿庄从事商贸活动。他们在台儿庄留下了闽南风格的商铺、住宅、会馆、庙宇,使枣庄的建筑风格更加多元。其中，闽丰号福建会馆和天后宫是台儿庄闽南建筑的代表。据考证，台儿庄天后宫的所有建筑材料及其构件，均是在福建泉州加工完成之后，经海路运至杭州，再通过运河运到台儿庄组建的。
(八）岭南建筑伽运河开通后，一部分粤商来到台儿庄，开设“广货店”（因为这个原因，枣庄人把时髦说成“广”），兴建了岭南风格的建筑。这些被当地百姓称为“串楼” 的建筑，即岭南风格的“骑楼”。
台儿庄建筑并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地方的建筑，而是因地制宜地将各种建筑风格进行相互融合，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刚柔并济、雄秀兼备”风格。第四节泇运河两岸的尚勇文化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为国家漕运通道，运河沿岸的码头成为物资集散中心。台儿庄作为南北交流孔道，在地理上占据重要位置。经过明末清初的动乱，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涌到运河沿岸，以拉纤、搬运和经商为生，因而聚集了大量没有不动产的外来人口。清王朝建立之后，有人打起“反清复明”的旗帜，组织起义队伍，在运河两岸活动，抢劫官船和商船。清王朝利用镇压和怀柔相结合的方式，一度使这里的治安实现了好转，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反抗的因素始终没能消除。进人晚清，黄河改道，张秋以北的运河断航，漕粮改为海运，沿运船夫纷纷失业，反抗的烽烟再起。老百姓为了自身安全，耍刀习武，形成特殊的尚勇文化。
一、清初峄县的“盗户”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题为《盗户》的小说：“顺治间，滕、峄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复相苦，烦有司稽籍焉。……”这篇小说，不是蒲松龄的虚构，而是对清初鲁南社会状况的艺术性表现。所谓“盗户”，实际上是明末清初曾经活动在峄县一带的农民武装分子，后来被清王朝采用剿抚兼施的手段平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使之不再闹事，于是就地安插归农，登记造册时谓之“抚户”，俗称“盗户”。
明初大迁民之后，峄县的社会生活趋于稳定，万历之前，赋役较轻，人们安居乐业。进人明末，由于水旱频仍，赋役加重，至崇祯年间，水灾、旱灾、蝗灾接踵而至，瘟疫猖獗，赤地百里，白骨纵横。许多破产农民和失业工匠，纷纷斩木为兵，加入起义军队伍。朝廷派兵围剿，起义军为了保存实力，进入抱犊崮、沧浪渊山区，继续与官军对峙，一直坚持到明王朝灭亡。这些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起义军，就是后来构成“盗户”的基本成分。
清王朝建立之后，盘跟在山区丛林中的武装残余,不时下山抢劫，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隐患。另一方面，大片良田荒芜,在册人丁减少。明万历中叶，峄县全境有成年男丁12173人，征粮土地17659顷；清初顺治年间，全县在册男丁只剩下2739人，田地1888顷。顺治十二年（1655)，历史学家谈迁由北京返回故乡浙江，乘船途经峄县，发现曾经“烟井辐湊”的台儿庄，只剩下相当于从前一半的居民。峄邳交界的良城，“旧多居人，今才数家”。新当政的清王朝，希望按原先人册的田亩和人丁征收赋役。《峄县志》记载:“顺治初，峄地粮颇重，田百亩纳银九两四钱，邑人大困。”峄县籍的清廷官员意识到问题严重，上书山东巡抚申明利害关系：“且以现在之丁较往昔十损其八，以往昔之赋课现在，一以包十，百姓旦夕莫保其残喘……倘复激疲民，而滋之乱，殆亦如虎生翼矣。此今日之峄，大为可忧也。”®据蒋良骐《东华录》卷五记载，清廷为了发展生产力，维护社会秩序，推出了招徠流民垦荒的“劝垦”政策，“劝农桑以植根本，抚逃亡以实户口”。顺治六年（1649),山东巡抚方大猷向清廷条陈:“州县卫所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民屯种。” ®官府对垦荒者适当资助，并放宽纳税年限。峄县的“盗户”就是在这种大气候下产生的。
因为有的“盗户”曾经参与反清活动，官府对他们不放心，不敢像安置普通流民那样安置，而是把他们集中安插，分为若干寨，有官兵监视。规定20年之后，如果没有反叛行为，其后代可以与普通农民一样参加科举考试。
二、惊动清廷的抢劫龙袍案清军人关之后，赋税加剧，激起民愤。兖州、临祈、邻县、滕县、峄县一带的农民起义军，由反明转人反清。在台儿庄运河沿岸和北部山区，由“九山王”王俊领导的反清武装，形成气候。顺治八年，在德胜闸抢劫了为顺治皇帝护送龙袍的贡船，惊动朝廷。
王俊，字宵五,原籍苍山兰陵，其父迁居费县梁邱。明朝崇祯末年，王俊因为打死官差，带领饥民造反上山。各路英雄好汉群起响应，先后有晁家村晁玉光、荣家庄荣坦、费县新庄村付曼汉等人前去投奔。他们相继占领了大苍山、小苍山、花盘山、抱犊崮、燕尾崖、神山等山头。王俊以大苍山为总部，其妹王俏荣据守印盒山，王俊被推为“九山王”。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兖州的明鲁王朱聿海东逃石门一带抗清，王俊受其影响，转而联合明朝将士反清。顺治四年（1647)正月，王俊攻占台儿庄，“四境内，日有焚杀”。十一月十六日，王俊联合河南榆园军攻占峄县城，知县何文澄越墙逃跑，官兵前来围剿，榆园军和王俊部退出。顺治六年（1649)，王俊又率部独自攻人峄县城，知县刘崇善逃跑，起义军杀掉了他的家属。顺治八年（1651)，王俊的队伍兵分两路，西路袭击台儿庄，东路直逼郯城。二月初十凌晨，台儿庄被大雾笼罩，王俊以为是突袭的大好时机，因为清军防守严密，未能攻下。于是南下进攻徐州。闰二月十二日，在徐州得胜后北上，在台儿庄德胜闸截获了朝廷的船队，把江南织造为顺治皇帝绣制的龙袍抢走。
清政府调集精锐力量，对王俊展开围剿。清军采取围困和招降相结合的办法，步步逼近，各个击破，先后攻陷抱犊崮、神山、燕尾山等重要据点。三月，清兵攻破了王俊的大营。《邹县志》称“峄山首领焦二青，同苍山王俊为山东巡抚夏玉擒诛”。至此，台儿庄运河两岸归于平静，而龙袍下落不明。
三、捻军与幅军起义捻军即捻党起义军，是晚清时期活动于皖鲁豫一带的秘密组织。所谓“捻”，本义是指迎神赛会时点油灯搓的捻子，也就是把分散的棉线拧到一起（在鲁南方言中，用手工将棉花拧成线，叫“捻线”）。捻党的“捻”，引申为一伙人的意思。捻党活动分散，每一股称为一捻，少则几人、几十人，多者二三百人。他们多是一些生路艰难的农民，越是荒年，人数越多，“居者为民，出者为捻”。捻党不是宗教组织，不崇尚具体的神主，也没有特别教义。清政府虽然严禁结捻，但由于捻党分散活动，所以没有把它视为大患。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人安徽，并于五月初开始声势浩大的北伐，推动了当地捻党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各路捻军齐集皖北雉河集（即今安徽涡阳县城），推张乐行为盟主，建立五旗军制。从此，捻军由分散向统一发展。
咸丰八年（1858)九月末，张乐行、刘天福率领捻军自丁庙闸渡过运河，直逼台儿庄。驻守台儿庄的清军参将率数百兵卒逃遁，捻军长驱直人，攻陷了台儿庄城。捻军这次攻城，使驻守台儿庄的清军威风扫地，城里居民和商家蒙受了巨大损失，同时，为下一步幅军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幅军最初为幅党，开始人数较少，骨干成员主要是盐贩、失业农民、裁汰后无家可归的兵勇。他们经多见广，不怕抓，不怕杀。道光年间，鲁南一代灾情严重，幅党在山林中安营扎寨，提出“替天行道”的口号，采取昼散夜聚的活动方式，劫富济贫。官军前来抓捕，他们不做明显抵抗，用躲避的方式应对。幅军仿效捻军，蓄长发，用幅巾扎头，有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设百夫长。他们把外出攻打围寨叫“做买卖”，出发前屠牲祭旗，叩头祷告：“天老爷，地奶奶，俺到北方做买卖，不管挣钱不挣钱，但愿人马回来全。”发展势力依靠“散旗”，哪个围寨接受了幅军的旗帜，就要听从指挥,否则即行攻打，若无战事，下山寨回家耕种。众山寨之间设集市贸易，山寨内修筑戏台，逢年过节或打了胜仗，唱戏庆贺。
峄县侯孟村（今属台儿庄区张山子镇）的刘平，是运河沿线幅军的首领。刘平年少时聪颖过人，18岁时,他伙同乡里穷苦农民，带着刀枪，贩卖粮食、私盐，途中如碰到小股清兵，就把他们杀掉。时间长了，刘平的声望大震，跟随他外出谋生的人越来越多。道光十二年（1832)，刘平已有随从上百个，贩运的盐、粮也由背驮改为骡马运输。当队伍发展到500人时，刘平不再贩卖粮食、私盐，公开成立了与官府对抗的队伍，刘平自称“幅王”。他把队伍分成若干小队,分布到运河两岸的峄县、枣庄、滕县、徐州等地。后来又在黄丘山套的大寨山和傜阳城修建了住房、粮仓、蓄水池和围墙，作为大本营。他们劫持富豪做人质,让家人拿钱来赎，否则就“撕票”。刘平“绑票”的口号是：“一牛一驴好种田，三顷两顷咱不缠，十顷八顷该俺的钱，楼台殿阁还不完。” 一时间，闹得官府坐卧不宁，豪绅惊恐不安。
咸丰十年（1860)初夏，刘平率部攻下了台儿庄城和贾汪附近的汴塘，运河南北的许多小股农民武装纷纷前来投奔，队伍发展到10万之众，被洪秀全封为 “北汉王”，并派来500名太平军士充当他的卫士。峄县、滕县地区的粮钱捐税，皆为幅军征收,县衙不敢过问。同年九月，清亲王僧格林沁以都统身份率八旗劲旅到峄县镇压，亦不敢轻易出战。刘平暗中聚集10万幅军，拉开交战阵式，运河南岸“营栅亘数十里，徐（州）、兖（州）大震”。同治元年（1862)，清都统令部将索尔固善率偏师进攻幅军在台儿庄的营区，把上万幅军逐人运河中溺死，河水为之断流。在后来的对阵中，刘平受伤，养伤期间，被侍卫杀死，刘平的部众归附到“大幅主”刘双印麾下。同治二年（1863)四月，清廷派总兵陈国瑞主攻幅军。在云谷山一带，起义军受到三路夹攻，寡不敌众，刘双印在邹县境内的猴子山被俘，为清军所杀，幅军起义失败。
