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第二章 夏商及西周时期：方国封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内容
夏商周时期，枣庄一带的方国、封国较为密集,相继出现了徐、薛、鄯、倡阳、上邳、兒、滕、小邾、滥等小国。这些以城垣为显著特征的方国、封国，有的是由早期的东夷古国发展而来，有的分别是夏商周三代的方国或封国，有的则是附庸小国。虽然经历了数千年历史风雨，但一些古城址至今仍保存在广袤的原野中，向后人展示着昔日的辉煌。
第一节夏及先商时期的古国考古资料表明，位于薛河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聚落群已经形成典型的“都邑聚”，呈现出金字塔形等级结构，成为海岱文化区率先跨人文明门槛的范例之一。到了岳石文化时期，分布在枣庄境内的东夷古国相继转化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方国，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书写了新的篇章。
一、徐夷在赛庄的活动广袤的中国东部地区，在史前时期曾是东夷部族活动的历史大舞台。据《尚书》记载，当时生活在淮河以北的东夷诸族包括岛夷、峭夷、莱夷、淮夷、徐夷等。西周时又有九夷之称，分别是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东夷族系中，最强大、最具影响力的支系就是在夏初便拥有封国的徐夷。徐夷在东部地区最为活跃，先秦文献中多次出现征伐徐夷的记载。
徐夷又称作“徐方”、“徐戎”，所建古国为徐国，出自于赢姓，与秦、郯、莒三国同姓，都来自于海岱文化区的少昊部族。《汉书•地理志》载：“徐，故国，盈姓(盈与贏古字相通）。至春秋时徐子章禹为楚所灭。”《新唐书》卷七五记载：“徐氏出自赢姓。皋陶生伯益，伯益生若木，夏后氏封之于徐。”徐国历史十分悠久，历经夏商周三代，传44世国君，国祚长达1600多年。由于环境和形势所迫，曾几次迁徙，最后迁至淮泗一带。考古资料证明，徐夷在新石器时代以及立国后，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今鲁南、苏北一带。
古史传说中的少昊部族，其后裔伯益因辅助大禹平治水土有功，被帝舜赐赢姓，封于费地，所以又名“大费”。伯益生有二子，其次子若木，于夏启当政时被封于徐地，成为徐国第一代国君。
徐国最初封地在何处？研究者大都认为在今鲁南、苏北一带，东部可达郯城，西部至古泗水流经之地（即今微山湖一带）。夏朝初期，海岱文化区酋邦林立，徐国控制地域方圆数百里，在东夷诸国中最为强大。徐国得名缘自“徐方”，而徐方得名应该与所居地理环境有关。《尔雅注疏•释地》引汉代李巡注：“淮、海间其气宽舒，禀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先秦地理文献《禹贡》划分天下为九州，将处于泰山、淮水之间，东达于海的地域划人徐州范围。徐州地域名称的来源，应与徐方、徐国活动区域有关。商代至周初是徐国最强盛时期，在东夷诸国中最具影响力。
近年考古新成果表明，早期徐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就在苏鲁接壤的台儿庄及其周围地带。考古学家苏秉琦在《略谈我国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一文中指出：“徐夷、淮夷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如果把山东的西南一角、河南的东北一块、安徽的淮北一块与江苏北部连接起来，这个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确有特色，这可能与徐夷、淮夷有关。” ®1995年夏，徐州市博物馆对邳州梁王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距台儿庄很近，虽然地分两省，实际只有一河（大运河）之隔。梁王城在清光绪《峄县志》卷首《运河图》中有标示，古时归属山东峄县，又称作“良城”。这是一处典型台城遗址，总面积1〇〇多万平方米。遗址最高处达6米，共分7层，自下而上分别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周代以及晚期遗存。这次发掘，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多座，死者有拔除上颌侧门齿及枕骨人工变形现象。出土的商周遗物中有卜骨、骨锄、石钺等文物。®2006年对梁王城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文物丰富，分别属于大汶口文化、岳石文化和商代、西周、春秋战国不同时期。在墓葬区发现多座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殉马、殉牛、殉狗、殉猪坑穴，还出土许多春秋战国时期具有礼制用途的青铜器、玉器。研究者认为,梁王城考古发现表明，徐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居住在这一地区了，一直延续到夏商周。梁王城遗址内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应为徐夷，出土文物“为徐国史的研究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
在梁王城附近，分布着稠密的古遗址群和春秋时期高等级墓葬。其中处于邳州境内的有大墩子、刘林、山头、鹅鸭城等遗址以及九女墩大墓。在台儿庄境内，与梁王城隔河相望的是南滩子、擂台等遗址。南滩子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擂台遗址包含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遗存。值得注意的是，台儿庄境内也有梁王城（俗称“梁王晒米城”）、鹅鸭城和九女墩。这处梁王城也是高大台城遗址，包含了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等遗存。鹅鸭城时代为商周，同属台城遗址。显然，在徐夷尚未立国之前和立国初期，这一带已形成了密集聚落群。
台邳接壤地带的古遗址，尤其自岳石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与徐国及其后裔持续活动的时间相当。近年在邳州梁王城附近九女墩相继出土了徐国青铜礼器。所谓“九女墩”，就是人工堆筑的高大土冢，分布在徐王山麓，传说是南朝萧梁皇室9个女儿的坟墓。考古发掘证明，这些土墩都是春秋时期徐国王室高等级墓葬，墓内殉葬多人，随葬品十分丰富。其中有成组成套青铜礼器、车马器、乐器、兵器、玉器、水晶等高规格礼制用品，尤其编钟、编馎、编磬等礼仪乐器最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三号墩墓室出土的9件钮钟上均刻有“徐驹王之孙衍，择其吉金，铸其和钟”铭文。在二号墩墓室出土的6件馎钟上刻有“余(徐）攻王之玄孙”铭文。④据考证，“攻王”即“驹王”，是徐国历史上著名君王之一。《礼记•檀弓下》记载，徐大夫容居在吊唁邾娄考公时曾说:“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出土文物证明，九女墩为徐王的家族墓地。
在台儿庄境内的梁王晒米城和鹅鸭城附近分布的九女墩，同属春秋时期大墓。其中一座处于距邳州梁王城仅数公里的陶沟河畔，墩内曾发现古墓葬，出土大量陶器、铜器等文物。如今仍有几座高大土墩分布在台儿庄区的杨庄、吉庄、北落村附近，当地也流传梁王及其9个女儿的传说。另外，处于邳州境的梁王城附近，曾是汉代武原县治所。1979年夏，在台儿庄境内出土1枚汉代“武原令印”印母。从台儿庄和邳州接壤地区分布的史前、商周遗址和春秋时期徐国墓葬、遗迹以及传说分析，这一带曾是徐夷、徐国长期经营的基地。后来迫于周王朝威胁，其王权重心一度南迁至淮泗一带。
商末至西周时期是徐国最强盛阶段，多次向周王朝发起挑战。鲁国刚立国时，徐夷便联合淮夷兵锋直指鲁都曲阜。《尚书•费誓》序云：“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周康王时“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徐国虽几次迁徙，但鲁南、苏北一直是其长期经营的战略基地。这一带不仅是徐夷的发祥地，而且是徐国长期活动的重心。《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薛，本国，六国时曰徐州。”可见，最早作为城邑之名出现的徐州，不是江苏徐州，而是在今枣庄市滕州境内。
中国历史上因为有了徐方，才有了古九州之一徐州的分野；由于徐夷的纵横捭阖，《诗经》中才出现许多精彩章句；由于徐国在鲁南的长期存在，才衍生出战国时期的地名徐州。“徐方”、“徐夷”、“徐戎”、“徐国”，在海岱文化区的发展历程中，使东夷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二、妩姓古国倡阳倡阳故城位于台儿庄区涧头集镇，城址南北长，东西短，呈长方形，周长3400余米。
偈阳为坛姓建立的小国，属于东夷古国之一。《世本•氏姓篇》记载：“倡阳，妃姓，祝融之孙陆终第四子求言之后。”祝融是古史传说中著名人物，也是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领袖之一，本名重黎。在上古造神运动中升格为神话人物，被赋予绝地通天的本领。帝喾高辛氏时任职火正，以火施教，为民造福，被后世尊为火神，号曰“赤帝”。其后裔共分为八姓，即己、董、彭、秃、坛、曹、斟、芈等，史书称为“祝融八姓”。祝融支系的呍姓古国在海岱文化区有3个，即倡阳、鄱国和夷国。倡阳国的始封君求言,是祝融氏曾孙。求言之父陆终共生有八子（一说为六子），其中第三子名篯，封于大彭（今江苏省徐州市），建立了大彭国，被后世尊为彭祖。陆终第四子求言封于偈阳，为偈阳国始祖。大彭和倡阳接壤，开国国君又是昆仲兄弟。两个古国建立的时间应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这一时期正是海岱文化区社会急剧变动、古国林立阶段。傜阳虽国小势弱，处于强国夹隙之中，但历经夏商和西周，直到春秋时期才灭亡，必然有适应环境以图生存的方略。
偈阳为子爵小国，春秋以前历史古籍中罕见，既没有徐国那种咄咄逼人气势，又无薛国奚仲、仲虺一类出类拔萃人物。现存城址为春秋时期所筑，建筑技术比较先进，在当时便博得“城小而固”美誉®。《峄县志•古迹考》记载：“倡阳城，县南五十里，城周九里，基址宏阔。”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二也有记述:“偈阳城，（峄）县南五十里。春秋时小国。城西有祖水。襄十年，晋侯会诸侯及吴子寿梦于祖,遂伐偈阳是也。汉置傅阳县，属楚国。”最早记载偈阳国史事的是《春秋》和《左传》，尤其《左传》，用较大篇幅作了介绍。这个弹丸小国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一场众寡悬殊而又持续多日的战争。
据《左传》记载:襄公十年（前563)夏初，雄心勃勃的晋悼公以霸主身份召集鲁公、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等国诸侯在祖地 (今台儿庄区东南）与吴王寿梦会盟，商讨攻伐大事。晋国大将荀偃、士匄以偈阳国倾向楚国为由，主张攻打偏阳。当时宋国与晋国关系密切，晋国决定攻破倡阳后，将此地当封邑赠给宋大夫向戌，借以打通攻楚道路。晋大夫荀罃认为：偈阳城池虽小，但相当坚固，易守难攻。攻下来不算勇敢，攻不下来反被人耻笑。主将荀偃等则坚决请战，并且保证，如不攻克愿受军令处置。于是十三国诸侯之师战车辚辚，甲戈蔽野，将偈阳城团团包围。
由于低估了对手，诸侯联军连续多日轮番攻城未能奏效。不久，鲁国孟氏家臣秦堇父押送辎重来到前线。倡阳守军打开城楼悬门，企图夺取辎重，诸侯联军将士乘机攻人城内。城上守军急忙放下悬门，准备堵截敌军分而歼之。危急时刻，鲁国陬邑大夫叔梁纥（孔子之父）带兵赶到，正当悬门下降之际，急忙挺身上前用双手牢牢托住城门，及时救出了困在城门内的士卒。鲁将狄M弥将车轮卸下，蒙上皮革充当盾牌，率队强攻。偈阳守军为了试探敌军勇气，从城头垂下布匹诱敌攀登。孟氏家臣秦堇父拽住悬布登城，刚刚接近城垛，守军便将悬布割断，秦堇父跌落地上，昏迷过去。守军再次将长布垂下，秦堇父苏醒之后，又重新攀登。如此反复三次，守军表示钦佩他的勇气，不再垂落悬布。
诸侯之师围困倡阳日久，始终难以攻克，逐渐产生懈怠情绪。其实早在攻城之前，守军便施了迷魂计。倡阳城内有座低矮小山，守军在山头铺了一层粮米，从城外看去就像一座巨大粮堆。诸侯联军以为城内粮米充足，斗志越发低落，连积极主战的荀偃、士匄也要求退兵。但晋大夫荀罃坚决主张攻打，他在仔细观察了米山状况后，令弓弩手向粮堆射箭，结果箭矢射中米堆后纷纷掉落。此后又经过5天轮番强攻，倡阳失守，此时倡阳人已经顽强坚守了近一月之久。城破国亡后，其地归于宋国。楚灭宋后，改倡阳为傅阳。至今，城内那座小山仍被称为“米山”，这场实力悬殊的大战也收人古代战争范例中。
倡阳只是区区弹丸小国，在十三国联军强攻下居然坚守这么久，除了守军众志成城外，还与城防建筑有关。这座城池与当时北方其他城池不同，四周分布6座城门，城垣外有环濠。城墙西北和东北设有水门，河道从城中穿过，因此不缺水源。另外，城门不是推拉启闭式，而是升降式悬门。城内米山是全城制高点，可以随时观察四围战况，及时调整防御力量。这场旷日持久的攻守战，既显示了守城将士的顽强斗志，又成就了攻城一方的许多英雄。尤其孔子父亲叔梁纥力举悬门表现，博得“有力如虎”的美名。
