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建兴四年（316),即位只有3年多的晋愍帝沦为刘聪的阶下囚，西晋宣告灭亡。次年，分封在鲁东南的琅邪王司马睿在建邺（今江苏南京）即位，成为东晋首位皇帝。兵乱引发了流民大潮，山东世家大族纷纷迁徙，其中由兰陵郡南迁的萧氏望族，相继建立了萧齐、萧梁政权，左右南朝历史78年。
一、“南兰陵”由来西晋末年的社会大动乱，引发了空前流民大潮。《晋书•食货志》记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民户“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当时中原人口流动主要有三个方向，分别向东北、西北和南方迁徙。向南迁徙的流民分为两路，一路流亡长江中上游，另一路大量涌向长江下游，尤其江东和江浙一带，成为大量中原流民的集居地。
迁徙江东避难者数量最多，除了晋王室贵族、洛阳公卿士大夫之外，还有大量流民来自山东诸郡。其中来自于兰陵郡的流民主要有萧氏、任氏、薛氏、奚氏、孟氏、匡氏、疏氏等，此外还有累世以经学名闻天下的书香门第。鲁南世家望族迁徙到建邺附近地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永嘉年间，东海王司马越起兵逐鹿中原时，便以下邳（今山东枣庄南）为根据地。当时琅邪王（封地在今山东临沂）司马睿是积极参与者,他以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身份坐镇下邳，而后又移镇江东。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琅邪望族王导全力辅弼下登上帝位，并以建邺为东晋都城。当流民大潮涌动时，琅邪、兰陵二郡世家望族多依附司马睿，纷纷迁徙到江东一带侨居。
东晋至刘宋初期，南渡侨民高达90万，其中侨居于今江苏的人口有26万，而丹阳一带竟集居22万。®侨民多聚族而居，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籍贯和生活习惯。由于南渡人口数量多，相对集中于某些州郡，出于各种因素考虑，晋元帝决定侨置州、郡、县，借以安抚流民不安情绪，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晋书•地理志》记载：“是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邪、南兰陵、南东平等郡”。侨置兰陵郡是在太兴元年（318)，郡之下再侨置兰陵县。凡是侨置郡、县，都没有实土，只是对侨民的一种精神抚慰而已。为了同北方原有地名有所区别，侨置郡县地名前均“加以南名”。兰陵郡设置，始于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当时将东海郡 (郡治在今山东郯城）所辖制的兰陵、承、戚、合乡、昌虑5县分出，新置兰陵郡，郡治设在承县（今枣庄市峄城区驻地）。兰陵郡辖制范围不仅囊括了今枣庄市全境，还包括今苍山县。这一地域不但是任氏、奚氏、薛氏、倪氏等望族世居之地，也是儒学世家疏氏、匡氏、萧氏的故乡。“永嘉之乱”发生后，引发了持续多年的大动乱，流民大潮汹涌澎湃。由兰陵郡涉淮渡江难民不绝于路，大都是举族南迁，集中寄居于丹阳、毗陵两郡。尤其今常州市西北部，成为兰陵郡难民的麇集之所。鉴于当时实际情况，晋元帝侨置州、郡、县时，在这一带设置南兰陵郡,领南兰陵县。
侨居于南兰陵的难民大都聚族而居，从事各种营生，不但融人了当地的社会生活，还为土著文化注入了生机。尤其兰陵萧氏，在南朝时期兴盛于江左，其家族先后出了14位皇帝、30位宰相级人物。《新唐书•萧瑀传》称叹兰陵萧氏：“世家之盛,古未有也！”二、社会动荡与文化传统的流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使西汉以来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学面临着严峻危机，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取向出现多元化趋势。由于儒学难以解决乱世诸多问题，被世人冷落是必然结果。这一时期，玄学开始流行，道教理论日益丰富，佛教传播地域更为广阔，在与儒学角逐中占据了上风。
自西汉以来，枣庄地区今文经学昌盛，魏晋时期由于时代风尚的转变，也受到了玄学思想影响。当时玄学界有个领军人物王弼，为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其家乡距枣庄不远。另一位清谈派代表人物王衍，家乡就在与枣庄相邻的临沂。竹林玄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刘伶，晚年曾在枣庄一带游历，死后便葬在此地。据成书于北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记》卷二三记载：“伶墓所今名刘曜村（今枣庄市峄城区东北刘耀村），旁半里许有刘伶台，其下为刘伶河，水混白类酒，土人相传为伶酾酒处。”此外《齐乘》《大清一统志》《山东通志》《兖州府志》《峄县志》等地理方志之类古籍均有类似记载。枣庄虽然不是玄学盛行地，但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
