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墨子是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墨学与儒学一起并称为“显学”。墨家的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墨子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农民、手工业者等下层小生产者的利益。政治上，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反对大国侵攻小国的不正义的战争，宣扬国家之间、社会阶层之间乃至个人之间应该保有无等级、上下之别的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墨子强调“尚贤”、“尚同”，要求当政者抛弃贵族世袭等世俗标准，不拘一格，任用贤才。经济上，与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主张不同，墨子强调义与利的统一，认为图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是最大的义行。由此出发，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主张在国家、社会的祭祀、丧葬等行为中推行节俭，反对儒家过分强调礼仪行为带来的浪费现象。
为论证其政治思想的正义性、正确性，墨子提出“天志”、“明鬼”的概念。墨子宣扬上天、鬼神的神秘和权威，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张是上天意志的反应，采纳、推行其主张则是顺应上天的意愿，反之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从而给墨家学说蒙上一层神秘主义、宗教迷信的色彩。
墨家特别注意社会实践，其成员大都亲身从事生产劳作，善于发明创造军事、民用机械,在自然科学方面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墨家提出一系列数学的概念，在光学上也发现、总结了小孔成像等科学现象。
墨子及其后学周游列国，宣传墨家学说，希望能得到各国的采纳，并积极参与宋、卫等小国反对大国侵略的战争，使当时墨家弟子遍布天下，成为盛极一时的“显学”。但随着秦汉时期儒学的一家独尊，墨家也开始衰落，几成绝学。
第一节墨子生平
墨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一生从事讲学、游说各国活动，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所创立的墨学一派在当时盛行于宋、楚、秦、鲁等国，与儒家并称为两大显学，具有很大的影响。
一、墨子的籍贯、姓名及其生活时代
墨子，名翟，战国初期小邾国（今枣庄滕州）人。墨子的里籍在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议，主要观点有鲁人说、宋人说、楚人说，甚而有印度人说、阿拉伯人说等。晋人葛洪、唐人杨偯、林宝等依据司马迁所言“盖墨翟，宋之大夫”，断定墨子为宋国人。现代学者顾额刚、冯友兰亦曾从墨子学术渊源上赞成此说。清人毕沅、武亿持楚国人说，认为墨子是楚国鲁阳人，因墨子曾与楚鲁阳文君多次问答交谈。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者胡怀琢、卫聚贤、金祖同等更认为墨子可能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这一观点颇为偏颇，为大多数学者所不取。鲁国人说出自《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近现代的墨子研究者如孙诒让、梁启超、杜国庠、蔡尚思、方授楚、任继愈等认为墨子是鲁国人。
张知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墨子故里为古代鲁之小邾国，即今枣庄滕州。他考证认为，墨子为商代贵族目夷之后，而目夷不仅是个人名，而且是一个古代方国的名字，即后来的小邾国。西周灭商后，将小邾国等划为宋国的附庸。至春秋晚期，小邾国又被鲁国占领。到了战国初期，小邾国又成了齐国的下邑。因此不论称墨子为“宋国人”、“鲁国人”抑或“齐国人”，他所在的具体地址都在小邾国内。而从墨子的学术思想和科技成就的渊源来看,亦皆为小邾娄文化培溉出来的。墨子的生活习尚也与小邾国当时的风俗相同。®张知寒的观点得到学界的普墨子塑像遍认可。因此可以说，墨子的先人可能为宋国人，后为小邾国贵族。墨子因为宣扬自己学说而周游楚、宋等国，甚而人仕宋国大夫,但其故里已然为鲁国无疑。关于墨子的姓名，司马迁及更早的韩非都明确指出墨子姓墨名翟。
《墨子》一书中，墨子也多次自称“翟”，他的姓名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但到了宋代，墨子姓墨名翟的说法受到质疑。元人伊世珍在《琅嬝记》中引《贾子•说林》记载：“墨子姓翟，其母梦鸟而生，因名之曰鸟。”①清人周亮工认为，墨子以墨为道，但并不姓墨，就如老子并不姓老。近人江瓌详细论述此说，认为墨子是因其肤色黝黑，故以墨名之。学者钱穆又认为墨子之所以以墨为姓是因其受过墨刑，故称之为墨。尽管存在争议，但墨子姓墨名翟基本上已成定论。
史料未确载墨子生卒年月，因此只能以相关记载及《墨子》言及的人、物、事件作为参照加以推断。司马迁指其与孔子同时或稍在其后。孙诒让认为，墨子当与子思同时代，生于周定王初年，卒于安王之季，寿八九十岁，即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之间。梁启超进一步确定为：墨子生于周定王初年，约在孔子卒后10年；卒于周安王中叶，约在孟子生前10余年，享年80岁左右。钱穆根据墨子与公输般的关系，墨子与孔门弟子年岁的比较，墨子与楚鲁阳的关系及《墨子》中《耕柱》《贵义》《鲁问》《公输》4篇所记载的墨子言论事迹进行考订，认为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79年，约卒于公元前394年。侯外庐等酌定墨子的生卒年代为周敬王三十年（前490)、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任继愈结合诸多资料推断，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80年，约卒于公元前420年。
墨子生活在战国前期，这一时期，周王室已经衰微，“礼崩乐坏”，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宗法关系和等级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代表新的社会阶级利益的文化内容和形式——诸子思潮的兴起、高涨。这些言论和思想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化。同时诸子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勾画了一幅幅自己所理想的社会前景，提出了种种施政方略，并通过不同的政治实践力图影响各国的统治者。墨子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学说，并游说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二、墨子生平墨子自称“贱人” ®，是北方的卑贱之人，并以“贱人之所为”为荣，称“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荀子•王霸》也称墨学为 “役夫之道”。
墨子早年钻研机械、木工等，熟谙木工和其他手工业技术。在《墨子•公输》中他自称能“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他还能用木片制成会飞的老鹰。墨子还经常用“百工”的技巧作为谈话论证的资料。这说明他曾经是一名手工业工匠。
墨子也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系统地受过周礼的教育，熟悉周礼和儒家经典。但后来墨子认为儒学、周礼繁琐而不实用，讲求厚葬而浪费财富，所以就抛弃周礼而采用夏政，跟儒学分道扬镳，并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从而树立起自己的一面旗帜，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代表下层小生产劳动者利益的思想体系。
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墨子后来虽然不再亲力亲为，从事手工业制作，但他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同时周游卫、齐、楚、越等国，上传下教，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楚惠王时，公输般作攻战之具，打算为楚攻宋。墨子闻讯，行走十昼夜，到楚加以阻止。楚惠王晚年，墨子曾向惠王上书。他和楚贵族鲁阳文君相友善。后墨子回归故土,病故于鲁国。
墨子的主要思想及主张载其弟子所编《墨子》一书中。
第二节墨子的经世思想
面对春秋战国之际的混乱政局，各个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下层强烈渴求安居乐业的生活。各个派别的思想家也都针贬时弊，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描绘出各自的理想社会蓝图。就墨学而言，墨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兼相爱，交相利”，提出“兼爱”、“非攻”的治国理念。为实现这一理想，在政治上则要尚贤、尚同，任用贤能，统一标准。经济上要实现节用、节葬。墨子同时提出天志、明鬼的宗教概念，以论证其政治主张的合理性、正义性。一、兼爱与非攻“兼爱”既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政治学说的核心，同时还是其学说的伦理规范，“兼爱”贯穿于墨子理论和实践的始终。
针对各诸侯国“别相恶，交相贼”、割据混战的局面，墨子认为，其根源在于人们皆“自利”，“不相爱”。所以他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在他看来，只要实行“兼爱”，社会上的一切祸乱灾难都可以消弭，天下便可以达到大治。“兼爱”成了墨子治理乱世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方法。
“兼”在《墨经》中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学和哲学范畴，表示整体、全部的含义，同时还有无差别的意思。因此墨子的“兼爱”大体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应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和身份等级的贵贱高低，而施以平等的、无差别的爱。这与儒家“爱有差等”的论点针锋相对。二是人与人之间应和平相处，对等互报，互爱互利。对等互报的思想基于人性同一的认识之上，墨子言：“先王之所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①墨子并进一步阐释，爱别人的人，别人也一定爱他；行事对他人有利，别人也会为他带来利益;而害人的，别人也会害他。这也正是墨子“交相利”观念的出发点。
那么如何才能实行“兼爱”呢？墨子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要求每个人从思想上抹去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与冲突，把别人的国、家、身视作自己的国、家、身去尊重和爱惜，把别人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当做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一样去爱护。如果做到这些，那么就能够“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只要人们都自觉地“兼爱”，就可以避免天下乱源，从而产生“惠忠”、“慈孝”、“和调”等良好的社会风貌，各个阶级、阶层之间就会和谐相处，因此，“兼爱”是国家达到大治的根本。
墨子认为，爱人必须利人，利人即是爱人，爱利合一，“兼相爱”与“交相利”互为一体,“兼相爱”是道德理念，“交相利”则是实践体验。墨子反对儒家重义轻利的观点，重视社会生活中的利，但同时又强调义的地位。在墨子的思想实践中，义和利是统一的。墨子把义作为明辨是非的绝对标准，是为政者进行统治的基本法则。他明确指出，天下最珍贵的莫过于讲求道义：“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而利则是天下之利，是公利，是群体之利。这种天下之利对各个社会阶层是普遍有意义的，意味着王公大臣与庶民百姓同利。从这一层面而言，利和义是一致的。
墨子的“非攻”思想建立在其“兼爱”学说基础之上。兼爱是正面，相攻是反面。兼爱就必须非攻。但墨子的“非攻”是针对“攻无罪”的战争而言，他严格区分“攻无罪”和“诛无道”这两类性质不同的战争，明确表示支持“诛无道” 的正义战争。
墨子谴责大国对小国的侵略，认为是天下之巨害，是与盗窃一样的“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而不义战争的罪恶表现为：战争残害无辜，从而造成小国劳动力日益减少，生产难以为继；攻伐贻误农时，断绝了百姓的衣食之源。农业是“以时生财”之业，而大国之君兴兵动武专挑春秋季节进行，这就必然贻误农时，破坏生产。而战争对于大国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大国一次出征，动辄“兴师十万，出师千里”，由于各种原因，士兵在路途上死去的就很多。而作战时的伤亡更是不可胜计，造成了劳动力的大量减少。
墨子的“非攻”反对的是不义战争。他认为只有靠积极的军事防御和正义战争才能制止、消灭不义战争。他对战争的工具——兵器持肯定态度：“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圉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先进的兵器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手段，故而他下工夫研制兵器,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墨子把国家防御看做是关系国家安危祸福的战略问题，从备战、守术、守道等方面对小国如何积极抵御大国的侵略进行深人的研究探讨，形成了一整套积极防御的策略、技巧。由此看出，墨子的“非攻”是一个充满辩证色彩的概念。墨子反对不义战争，倡导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但当国家遭到侵略时则主张积极抵御，以正义战争战胜不义战争。
二、节检与强国
节俭既是墨子的重要经济思想，又是他的治国、强国方略。面对国家不富、人民不众、刑政不治的社会现象，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通过这三个方面，使穷国变富，弱国变强。
