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春秋战国，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枣庄地区亦卷人变革大潮之中。如在鲁国的影响下，滕国的滕文公接受孟子的思想，采取儒家治国理念，在政治、经济、礼仪制度上推行仁政，被称为“善国”；因为春秋时期诸国之间的战争、外交的需要，涌现出了任贤养士的政治家孟尝君、营造“狡兔三窟”的冯谖以及勇于自荐的毛遂等;农耕、手工业的飞速发展，使枣庄诞生了鲁班这样的科技名人;著名儒学大师荀子在齐国稷下学宫三任祭酒之职，后又任楚国的兰陵令，其学术思想对枣庄地区的学术、经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使枣庄地区又成为齐国、鲁国和楚国的争夺目标，故其文化也受到这三国文化的熏陶，成为这三国文化的交汇地带，容冶贯通，吸纳诸家，枣庄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至秦汉时期，丰厚的文化底蕴终于孕育出了叔孙通、眭弘、颜安乐、马宫、疏广、疏受、匡衡等众多的经学大师，这些圣贤巧匠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能工巧匠鲁班鲁班，姓公输，名般，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般”，鲁国人。“般”、“班”同音，通用，故称“鲁班”。他大约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鲁班是我国古代优秀的手工业工匠和杰出的发明家，是与“科圣”墨翟同时代的平民圣人“匠圣”。他在机械、土木、手工工艺等方面都有很多发明创造，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2000多年来，他的故事广泛流传，被土木工匠们尊奉为祖师和行业神，并成为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勇于创新的典范和象征。
  鲁班塑像一、班墨同代，交相辉映鲁班与伟大的思想家墨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又都为鲁国人，因此双方交往比较密切。有学者认为鲁班为墨家“服役者百八十人”中的佼佼者，是墨家学派的重要成员。鲁班善于实践，墨子长于总结，二人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不可分离。
  鲁班和墨子对工艺技能及其社会作用的看法是有区别的。墨子对技术创造的目的和使用，着眼于服务和服从于其学说的根本宗旨，是作为“兼爱”、“非攻”、“节用”等主张的具体支撑和载体，因而他注重“兴利”，强调“节用”。鲁班对工艺技能及其制造物，则着眼于具体的实用，注重器物的制作技巧和耐用程度，对于制造成本甚少考虑。墨子与鲁班曾就此发生过一些很有意义的辩论，充分体现了二者思想主张及对工艺技能看法的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位于长江中游的楚国与位于下游的越国之间经常因为争夺领土而爆发战争。战争的主要手段是水战，战船成为最重要的武器装备。因为楚国位于上游,楚军战船“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执，亟败楚人”。楚王于是请鲁班为其发明新的军事武器以改变这种不利局面。鲁班经过艰苦探求后，为楚军发明了钩拒，并根据钩拒的长度制造出一系列的武器。“钩”就是一根杆子上面附有钩子，可以钩住意欲顺流逃跑的越国船只，而“拒” 则是可以在楚军撤退时将追击的越国船只推开。鲁班对这一发明感到十分得意，并将此告诉了墨子。墨子却对他说:我的仁义、我的学说也有钩拒，而且比你的钩拒更强。因为我的兼爱主张让众人互相爱护，并以恭敬的心态使人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像钩一样将众人聚到一起，像拒一样使人保持一定空间。“故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而鲁班发明的钩拒只是以力相斗，就会互相残害。墨子的言论体现了他更重视科技背后的仁义道德的作用。
  鲁班曾用竹片制造出飞翔三天而不落的飞鸟，并兴致勃勃地向墨子展示。墨子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发明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不能给国家、人民带来利益。还不如一个工匠用三寸之木制作出车轴，就可以承担五十石的重量。因此真正能为人民带来利益的发明是“巧”，是真正的巧匠；而对于人民没有利益的发明则是“拙”，是没有用处的。
  墨子为拯救即将面临楚国侵略的宋国，还曾与帮助楚国制造攻城武器云梯的鲁班展开模拟攻防，并最终胜过鲁班，迫使楚国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此后鲁班对墨子说:我没有见到你之前，很想攻取宋国，自从见到你之后，说起了义与不义，我很受触动，现在把宋国送给我我都不要了。墨子对鲁班的认识很是欣赏，鼓励他努力行义。这表明鲁班已经逐渐接受了墨子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开始从对纯粹科学的兴趣转移到对于社会、道德的责任感及推行墨子的仁义、兼爱等政治主张上了。
  从科技层面可以看出，鲁班是“匠圣”，是古代手工业技艺和发明创造的典范，表现了中国劳动者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品格。而墨子是“科圣”，是手工业技艺升华为科学理论的启蒙者，表现了先哲崇尚科学、以人为本的理想精神。鲁班和墨子是古代手工业技术和理论的智慧共同体。班墨一体，相辅相成。
  中国古代科技领域，既需要鲁班这样的孜孜不倦实践者，又离不开将发明创造升华到理论高度的墨子。“善国双圣”兼爱天下，功盖八方，他们是山东的，更是人类的、世界的。
  二、享誉神州的机械圣人
  鲁班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发明创造了多种简单机械装置。这些发明里面包含了丰富的机械原理。《礼记•檀弓》记载，鲁国贵族季康子的母亲去世了，准备下葬时需要“视桓楹”，就是用人力拉住系椁四角的绳子，用人背着两个大如楹柱的木牌，以击鼓为节，慢慢将棺椁放人墓坑。鲁班提出以机下葬，“机”就是一种类似滑轮装置的器械。按照周代丧仪规格，贵族墓穴既大又深，棺椁极重，如果单纯使用人力下葬，很容易发生意外。采用半机械化手段，不但省力，而且可以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鲁班的许多发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既符合科学原理，又突出了实用性。以门锁为例，出于安全考虑，鲁班对传统门锁进行了重大改进。锁在西周就已经出现，其形状像一条鱼，构造比较简单，安全性比较差。经过鲁班改进后，其形状、结构均有较大变化，锁的机关设在里面，外表不露痕迹，只有借助配好的钥匙才能打开,具有很强的安全性和实用性，能够代替人的看守。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据说就源于鲁班的此项发明。
  鲁班曾削竹片制作飞鹊，能在天上飞翔三天而不落，虽然没有燃料作为动力支撑，但能依靠某种机械的传动维持鸟在空中的飞翔，可谓现代飞行器的鼻祖，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飞行技术的探索。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载:鲁班在凉州建造佛塔时，因为思念妻子，就造了一只木鸢，敲击机关三下，木鸢即可飞翔,他就乘夜乘坐木鸢回家与妻子相会，并无人发觉。直到妻子怀孕，他的父亲才探知了木鸢的秘密，遂坐上木鸢，因为敲击木鸢次数过多，一直飞到吴地的会稽。吴人认为鲁班的父亲为妖孽，将其打死。鲁班因此愤恨吴人，就造了一个木仙人手指向吴地，吴地竟大旱三年。吴人无奈，向其谢罪。鲁班断去仙人一指，吴地才解去大旱之灾。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反映了鲁班在民间的影响，也反映了鲁班利用简单的空气浮力和空气动力原理，用木料制成了能滑翔的飞行器。
  相传鲁班还发明能够自己走动的木车马。东汉王充的《论衡•儒增》记载：鲁班曾制造了一辆由木人操纵的木车，车上设有机关，只要机关开动，车即能迅疾行驶。鲁班孝敬母亲，就让母亲坐上去。但因为这一装置没有安装刹车机关，车子发动起来无法停止，就载着鲁班的母亲走远不见了。鲁班发明的木车马应该是一个带有原始性质的机械化、自动化的发明，表达了中国古代科学家对机械化、自动化的最初理解和设想，开启了人们对科学理想的憧憬和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高筑城池，深挖壕沟，原有的攻城器械如临冲、楼车等已不能适应当时战争的需要。鲁班为楚国发明制造了攻城的云梯，弥补了临冲、楼车的不足，使其既能瞭望城内的情形，又能乘梯登上城墙，成为当时最为先进的攻城军事装备，从战国铜器图案纹饰中可以看出，云梯由3部分组成:底部装车轮，可以移动;梯身可上下仰俯，攻城时靠人力扛抬，倚靠在城墙壁上;梯顶端装钩状物，用以钩搭城墙，免遭守军的推拒。云梯涉及了杠杆、滑轮、车梯构造等机械原理,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发明，在漫长的古代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传说鲁班还发明了石磨。自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去掉谷物壳皮和破碎豆麦就成为人们一项烦琐劳动。为此广大劳动人民进行了长期探索，做出了不懈努力。相传在6000多年以前，人们就开始用石头将谷物压碎或者碾碎。4000多年以前，人们发明了一种称之为“杵臼”的碾米工具。这种工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称之为“杵”，用木头或其他材料做成；另一部分称之为“臼”，它是在石头上凿出一个圆坑。操作时将米放在“臼”中，然后用“杵”反复舂捣。杵曰比起直接用石头来碾碎谷物已有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如比较费时，每次只能舂少量谷物；比较费力，它全仗手工舂捣，时间一长难免腰酸背痛。因此人们迫切希望有一种简单的机械装置，以代替手工舂捣。
