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枣庄处于海文化区，古文化源远流长，历史积淀丰厚，现已发现多处细石器地点和遗存。早在距今约15000~1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即有先民在这一带活动。距今7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时期，这里已出现较为稳定的农耕文化。经过多次文物普查，全市共发现各类文物古迹1500多处，其中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遗址160余处。既有聚落群，又有聚落组;既有中心聚落,又有一般聚落，形成了金字塔形层级结构。枣庄境内的古河流哺育了史前先民，沿岸密集分布的各类古遗址见证了远古时期的文化成就。
  第一节枣庄境内的细石器文化细石器文化是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一种文化形态，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这些石器既可充当石钻或刮削器，也可镶嵌在骨梗、木柄上作为复合工具的刀、箭、投标使用。这种趋于精细化的石器制造技术，与当时人类的渔猎活动密切相关。迄今为止，枣庄境内已陆续发现细石器地点和遗存10余处，出土各类细石器百余件，填补了本地域原始文化发展序列的空白。
  一、细石器遗存的分布山东地区的细石器遗存集中分布于沂、沭流域和汶、泗流域，最早发现于临沂市相公乡凤凰岭。处于鲁南浅山丘陵地带的枣庄市也陆续发现了多处细石器地点，大都分布于山前坡地或地势稍高的丘陵边缘地带。
  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和枣庄市博物馆联合对峄城区二疏城遗址进行发掘，在遗址西约1公里的山坡上采集到10余件细石器。此后数年间，在全市范围内对细石器文化分布情况展幵专题调查，相继发现了一批细石器地点。2003年8月，枣庄市博物馆在山亭区东江遗址发掘小邾国城墙时，在墙基底部原生红土层中发现了15件细石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滕州市博物馆对前掌大遗址北区发掘时，在生土层中也发现了少量细石器。2007年，枣庄市文物部门在新城区基建工地进行考古勘探时，采集到50多件细石器。此外，还在峄城区的阴平发现了打制石器和细小刮削器;在薛城区的夏庄、市中区的永安、山亭区的抱犊崮等地均发现细石器地点。东江遗址和前掌大遗址发现的细石器均出自原生红土层中，时代相当于更新世晚期或全新世早期，距今1_多年，最早可至15000年前后，这是枣庄有古人类活动的最早实物证据。
  二、赛庄细石器文化特征枣庄地区出土细石器标本近百件，分为四大类，即石核、石片、一般性石器及下脚料。其中以石核石器居多，石片石器次之。依用途划分，有刮削器、尖状器、石钻等。石器的材质主要是燧石、石英石，原料主要来自于附近河滩的砂石堆中，岩性以燧石尤其黑色燧石较多，石英占有一定比重，玛瑙极少。先民将拣选来的石料经过简易加工，即成为实用生产工具。他们用石片切割、剥离兽皮，采集野生植物果实;将石核作为狩猎的弹丸工具;石钻主要用于钻孔等工艺制作技术。这些细石器标本，不少留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说明曾是长期反复使用的工具。枣庄地区细石器的加工采用直接打击法，有的还使用了直接敲砸的二次加工技术，不见间接打击技术。这种加工技术与北方草原古人类大量使用的间接打击法有明显区别，也不同于鲁东南凤凰岭文化的细石器。其中占相当数量的石片石器又与汶泗流域的细石器风格相近。有学者认为，“在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初期，山东地区可能有几种文化传统共存，有细石器工艺与非细石器工艺的交流” ®。显然，由于生存环境和文化传承不同，枣庄细石器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细石器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现有考古资料表明，枣庄地区细石器时代的先民主要从事采集、狩猎、捕鱼等生产活动，在经济和生活上完全依赖于大自然，当时尚未发明农业及家畜伺养业。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主要居住在深山区天然洞穴里，而细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从山地丛林迁徙到浅山丘陵地带或山前冲积平原地区。虽然还没有固定居处，但已有了相对稳定的活动区域。人们可能已经掌握了比较简易的构建技术，利用石块、树枝等自然物搭建简陋的住处，这种临时性栖息方式与当时的谋生活动相适应。
  枣庄地区发现的细石器地点多分布在靠近水源、海拔80米以下的山前平原及低山丘陵地带。这种自然环境比深山丛林优越许多，既可满足渔猎需要，又为原始采集业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自然资源。从山上到山下，由丛林到原野，这是古人类为改变生存方式而跨出的重要一步，为以后征服广袤平原，由穴居生活转为地面定居，由狩猎经济向采集经济甚至农业经济的转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仅仅是具体生存环境的改变，但是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进步则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为全新的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北辛遗址与北辛文化北辛文化是黄河下游一种较早期的原始文化，因北辛遗址而得名。北辛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被人们认识，始于1978年至19乃年对该遗址的发掘。据碳14测定的年代，距今约7300~6300年。北辛遗址的发现与北辛文化的命名，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不仅为大汶口文化找到了渊源，而且将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整整提前了一个时期，为追溯中国东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产生和农业的起源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
  一、北辛文化命名地——北辛遗址北辛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北部，西北距滕州城区约別公里。遗址分布于薛河故道南岸的河旁高地之上，东、西、南三面临水，地处丘陵与平原的过渡地带，海拔高度100多米。这里地势相对平坦，土地肥沃，是新石器时代居民从事生产活动的良好地区。现存遗址东西长500多米，南北宽约100米 (南部被北辛村庄覆盖），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
