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叔孙通，原名何，号稷嗣君，薛（今枣庄市滕州市南）人，生年不详，卒于汉惠帝七年（前188)，战国时期著名儒学大师孔甲的弟子，精通儒学。
  秦汉之际，政局动荡，礼崩乐坏，儒家所信奉的礼乐制度面临着如何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化而重新建构并取得统治者支持的困境。叔孙通虽然研习儒家经典和古代礼制，但他审时度势，通权达变，不泥古守旧，不仅从容周旋于乱世，且崇儒践行，在建立西汉初年的礼乐制度和儒学经学化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周旋于乱世的机敏儒生秦朝建立后，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并且采取“焚书坑儒”等严酷措施，统一思想，因此孔甲拒绝人仕秦朝，但他认为弟子叔孙通“学儒学而知权变”，支持他学而优则人仕。叔孙通遂西入咸阳，以文学应征,被秦始皇授为待诏博士。
  秦二世元年（前209),由于秦王朝横征暴敛、统治残酷，百姓奋起抗争，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攻占了交通要道陈（今河南淮阳），对秦王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二世对事件的严重性半信半疑，遂召集博士、诸生30余人商议对策。众博士、诸生皆认为：“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主张朝廷发兵镇压起义军。二世对众人的意见很是愤怒。察言观色的叔孙通洞悉秦二世粉饰太平的心理，便说:诸人的意见是错误的。现在天下一家，明主在上，人人奉职，四方辐辏，没有造反的道理。所谓叛乱不过是鼠窃狗盗，郡县守令即能弹压，不足为忧。秦二世大喜，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而将那些说出真相的博士、诸生下狱、罢免。那些博士、诸生对叔孙通非常不满。叔孙通说，如果不是如此欺瞒，大家的性命都将不保啊！但他也知道再继续效忠秦二世将随时有生命危险，遂弃官逃回家乡。
  此后，叔孙通又相继投奔项梁、楚义帝、项羽。后汉王刘邦攻占项城，叔孙通复归依刘邦，从此忠心耿耿辅佐刘邦，为其出谋划策，为西汉王朝的建立、巩固立下功勋。
  刘邦初举义旗，崇信武力，轻视儒家学说,对所归依儒生更是任意凌辱，常在人前大骂儒生，甚至在儒生的帽子里尿尿。叔孙通归依刘邦初，本穿着儒士服，但因为刘邦憎恨儒士服，叔孙通遂更换服装，“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儒服是儒者群体成规最外在、最显著的标志，这里面蕴含着仁义礼乐、救世爱民等儒家伦理规范和文化意义，穿儒服就意味着自身不同于其他学派和俗世众人，而要自觉地履行弘道的责任。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在面对穿儒服的人时，就要以儒家标榜的规则和理念为标准去要求他们。在这个意义上，叔孙通的“服短衣”，实际上意味着对自身儒家身份的剥离，是对儒家责任的暂时放弃。
  叔孙通是带着上百名弟子投奔刘邦的，其弟子自然希望他能在刘邦面前推荐自己以获得官位爵禄，但叔孙通深知在当时攻略征伐、带兵打仗是刘邦的首要目的，刘邦需要的自然是能够率军攻城略地的将才，所以他推荐的都是勇武之士。对于弟子们的不满和埋怨，叔孙通说：“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秦汉易代之际，叔孙通以一介儒生，而能在秦二世的残暴昏庸、项羽的喜怒无常、刘邦的粗鲁无赖之间游刃有余，实不能不让人叹服其机敏、权变。其中的秘诀，司马迁借鲁儒生之口全盘托出：“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这种“面谀”之术其实是叔孙通生当乱世保全自己、寻求机会施展自己抱负的权宜之计而已。叔孙通面谀皇帝除了先秦儒家“经权”思想因素外，还有着对君权 “逆鳞”绝对清醒的认识,在他面谀皇帝的表象背后是绝顶聪明的“伴君之道”。
