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上编第一章枣庄的新石器文化枣庄处于海文化区，古文化源远流长，历史积淀丰厚，现已发现多处细石器地点和遗存。早在距今约15000~1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即有先民在这一带活动。距今7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时期，这里已出现较为稳定的农耕文化。经过多次文物普查，全市共发现各类文物古迹1500多处，其中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遗址160余处。既有聚落群，又有聚落组;既有中心聚落,又有一般聚落，形成了金字塔形层级结构。枣庄境内的古河流哺育了史前先民，沿岸密集分布的各类古遗址见证了远古时期的文化成就。
  第一节枣庄境内的细石器文化细石器文化是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一种文化形态，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这些石器既可充当石钻或刮削器，也可镶嵌在骨梗、木柄上作为复合工具的刀、箭、投标使用。这种趋于精细化的石器制造技术，与当时人类的渔猎活动密切相关。迄今为止，枣庄境内已陆续发现细石器地点和遗存10余处，出土各类细石器百余件，填补了本地域原始文化发展序列的空白。
  一、细石器遗存的分布山东地区的细石器遗存集中分布于沂、沭流域和汶、泗流域，最早发现于临沂市相公乡凤凰岭。处于鲁南浅山丘陵地带的枣庄市也陆续发现了多处细石器地点，大都分布于山前坡地或地势稍高的丘陵边缘地带。
  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和枣庄市博物馆联合对峄城区二疏城遗址进行发掘，在遗址西约1公里的山坡上采集到10余件细石器。此后数年间，在全市范围内对细石器文化分布情况展幵专题调查，相继发现了一批细石器地点。2003年8月，枣庄市博物馆在山亭区东江遗址发掘小邾国城墙时，在墙基底部原生红土层中发现了15件细石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滕州市博物馆对前掌大遗址北区发掘时，在生土层中也发现了少量细石器。2007年，枣庄市文物部门在新城区基建工地进行考古勘探时，采集到50多件细石器。此外，还在峄城区的阴平发现了打制石器和细小刮削器;在薛城区的夏庄、市中区的永安、山亭区的抱犊崮等地均发现细石器地点。东江遗址和前掌大遗址发现的细石器均出自原生红土层中，时代相当于更新世晚期或全新世早期，距今1_多年，最早可至15000年前后，这是枣庄有古人类活动的最早实物证据。
  二、赛庄细石器文化特征枣庄地区出土细石器标本近百件，分为四大类，即石核、石片、一般性石器及下脚料。其中以石核石器居多，石片石器次之。依用途划分，有刮削器、尖状器、石钻等。石器的材质主要是燧石、石英石，原料主要来自于附近河滩的砂石堆中，岩性以燧石尤其黑色燧石较多，石英占有一定比重，玛瑙极少。先民将拣选来的石料经过简易加工，即成为实用生产工具。他们用石片切割、剥离兽皮，采集野生植物果实;将石核作为狩猎的弹丸工具;石钻主要用于钻孔等工艺制作技术。这些细石器标本，不少留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说明曾是长期反复使用的工具。枣庄地区细石器的加工采用直接打击法，有的还使用了直接敲砸的二次加工技术，不见间接打击技术。这种加工技术与北方草原古人类大量使用的间接打击法有明显区别，也不同于鲁东南凤凰岭文化的细石器。其中占相当数量的石片石器又与汶泗流域的细石器风格相近。有学者认为，“在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初期，山东地区可能有几种文化传统共存，有细石器工艺与非细石器工艺的交流”。显然，由于生存环境和文化传承不同，枣庄细石器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细石器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现有考古资料表明，枣庄地区细石器时代的先民主要从事采集、狩猎、捕鱼等生产活动，在经济和生活上完全依赖于大自然，当时尚未发明农业及家畜伺养业。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主要居住在深山区天然洞穴里，而细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从山地丛林迁徙到浅山丘陵地带或山前冲积平原地区。虽然还没有固定居处，但已有了相对稳定的活动区域。人们可能已经掌握了比较简易的构建技术，利用石块、树枝等自然物搭建简陋的住处，这种临时性栖息方式与当时的谋生活动相适应。
  枣庄地区发现的细石器地点多分布在靠近水源、海拔80米以下的山前平原及低山丘陵地带。这种自然环境比深山丛林优越许多，既可满足渔猎需要，又为原始采集业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自然资源。从山上到山下，由丛林到原野，这是古人类为改变生存方式而跨出的重要一步，为以后征服广袤平原，由穴居生活转为地面定居，由狩猎经济向采集经济甚至农业经济的转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仅仅是具体生存环境的改变，但是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进步则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为全新的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北辛遗址与北辛文化北辛文化是黄河下游一种较早期的原始文化，因北辛遗址而得名。北辛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被人们认识，始于1978年至19乃年对该遗址的发掘。据碳14测定的年代，距今约7300~6300年。北辛遗址的发现与北辛文化的命名，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不仅为大汶口文化找到了渊源，而且将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整整提前了一个时期，为追溯中国东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产生和农业的起源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