  鲁班经过刻苦钻研,终于发明了一种更为简单实用的磨粉工具。他把两块比较坚硬、厚实的圆石凿上密布浅槽，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之转动，把谷麦磨成粉末，这就是我国2000多年以来在广大农村地区广泛使用的石磨。石磨的出现是我国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巨大进步，它将杵臼的上下运动改造成旋转运动，将杵白的间歇工作变成连续工作，并且可以使用畜力等作为动力，这就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从此，将谷物磨成粉就不再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劳动，而成为一项比较容易的简单操作，这对于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起到非常有益的促进作用。
  三、土木工程专家和木工工具发明家
  根据古代大量的史料记载，鲁班对宫殿、楼舍等土木工程的设计和修建也有着杰出的贡献。东汉桓宽的《盐铁论•贫富》载：“公输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构宫室台榭。”由于鲁班是先秦时期著名土木建筑专家，后世出现的大量建筑往往托附鲁班之名，借以彰显名气。如清朝的《山西通志》就言灵石县的寺庙、盂县的两岭桥、河津县的流丹亭和舜庙、太平县的天寿观、安邑县太平兴国寺等都传为鲁班所修筑,《广西通志》也称阳朔县遇龙桥、平龙县接龙桥、荔浦县太河桥等为鲁班所造，就连最负盛名的古建筑赵州桥、黄鹤楼也与他有关。在古代，鲁班已成为建筑业的旗帜和象征，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知名度最高的人物。
  鲁班之所以被后世工匠尊为祖师，更主要的是他发明了众多工匠必需的木工工具。《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等古籍记载，曲尺、刨、铲、钻、墨斗、水准、锯、凿等最重要的木工工具都是鲁班发明的，而每一件工具的发明，都是鲁班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启发，经过反复研究、试验出来的。
  鲁班很注意对客观事物的观察、研究，他受自然现象的启发，致力于发明创造。比如锯的发明，传说有一次,鲁班在完成一项紧急的建筑任务时，领着徒弟上山一连伐了好几天树，但因伐木工具落后，木料无法及时供应，他心里非常焦急。一天，鲁班在干活时，不小心被丝茅草的叶子划破了。他摘了一片草叶，发现草叶边缘生满了锯齿般的牙齿。一转身，他又看见一只大蝗虫正张着两个大板牙，很快地吃着草叶。鲁班捉了个蝗虫一看，它的板牙上也有利齿。看看丝茅草的叶子，再看看蝗虫的大板牙，鲁班心里豁然开朗。于是他马上请铁匠打了一个有锯齿的铁条，再用它去伐树，果然大大提高了伐木效率。
  鲁班发明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是工匠用的墨斗，这项发明可能是受其母亲的启发。当时鲁班的母亲正在剪裁和缝制衣服，鲁班发现她用一个小粉末袋和一根线先印出所要的裁制的形状。受此启发，鲁班把这种做法转到一个墨斗中，通过一根线捏住其两端放到即将制作的材料之上，印出所需的线条。这种操作最初需由鲁班和母亲握住线的两端。后来母亲建议他做一个小钩系在此线的一端,这样就把母亲从中解脱出来，使之可由一个人来操作。为了纪念鲁班的母亲，工匠们至今仍称这种小钩为“班母”。
  鲁班还发明了刨和“班妻”。怎样才能使木板既平整又光滑，在鲁班之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影响了木工技术的进一步提高。鲁班根据工作需要，经过反复多次试验，给“斧头”加块铁片，装上木座，制造出世界上首把刨子。有了这种工具，就可以把不平的木头刨平，把不光滑的木料创光滑，对提高木工技艺很有帮助。鲁班的妻子经常帮鲁班干活，鲁班刨木料时，妻子在对面顶着。这样既浪费人力，有时还顶不住。于是鲁班在工作凳的一端钉了个木橛，顶住了木头。鲁班再刨时便稳当多了。这样，妻子也可腾出手来干别的活去了。后来，人们把这个木橛叫做“班妻”。
  鲁班的另一发明是能正确画出直角的三角板，也被称为“班尺”。它能告知工匠哪些尺寸是不规则的。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使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四、鲁班文化对后世的影响鲁班一向被认为是墨家学派“工肆百八十人”中的重要成员，有“工巧之人”、“建筑工匠之祖”的美誉。由于建筑、建造行业的专业特点，在技艺学习和传承上大都是以师傅带徒弟通过言传身教的形式而代代相传，教授方式也是师傅先做师范、手把手地教，徒弟在实践中将师傅的技术继承下来。徒弟从师傅处得到的是关于制造方面的新的技艺、技巧，并成为谋生的手段，所以最终对师傅形成的认识是崇拜。
  鲁班弟子对鲁班的崇拜逐渐走入民间，为平民百姓所推崇，从而形成了保护百姓、造福百姓、关心百姓生活的“鲁班神人”。鲁班成为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和创新精神的代表、标志和符号，在鲁班故里乃至全国各地形成广为流传的各种鲁班故事，充分表达了世人对鲁班的敬仰。而鲁班故事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种积极创新的精神，一种不断进取、向善的思想，一种勤劳智慧亲民的理念，这就是鲁班文化。千百年来，鲁班文化已不单单是特定群体的信仰，它已经演化成为一种典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间信仰，具有了民间宗教的性质，对于后世的土木建筑工艺及社会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段成式言：“今人每睹栋宇巧丽，必强谓鲁般奇工也。至两都寺中，亦往往托为鲁般所造。”明王祎《王忠文公集》卷八亦言：“云桥为鲁班造，盖谓坚致壮奇，惟班乃能造耳，非谓真造于班也。”如河北赵县的赵州桥，本是隋开皇年间工匠李春等所建,但民间宁愿相信为鲁班所造，并编成民歌来传唱流布。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九引《夷坚续志》就称：赵州桥为鲁班所造，极为坚固，自古至今并无第二桥与其媲美。张果老骑驴自桥上过时，桥动摇欲折。鲁班在桥下用两手托住，遂坚固如初。至今桥上有张果老驴蹄痕，桥下有鲁班两手托举印痕。而托名于鲁班所建的建筑遍布全国各地，而且都有脍炙人口的传说。这不仅反映了鲁班崇拜的现象，也进一步强化了鲁班文化的传播和延续。
  人们还将后世劳动者对建筑工艺及工具的发明创造都托名于鲁班。如记载中国古代建筑工艺技术的《鲁般营造法式》与《鲁班经》皆以鲁班命名。明代的《鲁班经》是唯一一部流传至今的民间木工行业的专用书，它主要记载了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房屋楼阁的建筑工艺，备述了古代民间匠师的业务职责范围、工作仪式及行帮规则，对H常家具和常用工具器物的制作如桌椅、水车、手推车等也有详细的记述。书中不仅将鲁班奉为祖师，还记载了鲁班的生卒年月，是研究鲁班文化的重要史料。
  自古以来，为祭祀、纪念鲁班而举行的各种活动不仅成为民间宗教活动，也成为一种社会风俗活动。全国各地都建有鲁班祠、鲁班庙，其中尤以宋元时期建于济南的鲁班祠最具有代表性。滕州等地至今仍有“过二年”的习俗，即把传统的春节叫做“过大年”，把鲁班的诞辰日叫做“过二年”，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七被当地人称为“鲁班寿诞节”，并有“大年不大过，二年不小过”的说法。在鲁班诞辰，各地的木匠都会为鲁班过生日，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吃“师傅饭”。师傅饭用米饭加上粉丝、虾米、梅豆煮成,据说吃了这饭，不仅可以身体健壮，还能和祖师鲁班一样聪明。有的地方吃师傅饭时还要演出木偶戏，因为木偶也相传为鲁班所发明。
  第二节儒家治国理念的首位实践者滕文公滕文公，名弘，姬姓，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滕国国君，因为其能行文德，所以又被称为“元公”。