  二、通达世事，崇儒践行当社会动荡、不具备儒家的基本生存条件时，叔孙通权变应世，在疏离儒学上表现出比任何人都决绝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内心深处完全的绝望，决绝只是一时的策略；隐忍的同时是积极地寻求突破，他机敏地捕捉外界出现的细微转机，执著地为儒家身份的合法性奋斗；当儒家获得外界的认可之后，他便开始用道统来制约政统，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儒生。这在他以儒家之道直谏汉高祖刘邦及汉惠帝时得到最充分的证明。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汉高祖宠爱赵王如意而不喜欢太子，遂有易换太子的考虑。叔孙通以晋献公废太子、秦朝不早立太子扶苏的历史教训直谏高祖:晋献公以麵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因此政局动荡数十年，并为天下人所耻笑;秦朝因为不早定扶苏为太子，所以赵高能够诈立胡亥，最终导致秦朝灭亡。而如今天下人共知太子仁孝，陛下怎么能轻易废太子而令天下人寒心呢？叔孙通甚而以自己的性命为条件相谏：“陛下必欲废适（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汉高祖在叔孙通义正词严、浩气凛然的态度面前，只好谎称是戏说而已。但叔孙通在引经据证典证明废太子于情于理皆不相合，并且刘邦已经做出让步后，依然不依不饶，质问刘邦: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让贵为天子的刘邦感到难堪尴尬和无地自容。被迫做出听从其谏言不废掉太子的承诺。叔孙通不惜以死相谏，坚持儒家“立嫡立长”之道，体现出一个真正的儒者的立场、态度。
  汉惠帝即位后，调任叔孙通为太常一职。汉惠帝因为要经常到长乐宫朝拜吕太后，而每次出行都要开路清道，禁止别人通行，很是烦扰，于是就令人修了一座天桥。叔孙通建言孝惠帝：“陛下怎么能擅自把天桥修建在每月送高祖衣冠出游到高庙的通道上面呢？高庙是汉朝始祖的所在，怎么能让后代子孙登到宗庙通道的上面行走呢？”孝惠帝听了大为惊恐,就想毁掉天桥。叔孙通又说:“做君主的不能有错误的举动。现在已经建成了，百姓全知道这件事，如果又要毁掉这座天桥，那就是显露出您有错误的举动，希望陛下在渭水北面另立一座原样的祠庙，把高帝衣冠在每月出游时送到那里，更要增多、增广宗庙，这是大孝的根本措施。”惠帝就让有关官吏另立一座祠庙。叔孙通以自己的机智，既维护了皇帝的尊严，同时又保证了儒家之道的顺利实施。
  孝惠帝曾在春天到离宫出游，叔孙通说:“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熟），可献。原陛下出，因取櫻桃献宗庙。”®皇帝答应办这件事。以后进献各种果品的仪礼发端，成为礼待祭祀祖先之道。先秦时期，祭祀宗庙有春祠、夏杓、秋尝、冬蒸的礼仪，就是分别在春夏秋冬四季用新鲜产物享祭列祖列宗。叔孙通建议用时令水果进献宗庙，成为后世帝王太庙荐新祭祖仪式的发端。直到明代，皇帝在春季享祭太庙的供品中，都用櫻桃。
  三、制礼作乐，辅佐新政汉細祖刘邦登基后，废除了秦朝严苛的仪礼法规，力求简易。当时大臣们在朝堂上经常做出失礼的行为，如饮酒争论、醉后喧哗甚至拔剑击打宫殿的立柱。汉高祖对这种上下无尊卑的失范情况渐渐感到不满，但苦于没有更好的策略改变这一状况。叔孙通观察到刘邦的厌烦和无奈，遂向刘邦建议：“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这一番话表明了叔孙通清醒地认识到儒学在秦以前不受重视的原因：儒学难于进取，只能在和平的局势下“守成”。刘邦对繁琐的儒家礼乐制度颇为藐视，认为实行起来很有阻力。叔孙通建议可将古制礼仪与世事结合加以删改。于是刘邦接受其建议，令其制定朝仪。