  一、北辛文化命名地——北辛遗址北辛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北辛村北部，西北距滕州城区约別公里。遗址分布于薛河故道南岸的河旁高地之上，东、西、南三面临水，地处丘陵与平原的过渡地带，海拔高度1〇〇多米。这里地势相对平坦，土地肥沃，是新石器时代居民从事生产活动的良好地区。现存遗址东西长500多米，南北宽约100米 (南部被北辛村庄覆盖），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
  北辛遗址发现于1964年。当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和滕县文化馆沿薛河流域进行田野调查，在这里采集到一批与大汶口文化风格不同的陶片，推测其年代可能早于大汶口文化。1978年秋至1979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与滕县博物馆联合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历时85天。发掘面积2583平方米，清理灰坑60个、窖穴2个、儿童瓮棺葬2座，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骨器、蚌器和角器。北辛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文化，出土的遗物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和特点与大汶口文化有所不同，在时间上不仅早于大汶口文化，而且两种原始文化具有传承关系，应是大汶口文化的源头。由于北辛遗址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和一定的分布区域，因而被考古界命名为“北辛文化”。作为海岱地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1982年被编人国家历史教科书。1992年，北辛遗址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北辛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北辛文化距今7300〜6300年，大约延续了1000多年。根据环境考古资料，北辛文化正处于地质时代的全新世大暖期，尤其距今7200~6000年是大暖期的鼎盛阶段,各地气候均较为暖湿，季风降水几乎波及全国。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大部地区覆盖着亚热带森林植被，气温与现在长江流域洞庭湖一带基本相似。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原始农业生产和渔猎活动的开展，对于人类的进化、农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在北辛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许多兽骨、鱼骨和贝壳等动物的遗骸，经鉴定种类有家猪、牛、梅花鹿、獐、麋鹿、貉、獾、鳖、龟、青鱼、丽蚌、中国圆田螺及狗或貉的粪便。另外遗址植被群落也比较丰富，基本反映出遗址周围古植被状况。通过对采集的土样进行孢粉分析，发现样品中包含有禾本科、夹竹桃科、苋科、藜科、水龙骨科、豆科、菊科、桦科、紫草科和懈属、榆属、蕨属、栎属、松属、柳属、蒿属、蕨尾、凤尾藻、粉骨蕨等植物花粉或孢子。还发现有生长在潮湿环境下的双星藻、同心环纹藻。遗址第二文化层湿生植物孢粉含量较高，说明当时气候比现今潮湿，沼泽也比现在范围更大。第四文化层木本科植物和喜暖栎属花粉含量较高，表明当时气温可能比现在高~3t左右。遗址附近水域广阔，湖沼密布，芦苇杂草丛生。先民们除了从事农作、渔猎，还在水边草地捕获各种动物，在丛林中采集果实，以弥补生活中食物资源之不足。周边地区的环境考古资料也支持了以上分析，在各地北辛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动物种类有家畜、家禽、野生哺乳动物、鱼类以及介壳类遗骸，还有许多已炭化的果核。经鉴定，家禽、家畜有鸡、猪、狗、猫、牛；野兽有虎、熊、狼、鹿、狍、獐、貂、獾、狐;爬行类动物有鳄;水生动物有青鱼、草鱼、龟、蚌、螺等。表明北辛文化时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各遗址所处自然环境优越，附近大都分布广阔的水域，草木丛生，森林茂密，气候较今日温暖湿润。这种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非常适宜定居生活和农业种植，为原始渔猎、采集和家畜词养提供了必要条件。北辛文化时期人类活动范围已有所扩大，遗址大都分布在山麓台地、土岗、湖泊沿岸和冲积平原地带，社会经济也有了较大发展。
  三、北辛文化主要特征北辛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偏早时期，大体可分为3个发展阶段:早期距今约7300~6800年，中期距今约6800~6400年，晚期可能延续到距今6100年左右。北辛文化主要分布在泰沂山脉的南北地带，其范围西抵京杭大运河两侧，东到黄海之滨，南达淮河故道，北至黄河以北。据一些学者研究,北辛文化的形成具有多元因素，分布于鲁中南地域的北辛文化有可能受到来自西南方向的裴李岗文化的影响，而泰山北侧地区的北辛文化主要来自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表现出了较后李文化明显的进步性、复杂性，它的起点高，地利更好，发展顺利。因此，它的分布范围能够逐渐扩大。” ®据考古发掘资料，北辛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聚落，由于原始农业的出现，人们过着比较稳固的定居生活。北辛文化的房址分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种建筑，多为圆形，面积不大。当时葬俗已趋于复杂，墓葬流行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没有发现木质葬具。