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春秋以前，周王室及诸国基本上依据宗法血缘的“世卿世禄”制度规定进行任官和封赏。春秋中后期，世袭的贵族宗法制度开始动摇,各诸侯国政局动荡，政治、军事斗争日趋激烈，各国统治者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开始招纳人才。墨子继承孔子的“举贤才”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尚贤”的政治主张，在选贤、用贤、重贤等方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和具体方案。
“尚贤”，就是任用贤能。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他总结“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的历史经验,认为各国的王公也都想把国家治理得政通人和、国富民强，但实际情形却违背其主观愿望，原因就在于没有任用贤能之士。墨子并列举晋文公、齐桓公、勾践等任用贤能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论点，继而指出，一个国家任用贤能之士的数量也能决定国家的治乱兴衰。
对于如何判定贤能之士，墨子提出3个具体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德行高、口才好、学识广博的人才可称为贤者，强调贤才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和丰厚的学识。除此之外，贤才还应具备两条最根本的标准：一是“义”，二是“能”。所谓“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就是说不义之人绝不可能成为贤才，只有讲“义”的“兼士”才有可能成为贤才。“能”则指才能，“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是贤者必备的才能，只有有才能的人才有可能得到任用。那么如何辨别一个人贤能与否呢？墨子主张要进行全面的考察了解，认为“尚贤”方针能否得到真正推行，主要在于统治者审核能力的大小。统治者不但“听其言”，更要观察其行动、作为和其处理政务的能力，通过对其言谈、行为、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考核，然后确定其是否为贤才。对于真正的贤才也要根据其德才的高低,授予其合适的官职。
墨子主张打破任人唯亲的世袭制，提出不分亲疏贵贱，唯才是举。墨子指出，以前的圣王强调“尚贤”的观念，根据人的能力来发挥他们的长处和优点，而不任人唯亲，任人唯贵、唯富。如果是贤人，就提拔他们做官，使他们富贵；而没有能力的人，则撤销他们的官职，使他们贫贱，作为徒役。从而墨子就否定了宗法制和世家大族做官的特权，认为即使是“农与工肆”，只要有才能也应选任。墨子已将举贤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主张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为下层生产者争取政治权利。
墨子用贤方面提出“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的策略。“以德就列”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德才来安排他的官位，使各任其职,各尽其力，也就是量材录用，用其所长。“以官服事”就是根据自己的官位职责为国家办事，即要求为官者有尽心竭力的负责精神和干练的办事能力。“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即根据各人的功劳和政绩进行赏赐，先评定劳绩大小，再确定应享受的俸禄。
“尚同”即同于上，即提倡集权，统一是非，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尚同”是“尚贤”的理论基础,体现了墨子建立天下官民思想一致、高度集中统一的贤人政治体制的治国理想。墨子认为，在未有国家之先，一人有一个道理，十人有十个道理，天下人没有统一的思想，因而导致人们不仅不能密切合作，反而“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①。因此上天就选举出君主来治理国家，各级官吏是选拔出来辅佐君主的，国家机器就是为了保证社会秩序化而建立的。因而天下士民认同、服从于上级官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如何能做到上下尚同呢？墨子认为首先要做到要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才能“一同天下之义”。是非统一了，实施刑罚才能得到民心，才可以劝善惩恶。实现尚同，还要上下同心，去私服公，在思想、行动上统一，不能结党营私。
尚同之下，下层民众仍可以对国家政策提出建议，做到兴利除弊，增强君主、王公的办事效力。墨子认为，君主、王公并不是神，也会犯错误，下层民众仍可以随时监督、匡正他们。如果君王、王公荒淫无道，墨子也不反对进行推翻腐朽统治的革命。但墨子的“尚同”主要强调的是下对上的服从，而忽略了下对上的制约，容易成为专制主义理论的温床。
“尚贤”，就是任用贤能。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他总结“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的历史经验,认为各国的王公也都想把国家治理得政通人和、国富民强，但实际情形却违背其主观愿望，原因就在于没有任用贤能之士。墨子并列举晋文公、齐桓公、勾践等任用贤能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论点，继而指出，一个国家任用贤能之士的数量也能决定国家的治乱兴衰。
对于如何判定贤能之士，墨子提出3个具体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德行高、口才好、学识广博的人才可称为贤者，强调贤才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和丰厚的学识。除此之外，贤才还应具备两条最根本的标准：一是“义”，二是“能”。所谓“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就是说不义之人绝不可能成为贤才，只有讲“义”的“兼士”才有可能成为贤才。“能”则指才能，“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是贤者必备的才能，只有有才能的人才有可能得到任用。那么如何辨别一个人贤能与否呢？墨子主张要进行全面的考察了解，认为“尚贤”方针能否得到真正推行，主要在于统治者审核能力的大小。统治者不但“听其言”，更要观察其行动、作为和其处理政务的能力，通过对其言谈、行为、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考核，然后确定其是否为贤才。对于真正的贤才也要根据其德才的高低,授予其合适的官职。
墨子主张打破任人唯亲的世袭制，提出不分亲疏贵贱，唯才是举。墨子指出，以前的圣王强调“尚贤”的观念，根据人的能力来发挥他们的长处和优点，而不任人唯亲，任人唯贵、唯富。如果是贤人，就提拔他们做官，使他们富贵；而没有能力的人，则撤销他们的官职，使他们贫贱，作为徒役。从而墨子就否定了宗法制和世家大族做官的特权，认为即使是“农与工肆”，只要有才能也应选任。墨子已将举贤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主张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为下层生产者争取政治权利。
墨子用贤方面提出“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的策略。“以德就列”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德才来安排他的官位，使各任其职,各尽其力，也就是量材录用，用其所长。“以官服事”就是根据自己的官位职责为国家办事，即要求为官者有尽心竭力的负责精神和干练的办事能力。“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即根据各人的功劳和政绩进行赏赐，先评定劳绩大小，再确定应享受的俸禄。
“尚同”即同于上，即提倡集权，统一是非，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尚同”是“尚贤”的理论基础,体现了墨子建立天下官民思想一致、高度集中统一的贤人政治体制的治国理想。墨子认为，在未有国家之先，一人有一个道理，十人有十个道理，天下人没有统一的思想，因而导致人们不仅不能密切合作，反而“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①。因此上天就选举出君主来治理国家，各级官吏是选拔出来辅佐君主的，国家机器就是为了保证社会秩序化而建立的。因而天下士民认同、服从于上级官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如何能做到上下尚同呢？墨子认为首先要做到要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才能“一同天下之义”。是非统一了，实施刑罚才能得到民心，才可以劝善惩恶。实现尚同，还要上下同心，去私服公，在思想、行动上统一，不能结党营私。
尚同之下，下层民众仍可以对国家政策提出建议，做到兴利除弊，增强君主、王公的办事效力。墨子认为，君主、王公并不是神，也会犯错误，下层民众仍可以随时监督、匡正他们。如果君王、王公荒淫无道，墨子也不反对进行推翻腐朽统治的革命。但墨子的“尚同”主要强调的是下对上的服从，而忽略了下对上的制约，容易成为专制主义理论的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