墨子的“节用”是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停办不必要的礼仪、祭祀活动，节省费用，增加国家的利益。节用的原则是：凡花费的恰是老百姓生活需要的，则要停止。花销有损百姓利益的费用，圣明的君主是不会去做的。这个原则建立在“民用”、“民利”的基础上，凡是能增加国民所得、改善人民生活的就实行，否则就废止。作为圣明的君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基于这一原则，墨子为统治者制定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标准:在饮食方面，能够增气充虚、强身健体就可以；在穿衣方面，能够冬天可以御寒、夏天可以避暑即可;在居住方面，能够防御雨雪、抵御风寒、做到使男女有别就可以；在舟车方面，做到结构坚固、能负重走远路;在蓄藏私人财物方面，要有道德观念，不夺人所爱。
“节葬”是墨子节俭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节用”思想的推衍。墨子反对儒家“厚葬久丧”的礼仪观,认为厚葬伤财，久丧伤民，影响百姓的劳作时间，同时对增殖人口、提高人口素质也不利。墨子更反对王公贵族的殉葬习俗，认为殉葬行为人为地剥夺了百姓生命，造成劳动力减少，很是残忍。因此墨子提出节葬观点，建议推行简易的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沮）漏，气无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死后即葬，百姓能够很快地各就各业，努力生产、工作，以便祭祀先人，表孝敬之心。“非乐”是墨子节俭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墨子反对统治者纵情声乐，同时也反对纵情于美色、甘味、安居等。他认为，“为乐”不符合圣王之道，若一味纵情歌舞之乐，必受上天的惩罚，导致国家的灭亡，所以古来的尧、舜、禹、汤等圣王不刻意追求歌舞声乐。王公大人“为乐”也不符合民众的利益。墨子指出，当时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如统治者纵情于音乐享受，必然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和痛苦。要演奏音乐必先制造乐器,这就会浪费大量财物;乐器造好后，击鼓、吹竽、舞蹈者都由年轻力壮的聪慧敏捷之人充任，他们不仅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且还要别人来供养；而演奏音乐又需要人去欣赏，既会占用王公大人、士君子从政的时间，又会占去一般庶民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时间。因此，墨子反对王公“为乐”。
三、尚贤与尚同春秋
以前，周王室及诸国基本上依据宗法血缘的“世卿世禄”制度规定进行任官和封赏。春秋中后期，世袭的贵族宗法制度开始动摇,各诸侯国政局动荡，政治、军事斗争日趋激烈，各国统治者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开始招纳人才。墨子继承孔子的“举贤才”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尚贤”的政治主张，在选贤、用贤、重贤等方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和具体方案。“尚贤”，就是任用贤能。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他总结“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的历史经验,认为各国的王公也都想把国家治理得政通人和、国富民强，但实际情形却违背其主观愿望，原因就在于没有任用贤能之士。墨子并列举晋文公、齐桓公、勾践等任用贤能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论点，继而指出，一个国家任用贤能之士的数量也能决定国家的治乱兴衰。对于如何判定贤能之士，墨子提出3个具体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①即德行高、口才好、学识广博的人才可称为贤者，强调贤才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和丰厚的学识。除此之外，贤才还应具备两条最根本的标准：一是“义”，二是“能”。所谓“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就是说不义之人绝不可能成为贤才，只有讲“义”的“兼士”才有可能成为贤才。“能”则指才能，“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是贤者必备的才能，只有有才能的人才有可能得到任用。那么如何辨别一个人贤能与否呢？墨子主张要进行全面的考察了解，认为“尚贤”方针能否得到真正推行，主要在于统治者审核能力的大小。统治者不但“听其言”，更要观察其行动、作为和其处理政务的能力，通过对其言谈、行为、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考核，然后确定其是否为贤才。对于真正的贤才也要根据其德才的高低,授予其合适的官职。
墨子主张打破任人唯亲的世袭制，提出不分亲疏贵贱，唯才是举。墨子指出，以前的圣王强调“尚贤”的观念，根据人的能力来发挥他们的长处和优点，而不任人唯亲，任人唯贵、唯富。如果是贤人，就提拔他们做官，使他们富贵；而没有能力的人，则撤销他们的官职，使他们贫贱，作为徒役。从而墨子就否定了宗法制和世家大族做官的特权，认为即使是“农与工肆”，只要有才能也应选任。墨子已将举贤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主张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为下层生产者争取政治权利。
墨子用贤方面提出“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的策略。“以德就列”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德才来安排他的官位，使各任其职,各尽其力，也就是量材录用，用其所长。“以官服事”就是根据自己的官位职责为国家办事，即要求为官者有尽心竭力的负责精神和干练的办事能力。“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即根据各人的功劳和政绩进行赏赐，先评定劳绩大小，再确定应享受的俸禄。
“尚同”即同于上，即提倡集权，统一是非，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尚同”是“尚贤”的理论基础,体现了墨子建立天下官民思想一致、高度集中统一的贤人政治体制的治国理想。墨子认为，在未有国家之先，一人有一个道理，十人有十个道理，天下人没有统一的思想，因而导致人们不仅不能密切合作，反而“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因此上天就选举出君主来治理国家，各级官吏是选拔出来辅佐君主的，国家机器就是为了保证社会秩序化而建立的。因而天下士民认同、服从于上级官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如何能做到上下尚同呢？墨子认为首先要做到要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才能“一同天下之义”。是非统一了，实施刑罚才能得到民心，才可以劝善惩恶。实现尚同，还要上下同心，去私服公，在思想、行动上统一，不能结党营私。
尚同之下，下层民众仍可以对国家政策提出建议，做到兴利除弊，增强君主、王公的办事效力。墨子认为，君主、王公并不是神，也会犯错误，下层民众仍可以随时监督、匡正他们。如果君王、王公荒淫无道，墨子也不反对进行推翻腐朽统治的革命。但墨子的“尚同”主要强调的是下对上的服从，而忽略了下对上的制约，容易成为专制主义理论的温床。
四、天志与明鬼墨子作《天志》《明鬼》宣扬“尊天”、“事鬼”，反映了他宗教迷信、唯心主义的思想倾向。其根本目的是以天的意志、神鬼的权威证明“兼相爱，交相利”、“尚贤”、“尚同”主张的合法性。墨子认为，凡从事淫暴、寇乱、盗贼的勾当，从事那些不仁不义、不忠不惠、不慈不孝的无礼行为，都是因为心中没有天，没有鬼神的存在，不明白天与鬼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
墨子认为，天创造了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而且制定自然的结构和秩序。作为宇宙间最高的神明，天具有“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性。“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檄遂万物以利之，若豪（毫）之末，非天之所为也，而民得而利之，则可谓否矣。天能赏善罚恶，予人以祸福。天还是政治的最高统治者，人间天子受政于天，只有天才是政治上的最局统治者。
“天志”即上天的意志，也是最高的“法仪”，是评价一切真理、谬误的法则。墨子认为人们做事必须要有标准法则可循，才能分辨是非利害。这个标准法则叫做“法仪”。而天因具有普遍有效性、客观性、公平性，所以它理应成为人类行为的标准。墨子言：“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即是用“天志”当做规矩（法仪）去度量人类行为。在墨子看来，他所主张的“尚贤”、“尚同”、“节用”、“非乐”等都是上天意志的反映、体现，君主、王公及民众都应以此为标准法则来规范自己的言行。
墨子的“明鬼”、“事鬼”思想，依然是与他强调天志的目的一致，用鬼神的权威来约束人类的行为。墨子把古今的鬼神进行了分类：“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③墨子列举了周、燕、宋、齐等国有关鬼神的传闻，如杜伯之鬼射死周宣王；人面马身的句芒传天帝之命，赐秦穆公19年寿命；庄子仪之鬼荷朱杖击燕简公等，称鬼神为众人所同见同闻，以证明鬼神是客观存在。
墨子认为鬼神比人类明智，甚至比圣人还明智。鬼神最重要的特征是能监视人间一切，能公正地赏善罚恶，并且具有强大的威力。在墨子看来，鬼神的监视与天相同，无处不在，无所隐蔽；鬼神的赏罚无论大小，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而且鬼神的惩罚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鬼神行事仍是遵循天的意志，鬼神的赏罚也就是上天的赏罚；上天与鬼神是主使和服从的关系，上天发令，鬼神执行，因而“天志”与“明鬼”，其意相通。
正因墨子的宗教观念具有神道设教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改造社会和人心的特点，因此他的有神论是不完全的，甚至有时表现出怀疑论、无神论的立场。有一次墨子病了，他的学生跌鼻看望他时问：先生您认为鬼神什么都知道，能够降祸或赐福于人，善者得赏，恶者得罚。先生您是圣人，又怎么会得病呢？ 莫非您说的话有什么不对吗？墨子回答说，人得病的原因很多，相信鬼神只能堵塞其中一个渠道，从而对有神和无神两种观点采取了折衷调和的立场。
第三节墨子的科技贡献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富有科学精神的一家，墨子及其后学重视实践知识，将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其科学活动和科学思维方式，在科学理论认识所达到的深度、理论形态构成的水平上，都是其他诸子所不及的。墨家在光学、力学、数学、机械制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科技成就，堪称我国先秦时期科学的顶峰。墨子作为墨家的代表人物，因此被尊称为“科圣”。
一、小孔成像墨家对光学的认识和研究
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如《墨子》中分别论述了阴影的产生和消失、本影与半影的现象及成因、小孔成像的实验及成因、日光反射使人影反转现象以及同一物体阴影的大小长短的现象及成因，详尽分析了光、物、影的关系以及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中物与像的关系，可称得上是一部2000多年前世界上伟大的光学著作。下面以《墨子》记载的小孔成像及其反映的光的直线传播原理为例，说明墨学在光学领域的成就。
《墨子》指出，在暗室（窟）内得到一定长度倒影的条件，是让光线照到一个人身上，交错于屏上的一个小孔。这里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小孔。《墨子》记载:“景到，在午，有端与景长，说在端。”®“景”指的是形成的像影；“到”即是“倒”；“端”是点，即屏上的小孔；“午”的意思是指交错。这句话明晰地描述了小孔成像的条件以及现象。光线穿过小孔才能成倒像，而且像影是有一定长度的。《墨子》并进一步分析了小孔成倒像的原因。“景，光之人照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敝下光，故成景于上。首敝上光，故成景于下。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库内也。”《墨子》认为，光线照射是按照直线进行的，这样从物体高端射入的光线到达屏壁的下部，而从物体低端射人的光线则到达屏壁的上部，物体真实状况和屏壁上的影像正好颠倒。这段论述清楚地证明了光的直线传播原理。
二、杠杆定理墨家的自然科学，除数学外，探讨最多的就是力学。他们不仅形象地对 “力”下了明确的定义，而且结合他们研制的一些具体机械阐述力学原理，如通过秤衡、桔槔机探讨杠杆原理，通过滑轮装置阐述用力的方向、大小，通过车梯论述斜面原理等。
春秋末期，桔槔机作为一种提水的工具已有应用，它所利用的就是杠杆原理。墨家不仅制造使用桔槔机，而且将它作为武器设备应用到战争防御中。在制造改装过程中，墨家研究了桔槔机工作的杠杆原理，并用简洁的语言加以阐释:“负而不挠，说在胜。” @意思是说，杠杆负重后能够保持平衡而不发生倾斜，原因在于支点选的恰当，重臂和力臂按反比例承担各自的重量。《墨子》以秤衡为例解释了这一现象：“横木加重焉，而不挠，极胜重也。右校交绳，无加焉而挠，极不胜重也。衡加重于其一旁必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对杠杆而言，如果在重物一端增加重量而使它不倾斜，就要将秤锤向反方向移动以保持力矩始终相等，这就是要以较长的力臂来支撑较大的重量。如果把系连秤锤的交绳右移，而又不在系秤锤的一端加挂重量，秤杆必定向重臂一边下斜。因为这时力臂长度减短，较短的力臂不能支撑较大的重量。秤杆平衡时，不论是在系秤锤的一侧增加重量，还是在墨子的小孔成像实验重物一侧增加重量，增加重量的一侧必定下垂。因为秤处于平衡状态时，秤锤之重与重物之重是相匹配的。锤重与物重之比，等于力臂与重臂之反比。如果系在系秤锤一侧和系重物一侧增加相同重量，力臂方面的力矩必定大于重臂方面的力矩，并且因此而下斜。《墨子》作者虽然没有像现代科学家一样，以精确的公式表达出杠杆原理，但他们经过反复试验，实际上已掌握了这一原理的精髓，并将它运用于简单机械的设计和制造。
