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经学是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汉代是儒学经学化的时代。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统一、思想统一政策，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五经博士。从此儒学独尊，儒家典籍成为士子必读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并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国的政治、学术、文化教育、民族精神和社会风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由此汉代也涌现出辉映传统文化星空的一大批经学大师，枣庄地区即产生了眭弘、颜安乐、马宫、疏广、疏受、匡衡等经学大师。
  一、今文《春秋》学者眭弘眭弘（？〜前78),字孟，西汉蕃（今枣庄市滕州市）人，著名的今文《春秋》学者。眭弘年轻时斗鸡走马，有侠客之风，及至年长，乃幡然从文，师从羸公学习《春秋》，后以明经被朝廷授为议郎,官至符节令。
  汉武帝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的过程中，特别提倡《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在阐释、解读《春秋》的微言大义中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将自然界中出现的种种灾异现象与当时的政治现象结合起来，论证西汉政权的合法性及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必然性，从而创立了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道说人事。神学与经学的结合也开创了汉代盛极一时的谶纬之学的先声。但同时，以灾异现象论说人事对统治者有约束、规诫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统治者的为所欲为。但如果儒者根据《春秋》陈说灾异超过最高统治者可以接受的限度，也会导致非常残酷的结局。眭弘就因为坚持以“天人感应”来映照当时的政治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发出如数千人呐喊的声音，民众前往观看时，发现“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人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①。同时，昌邑神社的枯木竟然重生，汉宫上林苑中的大柳树本来已断枯卧地，也重新竖立，获得新生，树上被虫蚕食的叶子显现“公孙病己立”的字样。在《春秋》公羊学的思维定式中，这些现象都是典型的灾异，按《洪范》五行说的分类，属于草木、金石之妖及虫祸。眭弘根据所习《春秋》公羊学的“天人感应”学说，认为石、柳为阴类，是一般民众的征兆；而泰山为岱宗之岳，是王朝兴替之兆。如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能为，应该昭示当有自匹夫出身的人来做天子。因此眭弘向朝廷上书，提出自己的主张:“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让汉昭帝遣人自民间探访贤能之士，将君位禅让。当时汉昭帝年幼，大将军霍光执掌政权，对眭弘的建议当然恨之人骨，就将他的上书交与廷尉处置。廷尉遂上奏认为，眭弘的主张乃是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眭弘最后被处斩，为自己的学术主张献出了生命。