  叔孙通遂到鲁国故地征召儒生到长安，协助制订及演习宫廷礼仪。其中有儒生坚持传统儒家仪礼，认为礼乐需积德百年方能兴起，而叔孙通的做法不合古制，不肯前往。叔孙通则认为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礼可以依据时世人情而加以修订，并嘲笑不肯合作的儒生为鄙儒，不知时变。最后，约有30名儒生和他一起回到长安参与修订礼乐制度。
  一个多月后，叔孙通邀请汉高祖观礼。汉高祖观礼后认为有关礼仪可行,于是命令大臣进行彩排。汉高祖七年（前200),长乐宫建成，各诸侯王及朝廷群臣都来朝拜皇帝,参加岁首大典。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制度为：天刚亮时，谒者开始主持礼仪，按照爵秩等级引导诸侯群臣、文武百官依次进入殿门，廷中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和宫廷侍卫军士，兵器林立，旗帜飘扬，气氛威严。谒者传呼“小步快走”。所有官员各人其位，大殿下面郎中官员站在台阶两侧。凡是功臣、列侯、各级将军军官都按次序排列在西边，面东而立；凡文职官员从丞相起依次排列在东边，面西而立。大行设九宾之礼，令其上下传呼。汉高祖刘邦乘坐“龙辇”从宫房出来升殿，百官举起旗帜传呼警备，刘邦升御座，大行然后引导着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以上的各级官员依次毕恭毕敬地向皇帝施礼道贺。诸侯王以下的所有官员没有一个不因这威严仪式而惊惧肃敬的。仪式完毕，皇帝赐酒，再摆设酒宴大礼，诸侯百官等坐在大殿上都敛声屏气地低着头，按照尊卑次序站起来向皇帝祝颂敬酒，斟酒九巡，谒者宣布罢酒。整个朝会都有御史执行礼仪法规，随时把举动不符合礼仪规定的人引去惩治。从朝见到宴会的全部过程，没有一人敢于喧哗失礼。大典之后，汉高祖感慨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因制定朝仪有功，被拜为太常，位列九卿，赏赐黄金500斤。叔孙通复推荐弟子:“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原陛下官之。”汉高祖即任命其弟子为郎官。叔孙通下朝后把赏赐所得全数分赠随行的儒生弟子。诸生弟子皆大喜，称颂他为知当世要务的圣人。
  纵观叔孙通一生，虽然他并没有像孟子、荀子那样提出明确的儒学主张，对儒学理论也并无创造性发展，但在儒学与政治的结合上，更确切地说是在儒学与统治者的结合上，叔孙通可以说是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促使了儒学的经学化。及至汉武帝时,经济更加繁荣，政局更加稳定，儒家思想终于从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风中脱颖而出，经过董仲舒的发挥，在学术上取得了“独尊”地位，并从此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之学。这种情况的出现虽然与社会安定适合儒学发挥作用有关，但也不可忽略叔孙通对儒学的抬举之功。故司马迁对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称其为汉代“儒宗”。
  第六节辉映文化星空的经学大师经学是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汉代是儒学经学化的时代。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统一、思想统一政策，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五经博士。从此儒学独尊，儒家典籍成为士子必读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并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国的政治、学术、文化教育、民族精神和社会风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由此汉代也涌现出辉映传统文化星空的一大批经学大师，枣庄地区即产生了眭弘、颜安乐、马宫、疏广、疏受、匡衡等经学大师。