倡阳故城文物丰富，《峄县志•古迹考》记载，古时这里经常发现彝器。近年来还出土铁器、蚁鼻钱、铜剑、铜镞、铜印章等。1980年，河南省固始县出土一把青铜剑，有铭文七字：“郁王僕自作承剑。”①经专家考证为春秋时期倡阳国遗物。1992年，台儿庄区文物管理部门在城内米山东侧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4座，出土文物51件（套）。1994年，枣庄市和台儿庄区文物部门联合对倡阳故城进行了勘探，探明故城内居民区、墓葬区和作坊、冶铁遗址分布情况。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枣庄市博物馆组成倡阳故城考古课题组，于夏秋两季对城址进行了考古钻探，探明城垣东门与南门的具体位置和门道宽度。在城北居中位置还探出一处近方形宫殿基址，建筑物内分布石灰渣层，地面经过夯打，有铺垫成层的料礓碎渣面。
由于倡阳故城历史悠久，地下遗物丰富，具有重要的文物考古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1977年被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先商文化发祥地之---蕃据古史传说，商族始祖契在帝尧时为夷夏方国联盟首领之一，在帝舜时任主教化民的司徒。他还参与治理洪水，功勋卓著。从契到汤共传了14代，大体上与夏王朝相始终。古史记载，商朝未建立之前，商族曾多次迁徙。契曾居于蕃地，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考证，蕃就在山东滕县境。古史记载，自契至汤，商族先王先公曾经迁徙8次。契的儿子昭明一度北迁,但不久又迁到了商丘（今河南商丘）。到了第三代相土时，仍以商丘为都邑，称西都，另在泰山下设东都。一些史籍记载，契始居之地为蕃。《世本•居篇》说:“契居蕃。”《尚书.商书序》云：“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意思是成汤建立了商朝，其都邑仍设在先王契所居之蕃地。商人奉祀的至上神与祖神帝喾相传都在亳地。由于蕃是商人起源之地，后来虽然多次迁徙，其政治中心仍多以蕃、番、亳、博、薄等命名，都是由祖居之地衍化出来的同音地名。
作为先商发祥地的“蕃”究竟在何处？历来众说纷纭。王国维认为：蕃即《汉书.地理志》中的鲁国蕃县，在山东滕县境。这种说法虽然不是定论，但有三条理由可以支持先商蕃地在今滕州境的观点。第一，位于滕州市南部的薛国，始封于夏代。到了商代，无论作为国名还是族名，已屡屡出现在殷墟不同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早期卜辞中商王多次“命薛”、“作薛”、“往薛”、“宅薛”，薛国则将本国女子进献商王为妃，如“御妇妊□妣壬”。可见处于中国东部的薛与殷商关系密切和谐，应是商朝设在东方的一个堡垒。另据《左传•定公元年》（前509)记载：“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史记.殷本纪》载：“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于泰卷陶，仲虺作诰。”仲虺所撰《仲虺之诘》载于《尚书.商书》中，文中对开国君王商汤歌功颂德，对夏桀口诛笔伐。出自薛国的仲虺深得商王重用，不仅跻身于商王朝权力中心，担任“左相”要职，而且还是商汤的“文胆”，可见作为方国的薛与宗主国商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第二，汉初在今滕州境内设置蕃县,将小邾国故地一部分划归蕃县辖制。作为地名的“蕃”，是自先秦延续下来的，显然与商代的“蕃”有沿袭关系。第三，文物考古资料也提供了充分佐证。地处滕州境内的薛河流域，自史前至商周，古文化绵延不绝。尤其商代遗址相当稠密，迄今已发现50多处。在前掌大、北辛、后荆沟、西康留、后黄庄等遗址均发现了属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的遗存，时间相当于商代早期。这一现象说明，这一带应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一个桥头堡。由于商人始祖“契始居蕃”，其后代也都习惯“从先王居”。另外，因为薛国与商王朝关系非同一般，自然吸收了较多的商文化因素。在古薛河沿岸的前掌大、吕楼、大康留、轩辕庄一带，曾先后出土了不少具有早商典型特征的青铜礼器这些造型精美的礼仪重器肯定与当时重量级人物有关。
种种迹象表明，商族人主中原之前的先王聚落应该在薛河流域附近。众多先商、早商遗址的发现，不能不引起人们对王国维先生学术观点的重视，作为商族发祥地的蕃，极有可能在今滕州市境内。
第二节奚仲造车与早期交通文化奚仲是薛国始祖，也是任姓、奚姓和薛姓先祖。4000多年前,薛国由东夷古国转变为夏朝封国。因造车有功，奚仲被夏禹封为“车正”（掌管车服主官），成为中国造车鼻祖和历代崇奉的车神。奚仲文化是古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与薛河流域的北辛文化、商周文化相映生辉。奚仲潜心总结众人的聪明才智，在奚公山（今枣庄市薛城区境内）下发明了最早的陆路交通工具——马车。车辆的出现是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一、古籍中关于奚仲造车的记载中华民族素以勤劳智慧著称于世，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了光彩夺目的篇章。中国古代除了四大发明，还有许许多多发明为人类带来了福祉和方便,其中马车就是中华文明史中的重要一项。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车部”中作了这样训诂：“车，舆轮之总名，夏后时奚仲所造。”古籍虽然记载了许多发明，然而像奚仲造车之事见于诸多先秦文献记载，这种情况实属不多。诸如《左传》《管子》《尸子》《墨子》《荀子》《世本》《山海经》《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等古籍，均提及奚仲造车之事。历史学家白寿彝认为：“夏时有车，并且车和奚仲有密切的关系，则各书都是相同的。”《左传•定公元年》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杜预注云：“奚仲为夏禹掌车服大夫。”这段记载提供如下信息:奚仲居地在薛，是薛国的始封君；奚仲曾任职夏禹车正，居薛期间造车，因功获得新的封邑，又成为邳国始封君;奚仲后代仲虺也在薛国居住，曾担任商汤左相。由此可知,奚仲和仲虺分别在夏商开国期间担负重任。上古时，车正不仅掌管造车和交通，还包括冠服仪仗，而舆服是历代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奚仲不但是最早的工官，也是最早的礼官。
《管子•形势解》对奚仲发明的车作了这样概括：“奚仲之为车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准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这是赞美奚仲制造的车辆设计科学，结构合理，质量上乘，坚固耐用，各部件都符合技术标准。4000多年前能够造出这种车辆，在当时应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新语•道基第一》记载:“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这是说奚仲改进了车轮和车辕，使车子更加轻巧、便捷。《墨子•非儒》列举前代许多发明：“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吕氏春秋•君守篇》也有此类记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昆吾作陶，夏鲧作城。”在有突出贡献的发明家行列中，总少不了奚仲。大型工具书《辞海》也有条目介绍：“奚仲，传说中车的创造者。任姓，黄帝之后。夏代的车正（掌管车的官），居于薛（今山东滕州东南），后迁于邳（今山东微山西北）。春秋时代的薛即其后裔。”夏代马车未发现实物，具体形状和结构不清楚。商代马车已发现不少，这种车都是单辕，马匹套在辕木两侧，一般是2匹马拉车,也有用4匹马的。奚仲发明的马车虽然不如商代马车先进，但总体结构不会相去太远。夏代铸铜技术已比龙山文化时期提高，估计当时马车部分构件已采用铜制品。
关于马车起源，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马车起源于两河流域或欧亚草原，中国马车制造技术是从上述地域传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马车和西方马车无论形制、特征、结构还是各部件组合都有明显差异，在商代马车上看不出来自西方的影响。商代晚期马车具有构造上的成熟性、型式上的规范性和应用上的广泛性，显然不是初始时期的马车。
1996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在偃师商城（商代早期都邑）发掘时，在城内道路第四层路土面发现两道并行车辙印。2003年春，考古人员对偃师二里头城址进行发掘，在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又发现两道平行车辙痕，并且向东西延伸。®二里头遗址为夏代中晚期都城，车辙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距今3700年左右。发掘时虽然没有发现马车实物，但遗址多次出土车马饰和车用青铜配件。说明中国马车的发明和使用，在时间上大致与西亚地区马车同时，文献中有关夏代已出现马车之说应是史实。
奚仲造车虽然是古史传说，但见于诸多古籍记载，显然并非无缘无故凭空臆造。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奚仲作车说影响面最广，且多见诸先秦早期文献，故其形成应该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二、车的发明对城邑文明的推动城邑是文明的载体，是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自从马车发明之后，就与城邑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马车不仅给世人带来了极大方便，也促进了城邑文明的发展，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说文解字》“车部”共收录101个部首为车的汉字，其中大部分与车部件有关，还有不少字表示各种形制车辆。该书“马部”共收录109字，其中许多字与套马驾车相关。奚仲发明了马车，促使古代造车行业日益产业化、标准化。不少行业的工匠与马车发生了联系，如木工、铸铜、髹漆、皮革等，另外还有养马、驯马等人员。《周礼•考工记》详细记载了造车部门和匠人具体分工，其中轮人制作车轮和车盖，舆人制作车厢，辚人专门制作车辕，还设置车人一职，负责器具监管兼大车制造事务。造车选用榆树、檀木和植树，用来制作车毂、辐和牙。当时对马车形制尺寸都有严格规格，按用途分为战车、田猎车和乘车。据当地民间传说，奚仲居薛期间，因观察纺线的陶轮和田野中被风吹动的转蓬而受到启发，于是便发明了车轮。马车的出现，在城邑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马车发明后，首先应用到古代战争中。商周时期铜器制造业中，车马器和兵器的数量远远高于青铜生产工具。古时常用“百乘之国”、“千乘之国”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所谓“百乘”、“千乘”，就是指战车的数量。战车种类又有轻车、冲车和戎车等。
商周时期，礼仪场合都离不开马车，尤其祀天礼地祭祖大礼，无论王室贵族还是官员，出行都乘坐马车，所用祭品也要马车运送。举行巡狩之礼，更是一派车辚辚、马萧萧的场面。四方诸侯前来朝拜周王，主要交通工具也是马车。举行朝礼时，人和马车的位置、方向都有具体规定。每年田猎之礼，天子乘坐主车，另有副车伴随，还有驱逆之车、使车等专门驱赶猎物。在王族丧葬场合，以车马前导，送殡人员乘坐宾车。地位显赫的奴隶主死后，往往用车马陪葬。伴随马车的出现，礼仪制度日益繁缛，古代帝王对大臣的最高赏赐为“九锡”，而9种物品中车马排在首位。历代正史中都有《舆服志》，“舆服”就是车舆、冠服，不同等级的人，所乘马车都有明确规定。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这一制度草创也与奚仲有关：“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施，尊卑上下各有等级。”随着马车发明，交通运输日益兴盛，道路设施逐渐完备，西周已设置管理道路的官职。《周礼•地官•遗人》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在商品流通领域，马车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马车的发明，使文学作品表现的内容更为丰富。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出现许多与马车相关的诗句。如描写战争的《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小雅•采芑》：“方叔涖止，其车三千。” 描写贵族出行欢聚，如《秦风•车邻》：“有车邻邻，有马白颠。”贵族间赠送物品以马车为贵，如《秦风.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大雅•卷阿》描写周王所拥有车马之多：“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前掌大商代车马坑近年考古发掘表明，有关奚仲造车记载并非只是传说。在滕州前掌大发现的车马坑，整车整马殉葬，颇具规模。®这里是奚仲封地，车马坑就分布在薛国商周贵族墓地。自1981年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先后进行了8次发掘，清理商周墓葬百余座，其中有5座车马坑和祭祀坑。出土文物近万件，包括青铜礼乐器175件、玉器345件，还有大量车马器、兵器等。前掌大薛国墓地出土的文物,都是商周之际奚仲后裔制造。随葬的车马和青铜车马器，为研究当时马车结构和配件组装提供了实物资料。马车整体结构由双轮独辕、一衡双轭、栏式车舆等主要部件构成。长轴贯穿车舆底部，分别与两侧的车轮相连，軎套在轴两端辖制车轮。车辕位于车子中部，衡的下边与轴连接,上面承托车舆，辕木为商周时期最为流行的单杠，从车厢下伸出并且上翘。