  滕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姬姓诸侯国之一，始封者是周文王之子错叔绣。滕国故城在今滕州市西南7公里的东西滕城村。春秋战国时期，滕国处在晋、宋、齐、楚等大国夹缝之中，国力孱弱，不得不屈事大国。其国君多次到鲁国朝见，并积极参与晋国发起的征伐会盟活动，但仍受到邻国宋国等的欺凌。战国时期，其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一度被越国所灭。后来复国不到百年，又被宋国吞并(一说被齐国所灭）。滕文公即位后，争强图存，积极寻求强国富民的途径，他多次向孟子求教治国之道，将儒家治国理念运用到实践中，诚信践行“仁政”，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壮大了滕国力量，并为滕国赢得了“善国”的美誉。滕文公则以政绩“卓然于泗上十二诸侯之上”。这也是历史上儒家治国理念的首次实践。
  一、滕文公见孟子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主张推行“仁政”。为此，孟子游历各诸侯国，宣扬自己的学说。滕文公一生与孟子有着非常紧密的交往，并从孟子那里学习、了解到儒家的“仁政”治国理念，并用之于治国实践中。
  周显王四十三年（前326)，滕文公为世子时出使楚国，路过宋国时，拜会了正在宋国的孟子。孟子开口不离尧舜之道，并向他阐述人性本善的道理，但当时的滕文公并未真正思考、接受孟子的学说。
  不久，滕文公从楚国返国，由于机缘巧合，再一次同孟子相见，双方有了更深人的接触。言谈之中，孟子见其对自己的学说、主张仍心存犹豫，便进一步开导:世子没必要瞻前顾后，疑虑重重，其实真理只有一条，就看你付诸行动的决心如何。齐国有个勇士叫成靦,在角力场上面对强大对手信心十足。他向齐景公表示:对方是男子汉大丈夫，我也是条壮汉，没有任何理由畏惧他。只有勇往直前，才能夺取胜利。颜渊也说过，舜是贤明君主，而我只是陋巷布衣，虽然成就不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可以效法圣贤，不断追求人生理想。公明仪虽家境贫寒，但懂得做人的准则，时常以周文王和周公为学习榜样。一个人只要树立了远大目标，就应该孜孜不倦地追求。现在的滕国土地狭小，如果截长补短，方圆也就50里左右。尽管如此，但事在人为，将来只要用心治理，还是可以建成一个富裕而又稳定的国家的。①孟子的一番话使还是世子的滕文公茅塞顿开，内心深处开始接受儒家的治国理念了。
  二、儒家治国理念的首次实践滕定公逝世后，滕文公继位，对采用何种丧礼拿不定主意，于是对然友说: 以前孟子曾经同我在宋国交谈过，我心里始终没有忘记。现在不幸遇到了这大变故，我想让你去请教一下孟子，然后再治办丧事。然友即去请教孟子。
  孟子对然友说，滕文公的举动是很好的，父母的丧事,本来就是应该尽自己的心意去办的事。曾子说过，父母在世，以礼侍奉；死了，以礼安葬，以礼祭祀，这方是孝子的表现。诸侯的丧礼，我没有学过。虽然这样，我曾听说过，三年的服丧期，穿缝边的粗麻布丧服，喝粥，从天子到百姓，夏商周三代都是这样。孟子建议滕文公遵从儒家的主张，采用守孝三年的规制。
  然友回国向滕文公作了汇报，文公遂决定实行三年的丧礼。但滕国的宗室百官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宗主国鲁国的前代君主，没有实行过这种丧礼，滕国前代君主也没有实行过，主张遵从先祖的规矩。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滕文公迟疑不决，就令然友再次征求孟子的意见。
  孟子认为，采用何种丧礼应该由文公自己决定，而不能犹豫不决、一味求助于他人，并对然友言说:孔子曾说，国君死了，世子把政事托付给冢宰处理，自己喝粥，面色暗黑，走到孝子的位置上就哀哭，这样大小官员没有敢不哀伤的，因为世子已经做出了表率。所以在上位的人爱好什么，下面的人必定对此更加爱好。孟子并用风、草来比喻君子与百姓之道德：“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意指君子的道德，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必定倒伏。君子的道德能够影响、统领百姓的道德。孟子以此鼓励滕文公，只要他意志坚定，坚持推行儒家的丧礼规定，百姓最后会听从他的命令的。
  孟子的丧礼主张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番言论坚定了滕文公采用儒家的丧礼规定、推行儒家治国理念的决心和信心，他5个月都住在丧庐里，没有发布过政令诫示，百官和同族的人逐渐接受了滕文公的决定。到了安葬那天，各地的人都来观看葬礼，滕文公面容悲戚，哭声哀伤，使吊丧的人非常满意。
  滕文公即位伊始，即听从了孟子的指导，采用了儒家的丧礼规制，并得到了国人及其他各诸侯国的赞同，可说是儒家治国理念在滕国的首次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滕文公由此坚定了采用儒家治国理念治理国家的信念，在其统治时期不断根据儒家理念推行以人为本的政治经济改革。三、以人为本与政治经济改革滕文公即位后，多次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积极学习、吸纳儒家的治国理念。
  滕文公曾请教孟子如何治理国家，孟子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孟子告诉文公：治理百姓的事是不能有所迟缓的。“《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淘；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所以贤明的君主必定要恭敬、节俭，以礼对待臣下。
  对于立国强国的基础土地制度，滕文公力图推行周代实行的井田制度，遣毕战就此咨询孟子。孟子认为滕文公正在践行他所主张的“仁政”理念,对此非常欣慰，遂向其详细解释了井田制度的具体内容及推行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分、确定田界开始。田界不正，井田的面积就不均，作为俸禄的田租收人就不公平，因此暴君污吏必定要搞乱田地的界限。田界划分正确了，那么分配井田，制定俸禄标准，就可轻而易举地办妥了。滕国虽然地方狭小，但也要有人做君子，有人做农夫。没有君子，就没有人来治理农夫；没有农夫，就没有人来供养君子。卿以下的官吏一定要有可供祭祀费用的50亩田，对家中未成年的男子，另给25亩。百姓丧葬迁居都不离乡。乡里土地在同一井田的各家，出人相互结伴，守卫防盗相互帮助，有病相互照顾，那么百姓之间就亲近和睦。一里见方的土地定为一方井田，每一井田900亩地，中间一块是公田。8家都有100亩私田，百姓应先共同耕作公田；公田农事完毕，再在自己的私田上劳作，这就是使君子和农夫有所区别的办法，也是井田制的大概情况。至于如何改进完善，如何在滕国推行井田制，就在于滕文公及其宗室官吏的努力了。
  而对于治国理财的关键赋税的征收，孟子认为向百姓征收赋税应该遵循一定的制度。他引用鲁国季孙氏家臣阳虎“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的话，主张轻徭薄赋，建议滕文公采用商周时“助”的赋税制度：夏朝每50亩地，赋税采用“贡”法;商朝每70亩地，赋税采用“助”法；周朝每100亩地，赋税采用“彻”法。其实税率都是十分抽一。“彻”是“通”的意思，“助”是“借”的意思。贡法是比较若干年的收成，取平均数作为常数，按常数收税。丰年时，粮食多得狼藉满地，多征些粮不算暴虐,但贡法却征收得少；荒年时，即使把落在田里的粮粒扫起来凑数，也不够交税的，而贡法非要足数征收。国君作为百姓的父母,却使百姓一年到头劳累不堪，结果还不能养活父母，还得靠借贷来补足赋税，使得老人孩子四处流亡，死在沟壑，这样的国君哪能算是百姓的父母呢？做官的世代享受俸禄，滕国本来就实行了，何不再实行助法，使百姓也得到好处呢？《诗经》上说,雨下到我们的公田里，于是也下到我们的私田里。只有助法才有公田。由此看来，就是周朝也实行助法的。滕国应以此为制度，在乡村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在都市自行交纳十分抽一的赋税。
  关于文化教育制度，孟子对滕文公说：要设立庠、序、学、校来教导百姓。“庠”是教养的意思，“校”是教导的意思，“序”是习射的意思。地方学校，夏代称“校”，商代称“序”，周代称“庠”，“学”是中央的学校，三代共用这个名称。这些学校都是用来教人懂得伦理关系的。在上位的人明白了伦理关系，百姓在下自然就会相亲相爱。
  盂子并勉励滕文公，如果采用儒家的治国理念和政治经济制度，即使将来有圣王出现，也必然会来效法，这样文公可以成为圣王的老师。孟子并以周文王为榜样激励滕文公，希望他能用心治理国家，成为承继天命的君主。
  滕文公在孟子“政在得民”的儒家治国理念指导下，实行“仁政”，行井田、建学校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改革，不仅使滕国的国力日趋强盛，而且作为“行圣人之道”的贤君，名声远扬，慕名来滕国者络绎不绝。楚国的许行是研究神农学说的学者，他慕名带领10个徒弟来到滕国。滕文公答应了他们的定居要求，给予房舍和土地。许行等穿粗布衣服，靠着编麻鞋、草鞋和织席子为生计，把楚国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传播到滕国，百姓得到实惠，推动了滕国经济的发展。宋国名人陈相的弟子陈良、陈辛也带着农具到滕国定居耕种，并言：“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在滕文公大力推行“仁政”、实行儒家治国理念的政策下，滕国人口大增，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发展迅速，成为强国富民之邦，谱写了滕国历史上辉煌的篇早。四、文公台与灵沼文公台又称“灵台”、“灵沼”，位于滕州市西南7公里的姜屯镇滕城村滕国故城内。
