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墨子将其学说思想通过传授弟子逐渐形成了墨家学派，墨学曾与儒学双峰并峙,成为一代显学，尽管在秦以后骤然衰落，几成绝学，但它的思想精髓、闪光点并没有湮灭，其社会政治理想、人格道德力量、科学思想和方法仍或多或少地融入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如它救世献身的文化性格和牺牲精神，匡扶正义的人格理想，在思想上、精神上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墨家学派
  墨家学派是以墨子的基本思想为基础逐步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其成员严格遵守墨子所提倡的兼爱与非攻、节用与节葬、尚贤与尚同、天志与明鬼等基本主张。《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这个学派一开始就是以儒家反对派的姿态出现的，其思想是在直接和儒家思想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正是儒、墨的互相驳难，揭开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序幕。
  墨家代表了当时小生产者的利益，其成员也多为社会下层的“农与工肆之人”。墨家反对儒家学说和周礼，推崇夏政，因此刻意学习夏禹勤劳苦干、节俭自苦的精神。墨子自己的生活非常清苦：“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庄子曾评价墨者：“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跤娇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可见，墨者平时的生活简朴至极。
  墨家内部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墨者的政治活动、经济状况都要受到墨家领袖巨子的控制，人仕做官也要经过巨子的允准。入仕后，墨者在不同的国家做事、做官，但仍在巨子的控制之下，如果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墨家的宗旨、纪律，也要受到批评甚至被撤回。墨子遣弟子胜绰到齐国项子牛手下任事。项子牛三次率军人侵鲁国，胜绰非但未加以阻止，反而从军前往，严重违背了墨家非攻的政治主张。墨子对此大为愤怒，令弟子高孙子与项子牛交涉，将胜绰带回发落处置。为严肃内部纪律，墨家在团体内部还制定了自己的法律，以处理相关人员。墨家巨子腹脖居住在秦国，其子杀人，秦惠王因其年老无他子，特意下令免除其子死罪。但腹脖坚持墨家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将其子处死，可谓执法严明、不徇私情。墨者还需将自己的收人上缴一部分作为团体费用。耕柱子被墨子遣往楚国做官，不久后耕柱子即上缴黄金200两，得到墨子的肯定。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墨子后学逐渐发展了墨子的思想，但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产生许多派别，并因对墨子思想理解的不同而发生争论。据史载:“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依此说法，墨学在墨子去世后一分为三，各派对墨子的思想提出自己的理解，视己为“真墨”，而将其他派别视为“别墨”。各派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通过争论，不仅发扬光大了墨子的思想主张,而且发展了墨子思想。如《墨子》一书中的《墨经》4篇即为墨子后学所著，它同以十大论题为代表的墨子思想有共同点，如维护“兼爱”学说，主张功利主义等，但二者也有本质的区别：墨子后学抛弃了墨子“天志”、“明鬼”的宗教迷信思想，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宇宙观;拋弃了墨子的经验论思想，坚持感性与理性并重的认识论;系统发展了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知识。墨子后学综合了诸子百家的理论成果，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在科学和逻辑学上的杰出总结。
  墨学在战国初期曾得到广泛的发展，影响极大。墨者遍布南北西东。“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孔墨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孟子曾感慨：“墨翟之言盈天下。”墨学与儒学并称“显学”。但秦统一六国后，独尊法家，禁绝私学，焚烧百家之书，自然也包括禁绝墨学及焚烧《墨子》。汉武帝实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法、道、阴阳诸家思想大都被儒学所改造、吸收，只有与其对抗的墨学被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打击、排斥，墨学由此由盛转衰，几成为“绝学”。
  墨学中衰之原因，需要从墨学本身及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中去寻找、总结。总而言之，墨学所蕴含的思想理念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统治阶级的需要是不相符的，如墨子坚持的“兼爱”观与以宗法等级制为基础的中国社会是不相容的；墨子过分强调节用、节葬的功用而相对忽视礼乐的调节功能；墨者学派的任侠思想也与中国大一统传统思维相抵触，当然为统治阶级所不容。
  二、救世献身：墨家的文化性格