马车制作是项十分复杂的工艺过程，集铸铜、木工、皮革等技术于一体。正如《周礼•考工记》所说:“一器而百工聚焉者，车为多。”此外，还要掌握一定的机械原理和专门知识。前掌大墓地出土的马车配套完整，规格齐全，铸造精良，卯榫复杂，木工技术十分熟练,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工艺水平。马车制造从研发到成熟有一个摸索、改进和经验积累过程，自从奚仲在薛地发明了第一辆马车，其后裔不断创新，积累经验，有效提高了造车技术和工艺水平。古薛大地不但驶出了华夏第一辆马车，而且还是当时车辆制造业中心。
奚仲开创的薛国，历夏商周三代，创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方国文明和城邑文化。马车的发明，是人类对马力利用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由于马车的出现，促进了道路建设，缩短了城邑间距离，加快了信息传递，方便了交通运输。马车在增进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文明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应有作用，对于其后兴起的大一统王朝更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三、奚公山——造车遗迹、车服祠和奚仲墓枣庄市薛城区北部，有一列山脉自西向东延伸百余里，宛如一条伏于旷野的卧龙。山脉最西端一峰盘踞，宛如龙首，称作“千山头”。旁边有座低缓小山，状如绣球，这就是许多古籍记载的奚公山。此山得名，与奚仲密切相关。
奚公山古时属于滕县，现处于薛城区陶庄镇境内。西北距薛故城只有十几公里,距前掌大薛国贵族墓地更近。奚公山自古便是形胜之地，蟠龙河自东向西从山前流过，南明河从小山西侧南下，两河交汇后流人微山湖。
奚公山因山上有奚仲墓和奚仲祠而得名，早在西晋《太康地记》中便有记载：“奚仲冢在（薛）城南二十五里山上，百姓谓之神灵也。”北魏地理著作《水经注》卷二五也提到薛故城“南山上有奚仲冢”。北齐魏收撰《魏书•地形志》记载:“薛有奚公山、奚仲庙。”奚公山还见于其他古籍记载，如唐代《元和郡县志》卷九说：“奚公山在(滕）县东南六十六里，奚仲初造车于此。”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一五记载：“奚公山在（滕）县东南六十里。”《太平御览》卷四二引述阳晔的《徐州记》：“奚公山，奚仲造车之所，山上轨辙犹存。”奚公山和奚仲造车故事世代相传，直至民国年间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都有介绍：“奚公山，在山东滕县东南六十里，奚仲初造车于此处。山上有奚仲墓。”另外，历代通志、总志以及地方志之类古籍也都有或详或简的记载。
奚公山顶一左一右分布两个封土堆，偏东北者为奚仲墓，靠西南者是冉求墓，两墓相距很近。冉求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曾任鲁国“三桓”之一季孙氏家臣，据说其故里就在奚公山下庵上村。古时奚仲冢较大，墓前树有石碑，镌刻“夏车正奚仲墓”6字。两座古墓前还有一通石碑，上刻“公为奚冉二墓修筑”8字，碑阴刻有众多捐资者姓名。另外还有地方官府立的告示碑，晓谕民众自觉保护先贤墓所，严禁砍伐林木。
奚仲祠坐落在奚公山南麓，因为奚仲曾任职夏朝车服大夫，所以祠庙冠名为“车服祠”。这处祠庙历史悠久,经过历代修葺或重建，规模越来越壮观，除主体建筑外，还兴建了许多附属设施。祠庙内陈设祭案、祭器等物品，显现一派庄严肃穆氛围。古时奚公山景致宜人，苍松翠柏郁郁葱葱。顺山道拾阶而上，红墙青瓦掩隐在绿荫丛中。奚公山下是古代驿道所经之处，古时许多官员、文人墨客途经此地，大都到车服祠瞻仰奚仲。从古人留下的诗句中，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美景:“初阅车服祠，云峦楚楚长。岩根堆雁塔，溪角架虹梁。好鸟巢危树，孤猿叫断冈。雨过闻幽磬，云开见上方。苔侵石磴滑，花拥洞门香。……”®古代车马运输行业特别崇拜发明家奚仲，将他奉为车神，并且流传“拜车神奚仲，保平安出行”的民谚。
奚公山南面1公里外的奚村，为古奚邑旧址。据《齐乘》卷五“古迹”条记载：“滕州东南青邱村奚山下,古奚邑。”村北田野中散布大量商周陶片。村西是薛河支流南明河，在方圆十几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多处古遗址，包含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不同时代遗存。这些遗址表明，早在5000年前奚公山下就形成了聚落群，历史文化绵延不断，一直延续到东周时期。奚村聚落群与薛河前掌大聚落群相距不远，都属于古薛国范围。
第三节商周方国与封国文化商周时期，海岱文化区方国、封国并立，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不同区域文明相互融合。这种碰撞和融合，加快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枣庄地区见于古籍记载的小国有8个,其特点是分布密度大，国土狭小，既有东夷土著古国，又有封建制小国。这些古国在大国弱肉强食攻伐下，艰难地生存着。
一、薛国与仲胞薛为任姓之国，“任”又为“妊”，是个十分古老的姓氏。《国语•晋语四》记载:“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十二姓中就有任氏。薛国早年出土的铜器有薛侯匯、薛侯盘等，上有铭文“薛侯作叔妊襄媵匯”。王国维先生考证:“任姓，金文作妊。今《诗》与《左传》《国语》《世本》皆作任字。”®薛国自奚仲始封到战国时灭亡，历夏商周三代，延续1700多年。其世系可考者凡64世，国祚之长久，在列国中少见。薛在商代的历史，已得到殷墟甲骨卜辞证实。周朝建立后，封仲虺后裔为薛侯，春秋时降为伯爵。薛国虽是小国，但频频参与诸侯盟会。《左传•定公元年》记载，薛宰曾向会盟的诸侯自述其源流，提到先祖奚仲、仲虺以及薛国立国缘由。
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奚仲的祖先便在薛河岸边的西康留建造了古城，到了奚仲生活时期，古薛国经过近千年发展历程，已步人辉煌时期。近年来在薛故城内考古勘探发现的岳石文化城址，大概与先秦文献记载的奚仲都邑有关。
薛故城遗址位于滕州南约21公里，横跨官桥、张汪两镇，处于薛河下游山前冲积平原地带。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正方形，城垣周长达10615米，现存城墙高出地面1〜5米，底部宽约30〜50米，全部用黄土夯筑。城址总面积约6.8平方公里。1993年至1994年进行重点勘探和发掘，确认故城遗址为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薛国都城遗址。在城址东南角发现的岳石文化早期城址，可能就是奚仲时代的国都。在城址东南和东部城外发掘的200余座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墓葬，出土大量青铜器、陶器等文物，证实薛国故城就是任姓薛国的都城遗址。薛国故城东约0.5公里的前掌大商周墓地，为妊姓薛国贵族墓葬区。20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对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墓葬110多座。墓中随葬品十分丰富，出土了青铜器、玉器、骨器、原始瓷器、象牙器、陶器、漆器等，在青铜礼器中还发现了贮存的酒。这些产品都是当地制造，说明当时都邑之内已设置各类手工业制造和加工作坊，有一批专门从事铸铜、制玉、酿酒、制造、纺织和食品加工的专业工匠。
继奚仲之后，薛国历史上另一位显赫人物便是仲虺。他是奚仲十二世孙，商汤的著名大臣，与伊尹并居相位。因辅佐商汤完成建国大业，成为杰出的政治家。郑樵《通志•氏族略》“薛氏”记载：“奚仲迁于邳，十二世孙仲虺为汤左相，复居薛。”奚公山东边不远的潘楼村（今属薛城区陶庄镇）附近，分布一处商周台型遗址，当地人称作“灰古堆”。清雍正《山东通志•陵墓志》记载：“仲虺墓，在奚仲墓东。……俗呼为灰固堆，虺音之讹也。”作为商汤辅弼大臣的仲虺，在商朝创建之初曾发表过许多治国安邦的言论，《尚书•商书》中的《仲虺之诰》体现了他的治国理念。仲虺认为商汤用武力推翻夏朝，完全是顺应民心、符合天意的举动。夏桀残忍贪暴，昏乱失德，使民众陷人水深火热之中，已经引起天怒人怨，必须取而代之。有为君王，其作用就是平定祸乱，为民众谋取利益。他建议商汤以夏禹为榜样，发扬美德，遵循古帝制定的典章制度，为子孙后代造福。最后又坦诚规诫商汤，应以夏桀为鉴，不要亲近歌舞女色，不要聚敛钱财。要以德治国，委任贤才，用人不疑，对于勤恳干事的官员应给予奖励。要严于律己，宽厚待人，随时检点自身，勇于修正错误，以诚信赢得民众的拥戴。“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使国家繁荣昌盛，永保国祚传之千秋万世。
仲虺言论散见于先秦史籍和诸子书中，如《吕氏春秋•骄恣》篇载仲虺有言……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意思是诸侯品德各具优劣，如能为自己选择到良师，就能称王天下；能为自己选择朋友，就会保存自身;选择的人都不如自己，就会导致亡国悲剧发生。除了治国理政见解，仲虺的一些言论还体现了雄心勃勃的军事思想。如《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的仲虺之志：“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这是一项称雄主张，建议商王根据周边形势采取果断军事战略。由于符合后世霸业潮流，其理论常被兵家发扬运用。古籍记载的仲虺的格言警句，凝聚了他在政治、军事、历史、社会等领域的丰富经验。
前掌大商墓出土一件青铜尊，上有铭文“隸妇兄隸”。据冯时考证®，“隸”就是“虺”，“虺妇”为外姓之女嫁到薛国为妇者。证明商代居住在薛河附近的贵族，应为仲虺后人。古老薛河哺育了仲虺，他由薛国走向中原，终成一代名相。
二、神秘的邳国邳国，任姓小国。薛、邳同祖同源，都是海岱文化区夏商周时期古国。邳和薛的缔造者就是夏初的奚仲。“邳”字甲骨文写作“不”，金文写作“丕”，后来又加“邑”部偏旁，演变为“邳”字，表示邳国当时建有城邑。
邳国在文献中记载很少，由于存在上邳、下邳之分，所以长期以来笼罩着神秘面纱。邳国究竟建在何地，先有上邳还是先有下邳？这些问题自古以来就是未解之谜。关于邳国地望，史家多指在今江苏北部的邳州、睢宁一带。邳国开创者是奚仲，原本居于薛河附近，后因辅助夏禹治水有功，又获封新的疆土，于是率领部分薛人迁居其地，建立了邳国。这件大事见于《左传•定公元年》，当时薛宰在追忆自己祖先时曾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邳自夏初立国直至战国灭亡，历时长达1600多年。由于奚仲辅佐夏禹有功，邳国与夏王朝关系融洽。商朝建立后，又因同族先祖仲虺曾任商汤重臣，所以与殷商关系也比较好。第十一任商王外壬在位时，邳国发生重大变故。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当时邳国联合铣国发动叛乱，直到河亶甲三年，商王借助大彭国援助，才平定了长达十几年的叛乱。铣和邳的祖先曾分别担任商汤左、右相，二国和大彭国处于今鲁西南和苏北一带，地缘紧密。发生叛乱后，商王借助大彭国力量讨伐铣、邳。由于这次反叛，商朝与邳国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1954年，台儿庄伊家河水利工地出土2件铜，口沿铸铭文一周。经王献唐先生考证,定名为“邳伯”。其铭文内容是：“惟正月初吉丁亥，邳伯夏子自作尊疊，用蕲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2件铜疊是邳国国君所用礼器，时代属于战国初期。铭文中的“伯”为爵称，“夏子”是作器者名字。从2件铜疊得知，邳国在战国初期尚存。值得注意的是，距邳伯疊出土地点不远处有邳庄 (今邳庄镇，属台儿庄区），附近还有东周大型高台遗址（由于长期取土已毁坏），或许战国早期的邳国就分布在这一带。