台儿庄的尚勇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当社会矛盾激化时，人们的尚勇精神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冲击官府和富豪。这种尚武精神，一方面推动了历史进步，一方面也对人们的正常生活构成负面影响，而尚武精神本身是积极向上的。晚清的政治、经济、军事全面腐败，逼使具有尚武倾向的百姓铤而走险。在政治清明时期，尚武文化则成为运河沿岸的一道风景，台儿庄一带集健身和表演为一体的武术，就是这种尚武精神向着积极方向转化而结出的硕果。
第五节清代中叶的三位诗人诗是心灵和时代碰撞的产物，诗人的心灵深度和创作条件共同促成诗作的诞生。在诗歌兴盛的唐宋两代，枣庄的文教隳沉，没有产生令后人骄傲的诗人。洳运河开通之后，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哺育了三位杰出的诗人。
一、翰林院编修李克敬及其诗作李克敬（1659～1727),字子凝，号小东。清顺治十六年（1659)出生在峄县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李冲，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被乱兵掠走，经历九死一生，返回家乡，娶妻生子后，他变卖田产，购置笔墨，供6个儿子读书。在6个孩子中，老四克敬聪明好学，“生而颖异，五岁能诵尚书，八岁了五经，十岁能属文赋诗，弱冠已为通儒，补博士弟子员。才满山左，久且满天下”。
康熙十三年（1674)，峄县新任知县派人把15岁的李克敬招到县衙，令他以《乡愁》为题，当众作诗一首。李克敬缓缓道出：“愁人不能寐，欲寐转彷徨。方止思乡泪，闭眼即故乡。惊魂以一断，寒宵万里长。顽身飞不去，好梦送凄凉。”因此在峄县赢得文名。而三年一次的乡试，李克敬却莫明其妙地名落孙山。科举失利，又为衣食所困，只能以教书谋生，先后在峄县和临沂、徐州、曲阜、滕县等地教书。
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皇帝沿京杭大运河南巡，途径台儿庄。在滕县讲学的李克敬，听到康熙皇帝南巡的消息，意识到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于是收拾行囊，连夜赶赴台儿庄，向康熙皇帝献上《雅颂八章》，其一云：“承天抚世，稽古帝王，书契以来，未有穆穆我皇。佚殷越周，流虞漂唐，三后在天，配之弥光。”这种拟《诗经》体的《雅颂》，当然是歌功颂德。但是，诗中所陈康熙功德，并非廉价吹捧。康熙皇帝从700多个才俊献上的近2000首诗赋中，钦定李克敬的《雅颂八章》为第一，贴出皇榜。第二年，山东乡试，李克敬赴济南应考，力拔省魁。7年后，56岁的李克敬赴京参加会试，高中二甲第九名，选翰林院庶吉士。
李克敬进人翰林院以后，名气如日中天，遭到同僚嫉恨，有人弹劾他“毁谤程朱”，要求严惩。康熙皇帝没有对他降罪，只进行了申饬。李克敬意识到官场的险恶，上书朝廷，借母亲年迈多病为由，请求卸职还乡。康熙五十六年(1717)，李克敬回到峄县，应知县之请续修贾三近初修的《峄县志》。康熙六十年（1721)，再度应召入京，授翰林院编修，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工作。雍正五年（1727)，李克敬积劳成疾，病逝于京城，享年69岁。
家乡人提起李克敬，往往对他的《雅颂八章》津津乐道。其实，这组作品并不是李克敬的代表作。《浙行漫录》《谐喻》《东南雅言》中收录的诗文，抒发的多是穷书生的困顿感受。“金阙既无分，玉京应相望。丹铅遮眼暗，寒饿催心忙。”这首《述怀诗》，与杜诗一样沉郁。《冬晚次和吴先生友鲲》：“肃肃众星列，天宇何森静？徒倚独树边，霜月照孤影。魂寒意气微，吟苦齿牙冷。我堕之途艰，谁持千寻绠？ ”兼有贾岛的清痩和李贺的隽拔。《姑嫂山》：“小姑不愿如嫂长，江南江北避彭郎。嫂不望夫姑不嫁，携手皈依仙坛下。昨日云光为画眉，娇羞无语双泪垂。云光可扫泪可洗，姑嫂之心不可移。”为传说赋形，为山川铸魂，看似恬淡，实乃苦涩，勾勒出小人物的坚毅。
二、滕县诗人满秋石满秋石（1749～1828)，字碧山，号若谷，滕县柴里村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嘉庆十七年（1812) “以截取选浙江武义知县”。
满秋石12岁丧父，“事母为谨，不违慈训，以孝闻于乡里。®”因为家贫，请不起私塾老师,走读于3里之外南荒村孔毓铭设立的义塾。每天中午，同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满秋石到村外走一趟，然后回到学屋，展卷诵读。老师问他为何来得这么快，秋石回答说母亲事先做好了菜饭，他吃罢即回。老师认为，从南荒村到柴里来回6里，满秋石走不了这么快。于是再放学时站在高处看他的行踪，发现他根本没有回家。问他为什么不说实话，满秋石说出了家中的生计困难。老师生出怜悯之心，请求东家孔毓铭送午饭时多给一些，让满秋石跟他同餐。此后，满秋石不再忍饥读书，学业大进。乾隆三十六年（1771)，满秋石到曲阜举人颜星堂在滕县嘤鸣楼开设的学堂受教。乾隆三十八年（1773)，选为庠生。次年秋，赴济南应乡试。颜先生预言，此次滕县应试学子中，如只有一人中举，即为满秋石。如秋石不中，他把自己唯一的右眼挖掉。到了放榜的日子，别人已经接到喜报，却迟迟没有满秋石中举的信息。有人问颜先生，你是不是要把右眼抠出来？颜先生急不可耐，骑驴到县城问榜。行至苗桥河庙前，购得一棵甘蔗解渴。此时，一个公差骑马至此，颜先生询问公差去向，回答说去柴里给新科满举人送喜报。颜先生抡起甘蔗痛打公差，甘蔗断为两截。公差问其原因，颜先生说,喜报延误两天，差点葬送了我的这只眼睛。后来得知，因为满秋石家贫，事先没花银两打点，导致喜报延误。颜先生打公差打断甘蔗这件事，使满秋石百感交集,后来他把第一部诗集取名为《断蔗山房诗稿》。
满秋石早年的活动区域在滕县西部，诗作却没有局限于运河沿岸。他的咏史诗，思考历史兴衰，境界高远，意象鲜活。诗人路过下邳，想起当年黄石公给张良授书，赋诗两首，其二曰：“兴亡几度过秋风，徐泗萧条水自东。为问圯桥仍在否？断云疏雨落残红。”（《下邳秋望》）《忆秦淮》一诗，含蓄地表现了六朝金粉的兴衰：“长江滚滚浪淘沙，六代消沉日易斜。桃叶渡时刚子夜，乌衣飞去又谁家？晚烟憔悴宫墙柳，细雨飘零旧院花。十四楼头空夜月，金陵自古盛繁华。”《虞姬》一诗的前四句：“九郡山河王气终，锦衣不照大江东。国破家亡身何在？帐底还泣玉芙蓉。”与前人咏叹项羽、虞姬的诗作迥然不同。满秋石的诗歌，咏史之外,是恬淡明快的写景抒情之作：“散步空林下，斜阳送晚晴。心随云共懒，道与水同清。岁月忘今昔，渔樵识姓名。有人从竹里，隐隐读书声。”（《留庄寓中》）《七夕》一首，有晚唐诗人的情韵：“酒杯方落寞，客意已阑珊。常恨千秋别，重逢一夕难。梦中云气湿，灯背雨声寒。渺渺银河水，人秋波浪宽。”在写景抒情之外，诗人也暗讽争名夺利之徒：“群蒙自浑尔，血气有争心。蛮触忘真幻，沙虫变古今。数行残史罢，一院落花深。短梦槐柯底，微云起夕阴。”（《蚁斗》）年过花甲之时，满秋石被授予浙江金华武义县知县。在任期间，“常恐负心安政拙”，“厘剔奸弊，逾年狱囚止三人。”满秋石恪守“官至贫时方为清”的古训，以俭养廉，而且不许麾下其他官吏贪占。一个小吏在征税时弄虚作假，被满秋石痛打一顿，金华太守称他为“强项令”®。在知县任上，满秋石的诗作多有应酬，但是也有不少直抒胸臆之作，《寓馆杂兴》就是其中之一：“孤清无伴住长安，小院新栽两竹竿。怪尔潇潇风雨急，丈夫只是折腰难。”晚年的诗作，清丽中不乏刚劲：“细雪飞迎面，花飘一片春。随风偏淡荡，压抑带精神。”（《赋得飞雪带春风》）满秋石有《断蔗山房诗稿》4卷、《归云集》1卷、《芸窗诗集》1卷，计1000多首诗。
三、万里诗心张素含张素含，字霜三，峄县左庄人，生活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尽管他博学多才，却没能步人仕途，只好躬身笔耕，聊以自娱。道光四年（1824)，其族弟张聘三从隆昌县任所派人来接他人蜀，为诸子侄执教。张素含在鬓霜之年，长途跋涉，从峄县出发，经徐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渑池、潼关、渭南、临潼、西安、咸阳、马嵬、岐山、宝鸡、五丁关、广元、剑门关、绵阳、成都，到达隆昌。在这3个月的4700里行程中，张素含写了3万字札记、137首诗，结集为《蜀程纪略》。这些诗作，写景、抒情与咏史相结合，“严谨工整，气势雄浑，深得少陵要旨”，“想象奇特，豪情奔放，颇具太白遗风” 。
诗人从峄县人蜀所经之地，是历史上发生过许多重要事件的地方。名山大川，英雄美人，摇荡着诗人的心灵。诗人不辞劳顿，以史家之笔，感物驰怀，把漫漫旅程变成了抒发历史情感的壮游。这一路，诗人写了淮海踏雪、中州渡河、秦关揽月、蜀道翻天、巴江晚棹、天府春波、夜郎殊俗。借古人之遗迹，泄胸中之块垒，吟出了一首首气象万千的诗篇。当年，刘邦在河南荥阳差点被俘，幸亏纪信冒充刘邦，才突围而出。纪信因此被项羽烧死，而刘邦对纪信的牺牲似乎并不看重。诗人想起这段往事，写到：“走刘误项拼身焚，围解荥阳第一勋。功狗功人都记忆，如何忘却纪将军?”路过项王祠，诗人吟道：“百战威名一战输，鸿沟割去始长吁。江心帝子魂何在？帐底美人泪已无。社稷终难成鼎足，英雄只合赠头颅。茫茫汉水仍东去，寥落荒祠涧树枯。”写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的剑州：“鹃声咽断夕阳残，马上停鞭不忍看。离乱白杨新战骨，模糊焦土旧兵坛。穴穿石壁人烟冷，血渍山腰草未干。太息绵江江下水，涛声犹带弩声寒。”这首诗与杜甫写安史之乱的诗作相比毫不逊色。诗人在经过四川广元的时候，赞叹了当年的益昌县令何易于。《新唐书》载，何易于任益昌令，刺史崔朴要乘船游览嘉陵江，征用民夫拉纤。上船时，发现拉纤的是何易于。何县令说，现在正值农忙，民间抽不出劳动力，只有当县令的闲着没事，可以使用。崔朴听了，十分羞愧，立即离开益昌。诗人赞叹：“廉吏冰清碑有泪，巴江风静水无波。”张素含一路写来，没有刻意成分。他自称：“频年笔耒，不值一钱；万里舌耕，真堪大笑。怀云找而觅句，非关定远封侯；指蜀道而扬鞭，敢云王尊叱驭。……聊吟短句，用遣闲愁。”正因为如此，他的诗作才远远超过那些金榜题名者的文字。诗人的艺术感觉敏锐，在一个名为“大木戌”的地方，写出“扑面尘沙纷似雨，射人山月冷于霜”。《太华》的前四句：“雨霁关门四扇开，迎人岳色自西来。芙蓉近日花常紫，落雁摩天羽欲回。”《广元道中》颔联：“马足踏残葱岭月，吟鞭敲碎蜀天云。”从这些诗句中，足以见出诗人的炼字工夫和艺术表现力。