枣庄地区的道教文化也根深蒂固，自西汉后期以来，这里不仅是《太平经》播及区，还是神仙方术流行地。枣庄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中，以宣扬仙道思想的东王公、西王母题材最多，画面中弥漫着祈求长生、修炼度世和向往仙境的虚无气息。被当时民间崇仰的仙人王方平，就是东海承人（县治设在今枣庄市峄城区驻地），成语“沧海桑田”故事#与他有关。枣庄境内的名山抱犊崮，古时又叫“抱犊山”，向来与道教文化联系密切。魏晋时期此山名曰“仙台”，据传曾有一位抱犊老人在山上修炼，饥食松仁、茯苓，渴饮甘泉、朝露，后来羽化仙去。①东晋著名金丹道教领军人物葛洪所撰《抱朴子•内篇》中，列举天下修道名山，其中就有抱犊山。至今抱犊圍山谷中仍存有不少宫观建筑和道教遗迹。
枣庄受佛教影响始于东汉初期，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东汉楚王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尚浮屠之仁祠”。刘英封地就是今徐州市。东汉末年陶谦任徐州太守，又大力建造佛寺，供奉鎏金铜佛。枣庄与徐州毗邻，自然受到礼佛之风影响。枣庄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既有六牙白象画像，又有仙人骑白象画像，这些题材都与小乘佛教教义有关，表现的是佛陀降身神话。当时由于正统经学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流地位，佛教影响力有限。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发生了重大变化，佛教有了滋生蔓延土壤，枣庄一带崇佛之风开始兴盛，建造了不少寺院。1978年春，台儿庄区后于村一处古寺遗址曾出土20多件铜佛像，部分佛像甚至鎏金。佛像铭刻显示，这批造像大都铸于北齐天宝三年（552)和武平五年（574)。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动乱，不仅严重破坏了经济基础，阻滞了社会文明化进程，还使相沿已久的文化传承断裂，引发空前未有的儒学危机，导致了宗教信仰的多元化。
一、“南兰陵”由来西晋末年的社会大动乱，引发了空前流民大潮。《晋书•食货志》记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民户“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当时中原人口流动主要有三个方向，分别向东北、西北和南方迁徙。向南迁徙的流民分为两路，一路流亡长江中上游，另一路大量涌向长江下游，尤其江东和江浙一带，成为大量中原流民的集居地。
迁徙江东避难者数量最多，除了晋王室贵族、洛阳公卿士大夫之外，还有大量流民来自山东诸郡。其中来自于兰陵郡的流民主要有萧氏、任氏、薛氏、奚氏、孟氏、匡氏、疏氏等，此外还有累世以经学名闻天下的书香门第。鲁南世家望族迁徙到建邺附近地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永嘉年间，东海王司马越起兵逐鹿中原时，便以下邳（今山东枣庄南）为根据地。当时琅邪王（封地在今山东临沂）司马睿是积极参与者,他以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身份坐镇下邳，而后又移镇江东。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琅邪望族王导全力辅弼下登上帝位，并以建邺为东晋都城。当流民大潮涌动时，琅邪、兰陵二郡世家望族多依附司马睿，纷纷迁徙到江东一带侨居。
东晋至刘宋初期，南渡侨民高达90万，其中侨居于今江苏的人口有26万，而丹阳一带竟集居22万。®侨民多聚族而居，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籍贯和生活习惯。由于南渡人口数量多，相对集中于某些州郡，出于各种因素考虑，晋元帝决定侨置州、郡、县，借以安抚流民不安情绪，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晋书•地理志》记载：“是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邪、南兰陵、南东平等郡”。侨置兰陵郡是在太兴元年（318)，郡之下再侨置兰陵县。凡是侨置郡、县，都没有实土，只是对侨民的一种精神抚慰而已。为了同北方原有地名有所区别，侨置郡县地名前均“加以南名”。兰陵郡设置，始于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当时将东海郡 (郡治在今山东郯城）所辖制的兰陵、承、戚、合乡、昌虑5县分出，新置兰陵郡，郡治设在承县（今枣庄市峄城区驻地）。兰陵郡辖制范围不仅囊括了今枣庄市全境，还包括今苍山县。这一地域不但是任氏、奚氏、薛氏、倪氏等望族世居之地，也是儒学世家疏氏、匡氏、萧氏的故乡。“永嘉之乱”发生后，引发了持续多年的大动乱，流民大潮汹涌澎湃。由兰陵郡涉淮渡江难民不绝于路，大都是举族南迁，集中寄居于丹阳、毗陵两郡。尤其今常州市西北部，成为兰陵郡难民的麇集之所。鉴于当时实际情况，晋元帝侨置州、郡、县时，在这一带设置南兰陵郡,领南兰陵县。