1980年3月，滕县博物馆在城郊后荆沟清理了1座春秋早期残墓，出土铜器15件。其中1件铜簋，器内底部铸有151字长篇铭文。从外观看，铜簋器身与器盖明显不合，无论铭文内容、书体风格、装饰花纹还是形制，都和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传世铜器“不其簋”器盖丝丝相扣，说明这件铜簋的器身与器盖在春秋早期便已分离，出土的铜簋器盖应是当年另行配制。1件铜器身、盖分离后，经过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后终于合璧，一时传为考古佳话。
铜簋铭文记述铜器主人听从周王调遣，参加了捍卫成周疆域战斗，因作战勇敢而获得周王奖赏。铭文中两次出现“不其”，据有的学者研究，“不其”就是“邳其”，“不”、“丕”同字，即后来“郑”字。“邳”代表国名，“其”为人名。®邳其在战事结束后归国，铸造铜器用以纪念，因而邳其簋能够在其老家薛地出现。古籍中有两个邳国，即上邳和下邳。古代地理概念北为上，南为下。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先有下邳国，后有上邳国。《古本竹书纪年•魏纪》载：“梁惠王三十一年（前339)，下邳迁于薛。”下邳迁回薛地，已经是战国中后期。然而滕州出土邳其簋的墓葬，却属于春秋早期。这说明，当时在枣庄境内已极有可能出现了下邳国。下邳之所以回迁，主要是受到楚国咄咄逼人的扩张威胁。早在春秋时期，楚国就对包括倡阳、邳、缯、小邾、滕、薛在内的泗上十二诸侯虎视眈眈，经常发兵北上。为了躲避楚国锋芒，邳人北迁投奔同祖的薛国故地自在情理之中。公元前261年，楚考烈王大举北上伐鲁。楚师兵锋所过之处，诸侯披靡，处于薛地附近的上邳国终于被楚国所灭。
有关邳国确切地望和上邳、下邳问题，至今依然是个未解谜团。有人认为，作为夏商周时期的邳国都城，应具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存在古城址、陶器等遗迹、遗物。但迄今在江苏古邳镇附近勘察未发现这一时期的遗址，缺乏文物考古信息的支持。古代方国其国力有限，夏商时期的邳国统辖的地域范围肯定不会太大,迁徙只可能在小范围内完成。因此下邳、上邳有可能都在枣庄市境内。
三、姬姓滕国滕是西周初年姬姓封国之一，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其国土“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滕国始受封者错叔绣，是周文王庶子（第十四子）。周武王克商之后实行封建，将庶母兄弟错叔绣封于东方滕地，位于侯爵之列。据《汉书• 地理志》记载，滕国共传31世。
由于滕国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所以在诸侯中居于特殊地位。《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滕薛国君到鲁国朝会期间，曾发生争尊纠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由于双方相持不下，最终由鲁隐公派人调和。按照周朝宗法制度，与宗国同姓者居长，异姓者处于下位。滕国虽是诸侯间小国，但在外交舞台十分活跃，经常参加由霸主发起的会盟活动，这些史事在《春秋左传》中屡有记载。
滕国在历史上出名，是滕文公在位期间。滕文公为了将国家治理好，曾多次礼聘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虚心请教治国方略。一个是封国国君，一个是著名学者，二人的多次交往成为历史上的美谈。由于深受儒家治国理念影响，滕文公大力推行政治、经济改革，终于将滕国治理成诸侯间闻名的“善国”，在滕国历史上书写了最辉煌篇章。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加剧，滕国在列强夹隙中苟延残喘。公元前414年被越王朱勾所灭，不久复国。后来又被宋康王灭国（前300年前后）。另据杜预《春秋释例*世族谱》记载，滕国最终是被齐国所灭。元代《齐乘》卷三也说:滕国至“三十二世为齐所灭”。宋代郑樵《通志·氏族略》又说为秦国所灭。滕国故城坐落在滕州市西南约7公里的姜屯镇滕城村。据《水经注》卷二五记载城周二十里，内有子城”。如今城垣依然残存，外城略呈长方形，子城处于外城中部偏东南，略呈方形，周长约2000米。子城东北隅有座高台，俗称“文公台”，亦称作“灵台”，相传是滕国的寝宫遗基。台下一池即“灵沼”故址，为滕文公所筑。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为灵沼。”所谓“灵台”，除了用于观测天象，还可以游览。滕文公效法周文王，修筑台池，与民同乐。
滕国故城西北约3公里的庄里西，是滕国贵族墓地，曾出土大批文物。其中滕侯鼎、滕公鬲、滕公簋、滕皇编钟等都铸有铭文，十分珍贵。1980年出土的一套编钟，共计13件，铭文记述春秋末年滕国一位名叫“楙”的司马（官名），为祭祀滕悼公专门铸造了这套编钟。墓地还出土一套精美编磬，也是B件，形制相同，大小递减，采用泗滨石制作。经测定为十二音律乐器，音质清脆悦耳，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好的战国石制乐器之一。®这里出土的西周时期珍贵文物大都是礼乐重器。滕国与鲁国同宗，而鲁国是弘扬周礼最完备的封国，拥有“奏天子礼乐”资格。滕国礼乐文化深受鲁国影响，因此周礼在滕国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滕国的礼乐制度是其都邑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地文物部门还在滕国故城附近征集到许多出土青铜器，大都铸有铭文，属于滕国礼器。如叔京簋、父辛卣、父乙爵、百乳龙纹方鼎、兽纹铜盘等，制作相当精美。早年传世的滕国铜器有滕侯苏簋、滕侯虎簋等。东周时期滕国铜器多为兵器，主要有滕侯旨戈、滕之丕牙剑、滕侯仄戟、滕司徒戈等。这些珍贵文物为研究滕国历史以及滕国的都邑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滕国的城邑文化展现了浓郁的周文化特色，这种有别于夷礼、夷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通过灵台、灵沼以及各种礼乐器体现出来，是宗周礼制文化在东部封国的传播和延续。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曾对西周的礼乐文化发出由衷赞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滕国贵族墓地出土的大量礼乐文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周、鲁文化在滕国产生的深刻影响。
四、商代兒国与春秋郫国郊国产生历史甚早，最初是海岱文化区东夷族系建立的古国，到了商代成为夷方方国之一。鄉国所处地点，就在今枣庄市山亭区山亭镇境内。“郫”字早期写作“兒”，其国名最早见于殷商甲骨卜辞。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邑的大量出现和都邑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带“邑”字偏旁的国名，“兒”字也随之演变为“郫”。
在甲骨卜辞中，兒字屡次出现，均与东夷文化区的兒国有关。如《甲骨文合集》第01075条卜辞：“三日丙申，告有来艰自东……曰兒……”大意是商王接到报告，东方发生了兒人叛乱。《殷墟书契后编》“二、四、一一”条卜辞记录：“东，画告曰：兒伯……”可见当时兒国已居于方伯之列。《殷契粹编考释》第1230片卜辞：“壬申卜，争贞，令帚（妇）好从址□伐兒方。”这条信息透露，商王为平息兒方叛乱，命令一位女将军统兵征伐。这位名叫“好”的女英雄，就是商王武丁的第一任王后，曾率军打败了十几个反叛的方国。妇好不仅地位显赫，而且还多次主持国家的祭祀等重大活动。其墓于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墓上建有享堂，墓内随葬品极为丰富，共出土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等文物1928件。兒国远离商朝腹地，反叛后居然由妇好亲自前去征服，足见其实力不容忽视。
兒国引起学术界瞩目，缘自一片具有谱牒性质的甲骨刻辞。围绕这片牛肩胛骨真伪问题,学术界已争论多年。1903年，英国传教士库寿龄和美国传教士方法敛收集到这片甲骨,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刻辞分布在骨板正面，记录了自先祖“吹”到最后一代兒国王室11代世系。刻文出现13个人名，其中属于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这片甲骨问世之后，引起考古界极大争议。郭沫若、胡厚宣、董作宾、容庚等学者认定为伪刻，而张政烺、陈梦家、于省吾、李学勤等人则力主为真品。1980年出版的《古文字研究》第4辑，发表了于省吾、胡厚宣针锋相对的文章。近年来，国内学术刊物陆续发表文章进行探讨，大都主张“家谱刻辞”为真品，甚至有人将这片甲骨誉为“天下第一谱”。
兒国灭亡大概在商代末期，由于经常向商王朝发起挑战，商王为了确保东土安宁，便持续不断对夷方进行征伐。直到最后一代商王帝辛（即商纣王），依然投人大量人力、物力常年讨伐东夷小国。《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纣克东夷而殒其身。”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商代兒国灭亡后，西周末年在郫地又出现了一个附庸小国，因建在商代兒国旧墟，所以也称为“兒国”。其后又添加“邑”部偏旁，史籍书作“郫”。由于这个小国与邾国（都邑在今邹城市境内）同宗，又由邾国分出，因此在立国之初仍习惯自称为“邾”，国君则自称“邾君”。诸侯为了将宗国邾和附庸邾加以区别，便将建于郫地的小国称作“小邾”。史家记事为防止混淆，将宗国邾书作“邾”，将附庸邾书作“小邾”或“郫”，《春秋左传》就采用此法。春秋时期建国不称小，所谓“小邾”，既不是正式国名，更不是郫国自称，原因很简单，国家再小也不会自我矮化。鄹国始封君名友，又尊称“友父”。依照当时习惯，数世之后亲缘疏远，可另立姓氏。小邾传位数世之后，便以地名、国名为姓，后世又改为倪姓。
小邾国来历,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世族谱》资料：“小邾，邾侠之后也。夷父颜有功于周，其子友别封为附庸，居郫。”《通志•氏族略》记载：“郫氏，曹姓，即小邾也。朱挟七世孙夷父颜有功于周，次子友父别封附庸，为小邾国，以居郫，故又称郫国。”邾颜是邾国第七代国君邾武公，字夷父。他有二子，长子夏父后来成为邾国国君继承人，次子就是友父。由于邾武公有功，周王允许他在本国疆域内裂土分封，于是便将友父分封到邾国控制的郷地为附庸国君。按照当时惯例，始封君友父死后，小邾国王位由嫡长子继承，次子则以祖父之名另为姓。于是便以邾武公的“颜”字立姓，这是颜姓之始。
小邾国都邑设在何处，古籍虽存在不同说法，但都没有超出今枣庄区域范围。2002年夏，文物部门在山亭区东江村清理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墓葬分布在古河流旁一处高大台地上，由于村民长期取土，掩藏在土台下的古墓得以显露。这里集中分布6座墓葬，除了2座保存完整，另外4座均遭到严重破坏和盗掘。经发掘获得一批珍贵文物,仅青铜器就有73件，其中24件有铭文。一号墓出土的铜器中有4件青铜鬲，铭文为“邾友父媵其子胙曹宝鬲其眉寿永宝用”①。邾友父就是由邾国分封到郫地的第一代国君。从铜器铭文得知，由于是初封，尚未从周室获取正式国名，所以仍自称为“邾”。二号墓共出土10件铸有铭文铜器，其中有2件“邾君庆壶”和4件“郫庆鬲”。这批铜器铸造时间不同，铜壶制作时间在前，仍习惯自称“邾君”；铜鬲制作时间在后，虽然还没有获得正式国名，但已在名前冠有“鄹”字。后来正式以郫地作为国名，鄉随之成为国君的姓氏。小邾世系失载，据《左传注疏》透露，“春秋后六世而楚灭之”。
2003年，又在小邾国贵族墓地发现夯土城墙。发掘显示，墙基底部残存宽度21米，残高2.6米。采用棍夯法层层筑起，土质坚硬。城墙外有护城河，是当时筑墙时掘土形东江墓地出土的郫庆鬲成。建城年代为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与墓地时间吻合。城内还发现各种遗迹、遗物,进一步证明这座古城就是小邾国的都邑。
据文献记载，小邾国都邑有3处，东江城址是早期都城，另外两处位于滕州市区和山亭区西集镇梁王城，分别为中期、晚期都邑。小邾国之所以迁都，与当时紧张局势有关。在立国400多年历史中，小邾国曾多次遭受大国欺凌，如《春秋•庄公十五年》记载：“宋人、齐人、邾人伐郷。”处于列国夹隙之中，自保图存的确不易。为了消除外部威胁，小邾国借助霸主为保护伞，频繁参加诸侯盟会。由于临近鲁国，郫君经常前往鲁都朝会，两国贵族之间还有姻亲关系。鲁国是公认的礼仪之邦，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小邾国深受鲁文化影响。
处于枣庄境内的商周方国或封国都是小国，数量较多，分布较为密集，经过长期发展，创造了富有地域特色的都邑文化。各国都邑都筑有设防城垣，城内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各国王室之间通过婚聘结成政治联姻。在经济方面，城邑内涌现不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从事产品加工及各种经营。为确保王权稳固，各国流行嫡长子世袭制度。礼制、礼器逐渐由简趋繁，敬天礼地祭祖是国家头等大事。当历史车轮驶人东周时期，随着一些诸侯日渐强大，礼崩乐坏的局面已不可逆转。在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潮流的不断冲击下，枣庄境内的小国相继灭亡，最终消失在历史尘埃中。