  二、《春秋》“颜氏学”开创者颜安乐及传人马宫颜安乐，字公孙（生卒年不详），汉代东海郡薛县（今枣庄市滕州市）人，汉代知名学者、教育家。汉宣帝时被封为经学博士，出任齐郡太守丞，后为仇家所杀。颜安乐一生致力研究《春秋》公羊学，为《春秋》“颜氏学”的开创者，著有 《春秋公羊颜氏记》。
  颜安乐自幼家贫，但笃志于学，师从其舅父、精研《春秋》的经学大师眭弘。眭弘先后收弟子百余人，其中有两个弟子最为他欣赏，一个是他的外甥颜安乐，另一个是下邳的严彭祖。二人常在一起读书，切磋学问，遇有疑难的问题便展开热切的讨论，都能各抒己见，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眭弘曾评价二人说:“《春秋》之意在二子矣。”眭弘被杀后，颜安乐和严彭祖继承师训，办学收徒，传承《春秋》公羊学。人们又称他们主办的学叫“颜严之学”，后来，颜、严二人各回原籍办学。
  颜安乐的弟子成名成才者众多，《汉书.儒林传》记载，有个弟子是淮阳的泠丰次君，后来做了朝廷里的少府官；有个是淄川的任公，后来做了淄川太守。人们又称颜氏家学为“泠任之学”。其间，眭弘的弟子贡禹又官升御史大夫，疏广也做了太子太傅，加之汉代初年的叔孙通也是薛县人，后被历史学家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汉王朝的诸多达官显贵出自蕃、薛，蕃、薛二县的教育声名远扬。疏广收琅琊的管路为门生，贡禹收泰山的冥都为门生，管路和冥都后来又投奔颜安乐，拜其为师。管路后来做了御史中丞，冥都做了丞相，世人又因颜氏家学的再传弟子成名，称之为“管冥之学”。其后，管路收孙宝为门生，孙宝官居大司农。泠丰次君收马宫为门生，马宫做了九卿；收琅琊的左咸为门生，左咸做了郡守。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师承徒效，代代相传。蕃、薛的教育成为当时培育英才的摇篮，令世人刮目相看。
  《春秋公羊颜氏记》共n篇，是颜安乐一生致力学术研究的力作和学术思想的结晶，但后来失传。颜师古校注《汉书》时对颜安乐的事迹就已记载不详了。清代学者马国翰从大量古籍中收集到历代学者引用《春秋公羊颜氏记》的章节内容，将其辑于《玉函山房辑佚书》里。
  马宫，字游卿，东海戚（今枣庄市滕州市）人。是泠丰次君的弟子，也就是颜安乐的再传弟子。《汉书•马宫传》载其治《春秋》严氏，即严彭祖之学，与颜安乐的学术同出一流。马宫以射策甲科为郎，后升迁为楚国长史、丞相史司直。丞相师丹认为马宫行能高洁，就举荐其为廷尉平，后又复任青州刺史、汝南太守、九江太守等职，在每个职位上，马宫都尽忠职守，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后又相继被征为詹事、光禄勋、右将军，代替孔光为大司徒，封扶德侯。太师孔光病故后，马宫又接任太师兼司徒官，以自己的学术水平及人格魅力位极人臣，可谓颜氏家学培育出的杰出人才。
  三、太傅疏广与少傅疏受疏广，字仲翁，西汉东海兰陵（今枣庄市峄城区）人。疏广自幼好学，师从著名经学大师眭弘，故学识渊博，“明《春秋》”®，对《春秋公羊传》微言大义见解独到，阐释精妙，因而声名远播，各地儒生都慕名而至向其求学。
  朝廷闻知疏广的学识和声望，征为博士、太中大夫。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大将军霍光病死，汉宣帝亲理朝政，立8岁的儿子刘奭为太子，任命丙吉为太子太傅，疏广为太子少傅。数月后，丙吉迁御史大夫，疏广徙为太子太傅，专门教授太子读《春秋》。
  疏受，字公子，是疏广的侄子。他以“贤良”的身份被举荐为太子家令。疏受举止文质彬彬，为人谦恭，做事谨慎，且反应机敏，善于辞令。一次，宣帝驾临太子宫,疏受迎接皇上，言谈举止，彬彬有礼。“及置酒宴，奉觞上寿，辞礼闲雅，上甚欢悦。”宣帝对其很是满意。不久，授予疏受为少傅。太子每次上朝时，太傅在前，少傅在后，有礼有节，仪态端雅。文武百官看在眼中，心中暗暗钦佩。他们都认为叔侄俩并为太子老师，配合默契，自古以来还没有过，朝廷应以此为荣！太子的外祖父、平恩侯许广汉曾向宣帝提出要求，借口皇太子年少，请求任命一个监护人,而这个人选则由自己的胞弟、中郎将许舜担任最为合适。宣帝就此事咨询疏广。疏广回答道：太子是国家的国储副君，一定要以天下英俊为师友，不应该只亲近外戚许氏。并且太子已经接受太傅、少傅等人教育，官属也已齐备，再让许舜监护太子，只会使太子见识浅陋，无法让天下人了解太子的德行。宣帝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并将疏广的话告诉了丞相魏相，魏相脱冠谢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对疏广的见识表示衷心的钦佩。汉宣帝对疏广叔侄更为敬重，多次赏赐他们。