侨居于南兰陵的难民大都聚族而居，从事各种营生，不但融人了当地的社会生活，还为土著文化注入了生机。尤其兰陵萧氏，在南朝时期兴盛于江左，其家族先后出了14位皇帝、30位宰相级人物。《新唐书•萧瑀传》称叹兰陵萧氏：“世家之盛,古未有也！”二、社会动荡与文化传统的流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使西汉以来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学面临着严峻危机，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取向出现多元化趋势。由于儒学难以解决乱世诸多问题，被世人冷落是必然结果。这一时期，玄学开始流行，道教理论日益丰富，佛教传播地域更为广阔，在与儒学角逐中占据了上风。
自西汉以来，枣庄地区今文经学昌盛，魏晋时期由于时代风尚的转变，也受到了玄学思想影响。当时玄学界有个领军人物王弼，为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其家乡距枣庄不远。另一位清谈派代表人物王衍，家乡就在与枣庄相邻的临沂。竹林玄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刘伶，晚年曾在枣庄一带游历，死后便葬在此地。据成书于北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记》卷二三记载：“伶墓所今名刘曜村（今枣庄市峄城区东北刘耀村），旁半里许有刘伶台，其下为刘伶河，水混白类酒，土人相传为伶酾酒处。”此外《齐乘》《大清一统志》《山东通志》《兖州府志》《峄县志》等地理方志之类古籍均有类似记载。枣庄虽然不是玄学盛行地，但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
枣庄地区的道教文化也根深蒂固，自西汉后期以来，这里不仅是《太平经》播及区，还是神仙方术流行地。枣庄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中，以宣扬仙道思想的东王公、西王母题材最多，画面中弥漫着祈求长生、修炼度世和向往仙境的虚无气息。被当时民间崇仰的仙人王方平，就是东海承人（县治设在今枣庄市峄城区驻地），成语“沧海桑田”故事#与他有关。枣庄境内的名山抱犊崮，古时又叫“抱犊山”，向来与道教文化联系密切。魏晋时期此山名曰“仙台”，据传曾有一位抱犊老人在山上修炼，饥食松仁、茯苓，渴饮甘泉、朝露，后来羽化仙去。①东晋著名金丹道教领军人物葛洪所撰《抱朴子•内篇》中，列举天下修道名山，其中就有抱犊山。至今抱犊圍山谷中仍存有不少宫观建筑和道教遗迹。
枣庄受佛教影响始于东汉初期，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东汉楚王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尚浮屠之仁祠”。刘英封地就是今徐州市。东汉末年陶谦任徐州太守，又大力建造佛寺，供奉鎏金铜佛。枣庄与徐州毗邻，自然受到礼佛之风影响。枣庄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既有六牙白象画像，又有仙人骑白象画像，这些题材都与小乘佛教教义有关，表现的是佛陀降身神话。当时由于正统经学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流地位，佛教影响力有限。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发生了重大变化，佛教有了滋生蔓延土壤，枣庄一带崇佛之风开始兴盛，建造了不少寺院。1978年春，台儿庄区后于村一处古寺遗址曾出土20多件铜佛像，部分佛像甚至鎏金。佛像铭刻显示，这批造像大都铸于北齐天宝三年（552)和武平五年（574)。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动乱，不仅严重破坏了经济基础，阻滞了社会文明化进程，还使相沿已久的文化传承断裂，引发空前未有的儒学危机，导致了宗教信仰的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