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期间，发生了“八王之乱”，历时16年之久。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东海王司马越，其封地就在鲁东南一带。司马越两次从东海起兵，一度控制了西晋中央大权。大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也加速了西晋王朝灭亡，少数民族贵族势力乘虚而入，枣庄一带遂成为北方政权控制的领土。一、经济的萧条与衰落西晋初年，由于朝廷重视农业，督劝郡县开荒，“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①。以当时鲁南来说，因地处平原丘陵地带，又有河沼分布，百姓可以从事以农业为主的多种经营，生活相对稳定。晋惠帝永兴元年 (304)，东海王司马越在诸侯王争战中失利，返回封地重整旗鼓。他在下邳（今枣庄市台儿庄南）扩充实力后，再次起兵杀入中原，当时鲁南一带许多男子被强征人伍，家家户户还要为军队提供粮草。正当西晋王室自相残杀之际，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中原人民头上，活动在中国北方的匈奴大单于刘渊自称汉王，不久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自立为帝。与此同时，乌桓羯人乘虚人塞，卷人中原动乱，辽西鲜卑也兵指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永嘉五年（311)，东海王司马越举兵征讨羯人首领石勒，因病死于项城，部众遭到石勒围杀，“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司马越所部士兵至此死亡殆尽。此后，中国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中原陷人分裂混战局面近130年。
  长期战争摧毁了社会经济，到处兵荒马乱，百业凋敝，黎民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据《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北方各地“府帑既竭，百官饥甚，比屋不见火烟，饥人自相啖食”，“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发生在十六国时期的战争属于民族战争，其特点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仇杀，各族贵族势力为了既得利益而疯狂掠夺人口、财富和地盘，采用军事统治和民族压迫手段维持政权，将北方各族人民推人战乱、流离、饥饿和痛苦的深渊。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将大量农田辟为牧场，导致传统农耕区日益退化缩小，通都大邑夷为废墟,商业经济也由此急剧萎缩。
  少数民族统治者以武力征服为手段，推行一系列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他们将本民族人称为“国人”，将汉族人称为“晋人”，更有甚者，竟然侮辱汉族人为“汉狗”、“贼汉”。北方汉族人难以忍受种族迫害、精神折磨和生活煎熬，纷纷流离南下。当时枣庄一带也涌现了流民大潮，许多平民扶老携幼南下。萧氏素为兰陵望族，发生战乱后举族南迁，任、薛、奚等世家也相继迁居到江南避乱。原本人烟稠密的兰陵郡十室九空，一派萧条景象。南北朝时期枣庄又处于南北政权相互争锋之地，在长达170多年的对峙中，饱受兵燹战火之灾，西汉司马迁记述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景象不复再现。二、儒家思想的式微与正统信仰的缺失山东是儒学发源地，兰陵是经学之乡。以兰陵为中心的鲁南，向来以多学闻名天下。早在战国时期，著名学者荀子便在这里治学讲学。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即荀子）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两汉时期，兰陵一带文教昌盛，涌现许多经学大师。当时枣庄属于东海郡，许多大儒以治今文经学而名扬海内，见于《汉书》人物列传或《儒林传》记载的经学家近20位。这些学者除了广招弟子传授学业，都撰有经学著作，其中不少人被举为贤良文学或五经博士，曾在京城太学讲授儒家经典。
  三国时期，还出现一位儒学大师王朗，因功封为兰陵侯。其封邑就在今台儿庄区西兰城村北，城址犹存。王朗撰有《易传》《春秋传》《孝经传》《周官传》等经学著作。其子王肃，也是著名经学家。曾先后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等经典作注。他又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名著，编撰《孔子家语》行于世，从不同角度论述治国理念以及用人等重大问题，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王肃袭封父爵为兰陵侯，死后葬在封邑附近。据清光绪《峄县志•古迹考》记载：“魏兰陵侯王肃墓，县东南二十五里（今台儿庄区兰城附近）。”由于这一地域儒学文化源远流长，经学氛围浓厚，自西汉以来形成了重视礼仪教化传统，居民长期接受正统思想熏陶，养成了谦谦礼让、循规蹈矩的风气。即使寻常农家，也都将耕读视为立身处世之本。清雍正《山东通志•风俗》概括魏晋之前滕县民风：“汉兴，叔孙通明礼乐，诸弟子共习，于是翕然大变，彬彬乎邹鲁之旧矣！ ”又概括峄县民风：“简朴务稼穑，士亦循循慕学有古风。”这种世俗民风主要体现在尊尊亲亲、敬老养老、孝悌礼让等方面。
  西晋初年，社会相对稳定，依然继承崇尚儒学传统，据《晋书•荀搭传》记载:“世祖武皇帝（司马炎）应运登禅，崇儒兴学。”“永嘉之乱”后，风行数百年的儒学日趋衰落，随着世家大族和许多知识分子流亡南下，素来以经学扬名海内的兰陵郡趋于沉寂。长期以来，兰陵一带传授经学方式，都是儒师开馆授徒，学生负笈门下。由于战乱频仍，弟子锐减，塾馆纷纷关闭。与儒学一蹶不振局面相反，佛教、道教和玄学却大畅其风。这种佞佛崇道谈玄风气古籍中不乏记载，《晋书.儒林传》云：“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造成儒学式微的原因很多，首先缘自残酷战争，当时天下兵戈纷攘，国破家亡，社会环境不利于弘扬儒学。史书强调，大动乱是导致儒学衰微主因，“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①。儒学植根于农耕文明土壤，当中原饱受游牧民族践踏破坏后，失去了赖以发展的空间。国家四分五裂，战事连年不断，无论占据中原的少数民族还是偏安江南的汉族政权，都没有把传承儒学作为第一要务。无休止的动乱和灾难，在客观上为道教、佛教的发展创造了机遇，使处于水深火热的民众得到虚幻的安慰和精神麻醉。与宣扬出世的佛教、道教相比，儒学理论明显滞后。儒家崇尚礼，提倡仁、义、孝、悌、忠、信，但在刀与火的残酷现实面前缺少了应对之策，由此导致了士大夫儒学信念危机。
  “古鄯已丘墟，乔木摇秋风。兰陵亦荒废，满目荆榛丰。”在经历了长期大动乱后，曾以经学扬名海内的兰陵一蹶不振，衣冠礼乐，扫地俱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