  相传周文王举兵消灭了商的附属国密须国后，为感谢上天保佑，曾筑灵台。滕文公也仿效周文王，在滕国修筑灵台，这既体现了滕文公践行儒家理念的信念和与民同乐的意图，又因为灵台及其上面所建的楼阁高达20余米，可以瞭望远处的敌情，利于指挥滕国军民抗敌，从而起到一定的军事作用。滕文公去世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贤君，将灵台改称“文公台”。历代都在台上构筑庙宇、楼阁等祭祀、纪念性建筑。
  据史料记载，在高台上仅以滕文公的名字命名的亭、台、楼、阁等建筑就有文公台、滕文公祠、滕文公庙、滕文公台庙、滕文阁和滕文公楼等。明人丁明春曾写有《谒文公祠》诗句赞曰：“扰扰群雄事战争，独谈仁义不谈兵。凭凌齐楚今何在？赢得长存善国名。”明清以后，又在台上陆续建造寺庙道观，成为当地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圣地”。万历年间，台上又建起真武庙，左掖门两侧有清代秀才魏积查的砖刻楹联：“古迹近荆流，曾向高台怀世子;遗封原叔绣，莫将飞阁误滕王。”巍巍高台，森森殿陛，经历了2000多年沧桑。
  文公台前，两株古槐虬枝擎天，东西对峙，交相辉映，古台愈显得悠远古朴。如今文公台已成为2000多年前滕文公励精图治、践行儒家治国理念的历史见证。
  第三节任贤养士的政治家孟尝君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增强自身实力，广为搜罗人才为己所用，兴起一股纳贤养士的风气。当时的国君如魏惠王、齐宣王等都以养士著称。而在当时贵公子中以养士著名的，有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历史上称之为“战国四公子”。
  孟尝君，姓田，名文，齐国相田婴之庶子，袭其父封爵，封于薛（今枣庄市滕州市东南），称薛公。孟尝君广散家财，招贤纳士，门下食客达到3000多人。孟尝君对门客真诚相待,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出现了鸡鸣狗盗、毛遂自荐等千古佳话。为人熟知的成语典故“鸡鸣狗盗”、“冯谖弹铗”、“狡兔三窟”、“焚券买义”等都与孟尝君有关。一、门客三千与重才敬智青少年时期的田文即胸怀大略，对于养士的重要性及养士策略有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父亲田婴“今君后宫蹈绮縠而士不得短褐，仆妾余粱肉而士不厌糟糠。今君又尚厚积余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损”，对他轻视养士的做法表示怀疑。田婴自此对其刮目相看，加以礼待，使其主家，接待宾客。结果士人纷纷前来投奔，田文的名声也逐渐闻于诸侯。后田婴病故，田文承其爵，就封于薛，即孟尝君。
  孟尝君成为薛邑主人后，倾其所有，广为招徕门客。不论贫富贵贱，但凡有一技之长，都罗致于门下。甚至“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也一一“舍业厚遇之”。对于所有食客，不分先后，一视同仁，在衣食住行等待遇方面与自己相同。有天夜里，孟尝君招待宾客，其中一人躲在暗处进餐。有个宾客误以为主人有厚薄之分，招待酒食因人而异，当即起身告辞。孟尝君见状，便端着自己的饭食让他细看，原来都是一样的饭菜。那个宾客感到十分惭愧，以自杀表示谢罪。
  孟尝君每当接待宾客、谈话时，总是安排侍史躲在屏风后，专门记录孟尝君与宾客谈话的内容，将所有宾客父母亲戚的住处一一记下。宾客刚刚离去，孟尝君就派使者到宾客父母亲戚家里抚慰问候，献上礼物。孟尝君对于来到门下的宾客都一样热情接纳，一律给予优厚的待遇，所以，宾客们都认为孟尝君与自己亲近，情愿归附，为他效力，天下的贤士倾心向往，不几年就养了食客3000多人，一时有“倾天下之士”的美名。
  孟尝君不仅善养士，亦能得士。薛邑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宾客中会聚各类人物，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秦昭王曾向孟尝君的门客公孙宏问及此事，公孙宏言称:“义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得意则不惭为人君，不得意则不肯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为管、商之师，说义听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万乘之严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污其衣，有如臣者七人。”②有一次孟尝君在客厅闲坐，对身边三位门客说:“想听听先生们的意见，帮助我改正缺点。”其中一人说:“主公名气这么大，天下诸侯无人敢冒犯您。如果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就用自己的鲜血来溅污他们的衣襟。”田瞀声称，可以使天下人闻知主公的名声，让各国国君争相与您交往。胜瞽说，希望主公能用府库财物收罗天下的贤士，为您决断疑难事件,应付突发变故。由此可见，孟尝君招徕的门客汇聚了各种人才，包括策士、辩士以及武士等各种不同类型、不同专长的人物。
  二、焚券买义与狡兔三窟冯谖，是孟尝君最为杰出的门客之一。他在薛地替孟尝君放债收息时“焚券买义”，使孟尝君获得当地民众之心；在孟尝君遭齐王猜忌时，他游说国君，使其威名重立，他还精心为孟尝君营造“三窟”，防患于未然，由此奠定了孟尝君其政治事业久盛不衰的根基。
  当初冯谖投奔孟尝君时，孟尝君问其有何爱好及才能，冯谖回答说没有特殊才能，只因穷困潦倒且闻知孟尝君好客，故愿在他的门下寄居为食客。①但冯1爰不柄思孟尝君给予他的侍遇，不久即倚着柱子弹着自己的剑，唱道：“长挟归来乎！食无鱼。”要求改善待遇。左右的人把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食之，比门下之鱼客。”又过了一段时间，冯谖弹着他的剑，唱道：“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的人都取笑他，并把这件事告诉给孟尝君。孟尝君说：“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冯谖为此很得意，特意驾车至朋友处，告知其被孟尝君以客相待。但不久他又抱怨无法养家，不如归去。孟尝君又遣人送食物等生活用品与其家人，冯谖方不再弹剑唱歌，安心等待机会报效孟尝君。
  孟尝君曾在封地薛向百姓放债收息。因门下食客日益增多，其俸禄已不敷开支，遂欲遣熟谙管理及财务之人至薛地收取债务。冯谖即自荐前去。临行前他问孟尝君有否需要购头之物，孟尝君使其购头自己所缺乏的物品。冯援驱车至薛地后，使人召集欠债百姓偿款，共得利息十万钱,但更多人则无力偿还。冯谖遂用所得利息置酒买肉，聚集所有欠债人前来核对债券。他一面使众人饮酒，从旁观察债户之贫富，让大家拿出债券验对。凡有能力偿还息钱的，当场订立还款期限，而无力偿还的则收回债券当众焚烧，并言此举乃是奉行孟尝君的指示。冯谖向百姓解释:“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今富给者以要期,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诸君强饮食。有君如此，岂可负哉!”©薛地百姓皆感激下拜。冯谖就在薛地百姓中埋下了感恩于孟尝君的种子，换得了民心。冯谖回至都城，孟尝君就责问他为何取消债户之债务。冯谖说，您有了个小小的薛邑，不把那里的百姓当做自己的子女一样加以抚爱,却用商贾手段向他们敛取利息，我认为不妥，就假托您的名义，把债赏赐给那些无力偿还的百姓，“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也就是为他“市义”，孟尝君无可奈何，只得挥挥手说:“诺，先生休矣!”一年后，齐愍王轻信谗言，罢免了孟尝君相国之职。孟尝君率门客回到封地薛邑。距离薛邑尚有百里，百姓已然扶老携幼，在路旁迎接孟尝君整整一天。孟尝君此时方感知冯谖“焚券买义”的用意。
  冯谖对孟尝君说:狡兔三窟。您现在只有一窟，还不能高枕无忧，我要为您再营造其他两窟。孟尝君遂给他车50乘、黄金500斤，使他去他国游说。冯谖至魏国，对魏惠王说，齐国之所以能称雄于天下，都是孟尝君辅佐的功劳，今齐王听信谗言，把孟尝君逐回封地，孟尝君必然对齐王不满。孟尝君的治国谋略和才能是世人皆知的，大王若能接他来魏国，在他的辅佐下，定能国富而兵强。惠王也久闻孟尝君的贤名，一听这话喜出望外，立即空出相位，让原来的相国做上将军，派出使节，以千斤黄金、百乘马车去聘孟尝君。冯谖诱使魏惠王聘用孟尝君,从而引起了齐王的高度重视，抬升了孟尝君的价值。
  齐王听到这个消息，君臣震恐，连忙派遣太傅带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等物，非常隆重地向孟尝君谢罪，请孟尝君继续担任相国管理国家。冯谖劝孟尝君趁机索取齐国先王的祭器,要求将齐国宗庙建立在薛邑。等齐国的宗庙在薛地落成后，冯谖向孟尝君报告说:“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孟尝君在齐当了几十年相国，没有遭到纤芥之微的祸患，这都是冯谖深谋远虑为其规划的结果。
  三、鸡鸣狗盗与人尽其用孟尝君门下食客不但人数众多，且各具才能，孟尝君亦不以才能偏狭而拒绝，最终产生了“鸡鸣狗盗”之徒救其离开险境的佳话。