  北辛遗址发现于1964年。当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和滕县文化馆沿薛河流域进行田野调查，在这里采集到一批与大汶口文化风格不同的陶片，推测其年代可能早于大汶口文化。1978年秋至1979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与滕县博物馆联合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历时85天。发掘面积2583平方米，清理灰坑60个、窖穴2个、儿童瓮棺葬2座，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骨器、蚌器和角器。®北辛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文化，出土的遗物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和特点与大汶口文化有所不同，在时间上不仅早于大汶口文化，而且两种原始文化具有传承关系，应是大汶口文化的源头。由于北辛遗址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和一定的分布区域，因而被考古界命名为“北辛文化”。作为海岱地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1982年被编人国家历史教科书。1992年，北辛遗址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北辛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北辛文化距今7300〜6300年，大约延续了1000多年。根据环境考古资料，北辛文化正处于地质时代的全新世大暖期，尤其距今7200~6000年是大暖期的鼎盛阶段,各地气候均较为暖湿，季风降水几乎波及全国。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大部地区覆盖着亚热带森林植被，气温与现在长江流域洞庭湖一带基本相似。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原始农业生产和渔猎活动的开展，对于人类的进化、农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在北辛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许多兽骨、鱼骨和贝壳等动物的遗骸，经鉴定种类有家猪、牛、梅花鹿、獐、麋鹿、貉、獾、鳖、龟、青鱼、丽蚌、中国圆田螺及狗或貉的粪便。另外遗址植被群落也比较丰富，基本反映出遗址周围古植被状况。通过对采集的土样进行孢粉分析，发现样品中包含有禾本科、夹竹桃科、苋科、藜科、水龙骨科、豆科、菊科、桦科、紫草科和懈属、榆属、蕨属、栎属、松属、柳属、蒿属、蕨尾、凤尾藻、粉骨蕨等植物花粉或孢子。还发现有生长在潮湿环境下的双星藻、同心环纹藻。遗址第二文化层湿生植物孢粉含量较高，说明当时气候比现今潮湿，沼泽也比现在范围更大。第四文化层木本科植物和喜暖栎属花粉含量较高，表明当时气温可能比现在高~3t左右。遗址附近水域广阔，湖沼密布，芦苇杂草丛生。先民们除了从事农作、渔猎，还在水边草地捕获各种动物，在丛林中采集果实，以弥补生活中食物资源之不足。®周边地区的环境考古资料也支持了以上分析，在各地北辛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动物种类有家畜、家禽、野生哺乳动物、鱼类以及介壳类遗骸，还有许多已炭化的果核。经鉴定，家禽、家畜有鸡、猪、狗、猫、牛；野兽有虎、熊、狼、鹿、狍、獐、貂、獾、狐;爬行类动物有鳄;水生动物有青鱼、草鱼、龟、蚌、螺等。表明北辛文化时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各遗址所处自然环境优越，附近大都分布广阔的水域，草木丛生，森林茂密，气候较今日温暖湿润。®这种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非常适宜定居生活和农业种植，为原始渔猎、采集和家畜词养提供了必要条件。北辛文化时期人类活动范围已有所扩大，遗址大都分布在山麓台地、土岗、湖泊沿岸和冲积平原地带，社会经济也有了较大发展。
  三、北辛文化主要特征北辛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偏早时期，大体可分为3个发展阶段:早期距今约7300~6800年，中期距今约6800~6400年，晚期可能延续到距今6100年左右。北辛文化主要分布在泰沂山脉的南北地带，其范围西抵京杭大运河两侧，东到黄海之滨，南达淮河故道，北至黄河以北。据一些学者研究,北辛文化的形成具有多元因素，分布于鲁中南地域的北辛文化有可能受到来自西南方向的裴李岗文化的影响，而泰山北侧地区的北辛文化主要来自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表现出了较后李文化明显的进步性、复杂性，它的起点高，地利更好，发展顺利。因此，它的分布范围能够逐渐扩大。” ®据考古发掘资料，北辛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聚落，由于原始农业的出现，人们过着比较稳固的定居生活。北辛文化的房址分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种建筑，多为圆形，面积不大。当时葬俗已趋于复杂，墓葬流行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没有发现木质葬具。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制作工艺以磨制为主。此外骨器、角器、牙器、蚌器十分发达。北辛遗址的文化堆积单纯而又丰富，文化层分为四层，除第一层耕土层下有大汶口文化遗迹外，其余三层均为北辛文化堆积，说明北辛居民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北辛遗址的遗迹主要有灰坑、窖穴和陶棺葬。清理的60个灰坑，以椭圆形为主，还有圆形及不规则形状，有的灰坑底部放置猪下颂骨或完整猪头骨。2个窖穴的平面略呈椭圆形，窖内出土的遗物全是北辛文化陶片和残石器等。两座陶棺葬（瓮棺葬）墓坑为东西向，平面略呈椭圆形，以深腹罐或鼎为葬具，内置婴儿骨架。遗址出土的遗物比较丰富，仅石器就有1000多件，磨制和打制技术并存。打制石器制作虽然比较简单，但器形规整。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器身扁薄、平面略呈梯形的石斧。这种石斧用于砍伐树木或开垦耕地，属于用途较为广泛的生产工具。磨制石器通体磨光，制作比较精致讲究，种类有铲、刀、镰、斧、锛、凿、磨盘、磨棒、磨饼、杵和匕首等。其中，长方形大石铲、圆头三角形磨盘具有显著特色。磨制石器中铲的数量最多，形状各异，器形较大。