  疏广、疏受除给太子讲授《论语》《孝经》外，还谆谆教导他将来做了国君后要以民为贵，省徭薄赋，缓刑宽政。太子刘奭长至12岁时,学业已有所成。有一天,疏广对疏受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议。”于是，叔侄俩便在同一天向朝廷上书告病，移居宫外。3个月后，病假期满，宣帝召他们复职。疏广等再次上疏，称年迈多病，无法再履行职守，恳切要求告老还乡。汉宣帝以其年老，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赐予黄金20斤，太子刘奭又赠50斤。
  疏广、疏受离京之日，朝廷的公卿大夫、亲朋故旧以及同乡学子数千人在路旁设宴为其饯行，相送者的车辆达数百乘，旁观者都感慨地说:“贤哉二大夫！ ”叔侄俩回到故乡后，将皇帝所赐财物大半分给乡人，并每日在家中设宴，请族人故旧宾客把酒言欢，并经常询问家里的财物，催促卖掉以换取酒食。过了年余,疏广的子孙颇为不满，希望疏广生时利用这笔钱为他们购置一些田宅，作为子孙永久之业，并委托一位疏广平素信重的同族老者转达这个意思。疏广言道：“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捐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老者很是叹服其见解。后来，叔侄俩皆以寿终。
  宗族乡邻对疏广、疏受叔侄的人品和散金之德感念不忘，为了寄托怀念之情，便在他们曾居住过的宅基上筑起土台（今峄城区萝藤村），加以保护，留作纪念，并且将土台命名为“散金台”，后世又称为“二疏城”。明代弘治五年(1492),按察司副使赵鹤龄在散金台上创建“二疏祠”，广植树木，立有碑碣。嘉靖十年（1531)，兵备佥事李士允又命峄县令李孔曦重修“二疏祠”，并在祠堂内塑了二疏像,刻碑记述其事。而今，散金台故址犹存，二疏墓就在距散金台西面不远处的小山上。游人每当来这里凭吊先贤时，会自然想起清光绪《峄县志•艺文志》中颂扬二疏的诗句：冠盖如云出帝乡，散金闾里有余光。
  二疏萧傅倶尘土，千古遗风谁短长。
  四、凿壁偷光的匡衡匡衡（生卒年不详），小名鼎，字稚圭，东海郡承县（今枣庄市峄城区）人。西汉经学家，以说《诗》著称。匡衡是西汉宣、元、成三朝重臣，历任太常掌故、郎中、平原文学、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 (前36)，被任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后因与同僚发生矛盾，被控以“专地盗土”之罪免官。
  匡衡家世代务农，但匡衡十分好学，勤奋努力，精力过人。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靠替人帮工以获取读书资用。匡衡家中无供其夜读的烛光，亦缺乏书籍，求学困难。隔壁邻家较富，灯烛常亮至深夜，匡衡惜时如金，便在壁上凿一孔，借用透来的一丝烛光，埋头苦读。这就是著名的“凿壁偷光”的故事。®同邑一大姓豪富，藏书很多。匡衡为其佣工，不要报酬，主人感到奇怪，问他缘故。他表示愿以尽读主人藏书作为酬劳，主人深为感叹，就把藏书供其博览。匡衡学问日进，并与萧望之等拜同郡经学大师后仓攻《诗经》，对《诗》学的理解十分独特透彻，当时儒学之士曾传有“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之语，可见匡衡对《诗经》理解之深。
  但匡衡的仕途并不平坦。汉制，博士弟子掌握“六经”中的一经，即可通过考试获得官职，考试得甲科者可为郎中，得乙科者为太子舍人，得丙科者只能补文学掌故。经过9次考试，匡衡才中了丙科，任为太常掌故，后又被补为平原郡的文学卒史。朝廷很多官员赏识匡衡的学识，建议其留在京都。太子刘奭亦很欣赏匡衡,并且有很多人自愿要求去平原跟随他求学。但因为汉宣帝不重视儒生，他只能至平原就职。