  当时,诸侯国之间合纵连横，纷纷展开外交攻势。为取得对方的信任，一般皆采取交换人质的做法。秦昭王听说孟尝君贤能，即派泾阳君到齐国做人质，希望孟尝君到秦国。孟尝君的宾客们认为有危险，都不赞成他出行。但孟尝君以为至秦可施展抱负，执意前往。宾客苏代对他说：“今天早上我从外面来，见到一个木偶人与一个土偶人正在交谈。木偶人说：‘天一下雨，你就要坍毁了。’ 土偶人说：‘我是由泥土生成的，即使坍毁，也要归回到泥土里。若天真的下起雨来，水流冲着你跑，可不知把你冲到哪里去了。’当今的秦国是个如虎似狼的国家，而您执意前往，如果一旦回不来，您能不被土偶人嘲笑吗？”孟尝君听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才停止了出行的准备。齐愍王二十五年，齐国遣孟尝君至秦国。秦昭王很欣赏孟尝君的声望和才能，欲使其做秦国的相国。但秦国的臣僚坚决反对,他们劝秦王说，留下孟尝君对秦国是不利的，他出身王族，在齐国有封地，有家人，不会真心为秦国办事。秦昭王便改变了主意，把孟尝君和他的手下人软禁起来，并企图谋害他们6为尽快离开秦国脱离险境，孟尝君向秦昭王最宠爱的嫔妃求助，希望她向秦昭王美言，放其回国。宠妾要求孟尝君将其最心爱的价值千金的白色狐皮裘作为谢礼赠送，但孟尝君已将其献给秦昭王并被放到秦宫库房。这时，一个门客称自己能够将白裘偷出来。原来他善于钻狗洞偷盗。于是，当夜他钻入了秦宫中的仓库，取出狐裘，送给了昭王的宠妾。宠妾便替孟尝君说情，秦昭王遂释放了孟尝君。
  孟尝君获释后，立即乘快车逃离，夜半时分到了函谷关。昭王后悔放走了孟尝君，派人去追捕他。孟尝君一行到了函谷关，按照秦国关法规定，鸡叫时才能放来往客人出关。孟尝君恐怕追兵赶到，万分着急。门客中有个人善于学鸡叫，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他一学鸡叫，附近的鸡随着一齐叫了起来，守关士卒遂打开关门放其出走。秦国追兵因此扑空。
  当初，孟尝君把这两个人安排在门客中的时候，门客们认为他们只是“鸡鸣狗盗”之徒，羞于与他们为伍，觉得脸上无光。当孟尝君靠着这两个人的特殊才能而顺利脱身时，宾客们才佩服孟尝君广招宾客不分人等、人尽其用的做法。
  第四节勇于自荐的毛遂毛遂，战国时期邑（今枣庄市滕州东南）人，赵国公子平原君赵胜的门客，居平原君处三年未得展露锋芒。赵孝成王九年（前257)，他自荐出使楚国，促成楚、赵合纵，声威大振，并获得了“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美誉。成语故事“毛遂自荐”、“脱颖而出”与他相关。关键时刻毛遂抓住机遇，展示才华，其经历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毛遂自荐，脱颖而出赵胜(？~前253)，是推行“胡服骑射”而闻名的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之弟，封于东武（今山东武城），号平原君。他在赵惠文王和赵孝成王时任相，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之一，和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合称战国四公子。
  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赵王中秦的反间计，以“纸上谈兵”的赵括代廉颇为将，大败于长平。次年，秦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倾全力死守邯郸，危急关头，平原君被派往楚国搬求救兵，订立“合纵”抗秦的盟约。
  由于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平原君认为此次与楚国谈判联盟之事相当困难，所以做了两手准备：“使文能取胜，则善矣。文不能取胜，则歃血于华屋之下，必得定从（纵）而还。”决定不惜以武力相威胁，一定完成结盟。同时认为门下宾客人才济济，足可以挑选出20名文武全才的人一同前去。但他选来选去，只选出19人，再也选不出来最后一名。毛遂闻知后，自告奋勇，愿与平原君同往。平原君问其到自己门下几年，毛遂回答三年。平原君言，贤能之士就如锐利的锥子放在囊中，自然能够显露。你既然三年都默默无闻，可见并无出众的才能。暗中打定主意，不打算带其前往。毛遂透视其疑虑，当即回答：“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早）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平原君终被其说服，于是率毛遂等20人前往楚国。毛遂依仗自己出色的辩才、机敏的应对获得了出使楚国、展露自身才华的时机。
  二、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平原君一行抵达楚国后，与楚考烈王谈判“合纵”的盟约，并一再申明“合纵”的利害关系，但此事事关楚国国家安危，谈判自早晨至中午，未能达成一致。
  毛遂见谈判迟迟未决，即手握剑柄登阶而上，问平原君，“合纵”的利害关系，数言便可说明。而至此还不能决断，究竟是什么原因。楚王得知他仅为平原君的门客，十分恼怒，呵斥其退下。没料到毛遂不但没有后缩，反而握紧剑柄逼到楚王面前，大义凛然地说道：“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县（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纵）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 ”®楚王不仅为毛遂的气势所震慑，还被毛遂雄辩的口才、一针见血的分析所折服，当即决定签订盟约。毛遂立刻招呼楚王左右人员，让他们准备鸡血、狗血和马血，要求楚王歃血为盟。当初小看毛遂的19名门客，这时全都躲在堂下相顾失色。毛遂对他们说：你们都是见证人，依次在堂下歃血，既然随同主公前来，都该干点实事，不能碌碌无为，总是依赖别人。
  赵国与楚国签订盟约，是毛遂个人的勇气、机智和辩才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平原君向来自信，曾多次声称自己善于识别人才，但这件事发生之后，他再也不提此话。回国后他对毛遂刮目相看，并且一再赞叹毛遂的才能：我选拔人才多者千人，少者近百，自以为没有遗漏天下人才，没料到居然在毛先生身上看走眼。毛先生一到楚国，立刻使赵国身价重于九鼎，名声犹如黄钟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 ®从此将毛遂奉为最尊贵的上宾对待。
  三、毛遂墓毛遂名扬历史，妇孺皆知，毛遂的墓地却鲜为人知。据清道光《滕县志》记载：“毛遂，薛人也 ……卒后葬于薛。”古代薛国，在今滕州市官桥镇。毛遂墓地就位于官桥镇西南部、京沪铁路西1991年重修的毛遂墓侧约50米处。原址在官桥火车站票房处，位于薛国故城北城墙约350米处，清宣统元年（1909)建设津浦铁路时迁往道西50米。据传迁墓破土时发现墓上盖有“遇铁而开”的四字石刻。1957年文物普查见有明代和民国初年碑碣各1通。
  第五节一*代儒宗叔孙通叔孙通，原名何，号稷嗣君，薛（今枣庄市滕州市南）人，生年不详，卒于汉惠帝七年（前188)，战国时期著名儒学大师孔甲的弟子，精通儒学。
  秦汉之际，政局动荡，礼崩乐坏，儒家所彳目奉的礼乐制度面临着如何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化而重新建构并取得统治者支持的困境。叔孙通虽然研习儒家经典和古代礼制，但他审时度势，通权达变，不泥古守旧，不仅从容周旋于乱世，且崇儒践行，在建立西汉初年的礼乐制度和儒学经学化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周旋于乱世的机敏儒生秦朝建立后，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并且采取“焚书坑儒”等严酷措施，统一思想，因此孔甲拒绝人仕秦朝，但他认为弟子叔孙通“学儒学而知权变”，支持他学而优则人仕。叔孙通遂西入咸阳，以文学应征,被秦始皇授为待诏博士。
  秦二世元年（前209),由于秦王朝横征暴敛、统治残酷，百姓奋起抗争，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攻占了交通要道陈（今河南淮阳），对秦王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二世对事件的严重性半信半疑，遂召集博士、诸生30余人商议对策。众博士、诸生皆认为：“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主张朝廷发兵镇压起义军。二世对众人的意见很是愤怒。察言观色的叔孙通洞悉秦二世粉饰太平的心理，便说:诸人的意见是错误的。现在天下一家，明主在上，人人奉职，四方辐辏，没有造反的道理。所谓叛乱不过是鼠窃狗盗，郡县守令即能弹压，不足为忧。秦二世大喜，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而将那些说出真相的博士、诸生下狱、罢免。那些博士、诸生对叔孙通非常不满。叔孙通说，如果不是如此欺瞒，大家的性命都将不保啊！但他也知道再继续效忠秦二世将随时有生命危险，遂弃官逃回家乡。
  此后，叔孙通又相继投奔项梁、楚义帝、项羽。后汉王刘邦攻占项城，叔孙通复归依刘邦，从此忠心耿耿辅佐刘邦，为其出谋划策，为西汉王朝的建立、巩固立下功勋。