  一、今文《春秋》学者眭弘眭弘（？〜前78),字孟，西汉蕃（今枣庄市滕州市）人，著名的今文《春秋》学者。眭弘年轻时斗鸡走马，有侠客之风，及至年长，乃幡然从文，师从羸公学习《春秋》，后以明经被朝廷授为议郎,官至符节令。汉武帝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的过程中，特别提倡《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在阐释、解读《春秋》的微言大义中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将自然界中出现的种种灾异现象与当时的政治现象结合起来，论证西汉政权的合法性及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必然性，从而创立了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道说人事。神学与经学的结合也开创了汉代盛极一时的谶纬之学的先声。但同时，以灾异现象论说人事对统治者有约束、规诫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统治者的为所欲为。但如果儒者根据《春秋》陈说灾异超过最高统治者可以接受的限度，也会导致非常残酷的结局。眭弘就因为坚持以“天人感应”来映照当时的政治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发出如数千人呐喊的声音，民众前往观看时，发现“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人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①。同时，昌邑神社的枯木竟然重生，汉宫上林苑中的大柳树本来已断枯卧地，也重新竖立，获得新生，树上被虫蚕食的叶子显现“公孙病己立”的字样。在《春秋》公羊学的思维定式中，这些现象都是典型的灾异，按《洪范》五行说的分类，属于草木、金石之妖及虫祸。眭弘根据所习《春秋》公羊学的“天人感应”学说，认为石、柳为阴类，是一般民众的征兆；而泰山为岱宗之岳，是王朝兴替之兆。如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能为，应该昭示当有自匹夫出身的人来做天子。因此眭弘向朝廷上书，提出自己的主张:“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让汉昭帝遣人自民间探访贤能之士，将君位禅让。当时汉昭帝年幼，大将军霍光执掌政权，对眭弘的建议当然恨之人骨，就将他的上书交与廷尉处置。廷尉遂上奏认为，眭弘的主张乃是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眭弘最后被处斩，为自己的学术主张献出了生命。
  二、《春秋》“颜氏学”开创者颜安乐及传人马宫颜安乐，字公孙（生卒年不详），汉代东海郡薛县（今枣庄市滕州市）人，汉代知名学者、教育家。汉宣帝时被封为经学博士，出任齐郡太守丞，后为仇家所杀。颜安乐一生致力研究《春秋》公羊学，为《春秋》“颜氏学”的开创者，著有 《春秋公羊颜氏记》。
  颜安乐自幼家贫，但笃志于学，师从其舅父、精研《春秋》的经学大师眭弘。眭弘先后收弟子百余人，其中有两个弟子最为他欣赏，一个是他的外甥颜安乐，另一个是下邳的严彭祖。二人常在一起读书，切磋学问，遇有疑难的问题便展开热切的讨论，都能各抒己见，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眭弘曾评价二人说:“《春秋》之意在二子矣。”眭弘被杀后，颜安乐和严彭祖继承师训，办学收徒，传承《春秋》公羊学。人们又称他们主办的学叫“颜严之学”，后来，颜、严二人各回原籍办学。