三、机械制造墨子本人即为手工业者出身，熟诸木工及其他工匠技艺，如染丝、皮革、制陶、建筑、冶金等。他在平时游说诸侯、教育弟子时也频繁使用工匠的术语以论证其思想观点。墨子曾用木片制造出一只能飞翔一天的鸟，虽然他自己认为这只是雕虫小技，不值得炫耀，但仍能从中看出墨子手工技巧的高超。
墨子宣扬“非攻”，反对不正义的战争，同时主张用积极的防御抵抗侵略战争，因此潜心研究防御技术，利用力学、物理学原理制造出很多防御武器设备，取得了突出成就，在中国古代兵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墨子利用力学中的有轴杠杆原理，发明了一种大型的远距离的抛石机掷车。它用几根长木捆在一起，箍成一根粗木杆，叫做“夫”，长三丈五尺，即抛石机之长臂；然后将其架在两根柱子之间的支柱上，柱高七尺，另有四尺埋在地下;木杆顶端有固定套环，叫做“马颊”，可装放石块等投掷物，木杆末端系上绳子。战斗时，一队士兵站在车后，用力将绳子末端向下拉，运用杠杆原理使木杆突然撬起，将顶端之石抛向敌军。
连弩车则是专门用来对付攻城之敌的重武器。连弩车的长度与城墙的厚度相等，有2个车轴、4个轮子，底架距地面八尺，弩臂与车架齐平，架子的两部分由柱和四寸内径圆榫连接的横杆组成。弩用绳或弦系在柱上，中心勾弦叫“牙”，用以固定发箭的主弦。还有一个瞄准仪，可以上下调整。使用这种武器时，射手双脚踏上弩干两边的弩背，把弦向上沿弩干提起，够到“牙”，将弦扣住，然后拉动扳机放箭。做这种连弩车要用铜150斤，一架连弩车需10人操纵。其箭长达十尺，能一次发射60枝，而且箭尾可以用绳子系上，发射后还能收回再使用。这种连弩为墨家首创，是古代世界最强劲的弓，可算是当时的“世界之最”。《墨子》书中多次提到蒺藜。铁蒺藜，高四尺，广八寸，长六尺以上；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蒺藜要犬牙交错地施放，布置于敌军必经之通道上，以阻断敌方车马和士兵的行动。另外，墨子及其弟子还发明了守城的梯渠、籍幕、攒火、冲车、轺车等。
四、数学概念数学是墨子科技理论建树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其数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算学和几何学概念的命题与定义方面，其表达的方式没有数学的符号与图式，只是通过简略的文字与严密的逻辑推理予以展现。墨家的数学理论虽然缺乏近现代意义上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在理论特征上具有命题和定义的抽象性与严密性，代表了先秦时期数学理性思维程度的最高水平。
墨家的数学概念里已经提及了倍数和十进位制的思想。《墨子》记：“倍，为二也。”并解释说原数加一次或乘以二就是倍。同时提出“一少于二，而多于五”的命题，其中位值概念对中国古代数学具有很大的影响。从历史来看，“倍”的实际计算和十进位制在我国古代早已建立。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就肯定十进位制是中国人的创造。
墨家用端、尺、区、厚等概念，对于几何学中的几个基本元素点、线、面、体及圆、方、平、直等都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进行了理论表述。关于点，墨家定义为：“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体”指的是线，意思是说点是一条直线上排列在最前面而且没有其他任何一点可以取而代之的极尽边际之点。墨家同时指出，点是“无间”的，是不能再分割的，并以木棒为例，进行进一步形象的解释：一个有穷的物体，如一条木棒，从中点处分为两半，其中一半再分为两半，无数次之后，便成为不能再分为两半的至微之物。这种不能再分的至微之物就是点。而西方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对点的表述为：“点者，无分。无长短、广狭、厚薄。”这个定义与墨家的表述极为一致。
关于点与线的关系，墨家详尽论证了线线相交、点线相交的3种情况:第一种是线与线相交为“俱不尽”，即双方未完全重合成一条线，只有交点相重合，而两线的其他点都不重合;第二种是点与点相交为“俱尽”，因为点是不可分的至微之物，因此完全重合;点与线相交则是不完全重合，对于点而言是完全重合，而对于线而言则只有交点重合，其他点不重合。墨家没有专门论述线和面，而是在讨论点、线、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揭示了线、面的性质特征。“间，不及旁也。”“谓夹者也。尺前于区穴而后于端，不夹于端与区内。及，非齐之及也。” ® “间”就是两物之间的空间，不包括两旁的物体，也叫“夹者”。端在前，区在后，而尺居中。但不是说尺被夹于端与区之间。由此可知，墨家排列几何元素的顺序是：先端再尺，然后是区。这与欧几里得点、线、面的顺序完全相同。
墨家认为，圆就是“一中同长也”，即是与中心同长的线构成圆形，用圆规绕中心一周画成圆。正方形的四边是互相垂直的，四边四角皆相等，并可用直角曲尺“钜”画成。“平”就是两个面在任意处同高，正如台的上底和下底。三个点如果同在一条直线上，这三点组成的直线就是“直”。
第四节墨子的社会实践
墨子及其弟子不单纯坐而论道，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是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墨子广收弟子，宣扬自己的思想学说。墨家弟子将墨学传播到各诸侯国，成为与儒学相对抗的“显学”。墨学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一直强调生产的重要性，认为抵御侵略的最好方式是富国强兵，只有国家富强才能抵御外侮。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墨子不辞劳苦，足不旋踵，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他扶危救难，帮助弱小国家抵抗强国的人侵；游说强国接受自己“兼爱”、“非攻”的思想，放弃侵略行动。
一、广收弟子，弘扬墨学墨子认为，要达到“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需要众多的贤能之人，需要上下各阶层的共同参与，因此，他把教育当做救世济民的重要手段，广收弟子，聚徒讲学，创立了墨家学派，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核心力量。
墨子通过教育实践，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墨子非常重视教育改造社会的功用。《墨子•鲁问》载:鲁国有个冬天制陶、夏天耕种、自比舜的吴虑，墨子去拜访他。吴虑认为只要自己坚持义即可，是不需要言说、宣传的。墨子反驳他，认为只有统治者接受他的政治主张，才可以使国家安定，民众生活稳定，比他自己耕种纺织以求自身温饱功绩大得多。如果天下人不懂耕作，是教人耕种功绩大还是独耕呢？如果天下人不懂纺织,是教人纺织功绩大还是独自纺织功绩大？假如讨伐不义之国，是擂鼓鼓励众人前进功绩大还是独自进攻功绩大？在墨子雄辩的逻辑面前，吴虑只能做出肯定的回答。墨子由此得出结论：“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①这一记载，既说明了墨子关于教育功用的基本观点，也展现了他从事教育积极、乐观的态度。
人性是可以教育的吗？民众能够接受墨子的学术思想吗？墨子对此予以肯定并做出了详尽的阐述。墨子认为，无色之丝，放到黑颜料里则成黑色，放到黄颜料里则成黄色。人性如同无色之丝，其善恶是由后天的生活环境所决定的。墨子以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等为例，认为他们都是受了正确的影响，所染颜色恰当，所以成为圣君；而夏桀、殷纣、夫差等却因所染不当，导致身死国亡。因此，用圣人之道对天下人进行教育、熏陶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正是墨子的教育目的，就是用“义”来教育弟子，使他们懂得“为义之道”，要苦而为义，吃苦耐劳,努力实现墨家的政治理想。
墨子的教育内容既体现时代的要求，也具有墨家学说的特点。墨子在回答弟子“为义孰为大务”即应学习什么知识的问题时，提出应培养3种人才：“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也就是“谈辩”、“说书”、“从事”。“谈辩”主要学习谈话、辩论的技巧、方法，课程主要为逻辑学、语言学等。说书则是培养学者、教师，负责传播知识、培养人才，主要学习文化典籍。“从事”则是指学习农工等实际性技能。墨子的教育内容也就是根据这三种人才培养的需要而确定。《墨子》一书53篇文章也大致涵盖了上述三部分内容。
墨子的教育对象绝大多数出身“农与工肆”，但也体现出墨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高何、县子硕本是齐国横行乡里的“暴者”，后来都成为墨子的弟子。索卢参原为“东方之巨狡”，后来成为墨子的再传弟子。三人都成为天下名士，受到各国的礼遇。
墨子很重视教育弟子的方法。比如墨子在教育实践中运用了因材施教的教育观念。《墨子•公孟》载，有几个学生请求墨子教他们学射箭。墨子认为，人贵有自知之明，要量力而行。依照他们的资质，做不到既学习学业，同时又能娴熟弓箭。墨子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以达到教育目的。弟子尚石子在卫国当官，因为卫君只给他丰厚的俸禄却不能听取他的主张，便辞职回来。墨子对其的表现十分赞赏，认为高石子坚持“义”，不贪图厚禄，别的弟子理应向他学习。耕柱子是墨子一个表现出色的学生，但墨子有一次严厉批评了他。耕柱子感到委屈，就问墨子，自己表现得比别人还要好，为什么受到批评呢？墨子就告诉他，骏马可以驱策远行，羊则不能。墨子视耕柱子为骏马，所以才会更加鞭策他。这样的激励方式自然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正因墨子的学说既充满理论的魅力，又重视社会实践，充分体现了当时下层民众的需求，加之墨子正确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墨学在战国初期才成为显学之一，弟子遍布天下，“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
二、富国强兵，不战而胜作为中下层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墨子学说从本质上而言仍是政治学说。墨子从小生产者的需求出发，主张建立一个富强、和平、安定的社会，因此富国强兵必然是其政治主张的中心内容。
要做到富国强兵，就要追求天下之利。墨子不仅强调“兼相爱”，而且重视 “交相利”，认为义、利是统一的，追求天下之利而反对私利。天下之利也就是国富民安。为求天下之利，墨子认为，不仅社会各阶层要各从其事，各司其职，达到国家之治；同时要加强社会物质生产的正常进行，能够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能够使国家“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
从这一主张出发，墨子不仅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等俭朴思想,还特别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墨子认为，动物靠身体条件和自然条件求生存，无需依靠生产;人则不同，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生产，才能生存。因此，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也是人类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而墨子非儒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就是反对儒者轻视物质生产劳动的态度，反对儒者对物质财富的浪费。
墨子将农业视为国家经济的根本。农业要抓紧季节时令，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他认为劳作人口多，纯粹消费的人口少，则不会有凶年；反之，则不会有丰年，因此社会应该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他并举例说明：一个人有10个儿子，但只有1个儿子耕作，其他9个游手好闲，将会产生粮食问题，耕作之子则会焦虑。墨子非攻，是因为战争影响农时，伤害劳动力；非乐，也是因为占用劳动力。由此而言，生产观念是墨子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
墨子强调“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贱人不强从事，则财用不足”。劝导人积极生产。他说，人们强力从事，才能富裕，才能吃饱穿暖；反之，则会贫穷，就会挨饿受冻。墨子及其后学，不仅是强力从事、积极生产的宣传者，也是身体力行者。他们对于生产民用和军用器械、修筑民用和军用工事等劳动，都肯于埋头苦干。
墨子出于增加劳动力的考虑,注意到人口即劳动力的生产。当时各国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地广人稀，荒地无人开垦，加上连年战乱，人口消减，劳动力颇为不足。墨子将“人民之众”与“国家之富”、“刑政之治”相并列，作为国家富强的标志。因为劳动人口多,就能开辟土地，增加生产，创造财富，国家强盛。因此墨子反对统治者阻遏人口增加的措施，如加重农民负担使人民冻饿而死，发动战争使男女长久不得相聚，厚葬久丧隔离男女，君主王公大量“蓄私”使男女比例失调等。他主张推行早婚，男子20岁娶妻，女子15岁出嫁，以增加人口增殖机会。
三、周游列国，广布政见墨子毕生从事其“为义”的事业，行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他席不暇暖，一面聚徒讲学,传授其思想；一面奔走于诸侯列国，积极游说，期望贤能之君接纳其主张，实现其政治理想。
在游说过程中，墨子善于根据各诸侯国的实际提出相应的政治主张。如果国家政局混乱，则大力宣扬尚贤、尚同思想；如果国家贫困，则倡导节用、节葬；如果国家奢侈风气浓厚，则引导其讲究非乐、非命；如果国家没有信仰，则号召其尊天、事鬼；如果国家好战，则以兼爱思想教导之。既坚持自身学说，又有很强的灵活性。
墨子主要在楚国、宋国、齐国和卫国进行政治游说活动，并推荐弟子到这些国家人仕为官,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墨家的政治主张。鲁国是墨子的故里，墨子自然尽可能游说鲁君。鲁穆公担心齐国侵略鲁国，询问墨子如何应对。墨子便趁机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劝说鲁穆公尊天事鬼，爱护百姓，以厚币遍礼周边各国，使它们都以齐国为盟主，鲁国就可以免于衰亡。鲁穆公又曾咨询墨子立太子之事，墨子劝其对两个儿子的行事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观察，不宜遽下结论。