  刘邦初举义旗，崇信武力，轻视儒家学说,对所归依儒生更是任意凌辱，常在人前大骂儒生，甚至在儒生的帽子里尿尿。叔孙通归依刘邦初，本穿着儒士服，但因为刘邦憎恨儒士服，叔孙通遂更换服装，“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儒服是儒者群体成规最外在、最显著的标志，这里面蕴含着仁义礼乐、救世爱民等儒家伦理规范和文化意义，穿儒服就意味着自身不同于其他学派和俗世众人，而要自觉地履行弘道的责任。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在面对穿儒服的人时，就要以儒家标榜的规则和理念为标准去要求他们。在这个意义上，叔孙通的“服短衣”，实际上意味着对自身儒家身份的剥离，是对儒家责任的暂时放弃。
  叔孙通是带着上百名弟子投奔刘邦的，其弟子自然希望他能在刘邦面前推荐自己以获得官位爵禄，但叔孙通深知在当时攻略征伐、带兵打仗是刘邦的首要目的，刘邦需要的自然是能够率军攻城略地的将才，所以他推荐的都是勇武之士。对于弟子们的不满和埋怨，叔孙通说：“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秦汉易代之际，叔孙通以一介儒生，而能在秦二世的残暴昏庸、项羽的喜怒无常、刘邦的粗鲁无赖之间游刃有余，实不能不让人叹服其机敏、权变。其中的秘诀，司马迁借鲁儒生之口全盘托出：“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这种“面谀”之术其实是叔孙通生当乱世保全自己、寻求机会施展自己抱负的权宜之计而已。叔孙通面谀皇帝除了先秦儒家“经权”思想因素外，还有着对君权“逆鳞”绝对清醒的认识,在他面谀皇帝的表象背后是绝顶聪明的“伴君之道”。
  二、通达世事，崇儒践行当社会动荡、不具备儒家的基本生存条件时，叔孙通权变应世，在疏离儒学上表现出比任何人都决绝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内心深处完全的绝望，决绝只是一时的策略；隐忍的同时是积极地寻求突破，他机敏地捕捉外界出现的细微转机，执著地为儒家身份的合法性奋斗；当儒家获得外界的认可之后，他便开始用道统来制约政统，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儒生。这在他以儒家之道直谏汉高祖刘邦及汉惠帝时得到最充分的证明。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汉高祖宠爱赵王如意而不喜欢太子，遂有易换太子的考虑。叔孙通以晋献公废太子、秦朝不早立太子扶苏的历史教训直谏高祖:晋献公以麵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因此政局动荡数十年，并为天下人所耻笑;秦朝因为不早定扶苏为太子，所以赵高能够诈立胡亥，最终导致秦朝灭亡。而如今天下人共知太子仁孝，陛下怎么能轻易废太子而令天下人寒心呢？ 叔孙通甚而以自己的性命为条件相谏：“陛下必欲废适（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汉高祖在叔孙通义正词严、浩气凛然的态度面前，只好谎称是戏说而已。但叔孙通在引经据证典证明废太子于情于理皆不相合，并且刘邦已经做出让步后，依然不依不饶，质问刘邦: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让贵为天子的刘邦感到难堪尴尬和无地自容。被迫做出听从其谏言不废掉太子的承诺。叔孙通不惜以死相谏，坚持儒家“立嫡立长”之道，体现出一个真正的儒者的立场、态度。
  汉惠帝即位后，调任叔孙通为太常一职。汉惠帝因为要经常到长乐宫朝拜吕太后，而每次出行都要开路清道，禁止别人通行，很是烦扰，于是就令人修了一座天桥。叔孙通建言孝惠帝：“陛下怎么能擅自把天桥修建在每月送高祖衣冠出游到高庙的通道上面呢？高庙是汉朝始祖的所在，怎么能让后代子孙登到宗庙通道的上面行走呢？”孝惠帝听了大为惊恐,就想毁掉天桥。叔孙通又说:“做君主的不能有错误的举动。现在已经建成了，百姓全知道这件事，如果又要毁掉这座天桥，那就是显露出您有错误的举动，希望陛下在渭水北面另立一座原样的祠庙，把高帝衣冠在每月出游时送到那里，更要增多、增广宗庙，这是大孝的根本措施。”惠帝就让有关官吏另立一座祠庙。叔孙通以自己的机智，既维护了皇帝的尊严，同时又保证了儒家之道的顺利实施。
  孝惠帝曾在春天到离宫出游，叔孙通说:“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熟），可献。原陛下出，因取櫻桃献宗庙。”®皇帝答应办这件事。以后进献各种果品的仪礼发端，成为礼待祭祀祖先之道。先秦时期，祭祀宗庙有春祠、夏杓、秋尝、冬蒸的礼仪，就是分别在春夏秋冬四季用新鲜产物享祭列祖列宗。叔孙通建议用时令水果进献宗庙，成为后世帝王太庙荐新祭祖仪式的发端。直到明代，皇帝在春季享祭太庙的供品中，都用櫻桃。
  三、制礼作乐，辅佐新政汉細祖刘邦登基后，废除了秦朝严苛的仪礼法规，力求简易。当时大臣们在朝堂上经常做出失礼的行为，如饮酒争论、醉后喧哗甚至拔剑击打宫殿的立柱。汉高祖对这种上下无尊卑的失范情况渐渐感到不满，但苦于没有更好的策略改变这一状况。叔孙通观察到刘邦的厌烦和无奈，遂向刘邦建议：“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这一番话表明了叔孙通清醒地认识到儒学在秦以前不受重视的原因：儒学难于进取，只能在和平的局势下“守成”。刘邦对繁琐的儒家礼乐制度颇为藐视，认为实行起来很有阻力。叔孙通建议可将古制礼仪与世事结合加以删改。于是刘邦接受其建议，令其制定朝仪。
  叔孙通遂到鲁国故地征召儒生到长安，协助制订及演习宫廷礼仪。其中有儒生坚持传统儒家仪礼，认为礼乐需积德百年方能兴起，而叔孙通的做法不合古制，不肯前往。叔孙通则认为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礼可以依据时世人情而加以修订，并嘲笑不肯合作的儒生为鄙儒，不知时变。最后，约有30名儒生和他一起回到长安参与修订礼乐制度。
  一个多月后，叔孙通邀请汉高祖观礼。汉高祖观礼后认为有关礼仪可行, 于是命令大臣进行彩排。汉高祖七年（前200),长乐宫建成，各诸侯王及朝廷群臣都来朝拜皇帝,参加岁首大典。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制度为：天刚亮时，谒者开始主持礼仪，按照爵秩等级引导诸侯群臣、文武百官依次进入殿门，廷中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和宫廷侍卫军士，兵器林立，旗帜飘扬，气氛威严。谒者传呼“小步快走”。所有官员各人其位，大殿下面郎中官员站在台阶两侧。凡是功臣、列侯、各级将军军官都按次序排列在西边，面东而立；凡文职官员从丞相起依次排列在东边，面西而立。大行设九宾之礼，令其上下传呼。汉高祖刘邦乘坐“龙辇”从宫房出来升殿，百官举起旗帜传呼警备，刘邦升御座，大行然后引导着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以上的各级官员依次毕恭毕敬地向皇帝施礼道贺。诸侯王以下的所有官员没有一个不因这威严仪式而惊惧肃敬的。仪式完毕，皇帝赐酒，再摆设酒宴大礼，诸侯百官等坐在大殿上都敛声屏气地低着头，按照尊卑次序站起来向皇帝祝颂敬酒，斟酒九巡，谒者宣布罢酒。整个朝会都有御史执行礼仪法规，随时把举动不符合礼仪规定的人引去惩治。从朝见到宴会的全部过程，没有一人敢于喧哗失礼。大典之后，汉高祖感慨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因制定朝仪有功，被拜为太常，位列九卿，赏赐黄金500斤。叔孙通复推荐弟子:“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原陛下官之。”汉高祖即任命其弟子为郎官。叔孙通下朝后把赏赐所得全数分赠随行的儒生弟子。诸生弟子皆大喜，称颂他为知当世要务的圣人。
  纵观叔孙通一生，虽然他并没有像孟子、荀子那样提出明确的儒学主张，对儒学理论也并无创造性发展，但在儒学与政治的结合上，更确切地说是在儒学与统治者的结合上，叔孙通可以说是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促使了儒学的经学化。及至汉武帝时,经济更加繁荣，政局更加稳定，儒家思想终于从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风中脱颖而出，经过董仲舒的发挥，在学术上取得了“独尊”地位，并从此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之学。这种情况的出现虽然与社会安定适合儒学发挥作用有关，但也不可忽略叔孙通对儒学的抬举之功。故司马迁对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称其为汉代“儒宗”。
  第六节辉映文化
  星空的经学大师经学是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汉代是儒学经学化的时代。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统一、思想统一政策，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五经博士。从此儒学独尊，儒家典籍成为士子必读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并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国的政治、学术、文化教育、民族精神和社会风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由此汉代也涌现出辉映传统文化星空的一大批经学大师，枣庄地区即产生了眭弘、颜安乐、马宫、疏广、疏受、匡衡等经学大师。
  一、今文《春秋》
  学者眭弘眭弘（？〜前78),字孟，西汉蕃（今枣庄市滕州市）人，著名的今文《春秋》学者。眭弘年轻时斗鸡走马，有侠客之风，及至年长，乃幡然从文，师从羸公学习 《春秋》，后以明经被朝廷授为议郎,官至符节令。