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制作工艺以磨制为主。此外骨器、角器、牙器、蚌器十分发达。北辛遗址的文化堆积单纯而又丰富，文化层分为四层，除第一层耕土层下有大汶口文化遗迹外，其余三层均为北辛文化堆积，说明北辛居民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北辛遗址的遗迹主要有灰坑、窖穴和陶棺葬。清理的60个灰坑，以椭圆形为主，还有圆形及不规则形状，有的灰坑底部放置猪下颂骨或完整猪头骨。2个窖穴的平面略呈椭圆形，窖内出土的遗物全是北辛文化陶片和残石器等。两座陶棺葬（瓮棺葬）墓坑为东西向，平面略呈椭圆形，以深腹罐或鼎为葬具，内置婴儿骨架。遗址出土的遗物比较丰富，仅石器就有1000多件，磨制和打制技术并存。打制石器制作虽然比较简单，但器形规整。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器身扁薄、平面略呈梯形的石斧。这种石斧用于砍伐树木或开垦耕地，属于用途较为广泛的生产工具。磨制石器通体磨光，制作比较精致讲究，种类有铲、刀、镰、斧、锛、凿、磨盘、磨棒、磨饼、杵和匕首等。其中，长方形大石铲、圆头三角形磨盘具有显著特色。磨制石器中铲的数量最多，形状各异，器形较大。
  遗址出土的骨器、角器、牙器、蚌器数量较多，制作精致，形式复杂，其制作过程一般要经过截、劈、削、刮、磨等工艺，先制成器物雏形，再打磨表面。这些器物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鹿角锄、蚌镰、蚌铲；与渔猎有关的骨牙蚌镞、骨鱼镖和梭形器。此外，还有凿、锥、匕、针、笄等物。由这些工具可以看出，当时的纺织、缝纫和制骨等手工业也都有了初步发展。
  北辛文化的陶器以夹砂黄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均为手制。夹砂陶大都夹有细砂，少数内掺碎蚌片，以降低陶坯变形或破裂的几率。因此，夹砂陶器常用作炊具。泥质陶多以颜色纯正的红陶为主，大的陶器采用泥条盘筑法，手制痕迹比较明显，器形也不甚规整，说明制陶工艺尚处在原始阶段。器类主要有鼎、釜、钵、小口罐、深圜底罐、碗、盆、盘、壶和支座等，其中盖鼎、指甲印纹钵和红顶体为北辛文化典型器物。陶器纹饰主要有堆纹、篦纹、席纹、乳钉纹、压划纹、指甲纹、锥刺纹等。®北辛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在农业、饲养业、手工业等方面均比后李文化有明显的进步。北辛遗址出现的用陶罐、陶鼎埋葬婴儿习俗，灰坑中瘗埋猪下颌骨及完整猪头骨现象，表明当时已产生了某种原始宗教观念或信仰。北辛文化经过长达1000多年的发展，以粟作为主的农业生产规模和种植水平不断扩大提高。其社会性质逐渐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所有制形式也由氏族公有制向家族私有制转化。北辛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标志着在海岱文化区找到了早于大汶口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基本上弄清了北辛文化的物质文化面貌和分布范围。随着田野考古资料不断丰富，为海岱文化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第三节北辛文化的聚落形态和农业经济北辛文化时期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聚落，这些稀疏聚落构成了海岱文化区原始村落景观。迄今山东省经过考古发掘的北辛文化聚落遗址20余处，多数遗址都发现了房址、灰坑、水井等与居住有关的遗存。由于当时氏族成员不多，聚落面积大都在5万平方米之内。有的聚落遗址周围设防御性壕沟，属于环壕聚落。遗址中出土了配套齐全的农耕、播种及收割工具，还发现了粟、黍和稻为主的农作物，对于研究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聚落形态聚落是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是人类有意识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根据遗址房屋的空间分布、面积、结构及包含物等情况，可以分析当时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关系。目前已发现北辛文化聚落遗址近百余处，主要分布于鲁中南、胶东半岛和苏北地区。其中对滕州北辛、泰安大汶口、汶上东贾柏、部平苑城、烟台白石村、灌云大伊山、连云港二涧村等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获得了较为丰富的聚落、墓葬以及文化遗物资料。
  北辛文化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分别处于遗址不同地点，这种分布状况表明，当时已经产生了有关生死的原始宗教观念或某种信仰。居住区规模不大，一般分布有十几座房址。有的遗址中房址分布在可以相互连接的3个居住点上，各构成相对集中的一组。这一现象应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组织相联系。根据房屋数量和规模可以看出，每个聚落遗址只有数十人，最多不会超过百人。有的遗址居住区内还发现了水井，井口呈椭圆形，深度不到3米。水井中部直径较大，应是当时水位线位置。在井内清理出较多的双耳陶罐，有的双耳孔内存留绳子磨痕，应是当时使用的汲水器。北辛文化遗址虽然都分布在古河流附近，但取水、用水并不便捷，在居住生活区内掏挖水井，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方便。
  北辛文化的房屋建筑多为浅穴式或半地穴式，平面呈圆形、椭圆形和方形三种。居住面都经过加工处理，室内有灶坑，地面比较平整或内凹，有的还专意做过烘烤硬化处理。地穴周壁较直，有阶梯状或斜坡式门道。房址面积较小，均为单间，一般在6~7平方米之间，最小的房子只有3.4平方米。在一些房址内曾发现柱洞遗迹，说明当时建造房屋已使用树木做立柱，用来支撑屋顶重量。高出地面的墙壁部分，往往使用树枝类材料编扎，一面比较平整，另一面遗留有细木痕迹的草拌泥红烧土。在居住区外缘还发现了人工开挖的壕沟，这种环壕聚落具有防御功能，从当时自然环境和生态状况分析，主要是为了防御野兽袭扰。另外每年雨季来临时，还可以有效排泄居住区内的积水。