泇运河的开凿，是台儿庄的重要事件，不仅使一个普通的村庄发展为运河城市，各地客商和船民云集台儿庄，共同创造了台儿庄特色的运河文化。运河文化以兼容并蓄为特点,使山西、京津、江南、闽南、岭南的文化元素在此落地生根，形成了经商、从文、尚武的风气，使沉寂落寞千年的鲁南文化再度崛起，也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中催生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营造了精神氛围。
第一节洳运河开通之前的文脉元末明初，台儿庄一带遭遇瘟疫和战乱，社会凋敝，人口稀少。朝廷“招抚流亡，渐得复业”。据明万历《兖州府志》卷一五《户役志》记载，到明隆庆五年(1571),整个峄县的总人口仅39471人。今台儿庄辖区的面积，不到当时峄县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人口也就是8000人左右。伽运河开通之前的文脉，只能通过少数文人的行迹和创作窥见一斑。
一、贾梦龙与市井文化
贾梦龙（1511～1597)，号柱山，祖籍山东博平（今属茌平县）。其远祖贾德真为避乱迁到峄县西坊上村落户（今台儿庄区泥沟镇境内）。贾梦龙的父亲贾宗鲁，嘉靖初年被选为贡生，到河南南阳县任训导。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贾梦龙也被选为贡生，到直隶内邱县（今河北省境内）任训导。其子贾三近，隆庆二年（1568)中进士后，贾梦龙被“敕封户科都给事中，诘封太常寺少卿、光禄寺卿”。尽管没有授给实质性的官职，这足以让他荣耀乡里。贾梦龙60岁时候，退居峄县，饮酒结社，赋诗作词，有《永怡堂词稿》刻印。保存下来的部分作品中，有诗歌、词曲、小令等。
清光绪《峄县志》中收录了贾梦龙多首诗作，《石屋山》一诗云:“云边茅屋水边楼，古道西来杜若洲。栗里莺花三月酒，桐乡风雨一渔钩。彩毫遍写苍岩壁，青草遥嘶白玉驺。山色泉声无限乐，人间此地即丹邱。”《青檀寺》写道:“耽山未办买山钱，每为看山一讨禅。灶侧分泉茶自煮，云中扫石鹿同眠。迩来寺主更新衲，旧处留题已十年。白发不消芳草绿，春风又到佛灯前。”这种尽管消极却不失乡绅风度的诗作，并不能代表贾梦龙作品的主流。由于儿子在朝廷做官，家中有大片良田，衣食无忧的贾梦龙在家中养活了一班从江南请来的戏子，歌拉弹唱，尽情游乐，并把其中的经历感受写出来。其《山坡羊》一曲云:“你休说道这园亭不大,尽够俺渔樵们闲话。俺这里有山有水有风月无冬夏，有的花云锦样遮，柳荫稠，竹径斜，有茶有酒有书剑琴棋画,一回家饱饭狂歌来也，有儿童齐和答。听咱有好客来咱更有耍，听咱这一榻风光，只静坐也潇洒。”这位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骚客，经常携妓外出，《夜宿》就毫不避讳地记下了这些经历:“九日跻攀，千百游人圖上看。簪组来迎见，鼓吹开筵宴。嗒，高唱人云烟，烛光闪闪。席上敲棋，睹酒着蛾眉劝，今夜华清宫里眠。”他在《黄莺儿》一曲中写道:“老者你须知，挂冠归来乐有余。楼台起处多田地种桃畦柳溪，看云働雨犁。西郊燕赏东山妓,何须争强使智，伶俐不如痴。” 在妓院中宴饮,“座上拥佳人，巧笑工颦”。《皂罗袍》一曲写得更加露骨:“诗酒当场拨闷，有红楼妓女，青琐封君。眼前多少少年人，镜中白了高年鬓。从他哄我，说亲不亲;从他怪我，官人不仁。皮儿虽老心儿嫩。”①在礼教盛行的社会，一个儿子在朝廷中做官的乡绅，能够写出这样放荡曲子，的确需要一定的勇气。
有研究者认为，贾梦龙才能非凡，政治上不得志，因而思想消极，对社会现实不满，才对生活和创作持如此态度。
二、贾三近的文治武功
贾三近（1534~1592),为贾梦龙之子，字德修，号石葵，别号石屋山人、兰陵散客。明嘉靖三十七年（1S58)乡试中举，隆庆二年（1568)会试中进士，以博学宏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开始宦海生涯。隆庆四年（1570),授吏科给事中。次年，赴贵阳处理土司内部仇杀事件。平息事端之后，回京时路过故里，请告家居，得到批准,在家闲居两年。万历元年（1573)被召回朝廷，拜户科都给事中。贾三近上任之后，奏请国家改革弊政，严惩贪污，受到朝廷嘉奖。他多次弹劾权贵的不法行为，刚直不阿，执法如山。有人称他为“泰山乔岳，不为私用”，权贵阶层却对他恨之人骨。万历八年（1580)，江西巡抚缺员，有人推荐贾三近，因权臣阻烧，未被批准，被任命为有职无权的南足光禄寺卿。贾二近没去赴任，再次请辞家居。这次隐居将近5年，撰写了7篇《峄县志》。万历十二年（1584),朝廷任命他为光禄寺卿，负责京城的祭祀、朝会工作。不久，改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保定。万历十四年（1586)，山西、河北发生饥荒，“民多死徙”，贾三近“日夜忧劳，累疏请赈”，得到准许后，“以天子德意救活贫民，蠲租发仓，计口赈贷。设粥厂千余区，赋吏煮粥，日食男妇二十二万余口，数月始罢”，并“晓譬贫民，各安田里，以待丰年，毋得漂流客土，为人蹂践”。贾三近赈灾结束，升为大理寺卿。他将应得的数千金钱，全部留贮国库，以父母健康为由请告家居。万历十五年（1587)，贾三近第三次回到家乡。这时的贾三近，经历了官场的沉浮，看透了世间险恶，同时也看淡了功名利禄，于是放浪山水，吟诗作赋。此间，他整理、刻印了《左掖奏草》《左掖漫录》《滑耀编》《先庚生传》等著作，为多处名胜古迹撰写碑文。其中，《古城泰山行宫记》《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重修净土禅寺记》为当地学人推崇。《青檀山》《漕渠奏绩歌》《同年张侍御以勘伽河事驻峄，暇日共游仙人洞，因赋》等诗作，在明诗中当属上品。《青檀山》诗：“秋风古木前朝寺，僧屋如巢自在栖。黄叶拍天丹灶冷，青檀绕殿碧云齐。幽人到处鸟鸣谷，樵子归时鹿饮溪。尽日烟霞看不足，买田结社此山西。”流露了作者追求乡野生活的心愿。民间的手抄本《贾少司马文集》中，收录了贾三近的《宁鸠子小传》。文中，贾三近以“宁鸠子”自许，记述了隐居石屋山泉的生活状态。作者写道：“一遇四野云晴，诸山雨霁，月上中天，云沉海底，遥望一色，万籁无声。信步庭除，怀抱皎然，静无渣滓。抑或旭日和风，浓荫小径，竹床梦觉，散发行吟，鹤步空庭，鱼游在藻，花香鸟语，豁然会心以乾城影国，视宇宙以电光泡影，视幻国以浮云秋水，视世态盈虚消息。天命有常，坎止流行，随其所指。雅客时至，童子命茶。采畦蔬，酌醴酒，相与挥尘,漫谈世事物情。间举古今箴语，童子从旁笔之，积久成秩，名曰《凤翔鹤举》。”有人认为，这部书稿，可能是一部长篇小说。
万历十九年（1591),宁夏副总兵哮拜反叛。次年，朝廷动议出兵平叛，拜贾三近为兵部右侍郎带兵前往，因背疽未能成行，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秋天逝世，享年59岁。
曾任礼部尚书的于慎行为贾三近写的墓志铭称，贾三近平易近人，温厚坦荡，端方霍落，无所阿曲。生来白皙修长，鹤姿鹄立，气宇轩昂，风神隽朗，“魁然一伟丈夫也”。于慎行盛赞贾三近通古博今，谈锋犀利，风趣幽默，令人慕思。他博采众艺，诗词歌赋，清爽练宕，同游者皆佩服其敏捷的才思。同时指出，贾三近生前写过一部著作，不肯示人，他为没能拜读而感到遗憾。三、贾氏父子与《金瓶梅》明朝万历年间问世的世情小说《金瓶梅》，通过对市井生活的深刻描绘，折射了晚明社会的黑暗，被誉为“天下第一奇书”，又因为露骨的性描写被斥为坏人心术的“第一淫书”。《金瓶梅》手抄本于万历二十四年出现在吴县，之后有多种版本在坊间刊刻。关于它的成书过程和作者，一直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是说唱艺人在集体创作的基础上整合而成，有人认为是文人的独立创作。个人创作说又分为下层文人说和大名士说。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发现了与世间流传的《金瓶梅》不同的《金瓶梅词话》本，学界认为这是早于崇祯年间《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原始本。词话本中有欣欣子序，称此书为兰陵笑笑生创作。于是，《金瓶梅》的作者才露出一丝影子。至于兰陵笑笑生是谁，学界没有形成共识。鲁迅、郑振铎、吴晗等人认为，《金瓶梅》是用山东方言写成，而兰陵即山东峄县。卢沟桥事变之后，举国投入抗战，没有人再有心思考证《金瓶梅》作者。
1982年以来，张远芬在《文汇报》《复旦大学学报》《抱犊》等报刊上发表系列文章，指出《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即明代峄县文学家贾三近。1985年，张远芬在齐鲁书社出版了《金瓶梅新证》一书中，为“贾三近说”提出10条证据： (1)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2)他有资格被称为“大名士”；（3)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4)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5)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6)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精于此道；（7)小说中有些人物形象类似贾三近；（8)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9)他曾10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10)他写过小说，具备创作《金瓶梅》的文学修养。