  汉武帝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的过程中，特别提倡《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在阐释、解读《春秋》的微言大义中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将自然界中出现的种种灾异现象与当时的政治现象结合起来，论证西汉政权的合法性及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必然性，从而创立了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道说人事。神学与经学的结合也开创了汉代盛极一时的谶纬之学的先声。但同时，以灾异现象论说人事对统治者有约束、规诫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统治者的为所欲为。但如果儒者根据《春秋》陈说灾异超过最高统治者可以接受的限度，也会导致非常残酷的结局。眭弘就因为坚持以“天人感应”来映照当时的政治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发出如数千人呐喊的声音，民众前往观看时，发现“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人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①。同时，昌邑神社的枯木竟然重生，汉宫上林苑中的大柳树本来已断枯卧地，也重新竖立，获得新生，树上被虫蚕食的叶子显现“公孙病己立”的字样。在《春秋》公羊学的思维定式中，这些现象都是典型的灾异，按《洪范》五行说的分类，属于草木、金石之妖及虫祸。眭弘根据所习《春秋》公羊学的“天人感应”学说，认为石、柳为阴类，是一般民众的征兆；而泰山为岱宗之岳，是王朝兴替之兆。如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能为，应该昭示当有自匹夫出身的人来做天子。因此眭弘向朝廷上书，提出自己的主张:“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让汉昭帝遣人自民间探访贤能之士，将君位禅让。当时汉昭帝年幼，大将军霍光执掌政权，对眭弘的建议当然恨之人骨，就将他的上书交与廷尉处置。廷尉遂上奏认为，眭弘的主张乃是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眭弘最后被处斩，为自己的学术主张献出了生命。
  二、《春秋》“颜氏学”开创者
  颜安乐及传人马宫颜安乐，字公孙（生卒年不详），汉代东海郡薛县（今枣庄市滕州市）人，汉代知名学者、教育家。汉宣帝时被封为经学博士，出任齐郡太守丞，后为仇家所杀。颜安乐一生致力研究《春秋》公羊学，为《春秋》“颜氏学”的开创者，著有 《春秋公羊颜氏记》。
  颜安乐自幼家贫，但笃志于学，师从其舅父、精研《春秋》的经学大师眭弘。眭弘先后收弟子百余人，其中有两个弟子最为他欣赏，一个是他的外甥颜安乐，另一个是下邳的严彭祖。二人常在一起读书，切磋学问，遇有疑难的问题便展开热切的讨论，都能各抒己见，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眭弘曾评价二人说:“《春秋》之意在二子矣。”眭弘被杀后，颜安乐和严彭祖继承师训，办学收徒，传承《春秋》公羊学。人们又称他们主办的学叫“颜严之学”，后来，颜、严二人各回原籍办学。
  颜安乐的弟子成名成才者众多，《汉书.儒林传》记载，有个弟子是淮阳的泠丰次君，后来做了朝廷里的少府官；有个是淄川的任公，后来做了淄川太守。人们又称颜氏家学为“泠任之学”。其间，眭弘的弟子贡禹又官升御史大夫，疏广也做了太子太傅，加之汉代初年的叔孙通也是薛县人，后被历史学家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汉王朝的诸多达官显贵出自蕃、薛，蕃、薛二县的教育声名远扬。疏广收琅琊的管路为门生，贡禹收泰山的冥都为门生，管路和冥都后来又投奔颜安乐，拜其为师。管路后来做了御史中丞，冥都做了丞相，世人又因颜氏家学的再传弟子成名，称之为“管冥之学”。其后，管路收孙宝为门生，孙宝官居大司农。泠丰次君收马宫为门生，马宫做了九卿；收琅琊的左咸为门生，左咸做了郡守。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师承徒效，代代相传。蕃、薛的教育成为当时培育英才的摇篮，令世人刮目相看。
  《春秋公羊颜氏记》共n篇，是颜安乐一生致力学术研究的力作和学术思想的结晶，但后来失传。颜师古校注《汉书》时对颜安乐的事迹就已记载不详了。清代学者马国翰从大量古籍中收集到历代学者引用《春秋公羊颜氏记》的章节内容，将其辑于《玉函山房辑佚书》里。
  马宫，字游卿，东海戚（今枣庄市滕州市）人。是泠丰次君的弟子，也就是颜安乐的再传弟子。《汉书•马宫传》载其治《春秋》严氏，即严彭祖之学，与颜安乐的学术同出一流。马宫以射策甲科为郎，后升迁为楚国长史、丞相史司直。丞相师丹认为马宫行能高洁，就举荐其为廷尉平，后又复任青州刺史、汝南太守、九江太守等职，在每个职位上，马宫都尽忠职守，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后又相继被征为詹事、光禄勋、右将军，代替孔光为大司徒，封扶德侯。太师孔光病故后，马宫又接任太师兼司徒官，以自己的学术水平及人格魅力位极人臣，可谓颜氏家学培育出的杰出人才。
  三、太傅疏广与少傅疏受疏广，字仲翁，西汉东海兰陵（今枣庄市峄城区）人。疏广自幼好学，师从著名经学大师眭弘，故学识渊博，“明《春秋》”®，对《春秋公羊传》微言大义见解独到，阐释精妙，因而声名远播，各地儒生都慕名而至向其求学。
  朝廷闻知疏广的学识和声望，征为博士、太中大夫。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大将军霍光病死，汉宣帝亲理朝政，立8岁的儿子刘奭为太子，任命丙吉为太子太傅，疏广为太子少傅。数月后，丙吉迁御史大夫，疏广徙为太子太傅，专门教授太子读《春秋》。
  疏受，字公子，是疏广的侄子。他以“贤良”的身份被举荐为太子家令。疏受举止文质彬彬，为人谦恭，做事谨慎，且反应机敏，善于辞令。一次，宣帝驾临太子宫,疏受迎接皇上，言谈举止，彬彬有礼。“及置酒宴，奉觞上寿，辞礼闲雅，上甚欢悦。”宣帝对其很是满意。不久，授予疏受为少傅。太子每次上朝时，太傅在前，少傅在后，有礼有节，仪态端雅。文武百官看在眼中，心中暗暗钦佩。他们都认为叔侄俩并为太子老师，配合默契，自古以来还没有过，朝廷应以此为荣！太子的外祖父、平恩侯许广汉曾向宣帝提出要求，借口皇太子年少，请求任命一个监护人,而这个人选则由自己的胞弟、中郎将许舜担任最为合适。宣帝就此事咨询疏广。疏广回答道：太子是国家的国储副君，一定要以天下英俊为师友，不应该只亲近外戚许氏。并且太子已经接受太傅、少傅等人教育，官属也已齐备，再让许舜监护太子，只会使太子见识浅陋，无法让天下人了解太子的德行。宣帝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并将疏广的话告诉了丞相魏相，魏相脱冠谢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对疏广的见识表示衷心的钦佩。汉宣帝对疏广叔侄更为敬重，多次赏赐他们。
  疏广、疏受除给太子讲授《论语》《孝经》外，还谆谆教导他将来做了国君后要以民为贵，省徭薄赋，缓刑宽政。太子刘奭长至12岁时,学业已有所成。有一天,疏广对疏受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议。”②于是，叔侄俩便在同一天向朝廷上书告病，移居宫外。3个月后，病假期满，宣帝召他们复职。疏广等再次上疏，称年迈多病，无法再履行职守，恳切要求告老还乡。汉宣帝以其年老，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赐予黄金20斤，太子刘奭又赠50斤。
  疏广、疏受离京之日，朝廷的公卿大夫、亲朋故旧以及同乡学子数千人在路旁设宴为其饯行，相送者的车辆达数百乘，旁观者都感慨地说:“贤哉二大夫！”叔侄俩回到故乡后，将皇帝所赐财物大半分给乡人，并每日在家中设宴，请族人故旧宾客把酒言欢，并经常询问家里的财物，催促卖掉以换取酒食。过了年余,疏广的子孙颇为不满，希望疏广生时利用这笔钱为他们购置一些田宅，作为子孙永久之业，并委托一位疏广平素信重的同族老者转达这个意思。疏广言道：“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捐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 ”老者很是叹服其见解。后来，叔侄俩皆以寿终。
  宗族乡邻对疏广、疏受叔侄的人品和散金之德感念不忘，为了寄托怀念之情，便在他们曾居住过的宅基上筑起土台（今峄城区萝藤村），加以保护，留作纪念，并且将土台命名为“散金台”，后世又称为“二疏城”。明代弘治五年(1492),按察司副使赵鹤龄在散金台上创建“二疏祠”，广植树木，立有碑碣。嘉靖十年（1531)，兵备佥事李士允又命峄县令李孔曦重修“二疏祠”，并在祠堂内塑了二疏像,刻碑记述其事。而今，散金台故址犹存，二疏墓就在距散金台西面不远处的小山上。游人每当来这里凭吊先贤时，会自然想起清光绪《峄县志•艺文志》中颂扬二疏的诗句：冠盖如云出帝乡，散金闾里有余光。二疏萧傅倶尘土，千古遗风谁短长。
  四、凿壁偷光的匡衡