  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看，北辛文化聚落遗址分布较为稀疏，虽然各聚落之间的关系还不甚明确，但大体可以勾画出北辛文化时期聚落的一般特点：这些大小不等的原始村落大都分布在近水高地，由尖顶式低矮住房组成，规模不大。这种原始质朴的小村落格局，反映了北辛文化居民已过着“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简朴的农耕生活，兼营狩猎和捕鱼。
  二、农业经济北辛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主要由农业、家畜词养业、采集、渔猎和各种手工业构成，其中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遗址出土了配套齐全的农耕工具和粟类作物颗粒。农具主要是石器，有斧、铲、刀，还有鹿角制成的锄和蚌铲、蚌镰等。
  石斧在北辛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数量最多，平面呈梯形或长方形，是开垦荒地和砍伐树木的生产工具。石铲大都通体磨光、制作精致，器形扁薄，刃部有使用痕迹，安柄之后可作为翻土工具。石刀分为打制和磨制两种，磨制石刀近似K方形或半形，可用来充当收割工具。鹿角锄主要是利用鹿角的分叉处，把短枝的一侧磨成斜面刃，长枝的一侧作为柄部。有的截取鹿角一段，将上部修整后安装木柄。这种农具既可在开沟播种或挖坑点种时使用，又可作为中耕松土工具。北辛文化的粮食加工工具有石磨北辛遗址出土三足陶爸盘、石磨棒和石磨球，都是配套器物，经过磨制而成，石磨盘底部往往凿有矮足，操作起来更加稳定。有的磨盘经过长年累月使用，盘面已形成弧状而内凹。这些石器都是当时农业生产和谷物加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为原始农业的较快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许多北辛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包括粟、黍和稻为主的农作物：滕州北辛遗址的一些窖穴的底部曾发现炭化粟类颗粒，邳州大墩子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发现了粟粒炭化物，济宁张山遗址出土的碗底上多数有粟糠痕迹，在连云港二涧村遗址红烧土的掺和料中还发现有稻壳痕迹。这说明农业生产已是当时人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也是定居生活赖以生存的重要保障。粟是耐旱作物，从自然气候、土质和地理环境方面观察，北辛文化分布地带十分有利于古代人类居住和原始农业的生产，人们根据自然环境选择了具有耐旱、早熟特点的粟作为主要农作物。
  北辛遗址还发现成堆的动物头骨，经鉴定为“家猪型”成年猪。家猪驯养是定居生活的重要标志，也是农业经济的重要体现。这些现象反映了北辛文化时期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家畜伺养业也兴旺发达起来。
  三、葬制与葬俗北辛文化发现的墓葬总数已超过百座，各遗址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苏北的连云港市和鲁中南的汶泗流域，鲁北和胶东半岛地区也有少量发现。墓葬形制多数为长方形土坑竖穴，石棺墓数量较多，也有少数其他葬制，如白石村遗址发现了没有墓坑的墓葬，未见掩埋迹象，仅骨架上面压有一些红烧土块，部分遗址中还发现了少量儿童瓮棺葬。
  北辛文化的多人合葬、二次葬等埋葬制度和流行成年人拔除侧门齿习俗，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仍然流行，表明在葬制、葬俗方面，大汶口文化早期是从北辛文化晚期延续下来的。®北辛文化时期的丧葬习俗已相当复杂，氏族成员生前聚族而居，死后则聚族而葬。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坑狭小，大多仅能容下尸体。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一般无葬具，儿童墓则流行陶棺或瓮棺葬;多数墓无随葬品，少数墓葬虽有随葬品但数量很少。北辛文化时期不仅丧葬习俗复杂，可能还有一定的祭祀仪式。在遗址的一个土坑内埋有6副猪下颚骨，其上覆盖着石板；另一个圆坑中埋有猪头。这些现象很可能与当时的原始祭祀仪式有关。
  四、社会经济与社会性质(一）社会经济的发展北辛文化的社会经济与后李文化相比有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业、家畜饲养业、采集、渔猎及各种手工业等方面。
  北辛文化时期与农业相关的考古资料相当丰富，农业生产工具的数量明显增多，种类也比较齐全。这些农具分别应用于垦荒、翻地、开垄、点种、中耕、收割等不同农作中，已逐渐向专门化和定型化发展。其中石铲最具有代表性，数量丰富，器形较大，磨制精致，是翻土和清除杂草的主要工具。石镰、石刀和蚌镰都是收割工具，由于刃部经过加工，使用起来更为便利。用于粮食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的出现，使人们的饮食生活日益丰富，更为合理。遗址中发现的粟糠和稻壳痕迹表明，当时种植的农作物已经多样化。这些考古资料揭示了北辛文化的农业状况，显然，当时已经脱离了落后的刀耕火种方式，进人了锄耕农业阶段。
  农业的发展，定居生活的稳固，带动了家畜饲养业的兴旺。北辛文化时期词养的家畜主要是猪，如北辛遗址发现的动物遗骸有1〇余种，数量最多的是家猪骨骼;东贾柏遗址发现的一间房子内埋有3具猪骨架，经鉴定为家猪。这些现象反映出猪和先民的生活已非常密切，猪在先民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当时饲养的家禽、家畜还有鸡、狗、牛等。