1995年，许志强接受了“贾三近说”中的兰陵笑笑生即兰陵人笑笑生的观点，但他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不是贾三近而是贾梦龙。他从贾梦龙的生卒年代、经历、文学修养、思想心态、名号、对佛教和道教的兴趣、写作内容、对平康巷的吟咏等方面进行推论，认为贾梦龙更有可能写出这部“天下第一奇书”。
第二节珈运河的开凿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对元代运河进行整治改造，使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运输的大动脉。永乐朝疏通的运河，自徐州至淮安一段是借走黄河水道，遇到洪水泛滥，船只不能通行。从隆庆到万历年间，几代漕河大臣上奏朝廷，力谏开凿自韩庄至邳州的洳运河，改“借黄行运”为“避黄行运”。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经过台儿庄的伽运河竣工通航，使经常断航的京杭大运河得以畅通。泇运河的开凿，是明代最有成就的航运工程，同时促使台儿庄成为运河重镇。
一、黄泛阻运与徐州、吕梁二洪伽运河开通之前，从徐州至淮安段“借黄行运”河道，容易受到黄泛侵扰，运道经常阻塞，而徐州、吕梁二洪，是3000多里运河上的鬼门关，过往船只稍有不慎就会船覆人亡。
因为黄河的水流量具有季节性，而且不同年份的流量也不相同，所以汛期时夹带着大量泥沙的洪水，冲决堤坝;枯水季节，水量载不起漕船。明代中叶之后，黄泛越来越严重。嘉靖六年（1527)，黄河决于曹县、单县、城武等处，淤塞徐州以北运道，漕粮船只受阻。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黄河北徙，决沛县、丰县，200里运道俱淤，昭阳湖以西的运道堵塞更甚。隆庆三年（1569)七月，黄河在沛县决口，茶城一线淤阻,2000多只粮船阻隔在邳州，无法通行。隆庆五年(1571)四月，黄河在邳州决口10余处，损失漕船千计、粮食40万石，匙头湾以下80里河道淤塞。万历二十一年（1593)大雨，汶河暴涨决口，洪水下灌徐州、沛县，冲毁漕河堤坝200多里。万历二十五年（1597)，黄河又在单县黄垌决口，河道向南迁移，徐州、吕梁以下河段几乎断流。
徐州、吕梁二洪，即徐州城东南“借黄行运”河道上的两处急流。汉代以前，这两处急流就是古泗水上有名的险滩。南宋建炎二年（1128),黄河夺泗水人淮，此后，徐州、吕梁二洪的水流较以前更为湍急，是南北漕运通道上的重要障碍。永乐朝开通京杭大运河之初，黄河水流充足时，漕粮之船能够通过此二洪，水少时难行。为保证漕运的畅通，明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立专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吕梁洪上闸设洪夫1050名、稍水123名，下闸设洪夫500名、稍水90名。他们都是吕梁本地精通水性者，即便如此，吕梁漕运仍然十分艰难。
黄泛和徐州、吕梁二洪，成为影响3000里运河通畅的病根。二、“泇河之议”与珈运河的开凿京杭大运河在淮阴至徐州段，有330里与黄河并行，从江南北上的漕船，借黄河行运。据《明史.河渠志》记载，从嘉靖六年（1527)至万历三年（1575)，邳州经徐州至济宁运道发生的“黄河害运”事件，达10次之多。其间，许多漕河大臣，前赴后继，上奏朝廷，力谏开凿泇运河，以“避黄保漕”，彻底解决“黄泛害运，，问题。由于张居正的阻挠，迟迟没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死后多年，万历皇帝才做出开伽决定，彻底解决了“黄泛害运”的问题，使国家命脉得以畅通，同时成就了台儿庄几百年的繁盛。开凿伽运河，从初议到实行至最后完成，几经周折，前后历经30多年，可大体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动议阶段。据清雍正三年（H25)成书的《行水金鉴》记载，明隆庆三年（1569)七月，“河决沛县”，决口的河水自考城、虞城、曹县、单县、丰县、沛县直抵徐州，沿线俱受其害，茶城淤塞，2000余艘粮船在邳州受阻。总河都御史翁大立视察徐州子房山、梁山、境山、地浜沟、马家桥等地。在摸清情况之后，建议“自马家桥，经利国监，人泇口，出邳州”，“可别开一河（泇河）以漕”，以避黄河运道秦沟、徐吕之险，实现经久之策。翁大立召集官员商议，将结果上奏隆庆皇帝，皇帝下令立刻着手实施。此为开凿伽河运道刍议之始。但没过多久，黄河水落，漕运恢复正常通行，开泇之议遂遭搁置。
第二阶段，动工阶段。万历二十一年（1593)，暴雨大作，黄河在汶上决口，洪水进人徐州和沛县,溃漕堤200里，运道受阻。万历二十二年（1594)，总理河道的工部尚书舒应龙为求通泄之途，在微山湖东的韩家庄、性义岭南，绕开需要开凿石方的葛墟岭，开了一条通往彭河的40里支渠，引湖水由彭河人泇河。在李家石桥至万家庄之间的湖口，筑长八千四百六十丈、宽一丈的堤坝，渠口创建石闸以备蓄泄。这项伽运河开凿史上最早的工程，为后来的开泇奠定了基础，舒应龙因此成为“开泇第一人”。
第三阶段，初通阶段。万历二十五年（1597)，黄河在黄烟口决口后南徙，镇口淤塞，徐州、吕梁二洪河段的河水干涸。这期间，朝廷在分黄导淮上序力甚大，开李吉口、小浮桥及镇口以下的旧道，建闸接引黄河水济运。可是，因为黄河水泥沙含量高，河道疏浚不久即淤塞，有人提出这样做不是长久之计。次年三月，工科给事中杨应文、吏科给事中杨廷兰请求开挖泇河，并在奏折中分析了开伽的地理优势和可行性。他们的上疏引起朝廷重视。次年，都御史总河刘东星、夏镇分司梅守相提议继续韩庄未竟的工程，疏浚微山湖东已开的支河，上通西柳庄，下接韩庄，以避微山湖口“突遇狂飙，未免败没”之险；东南方向万家庄、台家庄、侯家湾、良城等“山冈高阜，多砂礓石块，极难为工”处，力凿成河，以接洳口，轻小粮船可以通行。他们的奏议得到批准，但因为当年水势太大而没能施工。万历二十八年（1600),工部覆直隶巡按御史佴祺，复请开洳河。都御史总河刘东星奉旨来到伽河工地，不问浅狭难易，坚持向前推进，开通了最难施工的河段，并在巨梁桥建石闸1座，德胜、万年、万家庄各建草闸1座，使伽运河道的基本走向由此定型。
第四阶段，功成阶段。万历二十九年（1601),刘东星积劳成疾，在任上殉职。然而，伽河雏形已定，通航成效得以显现，继续开伽已呈必然之势。万历三十一年（1603)，黄河再次大决单县苏家庄及曹县楼堤，冲沛县四铺口太行堤，形成百年不遇洪灾。四月，工部右侍郎李化龙总理河道，复议开伽河，以避河险。次年正月，李化龙上奏开洳之利，提出六善二不疑：“伽河开而运不借河，河水有无听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洳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善二。运不借河，则我为政得以熟察机宜而治之，善三。估费二十万金，开河二百六十里，视朱衡新河事半功倍，善四。开河必行召募，春荒役兴，麦熟人散，富民不扰，穷民得以养，善五。粮船过洪，必约春尽，实畏河涨，运人洳河，朝暮无妨，善六。为陵捍患，为民御灾，无疑者一。徐州向苦洪水，泇河既开，则徐民之为鱼者亦少，无疑者二。”万历皇帝认为这是长久之计，下令立即开工。李化龙走马上任，开通了从夏镇到直河口260里的伽河，避开了330里黄河之险。八月，伽运河正式开通。这一年，运送漕粮的船只三分之二通过泇运河北上。
从隆庆年间翁大立提议开洳，到万历三十二年泇运河全线通航，中间经历了30多年时间。这段航道的开通，使京杭大运河的通航时间每年增加90天, 航程缩短3天。经伽运河北上的漕船，每年在7700~8000艘之间，运送漕粮420万石。使得京杭大运河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
三、开泇功臣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开凿泇运河，是明代运河整治的重要工程。在开凿过程中，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三位大臣起到了关键作用，被后人称为“洳河三公”。明清两代朝廷，对他们的贡献给了应有的褒奖。明朝万历皇帝赐李化龙谥号“襄毅”，天启皇帝赐刘东星谥号“庄靖”。清朝乾隆年间，漕运总督杨锡绂高度赞扬了“三公开泇”的功绩，指出：“伽之开，河臣舒公应龙建其议，刘公东星继其事，李公化龙毕其功，在当日言事诸臣，好以口舌持短长，或忌或阻啧有繁言，而三公殚心国事，不恤人言，尽智竭力，前后相继，疏凿挑浚，卒避三百里黄流之险，而成此二百六十里安流之运道，岂非万世之利……三公不可无祀。”乾隆二十九年（1764)，杨锡绂在万年闸北首（今峄城区古邵镇杨闸关村）建三公祠，颂扬他们的功绩。据《乾隆起居注》记载，乾隆三十年（I765)四月二十七日，乾隆皇帝从江南返京，驻跸万年驿大营，题写了“绩均泇运恭悬祠”。
舒应龙（？~1615)，字时见，号中阳，广西全州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万历二十年（1592),由南京兵部尚书任上召人京师为工部尚书，总理河道。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汶河决口，下灌沛县、徐州，冲毁运河堤坝200多里。舒应龙上奏朝廷，恳请在韩庄以东开挖一条支渠，以宣泄微山湖及鱼台等县的积水。准奏后，于次年动工，用5个月的时间开挖了40里长的中心沟，成为泇运河的上游。