墨子认为齐国、晋国、楚国和越国是好战之国。为实现“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多次来到楚国，希望楚王采纳自己的建议。楚惠王曾聘公输般为其制造攻城器械云梯，以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为阻止楚国攻宋的行动，行走了十日十夜抵达楚国都城郢。见到公输般后他质问道：楚国国土广阔而缺少劳动力，攻打宋国夺取本来已多的土地，而使本国战士死亡，可谓不聪明；宋国无罪而攻打，不是仁义行为；公输般明白这个道理而不去进谏，是对君主不忠；假使进谏没有结果，就是不够坚定。公输般被其说服后带他去见楚惠王。墨子运用雄辩的言辞迫使楚惠王认识到攻打宋国的不明智，但楚惠王因为迷信云梯的威力而不肯放弃侵略意图。于是墨子就“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楚惠王亲见攻防演习的胜败，又闻知墨子弟子禽滑厘等300人已经严守在宋城，只好取消攻宋的计划。“止楚攻宋”是墨子以其高超的智慧和胆识成功推行“非攻”主张的范例。
墨子年老时曾再来楚国，与鲁阳文君交往甚密，墨子也不失时机地向鲁阳文君宣扬自己的主张。鲁阳文君咨询墨子何为忠臣。墨子告之：“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己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外匡其邪，而人其善。尚同而无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就是说，忠臣要敢于指出君主的过失，要将善行及标准告之君主；要在国家中推行尚同，强调君主的权威。鲁阳文君贪图宋、郑之间的土地，图谋攻打郑国。墨子闻之后即加以劝止。他问鲁阳君，如果在他的封地内，大城攻打小城，大家族攻打小家族，杀掉其百姓，掠夺其牲畜财物，鲁阳君该如何处置？鲁阳君认为：封地之内皆是自己的臣民百姓，谁如果胆敢攻打掠夺，就要严厉地惩罚肇事者。墨子顺势反驳他：上天兼有天下，就像您拥有鲁阳封地一般，您今天攻打郑国，上天难道不惩罚您吗？鲁阳文君强辩：我攻打郑国，是顺应天的意愿。因为郑国人连续三代都杀其父辈，上天惩罚他们，让他们三年没有收成，我攻打郑国是协助天诛。墨子驳斥道：上天已经使郑国三年不顺了，天诛已然足够。您说是顺应上天意志，这就像一个父亲教训不成器的儿子，而其邻居也以顺应其父意志拿大棒击打儿子，这不是很不合情理的事吗？墨子进一步申述，您进攻邻国，杀害其人民，掠夺其财物，得把这些事情写在史书上，刻在碑铭上，让你的后代都知道你的所作所为。鲁阳君终于心悦诚服，放弃了攻打郑国的计划。
宋国是墨子的祖宗之邦，墨子非常关注宋国的内政外交和国家状况，希望宋国君臣能采纳、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和弟子们还一起成功阻止了楚国攻打宋国的企图。此外，他推荐很多弟子到宋国从政，他自己也一度接受宋昭公的敦请，出任宋国大夫，并作为宋国的使节出使卫国。后来因为宋国权臣子罕的迫害，墨子被迫离开宋国。
为遏制齐国的好战，墨子也采取很多方法游说齐国君臣。他派遣弟子胜绰到齐国将军项子牛军中任职，希望胜绰能施展辩才说服项子牛停止攻打鲁国，但胜绰违背了他的指令，亲自参与攻鲁。墨子立即将胜绰召回，并指责他贪图利禄忘记“大义”。墨子曾亲自游说项子牛，认为攻伐鲁国是齐国的严重错误。墨子晚年时曾至齐国，亲自劝说齐王接受其“非攻”主张。墨子首先问齐王，有一把刀，能将人头轻松斩断，是否可以认为它很锋利呢？齐王不假思索地做出肯定回答。墨子进一步发问，刀虽然锋利，但谁要承担上天对这种行为的惩罚呢？齐王回答是拿人头试刀的人。墨子步步紧逼发问，侵攻邻国，屠杀百姓，又有谁来接受惩罚呢？齐王只能承认，自己要为发动侵略战争承受一切不祥的结果。墨子以其机智的提问和高超的辩才使齐王折服，取得道义上的胜利。
虽然墨子及其弟子能够在个别的事件中实现“非攻”主张，但在当时诸侯混战、国家必须通过战争完成统一的历史大势下，很难获得彻底的成功。第五节墨家学派与中国文化墨子将其学说思想通过传授弟子逐渐形成了墨家学派，墨学曾与儒学双峰并峙,成为一代显学，尽管在秦以后骤然衰落，几成绝学，但它的思想精髓、闪光点并没有湮灭，其社会政治理想、人格道德力量、科学思想和方法仍或多或少地融入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如它救世献身的文化性格和牺牲精神，匡扶正义的人格理想，在思想上、精神上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墨家学派墨家学派是以墨子的基本思想为基础逐步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其成员严格遵守墨子所提倡的兼爱与非攻、节用与节葬、尚贤与尚同、天志与明鬼等基本主张。《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这个学派一开始就是以儒家反对派的姿态出现的，其思想是在直接和儒家思想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正是儒、墨的互相驳难，揭开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序幕。
墨家代表了当时小生产者的利益，其成员也多为社会下层的“农与工肆之人”。墨家反对儒家学说和周礼，推崇夏政，因此刻意学习夏禹勤劳苦干、节俭自苦的精神。墨子自己的生活非常清苦：“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庄子曾评价墨者：“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跤娇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可见，墨者平时的生活简朴至极。
墨家内部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墨者的政治活动、经济状况都要受到墨家领袖巨子的控制，人仕做官也要经过巨子的允准。入仕后，墨者在不同的国家做事、做官，但仍在巨子的控制之下，如果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墨家的宗旨、纪律，也要受到批评甚至被撤回。墨子遣弟子胜绰到齐国项子牛手下任事。项子牛三次率军人侵鲁国，胜绰非但未加以阻止，反而从军前往，严重违背了墨家非攻的政治主张。墨子对此大为愤怒，令弟子高孙子与项子牛交涉，将胜绰带回发落处置。为严肃内部纪律，墨家在团体内部还制定了自己的法律，以处理相关人员。墨家巨子腹脖居住在秦国，其子杀人，秦惠王因其年老无他子，特意下令免除其子死罪。但腹脖坚持墨家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将其子处死，可谓执法严明、不徇私情。墨者还需将自己的收人上缴一部分作为团体费用。耕柱子被墨子遣往楚国做官，不久后耕柱子即上缴黄金200两，得到墨子的肯定。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墨子后学逐渐发展了墨子的思想，但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产生许多派别，并因对墨子思想理解的不同而发生争论。据史载:“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依此说法，墨学在墨子去世后一分为三，各派对墨子的思想提出自己的理解，视己为“真墨”，而将其他派别视为“别墨”。各派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通过争论，不仅发扬光大了墨子的思想主张,而且发展了墨子思想。如《墨子》一书中的《墨经》4篇即为墨子后学所著，它同以十大论题为代表的墨子思想有共同点，如维护“兼爱”学说，主张功利主义等，但二者也有本质的区别：墨子后学抛弃了墨子“天志”、“明鬼”的宗教迷信思想，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宇宙观;拋弃了墨子的经验论思想，坚持感性与理性并重的认识论;系统发展了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知识。墨子后学综合了诸子百家的理论成果，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在科学和逻辑学上的杰出总结。
墨学在战国初期曾得到广泛的发展，影响极大。墨者遍布南北西东。“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 ®，“孔墨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孟子曾感慨：“墨翟之言盈天下。”®墨学与儒学并称“显学”。但秦统一六国后，独尊法家，禁绝私学，焚烧百家之书，自然也包括禁绝墨学及焚烧《墨子》。汉武帝实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法、道、阴阳诸家思想大都被儒学所改造、吸收，只有与其对抗的墨学被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打击、排斥，墨学由此由盛转衰，几成为“绝学”。
墨学中衰之原因，需要从墨学本身及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中去寻找、总结。总而言之，墨学所蕴含的思想理念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统治阶级的需要是不相符的，如墨子坚持的“兼爱”观与以宗法等级制为基础的中国社会是不相容的；墨子过分强调节用、节葬的功用而相对忽视礼乐的调节功能；墨者学派的任侠思想也与中国大一统传统思维相抵触，当然为统治阶级所不容。二、救世献身：墨家的文化性格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人格就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对国家和社会义务的承担三者的统一。理想人格特别强调个人对社会应承担的义务。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文化人格应具有的道德责任感。以身赴义、杀身成仁、持节不屈、輔躬尽瘁、死而后已，被奉为理想人格的典范。在社会伦理道德上，要求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推己及人。就个人修身而言，传统文化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对理想人格形成的作用。正心、诚意、寡欲、知廉耻、明是非、懂辞让，是传统文化对个人人品修养规范的基本内容。
墨子及其后学，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是以身赴义、以天下为己任的楷模。墨子对自己所信奉的思想学说和对社会理想的不懈追求，所表现出来的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牺牲精神，在践行其政治主张中体现出的文化人格，正是传统文化理想人格所追求的“成大义”的境界。墨家的牺牲精神不仅表现在生死荣辱时刻的以身殉义，而且表现在持之以恒、艰苦卓绝的实践活动中。墨子席不暇暖，奔波于诸侯国之间游说，推行其“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墨家弟子遍布天下，在各国人仕任职，践行墨家学说。
墨子对弟子的个人道德修养非常重视，不仅以墨家的组织纪律严格管理，而且强调言行一致，以行为本，在个人实践中使文化性格得到发扬光大。墨子的修身要求不仅是一种道德的自我内省体验，更是一种实践的磨炼。因此，墨子强调吃苦耐劳的磨炼、艰苦卓绝的身体力行多于自我的道德践履。墨者穿褐衣，日夜操劳，认为这才是大禹之道。墨者大都亲身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制作，制造了很多手工产品，并参加弱小国家抵抗大国侵略的防御战，发明防御器械。
墨子的行天下之利、友爱互助、刻苦自律的文化性格，给传统文化所称颂的理想人格注人了积极元素。儒家虽然倡导积极入世，但也有明哲保身的一面。道、佛二家则以自身的保全而回避了社会的责任、义务。因此大多士人仕途顺利时可以做到以天下为己任，但郁郁不得志时，往往谈道论禅，规避道德责任。墨子不同，他一生倡导、实践的都是积极进取的精神。艰苦奋斗，勤俭刻苦，严于自律，以身殉义，视死如归，给士人以鼓舞。这种文化性格注人了传统文化，使传统的理想人格更多具有了前赴后继、宁死不屈的勇敢精神和一往无前的人格魅力，从而铸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光辉灿烂的一面，民族、国家、社会的群体意识在这种理想人格中得到发扬。
三、匡扶正义：“侠”的人格理想“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侠既是一个社会阶层，又是一种人格理想。侠同法家、儒家一样，都是出自西周时期的士阶层。西周末期，封建制衰微，失去贵族身份的武士沦落为诸侯的门客。后来，随着社会动荡、等级制的进一步瓦解，侠的队伍也开始迅速壮大，一些失去生活来源的小农、手工业者等也加人到侠的行列。故而侠的来源和民众基础主要是下层的平民。这一点与墨家弟子的构成有共同之处，因此侠与墨家之间就有了沟通对话乃至交融的基础。一些侠士的言行带有墨家思想的痕迹，墨学中的一些思想主张及行事方式也能体现出侠的特质。韩非子在其著作中多次将孔、墨与儒、侠并称，说明在当时人眼里，墨、侠具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以致常被混为一谈。
墨子主要的思想主张“非命”、“节用”，“兼相爱”、“交相利”与“天志”、“尚同”构成了墨子思想体系的三大支柱，这三点都与侠义道德具有某些联系。“非命”包含着以人的自身力量去改造社会环境，包含着对“力”与“强”的崇尚，也是侠以武士面目立身社会的基本立场。“兼爱”包含着平等待人和消除暴力的努力，包含着“以杀止杀”的“非攻”主张，这和侠的讲义气、重情义、打抱不平的特质相类似。“天志”包含着人不能把握人类命运而对上天和专制制度的绝对服从思想，包含着意志、观念、行为的统一。侠讲求替天行道，团体内部强调清规戒律，也是“天志”、“尚同”的表现。
墨家讲求“言必行，行必果”、“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杀己以存天下”的敢于牺牲的精神，史书记载：墨家弟子都能为了正义而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庄子亦言，墨家都愿意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和领袖献出生命。《吕氏春秋•上德》记：巨子孟胜为楚阳城君守城，阳城君因避祸逃离。楚军攻城。孟胜决心与城共存亡，即遣二弟子至宋国，将巨子之位传于田襄子。与其一起的182个墨家弟子皆与孟胜一同战死。2个赴宋传达命令的弟子亦拒绝田襄子的挽留，特赶回阳城死难。墨家弟子匡扶正义、轻生重义、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敢于牺牲的精神，与侠客轻生救人、刚猛无畏的作风相合,成为侠的精神人格和处世原则的集中体现以及规范侠士言行的道德标准。
墨家提倡有能力帮助人的应该毫不迟疑的帮助别人，有财力的人应该努力地分与别人，而有道之士则应将大道传授与人，从而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安定局面，这一点也与侠者之风相近。
与墨家具有同样的小生产者和游民无产者阶级基础的侠，在其侠义道德及整个行为文化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受到墨家思想的强烈影响，甚而可以说，墨家就是中国的第一批侠者。而以墨家思想为基础的侠文化的兴起及延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影响。