第一节夏及先商时期的古国考古资料表明，位于薛河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聚落群已经形成典型的“都邑聚”，呈现出金字塔形等级结构，成为海岱文化区率先跨人文明门槛的范例之一。到了岳石文化时期，分布在枣庄境内的东夷古国相继转化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方国，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书写了新的篇章。
一、徐夷在赛庄的活动广袤的中国东部地区，在史前时期曾是东夷部族活动的历史大舞台。据《尚书》记载，当时生活在淮河以北的东夷诸族包括岛夷、峭夷、莱夷、淮夷、徐夷等。西周时又有九夷之称，分别是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东夷族系中，最强大、最具影响力的支系就是在夏初便拥有封国的徐夷。徐夷在东部地区最为活跃，先秦文献中多次出现征伐徐夷的记载。
徐夷又称作“徐方”、“徐戎”，所建古国为徐国，出自于赢姓，与秦、郯、莒三国同姓，都来自于海岱文化区的少昊部族。《汉书•地理志》载：“徐，故国，盈姓(盈与贏古字相通）。至春秋时徐子章禹为楚所灭。”《新唐书》卷七五记载：“徐氏出自赢姓。皋陶生伯益，伯益生若木，夏后氏封之于徐。”徐国历史十分悠久，历经夏商周三代，传44世国君，国祚长达1600多年。由于环境和形势所迫，曾几次迁徙，最后迁至淮泗一带。考古资料证明，徐夷在新石器时代以及立国后，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今鲁南、苏北一带。
古史传说中的少昊部族，其后裔伯益因辅助大禹平治水土有功，被帝舜赐赢姓，封于费地，所以又名“大费”。伯益生有二子，其次子若木，于夏启当政时被封于徐地，成为徐国第一代国君。
徐国最初封地在何处？研究者大都认为在今鲁南、苏北一带，东部可达郯城，西部至古泗水流经之地（即今微山湖一带）。夏朝初期，海岱文化区酋邦林立，徐国控制地域方圆数百里，在东夷诸国中最为强大。徐国得名缘自“徐方”，而徐方得名应该与所居地理环境有关。《尔雅注疏•释地》引汉代李巡注：“淮、海间其气宽舒，禀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先秦地理文献《禹贡》划分天下为九州，将处于泰山、淮水之间，东达于海的地域划人徐州范围。徐州地域名称的来源，应与徐方、徐国活动区域有关。商代至周初是徐国最强盛时期，在东夷诸国中最具影响力。
近年考古新成果表明，早期徐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就在苏鲁接壤的台儿庄及其周围地带。考古学家苏秉琦在《略谈我国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一文中指出：“徐夷、淮夷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如果把山东的西南一角、河南的东北一块、安徽的淮北一块与江苏北部连接起来，这个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确有特色，这可能与徐夷、淮夷有关。” ®1995年夏，徐州市博物馆对邳州梁王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距台儿庄很近，虽然地分两省，实际只有一河（大运河）之隔。梁王城在清光绪《峄县志》卷首《运河图》中有标示，古时归属山东峄县，又称作“良城”。这是一处典型台城遗址，总面积1〇〇多万平方米。遗址最高处达6米，共分7层，自下而上分别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周代以及晚期遗存。这次发掘，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多座，死者有拔除上颌侧门齿及枕骨人工变形现象。出土的商周遗物中有卜骨、骨锄、石钺等文物。®2006年对梁王城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文物丰富，分别属于大汶口文化、岳石文化和商代、西周、春秋战国不同时期。在墓葬区发现多座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殉马、殉牛、殉狗、殉猪坑穴，还出土许多春秋战国时期具有礼制用途的青铜器、玉器。研究者认为,梁王城考古发现表明，徐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居住在这一地区了，一直延续到夏商周。梁王城遗址内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应为徐夷，出土文物“为徐国史的研究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
在梁王城附近，分布着稠密的古遗址群和春秋时期高等级墓葬。其中处于邳州境内的有大墩子、刘林、山头、鹅鸭城等遗址以及九女墩大墓。在台儿庄境内，与梁王城隔河相望的是南滩子、擂台等遗址。南滩子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擂台遗址包含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遗存。值得注意的是，台儿庄境内也有梁王城（俗称“梁王晒米城”）、鹅鸭城和九女墩。这处梁王城也是高大台城遗址，包含了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等遗存。鹅鸭城时代为商周，同属台城遗址。显然，在徐夷尚未立国之前和立国初期，这一带已形成了密集聚落群。
台邳接壤地带的古遗址，尤其自岳石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与徐国及其后裔持续活动的时间相当。近年在邳州梁王城附近九女墩相继出土了徐国青铜礼器。所谓“九女墩”，就是人工堆筑的高大土冢，分布在徐王山麓，传说是南朝萧梁皇室9个女儿的坟墓。考古发掘证明，这些土墩都是春秋时期徐国王室高等级墓葬，墓内殉葬多人，随葬品十分丰富。其中有成组成套青铜礼器、车马器、乐器、兵器、玉器、水晶等高规格礼制用品，尤其编钟、编馎、编磬等礼仪乐器最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三号墩墓室出土的9件钮钟上均刻有“徐驹王之孙衍，择其吉金，铸其和钟”铭文。在二号墩墓室出土的6件馎钟上刻有“余(徐）攻王之玄孙”铭文。④据考证，“攻王”即“驹王”，是徐国历史上著名君王之一。《礼记•檀弓下》记载，徐大夫容居在吊唁邾娄考公时曾说:“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出土文物证明，九女墩为徐王的家族墓地。
在台儿庄境内的梁王晒米城和鹅鸭城附近分布的九女墩，同属春秋时期大墓。其中一座处于距邳州梁王城仅数公里的陶沟河畔，墩内曾发现古墓葬，出土大量陶器、铜器等文物。如今仍有几座高大土墩分布在台儿庄区的杨庄、吉庄、北落村附近，当地也流传梁王及其9个女儿的传说。另外，处于邳州境的梁王城附近，曾是汉代武原县治所。1979年夏，在台儿庄境内出土1枚汉代“武原令印”印母。从台儿庄和邳州接壤地区分布的史前、商周遗址和春秋时期徐国墓葬、遗迹以及传说分析，这一带曾是徐夷、徐国长期经营的基地。后来迫于周王朝威胁，其王权重心一度南迁至淮泗一带。
商末至西周时期是徐国最强盛阶段，多次向周王朝发起挑战。鲁国刚立国时，徐夷便联合淮夷兵锋直指鲁都曲阜。《尚书•费誓》序云：“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周康王时“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徐国虽几次迁徙，但鲁南、苏北一直是其长期经营的战略基地。这一带不仅是徐夷的发祥地，而且是徐国长期活动的重心。《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薛，本国，六国时曰徐州。”可见，最早作为城邑之名出现的徐州，不是江苏徐州，而是在今枣庄市滕州境内。
中国历史上因为有了徐方，才有了古九州之一徐州的分野；由于徐夷的纵横捭阖，《诗经》中才出现许多精彩章句；由于徐国在鲁南的长期存在，才衍生出战国时期的地名徐州。“徐方”、“徐夷”、“徐戎”、“徐国”，在海岱文化区的发展历程中，使东夷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二、妩姓古国倡阳倡阳故城位于台儿庄区涧头集镇，城址南北长，东西短，呈长方形，周长3400余米。
偈阳为坛姓建立的小国，属于东夷古国之一。《世本•氏姓篇》记载：“倡阳，妃姓，祝融之孙陆终第四子求言之后。”祝融是古史传说中著名人物，也是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领袖之一，本名重黎。在上古造神运动中升格为神话人物，被赋予绝地通天的本领。帝喾高辛氏时任职火正，以火施教，为民造福，被后世尊为火神，号曰“赤帝”。其后裔共分为八姓，即己、董、彭、秃、坛、曹、斟、芈等，史书称为“祝融八姓”。祝融支系的呍姓古国在海岱文化区有3个，即倡阳、鄱国和夷国。倡阳国的始封君求言,是祝融氏曾孙。求言之父陆终共生有八子（一说为六子），其中第三子名篯，封于大彭（今江苏省徐州市），建立了大彭国，被后世尊为彭祖。陆终第四子求言封于偈阳，为偈阳国始祖。大彭和倡阳接壤，开国国君又是昆仲兄弟。两个古国建立的时间应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这一时期正是海岱文化区社会急剧变动、古国林立阶段。傜阳虽国小势弱，处于强国夹隙之中，但历经夏商和西周，直到春秋时期才灭亡，必然有适应环境以图生存的方略。
偈阳为子爵小国，春秋以前历史古籍中罕见，既没有徐国那种咄咄逼人气势，又无薛国奚仲、仲虺一类出类拔萃人物。现存城址为春秋时期所筑，建筑技术比较先进，在当时便博得“城小而固”美誉®。《峄县志•古迹考》记载：“倡阳城，县南五十里，城周九里，基址宏阔。”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二也有记述:“偈阳城，（峄）县南五十里。春秋时小国。城西有祖水。襄十年，晋侯会诸侯及吴子寿梦于祖,遂伐偈阳是也。汉置傅阳县，属楚国。”最早记载偈阳国史事的是《春秋》和《左传》，尤其《左传》，用较大篇幅作了介绍。这个弹丸小国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一场众寡悬殊而又持续多日的战争。
据《左传》记载:襄公十年（前563)夏初，雄心勃勃的晋悼公以霸主身份召集鲁公、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等国诸侯在祖地 (今台儿庄区东南）与吴王寿梦会盟，商讨攻伐大事。晋国大将荀偃、士匄以偈阳国倾向楚国为由，主张攻打偏阳。当时宋国与晋国关系密切，晋国决定攻破倡阳后，将此地当封邑赠给宋大夫向戌，借以打通攻楚道路。晋大夫荀罃认为：偈阳城池虽小，但相当坚固，易守难攻。攻下来不算勇敢，攻不下来反被人耻笑。主将荀偃等则坚决请战，并且保证，如不攻克愿受军令处置。于是十三国诸侯之师战车辚辚，甲戈蔽野，将偈阳城团团包围。
由于低估了对手，诸侯联军连续多日轮番攻城未能奏效。不久，鲁国孟氏家臣秦堇父押送辎重来到前线。倡阳守军打开城楼悬门，企图夺取辎重，诸侯联军将士乘机攻人城内。城上守军急忙放下悬门，准备堵截敌军分而歼之。危急时刻，鲁国陬邑大夫叔梁纥（孔子之父）带兵赶到，正当悬门下降之际，急忙挺身上前用双手牢牢托住城门，及时救出了困在城门内的士卒。鲁将狄M弥将车轮卸下，蒙上皮革充当盾牌，率队强攻。偈阳守军为了试探敌军勇气，从城头垂下布匹诱敌攀登。孟氏家臣秦堇父拽住悬布登城，刚刚接近城垛，守军便将悬布割断，秦堇父跌落地上，昏迷过去。守军再次将长布垂下，秦堇父苏醒之后，又重新攀登。如此反复三次，守军表示钦佩他的勇气，不再垂落悬布。
诸侯之师围困倡阳日久，始终难以攻克，逐渐产生懈怠情绪。其实早在攻城之前，守军便施了迷魂计。倡阳城内有座低矮小山，守军在山头铺了一层粮米，从城外看去就像一座巨大粮堆。诸侯联军以为城内粮米充足，斗志越发低落，连积极主战的荀偃、士匄也要求退兵。但晋大夫荀罃坚决主张攻打，他在仔细观察了米山状况后，令弓弩手向粮堆射箭，结果箭矢射中米堆后纷纷掉落。此后又经过5天轮番强攻，倡阳失守，此时倡阳人已经顽强坚守了近一月之久。城破国亡后，其地归于宋国。楚灭宋后，改倡阳为傅阳。至今，城内那座小山仍被称为“米山”，这场实力悬殊的大战也收人古代战争范例中。
倡阳只是区区弹丸小国，在十三国联军强攻下居然坚守这么久，除了守军众志成城外，还与城防建筑有关。这座城池与当时北方其他城池不同，四周分布6座城门，城垣外有环濠。城墙西北和东北设有水门，河道从城中穿过，因此不缺水源。另外，城门不是推拉启闭式，而是升降式悬门。城内米山是全城制高点，可以随时观察四围战况，及时调整防御力量。这场旷日持久的攻守战，既显示了守城将士的顽强斗志，又成就了攻城一方的许多英雄。尤其孔子父亲叔梁纥力举悬门表现，博得“有力如虎”的美名。