刘东星（1538〜1601),字子明，山西沁水人。明隆庆二年进士。万历中叶任河漕总理、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万历二十七年（1599)，刘东星和梅守相提出，继续开挖韩庄中心沟，拓宽加深侯家湾、良城直通泇口的河道，使其能够行船，得到朝廷准许。因为当年河水漫过河床，未能施工。第二年，刘东星、梅守相再次奏请开泇。获得批准后，刘东星排除种种困难，动工开伽。工程费用仅用了二十分之一，泇河已开成十分之三。在准备建造巨梁桥石闸和德胜、万年、万家庄三座草闸时，刘东星积劳成疾，以身殉职。
李化龙（1554〜1611)，字于田，北直隶长垣县（今属河南）人。万历二年（1574)。万历三十一年（1603)六月，黄河在山东单县、曹县和江苏沛县决堤，横冲运河河道。朝廷任命李化龙为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李化龙上疏力陈开泇，获得批准。万历三十二年（1604)八月，开通泇运河，“泇河之安流，代黄河之险道，八千运艘，不两月过尽”®。万历三十三年（1605)二月，李化龙因母丧离任回家丁忧，临行之前，仍令负责运河的官员疏浚河道30里，建船闸3座，保证洳运河畅通。
泇运河是明代漕运史上一项巨大的工程，是漕河官员与劳动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泇运河的通航，改变了京杭大运河苏鲁交界区段借黄行运的历史，正常年景的通航时间，每年增加90天，使运河的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
第三节泇运河与台儿庄
泇运河的开通，对保证京杭大运河通畅、漕粮北运以及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台儿庄借运河之利而繁荣，成为水陆重镇。清康乾时期，每年有将近万艘漕船和数万艘商船在台儿庄等待过闸，大量船民和商贩汇集台儿庄，给当地居民提供了经商机会，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他们由农从商、从工、从渔、从运，使“约台之民，商贾过半”，台儿庄成为繁华的运河枢纽城市。“人夜，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被称为“天下第一庄”。
一、明代筑城与漕道八闸的创建泇运河开凿之前，台儿庄只是一个普通的集镇，尽管在台儿庄城区附近有汉代陶器等生活用具出土，但是在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前，台儿庄还不具备“城”的规模。泇运河开通之后，台儿庄成为运河重镇，接任李化龙总理河道的工部右侍郎曹时聘，上疏朝廷，请求在伽运河沿线置邮驿、设兵巡、增河官、立公署，获得万历皇帝的应允。万历三十五年（1607)，台儿庄开始筑城。清代又进行过3次重修。
据清光绪《峄县志》卷八《建置》篇记载，清顺治四年（1647)，兖东道兵备副使蒋鸣玉倡导重建台儿庄城，由县丞雷拴负责，次年竣工。第二次筑城是在康熙年间。《峄县志》卷二一《耆旧》篇记载：“康熙间，黄河决，花山徐邳灾，漕运中梗。”康熙皇帝南巡，一位名叫曹自新的乡绅，率数州十万士民迎銮吁恩，并进河图。“口析水患数千言”。康熙皇帝“即敕河臣覆勘，给币修筑”。这时的台儿庄城，东西长5里，南北宽2.5里。咸丰五年（1855)，黄河决口，殃及台儿庄，多处城墙坍塌。一些土墙民房，基本没有剩下。咸丰七年（1857)，由地方圩练长尤训光发起募捐，再次筑城。这一次修筑的城墙，墙体高一丈三（相当于4米），宽一丈（3米），砖墙内筑土坯，城外有三丈宽的护城河。咸丰年间的台儿庄城,规模有所缩小，建有城门6座，命名不算整齐，但富有学问。东门叫“仰生”，意思是官府、官员仰仗众生而存在;西门叫“台城旧志”，表明她是旧城的标志;北门为“中正”，意为中正仁和；小北门曰“承恩湛露”，意为蒙承上苍恩典，享受丰沛的雨露；南门叫“惠迪吉”，意思是顺从天道就能吉利；小南门叫“迎祥”，意思是迎来吉祥。东南西北4个正门均建有两层门楼，上为岗楼垛口，下为通道，城墙上面可行驶大车。
泇运河解决了黄泛阻运的漕运难题，但是，从微山湖到台儿庄的85里河道，西高东低，微山湖的湖底比台儿庄高7米。尽管在汇流区域内有244处泉源,但旱季有径流的仅有10处。巨大的落差,使雨季储存在微山湖的水源，用不了多久就会流泄净尽，而泉水所能提供的补给，满足不了通航需要。为解决水源下泄难题，漕河官员想出了建立闸坝的方式。万历年间，在韩庄至台儿庄之间85里河道上，自西向东依次建起韩庄、德胜、张庄、万年、丁庙、顿庄、侯迁、台儿庄8座斗门式船闸。为了减少启闭次数和闸门磨损，节省维修费用，每次过闸，船只必须结队编组，不准单船过闸。这样，船闸管理和维修需要专门机构。为此，朝廷在韩庄至台儿庄之间，设闸官署4处，浅铺38处。每个闸官署设闸官一名，管辖两处船闸。闸官虽然官阶低下，未人品流，但手下有许多船夫,负责船闸的启闭及所辖河段的蓄水、泄洪，掌管着船只通行的权力。
二、清代繁盛与运河重镇的勃兴台儿庄成为中转南北货物的水旱码头之后，官府和商家的进驻使台儿庄人口猛增，商贸繁荣，成为峄县40个集镇之首。清光绪《峄县志》卷二四《艺文志》载：“自泇河既导，而东南财糈跨江越淮，鱗次仰沫者，凡四百万有奇”，台儿庄“遂为国家要害”。每年经过台儿庄的漕船和商船，多达10万艘。江浙、湖广一带的竹木、瓷器、丝绸、茶叶、蔗糖、稻米、纸张、桐油、工艺品、棉布、水果等，纷纷运抵台儿庄码头向周边批发，北方的山果、木材、药材、皮张、杂粮、油、麻、烟草、煤炭等也由台儿庄中转南下。四方商人趋利于台儿庄，周边的农村人口也纷纷向这个新兴的城镇迁居，加上码头搬运工、纤夫、水手、官员、僧侣、游客和驻军，使城里人口迅速增加。在丁字街、月河街、顺河街、鱼市街、竹竿巷等商贸街巷，店铺多达百余家。临河店铺为了方便装卸货物，便在月河北岸、东岸修筑了功能齐全的十几处石阶码头。这些码头至今尚存完好，成为京杭大运河沿岸仅存的明清码头。
台儿庄商贸业的繁盛，官府是主导，民间商业是主体。明末清初，以郁、台、花、马四大家族为主，至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又出现了燕、尤、赵、万四大商户和100多家有商号的商行。嘉庆之后，尽管国势走低，台儿庄的商业却蒸蒸日上，这时候，又出现了陈、王、袁、胳四家有实力的商户，影响着台儿庄的商贸风气。他们与经营毛皮业和清真饮食的沙、洪、展、吕四大穆斯林商户和睦相处，平分秋色。有的粮行、皮行、染坊、酒坊还雇用工人，聘请经理，摆脱了家族经营模式。“道升”、“澧泉”、“广源”等5家酒坊，各有雇工近百人。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发达，行业众多，有数百种手工产品，如舟船、农具、家具、文具、餐具、茶具、兵器、小五金、工艺品等。清咸丰四年（1854),汶上县作坊主郝兆祥来台儿庄开办酱园店，自产自销，年收人4000银元。光绪十一年(1885)，泰安纸业作坊主范兆信来台儿庄开办抄纸作坊，每天生产毛边纸2500张。宣统三年（1911)，济南同益公铁锅厂到台儿庄兴办分厂，年产铁锅、鏊子5万余口。
清末民初，尽管运河已经不是国家唯一的南北运输通道，但台儿庄的商贸业仍维持了一定规模。据《山东集市调查与研究》记载：民国初年，台儿庄有曰用百货、杂货、布线、皮革、中药、饭店、银、铁、瓷器店等70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同仁百货店、复兴杂货店、恒之兴棉布店、中和堂药店、孙家酒店、裕康酒店、徐家瓷器店、协兴东铁货店、曹家棒场、豫祥酱园、万祥糕点、彭家饭店等。
三、优势凸显的黄金水道泇运河开通之前，京杭运河作为南北交通航道，不能实现全年通航，成为朝廷的心病。《山东通志》第21卷《秩祀》道出了漕运的重要性：漕船“三月不至则君担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真可谓“倚漕为命矣”。伽运河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开通、次年正式通航之后，京杭运河才真正成为朝廷能够依赖的交通命脉。明河道总理于湛在《运河题铭》中评价说:“国家定鼎燕京，仰借东南朝税四百万担，以资京师，唯此漕渠一脉，为之咽喉。” 自明朝万历至清朝咸丰这300多年里，运河的商品流通量远远超过其漕粮运输量，“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续”，“商船往来，日以千计”®。同时，明朝政府规定，漕船允许附载一定的物品，因此有芦席、板木、城砖、酒瓶、修河材料搭载漕船运输。据测算，经运河运输的货物，相当于漕运量的10倍。按每年运输漕粮420万石计算，经运河运输的其他商品，每年在4000万石左右。
清代，台儿庄北部的民营采煤业已经具有规模。据清光绪《峄县志》载：清代前期，台儿庄以北的“枣庄、田家庄、齐村居民以此为业，往以煤故致资数百万”。乾嘉时，台儿庄北的民营煤窑时有增置，每年有“数百万石”的煤炭通过台儿庄运河“连樯北上”，供应京津冀一带。道光之后，峄县的煤炭出境，皆由台儿庄水路北上或南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峄县中兴煤矿公司在台儿庄运河沿岸建设煤炭专用码头，把煤炭发往淮阴、镇江、上海、浙江等地。1912年，中兴公司投资兴建的台枣铁路竣工，随后在台儿庄设置了贮煤场，建立煤炭周转基地，拥有运输船舶72艘，最大载重吨位为80吨。由于煤炭货源充足，还吸引了大批外地船只来台儿庄参加运输，仅从黄河、小清河来台船只就有118只，约3500吨位。台儿庄运河码头形成了水陆联运的格局，煤炭吞吐量每年达80万吨。
四、商贾云集，文化繁荣台儿庄是一个移民城市。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人口膨胀几十倍，所增加的人口多是外地涌人的淘金者。他们开始并不携带家眷，而是一个人先来创业。等到购买了地产把老小接过来时，在家苦熬的孩子，已经错过了读书年龄。他们来到台儿庄，尽管有了生活平台，却不能坐下来读书，只能跟着父辈创业。等到在竞争中有幸成为富户，生存压力依然不轻，他们既要应对激烈的竞争，又要防备匪患。台儿庄是商业城镇，是冒险者的天堂,却不是培养官员和文人墨客的园圃。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取进士的黄和、崇祯元年（1628)考取进士的黄图昌并不是台儿庄商人的后代。这个“甲于一邑”的台儿庄，在一年又一年的科举考试中成绩不佳，成为地方官的一个心病。