  黄龙元年（前48),汉宣帝驾崩，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时外戚、乐陵侯史高与萧望之共掌朝政,二者产生矛盾。史高为笼络人才，向元帝举荐匡衡。元帝本就赏识匡衡，并喜好儒术文辞，尤喜爱《诗经》，故以匡衡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匡衡遂成为元帝的近臣。
  初元二年（前47)，发生了日食和地震。因汉代重视天象地理的变化，自然之变必有社会因素。元帝遂诏问大臣政治得失。匡衡上书，列举历史事实说明天象只是一种大自然的阴阳变化，祸福全在于人的作为，人类社会的风气更在于朝廷的教化倡导和影响。因而皇上应当裁减宫廷的费用，亲近忠臣正人，疏远佞臣小人，选拔贤良，开放言路接纳忠谏。汉元帝很赞赏匡衡的见识,提升他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汉元帝对宣帝的“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针颇有更改,而投其所好之徒乘机觐见，争言变更旧制，导致朝局混乱，并且汉元帝宠爱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定陶王超过了皇后和太子,也为朝廷埋下不安定的因素。匡衡对此很是焦虑，遂上书元帝，提出应该弘扬先帝功德，常思祖业，尊重旧制，绝巧伪之徒，以安定众心，不要以私恩害公义，不能当亲者疏，当尊者卑，以免祸乱国家。
  匡衡任太子少傅期间，琅琊人贡禹为御史大夫，华阴县代理县丞嘉上书推荐朱云代理御史大夫。元帝让公卿讨论此事。匡衡认为，小小的代理县丞算计大臣职位，绝不是以国家社稷为重，朱云平素好勇，数次犯法亡命，学儒后也没有突出德行，而贡禹清洁廉政，经术通明，海内皆知。应该对嘉的动机加以审查。嘉因此坐罪。
  数年间，匡衡在朝廷中参议大政，引经据典，阐明法理道义，很受赞赏，由此升任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后来又升为丞相，封为乐安侯。
  元帝后期时，宦官石显为中书令，他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怂恿元帝加重赋役，剥削人民，但因有皇帝的宠幸，没人敢触犯他。成帝即位后，匡衡便上疏弹劾石显，列举其以前所犯罪恶，并纠举他的党羽，这是匡衡所做的最后一件铲除奸佞、为汉朝廷尽忠的事情。建元三年（前30)，匡衡与同僚间渐有离隙，遭到弹劾，被贬为庶民，返回故里，不几年，病死于家乡。
  五、一代廉吏王良王良，字仲子，东海郡兰陵（今枣庄市）人。王良年少时酷好读书，精通《小夏侯尚书》。王莽代汉后，曾屡次遣人征召王良人朝为官，王良皆称病拒绝人仕。他在故乡兴办私塾，教授学生1000多人。
  建武二年（26)，大司马吴汉征召王良，王良没有答应。建武三年，他应征人朝，被授谏议大夫。王良多次向皇帝进忠言，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为人举止合乎礼仪，颇受朝廷的敬重。后来王良任沛郡太守，但其不愿在地方上为官，故行至蕲县时上书称病辞职。朝廷改任他为太中大夫。
  建武六年（30)，王良代替宣秉任大司徒司直。他在任上忠于职守，生活简朴。其妻子儿女从不进入官舍，长期居住在故乡，终年在田间耕作，穿戴的是粗布，用的器皿都是瓦器。有一次，司徒史鲍恢有事到东海，经过兰陵，遂至王良的家看望王妻。王良的妻子穿着布裙拖着柴草，从田里回来。鲍恢以为是王家的女仆，便对她说:“我是司徒史，特意来捎带书信，想要见您家夫人。”王良的妻子告诉他实情，并称没有事情不需要捎书信。鲍恢绝没有想到大司徒司直的家庭如此寒苦，非常感慨。这件事情也反映了王良的为政清廉及对家庭的影响，真可谓一代廉吏。鲍恢回京后，此事逐渐传播开来。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王良的。