  北辛文化时期的手工业主要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制作及纺织等方面。最能反映手工业水平的是陶器制作。这一时期，已出现了泥质陶和夹砂陶的区分，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淘洗陶土技术，这是制陶史上的一大进步。北辛遗址中出土有彩绘陶器，发现了施有单彩的“红顶碗”，为此后东方彩陶的出现找到了渊源。另外，在出土陶器的底部和腹部，还发现了刻划符号，形状酷似鸟类的“足迹”，有人称之为“陶文”。从有关考古发掘资料来看，这种刻划符号可能是东夷族文字的前身。石器制作最明显的进步是磨制技术有了较大提高。同时，骨器、蚌器的制作也十分精致。北辛遗址出土的骨针，细巧光洁,尾部有精心钻出的细小针鼻，这是缝纫工具制作水平提高的标志。(二）社会性质北辛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同后李文化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也有了一定提高。从聚落形式看，社会组织结构已发生了明显变化。比如房子面积较小，绝大多数在10平方米以内，有的仅有5平方米左右，这一现象可能标志着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结构已经出现。当时社会已处在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所有制形式还处于氏族公有制阶段，当时人们过着原始共产制生活，妇女在社会公共事务及生产上的地位高于男子。随着社会生产力逐渐提高，已开始出现少量的剩余财产，婚姻形态也发展到对偶婚阶段。
  北辛遗址的发掘与北辛文化的命名，是海岱文化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重大成果之一，揭示了7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在此定居并繁衍生息的生活情形，为探寻中华东方农耕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北辛文化虽是海岱文化区分布较早的史前文化，但并非这一区域新石器文化源头。2010年3月，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对薛河流域进行文物调查时，在滕州市羊庄镇杜堂遗址采集到类似后李文化陶器的残片。这一重要发现为今后在枣庄地区寻找北辛文化的源头提供了线索。®第五节枣庄的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继北辛文化发展而来，碳-14测定的绝对年代为6100~4600年, 前后延续了大约1500年的时间。大汶口文化因1959年泰安大汶口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其实早在1952年，滕县岗上村就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彩陶片，由于当时认识所限，将这类遗存纳人仰韶文化范畴。迄今为止，枣庄境内已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址50余处，经过科学发掘的遗址近10处。发现了一批房址、墓葬、灰坑、窖穴、水井等，出土文物数千件。考古资料表明，枣庄是大汶口文化分布最密集地区之一，在史前考古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
  ―、分布状况和典型遗址
  (一）大汶口文化遗址枣庄地处鲁中南低山丘陵南部地区，属于黄淮冲积平原的一部分，境内以低山丘陵为主，还有山间谷地、山前冲积平原和濒湖湿地分布。地表水系发达，土壤水分较多，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独特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其成为古代人类采集、渔猎、农耕的良好地区。大汶口文化遗址在枣庄5区1市均有发现，主要分布在薛河中下游地区，其次分布于运河北岸的峄城区和台儿庄区。
  (二）岗上遗址位于滕州东沙河镇岗上村一处隆起高地上，1956年6月文物普查时发现，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1961年夏，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联合组成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①虽然揭露面积只有40平方米，却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8座、东周灰坑1个，出土遗物100余件。其中1件人面纹玉饰制作精致，高仅3厘米，宽3.6厘米，正面略突，呈长方形。阴线刻出人面轮廓及眼、鼻、口，背面凸起一脊，脊上有穿孔。岗上遗址的发掘，使学术界对山东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内涵增加了认识，对其后大汶口文化的确立产生了重要作用。
  (三）建新遗址位于山亭区西集镇建新村北侧一片高出周围约1.5米的平坦台地上，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1992年、1993年和2006年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了3次发掘。②共揭露面积3000多平方米，发现大汶口文化房址28座、墓葬105座、灰坑280多个、陶窑2座、水井1口，还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各类遗物1000余件。
  (四）西公桥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西公桥村西南约300米处,遗址坐落在薛河故道与小魏河交汇处的台地上，面积约50000平方米。1998年10〜12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揭露面积近1000平方米，清理大汶口文化房址4座、墓葬48座、灰坑193个、沟1条、基槽4条。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角器、蚌器等各类器物近千件。这些成果对于深人研究鲁南地区大泣口文化的面貌特征、聚落形态、埋葬习俗等提供了一批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五）红土埠遗址位于峄城区阴平镇上刘庄村南200米处，面积约25000平方米。遗址耕土层下含有大量烧制陶器遗留下来的红烧土，当地群众取名为“红土埠”。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包含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乃至汉代遗物，其中大汶口文化内涵最为丰富。该遗址虽未经过正式发掘，但可从地面或断崖上采集到许多古代遗物。从遗址采集到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主要有釜形鼎、罐形鼎、体形鼎、觚形杯、钵、纺轮、网坠等，还米集到一些石器、骨器和玉器等。