乾隆四十八年（1783),时任峄县知县的张玉树，在台儿庄文昌阁院内创办了以培养童生为使命的官学兰陵书院，与峄县城里的峄阳书院南北呼应。因为台儿庄大部地域为古兰陵郡和东海郡兰陵县辖地，所以将这座书院命名为“兰陵书院”。嘉庆二十四年（1819)，知县张涛进行了扩建。道光二十年（1840)，知县张梦祺重修。咸丰元年（1851)，朱彦华再次重修。兰陵书院占地4亩，依托文昌阁，中为讲堂3间，东西厢房各5间，二门楼1间，大门楼1间。院内有寝室6间，供学子住宿。
兰陵书院为台儿庄乃至鲁南苏北地区的文化摇篮，是许多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地方，也是文人骚客汇聚的场所。因书院建在文昌阁内，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是文昌阁香火会日，文人墨客云集，四方游客络绎不绝。清道光四年（1824),台儿庄的儒生为了表达对孔夫子的崇敬，在文昌阁旁边建了一座字纸炉用来焚烧字纸，以免有人把写有“圣人之言”的纸张作为废纸使用而玷污了圣人。从此以后，每天都有老年文人背着竹笼，到学校、街巷捡拾字纸，送到字纸炉焚烧。光绪二十八年（1902)，兰陵书院改为校士馆。兰陵书院在台儿庄一直是重要的教育基地，甚至是衍生教育的母体。它的出现，带来了台儿庄教育的繁荣，至光绪年间，知名私塾学校发展到32所，加上周边乡村的私塾共有70多所，另有义学与教会学堂10多处，为台儿庄培育出大批文化名人。
五、台儿庄城区的水工设施及衙署机构台儿庄的地势为西高东低，南北为丘陵地带，是洪水走廊。在3170平方公里的汇流区域内，年平均降雨量800毫米以上，最高年份为1400毫米。驻守台儿庄的官员和当地居民，用开挖水街、汪塘的方式对付水患。这样，一个不到5000亩面积的城镇，拥有14里长的水街和18个汪塘。这些水街和汪塘，形成相互连通的循环系统。运河两岸，建有6里长的驳岸和13座码头，供装卸货物和汲水之用。这些水工设施使台儿庄成为东方古水城。
台儿庄的官署机构，《峄县志•官署》卷有具体记载。
县丞署:位于台儿庄城最南端，西临月河，大门朝南，门前有小广场。有八品县丞1人，衙役若干。
参将署:俗称“大衙门”，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清朝正三品参将行署，统领600兵马，负责管辖220里运河河道的工程防护和漕运治安。参将署占地7亩，有砖墙瓦房50间，建筑面积684平方米。总体布局为坐北朝南，四进院落，从大门往北，依次为前堂、二堂、大堂和后四合院。前堂东西两侧各建1个花门。二堂有6间正堂，宽8米，青砖灰瓦厦檐抱柱走廊，门两旁各有1头高约2米的石狮子。院内建有五步台阶高的望月台和钟鼓楼，正堂东西两侧有配房各6间。大堂5间，高10米，内有8面屏风，后墙画壁两侧各建角门，通过角门能够进人四合院。四合院有南北屋各6间，东西屋各3间，为参将的私人住所。1937年1月，国民政府在此设立山东峄县警察局台儿庄分局。1938年初，成为第三集团军副司令沈鸿烈的军火库。在台儿庄大战中，这批军火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兵行署:建于清康熙年间，占地1.5亩，有瓦房5间。是总兵到台儿庄巡察时的官邸。
守备署:建于清康熙年间，占地面积5亩，房屋100多间。是参将统领的绿营兵营房。
闸官署：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伽河开通后，为加强河道管理，工部侍郎曹时聘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上了《泇河善后事宜疏》，请求朝廷在台儿庄运河沿线置邮驿、设兵巡、增河官、立公署。获得万历皇帝的应允后，在台儿庄、顿庄、万年、德胜设立了闸官署。清代基本循明代管理制度，除闸官、闸夫外，又增拨了官军兵马守护，兼管社会治安。
台庄驿：为京杭大运河上一处重要驿站，苏州园林风格。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河漕总督御史曹时聘在台儿庄督运时设立，当时仅有驿丞1人。清朝乾隆七年（1742)，编制增加到5人。
台庄公馆：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到三十二年（1604)，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在台儿庄主持开伽时所建，相当于“伽运河工程指挥部”。清朝康熙年间重建。六、民居博览城台儿庄处在京杭大运河中间的咽喉地段，汇聚了南来北往之客，容留了三教九流之徒，大批外地客商在这里落地生根，并兴建了不同风格的住宅和商铺，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台儿庄成为接纳、融汇不同建筑风格的城市，成为民居博览城。
(一）鲁南民居即茅草屋，为土砌墙体，实木屋梁和檩子，高粱秆代替椽子，麦秸稻草做屋顶的房子。就地取材，节能环保，屋内温度不随室外温度明显变化，冬暖夏凉，适宜人居。台儿庄运河南岸的古村庄——纤夫村，最能体现台儿庄明清运河沿岸的居民生活特点。
(二）北方大院泇运河开通后，大批晋商经北京和天津沿运河南下，在台儿庄聚居，兴建了北方大院式的会馆和住宅。随着生意的兴隆，晋商中产生了一些大户人家，他们以家族为纽带，在台儿庄兴建了许多大型院落。万家大院是北方大院的典型代表，但不幸毁于战火。胡家大院坐落在月河街东首，为四进四出的两进庭院，北头为单层面街门市，中建双层堂楼，东西各建厢房，青石铺地，院宅幽深，室内楠木楼板，雕梁画栋，古色古香。这种店面临街、庭院朝河的结构布局，表现出顺天然、亲人和、朴素雅致的个性特征，具有节奏明快、方便实用的商业功能。
(三）徽派建筑随着运河漕运的发展和枣庄商贸业的繁荣，大量徽商沿运河北上，到枣庄一带经商，并在台儿庄建造了徽派的会馆、商铺和住宅。大衙门街两侧的店铺、民居，建有明显的马头墙，是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
(四）水乡建筑台儿庄因运而兴,境内河流密布，很多建筑临水而建，尤其是运河两岸的商埠，有的阳台伸人水面之上，临河而居，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建筑特色。在空间构成上，水乡建筑枕河而居，因河设市，夹岸为街，水陆两宜，构筑了小桥流水人家的闲适意境。在建筑特征上，规模较小，但具体人微，粉墙黛瓦，山墙起伏，宅院四合。既体现传统家族伦理秩序，又有文人墨客的闲适，以及北方人的纯朴、敦厚追求。
(五）欧式建筑清朝末年，由于中兴煤矿公司的发展和西方天主教、基督新教的传教士来枣庄传教，欧式建筑风格开始在枣庄出现。民国初年，中兴公司陆续建成了以台儿庄为中心节点的枣台铁路和连接陇海线的台赵铁路支线，促进了台儿庄古城商业文明的又一次繁荣。视野开阔的中外资本家纷纷在此开设货栈、商行、码头，争先恐后建设电报局、学校、医院、教堂、洋行、货场等。台儿庄老火车站、中兴煤矿公司驻台儿庄办事处，由德国工程师设计，为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六）宗教建筑台儿庄运河两岸，靠船运生活的人们，面对不可预见的危险,用祈求神灵庇护的仪式寻求心灵安慰。来台儿庄做生意的商人，也祈求神灵助其财运亨通，发财后又祈求神灵保佑世代富贵。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口对自然和神灵的敬畏与崇拜，使台儿庄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气氛，官家、军人、士绅，纷纷捐资兴建供奉神灵的庙宇。乾嘉时期，城内共有72座庙宇，达到了百步之内必有香火的密度，号称“东方小佛国”。这些庙宇，形制丰富，品类繁多，特色鲜明。有的大气稳重，有的精致灵巧，集中反映了运河城市特有的和谐共处、融汇通达的多元宗教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庙宇有：儒家的孔子庙、文昌阁，道教的关帝庙（山西会馆）、吕祖庙，佛教的准提阁、南观音庙、北观音庙、清凉庵、水月庵，伊斯兰教的清真古寺（北寺）、清真南寺，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天主堂、基督教堂，以及代表各地民间信仰的天后宫、泰山奶奶庙、大王庙、龙王庙等。
(七）闽南建筑运河漕运拉动了台儿庄商业的繁荣，不仅运河沿线的客商来此经商，而且闽商也到台儿庄从事商贸活动。他们在台儿庄留下了闽南风格的商铺、住宅、会馆、庙宇,使枣庄的建筑风格更加多元。其中，闽丰号福建会馆和天后宫是台儿庄闽南建筑的代表。据考证，台儿庄天后宫的所有建筑材料及其构件，均是在福建泉州加工完成之后，经海路运至杭州，再通过运河运到台儿庄组建的。
(八）岭南建筑伽运河开通后，一部分粤商来到台儿庄，开设“广货店”（因为这个原因，枣庄人把时髦说成“广”），兴建了岭南风格的建筑。这些被当地百姓称为“串楼” 的建筑，即岭南风格的“骑楼”。
台儿庄建筑并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地方的建筑，而是因地制宜地将各种建筑风格进行相互融合，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刚柔并济、雄秀兼备”风格。第四节泇运河两岸的尚勇文化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为国家漕运通道，运河沿岸的码头成为物资集散中心。台儿庄作为南北交流孔道，在地理上占据重要位置。经过明末清初的动乱，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涌到运河沿岸，以拉纤、搬运和经商为生，因而聚集了大量没有不动产的外来人口。清王朝建立之后，有人打起“反清复明”的旗帜，组织起义队伍，在运河两岸活动，抢劫官船和商船。清王朝利用镇压和怀柔相结合的方式，一度使这里的治安实现了好转，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反抗的因素始终没能消除。进人晚清，黄河改道，张秋以北的运河断航，漕粮改为海运，沿运船夫纷纷失业，反抗的烽烟再起。老百姓为了自身安全，耍刀习武，形成特殊的尚勇文化。
