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枣庄市已发现的50多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经过科学发掘的有滕州岗上、西公桥、西康留、北辛以及山亭区的建新等遗址。这5处遗址的发掘收获颇丰，发现的遗迹包括房基、墓葬、灰坑、窖穴、陶窑和水井等，出土了数千件文物及大量陶片标本，为研究这一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特征、聚落形态、埋葬习俗及社会性质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房基房屋是古人类定居生活最基本建筑。在山亭区建新遗址发现了28座较为完整的大汶口文化房基，均为地面建筑。多数为单间，只有2座为双间。按照房屋平面形状，可分为圆形、长方形和方形3种，建筑面积一般在10〜20平方米之间，最大的29平方米。根据这些房屋位置，可在一定范围内研究原始村落布局。在滕州西公桥遗址清理了4座房基和柱洞、基槽等建筑遗迹。②房基分地面式和浅地穴式两种。在建新遗址还发现了1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水井，这是枣庄地区考古发现的最早水井。水井的发明使用，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使定居生活更加稳定。
(二）氏族墓地生时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是中国远古时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基本特征。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保存比较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枣庄地区发掘的古文化遗址中共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160余座，其中建新遗址92座，西公桥遗址48座，岗上遗址8座，西康留遗址4座，北辛遗址1座，沙沟五村遗址1座。这些墓葬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大部分墓葬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个别墓使用木质葬具。儿童多为瓮棺葬，大都集中于居址内房屋附近。葬式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亦有少量成人男女合葬墓，屈肢葬极少。
建新遗址发现的92座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成人墓76座，未成人墓16座。排列有序而密集，可分为5个墓区，与同时期居址分开。这说明原始宗法观念已经产生，以家族为标志的墓区也随之出现。西公桥遗址共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48座，分布比较密集，为分区埋葬。各墓区之间有一定空白地段，较大墓葬相对集中埋葬，可能是一些富有家庭的墓地，成人墓和小孩墓均埋葬在氏族公共墓地之中。大多数有随葬品，多者30余件，最多达到建新遗址出土的陶鬵55件，一般的墓6~8件，少者仅1件，也有个别小型墓一无所有。这批墓葬的年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至晚期阶段。由此可见，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规模已产生了较大差别，随葬品也多寡不均，氏族内部贫富分化已相当明显。
大汶口文化居民有颅骨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侧门齿习俗。建新遗址有9座墓葬存在这样的习俗。其中，拔除左右上颌侧门齿的5例，为4男1女;枕部人工变形有4例，为2男2女;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侧门齿兼而有之的2例，均为男性。存在以上两种习俗的墓主人均为成年人，年龄最小的25岁，最大为40〜45岁。由于这批墓葬的人骨标本保存状况欠佳，只有一部分人骨可以鉴定，无法观察到全部情况。从已鉴定的人骨标本结果来看，建新遗址的大汶口居民颅骨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侧门齿的习俗,与其他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居民颇具一致性。大汶口居民拔牙和头骨变形的目的是什么呢？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拔牙的目的大体有两种说法:一是成年拔牙，表亦拔牙的个体已进人了成人的竹列，可以参加只有成年人才有资格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二是婚姻拔牙,表示拔牙的人已婚，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至于头骨枕部人工变形的原因，可能与人们的审美观念有关，即多数人认为头骨的枕骨中部过于突出是很不雅观的，故实施人工矫正。在一些地区，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着这样的审美意识。
(三）宗教礼仪性建筑和夯土城墙学术界认为，农业的发明、宗教礼仪性建筑和设防城堡的产生，是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此外，文字、铸铜技术的发明以及聚落形态的层级结构，都是构成文明的重要因素。聚落层级结构是通过遗址的分布状态体现出来的，普通遗址的面积大都在30000平方米以下，较大遗址往往达到looooo平方米左右，超过几十万平方米的聚落遗址大都是当时区域内的中心聚落。在中心聚落周围，往往如众星捧月般分布着不同规模的较小聚落。这种分布格局表明，当时已经出现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产生了凌驾于氏族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