  颜安乐的弟子成名成才者众多，《汉书.儒林传》记载，有个弟子是淮阳的泠丰次君，后来做了朝廷里的少府官；有个是淄川的任公，后来做了淄川太守。人们又称颜氏家学为“泠任之学”。其间，眭弘的弟子贡禹又官升御史大夫，疏广也做了太子太傅，加之汉代初年的叔孙通也是薛县人，后被历史学家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汉王朝的诸多达官显贵出自蕃、薛，蕃、薛二县的教育声名远扬。疏广收琅琊的管路为门生，贡禹收泰山的冥都为门生，管路和冥都后来又投奔颜安乐，拜其为师。管路后来做了御史中丞，冥都做了丞相，世人又因颜氏家学的再传弟子成名，称之为“管冥之学”。其后，管路收孙宝为门生，孙宝官居大司农。泠丰次君收马宫为门生，马宫做了九卿；收琅琊的左咸为门生，左咸做了郡守。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师承徒效，代代相传。蕃、薛的教育成为当时培育英才的摇篮，令世人刮目相看。《春秋公羊颜氏记》共n篇，是颜安乐一生致力学术研究的力作和学术思想的结晶，但后来失传。颜师古校注《汉书》时对颜安乐的事迹就已记载不详了。清代学者马国翰从大量古籍中收集到历代学者引用《春秋公羊颜氏记》的章节内容，将其辑于《玉函山房辑佚书》里。
  马宫，字游卿，东海戚（今枣庄市滕州市）人。是泠丰次君的弟子，也就是颜安乐的再传弟子。《汉书•马宫传》载其治《春秋》严氏，即严彭祖之学，与颜安乐的学术同出一流。马宫以射策甲科为郎，后升迁为楚国长史、丞相史司直。丞相师丹认为马宫行能高洁，就举荐其为廷尉平，后又复任青州刺史、汝南太守、九江太守等职，在每个职位上，马宫都尽忠职守，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后又相继被征为詹事、光禄勋、右将军，代替孔光为大司徒，封扶德侯。太师孔光病故后，马宫又接任太师兼司徒官，以自己的学术水平及人格魅力位极人臣，可谓颜氏家学培育出的杰出人才。
  三、太傅疏广与少傅疏受疏广，字仲翁，西汉东海兰陵（今枣庄市峄城区）人。疏广自幼好学，师从著名经学大师眭弘，故学识渊博，“明《春秋》”®，对《春秋公羊传》微言大义见解独到，阐释精妙，因而声名远播，各地儒生都慕名而至向其求学。
  朝廷闻知疏广的学识和声望，征为博士、太中大夫。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大将军霍光病死，汉宣帝亲理朝政，立8岁的儿子刘奭为太子，任命丙吉为太子太傅，疏广为太子少傅。数月后，丙吉迁御史大夫，疏广徙为太子太傅，专门教授太子读《春秋》。
  疏受，字公子，是疏广的侄子。他以“贤良”的身份被举荐为太子家令。疏受举止文质彬彬，为人谦恭，做事谨慎，且反应机敏，善于辞令。一次，宣帝驾临太子宫,疏受迎接皇上，言谈举止，彬彬有礼。“及置酒宴，奉觞上寿，辞礼闲雅，上甚欢悦。”宣帝对其很是满意。不久，授予疏受为少傅。太子每次上朝时，太傅在前，少傅在后，有礼有节，仪态端雅。文武百官看在眼中，心中暗暗钦佩。他们都认为叔侄俩并为太子老师，配合默契，自古以来还没有过，朝廷应以此为荣！太子的外祖父、平恩侯许广汉曾向宣帝提出要求，借口皇太子年少，请求任命一个监护人,而这个人选则由自己的胞弟、中郎将许舜担任最为合适。宣帝就此事咨询疏广。疏广回答道：太子是国家的国储副君，一定要以天下英俊为师友，不应该只亲近外戚许氏。并且太子已经接受太傅、少傅等人教育，官属也已齐备，再让许舜监护太子，只会使太子见识浅陋，无法让天下人了解太子的德行。宣帝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并将疏广的话告诉了丞相魏相，魏相脱冠谢曰：“此非臣等所能及。”①对疏广的见识表示衷心的钦佩。汉宣帝对疏广叔侄更为敬重，多次赏赐他们。