墨子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农民、手工业者等下层小生产者的利益。政治上，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反对大国侵攻小国的不正义的战争，宣扬国家之间、社会阶层之间乃至个人之间应该保有无等级、上下之别的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墨子强调“尚贤”、“尚同”，要求当政者抛弃贵族世袭等世俗标准，不拘一格，任用贤才。经济上，与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主张不同，墨子强调义与利的统一，认为图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是最大的义行。由此出发，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主张在国家、社会的祭祀、丧葬等行为中推行节俭，反对儒家过分强调礼仪行为带来的浪费现象。
为论证其政治思想的正义性、正确性，墨子提出“天志”、“明鬼”的概念。墨子宣扬上天、鬼神的神秘和权威，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张是上天意志的反应，采纳、推行其主张则是顺应上天的意愿，反之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从而给墨家学说蒙上一层神秘主义、宗教迷信的色彩。
墨家特别注意社会实践，其成员大都亲身从事生产劳作，善于发明创造军事、民用机械,在自然科学方面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墨家提出一系列数学的概念，在光学上也发现、总结了小孔成像等科学现象。
墨子及其后学周游列国，宣传墨家学说，希望能得到各国的采纳，并积极参与宋、卫等小国反对大国侵略的战争，使当时墨家弟子遍布天下，成为盛极一时的“显学”。但随着秦汉时期儒学的一家独尊，墨家也开始衰落，几成绝学。
第一节墨子生平
墨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一生从事讲学、游说各国活动，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所创立的墨学一派在当时盛行于宋、楚、秦、鲁等国，与儒家并称为两大显学，具有很大的影响。
一、墨子的籍贯、姓名及其生活时代
墨子，名翟，战国初期小邾国（今枣庄滕州）人。墨子的里籍在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议，主要观点有鲁人说、宋人说、楚人说，甚而有印度人说、阿拉伯人说等。晋人葛洪、唐人杨偯、林宝等依据司马迁所言“盖墨翟，宋之大夫”，断定墨子为宋国人。现代学者顾额刚、冯友兰亦曾从墨子学术渊源上赞成此说。清人毕沅、武亿持楚国人说，认为墨子是楚国鲁阳人，因墨子曾与楚鲁阳文君多次问答交谈。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者胡怀琢、卫聚贤、金祖同等更认为墨子可能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这一观点颇为偏颇，为大多数学者所不取。鲁国人说出自《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近现代的墨子研究者如孙诒让、梁启超、杜国庠、蔡尚思、方授楚、任继愈等认为墨子是鲁国人。
张知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墨子故里为古代鲁之小邾国，即今枣庄滕州。他考证认为，墨子为商代贵族目夷之后，而目夷不仅是个人名，而且是一个古代方国的名字，即后来的小邾国。西周灭商后，将小邾国等划为宋国的附庸。至春秋晚期，小邾国又被鲁国占领。到了战国初期，小邾国又成了齐国的下邑。因此不论称墨子为“宋国人”、“鲁国人”抑或“齐国人”，他所在的具体地址都在小邾国内。而从墨子的学术思想和科技成就的渊源来看,亦皆为小邾娄文化培溉出来的。墨子的生活习尚也与小邾国当时的风俗相同。®张知寒的观点得到学界的普墨子塑像遍认可。因此可以说，墨子的先人可能为宋国人，后为小邾国贵族。墨子因为宣扬自己学说而周游楚、宋等国，甚而人仕宋国大夫,但其故里已然为鲁国无疑。关于墨子的姓名，司马迁及更早的韩非都明确指出墨子姓墨名翟。
《墨子》一书中，墨子也多次自称“翟”，他的姓名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但到了宋代，墨子姓墨名翟的说法受到质疑。元人伊世珍在《琅嬝记》中引《贾子•说林》记载：“墨子姓翟，其母梦鸟而生，因名之曰鸟。”①清人周亮工认为，墨子以墨为道，但并不姓墨，就如老子并不姓老。近人江瓌详细论述此说，认为墨子是因其肤色黝黑，故以墨名之。学者钱穆又认为墨子之所以以墨为姓是因其受过墨刑，故称之为墨。尽管存在争议，但墨子姓墨名翟基本上已成定论。
史料未确载墨子生卒年月，因此只能以相关记载及《墨子》言及的人、物、事件作为参照加以推断。司马迁指其与孔子同时或稍在其后。孙诒让认为，墨子当与子思同时代，生于周定王初年，卒于安王之季，寿八九十岁，即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之间。梁启超进一步确定为：墨子生于周定王初年，约在孔子卒后10年；卒于周安王中叶，约在孟子生前10余年，享年80岁左右。钱穆根据墨子与公输般的关系，墨子与孔门弟子年岁的比较，墨子与楚鲁阳的关系及《墨子》中《耕柱》《贵义》《鲁问》《公输》4篇所记载的墨子言论事迹进行考订，认为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79年，约卒于公元前394年。侯外庐等酌定墨子的生卒年代为周敬王三十年（前490)、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任继愈结合诸多资料推断，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80年，约卒于公元前420年。
墨子生活在战国前期，这一时期，周王室已经衰微，“礼崩乐坏”，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宗法关系和等级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代表新的社会阶级利益的文化内容和形式——诸子思潮的兴起、高涨。这些言论和思想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化。同时诸子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勾画了一幅幅自己所理想的社会前景，提出了种种施政方略，并通过不同的政治实践力图影响各国的统治者。墨子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学说，并游说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二、墨子生平墨子自称“贱人” ®，是北方的卑贱之人，并以“贱人之所为”为荣，称“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荀子•王霸》也称墨学为 “役夫之道”。
墨子早年钻研机械、木工等，熟谙木工和其他手工业技术。在《墨子•公输》中他自称能“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他还能用木片制成会飞的老鹰。墨子还经常用“百工”的技巧作为谈话论证的资料。这说明他曾经是一名手工业工匠。
墨子也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系统地受过周礼的教育，熟悉周礼和儒家经典。但后来墨子认为儒学、周礼繁琐而不实用，讲求厚葬而浪费财富，所以就抛弃周礼而采用夏政，跟儒学分道扬镳，并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从而树立起自己的一面旗帜，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代表下层小生产劳动者利益的思想体系。
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墨子后来虽然不再亲力亲为，从事手工业制作，但他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同时周游卫、齐、楚、越等国，上传下教，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楚惠王时，公输般作攻战之具，打算为楚攻宋。墨子闻讯，行走十昼夜，到楚加以阻止。楚惠王晚年，墨子曾向惠王上书。他和楚贵族鲁阳文君相友善。后墨子回归故土,病故于鲁国。
墨子的主要思想及主张载其弟子所编《墨子》一书中。
第二节墨子的经世思想
面对春秋战国之际的混乱政局，各个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下层强烈渴求安居乐业的生活。各个派别的思想家也都针贬时弊，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描绘出各自的理想社会蓝图。就墨学而言，墨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兼相爱，交相利”，提出“兼爱”、“非攻”的治国理念。为实现这一理想，在政治上则要尚贤、尚同，任用贤能，统一标准。经济上要实现节用、节葬。墨子同时提出天志、明鬼的宗教概念，以论证其政治主张的合理性、正义性。一、兼爱与非攻“兼爱”既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政治学说的核心，同时还是其学说的伦理规范，“兼爱”贯穿于墨子理论和实践的始终。
针对各诸侯国“别相恶，交相贼”、割据混战的局面，墨子认为，其根源在于人们皆“自利”，“不相爱”。所以他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在他看来，只要实行“兼爱”，社会上的一切祸乱灾难都可以消弭，天下便可以达到大治。“兼爱”成了墨子治理乱世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方法。
“兼”在《墨经》中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学和哲学范畴，表示整体、全部的含义，同时还有无差别的意思。因此墨子的“兼爱”大体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应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和身份等级的贵贱高低，而施以平等的、无差别的爱。这与儒家“爱有差等”的论点针锋相对。二是人与人之间应和平相处，对等互报，互爱互利。对等互报的思想基于人性同一的认识之上，墨子言：“先王之所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①墨子并进一步阐释，爱别人的人，别人也一定爱他；行事对他人有利，别人也会为他带来利益;而害人的，别人也会害他。这也正是墨子“交相利”观念的出发点。
那么如何才能实行“兼爱”呢？墨子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要求每个人从思想上抹去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与冲突，把别人的国、家、身视作自己的国、家、身去尊重和爱惜，把别人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当做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一样去爱护。如果做到这些，那么就能够“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只要人们都自觉地“兼爱”，就可以避免天下乱源，从而产生“惠忠”、“慈孝”、“和调”等良好的社会风貌，各个阶级、阶层之间就会和谐相处，因此，“兼爱”是国家达到大治的根本。
墨子认为，爱人必须利人，利人即是爱人，爱利合一，“兼相爱”与“交相利”互为一体,“兼相爱”是道德理念，“交相利”则是实践体验。墨子反对儒家重义轻利的观点，重视社会生活中的利，但同时又强调义的地位。在墨子的思想实践中，义和利是统一的。墨子把义作为明辨是非的绝对标准，是为政者进行统治的基本法则。他明确指出，天下最珍贵的莫过于讲求道义：“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而利则是天下之利，是公利，是群体之利。这种天下之利对各个社会阶层是普遍有意义的，意味着王公大臣与庶民百姓同利。从这一层面而言，利和义是一致的。
墨子的“非攻”思想建立在其“兼爱”学说基础之上。兼爱是正面，相攻是反面。兼爱就必须非攻。但墨子的“非攻”是针对“攻无罪”的战争而言，他严格区分“攻无罪”和“诛无道”这两类性质不同的战争，明确表示支持“诛无道” 的正义战争。
墨子谴责大国对小国的侵略，认为是天下之巨害，是与盗窃一样的“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而不义战争的罪恶表现为：战争残害无辜，从而造成小国劳动力日益减少，生产难以为继；攻伐贻误农时，断绝了百姓的衣食之源。农业是“以时生财”之业，而大国之君兴兵动武专挑春秋季节进行，这就必然贻误农时，破坏生产。而战争对于大国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大国一次出征，动辄“兴师十万，出师千里”，由于各种原因，士兵在路途上死去的就很多。而作战时的伤亡更是不可胜计，造成了劳动力的大量减少。
墨子的“非攻”反对的是不义战争。他认为只有靠积极的军事防御和正义战争才能制止、消灭不义战争。他对战争的工具——兵器持肯定态度：“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圉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先进的兵器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手段，故而他下工夫研制兵器,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墨子把国家防御看做是关系国家安危祸福的战略问题，从备战、守术、守道等方面对小国如何积极抵御大国的侵略进行深人的研究探讨，形成了一整套积极防御的策略、技巧。由此看出，墨子的“非攻”是一个充满辩证色彩的概念。墨子反对不义战争，倡导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但当国家遭到侵略时则主张积极抵御，以正义战争战胜不义战争。
二、节检与强国
节俭既是墨子的重要经济思想，又是他的治国、强国方略。面对国家不富、人民不众、刑政不治的社会现象，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通过这三个方面，使穷国变富，弱国变强。