  遗址出土的骨器、角器、牙器、蚌器数量较多，制作精致，形式复杂，其制作过程一般要经过截、劈、削、刮、磨等工艺，先制成器物雏形，再打磨表面。这些器物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鹿角锄、蚌镰、蚌铲；与渔猎有关的骨牙蚌镞、骨鱼镖和梭形器。此外，还有凿、锥、匕、针、笄等物。由这些工具可以看出，当时的纺织、缝纫和制骨等手工业也都有了初步发展。
  北辛文化的陶器以夹砂黄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均为手制。夹砂陶大都夹有细砂，少数内掺碎蚌片，以降低陶坯变形或破裂的几率。因此，夹砂陶器常用作炊具。泥质陶多以颜色纯正的红陶为主，大的陶器采用泥条盘筑法，手制痕迹比较明显，器形也不甚规整，说明制陶工艺尚处在原始阶段。器类主要有鼎、釜、钵、小口罐、深圜底罐、碗、盆、盘、壶和支座等，其中盖鼎、指甲印纹钵和红顶体为北辛文化典型器物。陶器纹饰主要有堆纹、篦纹、席纹、乳钉纹、压划纹、指甲纹、锥刺纹等。®北辛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在农业、饲养业、手工业等方面均比后李文化有明显的进步。北辛遗址出现的用陶罐、陶鼎埋葬婴儿习俗，灰坑中瘗埋猪下颌骨及完整猪头骨现象，表明当时已产生了某种原始宗教观念或信仰。北辛文化经过长达1000多年的发展，以粟作为主的农业生产规模和种植水平不断扩大提高。其社会性质逐渐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所有制形式也由氏族公有制向家族私有制转化。北辛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标志着在海岱文化区找到了早于大汶口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基本上弄清了北辛文化的物质文化面貌和分布范围。随着田野考古资料不断丰富，为海岱文化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第三节北辛文化的聚落形态和农业经济北辛文化时期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聚落，这些稀疏聚落构成了海岱文化区原始村落景观。迄今山东省经过考古发掘的北辛文化聚落遗址20余处，多数遗址都发现了房址、灰坑、水井等与居住有关的遗存。由于当时氏族成员不多，聚落面积大都在5万平方米之内。有的聚落遗址周围设防御性壕沟，属于环壕聚落。遗址中出土了配套齐全的农耕、播种及收割工具，还发现了粟、黍和稻为主的农作物，对于研究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聚落形态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是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根据遗址房屋的空间分布、面积、结构及包含物等情况，可以分析当时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关系。目前已发现北辛文化聚落遗址近百余处，主要分布于鲁中南、胶东半岛和苏北地区。其中对滕州北辛、泰安大汶口、汶上东贾柏、部平苑城、烟台白石村、灌云大伊山、连云港二涧村等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获得了较为丰富的聚落、墓葬以及文化遗物资料。
  北辛文化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分别处于遗址不同地点，这种分布状况表明，当时已经产生了有关生死的原始宗教观念或某种信仰。居住区规模不大，一般分布有十几座房址。有的遗址中房址分布在可以相互连接的3个居住点上，各构成相对集中的一组。这一现象应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组织相联系。根据房屋数量和规模可以看出，每个聚落遗址只有数十人，最多不会超过百人。有的遗址居住区内还发现了水井，井口呈椭圆形，深度不到3米。水井中部直径较大，应是当时水位线位置。在井内清理出较多的双耳陶罐，有的双耳孔内存留绳子磨痕，应是当时使用的汲水器。北辛文化遗址虽然都分布在古河流附近，但取水、用水并不便捷，在居住生活区内掏挖水井，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方便。
  北辛文化的房屋建筑多为浅穴式或半地穴式，平面呈圆形、椭圆形和方形三种。居住面都经过加工处理，室内有灶坑，地面比较平整或内凹，有的还专意做过烘烤硬化处理。地穴周壁较直，有阶梯状或斜坡式门道。房址面积较小，均为单间，一般在6~7平方米之间，最小的房子只有3.4平方米。在一些房址内曾发现柱洞遗迹，说明当时建造房屋已使用树木做立柱，用来支撑屋顶重量。高出地面的墙壁部分，往往使用树枝类材料编扎，一面比较平整，另一面遗留有细木痕迹的草拌泥红烧土。在居住区外缘还发现了人工开挖的壕沟，这种环壕聚落具有防御功能，从当时自然环境和生态状况分析，主要是为了防御野兽袭扰。另外每年雨季来临时，还可以有效排泄居住区内的积水。
  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看，北辛文化聚落遗址分布较为稀疏，虽然各聚落之间的关系还不甚明确，但大体可以勾画出北辛文化时期聚落的一般特点：这些大小不等的原始村落大都分布在近水高地，由尖顶式低矮住房组成，规模不大。这种原始质朴的小村落格局，反映了北辛文化居民已过着“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简朴的农耕生活，兼营狩猎和捕鱼。
  二、农业经济北辛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主要由农业、家畜词养业、采集、渔猎和各种手工业构成，其中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遗址出土了配套齐全的农耕工具和粟类作物颗粒。农具主要是石器，有斧、铲、刀，还有鹿角制成的锄和蚌铲、蚌镰等。
  石斧在北辛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数量最多，平面呈梯形或长方形，是开垦荒地和砍伐树木的生产工具。石铲大都通体磨光、制作精致，器形扁薄，刃部有使用痕迹，安柄之后可作为翻土工具。石刀分为打制和磨制两种，磨制石刀近似K方形或半形，可用来充当收割工具。鹿角锄主要是利用鹿角的分叉处，把短枝的一侧磨成斜面刃，长枝的一侧作为柄部。有的截取鹿角一段，将上部修整后安装木柄。这种农具既可在开沟播种或挖坑点种时使用，又可作为中耕松土工具。® 北辛文化的粮食加工工具有石磨北辛遗址出土三足陶爸盘、石磨棒和石磨球，都是配套器物，经过磨制而成，石磨盘底部往往凿有矮足，操作起来更加稳定。有的磨盘经过长年累月使用，盘面已形成弧状而内凹。这些石器都是当时农业生产和谷物加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为原始农业的较快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许多北辛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包括粟、黍和稻为主的农作物：滕州北辛遗址的一些窖穴的底部曾发现炭化粟类颗粒，邳州大墩子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发现了粟粒炭化物，济宁张山遗址出土的碗底上多数有粟糠痕迹，在连云港二涧村遗址红烧土的掺和料中还发现有稻壳痕迹。这说明农业生产已是当时人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也是定居生活赖以生存的重要保障。粟是耐旱作物，从自然气候、土质和地理环境方面观察，北辛文化分布地带十分有利于古代人类居住和原始农业的生产，人们根据自然环境选择了具有耐旱、早熟特点的粟作为主要农作物。