  疏广、疏受除给太子讲授《论语》《孝经》外，还谆谆教导他将来做了国君后要以民为贵，省徭薄赋，缓刑宽政。太子刘奭长至12岁时,学业已有所成。有一天,疏广对疏受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议。”于是，叔侄俩便在同一天向朝廷上书告病，移居宫外。3个月后，病假期满，宣帝召他们复职。疏广等再次上疏，称年迈多病，无法再履行职守，恳切要求告老还乡。汉宣帝以其年老，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赐予黄金20斤，太子刘奭又赠50斤。
  疏广、疏受离京之日，朝廷的公卿大夫、亲朋故旧以及同乡学子数千人在路旁设宴为其饯行，相送者的车辆达数百乘，旁观者都感慨地说:“贤哉二大夫！ ”叔侄俩回到故乡后，将皇帝所赐财物大半分给乡人，并每日在家中设宴，请族人故旧宾客把酒言欢，并经常询问家里的财物，催促卖掉以换取酒食。过了年余,疏广的子孙颇为不满，希望疏广生时利用这笔钱为他们购置一些田宅，作为子孙永久之业，并委托一位疏广平素信重的同族老者转达这个意思。疏广言道：“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捐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 ”老者很是叹服其见解。后来，叔侄俩皆以寿终。
  宗族乡邻对疏广、疏受叔侄的人品和散金之德感念不忘，为了寄托怀念之情，便在他们曾居住过的宅基上筑起土台（今峄城区萝藤村），加以保护，留作纪念，并且将土台命名为“散金台”，后世又称为“二疏城”。明代弘治五年(1492),按察司副使赵鹤龄在散金台上创建“二疏祠”，广植树木，立有碑碣。嘉靖十年（1531)，兵备佥事李士允又命峄县令李孔曦重修“二疏祠”，并在祠堂内塑了二疏像,刻碑记述其事。而今，散金台故址犹存，二疏墓就在距散金台西面不远处的小山上。游人每当来这里凭吊先贤时，会自然想起清光绪《峄县志•艺文志》中颂扬二疏的诗句：冠盖如云出帝乡，散金闾里有余光。二疏萧傅倶尘土，千古遗风谁短长。
  四、凿壁偷光的匡衡匡衡（生卒年不详），小名鼎，字稚圭，东海郡承县（今枣庄市峄城区）人。西汉经学家，以说《诗》著称。匡衡是西汉宣、元、成三朝重臣，历任太常掌故、郎中、平原文学、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 (前36)，被任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后因与同僚发生矛盾，被控以“专地盗土”之罪免官。
  匡衡家世代务农，但匡衡十分好学，勤奋努力，精力过人。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靠替人帮工以获取读书资用。匡衡家中无供其夜读的烛光，亦缺乏书籍，求学困难。隔壁邻家较富，灯烛常亮至深夜，匡衡惜时如金，便在壁上凿一孔，借用透来的一丝烛光，埋头苦读。这就是著名的“凿壁偷光”的故事。®同邑一大姓豪富，藏书很多。匡衡为其佣工，不要报酬，主人感到奇怪，问他缘故。他表示愿以尽读主人藏书作为酬劳，主人深为感叹，就把藏书供其博览。匡衡学问日进，并与萧望之等拜同郡经学大师后仓攻《诗经》，对《诗》学的理解十分独特透彻，当时儒学之士曾传有“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之语，可见匡衡对《诗经》理解之深。
  但匡衡的仕途并不平坦。汉制，博士弟子掌握“六经”中的一经，即可通过考试获得官职，考试得甲科者可为郎中，得乙科者为太子舍人，得丙科者只能补文学掌故。经过9次考试，匡衡才中了丙科，任为太常掌故，后又被补为平原郡的文学卒史。朝廷很多官员赏识匡衡的学识，建议其留在京都。太子刘奭亦很欣赏匡衡,并且有很多人自愿要求去平原跟随他求学。但因为汉宣帝不重视儒生，他只能至平原就职。
