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兼爱”既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政治学说的核心，同时还是其学说的伦理规范，“兼爱”贯穿于墨子理论和实践的始终。
针对各诸侯国“别相恶，交相贼”、割据混战的局面，墨子认为，其根源在于人们皆“自利”，“不相爱”。所以他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在他看来，只要实行“兼爱”，社会上的一切祸乱灾难都可以消弭，天下便可以达到大治。“兼爱”成了墨子治理乱世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方法。
“兼”在《墨经》中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学和哲学范畴，表示整体、全部的含义，同时还有无差别的意思。因此墨子的“兼爱”大体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应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和身份等级的贵贱高低，而施以平等的、无差别的爱。这与儒家“爱有差等”的论点针锋相对。二是人与人之间应和平相处，对等互报，互爱互利。对等互报的思想基于人性同一的认识之上，墨子言：“先王之所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①墨子并进一步阐释，爱别人的人，别人也一定爱他；行事对他人有利，别人也会为他带来利益;而害人的，别人也会害他。这也正是墨子“交相利”观念的出发点。
那么如何才能实行“兼爱”呢？墨子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要求每个人从思想上抹去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与冲突，把别人的国、家、身视作自己的国、家、身去尊重和爱惜，把别人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当做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一样去爱护。如果做到这些，那么就能够“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只要人们都自觉地“兼爱”，就可以避免天下乱源，从而产生“惠忠”、“慈孝”、“和调”等良好的社会风貌，各个阶级、阶层之间就会和谐相处，因此，“兼爱”是国家达到大治的根本。
墨子认为，爱人必须利人，利人即是爱人，爱利合一，“兼相爱”与“交相利”互为一体,“兼相爱”是道德理念，“交相利”则是实践体验。墨子反对儒家重义轻利的观点，重视社会生活中的利，但同时又强调义的地位。在墨子的思想实践中，义和利是统一的。墨子把义作为明辨是非的绝对标准，是为政者进行统治的基本法则。他明确指出，天下最珍贵的莫过于讲求道义：“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而利则是天下之利，是公利，是群体之利。这种天下之利对各个社会阶层是普遍有意义的，意味着王公大臣与庶民百姓同利。从这一层面而言，利和义是一致的。
墨子的“非攻”思想建立在其“兼爱”学说基础之上。兼爱是正面，相攻是反面。兼爱就必须非攻。但墨子的“非攻”是针对“攻无罪”的战争而言，他严格区分“攻无罪”和“诛无道”这两类性质不同的战争，明确表示支持“诛无道” 的正义战争。
墨子谴责大国对小国的侵略，认为是天下之巨害，是与盗窃一样的“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而不义战争的罪恶表现为：战争残害无辜，从而造成小国劳动力日益减少，生产难以为继；攻伐贻误农时，断绝了百姓的衣食之源。农业是“以时生财”之业，而大国之君兴兵动武专挑春秋季节进行，这就必然贻误农时，破坏生产。而战争对于大国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大国一次出征，动辄“兴师十万，出师千里”，由于各种原因，士兵在路途上死去的就很多。而作战时的伤亡更是不可胜计，造成了劳动力的大量减少。
墨子的“非攻”反对的是不义战争。他认为只有靠积极的军事防御和正义战争才能制止、消灭不义战争。他对战争的工具——兵器持肯定态度：“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圉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先进的兵器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手段，故而他下工夫研制兵器,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墨子把国家防御看做是关系国家安危祸福的战略问题，从备战、守术、守道等方面对小国如何积极抵御大国的侵略进行深人的研究探讨，形成了一整套积极防御的策略、技巧。由此看出，墨子的“非攻”是一个充满辩证色彩的概念。墨子反对不义战争，倡导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但当国家遭到侵略时则主张积极抵御，以正义战争战胜不义战争。
针对各诸侯国“别相恶，交相贼”、割据混战的局面，墨子认为，其根源在于人们皆“自利”，“不相爱”。所以他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在他看来，只要实行“兼爱”，社会上的一切祸乱灾难都可以消弭，天下便可以达到大治。“兼爱”成了墨子治理乱世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方法。
“兼”在《墨经》中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学和哲学范畴，表示整体、全部的含义，同时还有无差别的意思。因此墨子的“兼爱”大体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应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和身份等级的贵贱高低，而施以平等的、无差别的爱。这与儒家“爱有差等”的论点针锋相对。二是人与人之间应和平相处，对等互报，互爱互利。对等互报的思想基于人性同一的认识之上，墨子言：“先王之所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①墨子并进一步阐释，爱别人的人，别人也一定爱他；行事对他人有利，别人也会为他带来利益;而害人的，别人也会害他。这也正是墨子“交相利”观念的出发点。
那么如何才能实行“兼爱”呢？墨子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要求每个人从思想上抹去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与冲突，把别人的国、家、身视作自己的国、家、身去尊重和爱惜，把别人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当做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一样去爱护。如果做到这些，那么就能够“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只要人们都自觉地“兼爱”，就可以避免天下乱源，从而产生“惠忠”、“慈孝”、“和调”等良好的社会风貌，各个阶级、阶层之间就会和谐相处，因此，“兼爱”是国家达到大治的根本。
墨子认为，爱人必须利人，利人即是爱人，爱利合一，“兼相爱”与“交相利”互为一体,“兼相爱”是道德理念，“交相利”则是实践体验。墨子反对儒家重义轻利的观点，重视社会生活中的利，但同时又强调义的地位。在墨子的思想实践中，义和利是统一的。墨子把义作为明辨是非的绝对标准，是为政者进行统治的基本法则。他明确指出，天下最珍贵的莫过于讲求道义：“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而利则是天下之利，是公利，是群体之利。这种天下之利对各个社会阶层是普遍有意义的，意味着王公大臣与庶民百姓同利。从这一层面而言，利和义是一致的。
墨子的“非攻”思想建立在其“兼爱”学说基础之上。兼爱是正面，相攻是反面。兼爱就必须非攻。但墨子的“非攻”是针对“攻无罪”的战争而言，他严格区分“攻无罪”和“诛无道”这两类性质不同的战争，明确表示支持“诛无道” 的正义战争。
墨子谴责大国对小国的侵略，认为是天下之巨害，是与盗窃一样的“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而不义战争的罪恶表现为：战争残害无辜，从而造成小国劳动力日益减少，生产难以为继；攻伐贻误农时，断绝了百姓的衣食之源。农业是“以时生财”之业，而大国之君兴兵动武专挑春秋季节进行，这就必然贻误农时，破坏生产。而战争对于大国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大国一次出征，动辄“兴师十万，出师千里”，由于各种原因，士兵在路途上死去的就很多。而作战时的伤亡更是不可胜计，造成了劳动力的大量减少。
墨子的“非攻”反对的是不义战争。他认为只有靠积极的军事防御和正义战争才能制止、消灭不义战争。他对战争的工具——兵器持肯定态度：“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圉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先进的兵器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手段，故而他下工夫研制兵器,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墨子把国家防御看做是关系国家安危祸福的战略问题，从备战、守术、守道等方面对小国如何积极抵御大国的侵略进行深人的研究探讨，形成了一整套积极防御的策略、技巧。由此看出，墨子的“非攻”是一个充满辩证色彩的概念。墨子反对不义战争，倡导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但当国家遭到侵略时则主张积极抵御，以正义战争战胜不义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