  北辛遗址还发现成堆的动物头骨，经鉴定为“家猪型”成年猪。家猪驯养是定居生活的重要标志，也是农业经济的重要体现。这些现象反映了北辛文化时期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家畜伺养业也兴旺发达起来。
  三、葬制与葬俗北辛文化发现的墓葬总数已超过百座，各遗址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苏北的连云港市和鲁中南的汶泗流域，鲁北和胶东半岛地区也有少量发现。墓葬形制多数为长方形土坑竖穴，石棺墓数量较多，也有少数其他葬制，如白石村遗址发现了没有墓坑的墓葬，未见掩埋迹象，仅骨架上面压有一些红烧土块，部分遗址中还发现了少量儿童瓮棺葬。
  北辛文化的多人合葬、二次葬等埋葬制度和流行成年人拔除侧门齿习俗，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仍然流行，表明在葬制、葬俗方面，大汶口文化早期是从北辛文化晚期延续下来的。®北辛文化时期的丧葬习俗已相当复杂，氏族成员生前聚族而居，死后则聚族而葬。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坑狭小，大多仅能容下尸体。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一般无葬具，儿童墓则流行陶棺或瓮棺葬;多数墓无随葬品，少数墓葬虽有随葬品但数量很少。北辛文化时期不仅丧葬习俗复杂，可能还有一定的祭祀仪式。在遗址的一个土坑内埋有6副猪下颚骨，其上覆盖着石板；另一个圆坑中埋有猪头。这些现象很可能与当时的原始祭祀仪式有关。
  四、社会经济与社会性质(一）社会经济的发展北辛文化的社会经济与后李文化相比有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业、家畜饲养业、采集、渔猎及各种手工业等方面。
  北辛文化时期与农业相关的考古资料相当丰富，农业生产工具的数量明显增多，种类也比较齐全。这些农具分别应用于垦荒、翻地、开垄、点种、中耕、收割等不同农作中，已逐渐向专门化和定型化发展。其中石铲最具有代表性，数量丰富，器形较大，磨制精致，是翻土和清除杂草的主要工具。石镰、石刀和蚌镰都是收割工具，由于刃部经过加工，使用起来更为便利。用于粮食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的出现，使人们的饮食生活日益丰富，更为合理。遗址中发现的粟糠和稻壳痕迹表明，当时种植的农作物已经多样化。这些考古资料揭示了北辛文化的农业状况，显然，当时已经脱离了落后的刀耕火种方式，进人了锄耕农业阶段。
  农业的发展，定居生活的稳固，带动了家畜饲养业的兴旺。北辛文化时期词养的家畜主要是猪，如北辛遗址发现的动物遗骸有1〇余种，数量最多的是家猪骨骼;东贾柏遗址发现的一间房子内埋有3具猪骨架，经鉴定为家猪。这些现象反映出猪和先民的生活已非常密切，猪在先民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当时饲养的家禽、家畜还有鸡、狗、牛等。
  北辛文化时期的手工业主要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制作及纺织等方面。最能反映手工业水平的是陶器制作。这一时期，已出现了泥质陶和夹砂陶的区分，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淘洗陶土技术，这是制陶史上的一大进步。北辛遗址中出土有彩绘陶器，发现了施有单彩的“红顶碗”，为此后东方彩陶的出现找到了渊源。另外，在出土陶器的底部和腹部，还发现了刻划符号，形状酷似鸟类的“足迹”，有人称之为“陶文”。从有关考古发掘资料来看，这种刻划符号可能是东夷族文字的前身。石器制作最明显的进步是磨制技术有了较大提高。同时，骨器、蚌器的制作也十分精致。北辛遗址出土的骨针，细巧光洁,尾部有精心钻出的细小针鼻，这是缝纫工具制作水平提高的标志。(二）社会性质北辛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同后李文化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也有了一定提高。从聚落形式看，社会组织结构已发生了明显变化。比如房子面积较小，绝大多数在10平方米以内，有的仅有5平方米左右，这一现象可能标志着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结构已经出现。当时社会已处在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所有制形式还处于氏族公有制阶段，当时人们过着原始共产制生活，妇女在社会公共事务及生产上的地位高于男子。随着社会生产力逐渐提高，已开始出现少量的剩余财产，婚姻形态也发展到对偶婚阶段。
  北辛遗址的发掘与北辛文化的命名，是海岱文化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重大成果之一，揭示了7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在此定居并繁衍生息的生活情形，为探寻中华东方农耕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北辛文化虽是海岱文化区分布较早的史前文化，但并非这一区域新石器文化源头。2010年3月，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对薛河流域进行文物调查时，在滕州市羊庄镇杜堂遗址采集到类似后李文化陶器的残片。这一重要发现为今后在枣庄地区寻找北辛文化的源头提供了线索。®第五节枣庄的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继北辛文化发展而来，碳-14测定的绝对年代为6100~4600年, 前后延续了大约1500年的时间。大汶口文化因1959年泰安大汶口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其实早在1952年，滕县岗上村就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彩陶片，由于当时认识所限，将这类遗存纳人仰韶文化范畴。迄今为止，枣庄境内已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址50余处，经过科学发掘的遗址近10处。发现了一批房址、墓葬、灰坑、窖穴、水井等，出土文物数千件。考古资料表明，枣庄是大汶口文化分布最密集地区之一，在史前考古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