墨子的“节用”是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停办不必要的礼仪、祭祀活动，节省费用，增加国家的利益。节用的原则是：凡花费的恰是老百姓生活需要的，则要停止。花销有损百姓利益的费用，圣明的君主是不会去做的。这个原则建立在“民用”、“民利”的基础上，凡是能增加国民所得、改善人民生活的就实行，否则就废止。作为圣明的君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基于这一原则，墨子为统治者制定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标准:在饮食方面，能够增气充虚、强身健体就可以；在穿衣方面，能够冬天可以御寒、夏天可以避暑即可;在居住方面，能够防御雨雪、抵御风寒、做到使男女有别就可以；在舟车方面，做到结构坚固、能负重走远路;在蓄藏私人财物方面，要有道德观念，不夺人所爱。
“节葬”是墨子节俭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节用”思想的推衍。墨子反对儒家“厚葬久丧”的礼仪观,认为厚葬伤财，久丧伤民，影响百姓的劳作时间，同时对增殖人口、提高人口素质也不利。墨子更反对王公贵族的殉葬习俗，认为殉葬行为人为地剥夺了百姓生命，造成劳动力减少，很是残忍。因此墨子提出节葬观点，建议推行简易的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沮）漏，气无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死后即葬，百姓能够很快地各就各业，努力生产、工作，以便祭祀先人，表孝敬之心。“非乐”是墨子节俭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墨子反对统治者纵情声乐，同时也反对纵情于美色、甘味、安居等。他认为，“为乐”不符合圣王之道，若一味纵情歌舞之乐，必受上天的惩罚，导致国家的灭亡，所以古来的尧、舜、禹、汤等圣王不刻意追求歌舞声乐。王公大人“为乐”也不符合民众的利益。墨子指出，当时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如统治者纵情于音乐享受，必然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和痛苦。要演奏音乐必先制造乐器,这就会浪费大量财物;乐器造好后，击鼓、吹竽、舞蹈者都由年轻力壮的聪慧敏捷之人充任，他们不仅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且还要别人来供养；而演奏音乐又需要人去欣赏，既会占用王公大人、士君子从政的时间，又会占去一般庶民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时间。因此，墨子反对王公“为乐”。
三、尚贤与尚同春秋
以前，周王室及诸国基本上依据宗法血缘的“世卿世禄”制度规定进行任官和封赏。春秋中后期，世袭的贵族宗法制度开始动摇,各诸侯国政局动荡，政治、军事斗争日趋激烈，各国统治者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开始招纳人才。墨子继承孔子的“举贤才”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尚贤”的政治主张，在选贤、用贤、重贤等方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和具体方案。“尚贤”，就是任用贤能。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他总结“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的历史经验,认为各国的王公也都想把国家治理得政通人和、国富民强，但实际情形却违背其主观愿望，原因就在于没有任用贤能之士。墨子并列举晋文公、齐桓公、勾践等任用贤能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论点，继而指出，一个国家任用贤能之士的数量也能决定国家的治乱兴衰。对于如何判定贤能之士，墨子提出3个具体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①即德行高、口才好、学识广博的人才可称为贤者，强调贤才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和丰厚的学识。除此之外，贤才还应具备两条最根本的标准：一是“义”，二是“能”。所谓“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就是说不义之人绝不可能成为贤才，只有讲“义”的“兼士”才有可能成为贤才。“能”则指才能，“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是贤者必备的才能，只有有才能的人才有可能得到任用。那么如何辨别一个人贤能与否呢？墨子主张要进行全面的考察了解，认为“尚贤”方针能否得到真正推行，主要在于统治者审核能力的大小。统治者不但“听其言”，更要观察其行动、作为和其处理政务的能力，通过对其言谈、行为、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考核，然后确定其是否为贤才。对于真正的贤才也要根据其德才的高低,授予其合适的官职。
墨子主张打破任人唯亲的世袭制，提出不分亲疏贵贱，唯才是举。墨子指出，以前的圣王强调“尚贤”的观念，根据人的能力来发挥他们的长处和优点，而不任人唯亲，任人唯贵、唯富。如果是贤人，就提拔他们做官，使他们富贵；而没有能力的人，则撤销他们的官职，使他们贫贱，作为徒役。从而墨子就否定了宗法制和世家大族做官的特权，认为即使是“农与工肆”，只要有才能也应选任。墨子已将举贤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主张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为下层生产者争取政治权利。
墨子用贤方面提出“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的策略。“以德就列”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德才来安排他的官位，使各任其职,各尽其力，也就是量材录用，用其所长。“以官服事”就是根据自己的官位职责为国家办事，即要求为官者有尽心竭力的负责精神和干练的办事能力。“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即根据各人的功劳和政绩进行赏赐，先评定劳绩大小，再确定应享受的俸禄。
“尚同”即同于上，即提倡集权，统一是非，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尚同”是“尚贤”的理论基础,体现了墨子建立天下官民思想一致、高度集中统一的贤人政治体制的治国理想。墨子认为，在未有国家之先，一人有一个道理，十人有十个道理，天下人没有统一的思想，因而导致人们不仅不能密切合作，反而“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因此上天就选举出君主来治理国家，各级官吏是选拔出来辅佐君主的，国家机器就是为了保证社会秩序化而建立的。因而天下士民认同、服从于上级官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如何能做到上下尚同呢？墨子认为首先要做到要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才能“一同天下之义”。是非统一了，实施刑罚才能得到民心，才可以劝善惩恶。实现尚同，还要上下同心，去私服公，在思想、行动上统一，不能结党营私。
尚同之下，下层民众仍可以对国家政策提出建议，做到兴利除弊，增强君主、王公的办事效力。墨子认为，君主、王公并不是神，也会犯错误，下层民众仍可以随时监督、匡正他们。如果君王、王公荒淫无道，墨子也不反对进行推翻腐朽统治的革命。但墨子的“尚同”主要强调的是下对上的服从，而忽略了下对上的制约，容易成为专制主义理论的温床。
四、天志与明鬼墨子作《天志》《明鬼》宣扬“尊天”、“事鬼”，反映了他宗教迷信、唯心主义的思想倾向。其根本目的是以天的意志、神鬼的权威证明“兼相爱，交相利”、“尚贤”、“尚同”主张的合法性。墨子认为，凡从事淫暴、寇乱、盗贼的勾当，从事那些不仁不义、不忠不惠、不慈不孝的无礼行为，都是因为心中没有天，没有鬼神的存在，不明白天与鬼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
墨子认为，天创造了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而且制定自然的结构和秩序。作为宇宙间最高的神明，天具有“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性。“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檄遂万物以利之，若豪（毫）之末，非天之所为也，而民得而利之，则可谓否矣。天能赏善罚恶，予人以祸福。天还是政治的最高统治者，人间天子受政于天，只有天才是政治上的最局统治者。
“天志”即上天的意志，也是最高的“法仪”，是评价一切真理、谬误的法则。墨子认为人们做事必须要有标准法则可循，才能分辨是非利害。这个标准法则叫做“法仪”。而天因具有普遍有效性、客观性、公平性，所以它理应成为人类行为的标准。墨子言：“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即是用“天志”当做规矩（法仪）去度量人类行为。在墨子看来，他所主张的“尚贤”、“尚同”、“节用”、“非乐”等都是上天意志的反映、体现，君主、王公及民众都应以此为标准法则来规范自己的言行。
墨子的“明鬼”、“事鬼”思想，依然是与他强调天志的目的一致，用鬼神的权威来约束人类的行为。墨子把古今的鬼神进行了分类：“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③墨子列举了周、燕、宋、齐等国有关鬼神的传闻，如杜伯之鬼射死周宣王；人面马身的句芒传天帝之命，赐秦穆公19年寿命；庄子仪之鬼荷朱杖击燕简公等，称鬼神为众人所同见同闻，以证明鬼神是客观存在。
墨子认为鬼神比人类明智，甚至比圣人还明智。鬼神最重要的特征是能监视人间一切，能公正地赏善罚恶，并且具有强大的威力。在墨子看来，鬼神的监视与天相同，无处不在，无所隐蔽；鬼神的赏罚无论大小，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而且鬼神的惩罚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鬼神行事仍是遵循天的意志，鬼神的赏罚也就是上天的赏罚；上天与鬼神是主使和服从的关系，上天发令，鬼神执行，因而“天志”与“明鬼”，其意相通。
正因墨子的宗教观念具有神道设教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改造社会和人心的特点，因此他的有神论是不完全的，甚至有时表现出怀疑论、无神论的立场。有一次墨子病了，他的学生跌鼻看望他时问：先生您认为鬼神什么都知道，能够降祸或赐福于人，善者得赏，恶者得罚。先生您是圣人，又怎么会得病呢？ 莫非您说的话有什么不对吗？墨子回答说，人得病的原因很多，相信鬼神只能堵塞其中一个渠道，从而对有神和无神两种观点采取了折衷调和的立场。
第三节墨子的科技贡献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富有科学精神的一家，墨子及其后学重视实践知识，将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其科学活动和科学思维方式，在科学理论认识所达到的深度、理论形态构成的水平上，都是其他诸子所不及的。墨家在光学、力学、数学、机械制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科技成就，堪称我国先秦时期科学的顶峰。墨子作为墨家的代表人物，因此被尊称为“科圣”。
一、小孔成像墨家对光学的认识和研究
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如《墨子》中分别论述了阴影的产生和消失、本影与半影的现象及成因、小孔成像的实验及成因、日光反射使人影反转现象以及同一物体阴影的大小长短的现象及成因，详尽分析了光、物、影的关系以及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中物与像的关系，可称得上是一部2000多年前世界上伟大的光学著作。下面以《墨子》记载的小孔成像及其反映的光的直线传播原理为例，说明墨学在光学领域的成就。
《墨子》指出，在暗室（窟）内得到一定长度倒影的条件，是让光线照到一个人身上，交错于屏上的一个小孔。这里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小孔。《墨子》记载:“景到，在午，有端与景长，说在端。”®“景”指的是形成的像影；“到”即是“倒”；“端”是点，即屏上的小孔；“午”的意思是指交错。这句话明晰地描述了小孔成像的条件以及现象。光线穿过小孔才能成倒像，而且像影是有一定长度的。《墨子》并进一步分析了小孔成倒像的原因。“景，光之人照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敝下光，故成景于上。首敝上光，故成景于下。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库内也。”《墨子》认为，光线照射是按照直线进行的，这样从物体高端射入的光线到达屏壁的下部，而从物体低端射人的光线则到达屏壁的上部，物体真实状况和屏壁上的影像正好颠倒。这段论述清楚地证明了光的直线传播原理。
二、杠杆定理墨家的自然科学，除数学外，探讨最多的就是力学。他们不仅形象地对 “力”下了明确的定义，而且结合他们研制的一些具体机械阐述力学原理，如通过秤衡、桔槔机探讨杠杆原理，通过滑轮装置阐述用力的方向、大小，通过车梯论述斜面原理等。
春秋末期，桔槔机作为一种提水的工具已有应用，它所利用的就是杠杆原理。墨家不仅制造使用桔槔机，而且将它作为武器设备应用到战争防御中。在制造改装过程中，墨家研究了桔槔机工作的杠杆原理，并用简洁的语言加以阐释:“负而不挠，说在胜。” @意思是说，杠杆负重后能够保持平衡而不发生倾斜，原因在于支点选的恰当，重臂和力臂按反比例承担各自的重量。《墨子》以秤衡为例解释了这一现象：“横木加重焉，而不挠，极胜重也。右校交绳，无加焉而挠，极不胜重也。衡加重于其一旁必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对杠杆而言，如果在重物一端增加重量而使它不倾斜，就要将秤锤向反方向移动以保持力矩始终相等，这就是要以较长的力臂来支撑较大的重量。如果把系连秤锤的交绳右移，而又不在系秤锤的一端加挂重量，秤杆必定向重臂一边下斜。因为这时力臂长度减短，较短的力臂不能支撑较大的重量。秤杆平衡时，不论是在系秤锤的一侧增加重量，还是在墨子的小孔成像实验重物一侧增加重量，增加重量的一侧必定下垂。因为秤处于平衡状态时，秤锤之重与重物之重是相匹配的。锤重与物重之比，等于力臂与重臂之反比。如果系在系秤锤一侧和系重物一侧增加相同重量，力臂方面的力矩必定大于重臂方面的力矩，并且因此而下斜。《墨子》作者虽然没有像现代科学家一样，以精确的公式表达出杠杆原理，但他们经过反复试验，实际上已掌握了这一原理的精髓，并将它运用于简单机械的设计和制造。
三、机械制造墨子本人即为手工业者出身，熟诸木工及其他工匠技艺，如染丝、皮革、制陶、建筑、冶金等。他在平时游说诸侯、教育弟子时也频繁使用工匠的术语以论证其思想观点。墨子曾用木片制造出一只能飞翔一天的鸟，虽然他自己认为这只是雕虫小技，不值得炫耀，但仍能从中看出墨子手工技巧的高超。