  不久,王良因病回乡。一年后又被征召，他行至荥阳后病重不能继续前进，欲就近到一位朋友家进行调养。友人不仅没有接待他，而且责备他:“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也对王良数次辞职又重新人仕、往返奔波、一心谋取高位不以为然。王良听到朋友的指责也很惭愧，立即返回故乡，从此不再人仕，面对朝廷的屡次征召，王良总是称病不出。他的这种行为也招来另一方面的非议，博士范生就认为,王良等用拒绝征召的方式抬高自己的身价，实际上他们“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只是一味钓采华名，欲借此得到三公之位。这个评价虽然就当时社会风气而言一针见血，但王良的急流勇退则更为难得。后来光武帝驾幸兰陵，派遣使者问候王良，王良已病重不能说话。光武帝诏令免除王良的子孙在乡邑中的劳役，后来王良以布衣终老故乡。范晔曾评论王良：“王良处位优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谓行过乎俭。然当世咨其清，人君高其节，岂非临之以诚哉！”对王良的廉洁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
  六、力谏平冤的寒朗寒朗（25~109),字伯奇，鲁国薛（今枣庄市薛城区）人。寒朗生于两汉之际，酷爱经学，博通《尚书》经传，成年后以教授《尚书》招生收徒，被举为孝廉。
  永平年间，有人向汉明帝报告，称楚王刘英与渔阳人王平、颜忠勾结，制作图谶，图谋不轨，明帝组织专人调查此案。“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此案牵连到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藏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当时，寒朗以谒者身份代理侍御史，与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府属官共同审理。寒朗同情耿健等人的冤屈，上书说刘建等没有奸情，纯粹是他人所诬陷，并怀疑天下无辜受牵连的大多如此。明帝不相信寒朗的说法，就召寒朗进宫，问道:“刘建等即便如此，颜忠、王平等人为什么要牵连他们?”寒朗答道:“颜忠、王平自知所犯的是大逆不道之罪，所以牵连的人很多，希望表明自己无罪。”显宗道:“即使如此，四位大臣没有犯罪，为什么不早些上奏，案子审理完了，还（把他们）长久地关押到现在呢?”寒朗答道:“我虽考察他们没有事，但是担心国内还有别人揭发他们的奸情，所以不敢及时报上来。”明帝不愿意承认耿健等人为冤案，问话之中已显露出对寒朗的故意指责。至此，他自以为抓住了寒朗的把柄，斥责寒朗“吏持两端”，模棱两可,命人立即逮捕寒朗。
  左右侍卫正要将寒朗拉下去，寒朗知道从此可能再无机会表明自己的观点，故言:“希望讲一句话后死。小臣不敢欺君，只是想帮助国家罢了。”明帝也想借此追查何人与寒朗一起写了奏章，寒朗回道：“事前也知道有灭族的危险，所以不愿多连累别人，自己一人写成奏章，目的也只是希望陛下能有所醒悟。审查犯人时，办案人都表示谋逆造反乃十恶不赦之罪，臣子都应该痛恨，拷问无罪放出的话不如按供词抓捕进去，从而可以不承担包庇的责任。结果就是拷问一个连累十个，拷问十个连累百个。而公卿朝会议事时，陛下问及调查此案的得失，公卿大臣都是长跪在地下说，旧制叛逆大罪祸及九族。今天陛下才只办本人的罪，这是天下最大的幸运。但散朝后私下里无不知其为冤狱。我现在把要说的说了出来，的确是死而无悔。”听完寒朗的见解，明帝有所觉悟，不再逮捕寒朗，只是下诏叫寒朗出去。次日，明帝亲自到洛阳狱中审录囚徒,一次就释放出千余人，说明他已认识到冤狱的严重。不久，颜忠、王平在狱中自杀。依照当时法律，重要犯人自杀，主审此案者要负法律责任。寒朗主动投案，恰逢朝廷大赦，寒朗被免官，但未被逮捕人狱。
  寒朗审理楚王刘英谋反一案，勇于秉公办案，敢于冒死直谏，从而看出了这位大臣的忠诚和正义。寒朗不惧权势、刚正不阿的品格因此被载人史册，为后人颂扬。
  后来，寒朗又以孝廉被推荐为易县县长，迁济阳令，辟为司徒府。84岁时被荐为博士，在进京途中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