  ―、分布状况和典型遗址(一）大汶口文化遗址枣庄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南部地区，属于黄淮冲积平原的一部分，境内以低山丘陵为主，还有山间谷地、山前冲积平原和濒湖湿地分布。地表水系发达，土壤水分较多，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独特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其成为古代人类采集、渔猎、农耕的良好地区。大汶口文化遗址在枣庄5区1市均有发现，主要分布在薛河中下游地区，其次分布于运河北岸的峄城区和台儿庄区。
  (二）岗上遗址位于滕州东沙河镇岗上村一处隆起高地上，1956年6月文物普查时发现，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1961年夏，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联合组成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①虽然揭露面积只有40平方米，却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8座、东周灰坑1个，出土遗物1〇〇余件。其中1件人面纹玉饰制作精致，高仅3厘米，宽3.6厘米，正面略突，呈长方形。阴线刻出人面轮廓及眼、鼻、口，背面凸起一脊，脊上有穿孔。岗上遗址的发掘，使学术界对山东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内涵增加了认识，对其后大汶口文化的确立产生了重要作用。
  (三）建新遗址位于山亭区西集镇建新村北侧一片高出周围约1.5米的平坦台地上，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1992年、1993年和2006年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了3次发掘。②共揭露面积3000多平方米，发现大汶口文化房址28座、墓葬105座、灰坑280多个、陶窑2座、水井1口，还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各类遗物1000余件。
  (四）西公桥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西公桥村西南约300米处,遗址坐落在薛河故道与小魏河交汇处的台地上，面积约50000平方米。1998年10〜12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近1000平方米，清理大汶口文化房址4座、墓葬48座、灰坑193个、沟1条、基槽4条。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角器、蚌器等各类器物近千件。这些成果对于深人研究鲁南地区大泣口文化的面貌特征、聚落形态、埋葬习俗等提供了一批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五）红土埠遗址位于峄城区阴平镇上刘庄村南200米处，面积约25000平方米。遗址耕土层下含有大量烧制陶器遗留下来的红烧土，当地群众取名为“红土埠”。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包含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乃至汉代遗物，其中大汶口文化内涵最为丰富。该遗址虽未经过正式发掘，但可从地面或断崖上采集到许多古代遗物。从遗址采集到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主要有釜形鼎、罐形鼎、体形鼎、觚形杯、钵、纺轮、网坠等，还米集到一些石器、骨器和玉器等。
  (六）沙沟五村遗址位于薛城区沙沟镇东北约300米处，沙沟河从遗址中部穿过，将遗址分为南北两部分。遗址东西长450米,南北宽400米，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遗址内涵丰富，包含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周代文化堆积。从已暴露的墓葬和出土的玉佩饰、石镞、石器及残破陶鬵、陶鼎等器物特征判断，应为大汶口文化时期，是鲁南地区一处较为重要的古遗址。①二、考古发掘的遗址和氏族墓葬枣庄市已发现的50多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经过科学发掘的有滕州岗上、西公桥、西康留、北辛以及山亭区的建新等遗址。这5处遗址的发掘收获颇丰，发现的遗迹包括房基、墓葬、灰坑、窖穴、陶窑和水井等，出土了数千件文物及大量陶片标本，为研究这一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特征、聚落形态、埋葬习俗及社会性质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房基房屋是古人类定居生活最基本建筑。在山亭区建新遗址发现了28座较为完整的大汶口文化房基，均为地面建筑。多数为单间，只有2座为双间。按照房屋平面形状，可分为圆形、长方形和方形3种，建筑面积一般在10〜20平方米之间，最大的29平方米。根据这些房屋位置，可在一定范围内研究原始村落布局。在滕州西公桥遗址清理了4座房基和柱洞、基槽等建筑遗迹。②房基分地面式和浅地穴式两种。在建新遗址还发现了1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水井，这是枣庄地区考古发现的最早水井。水井的发明使用，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使定居生活更加稳定。
  (二）氏族墓地生时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是中国远古时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基本特征。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保存比较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枣庄地区发掘的古文化遗址中共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160余座，其中建新遗址92座，西公桥遗址48座，岗上遗址8座，西康留遗址4座，北辛遗址1座，沙沟五村遗址1座。这些墓葬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大部分墓葬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个别墓使用木质葬具。儿童多为瓮棺葬，大都集中于居址内房屋附近。葬式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亦有少量成人男女合葬墓，屈肢葬极少。