一、清初峄县的“盗户”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题为《盗户》的小说：“顺治间，滕、峄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复相苦，烦有司稽籍焉。……”这篇小说，不是蒲松龄的虚构，而是对清初鲁南社会状况的艺术性表现。所谓“盗户”，实际上是明末清初曾经活动在峄县一带的农民武装分子，后来被清王朝采用剿抚兼施的手段平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使之不再闹事，于是就地安插归农，登记造册时谓之“抚户”，俗称“盗户”。
明初大迁民之后，峄县的社会生活趋于稳定，万历之前，赋役较轻，人们安居乐业。进人明末，由于水旱频仍，赋役加重，至崇祯年间，水灾、旱灾、蝗灾接踵而至，瘟疫猖獗，赤地百里，白骨纵横。许多破产农民和失业工匠，纷纷斩木为兵，加入起义军队伍。朝廷派兵围剿，起义军为了保存实力，进入抱犊崮、沧浪渊山区，继续与官军对峙，一直坚持到明王朝灭亡。这些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起义军，就是后来构成“盗户”的基本成分。
清王朝建立之后，盘跟在山区丛林中的武装残余,不时下山抢劫，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隐患。另一方面，大片良田荒芜,在册人丁减少。明万历中叶，峄县全境有成年男丁12173人，征粮土地17659顷；清初顺治年间，全县在册男丁只剩下2739人，田地1888顷。顺治十二年（1655)，历史学家谈迁由北京返回故乡浙江，乘船途经峄县，发现曾经“烟井辐湊”的台儿庄，只剩下相当于从前一半的居民。峄邳交界的良城，“旧多居人，今才数家”。新当政的清王朝，希望按原先人册的田亩和人丁征收赋役。《峄县志》记载:“顺治初，峄地粮颇重，田百亩纳银九两四钱，邑人大困。”峄县籍的清廷官员意识到问题严重，上书山东巡抚申明利害关系：“且以现在之丁较往昔十损其八，以往昔之赋课现在，一以包十，百姓旦夕莫保其残喘……倘复激疲民，而滋之乱，殆亦如虎生翼矣。此今日之峄，大为可忧也。”®据蒋良骐《东华录》卷五记载，清廷为了发展生产力，维护社会秩序，推出了招徠流民垦荒的“劝垦”政策，“劝农桑以植根本，抚逃亡以实户口”。顺治六年（1649),山东巡抚方大猷向清廷条陈:“州县卫所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民屯种。” ®官府对垦荒者适当资助，并放宽纳税年限。峄县的“盗户”就是在这种大气候下产生的。
因为有的“盗户”曾经参与反清活动，官府对他们不放心，不敢像安置普通流民那样安置，而是把他们集中安插，分为若干寨，有官兵监视。规定20年之后，如果没有反叛行为，其后代可以与普通农民一样参加科举考试。
二、惊动清廷的抢劫龙袍案清军人关之后，赋税加剧，激起民愤。兖州、临祈、邻县、滕县、峄县一带的农民起义军，由反明转人反清。在台儿庄运河沿岸和北部山区，由“九山王”王俊领导的反清武装，形成气候。顺治八年，在德胜闸抢劫了为顺治皇帝护送龙袍的贡船，惊动朝廷。
王俊，字宵五,原籍苍山兰陵，其父迁居费县梁邱。明朝崇祯末年，王俊因为打死官差，带领饥民造反上山。各路英雄好汉群起响应，先后有晁家村晁玉光、荣家庄荣坦、费县新庄村付曼汉等人前去投奔。他们相继占领了大苍山、小苍山、花盘山、抱犊崮、燕尾崖、神山等山头。王俊以大苍山为总部，其妹王俏荣据守印盒山，王俊被推为“九山王”。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兖州的明鲁王朱聿海东逃石门一带抗清，王俊受其影响，转而联合明朝将士反清。顺治四年（1647)正月，王俊攻占台儿庄，“四境内，日有焚杀”。十一月十六日，王俊联合河南榆园军攻占峄县城，知县何文澄越墙逃跑，官兵前来围剿，榆园军和王俊部退出。顺治六年（1649)，王俊又率部独自攻人峄县城，知县刘崇善逃跑，起义军杀掉了他的家属。顺治八年（1651)，王俊的队伍兵分两路，西路袭击台儿庄，东路直逼郯城。二月初十凌晨，台儿庄被大雾笼罩，王俊以为是突袭的大好时机，因为清军防守严密，未能攻下。于是南下进攻徐州。闰二月十二日，在徐州得胜后北上，在台儿庄德胜闸截获了朝廷的船队，把江南织造为顺治皇帝绣制的龙袍抢走。
清政府调集精锐力量，对王俊展开围剿。清军采取围困和招降相结合的办法，步步逼近，各个击破，先后攻陷抱犊崮、神山、燕尾山等重要据点。三月，清兵攻破了王俊的大营。《邹县志》称“峄山首领焦二青，同苍山王俊为山东巡抚夏玉擒诛”。至此，台儿庄运河两岸归于平静，而龙袍下落不明。
三、捻军与幅军起义捻军即捻党起义军，是晚清时期活动于皖鲁豫一带的秘密组织。所谓“捻”，本义是指迎神赛会时点油灯搓的捻子，也就是把分散的棉线拧到一起（在鲁南方言中，用手工将棉花拧成线，叫“捻线”）。捻党的“捻”，引申为一伙人的意思。捻党活动分散，每一股称为一捻，少则几人、几十人，多者二三百人。他们多是一些生路艰难的农民，越是荒年，人数越多，“居者为民，出者为捻”。捻党不是宗教组织，不崇尚具体的神主，也没有特别教义。清政府虽然严禁结捻，但由于捻党分散活动，所以没有把它视为大患。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人安徽，并于五月初开始声势浩大的北伐，推动了当地捻党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各路捻军齐集皖北雉河集（即今安徽涡阳县城），推张乐行为盟主，建立五旗军制。从此，捻军由分散向统一发展。
咸丰八年（1858)九月末，张乐行、刘天福率领捻军自丁庙闸渡过运河，直逼台儿庄。驻守台儿庄的清军参将率数百兵卒逃遁，捻军长驱直人，攻陷了台儿庄城。捻军这次攻城，使驻守台儿庄的清军威风扫地，城里居民和商家蒙受了巨大损失，同时，为下一步幅军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幅军最初为幅党，开始人数较少，骨干成员主要是盐贩、失业农民、裁汰后无家可归的兵勇。他们经多见广，不怕抓，不怕杀。道光年间，鲁南一代灾情严重，幅党在山林中安营扎寨，提出“替天行道”的口号，采取昼散夜聚的活动方式，劫富济贫。官军前来抓捕，他们不做明显抵抗，用躲避的方式应对。幅军仿效捻军，蓄长发，用幅巾扎头，有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设百夫长。他们把外出攻打围寨叫“做买卖”，出发前屠牲祭旗，叩头祷告：“天老爷，地奶奶，俺到北方做买卖，不管挣钱不挣钱，但愿人马回来全。”发展势力依靠“散旗”，哪个围寨接受了幅军的旗帜，就要听从指挥,否则即行攻打，若无战事，下山寨回家耕种。众山寨之间设集市贸易，山寨内修筑戏台，逢年过节或打了胜仗，唱戏庆贺。
峄县侯孟村（今属台儿庄区张山子镇）的刘平，是运河沿线幅军的首领。刘平年少时聪颖过人，18岁时,他伙同乡里穷苦农民，带着刀枪，贩卖粮食、私盐，途中如碰到小股清兵，就把他们杀掉。时间长了，刘平的声望大震，跟随他外出谋生的人越来越多。道光十二年（1832)，刘平已有随从上百个，贩运的盐、粮也由背驮改为骡马运输。当队伍发展到500人时，刘平不再贩卖粮食、私盐，公开成立了与官府对抗的队伍，刘平自称“幅王”。他把队伍分成若干小队,分布到运河两岸的峄县、枣庄、滕县、徐州等地。后来又在黄丘山套的大寨山和傜阳城修建了住房、粮仓、蓄水池和围墙，作为大本营。他们劫持富豪做人质,让家人拿钱来赎，否则就“撕票”。刘平“绑票”的口号是：“一牛一驴好种田，三顷两顷咱不缠，十顷八顷该俺的钱，楼台殿阁还不完。” 一时间，闹得官府坐卧不宁，豪绅惊恐不安。
咸丰十年（1860)初夏，刘平率部攻下了台儿庄城和贾汪附近的汴塘，运河南北的许多小股农民武装纷纷前来投奔，队伍发展到10万之众，被洪秀全封为 “北汉王”，并派来500名太平军士充当他的卫士。峄县、滕县地区的粮钱捐税，皆为幅军征收,县衙不敢过问。同年九月，清亲王僧格林沁以都统身份率八旗劲旅到峄县镇压，亦不敢轻易出战。刘平暗中聚集10万幅军，拉开交战阵式，运河南岸“营栅亘数十里，徐（州）、兖（州）大震”。同治元年（1862)，清都统令部将索尔固善率偏师进攻幅军在台儿庄的营区，把上万幅军逐人运河中溺死，河水为之断流。在后来的对阵中，刘平受伤，养伤期间，被侍卫杀死，刘平的部众归附到“大幅主”刘双印麾下。同治二年（1863)四月，清廷派总兵陈国瑞主攻幅军。在云谷山一带，起义军受到三路夹攻，寡不敌众，刘双印在邹县境内的猴子山被俘，为清军所杀，幅军起义失败。
台儿庄的尚勇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当社会矛盾激化时，人们的尚勇精神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冲击官府和富豪。这种尚武精神，一方面推动了历史进步，一方面也对人们的正常生活构成负面影响，而尚武精神本身是积极向上的。晚清的政治、经济、军事全面腐败，逼使具有尚武倾向的百姓铤而走险。在政治清明时期，尚武文化则成为运河沿岸的一道风景，台儿庄一带集健身和表演为一体的武术，就是这种尚武精神向着积极方向转化而结出的硕果。
第五节清代中叶的三位诗人诗是心灵和时代碰撞的产物，诗人的心灵深度和创作条件共同促成诗作的诞生。在诗歌兴盛的唐宋两代，枣庄的文教隳沉，没有产生令后人骄傲的诗人。洳运河开通之后，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哺育了三位杰出的诗人。