  黄龙元年（前48),汉宣帝驾崩，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时外戚、乐陵侯史高与萧望之共掌朝政,二者产生矛盾。史高为笼络人才，向元帝举荐匡衡。元帝本就赏识匡衡，并喜好儒术文辞，尤喜爱《诗经》，故以匡衡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匡衡遂成为元帝的近臣。
  初元二年（前47)，发生了日食和地震。因汉代重视天象地理的变化，自然之变必有社会因素。元帝遂诏问大臣政治得失。匡衡上书，列举历史事实说明天象只是一种大自然的阴阳变化，祸福全在于人的作为，人类社会的风气更在于朝廷的教化倡导和影响。因而皇上应当裁减宫廷的费用，亲近忠臣正人，疏远佞臣小人，选拔贤良，开放言路接纳忠谏。汉元帝很赞赏匡衡的见识,提升他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汉元帝对宣帝的“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针颇有更改,而投其所好之徒乘机觐见，争言变更旧制，导致朝局混乱，并且汉元帝宠爱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定陶王超过了皇后和太子,也为朝廷埋下不安定的因素。匡衡对此很是焦虑，遂上书元帝，提出应该弘扬先帝功德，常思祖业，尊重旧制，绝巧伪之徒，以安定众心，不要以私恩害公义，不能当亲者疏，当尊者卑，以免祸乱国家。
  匡衡任太子少傅期间，琅琊人贡禹为御史大夫，华阴县代理县丞嘉上书推荐朱云代理御史大夫。元帝让公卿讨论此事。匡衡认为，小小的代理县丞算计大臣职位，绝不是以国家社稷为重，朱云平素好勇，数次犯法亡命，学儒后也没有突出德行，而贡禹清洁廉政，经术通明，海内皆知。应该对嘉的动机加以审查。嘉因此坐罪。
  数年间，匡衡在朝廷中参议大政，引经据典，阐明法理道义，很受赞赏，由此升任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后来又升为丞相，封为乐安侯。
  元帝后期时，宦官石显为中书令，他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怂恿元帝加重赋役，剥削人民，但因有皇帝的宠幸，没人敢触犯他。成帝即位后，匡衡便上疏弹劾石显，列举其以前所犯罪恶，并纠举他的党羽，这是匡衡所做的最后一件铲除奸佞、为汉朝廷尽忠的事情。建元三年（前30)，匡衡与同僚间渐有离隙，遭到弹劾，被贬为庶民，返回故里，不几年，病死于家乡。
  五、一代廉吏王良王良，字仲子，东海郡兰陵（今枣庄市）人。王良年少时酷好读书，精通《小夏侯尚书》。王莽代汉后，曾屡次遣人征召王良人朝为官，王良皆称病拒绝人仕。他在故乡兴办私塾，教授学生1000多人。
  建武二年（26)，大司马吴汉征召王良，王良没有答应。建武三年，他应征人朝，被授谏议大夫。王良多次向皇帝进忠言，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为人举止合乎礼仪，颇受朝廷的敬重。后来王良任沛郡太守，但其不愿在地方上为官，故行至蕲县时上书称病辞职。朝廷改任他为太中大夫。
  建武六年（30)，王良代替宣秉任大司徒司直。他在任上忠于职守，生活简朴。其妻子儿女从不进入官舍，长期居住在故乡，终年在田间耕作，穿戴的是粗布，用的器皿都是瓦器。有一次，司徒史鲍恢有事到东海，经过兰陵，遂至王良的家看望王妻。王良的妻子穿着布裙拖着柴草，从田里回来。鲍恢以为是王家的女仆，便对她说:“我是司徒史，特意来捎带书信，想要见您家夫人。”王良的妻子告诉他实情，并称没有事情不需要捎书信。鲍恢绝没有想到大司徒司直的家庭如此寒苦，非常感慨。这件事情也反映了王良的为政清廉及对家庭的影响，真可谓一代廉吏。鲍恢回京后，此事逐渐传播开来。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王良的。