  建新遗址发现的92座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成人墓76座，未成人墓16座。排列有序而密集，可分为5个墓区，与同时期居址分开。这说明原始宗法观念已经产生，以家族为标志的墓区也随之出现。西公桥遗址共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48座，分布比较密集，为分区埋葬。各墓区之间有一定空白地段，较大墓葬相对集中埋葬，可能是一些富有家庭的墓地，成人墓和小孩墓均埋葬在氏族公共墓地之中。大多数有随葬品，多者30余件，最多达到建新遗址出土的陶鬵55件，一般的墓6~8件，少者仅1件，也有个别小型墓一无所有。这批墓葬的年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至晚期阶段。由此可见，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规模已产生了较大差别，随葬品也多寡不均，氏族内部贫富分化已相当明显。
  大汶口文化居民有颅骨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侧门齿习俗。建新遗址有9座墓葬存在这样的习俗。其中，拔除左右上颌侧门齿的5例，为4男1女;枕部人工变形有4例，为2男2女;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侧门齿兼而有之的2例，均为男性。存在以上两种习俗的墓主人均为成年人，年龄最小的25岁，最大为4〇〜45岁。®由于这批墓葬的人骨标本保存状况欠佳，只有一部分人骨可以鉴定，无法观察到全部情况。从已鉴定的人骨标本结果来看，建新遗址的大汶口居民颅骨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侧门齿的习俗,与其他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居民颇具一致性。大汶口居民拔牙和头骨变形的目的是什么呢？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拔牙的目的大体有两种说法:一是成年拔牙，表亦拔牙的个体已进人了成人的竹列，可以参加只有成年人才有资格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二是婚姻拔牙,表示拔牙的人已婚，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至于头骨枕部人工变形的原因，可能与人们的审美观念有关，即多数人认为头骨的枕骨中部过于突出是很不雅观的，故实施人工矫正。在一些地区，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着这样的审美意识。
  (三）宗教礼仪性建筑和夯土城墙学术界认为，农业的发明、宗教礼仪性建筑和设防城堡的产生，是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此外，文字、铸铜技术的发明以及聚落形态的层级结构，都是构成文明的重要因素。聚落层级结构是通过遗址的分布状态体现出来的，普通遗址的面积大都在30000平方米以下，较大遗址往往达到looooo平方米左右，超过几十万平方米的聚落遗址大都是当时区域内的中心聚落。在中心聚落周围，往往如众星捧月般分布着不同规模的较小聚落。这种分布格局表明，当时已经出现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产生了凌驾于氏族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
  滕州西康留遗址就属于新石器时代中心遗址。经过多次田野调查和考古试掘，在遗址发现了2座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型夯土台基。1号台基面积约850平方米,2号台基面积约400平方米。另外在遗址的中南部、中西部分别发现了夯土城墙遗迹，城墙之外还有人工开挖的壕沟。①显然，这是一处拥有宗教礼仪性建筑、设防功能齐全的大型聚落。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和宗教礼仪性建筑，属于龙山时代的发现较多，但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发现较少。屈家岭文化虽然发现了多处城址，但尚未发现宗教礼仪性建筑遗迹;红山文化虽发现了以坛、庙、冢为轴心的宗教礼仪性建筑,但是没有发现同时代的城址。滕州西康留遗址既有宗教礼仪性建筑遗迹，又有城址，应是当时区域性中心聚落。这处遗址分布在薛河故道北岸高地上，总面积30万平方米，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型聚落。钻探和发掘资料表明，城址平面呈圆角方形,南北约195米，东西约185米，整座城址面积约35000平方米。在西康留遗址东部不远处是著名的北辛遗址，西部则濒临前掌大商周贵族墓地，由早到晚，历史文化一脉相承。更为重要的是，在西康留遗址周围，还分布着二三十处规模不等的大汶口文化聚落，连同滕州市东北聚落，共有40余处聚落遗址。西康留遗址北与西公桥大汶口文化遗址紧密接壤,西与丰山大泣口文化遗址隔河相望。这些聚落遗址所处时代相同，彼此之间关系密切，形成了金字塔形层级结构。
  有的学者认为：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小区间，同时存在5处以上聚落称为“聚落群”。聚落群的产生，表明原始社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是原始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海岱地区的聚落群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产生，中期得到迅速发展。通常群内的最大聚落又是城时，肯定就是中心聚落。实际上它就是部落、古国或酋邦的中心，不但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早期城市。部落向古国的过渡，首先是从部落中心向政治中心的转变而实现的，当群内聚落形成金字塔形层级结构时，就基本完成了向国家的转变。①文明的产生是渐变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同时具备所有要素，当这些条件逐渐具备的时候，早期的国家形态便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西康留发现的大型夯土台基，应是当时殿堂类礼制性建筑遗迹，由于处于中心聚落内，不仅是当时集政权、军权、神权于一身的最高首领的居处，同时也是议事、决策和举行宗教礼仪性活动的场所。西康留遗址具有设防功能的城墙和壕沟的出现，标志着氏族部落内部的分化和区域间的冲突已进人了新阶段，正如恩格斯在论述早期国家形态时所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人文明时代了。”②种种迹象表明，薛河流域的文明之炬，最早在西康留点燃，继而由部落古国发展到夏商时期的东方方国——薛。第五节赛庄的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距今4600~4000年，其下限已进入夏代历史纪年。龙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形成的重要时期。当时已跨入父权制阶段,社会分化进一步扩大，在其分布区域已发现许多城址。专家普遍认为，龙山时代已进入了古国时代。龙山文化分布范围广阔，遍布于山东全境，波及周边各省。枣庄地区已发现龙山文化遗址60余处，还有龙山城址存在。典型遗址有二疏城、晒米城、梁王城、庄里西以及大韩村等遗址，主要文化特征属于尹家城类型。