滕州西康留遗址就属于新石器时代中心遗址。经过多次田野调查和考古试掘，在遗址发现了2座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型夯土台基。1号台基面积约850平方米,2号台基面积约400平方米。另外在遗址的中南部、中西部分别发现了夯土城墙遗迹，城墙之外还有人工开挖的壕沟。显然，这是一处拥有宗教礼仪性建筑、设防功能齐全的大型聚落。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和宗教礼仪性建筑，属于龙山时代的发现较多，但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发现较少。屈家岭文化虽然发现了多处城址，但尚未发现宗教礼仪性建筑遗迹;红山文化虽发现了以坛、庙、冢为轴心的宗教礼仪性建筑,但是没有发现同时代的城址。滕州西康留遗址既有宗教礼仪性建筑遗迹，又有城址，应是当时区域性中心聚落。这处遗址分布在薛河故道北岸高地上，总面积30万平方米，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型聚落。钻探和发掘资料表明，城址平面呈圆角方形,南北约195米，东西约185米，整座城址面积约35000平方米。在西康留遗址东部不远处是著名的北辛遗址，西部则濒临前掌大商周贵族墓地，由早到晚，历史文化一脉相承。更为重要的是，在西康留遗址周围，还分布着二三十处规模不等的大汶口文化聚落，连同滕州市东北聚落，共有40余处聚落遗址。西康留遗址北与西公桥大汶口文化遗址紧密接壤,西与丰山大泣口文化遗址隔河相望。这些聚落遗址所处时代相同，彼此之间关系密切，形成了金字塔形层级结构。
有的学者认为：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小区间，同时存在5处以上聚落称为“聚落群”。聚落群的产生，表明原始社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是原始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海岱地区的聚落群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产生，中期得到迅速发展。通常群内的最大聚落又是城时，肯定就是中心聚落。实际上它就是部落、古国或酋邦的中心，不但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早期城市。部落向古国的过渡，首先是从部落中心向政治中心的转变而实现的，当群内聚落形成金字塔形层级结构时，就基本完成了向国家的转变。文明的产生是渐变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同时具备所有要素，当这些条件逐渐具备的时候，早期的国家形态便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西康留发现的大型夯土台基，应是当时殿堂类礼制性建筑遗迹，由于处于中心聚落内，不仅是当时集政权、军权、神权于一身的最高首领的居处，同时也是议事、决策和举行宗教礼仪性活动的场所。西康留遗址具有设防功能的城墙和壕沟的出现，标志着氏族部落内部的分化和区域间的冲突已进人了新阶段，正如恩格斯在论述早期国家形态时所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人文明时代了。”种种迹象表明，薛河流域的文明之炬，最早在西康留点燃，继而由部落古国发展到夏商时期的东方方国——薛。
(一）房基房屋是古人类定居生活最基本建筑。在山亭区建新遗址发现了28座较为完整的大汶口文化房基，均为地面建筑。多数为单间，只有2座为双间。按照房屋平面形状，可分为圆形、长方形和方形3种，建筑面积一般在10〜20平方米之间，最大的29平方米。根据这些房屋位置，可在一定范围内研究原始村落布局。在滕州西公桥遗址清理了4座房基和柱洞、基槽等建筑遗迹。②房基分地面式和浅地穴式两种。在建新遗址还发现了1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水井，这是枣庄地区考古发现的最早水井。水井的发明使用，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使定居生活更加稳定。
(二）氏族墓地生时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是中国远古时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基本特征。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保存比较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枣庄地区发掘的古文化遗址中共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160余座，其中建新遗址92座，西公桥遗址48座，岗上遗址8座，西康留遗址4座，北辛遗址1座，沙沟五村遗址1座。这些墓葬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大部分墓葬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个别墓使用木质葬具。儿童多为瓮棺葬，大都集中于居址内房屋附近。葬式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亦有少量成人男女合葬墓，屈肢葬极少。
建新遗址发现的92座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成人墓76座，未成人墓16座。排列有序而密集，可分为5个墓区，与同时期居址分开。这说明原始宗法观念已经产生，以家族为标志的墓区也随之出现。西公桥遗址共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48座，分布比较密集，为分区埋葬。各墓区之间有一定空白地段，较大墓葬相对集中埋葬，可能是一些富有家庭的墓地，成人墓和小孩墓均埋葬在氏族公共墓地之中。大多数有随葬品，多者30余件，最多达到建新遗址出土的陶鬵55件，一般的墓6~8件，少者仅1件，也有个别小型墓一无所有。这批墓葬的年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至晚期阶段。由此可见，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规模已产生了较大差别，随葬品也多寡不均，氏族内部贫富分化已相当明显。