  (六）沙沟五村遗址位于薛城区沙沟镇东北约300米处，沙沟河从遗址中部穿过，将遗址分为南北两部分。遗址东西长450米,南北宽400米，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遗址内涵丰富，包含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周代文化堆积。从已暴露的墓葬和出土的玉佩饰、石镞、石器及残破陶鬵、陶鼎等器物特征判断，应为大汶口文化时期，是鲁南地区一处较为重要的古遗址。①二、考古发掘的遗址和氏族墓葬枣庄市已发现的50多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经过科学发掘的有滕州岗上、西公桥、西康留、北辛以及山亭区的建新等遗址。这5处遗址的发掘收获颇丰，发现的遗迹包括房基、墓葬、灰坑、窖穴、陶窑和水井等，出土了数千件文物及大量陶片标本，为研究这一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特征、聚落形态、埋葬习俗及社会性质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房基房屋是古人类定居生活最基本建筑。在山亭区建新遗址发现了28座较为完整的大汶口文化房基，均为地面建筑。多数为单间，只有2座为双间。按照房屋平面形状，可分为圆形、长方形和方形3种，建筑面积一般在10〜20平方米之间，最大的29平方米。根据这些房屋位置，可在一定范围内研究原始村落布局。在滕州西公桥遗址清理了4座房基和柱洞、基槽等建筑遗迹。②房基分地面式和浅地穴式两种。在建新遗址还发现了1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水井，这是枣庄地区考古发现的最早水井。水井的发明使用，极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使定居生活更加稳定。
  (二）氏族墓地生时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是中国远古时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基本特征。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保存比较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枣庄地区发掘的古文化遗址中共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160余座，其中建新遗址92座，西公桥遗址48座，岗上遗址8座，西康留遗址4座，北辛遗址1座，沙沟五村遗址1座。这些墓葬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大部分墓葬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个别墓使用木质葬具。儿童多为瓮棺葬，大都集中于居址内房屋附近。葬式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亦有少量成人男女合葬墓，屈肢葬极少。
  建新遗址发现的92座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成人墓76座，未成人墓16座。排列有序而密集，可分为5个墓区，与同时期居址分开。这说明原始宗法观念已经产生，以家族为标志的墓区也随之出现。西公桥遗址共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48座，分布比较密集，为分区埋葬。各墓区之间有一定空白地段，较大墓葬相对集中埋葬，可能是一些富有家庭的墓地，成人墓和小孩墓均埋葬在氏族公共墓地之中。大多数有随葬品，多者30余件，最多达到建新遗址出土的陶鬵55件，一般的墓6~8件，少者仅1件，也有个别小型墓一无所有。这批墓葬的年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至晚期阶段。由此可见，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规模已产生了较大差别，随葬品也多寡不均，氏族内部贫富分化已相当明显。
  大汶口文化居民有颅骨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侧门齿习俗。建新遗址有9座墓葬存在这样的习俗。其中，拔除左右上颌侧门齿的5例，为4男1女;枕部人工变形有4例，为2男2女;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侧门齿兼而有之的2例，均为男性。存在以上两种习俗的墓主人均为成年人，年龄最小的25岁，最大为40〜45岁。®由于这批墓葬的人骨标本保存状况欠佳，只有一部分人骨可以鉴定，无法观察到全部情况。从已鉴定的人骨标本结果来看，建新遗址的大汶口居民颅骨枕部人工变形和拔除侧门齿的习俗,与其他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居民颇具一致性。大汶口居民拔牙和头骨变形的目的是什么呢？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拔牙的目的大体有两种说法:一是成年拔牙，表亦拔牙的个体已进人了成人的竹列，可以参加只有成年人才有资格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二是婚姻拔牙,表示拔牙的人已婚，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至于头骨枕部人工变形的原因，可能与人们的审美观念有关，即多数人认为头骨的枕骨中部过于突出是很不雅观的，故实施人工矫正。在一些地区，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着这样的审美意识。