  一、具有设防功能的局台遗址城市的大量出现是龙山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城市产生的标志是城垣的出现。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山东地区的阳谷县王家庄、滕州市西康留、五莲县丹土等遗址就发现了夯土和城垣。龙山文化时期，发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城址。这一时期的城址可分为环壕城和台城两种。环壕城是在平地上挖掘壕沟，取土穷筑城墙；台城则充分利用自然高地，在台地边沿堆土修筑城墙，整个城址要高出四周许多，犹如巨大堡垒高耸于旷野，这种城一般也有壕沟。枣庄地区发现的几处具有设防功能的龙山文化城址，都属于高台遗址。
  (一）庄里西遗址位于滕州市姜屯镇庄里西村西，呈高台状，高出周围地面5~7米，俗称“烟堆”。该遗址是一处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形成的台城，原来台址面积较大，由于长期雨水冲刷及村民取土，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现存台地面积仅有20000平方米。考古勘探资料显示，庄里西遗址实际包括台地周围地势较为平缓地带，总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约2~3米，遗迹、遗物丰富。历年来,滕州市博物馆在该遗址征集到属于龙山文化的玉臂钏、三牙璧等玉器多件。200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龙山文化夯土城墙遗迹。在遗址发现的礼制用玉、城墙等遗物、遗迹表明，这处遗址应是龙山文化时期又一处具有防御设施的中心聚落。
  (二）二疏城遗址又名散金台，位于峄城区峨山镇萝藤村和城前村之间，西部紧靠萝藤河，是一处面积较大的台形遗址。现存范围东西约180米，南北约160米，土台高出周围地面3米。由于当地居民长期取土，整个台址比当初缩小了1/2。二疏城是西汉名人疏广、疏受故里，古时台上建有二疏祠，遗址由此得名。1991年秋至1992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枣庄市博物馆联合对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约800平方米，发现了龙山文化及商周时期的文化遗迹和遗物。®龙山文化堆积厚约1~1.5米，共清理房址7座，窖穴、灰坑40多个，水井1口，二疏城遗址出土的蛋壳黑陶杯墓葬23座。房址为地面建筑，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房子中间设隔墙呈单间式，竖木柱支撑圆锥状或坡状屋顶，屋内建有火塘，供人们炊煮食物及取暖。发掘资料表明，二疏城遗存丰富，遗址延续时间长，出土了许多造型精美的黑陶礼器。这处体现地方特色的古遗址，是一处具有设防功能的聚落所在地，为研究鲁南地区龙山文化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考古发掘获取的重要历史信息龙山文化时期是社会纷争、阶级分化、万邦林立的异常时期。这一时期各原始部落有聚有合，逐渐形成了许多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大型中心聚落。在经历了大汶口文化后期社会经济大发展、社会结构大改组之后，王权应运而生，古城、古国不断涌现，从而进人了文明时代。龙山文化时期的“国家”，与后来形成的大一统国家形态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它是以王权所在地的都城为中心，统驭着都、邑、聚三级基本空间结构。®早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海岱文化区便出现了数十处聚落群和高于一般聚落的中心聚落，王者所在地已崛起为地域性都城，成为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中心和社会金字塔的塔尖。这种都城其实相当于“邑”。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原来互不相属的、各自为中心的“邑”，随之变成王都所辖的次等聚落。
  台城是枣庄地区龙山文化时期最具特色的聚落形态，迄今已发现6处，分别是晒米城、二疏城、梁王城、尤楼、庄里西、后台等遗址。这些台城靠近古河流，矗于平野，面积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不等，具有明显的设防功能。台城间的距离大体在20公里左右。研究者根据龙山文化遗址的规模划分为5个等级： 一级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以上；二级遗址面积20万平方米以上；三级遗址10万平方米以上；四级遗址3万平方米以上，不足10万平方米；五级遗址不足3万平方米。按照这一标准，枣庄地区的台城分别属于二级、三级和四级遗址，在整个海岱文化区虽未跻身于超大型聚落之列，但在地域范围则显示了突出地位。这些台城附近还分布不少普通聚落，既没有标志性城堡，也未发现高规格的具有礼制功能的陶制礼器和玉器。台城聚落的不同规模以及与龙山文化普通聚落共存现象，表明处于急剧变革时期的枣庄大地，社会的金字塔形层级结构更为突出显著，城乡分离、城乡对立状况已发展到更为深刻的历史新阶段。
  台城是枣庄地区龙山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城防营造方式。除了筑城，房屋建筑技术也进人较快发展时期，人们根据等级、性质和作用不同，建造了各种各样的房子。龙山文化房子有圆形（或椭圆形）和方形（包括长方形）2类，方形一类中又有单间、套间2种。按结构区分，有半地穴式、平地式和台基式3类。二疏城遗址发现的7座龙山文化房址已发展到地面建筑形式，其中有中间带隔墙呈单间式房子。房屋面积较小，有的只能容纳人口不多的个体家庭居住。这种个体小家庭以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为前提，并已形成独立的经济单位。
  枣庄经过考古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有二疏城、庄里西、尤楼、前掌大等。在二疏城遗址清理龙山文化墓葬23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没有葬具,头向朝东。墓中随葬品多寡不均，大多数墓内无随葬品。凡是有随葬品的墓最多随葬十几件，少的只有1~3件，一般放置在死者头部及脚部，主要有鬵、鼎、杯、背壶等陶器。这种情况在枣庄龙山文化早、中、晚期墓葬中均存在。