倡阳故城文物丰富，《峄县志•古迹考》记载，古时这里经常发现彝器。近年来还出土铁器、蚁鼻钱、铜剑、铜镞、铜印章等。1980年，河南省固始县出土一把青铜剑，有铭文七字：“郁王僕自作承剑。”①经专家考证为春秋时期倡阳国遗物。1992年，台儿庄区文物管理部门在城内米山东侧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4座，出土文物51件（套）。1994年，枣庄市和台儿庄区文物部门联合对倡阳故城进行了勘探，探明故城内居民区、墓葬区和作坊、冶铁遗址分布情况。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枣庄市博物馆组成倡阳故城考古课题组，于夏秋两季对城址进行了考古钻探，探明城垣东门与南门的具体位置和门道宽度。在城北居中位置还探出一处近方形宫殿基址，建筑物内分布石灰渣层，地面经过夯打，有铺垫成层的料礓碎渣面。
由于倡阳故城历史悠久，地下遗物丰富，具有重要的文物考古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1977年被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先商文化发祥地之---蕃据古史传说，商族始祖契在帝尧时为夷夏方国联盟首领之一，在帝舜时任主教化民的司徒。他还参与治理洪水，功勋卓著。从契到汤共传了14代，大体上与夏王朝相始终。古史记载，商朝未建立之前，商族曾多次迁徙。契曾居于蕃地，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考证，蕃就在山东滕县境。古史记载，自契至汤，商族先王先公曾经迁徙8次。契的儿子昭明一度北迁,但不久又迁到了商丘（今河南商丘）。到了第三代相土时，仍以商丘为都邑，称西都，另在泰山下设东都。一些史籍记载，契始居之地为蕃。《世本•居篇》说:“契居蕃。”《尚书.商书序》云：“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意思是成汤建立了商朝，其都邑仍设在先王契所居之蕃地。商人奉祀的至上神与祖神帝喾相传都在亳地。由于蕃是商人起源之地，后来虽然多次迁徙，其政治中心仍多以蕃、番、亳、博、薄等命名，都是由祖居之地衍化出来的同音地名。
作为先商发祥地的“蕃”究竟在何处？历来众说纷纭。王国维认为：蕃即《汉书.地理志》中的鲁国蕃县，在山东滕县境。这种说法虽然不是定论，但有三条理由可以支持先商蕃地在今滕州境的观点。第一，位于滕州市南部的薛国，始封于夏代。到了商代，无论作为国名还是族名，已屡屡出现在殷墟不同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早期卜辞中商王多次“命薛”、“作薛”、“往薛”、“宅薛”，薛国则将本国女子进献商王为妃，如“御妇妊□妣壬”。可见处于中国东部的薛与殷商关系密切和谐，应是商朝设在东方的一个堡垒。另据《左传•定公元年》（前509)记载：“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史记.殷本纪》载：“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于泰卷陶，仲虺作诰。”仲虺所撰《仲虺之诘》载于《尚书.商书》中，文中对开国君王商汤歌功颂德，对夏桀口诛笔伐。出自薛国的仲虺深得商王重用，不仅跻身于商王朝权力中心，担任“左相”要职，而且还是商汤的“文胆”，可见作为方国的薛与宗主国商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第二，汉初在今滕州境内设置蕃县,将小邾国故地一部分划归蕃县辖制。作为地名的“蕃”，是自先秦延续下来的，显然与商代的“蕃”有沿袭关系。第三，文物考古资料也提供了充分佐证。地处滕州境内的薛河流域，自史前至商周，古文化绵延不绝。尤其商代遗址相当稠密，迄今已发现50多处。在前掌大、北辛、后荆沟、西康留、后黄庄等遗址均发现了属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的遗存，时间相当于商代早期。这一现象说明，这一带应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一个桥头堡。由于商人始祖“契始居蕃”，其后代也都习惯“从先王居”。另外，因为薛国与商王朝关系非同一般，自然吸收了较多的商文化因素。在古薛河沿岸的前掌大、吕楼、大康留、轩辕庄一带，曾先后出土了不少具有早商典型特征的青铜礼器这些造型精美的礼仪重器肯定与当时重量级人物有关。
种种迹象表明，商族人主中原之前的先王聚落应该在薛河流域附近。众多先商、早商遗址的发现，不能不引起人们对王国维先生学术观点的重视，作为商族发祥地的蕃，极有可能在今滕州市境内。
第二节奚仲造车与早期交通文化奚仲是薛国始祖，也是任姓、奚姓和薛姓先祖。4000多年前,薛国由东夷古国转变为夏朝封国。因造车有功，奚仲被夏禹封为“车正”（掌管车服主官），成为中国造车鼻祖和历代崇奉的车神。奚仲文化是古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与薛河流域的北辛文化、商周文化相映生辉。奚仲潜心总结众人的聪明才智，在奚公山（今枣庄市薛城区境内）下发明了最早的陆路交通工具——马车。车辆的出现是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一、古籍中关于奚仲造车的记载中华民族素以勤劳智慧著称于世，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了光彩夺目的篇章。中国古代除了四大发明，还有许许多多发明为人类带来了福祉和方便,其中马车就是中华文明史中的重要一项。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车部”中作了这样训诂：“车，舆轮之总名，夏后时奚仲所造。”古籍虽然记载了许多发明，然而像奚仲造车之事见于诸多先秦文献记载，这种情况实属不多。诸如《左传》《管子》《尸子》《墨子》《荀子》《世本》《山海经》《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等古籍，均提及奚仲造车之事。历史学家白寿彝认为：“夏时有车，并且车和奚仲有密切的关系，则各书都是相同的。”《左传•定公元年》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杜预注云：“奚仲为夏禹掌车服大夫。”这段记载提供如下信息:奚仲居地在薛，是薛国的始封君；奚仲曾任职夏禹车正，居薛期间造车，因功获得新的封邑，又成为邳国始封君;奚仲后代仲虺也在薛国居住，曾担任商汤左相。由此可知,奚仲和仲虺分别在夏商开国期间担负重任。上古时，车正不仅掌管造车和交通，还包括冠服仪仗，而舆服是历代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奚仲不但是最早的工官，也是最早的礼官。
《管子•形势解》对奚仲发明的车作了这样概括：“奚仲之为车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准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这是赞美奚仲制造的车辆设计科学，结构合理，质量上乘，坚固耐用，各部件都符合技术标准。4000多年前能够造出这种车辆，在当时应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新语•道基第一》记载:“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这是说奚仲改进了车轮和车辕，使车子更加轻巧、便捷。《墨子•非儒》列举前代许多发明：“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吕氏春秋•君守篇》也有此类记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昆吾作陶，夏鲧作城。”在有突出贡献的发明家行列中，总少不了奚仲。大型工具书《辞海》也有条目介绍：“奚仲，传说中车的创造者。任姓，黄帝之后。夏代的车正（掌管车的官），居于薛（今山东滕州东南），后迁于邳（今山东微山西北）。春秋时代的薛即其后裔。”夏代马车未发现实物，具体形状和结构不清楚。商代马车已发现不少，这种车都是单辕，马匹套在辕木两侧，一般是2匹马拉车,也有用4匹马的。奚仲发明的马车虽然不如商代马车先进，但总体结构不会相去太远。夏代铸铜技术已比龙山文化时期提高，估计当时马车部分构件已采用铜制品。
关于马车起源，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马车起源于两河流域或欧亚草原，中国马车制造技术是从上述地域传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马车和西方马车无论形制、特征、结构还是各部件组合都有明显差异，在商代马车上看不出来自西方的影响。商代晚期马车具有构造上的成熟性、型式上的规范性和应用上的广泛性，显然不是初始时期的马车。
1996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在偃师商城（商代早期都邑）发掘时，在城内道路第四层路土面发现两道并行车辙印。2003年春，考古人员对偃师二里头城址进行发掘，在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又发现两道平行车辙痕，并且向东西延伸。®二里头遗址为夏代中晚期都城，车辙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距今3700年左右。发掘时虽然没有发现马车实物，但遗址多次出土车马饰和车用青铜配件。说明中国马车的发明和使用，在时间上大致与西亚地区马车同时，文献中有关夏代已出现马车之说应是史实。
奚仲造车虽然是古史传说，但见于诸多古籍记载，显然并非无缘无故凭空臆造。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奚仲作车说影响面最广，且多见诸先秦早期文献，故其形成应该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二、车的发明对城邑文明的推动城邑是文明的载体，是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自从马车发明之后，就与城邑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马车不仅给世人带来了极大方便，也促进了城邑文明的发展，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说文解字》“车部”共收录101个部首为车的汉字，其中大部分与车部件有关，还有不少字表示各种形制车辆。该书“马部”共收录109字，其中许多字与套马驾车相关。奚仲发明了马车，促使古代造车行业日益产业化、标准化。不少行业的工匠与马车发生了联系，如木工、铸铜、髹漆、皮革等，另外还有养马、驯马等人员。《周礼•考工记》详细记载了造车部门和匠人具体分工，其中轮人制作车轮和车盖，舆人制作车厢，辚人专门制作车辕，还设置车人一职，负责器具监管兼大车制造事务。造车选用榆树、檀木和植树，用来制作车毂、辐和牙。当时对马车形制尺寸都有严格规格，按用途分为战车、田猎车和乘车。据当地民间传说，奚仲居薛期间，因观察纺线的陶轮和田野中被风吹动的转蓬而受到启发，于是便发明了车轮。马车的出现，在城邑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马车发明后，首先应用到古代战争中。商周时期铜器制造业中，车马器和兵器的数量远远高于青铜生产工具。古时常用“百乘之国”、“千乘之国”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所谓“百乘”、“千乘”，就是指战车的数量。战车种类又有轻车、冲车和戎车等。
商周时期，礼仪场合都离不开马车，尤其祀天礼地祭祖大礼，无论王室贵族还是官员，出行都乘坐马车，所用祭品也要马车运送。举行巡狩之礼，更是一派车辚辚、马萧萧的场面。四方诸侯前来朝拜周王，主要交通工具也是马车。举行朝礼时，人和马车的位置、方向都有具体规定。每年田猎之礼，天子乘坐主车，另有副车伴随，还有驱逆之车、使车等专门驱赶猎物。在王族丧葬场合，以车马前导，送殡人员乘坐宾车。地位显赫的奴隶主死后，往往用车马陪葬。伴随马车的出现，礼仪制度日益繁缛，古代帝王对大臣的最高赏赐为“九锡”，而9种物品中车马排在首位。历代正史中都有《舆服志》，“舆服”就是车舆、冠服，不同等级的人，所乘马车都有明确规定。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这一制度草创也与奚仲有关：“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施，尊卑上下各有等级。”随着马车发明，交通运输日益兴盛，道路设施逐渐完备，西周已设置管理道路的官职。《周礼•地官•遗人》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在商品流通领域，马车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马车的发明，使文学作品表现的内容更为丰富。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出现许多与马车相关的诗句。如描写战争的《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小雅•采芑》：“方叔涖止，其车三千。” 描写贵族出行欢聚，如《秦风•车邻》：“有车邻邻，有马白颠。”贵族间赠送物品以马车为贵，如《秦风.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大雅•卷阿》描写周王所拥有车马之多：“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前掌大商代车马坑近年考古发掘表明，有关奚仲造车记载并非只是传说。在滕州前掌大发现的车马坑，整车整马殉葬，颇具规模。®这里是奚仲封地，车马坑就分布在薛国商周贵族墓地。自1981年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先后进行了8次发掘，清理商周墓葬百余座，其中有5座车马坑和祭祀坑。出土文物近万件，包括青铜礼乐器175件、玉器345件，还有大量车马器、兵器等。前掌大薛国墓地出土的文物,都是商周之际奚仲后裔制造。随葬的车马和青铜车马器，为研究当时马车结构和配件组装提供了实物资料。马车整体结构由双轮独辕、一衡双轭、栏式车舆等主要部件构成。长轴贯穿车舆底部，分别与两侧的车轮相连，軎套在轴两端辖制车轮。车辕位于车子中部，衡的下边与轴连接,上面承托车舆，辕木为商周时期最为流行的单杠，从车厢下伸出并且上翘。
