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秦朝建立后，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并且采取“焚书坑儒”等严酷措施，统一思想，因此孔甲拒绝人仕秦朝，但他认为弟子叔孙通“学儒学而知权变”，支持他学而优则人仕。叔孙通遂西入咸阳，以文学应征,被秦始皇授为待诏博士。
  秦二世元年（前209),由于秦王朝横征暴敛、统治残酷，百姓奋起抗争，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攻占了交通要道陈（今河南淮阳），对秦王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二世对事件的严重性半信半疑，遂召集博士、诸生30余人商议对策。众博士、诸生皆认为：“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主张朝廷发兵镇压起义军。二世对众人的意见很是愤怒。察言观色的叔孙通洞悉秦二世粉饰太平的心理，便说:诸人的意见是错误的。现在天下一家，明主在上，人人奉职，四方辐辏，没有造反的道理。所谓叛乱不过是鼠窃狗盗，郡县守令即能弹压，不足为忧。秦二世大喜，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而将那些说出真相的博士、诸生下狱、罢免。那些博士、诸生对叔孙通非常不满。叔孙通说，如果不是如此欺瞒，大家的性命都将不保啊！但他也知道再继续效忠秦二世将随时有生命危险，遂弃官逃回家乡。
  此后，叔孙通又相继投奔项梁、楚义帝、项羽。后汉王刘邦攻占项城，叔孙通复归依刘邦，从此忠心耿耿辅佐刘邦，为其出谋划策，为西汉王朝的建立、巩固立下功勋。
  刘邦初举义旗，崇信武力，轻视儒家学说,对所归依儒生更是任意凌辱，常在人前大骂儒生，甚至在儒生的帽子里尿尿。叔孙通归依刘邦初，本穿着儒士服，但因为刘邦憎恨儒士服，叔孙通遂更换服装，“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儒服是儒者群体成规最外在、最显著的标志，这里面蕴含着仁义礼乐、救世爱民等儒家伦理规范和文化意义，穿儒服就意味着自身不同于其他学派和俗世众人，而要自觉地履行弘道的责任。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在面对穿儒服的人时，就要以儒家标榜的规则和理念为标准去要求他们。在这个意义上，叔孙通的“服短衣”，实际上意味着对自身儒家身份的剥离，是对儒家责任的暂时放弃。
  叔孙通是带着上百名弟子投奔刘邦的，其弟子自然希望他能在刘邦面前推荐自己以获得官位爵禄，但叔孙通深知在当时攻略征伐、带兵打仗是刘邦的首要目的，刘邦需要的自然是能够率军攻城略地的将才，所以他推荐的都是勇武之士。对于弟子们的不满和埋怨，叔孙通说：“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秦汉易代之际，叔孙通以一介儒生，而能在秦二世的残暴昏庸、项羽的喜怒无常、刘邦的粗鲁无赖之间游刃有余，实不能不让人叹服其机敏、权变。其中的秘诀，司马迁借鲁儒生之口全盘托出：“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这种“面谀”之术其实是叔孙通生当乱世保全自己、寻求机会施展自己抱负的权宜之计而已。叔孙通面谀皇帝除了先秦儒家“经权”思想因素外，还有着对君权“逆鳞”绝对清醒的认识,在他面谀皇帝的表象背后是绝顶聪明的“伴君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