  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人格就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对国家和社会义务的承担三者的统一。理想人格特别强调个人对社会应承担的义务。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文化人格应具有的道德责任感。以身赴义、杀身成仁、持节不屈、輔躬尽瘁、死而后已，被奉为理想人格的典范。在社会伦理道德上，要求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推己及人。就个人修身而言，传统文化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对理想人格形成的作用。正心、诚意、寡欲、知廉耻、明是非、懂辞让，是传统文化对个人人品修养规范的基本内容。
  墨子及其后学，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是以身赴义、以天下为己任的楷模。墨子对自己所信奉的思想学说和对社会理想的不懈追求，所表现出来的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牺牲精神，在践行其政治主张中体现出的文化人格，正是传统文化理想人格所追求的“成大义”的境界。墨家的牺牲精神不仅表现在生死荣辱时刻的以身殉义，而且表现在持之以恒、艰苦卓绝的实践活动中。墨子席不暇暖，奔波于诸侯国之间游说，推行其“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墨家弟子遍布天下，在各国人仕任职，践行墨家学说。
  墨子对弟子的个人道德修养非常重视，不仅以墨家的组织纪律严格管理，而且强调言行一致，以行为本，在个人实践中使文化性格得到发扬光大。墨子的修身要求不仅是一种道德的自我内省体验，更是一种实践的磨炼。因此，墨子强调吃苦耐劳的磨炼、艰苦卓绝的身体力行多于自我的道德践履。墨者穿褐衣，日夜操劳，认为这才是大禹之道。墨者大都亲身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制作，制造了很多手工产品，并参加弱小国家抵抗大国侵略的防御战，发明防御器械。
  墨子的行天下之利、友爱互助、刻苦自律的文化性格，给传统文化所称颂的理想人格注人了积极元素。儒家虽然倡导积极入世，但也有明哲保身的一面。道、佛二家则以自身的保全而回避了社会的责任、义务。因此大多士人仕途顺利时可以做到以天下为己任，但郁郁不得志时，往往谈道论禅，规避道德责任。墨子不同，他一生倡导、实践的都是积极进取的精神。艰苦奋斗，勤俭刻苦，严于自律，以身殉义，视死如归，给士人以鼓舞。这种文化性格注人了传统文化，使传统的理想人格更多具有了前赴后继、宁死不屈的勇敢精神和一往无前的人格魅力，从而铸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光辉灿烂的一面，民族、国家、社会的群体意识在这种理想人格中得到发扬。
  三、匡扶正义：“侠”的人格理想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侠既是一个社会阶层，又是一种人格理想。侠同法家、儒家一样，都是出自西周时期的士阶层。西周末期，封建制衰微，失去贵族身份的武士沦落为诸侯的门客。后来，随着社会动荡、等级制的进一步瓦解，侠的队伍也开始迅速壮大，一些失去生活来源的小农、手工业者等也加人到侠的行列。故而侠的来源和民众基础主要是下层的平民。这一点与墨家弟子的构成有共同之处，因此侠与墨家之间就有了沟通对话乃至交融的基础。一些侠士的言行带有墨家思想的痕迹，墨学中的一些思想主张及行事方式也能体现出侠的特质。韩非子在其著作中多次将孔、墨与儒、侠并称，说明在当时人眼里，墨、侠具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以致常被混为一谈。
  墨子主要的思想主张“非命”、“节用”，“兼相爱”、“交相利”与“天志”、“尚同”构成了墨子思想体系的三大支柱，这三点都与侠义道德具有某些联系。“非命”包含着以人的自身力量去改造社会环境，包含着对“力”与“强”的崇尚，也是侠以武士面目立身社会的基本立场。“兼爱”包含着平等待人和消除暴力的努力，包含着“以杀止杀”的“非攻”主张，这和侠的讲义气、重情义、打抱不平的特质相类似。“天志”包含着人不能把握人类命运而对上天和专制制度的绝对服从思想，包含着意志、观念、行为的统一。侠讲求替天行道，团体内部强调清规戒律，也是“天志”、“尚同”的表现。
  墨家讲求“言必行，行必果”、“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杀己以存天下”的敢于牺牲的精神，史书记载：墨家弟子都能为了正义而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庄子亦言，墨家都愿意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和领袖献出生命。《吕氏春秋•上德》记：巨子孟胜为楚阳城君守城，阳城君因避祸逃离。楚军攻城。孟胜决心与城共存亡，即遣二弟子至宋国，将巨子之位传于田襄子。与其一起的182个墨家弟子皆与孟胜一同战死。2个赴宋传达命令的弟子亦拒绝田襄子的挽留，特赶回阳城死难。墨家弟子匡扶正义、轻生重义、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敢于牺牲的精神，与侠客轻生救人、刚猛无畏的作风相合,成为侠的精神人格和处世原则的集中体现以及规范侠士言行的道德标准。
  墨家提倡有能力帮助人的应该毫不迟疑的帮助别人，有财力的人应该努力地分与别人，而有道之士则应将大道传授与人，从而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安定局面，这一点也与侠者之风相近。
  与墨家具有同样的小生产者和游民无产者阶级基础的侠，在其侠义道德及整个行为文化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受到墨家思想的强烈影响，甚而可以说，墨家就是中国的第一批侠者。而以墨家思想为基础的侠文化的兴起及延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