一、翰林院编修李克敬及其诗作李克敬（1659～1727),字子凝，号小东。清顺治十六年（1659)出生在峄县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李冲，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被乱兵掠走，经历九死一生，返回家乡，娶妻生子后，他变卖田产，购置笔墨，供6个儿子读书。在6个孩子中，老四克敬聪明好学，“生而颖异，五岁能诵尚书，八岁了五经，十岁能属文赋诗，弱冠已为通儒，补博士弟子员。才满山左，久且满天下”。
康熙十三年（1674)，峄县新任知县派人把15岁的李克敬招到县衙，令他以《乡愁》为题，当众作诗一首。李克敬缓缓道出：“愁人不能寐，欲寐转彷徨。方止思乡泪，闭眼即故乡。惊魂以一断，寒宵万里长。顽身飞不去，好梦送凄凉。”因此在峄县赢得文名。而三年一次的乡试，李克敬却莫明其妙地名落孙山。科举失利，又为衣食所困，只能以教书谋生，先后在峄县和临沂、徐州、曲阜、滕县等地教书。
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皇帝沿京杭大运河南巡，途径台儿庄。在滕县讲学的李克敬，听到康熙皇帝南巡的消息，意识到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于是收拾行囊，连夜赶赴台儿庄，向康熙皇帝献上《雅颂八章》，其一云：“承天抚世，稽古帝王，书契以来，未有穆穆我皇。佚殷越周，流虞漂唐，三后在天，配之弥光。”这种拟《诗经》体的《雅颂》，当然是歌功颂德。但是，诗中所陈康熙功德，并非廉价吹捧。康熙皇帝从700多个才俊献上的近2000首诗赋中，钦定李克敬的《雅颂八章》为第一，贴出皇榜。第二年，山东乡试，李克敬赴济南应考，力拔省魁。7年后，56岁的李克敬赴京参加会试，高中二甲第九名，选翰林院庶吉士。
李克敬进人翰林院以后，名气如日中天，遭到同僚嫉恨，有人弹劾他“毁谤程朱”，要求严惩。康熙皇帝没有对他降罪，只进行了申饬。李克敬意识到官场的险恶，上书朝廷，借母亲年迈多病为由，请求卸职还乡。康熙五十六年(1717)，李克敬回到峄县，应知县之请续修贾三近初修的《峄县志》。康熙六十年（1721)，再度应召入京，授翰林院编修，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工作。雍正五年（1727)，李克敬积劳成疾，病逝于京城，享年69岁。
家乡人提起李克敬，往往对他的《雅颂八章》津津乐道。其实，这组作品并不是李克敬的代表作。《浙行漫录》《谐喻》《东南雅言》中收录的诗文，抒发的多是穷书生的困顿感受。“金阙既无分，玉京应相望。丹铅遮眼暗，寒饿催心忙。”这首《述怀诗》，与杜诗一样沉郁。《冬晚次和吴先生友鲲》：“肃肃众星列，天宇何森静？徒倚独树边，霜月照孤影。魂寒意气微，吟苦齿牙冷。我堕之途艰，谁持千寻绠？ ”兼有贾岛的清痩和李贺的隽拔。《姑嫂山》：“小姑不愿如嫂长，江南江北避彭郎。嫂不望夫姑不嫁，携手皈依仙坛下。昨日云光为画眉，娇羞无语双泪垂。云光可扫泪可洗，姑嫂之心不可移。”为传说赋形，为山川铸魂，看似恬淡，实乃苦涩，勾勒出小人物的坚毅。
二、滕县诗人满秋石满秋石（1749～1828)，字碧山，号若谷，滕县柴里村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嘉庆十七年（1812) “以截取选浙江武义知县”。
满秋石12岁丧父，“事母为谨，不违慈训，以孝闻于乡里。®”因为家贫，请不起私塾老师,走读于3里之外南荒村孔毓铭设立的义塾。每天中午，同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满秋石到村外走一趟，然后回到学屋，展卷诵读。老师问他为何来得这么快，秋石回答说母亲事先做好了菜饭，他吃罢即回。老师认为，从南荒村到柴里来回6里，满秋石走不了这么快。于是再放学时站在高处看他的行踪，发现他根本没有回家。问他为什么不说实话，满秋石说出了家中的生计困难。老师生出怜悯之心，请求东家孔毓铭送午饭时多给一些，让满秋石跟他同餐。此后，满秋石不再忍饥读书，学业大进。乾隆三十六年（1771)，满秋石到曲阜举人颜星堂在滕县嘤鸣楼开设的学堂受教。乾隆三十八年（1773)，选为庠生。次年秋，赴济南应乡试。颜先生预言，此次滕县应试学子中，如只有一人中举，即为满秋石。如秋石不中，他把自己唯一的右眼挖掉。到了放榜的日子，别人已经接到喜报，却迟迟没有满秋石中举的信息。有人问颜先生，你是不是要把右眼抠出来？颜先生急不可耐，骑驴到县城问榜。行至苗桥河庙前，购得一棵甘蔗解渴。此时，一个公差骑马至此，颜先生询问公差去向，回答说去柴里给新科满举人送喜报。颜先生抡起甘蔗痛打公差，甘蔗断为两截。公差问其原因，颜先生说,喜报延误两天，差点葬送了我的这只眼睛。后来得知，因为满秋石家贫，事先没花银两打点，导致喜报延误。颜先生打公差打断甘蔗这件事，使满秋石百感交集,后来他把第一部诗集取名为《断蔗山房诗稿》。
满秋石早年的活动区域在滕县西部，诗作却没有局限于运河沿岸。他的咏史诗，思考历史兴衰，境界高远，意象鲜活。诗人路过下邳，想起当年黄石公给张良授书，赋诗两首，其二曰：“兴亡几度过秋风，徐泗萧条水自东。为问圯桥仍在否？断云疏雨落残红。”（《下邳秋望》）《忆秦淮》一诗，含蓄地表现了六朝金粉的兴衰：“长江滚滚浪淘沙，六代消沉日易斜。桃叶渡时刚子夜，乌衣飞去又谁家？晚烟憔悴宫墙柳，细雨飘零旧院花。十四楼头空夜月，金陵自古盛繁华。”《虞姬》一诗的前四句：“九郡山河王气终，锦衣不照大江东。国破家亡身何在？帐底还泣玉芙蓉。”与前人咏叹项羽、虞姬的诗作迥然不同。满秋石的诗歌，咏史之外,是恬淡明快的写景抒情之作：“散步空林下，斜阳送晚晴。心随云共懒，道与水同清。岁月忘今昔，渔樵识姓名。有人从竹里，隐隐读书声。”（《留庄寓中》）《七夕》一首，有晚唐诗人的情韵：“酒杯方落寞，客意已阑珊。常恨千秋别，重逢一夕难。梦中云气湿，灯背雨声寒。渺渺银河水，人秋波浪宽。”在写景抒情之外，诗人也暗讽争名夺利之徒：“群蒙自浑尔，血气有争心。蛮触忘真幻，沙虫变古今。数行残史罢，一院落花深。短梦槐柯底，微云起夕阴。”（《蚁斗》）年过花甲之时，满秋石被授予浙江金华武义县知县。在任期间，“常恐负心安政拙”，“厘剔奸弊，逾年狱囚止三人。”满秋石恪守“官至贫时方为清”的古训，以俭养廉，而且不许麾下其他官吏贪占。一个小吏在征税时弄虚作假，被满秋石痛打一顿，金华太守称他为“强项令”®。在知县任上，满秋石的诗作多有应酬，但是也有不少直抒胸臆之作，《寓馆杂兴》就是其中之一：“孤清无伴住长安，小院新栽两竹竿。怪尔潇潇风雨急，丈夫只是折腰难。”晚年的诗作，清丽中不乏刚劲：“细雪飞迎面，花飘一片春。随风偏淡荡，压抑带精神。”（《赋得飞雪带春风》）满秋石有《断蔗山房诗稿》4卷、《归云集》1卷、《芸窗诗集》1卷，计1000多首诗。
三、万里诗心张素含张素含，字霜三，峄县左庄人，生活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尽管他博学多才，却没能步人仕途，只好躬身笔耕，聊以自娱。道光四年（1824)，其族弟张聘三从隆昌县任所派人来接他人蜀，为诸子侄执教。张素含在鬓霜之年，长途跋涉，从峄县出发，经徐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渑池、潼关、渭南、临潼、西安、咸阳、马嵬、岐山、宝鸡、五丁关、广元、剑门关、绵阳、成都，到达隆昌。在这3个月的4700里行程中，张素含写了3万字札记、137首诗，结集为《蜀程纪略》。这些诗作，写景、抒情与咏史相结合，“严谨工整，气势雄浑，深得少陵要旨”，“想象奇特，豪情奔放，颇具太白遗风” 。
诗人从峄县人蜀所经之地，是历史上发生过许多重要事件的地方。名山大川，英雄美人，摇荡着诗人的心灵。诗人不辞劳顿，以史家之笔，感物驰怀，把漫漫旅程变成了抒发历史情感的壮游。这一路，诗人写了淮海踏雪、中州渡河、秦关揽月、蜀道翻天、巴江晚棹、天府春波、夜郎殊俗。借古人之遗迹，泄胸中之块垒，吟出了一首首气象万千的诗篇。当年，刘邦在河南荥阳差点被俘，幸亏纪信冒充刘邦，才突围而出。纪信因此被项羽烧死，而刘邦对纪信的牺牲似乎并不看重。诗人想起这段往事，写到：“走刘误项拼身焚，围解荥阳第一勋。功狗功人都记忆，如何忘却纪将军?”路过项王祠，诗人吟道：“百战威名一战输，鸿沟割去始长吁。江心帝子魂何在？帐底美人泪已无。社稷终难成鼎足，英雄只合赠头颅。茫茫汉水仍东去，寥落荒祠涧树枯。”写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的剑州：“鹃声咽断夕阳残，马上停鞭不忍看。离乱白杨新战骨，模糊焦土旧兵坛。穴穿石壁人烟冷，血渍山腰草未干。太息绵江江下水，涛声犹带弩声寒。”这首诗与杜甫写安史之乱的诗作相比毫不逊色。诗人在经过四川广元的时候，赞叹了当年的益昌县令何易于。《新唐书》载，何易于任益昌令，刺史崔朴要乘船游览嘉陵江，征用民夫拉纤。上船时，发现拉纤的是何易于。何县令说，现在正值农忙，民间抽不出劳动力，只有当县令的闲着没事，可以使用。崔朴听了，十分羞愧，立即离开益昌。诗人赞叹：“廉吏冰清碑有泪，巴江风静水无波。”张素含一路写来，没有刻意成分。他自称：“频年笔耒，不值一钱；万里舌耕，真堪大笑。怀云找而觅句，非关定远封侯；指蜀道而扬鞭，敢云王尊叱驭。……聊吟短句，用遣闲愁。”正因为如此，他的诗作才远远超过那些金榜题名者的文字。诗人的艺术感觉敏锐，在一个名为“大木戌”的地方，写出“扑面尘沙纷似雨，射人山月冷于霜”。《太华》的前四句：“雨霁关门四扇开，迎人岳色自西来。芙蓉近日花常紫，落雁摩天羽欲回。”《广元道中》颔联：“马足踏残葱岭月，吟鞭敲碎蜀天云。”从这些诗句中，足以见出诗人的炼字工夫和艺术表现力。
泇运河的开凿，是台儿庄的重要事件，不仅使一个普通的村庄发展为运河城市，各地客商和船民云集台儿庄，共同创造了台儿庄特色的运河文化。运河文化以兼容并蓄为特点,使山西、京津、江南、闽南、岭南的文化元素在此落地生根，形成了经商、从文、尚武的风气，使沉寂落寞千年的鲁南文化再度崛起，也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中催生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营造了精神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