  匡衡（生卒年不详），小名鼎，字稚圭，东海郡承县（今枣庄市峄城区）人。西汉经学家，以说《诗》著称。匡衡是西汉宣、元、成三朝重臣，历任太常掌故、郎中、平原文学、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前36)，被任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后因与同僚发生矛盾，被控以“专地盗土”之罪免官。
  匡衡家世代务农，但匡衡十分好学，勤奋努力，精力过人。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靠替人帮工以获取读书资用。匡衡家中无供其夜读的烛光，亦缺乏书籍，求学困难。隔壁邻家较富，灯烛常亮至深夜，匡衡惜时如金，便在壁上凿一孔，借用透来的一丝烛光，埋头苦读。这就是著名的“凿壁偷光”的故事。®同邑一大姓豪富，藏书很多。匡衡为其佣工，不要报酬，主人感到奇怪，问他缘故。他表示愿以尽读主人藏书作为酬劳，主人深为感叹，就把藏书供其博览。匡衡学问日进，并与萧望之等拜同郡经学大师后仓攻《诗经》，对《诗》学的理解十分独特透彻，当时儒学之士曾传有“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之语，可见匡衡对《诗经》理解之深。
  但匡衡的仕途并不平坦。汉制，博士弟子掌握“六经”中的一经，即可通过考试获得官职，考试得甲科者可为郎中，得乙科者为太子舍人，得丙科者只能补文学掌故。经过9次考试，匡衡才中了丙科，任为太常掌故，后又被补为平原郡的文学卒史。朝廷很多官员赏识匡衡的学识，建议其留在京都。太子刘奭亦很欣赏匡衡,并且有很多人自愿要求去平原跟随他求学。但因为汉宣帝不重视儒生，他只能至平原就职。
  黄龙元年（前48),汉宣帝驾崩，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时外戚、乐陵侯史高与萧望之共掌朝政,二者产生矛盾。史高为笼络人才，向元帝举荐匡衡。元帝本就赏识匡衡，并喜好儒术文辞，尤喜爱《诗经》，故以匡衡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匡衡遂成为元帝的近臣。初元二年（前47)，发生了日食和地震。因汉代重视天象地理的变化，自然之变必有社会因素。元帝遂诏问大臣政治得失。匡衡上书，列举历史事实说明天象只是一种大自然的阴阳变化，祸福全在于人的作为，人类社会的风气更在于朝廷的教化倡导和影响。因而皇上应当裁减宫廷的费用，亲近忠臣正人，疏远佞臣小人，选拔贤良，开放言路接纳忠谏。汉元帝很赞赏匡衡的见识,提升他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汉元帝对宣帝的“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针颇有更改,而投其所好之徒乘机觐见，争言变更旧制，导致朝局混乱，并且汉元帝宠爱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定陶王超过了皇后和太子,也为朝廷埋下不安定的因素。匡衡对此很是焦虑，遂上书元帝，提出应该弘扬先帝功德，常思祖业，尊重旧制，绝巧伪之徒，以安定众心，不要以私恩害公义，不能当亲者疏，当尊者卑，以免祸乱国家。
  匡衡任太子少傅期间，琅琊人贡禹为御史大夫，华阴县代理县丞嘉上书推荐朱云代理御史大夫。元帝让公卿讨论此事。匡衡认为，小小的代理县丞算计大臣职位，绝不是以国家社稷为重，朱云平素好勇，数次犯法亡命，学儒后也没有突出德行，而贡禹清洁廉政，经术通明，海内皆知。应该对嘉的动机加以审查。嘉因此坐罪。
  数年间，匡衡在朝廷中参议大政，引经据典，阐明法理道义，很受赞赏，由此升任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后来又升为丞相，封为乐安侯。
  元帝后期时，宦官石显为中书令，他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怂恿元帝加重赋役，剥削人民，但因有皇帝的宠幸，没人敢触犯他。成帝即位后，匡衡便上疏弹劾石显，列举其以前所犯罪恶，并纠举他的党羽，这是匡衡所做的最后一件铲除奸佞、为汉朝廷尽忠的事情。建元三年（前30)，匡衡与同僚间渐有离隙，遭到弹劾，被贬为庶民，返回故里，不几年，病死于家乡。
  五、一代廉吏王良王良，字仲子，东海郡兰陵（今枣庄市）人。王良年少时酷好读书，精通《小夏侯尚书》。王莽代汉后，曾屡次遣人征召王良人朝为官，王良皆称病拒绝人仕。他在故乡兴办私塾，教授学生1000多人。
  建武二年（26)，大司马吴汉征召王良，王良没有答应。建武三年，他应征人朝，被授谏议大夫。王良多次向皇帝进忠言，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为人举止合乎礼仪，颇受朝廷的敬重。后来王良任沛郡太守，但其不愿在地方上为官，故行至蕲县时上书称病辞职。朝廷改任他为太中大夫。
  建武六年（30)，王良代替宣秉任大司徒司直。他在任上忠于职守，生活简朴。其妻子儿女从不进入官舍，长期居住在故乡，终年在田间耕作，穿戴的是粗布，用的器皿都是瓦器。有一次，司徒史鲍恢有事到东海，经过兰陵，遂至王良的家看望王妻。王良的妻子穿着布裙拖着柴草，从田里回来。鲍恢以为是王家的女仆，便对她说:“我是司徒史，特意来捎带书信，想要见您家夫人。”王良的妻子告诉他实情，并称没有事情不需要捎书信。鲍恢绝没有想到大司徒司直的家庭如此寒苦，非常感慨。这件事情也反映了王良的为政清廉及对家庭的影响，真可谓一代廉吏。鲍恢回京后，此事逐渐传播开来。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王良的。
  不久,王良因病回乡。一年后又被征召，他行至荥阳后病重不能继续前进，欲就近到一位朋友家进行调养。友人不仅没有接待他，而且责备他:“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 ”^^也对王良数次辞职又重新人仕、往返奔波、一心谋取高位不以为然。王良听到朋友的指责也很惭愧，立即返回故乡，从此不再人仕，面对朝廷的屡次征召，王良总是称病不出。他的这种行为也招来另一方面的非议，博士范生就认为,王良等用拒绝征召的方式抬高自己的身价，实际上他们“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只是一味钓采华名，欲借此得到三公之位。这个评价虽然就当时社会风气而言一针见血，但王良的急流勇退则更为难得。
  后来光武帝驾幸兰陵，派遣使者问候王良，王良已病重不能说话。光武帝诏令免除王良的子孙在乡邑中的劳役，后来王良以布衣终老故乡。
  范晔曾评论王良：“王良处位优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谓行过乎俭。然当世咨其清，人君高其节，岂非临之以诚哉！”®对王良的廉洁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
  六、力谏平冤的寒朗寒朗（25~109),字伯奇，鲁国薛（今枣庄市薛城区）人。寒朗生于两汉之际，酷爱经学，博通《尚书》经传，成年后以教授《尚书》招生收徒，被举为孝廉。
  永平年间，有人向汉明帝报告，称楚王刘英与渔阳人王平、颜忠勾结，制作图谶，图谋不轨，明帝组织专人调查此案。“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此案牵连到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藏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当时，寒朗以谒者身份代理侍御史，与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府属官共同审理。寒朗同情耿健等人的冤屈，上书说刘建等没有奸情，纯粹是他人所诬陷，并怀疑天下无辜受牵连的大多如此。明帝不相信寒朗的说法，就召寒朗进宫，问道:“刘建等即便如此，颜忠、王平等人为什么要牵连他们? ”寒朗答道:“颜忠、王平自知所犯的是大逆不道之罪，所以牵连的人很多，希望表明自己无罪。”显宗道:“即使如此，四位大臣没有犯罪，为什么不早些上奏，案子审理完了，还（把他们）长久地关押到现在呢? ”寒朗答道:“我虽考察他们没有事，但是担心国内还有别人揭发他们的奸情，所以不敢及时报上来。”明帝不愿意承认耿健等人为冤案，问话之中已显露出对寒朗的故意指责。至此，他自以为抓住了寒朗的把柄，斥责寒朗“吏持两端”，模棱两可,命人立即逮捕寒朗。
  左右侍卫正要将寒朗拉下去，寒朗知道从此可能再无机会表明自己的观点，故言:“希望讲一句话后死。小臣不敢欺君，只是想帮助国家罢了。”明帝也想借此追查何人与寒朗一起写了奏章，寒朗回道：“事前也知道有灭族的危险，所以不愿多连累别人，自己一人写成奏章，目的也只是希望陛下能有所醒悟。审查犯人时，办案人都表示谋逆造反乃十恶不赦之罪，臣子都应该痛恨，拷问无罪放出的话不如按供词抓捕进去，从而可以不承担包庇的责任。结果就是拷问一个连累十个，拷问十个连累百个。而公卿朝会议事时，陛下问及调查此案的得失，公卿大臣都是长跪在地下说，旧制叛逆大罪祸及九族。今天陛下才只办本人的罪，这是天下最大的幸运。但散朝后私下里无不知其为冤狱。我现在把要说的说了出来，的确是死而无悔。”听完寒朗的见解，明帝有所觉悟，不再逮捕寒朗，只是下诏叫寒朗出去。次日，明帝亲自到洛阳狱中审录囚徒,一次就释放出千余人，说明他已认识到冤狱的严重。不久，颜忠、王平在狱中自杀。依照当时法律，重要犯人自杀，主审此案者要负法律责任。寒朗主动投案，恰逢朝廷大赦，寒朗被免官，但未被逮捕人狱。
  寒朗审理楚王刘英谋反一案，勇于秉公办案，敢于冒死直谏，从而看出了这位大臣的忠诚和正义。寒朗不惧权势、刚正不阿的品格因此被载人史册，为后人颂扬。
  后来，寒朗又以孝廉被推荐为易县县长，迁济阳令，辟为司徒府。84岁时被荐为博士，在进京途中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