  (三）宗教礼仪性建筑和夯土城墙学术界认为，农业的发明、宗教礼仪性建筑和设防城堡的产生，是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此外，文字、铸铜技术的发明以及聚落形态的层级结构，都是构成文明的重要因素。聚落层级结构是通过遗址的分布状态体现出来的，普通遗址的面积大都在30000平方米以下，较大遗址往往达到looooo平方米左右，超过几十万平方米的聚落遗址大都是当时区域内的中心聚落。在中心聚落周围，往往如众星捧月般分布着不同规模的较小聚落。这种分布格局表明，当时已经出现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产生了凌驾于氏族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
  滕州西康留遗址就属于新石器时代中心遗址。经过多次田野调查和考古试掘，在遗址发现了2座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型夯土台基。1号台基面积约850平方米,2号台基面积约400平方米。另外在遗址的中南部、中西部分别发现了夯土城墙遗迹，城墙之外还有人工开挖的壕沟。①显然，这是一处拥有宗教礼仪性建筑、设防功能齐全的大型聚落。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和宗教礼仪性建筑，属于龙山时代的发现较多，但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发现较少。屈家岭文化虽然发现了多处城址，但尚未发现宗教礼仪性建筑遗迹;红山文化虽发现了以坛、庙、冢为轴心的宗教礼仪性建筑,但是没有发现同时代的城址。滕州西康留遗址既有宗教礼仪性建筑遗迹，又有城址，应是当时区域性中心聚落。这处遗址分布在薛河故道北岸高地上，总面积30万平方米，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型聚落。钻探和发掘资料表明，城址平面呈圆角方形,南北约195米，东西约185米，整座城址面积约35000平方米。在西康留遗址东部不远处是著名的北辛遗址，西部则濒临前掌大商周贵族墓地，由早到晚，历史文化一脉相承。更为重要的是，在西康留遗址周围，还分布着二三十处规模不等的大汶口文化聚落，连同滕州市东北聚落，共有40余处聚落遗址。西康留遗址北与西公桥大汶口文化遗址紧密接壤,西与丰山大泣口文化遗址隔河相望。这些聚落遗址所处时代相同，彼此之间关系密切，形成了金字塔形层级结构。
  有的学者认为：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小区间，同时存在5处以上聚落称为“聚落群”。聚落群的产生，表明原始社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是原始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海岱地区的聚落群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产生，中期得到迅速发展。通常群内的最大聚落又是城时，肯定就是中心聚落。实际上它就是部落、古国或酋邦的中心，不但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早期城市。部落向古国的过渡，首先是从部落中心向政治中心的转变而实现的，当群内聚落形成金字塔形层级结构时，就基本完成了向国家的转变。①文明的产生是渐变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同时具备所有要素，当这些条件逐渐具备的时候，早期的国家形态便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西康留发现的大型夯土台基，应是当时殿堂类礼制性建筑遗迹，由于处于中心聚落内，不仅是当时集政权、军权、神权于一身的最高首领的居处，同时也是议事、决策和举行宗教礼仪性活动的场所。西康留遗址具有设防功能的城墙和壕沟的出现，标志着氏族部落内部的分化和区域间的冲突已进人了新阶段，正如恩格斯在论述早期国家形态时所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人文明时代了。”②种种迹象表明，薛河流域的文明之炬，最早在西康留点燃，继而由部落古国发展到夏商时期的东方方国——薛。第五节赛庄的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距今4600~4000年，其下限已进入夏代历史纪年。龙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形成的重要时期。当时已跨入父权制阶段,社会分化进一步扩大，在其分布区域已发现许多城址。专家普遍认为，龙山时代已进入了古国时代。龙山文化分布范围广阔，遍布于山东全境，波及周边各省。枣庄地区已发现龙山文化遗址60余处，还有龙山城址存在。典型遗址有二疏城、晒米城、梁王城、庄里西以及大韩村等遗址，主要文化特征属于尹家城类型。
  一、具有设防功能的局台遗址城市的大量出现是龙山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城市产生的标志是城垣的出现。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山东地区的阳谷县王家庄、滕州市西康留、五莲县丹土等遗址就发现了夯土和城垣。龙山文化时期，发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城址。这一时期的城址可分为环壕城和台城两种。环壕城是在平地上挖掘壕沟，取土穷筑城墙；台城则充分利用自然高地，在台地边沿堆土修筑城墙，整个城址要高出四周许多，犹如巨大堡垒高耸于旷野，这种城一般也有壕沟。枣庄地区发现的几处具有设防功能的龙山文化城址，都属于高台遗址。
  (一）庄里西遗址位于滕州市姜屯镇庄里西村西，呈高台状，高出周围地面5~7米，俗称“烟堆”。该遗址是一处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形成的台城，原来台址面积较大，由于长期雨水冲刷及村民取土，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现存台地面积仅有20000平方米。考古勘探资料显示，庄里西遗址实际包括台地周围地势较为平缓地带，总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约2~3米，遗迹、遗物丰富。历年来,滕州市博物馆在该遗址征集到属于龙山文化的玉臂钏、三牙璧等玉器多件。200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龙山文化夯土城墙遗迹。在遗址发现的礼制用玉、城墙等遗物、遗迹表明，这处遗址应是龙山文化时期又一处具有防御设施的中心聚落。