马车制作是项十分复杂的工艺过程，集铸铜、木工、皮革等技术于一体。正如《周礼•考工记》所说:“一器而百工聚焉者，车为多。”此外，还要掌握一定的机械原理和专门知识。前掌大墓地出土的马车配套完整，规格齐全，铸造精良，卯榫复杂，木工技术十分熟练,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工艺水平。马车制造从研发到成熟有一个摸索、改进和经验积累过程，自从奚仲在薛地发明了第一辆马车，其后裔不断创新，积累经验，有效提高了造车技术和工艺水平。古薛大地不但驶出了华夏第一辆马车，而且还是当时车辆制造业中心。
奚仲开创的薛国，历夏商周三代，创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方国文明和城邑文化。马车的发明，是人类对马力利用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由于马车的出现，促进了道路建设，缩短了城邑间距离，加快了信息传递，方便了交通运输。马车在增进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文明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应有作用，对于其后兴起的大一统王朝更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三、奚公山——造车遗迹、车服祠和奚仲墓枣庄市薛城区北部，有一列山脉自西向东延伸百余里，宛如一条伏于旷野的卧龙。山脉最西端一峰盘踞，宛如龙首，称作“千山头”。旁边有座低缓小山，状如绣球，这就是许多古籍记载的奚公山。此山得名，与奚仲密切相关。
奚公山古时属于滕县，现处于薛城区陶庄镇境内。西北距薛故城只有十几公里,距前掌大薛国贵族墓地更近。奚公山自古便是形胜之地，蟠龙河自东向西从山前流过，南明河从小山西侧南下，两河交汇后流人微山湖。
奚公山因山上有奚仲墓和奚仲祠而得名，早在西晋《太康地记》中便有记载：“奚仲冢在（薛）城南二十五里山上，百姓谓之神灵也。”北魏地理著作《水经注》卷二五也提到薛故城“南山上有奚仲冢”。北齐魏收撰《魏书•地形志》记载:“薛有奚公山、奚仲庙。”奚公山还见于其他古籍记载，如唐代《元和郡县志》卷九说：“奚公山在(滕）县东南六十六里，奚仲初造车于此。”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一五记载：“奚公山在（滕）县东南六十里。”《太平御览》卷四二引述阳晔的《徐州记》：“奚公山，奚仲造车之所，山上轨辙犹存。”奚公山和奚仲造车故事世代相传，直至民国年间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都有介绍：“奚公山，在山东滕县东南六十里，奚仲初造车于此处。山上有奚仲墓。”另外，历代通志、总志以及地方志之类古籍也都有或详或简的记载。
奚公山顶一左一右分布两个封土堆，偏东北者为奚仲墓，靠西南者是冉求墓，两墓相距很近。冉求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曾任鲁国“三桓”之一季孙氏家臣，据说其故里就在奚公山下庵上村。古时奚仲冢较大，墓前树有石碑，镌刻“夏车正奚仲墓”6字。两座古墓前还有一通石碑，上刻“公为奚冉二墓修筑”8字，碑阴刻有众多捐资者姓名。另外还有地方官府立的告示碑，晓谕民众自觉保护先贤墓所，严禁砍伐林木。
奚仲祠坐落在奚公山南麓，因为奚仲曾任职夏朝车服大夫，所以祠庙冠名为“车服祠”。这处祠庙历史悠久,经过历代修葺或重建，规模越来越壮观，除主体建筑外，还兴建了许多附属设施。祠庙内陈设祭案、祭器等物品，显现一派庄严肃穆氛围。古时奚公山景致宜人，苍松翠柏郁郁葱葱。顺山道拾阶而上，红墙青瓦掩隐在绿荫丛中。奚公山下是古代驿道所经之处，古时许多官员、文人墨客途经此地，大都到车服祠瞻仰奚仲。从古人留下的诗句中，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美景:“初阅车服祠，云峦楚楚长。岩根堆雁塔，溪角架虹梁。好鸟巢危树，孤猿叫断冈。雨过闻幽磬，云开见上方。苔侵石磴滑，花拥洞门香。……”®古代车马运输行业特别崇拜发明家奚仲，将他奉为车神，并且流传“拜车神奚仲，保平安出行”的民谚。
奚公山南面1公里外的奚村，为古奚邑旧址。据《齐乘》卷五“古迹”条记载：“滕州东南青邱村奚山下,古奚邑。”村北田野中散布大量商周陶片。村西是薛河支流南明河，在方圆十几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多处古遗址，包含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不同时代遗存。这些遗址表明，早在5000年前奚公山下就形成了聚落群，历史文化绵延不断，一直延续到东周时期。奚村聚落群与薛河前掌大聚落群相距不远，都属于古薛国范围。
第三节商周方国与封国文化商周时期，海岱文化区方国、封国并立，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不同区域文明相互融合。这种碰撞和融合，加快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枣庄地区见于古籍记载的小国有8个,其特点是分布密度大，国土狭小，既有东夷土著古国，又有封建制小国。这些古国在大国弱肉强食攻伐下，艰难地生存着。
一、薛国与仲胞薛为任姓之国，“任”又为“妊”，是个十分古老的姓氏。《国语•晋语四》记载:“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十二姓中就有任氏。薛国早年出土的铜器有薛侯匯、薛侯盘等，上有铭文“薛侯作叔妊襄媵匯”。王国维先生考证:“任姓，金文作妊。今《诗》与《左传》《国语》《世本》皆作任字。”®薛国自奚仲始封到战国时灭亡，历夏商周三代，延续1700多年。其世系可考者凡64世，国祚之长久，在列国中少见。薛在商代的历史，已得到殷墟甲骨卜辞证实。周朝建立后，封仲虺后裔为薛侯，春秋时降为伯爵。薛国虽是小国，但频频参与诸侯盟会。《左传•定公元年》记载，薛宰曾向会盟的诸侯自述其源流，提到先祖奚仲、仲虺以及薛国立国缘由。
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奚仲的祖先便在薛河岸边的西康留建造了古城，到了奚仲生活时期，古薛国经过近千年发展历程，已步人辉煌时期。近年来在薛故城内考古勘探发现的岳石文化城址，大概与先秦文献记载的奚仲都邑有关。
薛故城遗址位于滕州南约21公里，横跨官桥、张汪两镇，处于薛河下游山前冲积平原地带。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正方形，城垣周长达10615米，现存城墙高出地面1〜5米，底部宽约30〜50米，全部用黄土夯筑。城址总面积约6.8平方公里。1993年至1994年进行重点勘探和发掘，确认故城遗址为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薛国都城遗址。在城址东南角发现的岳石文化早期城址，可能就是奚仲时代的国都。在城址东南和东部城外发掘的200余座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墓葬，出土大量青铜器、陶器等文物，证实薛国故城就是任姓薛国的都城遗址。薛国故城东约0.5公里的前掌大商周墓地，为妊姓薛国贵族墓葬区。20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对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墓葬110多座。墓中随葬品十分丰富，出土了青铜器、玉器、骨器、原始瓷器、象牙器、陶器、漆器等，在青铜礼器中还发现了贮存的酒。这些产品都是当地制造，说明当时都邑之内已设置各类手工业制造和加工作坊，有一批专门从事铸铜、制玉、酿酒、制造、纺织和食品加工的专业工匠。
继奚仲之后，薛国历史上另一位显赫人物便是仲虺。他是奚仲十二世孙，商汤的著名大臣，与伊尹并居相位。因辅佐商汤完成建国大业，成为杰出的政治家。郑樵《通志•氏族略》“薛氏”记载：“奚仲迁于邳，十二世孙仲虺为汤左相，复居薛。”奚公山东边不远的潘楼村（今属薛城区陶庄镇）附近，分布一处商周台型遗址，当地人称作“灰古堆”。清雍正《山东通志•陵墓志》记载：“仲虺墓，在奚仲墓东。……俗呼为灰固堆，虺音之讹也。”作为商汤辅弼大臣的仲虺，在商朝创建之初曾发表过许多治国安邦的言论，《尚书•商书》中的《仲虺之诰》体现了他的治国理念。仲虺认为商汤用武力推翻夏朝，完全是顺应民心、符合天意的举动。夏桀残忍贪暴，昏乱失德，使民众陷人水深火热之中，已经引起天怒人怨，必须取而代之。有为君王，其作用就是平定祸乱，为民众谋取利益。他建议商汤以夏禹为榜样，发扬美德，遵循古帝制定的典章制度，为子孙后代造福。最后又坦诚规诫商汤，应以夏桀为鉴，不要亲近歌舞女色，不要聚敛钱财。要以德治国，委任贤才，用人不疑，对于勤恳干事的官员应给予奖励。要严于律己，宽厚待人，随时检点自身，勇于修正错误，以诚信赢得民众的拥戴。“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使国家繁荣昌盛，永保国祚传之千秋万世。
仲虺言论散见于先秦史籍和诸子书中，如《吕氏春秋•骄恣》篇载仲虺有言……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意思是诸侯品德各具优劣，如能为自己选择到良师，就能称王天下；能为自己选择朋友，就会保存自身;选择的人都不如自己，就会导致亡国悲剧发生。除了治国理政见解，仲虺的一些言论还体现了雄心勃勃的军事思想。如《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的仲虺之志：“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这是一项称雄主张，建议商王根据周边形势采取果断军事战略。由于符合后世霸业潮流，其理论常被兵家发扬运用。古籍记载的仲虺的格言警句，凝聚了他在政治、军事、历史、社会等领域的丰富经验。
前掌大商墓出土一件青铜尊，上有铭文“隸妇兄隸”。据冯时考证®，“隸”就是“虺”，“虺妇”为外姓之女嫁到薛国为妇者。证明商代居住在薛河附近的贵族，应为仲虺后人。古老薛河哺育了仲虺，他由薛国走向中原，终成一代名相。
二、神秘的邳国邳国，任姓小国。薛、邳同祖同源，都是海岱文化区夏商周时期古国。邳和薛的缔造者就是夏初的奚仲。“邳”字甲骨文写作“不”，金文写作“丕”，后来又加“邑”部偏旁，演变为“邳”字，表示邳国当时建有城邑。
邳国在文献中记载很少，由于存在上邳、下邳之分，所以长期以来笼罩着神秘面纱。邳国究竟建在何地，先有上邳还是先有下邳？这些问题自古以来就是未解之谜。关于邳国地望，史家多指在今江苏北部的邳州、睢宁一带。邳国开创者是奚仲，原本居于薛河附近，后因辅助夏禹治水有功，又获封新的疆土，于是率领部分薛人迁居其地，建立了邳国。这件大事见于《左传•定公元年》，当时薛宰在追忆自己祖先时曾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邳自夏初立国直至战国灭亡，历时长达1600多年。由于奚仲辅佐夏禹有功，邳国与夏王朝关系融洽。商朝建立后，又因同族先祖仲虺曾任商汤重臣，所以与殷商关系也比较好。第十一任商王外壬在位时，邳国发生重大变故。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当时邳国联合铣国发动叛乱，直到河亶甲三年，商王借助大彭国援助，才平定了长达十几年的叛乱。铣和邳的祖先曾分别担任商汤左、右相，二国和大彭国处于今鲁西南和苏北一带，地缘紧密。发生叛乱后，商王借助大彭国力量讨伐铣、邳。由于这次反叛，商朝与邳国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1954年，台儿庄伊家河水利工地出土2件铜，口沿铸铭文一周。经王献唐先生考证,定名为“邳伯”。其铭文内容是：“惟正月初吉丁亥，邳伯夏子自作尊疊，用蕲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2件铜疊是邳国国君所用礼器，时代属于战国初期。铭文中的“伯”为爵称，“夏子”是作器者名字。从2件铜疊得知，邳国在战国初期尚存。值得注意的是，距邳伯疊出土地点不远处有邳庄 (今邳庄镇，属台儿庄区），附近还有东周大型高台遗址（由于长期取土已毁坏），或许战国早期的邳国就分布在这一带。
1980年3月，滕县博物馆在城郊后荆沟清理了1座春秋早期残墓，出土铜器15件。其中1件铜簋，器内底部铸有151字长篇铭文。从外观看，铜簋器身与器盖明显不合，无论铭文内容、书体风格、装饰花纹还是形制，都和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传世铜器“不其簋”器盖丝丝相扣，说明这件铜簋的器身与器盖在春秋早期便已分离，出土的铜簋器盖应是当年另行配制。1件铜器身、盖分离后，经过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后终于合璧，一时传为考古佳话。