  枣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石铲、石斧、石镑、石镰、石刀。收割工具石刀和石镰比大汶口文化明显增多，这充分反映出农作物的收获量已增加，农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庄里西遗址灰坑的填土中，发现大量龙山文化时期的炭化稻米及其他植物果实和种子，如野大豆、高粱、粟和酸率核。炭化稻米遗存的发现，证实枣庄地区早在4000多年前就是中国北方种稻区之一，不仅从事旱作农业，同时也从事稻作农业。①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促使手工业进人一个崭新阶段。制陶业是龙山文化时期成就最为突出的手工业部门，制陶技术突飞猛进，快轮加工普遍使用，先民已熟练地掌握了在快轮上拉坯成型技术,烧制出具有典型特征的漆黑、光亮、薄胎陶器。二疏城遗址出土的2件蛋壳黑陶杯引人注目，制作精致，器壁薄如蛋壳，器表漆黑光亮，镂孔雕花之精细在史前陶器中十分罕见。在庄里西遗址还征集到龙山文化玉琮、玉璇玑、玉臂钏等玉器，说明这一时期的玉器加工业也很发达。从功能和用途上讲，这些玉器可分为两大类，即礼仪用玉和装饰品。玉臂钏属于装饰品，而玉璇玑和玉琮应与龙山文化时期观测天象和祀地仪式有关。这种礼仪用玉的产生，表明当时已产生了原始礼制。
  第六节枣庄的岳石文化岳石文化以平度市东岳石遗址命名，是在龙山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支早期青铜时代文化，被学术界推定为夏代东夷族群的遗存。岳石文化分布范围不仅覆盖了海岱文化区龙山文化分布区域，而且又有较大的拓展。岳石文化的年代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大体同时。到了商代，由于商王朝长期对东夷征伐，岳石文化逐渐被商文化所取代。岳石文化的命名和确立，揭开了研究夏代及商代早期东夷文化的新篇章。据《禹贡》划分的疆域，今枣庄地区在夏代属于古九州之一的徐州，境内除了古老的薛国，还出现了徐国、鄭国和倡阳国。
  _、率庄的岳石文化分布枣庄地区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存相对较少，在庄里西、薛国故城、前掌大、赵村、庙顶、大峪等遗址均发现了岳石文化的遗迹和遗物。薛国故城内有较大面积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地层，厚达1米。二疏城遗址和晒米城遗址出土的平面呈半月形的双孔石刀也是岳石文化遗物。
  岳石文化的社会经济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一时期的农业经过前代的积累，已有相当高水平。据植物考古学家研究，经过数千年对农作物的选育、栽培，至岳石文化时期，粟、稻、黍、小麦和高粱等农作物都有种植。石器仍是岳石文化先民的主要农业生产工具，但有了改进和创新。石质农具主要有铲、镢、镰、刀4类，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骨铲、蚌铲、蚌镰和蚌刀等。双孔石镢和双孔石刀是岳石文化的特征农具。石刀多为半月形，也有长方形的，刀身有2个穿孔，通体磨光，小巧玲珑。这种石刀主要用于收割秸穗,其形状、规格与过去鲁南山区农民用来割取高粱和谷穗的铁苇刀非常相似。这些用具表明了当时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和进步。
  岳石文化遗址曾发现少量青铜器，其种类有镞、锥、刀及手镯等。镞属于兵器,手镯为装饰品，锥和刀为手工工具。岳石文化先民的生活器具主要是陶器。以泥质黑衣灰胎陶和夹砂褐陶为多，器壁已经变厚，蛋壳陶已经绝迹。泥质黑陶器在制作工艺和装饰上有••突出特征，就是在制作器胚时，将各部位的结合处施加一周明显的凸棱，这也是岳石文化陶器的独特装饰风格。此外，岳石文化遗址还出土了一些制作精致的彩绘陶纺轮，纺织技术较龙山文化有进一步提尚。
  二、社会动荡时期的岳石文化人类进人文明时代之后，掠夺、兼并战争日益激烈，规模也逐渐扩大，因此聚落防御工事显得尤为重要。岳石文化的建筑技术水平，主要体现在城邑建筑方面。这一时期已发明了版筑技术，即在城墙内外两侧架上木板挡土夯筑。使用此法筑成的城墙内外壁比较陡直，既坚固耐用，又增强了防御功能。
  岳石文化流行占卜习俗，考古发掘的岳石文化遗址几乎都出土有卜骨，其数量比龙山文化增多。这些卜骨用牛、鹿、猪、羊肩胛骨修制而成，有钻有灼。根据卜骨形状和加工痕迹，可以推测当时骨卜的使用方法。岳石文化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水平，同龙山文化相比均出现一定幅度的提高。个别部门的产品则出现衰落（如制陶业等），这可能与新产业的产生和人们习俗的变化有关。青铜器的出现，表明这一时期已步人青铜时代门槛。
  枣庄地区岳石文化遗址的数量，同龙山文化时期相比已大为减少，也明显少于其后的商周文化遗址。这是因为当时日益加剧的战争造成的，当时中原地区已建立了强大的夏王朝，势力范围不断东渐，日益压迫岳石文化居民的生存空间。由于连年争战，使万国并立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文献记载，从夏禹时代的“万国林立”到商汤建国时的“诸侯三千”，整个夏代是方国激烈兼并的时代，而东夷地区则是兼并的主战场之一。①作为东夷土著的岳石文化居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在夏王朝不断东征下，有的迁徙，有的融合到华夏集团中。这种情况直到商代没有改变，甲骨卜辞关于征伐东夷的记录屡见不鲜，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仲丁在位时曾经征伐过“蓝夷”。关于蓝夷地望，据学者考证就在现今滕州市境内。此外，发生在距今约4000~3500年的气温下降,也是造成岳石文化时期海岱文明衰落的原因之一。②岳石文化时期的社会形态，从大的方面看，仍然是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形态的延续，即古城、古国的持续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以家族所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日益巩固，建立在家族基础之上的分散王权得到了加强和发展，部落邦国间军事力量和冲突不断扩大。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的出现，暗示着新的生产关系正在酝酿之中。
  枣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披荆斩棘，繁衍生息。他们一步步从洪荒年代走来，用血汗开拓了这片沃土，用勤劳双手点燃了农业文明之火，在经历了无数风雨和战争洗礼之后，终于昂首阔步进人辉煌的青铜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