  不久,王良因病回乡。一年后又被征召，他行至荥阳后病重不能继续前进，欲就近到一位朋友家进行调养。友人不仅没有接待他，而且责备他:“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也对王良数次辞职又重新人仕、往返奔波、一心谋取高位不以为然。王良听到朋友的指责也很惭愧，立即返回故乡，从此不再人仕，面对朝廷的屡次征召，王良总是称病不出。他的这种行为也招来另一方面的非议，博士范生就认为,王良等用拒绝征召的方式抬高自己的身价，实际上他们“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只是一味钓采华名，欲借此得到三公之位。这个评价虽然就当时社会风气而言一针见血，但王良的急流勇退则更为难得。
  后来光武帝驾幸兰陵，派遣使者问候王良，王良已病重不能说话。光武帝诏令免除王良的子孙在乡邑中的劳役，后来王良以布衣终老故乡。范晔曾评论王良：“王良处位优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谓行过乎俭。然当世咨其清，人君高其节，岂非临之以诚哉！”对王良的廉洁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
  六、力谏平冤的寒朗寒朗（25~109),字伯奇，鲁国薛（今枣庄市薛城区）人。寒朗生于两汉之际，酷爱经学，博通《尚书》经传，成年后以教授《尚书》招生收徒，被举为孝廉。
  永平年间，有人向汉明帝报告，称楚王刘英与渔阳人王平、颜忠勾结，制作图谶，图谋不轨，明帝组织专人调查此案。“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此案牵连到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藏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当时，寒朗以谒者身份代理侍御史，与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府属官共同审理。寒朗同情耿健等人的冤屈，上书说刘建等没有奸情，纯粹是他人所诬陷，并怀疑天下无辜受牵连的大多如此。明帝不相信寒朗的说法，就召寒朗进宫，问道:“刘建等即便如此，颜忠、王平等人为什么要牵连他们? ”寒朗答道:“颜忠、王平自知所犯的是大逆不道之罪，所以牵连的人很多，希望表明自己无罪。”显宗道:“即使如此，四位大臣没有犯罪，为什么不早些上奏，案子审理完了，还（把他们）长久地关押到现在呢? ”寒朗答道:“我虽考察他们没有事，但是担心国内还有别人揭发他们的奸情，所以不敢及时报上来。”明帝不愿意承认耿健等人为冤案，问话之中已显露出对寒朗的故意指责。至此，他自以为抓住了寒朗的把柄，斥责寒朗“吏持两端”，模棱两可,命人立即逮捕寒朗。
  左右侍卫正要将寒朗拉下去，寒朗知道从此可能再无机会表明自己的观点，故言:“希望讲一句话后死。小臣不敢欺君，只是想帮助国家罢了。”明帝也想借此追查何人与寒朗一起写了奏章，寒朗回道：“事前也知道有灭族的危险，所以不愿多连累别人，自己一人写成奏章，目的也只是希望陛下能有所醒悟。审查犯人时，办案人都表示谋逆造反乃十恶不赦之罪，臣子都应该痛恨，拷问无罪放出的话不如按供词抓捕进去，从而可以不承担包庇的责任。结果就是拷问一个连累十个，拷问十个连累百个。而公卿朝会议事时，陛下问及调查此案的得失，公卿大臣都是长跪在地下说，旧制叛逆大罪祸及九族。今天陛下才只办本人的罪，这是天下最大的幸运。但散朝后私下里无不知其为冤狱。我现在把要说的说了出来，的确是死而无悔。”听完寒朗的见解，明帝有所觉悟，不再逮捕寒朗，只是下诏叫寒朗出去。次日，明帝亲自到洛阳狱中审录囚徒,一次就释放出千余人，说明他已认识到冤狱的严重。不久，颜忠、王平在狱中自杀。依照当时法律，重要犯人自杀，主审此案者要负法律责任。寒朗主动投案，恰逢朝廷大赦，寒朗被免官，但未被逮捕人狱。
  寒朗审理楚王刘英谋反一案，勇于秉公办案，敢于冒死直谏，从而看出了这位大臣的忠诚和正义。寒朗不惧权势、刚正不阿的品格因此被载人史册，为后人颂扬。
  后来，寒朗又以孝廉被推荐为易县县长，迁济阳令，辟为司徒府。84岁时被荐为博士，在进京途中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