墨子宣扬“非攻”，反对不正义的战争，同时主张用积极的防御抵抗侵略战争，因此潜心研究防御技术，利用力学、物理学原理制造出很多防御武器设备，取得了突出成就，在中国古代兵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墨子利用力学中的有轴杠杆原理，发明了一种大型的远距离的抛石机掷车。它用几根长木捆在一起，箍成一根粗木杆，叫做“夫”，长三丈五尺，即抛石机之长臂；然后将其架在两根柱子之间的支柱上，柱高七尺，另有四尺埋在地下;木杆顶端有固定套环，叫做“马颊”，可装放石块等投掷物，木杆末端系上绳子。战斗时，一队士兵站在车后，用力将绳子末端向下拉，运用杠杆原理使木杆突然撬起，将顶端之石抛向敌军。
连弩车则是专门用来对付攻城之敌的重武器。连弩车的长度与城墙的厚度相等，有2个车轴、4个轮子，底架距地面八尺，弩臂与车架齐平，架子的两部分由柱和四寸内径圆榫连接的横杆组成。弩用绳或弦系在柱上，中心勾弦叫“牙”，用以固定发箭的主弦。还有一个瞄准仪，可以上下调整。使用这种武器时，射手双脚踏上弩干两边的弩背，把弦向上沿弩干提起，够到“牙”，将弦扣住，然后拉动扳机放箭。做这种连弩车要用铜150斤，一架连弩车需10人操纵。其箭长达十尺，能一次发射60枝，而且箭尾可以用绳子系上，发射后还能收回再使用。这种连弩为墨家首创，是古代世界最强劲的弓，可算是当时的“世界之最”。《墨子》书中多次提到蒺藜。铁蒺藜，高四尺，广八寸，长六尺以上；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蒺藜要犬牙交错地施放，布置于敌军必经之通道上，以阻断敌方车马和士兵的行动。另外，墨子及其弟子还发明了守城的梯渠、籍幕、攒火、冲车、轺车等。
四、数学概念数学是墨子科技理论建树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其数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算学和几何学概念的命题与定义方面，其表达的方式没有数学的符号与图式，只是通过简略的文字与严密的逻辑推理予以展现。墨家的数学理论虽然缺乏近现代意义上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在理论特征上具有命题和定义的抽象性与严密性，代表了先秦时期数学理性思维程度的最高水平。
墨家的数学概念里已经提及了倍数和十进位制的思想。《墨子》记：“倍，为二也。”并解释说原数加一次或乘以二就是倍。同时提出“一少于二，而多于五”的命题，其中位值概念对中国古代数学具有很大的影响。从历史来看，“倍”的实际计算和十进位制在我国古代早已建立。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就肯定十进位制是中国人的创造。
墨家用端、尺、区、厚等概念，对于几何学中的几个基本元素点、线、面、体及圆、方、平、直等都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进行了理论表述。关于点，墨家定义为：“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体”指的是线，意思是说点是一条直线上排列在最前面而且没有其他任何一点可以取而代之的极尽边际之点。墨家同时指出，点是“无间”的，是不能再分割的，并以木棒为例，进行进一步形象的解释：一个有穷的物体，如一条木棒，从中点处分为两半，其中一半再分为两半，无数次之后，便成为不能再分为两半的至微之物。这种不能再分的至微之物就是点。而西方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对点的表述为：“点者，无分。无长短、广狭、厚薄。”这个定义与墨家的表述极为一致。
关于点与线的关系，墨家详尽论证了线线相交、点线相交的3种情况:第一种是线与线相交为“俱不尽”，即双方未完全重合成一条线，只有交点相重合，而两线的其他点都不重合;第二种是点与点相交为“俱尽”，因为点是不可分的至微之物，因此完全重合;点与线相交则是不完全重合，对于点而言是完全重合，而对于线而言则只有交点重合，其他点不重合。墨家没有专门论述线和面，而是在讨论点、线、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揭示了线、面的性质特征。“间，不及旁也。”“谓夹者也。尺前于区穴而后于端，不夹于端与区内。及，非齐之及也。” ® “间”就是两物之间的空间，不包括两旁的物体，也叫“夹者”。端在前，区在后，而尺居中。但不是说尺被夹于端与区之间。由此可知，墨家排列几何元素的顺序是：先端再尺，然后是区。这与欧几里得点、线、面的顺序完全相同。
墨家认为，圆就是“一中同长也”，即是与中心同长的线构成圆形，用圆规绕中心一周画成圆。正方形的四边是互相垂直的，四边四角皆相等，并可用直角曲尺“钜”画成。“平”就是两个面在任意处同高，正如台的上底和下底。三个点如果同在一条直线上，这三点组成的直线就是“直”。
第四节墨子的社会实践
墨子及其弟子不单纯坐而论道，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是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墨子广收弟子，宣扬自己的思想学说。墨家弟子将墨学传播到各诸侯国，成为与儒学相对抗的“显学”。墨学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一直强调生产的重要性，认为抵御侵略的最好方式是富国强兵，只有国家富强才能抵御外侮。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墨子不辞劳苦，足不旋踵，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他扶危救难，帮助弱小国家抵抗强国的人侵；游说强国接受自己“兼爱”、“非攻”的思想，放弃侵略行动。
一、广收弟子，弘扬墨学墨子认为，要达到“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需要众多的贤能之人，需要上下各阶层的共同参与，因此，他把教育当做救世济民的重要手段，广收弟子，聚徒讲学，创立了墨家学派，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核心力量。
墨子通过教育实践，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墨子非常重视教育改造社会的功用。《墨子•鲁问》载:鲁国有个冬天制陶、夏天耕种、自比舜的吴虑，墨子去拜访他。吴虑认为只要自己坚持义即可，是不需要言说、宣传的。墨子反驳他，认为只有统治者接受他的政治主张，才可以使国家安定，民众生活稳定，比他自己耕种纺织以求自身温饱功绩大得多。如果天下人不懂耕作，是教人耕种功绩大还是独耕呢？如果天下人不懂纺织,是教人纺织功绩大还是独自纺织功绩大？假如讨伐不义之国，是擂鼓鼓励众人前进功绩大还是独自进攻功绩大？在墨子雄辩的逻辑面前，吴虑只能做出肯定的回答。墨子由此得出结论：“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①这一记载，既说明了墨子关于教育功用的基本观点，也展现了他从事教育积极、乐观的态度。
人性是可以教育的吗？民众能够接受墨子的学术思想吗？墨子对此予以肯定并做出了详尽的阐述。墨子认为，无色之丝，放到黑颜料里则成黑色，放到黄颜料里则成黄色。人性如同无色之丝，其善恶是由后天的生活环境所决定的。墨子以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等为例，认为他们都是受了正确的影响，所染颜色恰当，所以成为圣君；而夏桀、殷纣、夫差等却因所染不当，导致身死国亡。因此，用圣人之道对天下人进行教育、熏陶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正是墨子的教育目的，就是用“义”来教育弟子，使他们懂得“为义之道”，要苦而为义，吃苦耐劳,努力实现墨家的政治理想。
墨子的教育内容既体现时代的要求，也具有墨家学说的特点。墨子在回答弟子“为义孰为大务”即应学习什么知识的问题时，提出应培养3种人才：“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也就是“谈辩”、“说书”、“从事”。“谈辩”主要学习谈话、辩论的技巧、方法，课程主要为逻辑学、语言学等。说书则是培养学者、教师，负责传播知识、培养人才，主要学习文化典籍。“从事”则是指学习农工等实际性技能。墨子的教育内容也就是根据这三种人才培养的需要而确定。《墨子》一书53篇文章也大致涵盖了上述三部分内容。
墨子的教育对象绝大多数出身“农与工肆”，但也体现出墨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高何、县子硕本是齐国横行乡里的“暴者”，后来都成为墨子的弟子。索卢参原为“东方之巨狡”，后来成为墨子的再传弟子。三人都成为天下名士，受到各国的礼遇。
墨子很重视教育弟子的方法。比如墨子在教育实践中运用了因材施教的教育观念。《墨子•公孟》载，有几个学生请求墨子教他们学射箭。墨子认为，人贵有自知之明，要量力而行。依照他们的资质，做不到既学习学业，同时又能娴熟弓箭。墨子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以达到教育目的。弟子尚石子在卫国当官，因为卫君只给他丰厚的俸禄却不能听取他的主张，便辞职回来。墨子对其的表现十分赞赏，认为高石子坚持“义”，不贪图厚禄，别的弟子理应向他学习。耕柱子是墨子一个表现出色的学生，但墨子有一次严厉批评了他。耕柱子感到委屈，就问墨子，自己表现得比别人还要好，为什么受到批评呢？墨子就告诉他，骏马可以驱策远行，羊则不能。墨子视耕柱子为骏马，所以才会更加鞭策他。这样的激励方式自然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正因墨子的学说既充满理论的魅力，又重视社会实践，充分体现了当时下层民众的需求，加之墨子正确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墨学在战国初期才成为显学之一，弟子遍布天下，“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
二、富国强兵，不战而胜作为中下层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墨子学说从本质上而言仍是政治学说。墨子从小生产者的需求出发，主张建立一个富强、和平、安定的社会，因此富国强兵必然是其政治主张的中心内容。
要做到富国强兵，就要追求天下之利。墨子不仅强调“兼相爱”，而且重视 “交相利”，认为义、利是统一的，追求天下之利而反对私利。天下之利也就是国富民安。为求天下之利，墨子认为，不仅社会各阶层要各从其事，各司其职，达到国家之治；同时要加强社会物质生产的正常进行，能够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能够使国家“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
从这一主张出发，墨子不仅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等俭朴思想,还特别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墨子认为，动物靠身体条件和自然条件求生存，无需依靠生产;人则不同，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生产，才能生存。因此，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也是人类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而墨子非儒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就是反对儒者轻视物质生产劳动的态度，反对儒者对物质财富的浪费。
墨子将农业视为国家经济的根本。农业要抓紧季节时令，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他认为劳作人口多，纯粹消费的人口少，则不会有凶年；反之，则不会有丰年，因此社会应该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他并举例说明：一个人有10个儿子，但只有1个儿子耕作，其他9个游手好闲，将会产生粮食问题，耕作之子则会焦虑。墨子非攻，是因为战争影响农时，伤害劳动力；非乐，也是因为占用劳动力。由此而言，生产观念是墨子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
墨子强调“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贱人不强从事，则财用不足”。劝导人积极生产。他说，人们强力从事，才能富裕，才能吃饱穿暖；反之，则会贫穷，就会挨饿受冻。墨子及其后学，不仅是强力从事、积极生产的宣传者，也是身体力行者。他们对于生产民用和军用器械、修筑民用和军用工事等劳动，都肯于埋头苦干。
墨子出于增加劳动力的考虑,注意到人口即劳动力的生产。当时各国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地广人稀，荒地无人开垦，加上连年战乱，人口消减，劳动力颇为不足。墨子将“人民之众”与“国家之富”、“刑政之治”相并列，作为国家富强的标志。因为劳动人口多,就能开辟土地，增加生产，创造财富，国家强盛。因此墨子反对统治者阻遏人口增加的措施，如加重农民负担使人民冻饿而死，发动战争使男女长久不得相聚，厚葬久丧隔离男女，君主王公大量“蓄私”使男女比例失调等。他主张推行早婚，男子20岁娶妻，女子15岁出嫁，以增加人口增殖机会。
三、周游列国，广布政见墨子毕生从事其“为义”的事业，行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他席不暇暖，一面聚徒讲学,传授其思想；一面奔走于诸侯列国，积极游说，期望贤能之君接纳其主张，实现其政治理想。
在游说过程中，墨子善于根据各诸侯国的实际提出相应的政治主张。如果国家政局混乱，则大力宣扬尚贤、尚同思想；如果国家贫困，则倡导节用、节葬；如果国家奢侈风气浓厚，则引导其讲究非乐、非命；如果国家没有信仰，则号召其尊天、事鬼；如果国家好战，则以兼爱思想教导之。既坚持自身学说，又有很强的灵活性。
墨子主要在楚国、宋国、齐国和卫国进行政治游说活动，并推荐弟子到这些国家人仕为官,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墨家的政治主张。鲁国是墨子的故里，墨子自然尽可能游说鲁君。鲁穆公担心齐国侵略鲁国，询问墨子如何应对。墨子便趁机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劝说鲁穆公尊天事鬼，爱护百姓，以厚币遍礼周边各国，使它们都以齐国为盟主，鲁国就可以免于衰亡。鲁穆公又曾咨询墨子立太子之事，墨子劝其对两个儿子的行事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观察，不宜遽下结论。