铜簋铭文记述铜器主人听从周王调遣，参加了捍卫成周疆域战斗，因作战勇敢而获得周王奖赏。铭文中两次出现“不其”，据有的学者研究，“不其”就是“邳其”，“不”、“丕”同字，即后来“郑”字。“邳”代表国名，“其”为人名。®邳其在战事结束后归国，铸造铜器用以纪念，因而邳其簋能够在其老家薛地出现。古籍中有两个邳国，即上邳和下邳。古代地理概念北为上，南为下。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先有下邳国，后有上邳国。《古本竹书纪年•魏纪》载：“梁惠王三十一年（前339)，下邳迁于薛。”下邳迁回薛地，已经是战国中后期。然而滕州出土邳其簋的墓葬，却属于春秋早期。这说明，当时在枣庄境内已极有可能出现了下邳国。下邳之所以回迁，主要是受到楚国咄咄逼人的扩张威胁。早在春秋时期，楚国就对包括倡阳、邳、缯、小邾、滕、薛在内的泗上十二诸侯虎视眈眈，经常发兵北上。为了躲避楚国锋芒，邳人北迁投奔同祖的薛国故地自在情理之中。公元前261年，楚考烈王大举北上伐鲁。楚师兵锋所过之处，诸侯披靡，处于薛地附近的上邳国终于被楚国所灭。
有关邳国确切地望和上邳、下邳问题，至今依然是个未解谜团。有人认为，作为夏商周时期的邳国都城，应具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存在古城址、陶器等遗迹、遗物。但迄今在江苏古邳镇附近勘察未发现这一时期的遗址，缺乏文物考古信息的支持。古代方国其国力有限，夏商时期的邳国统辖的地域范围肯定不会太大,迁徙只可能在小范围内完成。因此下邳、上邳有可能都在枣庄市境内。
三、姬姓滕国滕是西周初年姬姓封国之一，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其国土“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滕国始受封者错叔绣，是周文王庶子（第十四子）。周武王克商之后实行封建，将庶母兄弟错叔绣封于东方滕地，位于侯爵之列。据《汉书• 地理志》记载，滕国共传31世。
由于滕国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所以在诸侯中居于特殊地位。《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滕薛国君到鲁国朝会期间，曾发生争尊纠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由于双方相持不下，最终由鲁隐公派人调和。按照周朝宗法制度，与宗国同姓者居长，异姓者处于下位。滕国虽是诸侯间小国，但在外交舞台十分活跃，经常参加由霸主发起的会盟活动，这些史事在《春秋左传》中屡有记载。
滕国在历史上出名，是滕文公在位期间。滕文公为了将国家治理好，曾多次礼聘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虚心请教治国方略。一个是封国国君，一个是著名学者，二人的多次交往成为历史上的美谈。由于深受儒家治国理念影响，滕文公大力推行政治、经济改革，终于将滕国治理成诸侯间闻名的“善国”，在滕国历史上书写了最辉煌篇章。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加剧，滕国在列强夹隙中苟延残喘。公元前414年被越王朱勾所灭，不久复国。后来又被宋康王灭国（前300年前后）。另据杜预《春秋释例*世族谱》记载，滕国最终是被齐国所灭。元代《齐乘》卷三也说:滕国至“三十二世为齐所灭”。宋代郑樵《通志·氏族略》又说为秦国所灭。滕国故城坐落在滕州市西南约7公里的姜屯镇滕城村。据《水经注》卷二五记载城周二十里，内有子城”。如今城垣依然残存，外城略呈长方形，子城处于外城中部偏东南，略呈方形，周长约2000米。子城东北隅有座高台，俗称“文公台”，亦称作“灵台”，相传是滕国的寝宫遗基。台下一池即“灵沼”故址，为滕文公所筑。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为灵沼。”所谓“灵台”，除了用于观测天象，还可以游览。滕文公效法周文王，修筑台池，与民同乐。
滕国故城西北约3公里的庄里西，是滕国贵族墓地，曾出土大批文物。其中滕侯鼎、滕公鬲、滕公簋、滕皇编钟等都铸有铭文，十分珍贵。1980年出土的一套编钟，共计13件，铭文记述春秋末年滕国一位名叫“楙”的司马（官名），为祭祀滕悼公专门铸造了这套编钟。墓地还出土一套精美编磬，也是B件，形制相同，大小递减，采用泗滨石制作。经测定为十二音律乐器，音质清脆悦耳，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好的战国石制乐器之一。®这里出土的西周时期珍贵文物大都是礼乐重器。滕国与鲁国同宗，而鲁国是弘扬周礼最完备的封国，拥有“奏天子礼乐”资格。滕国礼乐文化深受鲁国影响，因此周礼在滕国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滕国的礼乐制度是其都邑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地文物部门还在滕国故城附近征集到许多出土青铜器，大都铸有铭文，属于滕国礼器。如叔京簋、父辛卣、父乙爵、百乳龙纹方鼎、兽纹铜盘等，制作相当精美。早年传世的滕国铜器有滕侯苏簋、滕侯虎簋等。东周时期滕国铜器多为兵器，主要有滕侯旨戈、滕之丕牙剑、滕侯仄戟、滕司徒戈等。这些珍贵文物为研究滕国历史以及滕国的都邑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滕国的城邑文化展现了浓郁的周文化特色，这种有别于夷礼、夷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通过灵台、灵沼以及各种礼乐器体现出来，是宗周礼制文化在东部封国的传播和延续。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曾对西周的礼乐文化发出由衷赞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滕国贵族墓地出土的大量礼乐文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周、鲁文化在滕国产生的深刻影响。
四、商代兒国与春秋郫国郊国产生历史甚早，最初是海岱文化区东夷族系建立的古国，到了商代成为夷方方国之一。鄉国所处地点，就在今枣庄市山亭区山亭镇境内。“郫”字早期写作“兒”，其国名最早见于殷商甲骨卜辞。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邑的大量出现和都邑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带“邑”字偏旁的国名，“兒”字也随之演变为“郫”。
在甲骨卜辞中，兒字屡次出现，均与东夷文化区的兒国有关。如《甲骨文合集》第01075条卜辞：“三日丙申，告有来艰自东……曰兒……”大意是商王接到报告，东方发生了兒人叛乱。《殷墟书契后编》“二、四、一一”条卜辞记录：“东，画告曰：兒伯……”可见当时兒国已居于方伯之列。《殷契粹编考释》第1230片卜辞：“壬申卜，争贞，令帚（妇）好从址□伐兒方。”这条信息透露，商王为平息兒方叛乱，命令一位女将军统兵征伐。这位名叫“好”的女英雄，就是商王武丁的第一任王后，曾率军打败了十几个反叛的方国。妇好不仅地位显赫，而且还多次主持国家的祭祀等重大活动。其墓于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墓上建有享堂，墓内随葬品极为丰富，共出土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等文物1928件。兒国远离商朝腹地，反叛后居然由妇好亲自前去征服，足见其实力不容忽视。
兒国引起学术界瞩目，缘自一片具有谱牒性质的甲骨刻辞。围绕这片牛肩胛骨真伪问题,学术界已争论多年。1903年，英国传教士库寿龄和美国传教士方法敛收集到这片甲骨,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刻辞分布在骨板正面，记录了自先祖“吹”到最后一代兒国王室11代世系。刻文出现13个人名，其中属于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这片甲骨问世之后，引起考古界极大争议。郭沫若、胡厚宣、董作宾、容庚等学者认定为伪刻，而张政烺、陈梦家、于省吾、李学勤等人则力主为真品。1980年出版的《古文字研究》第4辑，发表了于省吾、胡厚宣针锋相对的文章。近年来，国内学术刊物陆续发表文章进行探讨，大都主张“家谱刻辞”为真品，甚至有人将这片甲骨誉为“天下第一谱”。
兒国灭亡大概在商代末期，由于经常向商王朝发起挑战，商王为了确保东土安宁，便持续不断对夷方进行征伐。直到最后一代商王帝辛（即商纣王），依然投人大量人力、物力常年讨伐东夷小国。《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纣克东夷而殒其身。”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商代兒国灭亡后，西周末年在郫地又出现了一个附庸小国，因建在商代兒国旧墟，所以也称为“兒国”。其后又添加“邑”部偏旁，史籍书作“郫”。由于这个小国与邾国（都邑在今邹城市境内）同宗，又由邾国分出，因此在立国之初仍习惯自称为“邾”，国君则自称“邾君”。诸侯为了将宗国邾和附庸邾加以区别，便将建于郫地的小国称作“小邾”。史家记事为防止混淆，将宗国邾书作“邾”，将附庸邾书作“小邾”或“郫”，《春秋左传》就采用此法。春秋时期建国不称小，所谓“小邾”，既不是正式国名，更不是郫国自称，原因很简单，国家再小也不会自我矮化。鄹国始封君名友，又尊称“友父”。依照当时习惯，数世之后亲缘疏远，可另立姓氏。小邾传位数世之后，便以地名、国名为姓，后世又改为倪姓。
小邾国来历,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引《世族谱》资料：“小邾，邾侠之后也。夷父颜有功于周，其子友别封为附庸，居郫。”《通志•氏族略》记载：“郫氏，曹姓，即小邾也。朱挟七世孙夷父颜有功于周，次子友父别封附庸，为小邾国，以居郫，故又称郫国。”邾颜是邾国第七代国君邾武公，字夷父。他有二子，长子夏父后来成为邾国国君继承人，次子就是友父。由于邾武公有功，周王允许他在本国疆域内裂土分封，于是便将友父分封到邾国控制的郷地为附庸国君。按照当时惯例，始封君友父死后，小邾国王位由嫡长子继承，次子则以祖父之名另为姓。于是便以邾武公的“颜”字立姓，这是颜姓之始。
小邾国都邑设在何处，古籍虽存在不同说法，但都没有超出今枣庄区域范围。2002年夏，文物部门在山亭区东江村清理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墓葬分布在古河流旁一处高大台地上，由于村民长期取土，掩藏在土台下的古墓得以显露。这里集中分布6座墓葬，除了2座保存完整，另外4座均遭到严重破坏和盗掘。经发掘获得一批珍贵文物,仅青铜器就有73件，其中24件有铭文。一号墓出土的铜器中有4件青铜鬲，铭文为“邾友父媵其子胙曹宝鬲其眉寿永宝用”①。邾友父就是由邾国分封到郫地的第一代国君。从铜器铭文得知，由于是初封，尚未从周室获取正式国名，所以仍自称为“邾”。二号墓共出土10件铸有铭文铜器，其中有2件“邾君庆壶”和4件“郫庆鬲”。这批铜器铸造时间不同，铜壶制作时间在前，仍习惯自称“邾君”；铜鬲制作时间在后，虽然还没有获得正式国名，但已在名前冠有“鄹”字。后来正式以郫地作为国名，鄉随之成为国君的姓氏。小邾世系失载，据《左传注疏》透露，“春秋后六世而楚灭之”。
2003年，又在小邾国贵族墓地发现夯土城墙。发掘显示，墙基底部残存宽度21米，残高2.6米。采用棍夯法层层筑起，土质坚硬。城墙外有护城河，是当时筑墙时掘土形东江墓地出土的郫庆鬲成。建城年代为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与墓地时间吻合。城内还发现各种遗迹、遗物,进一步证明这座古城就是小邾国的都邑。
据文献记载，小邾国都邑有3处，东江城址是早期都城，另外两处位于滕州市区和山亭区西集镇梁王城，分别为中期、晚期都邑。小邾国之所以迁都，与当时紧张局势有关。在立国400多年历史中，小邾国曾多次遭受大国欺凌，如《春秋•庄公十五年》记载：“宋人、齐人、邾人伐郷。”处于列国夹隙之中，自保图存的确不易。为了消除外部威胁，小邾国借助霸主为保护伞，频繁参加诸侯盟会。由于临近鲁国，郫君经常前往鲁都朝会，两国贵族之间还有姻亲关系。鲁国是公认的礼仪之邦，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小邾国深受鲁文化影响。
处于枣庄境内的商周方国或封国都是小国，数量较多，分布较为密集，经过长期发展，创造了富有地域特色的都邑文化。各国都邑都筑有设防城垣，城内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各国王室之间通过婚聘结成政治联姻。在经济方面，城邑内涌现不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从事产品加工及各种经营。为确保王权稳固，各国流行嫡长子世袭制度。礼制、礼器逐渐由简趋繁，敬天礼地祭祖是国家头等大事。当历史车轮驶人东周时期，随着一些诸侯日渐强大，礼崩乐坏的局面已不可逆转。在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潮流的不断冲击下，枣庄境内的小国相继灭亡，最终消失在历史尘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