大汶口文化居民有颅骨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侧门齿习俗。建新遗址有9座墓葬存在这样的习俗。其中，拔除左右上颌侧门齿的5例，为4男1女;枕部人工变形有4例，为2男2女;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侧门齿兼而有之的2例，均为男性。存在以上两种习俗的墓主人均为成年人，年龄最小的25岁，最大为40〜45岁。由于这批墓葬的人骨标本保存状况欠佳，只有一部分人骨可以鉴定，无法观察到全部情况。从已鉴定的人骨标本结果来看，建新遗址的大汶口居民颅骨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侧门齿的习俗,与其他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居民颇具一致性。大汶口居民拔牙和头骨变形的目的是什么呢？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拔牙的目的大体有两种说法:一是成年拔牙，表亦拔牙的个体已进人了成人的竹列，可以参加只有成年人才有资格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二是婚姻拔牙,表示拔牙的人已婚，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至于头骨枕部人工变形的原因，可能与人们的审美观念有关，即多数人认为头骨的枕骨中部过于突出是很不雅观的，故实施人工矫正。在一些地区，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着这样的审美意识。
(三）宗教礼仪性建筑和夯土城墙学术界认为，农业的发明、宗教礼仪性建筑和设防城堡的产生，是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此外，文字、铸铜技术的发明以及聚落形态的层级结构，都是构成文明的重要因素。聚落层级结构是通过遗址的分布状态体现出来的，普通遗址的面积大都在30000平方米以下，较大遗址往往达到looooo平方米左右，超过几十万平方米的聚落遗址大都是当时区域内的中心聚落。在中心聚落周围，往往如众星捧月般分布着不同规模的较小聚落。这种分布格局表明，当时已经出现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产生了凌驾于氏族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
滕州西康留遗址就属于新石器时代中心遗址。经过多次田野调查和考古试掘，在遗址发现了2座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型夯土台基。1号台基面积约850平方米,2号台基面积约400平方米。另外在遗址的中南部、中西部分别发现了夯土城墙遗迹，城墙之外还有人工开挖的壕沟。显然，这是一处拥有宗教礼仪性建筑、设防功能齐全的大型聚落。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和宗教礼仪性建筑，属于龙山时代的发现较多，但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发现较少。屈家岭文化虽然发现了多处城址，但尚未发现宗教礼仪性建筑遗迹;红山文化虽发现了以坛、庙、冢为轴心的宗教礼仪性建筑,但是没有发现同时代的城址。滕州西康留遗址既有宗教礼仪性建筑遗迹，又有城址，应是当时区域性中心聚落。这处遗址分布在薛河故道北岸高地上，总面积30万平方米，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型聚落。钻探和发掘资料表明，城址平面呈圆角方形,南北约195米，东西约185米，整座城址面积约35000平方米。在西康留遗址东部不远处是著名的北辛遗址，西部则濒临前掌大商周贵族墓地，由早到晚，历史文化一脉相承。更为重要的是，在西康留遗址周围，还分布着二三十处规模不等的大汶口文化聚落，连同滕州市东北聚落，共有40余处聚落遗址。西康留遗址北与西公桥大汶口文化遗址紧密接壤,西与丰山大泣口文化遗址隔河相望。这些聚落遗址所处时代相同，彼此之间关系密切，形成了金字塔形层级结构。
有的学者认为：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小区间，同时存在5处以上聚落称为“聚落群”。聚落群的产生，表明原始社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是原始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海岱地区的聚落群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产生，中期得到迅速发展。通常群内的最大聚落又是城时，肯定就是中心聚落。实际上它就是部落、古国或酋邦的中心，不但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早期城市。部落向古国的过渡，首先是从部落中心向政治中心的转变而实现的，当群内聚落形成金字塔形层级结构时，就基本完成了向国家的转变。文明的产生是渐变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同时具备所有要素，当这些条件逐渐具备的时候，早期的国家形态便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西康留发现的大型夯土台基，应是当时殿堂类礼制性建筑遗迹，由于处于中心聚落内，不仅是当时集政权、军权、神权于一身的最高首领的居处，同时也是议事、决策和举行宗教礼仪性活动的场所。西康留遗址具有设防功能的城墙和壕沟的出现，标志着氏族部落内部的分化和区域间的冲突已进人了新阶段，正如恩格斯在论述早期国家形态时所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人文明时代了。”种种迹象表明，薛河流域的文明之炬，最早在西康留点燃，继而由部落古国发展到夏商时期的东方方国——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