墨子认为齐国、晋国、楚国和越国是好战之国。为实现“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多次来到楚国，希望楚王采纳自己的建议。楚惠王曾聘公输般为其制造攻城器械云梯，以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为阻止楚国攻宋的行动，行走了十日十夜抵达楚国都城郢。见到公输般后他质问道：楚国国土广阔而缺少劳动力，攻打宋国夺取本来已多的土地，而使本国战士死亡，可谓不聪明；宋国无罪而攻打，不是仁义行为；公输般明白这个道理而不去进谏，是对君主不忠；假使进谏没有结果，就是不够坚定。公输般被其说服后带他去见楚惠王。墨子运用雄辩的言辞迫使楚惠王认识到攻打宋国的不明智，但楚惠王因为迷信云梯的威力而不肯放弃侵略意图。于是墨子就“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楚惠王亲见攻防演习的胜败，又闻知墨子弟子禽滑厘等300人已经严守在宋城，只好取消攻宋的计划。“止楚攻宋”是墨子以其高超的智慧和胆识成功推行“非攻”主张的范例。
墨子年老时曾再来楚国，与鲁阳文君交往甚密，墨子也不失时机地向鲁阳文君宣扬自己的主张。鲁阳文君咨询墨子何为忠臣。墨子告之：“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己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外匡其邪，而人其善。尚同而无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就是说，忠臣要敢于指出君主的过失，要将善行及标准告之君主；要在国家中推行尚同，强调君主的权威。鲁阳文君贪图宋、郑之间的土地，图谋攻打郑国。墨子闻之后即加以劝止。他问鲁阳君，如果在他的封地内，大城攻打小城，大家族攻打小家族，杀掉其百姓，掠夺其牲畜财物，鲁阳君该如何处置？鲁阳君认为：封地之内皆是自己的臣民百姓，谁如果胆敢攻打掠夺，就要严厉地惩罚肇事者。墨子顺势反驳他：上天兼有天下，就像您拥有鲁阳封地一般，您今天攻打郑国，上天难道不惩罚您吗？鲁阳文君强辩：我攻打郑国，是顺应天的意愿。因为郑国人连续三代都杀其父辈，上天惩罚他们，让他们三年没有收成，我攻打郑国是协助天诛。墨子驳斥道：上天已经使郑国三年不顺了，天诛已然足够。您说是顺应上天意志，这就像一个父亲教训不成器的儿子，而其邻居也以顺应其父意志拿大棒击打儿子，这不是很不合情理的事吗？墨子进一步申述，您进攻邻国，杀害其人民，掠夺其财物，得把这些事情写在史书上，刻在碑铭上，让你的后代都知道你的所作所为。鲁阳君终于心悦诚服，放弃了攻打郑国的计划。
宋国是墨子的祖宗之邦，墨子非常关注宋国的内政外交和国家状况，希望宋国君臣能采纳、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和弟子们还一起成功阻止了楚国攻打宋国的企图。此外，他推荐很多弟子到宋国从政，他自己也一度接受宋昭公的敦请，出任宋国大夫，并作为宋国的使节出使卫国。后来因为宋国权臣子罕的迫害，墨子被迫离开宋国。
为遏制齐国的好战，墨子也采取很多方法游说齐国君臣。他派遣弟子胜绰到齐国将军项子牛军中任职，希望胜绰能施展辩才说服项子牛停止攻打鲁国，但胜绰违背了他的指令，亲自参与攻鲁。墨子立即将胜绰召回，并指责他贪图利禄忘记“大义”。墨子曾亲自游说项子牛，认为攻伐鲁国是齐国的严重错误。墨子晚年时曾至齐国，亲自劝说齐王接受其“非攻”主张。墨子首先问齐王，有一把刀，能将人头轻松斩断，是否可以认为它很锋利呢？齐王不假思索地做出肯定回答。墨子进一步发问，刀虽然锋利，但谁要承担上天对这种行为的惩罚呢？齐王回答是拿人头试刀的人。墨子步步紧逼发问，侵攻邻国，屠杀百姓，又有谁来接受惩罚呢？齐王只能承认，自己要为发动侵略战争承受一切不祥的结果。墨子以其机智的提问和高超的辩才使齐王折服，取得道义上的胜利。
虽然墨子及其弟子能够在个别的事件中实现“非攻”主张，但在当时诸侯混战、国家必须通过战争完成统一的历史大势下，很难获得彻底的成功。第五节墨家学派与中国文化墨子将其学说思想通过传授弟子逐渐形成了墨家学派，墨学曾与儒学双峰并峙,成为一代显学，尽管在秦以后骤然衰落，几成绝学，但它的思想精髓、闪光点并没有湮灭，其社会政治理想、人格道德力量、科学思想和方法仍或多或少地融入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如它救世献身的文化性格和牺牲精神，匡扶正义的人格理想，在思想上、精神上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墨家学派墨家学派是以墨子的基本思想为基础逐步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其成员严格遵守墨子所提倡的兼爱与非攻、节用与节葬、尚贤与尚同、天志与明鬼等基本主张。《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这个学派一开始就是以儒家反对派的姿态出现的，其思想是在直接和儒家思想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正是儒、墨的互相驳难，揭开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序幕。
墨家代表了当时小生产者的利益，其成员也多为社会下层的“农与工肆之人”。墨家反对儒家学说和周礼，推崇夏政，因此刻意学习夏禹勤劳苦干、节俭自苦的精神。墨子自己的生活非常清苦：“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庄子曾评价墨者：“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跤娇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可见，墨者平时的生活简朴至极。
墨家内部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墨者的政治活动、经济状况都要受到墨家领袖巨子的控制，人仕做官也要经过巨子的允准。入仕后，墨者在不同的国家做事、做官，但仍在巨子的控制之下，如果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墨家的宗旨、纪律，也要受到批评甚至被撤回。墨子遣弟子胜绰到齐国项子牛手下任事。项子牛三次率军人侵鲁国，胜绰非但未加以阻止，反而从军前往，严重违背了墨家非攻的政治主张。墨子对此大为愤怒，令弟子高孙子与项子牛交涉，将胜绰带回发落处置。为严肃内部纪律，墨家在团体内部还制定了自己的法律，以处理相关人员。墨家巨子腹脖居住在秦国，其子杀人，秦惠王因其年老无他子，特意下令免除其子死罪。但腹脖坚持墨家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将其子处死，可谓执法严明、不徇私情。墨者还需将自己的收人上缴一部分作为团体费用。耕柱子被墨子遣往楚国做官，不久后耕柱子即上缴黄金200两，得到墨子的肯定。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墨子后学逐渐发展了墨子的思想，但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产生许多派别，并因对墨子思想理解的不同而发生争论。据史载:“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依此说法，墨学在墨子去世后一分为三，各派对墨子的思想提出自己的理解，视己为“真墨”，而将其他派别视为“别墨”。各派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通过争论，不仅发扬光大了墨子的思想主张,而且发展了墨子思想。如《墨子》一书中的《墨经》4篇即为墨子后学所著，它同以十大论题为代表的墨子思想有共同点，如维护“兼爱”学说，主张功利主义等，但二者也有本质的区别：墨子后学抛弃了墨子“天志”、“明鬼”的宗教迷信思想，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宇宙观;拋弃了墨子的经验论思想，坚持感性与理性并重的认识论;系统发展了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知识。墨子后学综合了诸子百家的理论成果，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在科学和逻辑学上的杰出总结。
墨学在战国初期曾得到广泛的发展，影响极大。墨者遍布南北西东。“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 ®，“孔墨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孟子曾感慨：“墨翟之言盈天下。”®墨学与儒学并称“显学”。但秦统一六国后，独尊法家，禁绝私学，焚烧百家之书，自然也包括禁绝墨学及焚烧《墨子》。汉武帝实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法、道、阴阳诸家思想大都被儒学所改造、吸收，只有与其对抗的墨学被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打击、排斥，墨学由此由盛转衰，几成为“绝学”。
墨学中衰之原因，需要从墨学本身及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中去寻找、总结。总而言之，墨学所蕴含的思想理念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统治阶级的需要是不相符的，如墨子坚持的“兼爱”观与以宗法等级制为基础的中国社会是不相容的；墨子过分强调节用、节葬的功用而相对忽视礼乐的调节功能；墨者学派的任侠思想也与中国大一统传统思维相抵触，当然为统治阶级所不容。二、救世献身：墨家的文化性格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人格就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对国家和社会义务的承担三者的统一。理想人格特别强调个人对社会应承担的义务。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文化人格应具有的道德责任感。以身赴义、杀身成仁、持节不屈、輔躬尽瘁、死而后已，被奉为理想人格的典范。在社会伦理道德上，要求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推己及人。就个人修身而言，传统文化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对理想人格形成的作用。正心、诚意、寡欲、知廉耻、明是非、懂辞让，是传统文化对个人人品修养规范的基本内容。
墨子及其后学，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是以身赴义、以天下为己任的楷模。墨子对自己所信奉的思想学说和对社会理想的不懈追求，所表现出来的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牺牲精神，在践行其政治主张中体现出的文化人格，正是传统文化理想人格所追求的“成大义”的境界。墨家的牺牲精神不仅表现在生死荣辱时刻的以身殉义，而且表现在持之以恒、艰苦卓绝的实践活动中。墨子席不暇暖，奔波于诸侯国之间游说，推行其“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墨家弟子遍布天下，在各国人仕任职，践行墨家学说。
墨子对弟子的个人道德修养非常重视，不仅以墨家的组织纪律严格管理，而且强调言行一致，以行为本，在个人实践中使文化性格得到发扬光大。墨子的修身要求不仅是一种道德的自我内省体验，更是一种实践的磨炼。因此，墨子强调吃苦耐劳的磨炼、艰苦卓绝的身体力行多于自我的道德践履。墨者穿褐衣，日夜操劳，认为这才是大禹之道。墨者大都亲身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制作，制造了很多手工产品，并参加弱小国家抵抗大国侵略的防御战，发明防御器械。
墨子的行天下之利、友爱互助、刻苦自律的文化性格，给传统文化所称颂的理想人格注人了积极元素。儒家虽然倡导积极入世，但也有明哲保身的一面。道、佛二家则以自身的保全而回避了社会的责任、义务。因此大多士人仕途顺利时可以做到以天下为己任，但郁郁不得志时，往往谈道论禅，规避道德责任。墨子不同，他一生倡导、实践的都是积极进取的精神。艰苦奋斗，勤俭刻苦，严于自律，以身殉义，视死如归，给士人以鼓舞。这种文化性格注人了传统文化，使传统的理想人格更多具有了前赴后继、宁死不屈的勇敢精神和一往无前的人格魅力，从而铸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光辉灿烂的一面，民族、国家、社会的群体意识在这种理想人格中得到发扬。
三、匡扶正义：“侠”的人格理想“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侠既是一个社会阶层，又是一种人格理想。侠同法家、儒家一样，都是出自西周时期的士阶层。西周末期，封建制衰微，失去贵族身份的武士沦落为诸侯的门客。后来，随着社会动荡、等级制的进一步瓦解，侠的队伍也开始迅速壮大，一些失去生活来源的小农、手工业者等也加人到侠的行列。故而侠的来源和民众基础主要是下层的平民。这一点与墨家弟子的构成有共同之处，因此侠与墨家之间就有了沟通对话乃至交融的基础。一些侠士的言行带有墨家思想的痕迹，墨学中的一些思想主张及行事方式也能体现出侠的特质。韩非子在其著作中多次将孔、墨与儒、侠并称，说明在当时人眼里，墨、侠具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以致常被混为一谈。
墨子主要的思想主张“非命”、“节用”，“兼相爱”、“交相利”与“天志”、“尚同”构成了墨子思想体系的三大支柱，这三点都与侠义道德具有某些联系。“非命”包含着以人的自身力量去改造社会环境，包含着对“力”与“强”的崇尚，也是侠以武士面目立身社会的基本立场。“兼爱”包含着平等待人和消除暴力的努力，包含着“以杀止杀”的“非攻”主张，这和侠的讲义气、重情义、打抱不平的特质相类似。“天志”包含着人不能把握人类命运而对上天和专制制度的绝对服从思想，包含着意志、观念、行为的统一。侠讲求替天行道，团体内部强调清规戒律，也是“天志”、“尚同”的表现。
墨家讲求“言必行，行必果”、“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杀己以存天下”的敢于牺牲的精神，史书记载：墨家弟子都能为了正义而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庄子亦言，墨家都愿意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和领袖献出生命。《吕氏春秋•上德》记：巨子孟胜为楚阳城君守城，阳城君因避祸逃离。楚军攻城。孟胜决心与城共存亡，即遣二弟子至宋国，将巨子之位传于田襄子。与其一起的182个墨家弟子皆与孟胜一同战死。2个赴宋传达命令的弟子亦拒绝田襄子的挽留，特赶回阳城死难。墨家弟子匡扶正义、轻生重义、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敢于牺牲的精神，与侠客轻生救人、刚猛无畏的作风相合,成为侠的精神人格和处世原则的集中体现以及规范侠士言行的道德标准。
墨家提倡有能力帮助人的应该毫不迟疑的帮助别人，有财力的人应该努力地分与别人，而有道之士则应将大道传授与人，从而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安定局面，这一点也与侠者之风相近。
与墨家具有同样的小生产者和游民无产者阶级基础的侠，在其侠义道德及整个行为文化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受到墨家思想的强烈影响，甚而可以说，墨家就是中国的第一批侠者。而以墨家思想为基础的侠文化的兴起及延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