  (二）二疏城遗址又名散金台，位于峄城区峨山镇萝藤村和城前村之间，西部紧靠萝藤河，是一处面积较大的台形遗址。现存范围东西约180米，南北约160米，土台高出周围地面3米。由于当地居民长期取土，整个台址比当初缩小了1/2。二疏城是西汉名人疏广、疏受故里，古时台上建有二疏祠，遗址由此得名。1991年秋至1992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枣庄市博物馆联合对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约800平方米，发现了龙山文化及商周时期的文化遗迹和遗物。®龙山文化堆积厚约1~1.5米，共清理房址7座，窖穴、灰坑40多个，水井1口，二疏城遗址出土的蛋壳黑陶杯墓葬23座。房址为地面建筑，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房子中间设隔墙呈单间式，竖木柱支撑圆锥状或坡状屋顶，屋内建有火塘，供人们炊煮食物及取暖。发掘资料表明，二疏城遗存丰富，遗址延续时间长，出土了许多造型精美的黑陶礼器。这处体现地方特色的古遗址，是一处具有设防功能的聚落所在地，为研究鲁南地区龙山文化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二、考古发掘获取的重要历史信息龙山文化时期是社会纷争、阶级分化、万邦林立的异常时期。这一时期各原始部落有聚有合，逐渐形成了许多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大型中心聚落。在经历了大汶口文化后期社会经济大发展、社会结构大改组之后，王权应运而生，古城、古国不断涌现，从而进人了文明时代。龙山文化时期的“国家”，与后来形成的大一统国家形态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它是以王权所在地的都城为中心，统驭着都、邑、聚三级基本空间结构。®早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海岱文化区便出现了数十处聚落群和高于一般聚落的中心聚落，王者所在地已崛起为地域性都城，成为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中心和社会金字塔的塔尖。这种都城其实相当于“邑”。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原来互不相属的、各自为中心的“邑”，随之变成王都所辖的次等聚落。
  台城是枣庄地区龙山文化时期最具特色的聚落形态，迄今已发现6处，分别是晒米城、二疏城、梁王城、尤楼、庄里西、后台等遗址。这些台城靠近古河流，矗于平野，面积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不等，具有明显的设防功能。台城间的距离大体在20公里左右。研究者根据龙山文化遗址的规模划分为5个等级：一级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以上；二级遗址面积20万平方米以上；三级遗址10万平方米以上；四级遗址3万平方米以上，不足10万平方米；五级遗址不足3万平方米。按照这一标准，枣庄地区的台城分别属于二级、三级和四级遗址，在整个海岱文化区虽未跻身于超大型聚落之列，但在地域范围则显示了突出地位。这些台城附近还分布不少普通聚落，既没有标志性城堡，也未发现高规格的具有礼制功能的陶制礼器和玉器。台城聚落的不同规模以及与龙山文化普通聚落共存现象，表明处于急剧变革时期的枣庄大地，社会的金字塔形层级结构更为突出显著，城乡分离、城乡对立状况已发展到更为深刻的历史新阶段。
  台城是枣庄地区龙山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城防营造方式。除了筑城，房屋建筑技术也进人较快发展时期，人们根据等级、性质和作用不同，建造了各种各样的房子。龙山文化房子有圆形（或椭圆形）和方形（包括长方形）2类，方形一类中又有单间、套间2种。按结构区分，有半地穴式、平地式和台基式3类。二疏城遗址发现的7座龙山文化房址已发展到地面建筑形式，其中有中间带隔墙呈单间式房子。房屋面积较小，有的只能容纳人口不多的个体家庭居住。这种个体小家庭以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为前提，并已形成独立的经济单位。
  枣庄经过考古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有二疏城、庄里西、尤楼、前掌大等。在二疏城遗址清理龙山文化墓葬23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没有葬具,头向朝东。墓中随葬品多寡不均，大多数墓内无随葬品。凡是有随葬品的墓最多随葬十几件，少的只有1~3件，一般放置在死者头部及脚部，主要有鬵、鼎、杯、背壶等陶器。这种情况在枣庄龙山文化早、中、晚期墓葬中均存在。
  枣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石铲、石斧、石镑、石镰、石刀。收割工具石刀和石镰比大汶口文化明显增多，这充分反映出农作物的收获量已增加，农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庄里西遗址灰坑的填土中，发现大量龙山文化时期的炭化稻米及其他植物果实和种子，如野大豆、高粱、粟和酸率核。炭化稻米遗存的发现，证实枣庄地区早在4000多年前就是中国北方种稻区之一，不仅从事旱作农业，同时也从事稻作农业。①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促使手工业进人一个崭新阶段。制陶业是龙山文化时期成就最为突出的手工业部门，制陶技术突飞猛进，快轮加工普遍使用，先民已熟练地掌握了在快轮上拉坯成型技术,烧制出具有典型特征的漆黑、光亮、薄胎陶器。二疏城遗址出土的2件蛋壳黑陶杯引人注目，制作精致，器壁薄如蛋壳，器表漆黑光亮，镂孔雕花之精细在史前陶器中十分罕见。在庄里西遗址还征集到龙山文化玉琮、玉璇玑、玉臂钏等玉器，说明这一时期的玉器加工业也很发达。从功能和用途上讲，这些玉器可分为两大类，即礼仪用玉和装饰品。玉臂钏属于装饰品，而玉璇玑和玉琮应与龙山文化时期观测天象和祀地仪式有关。这种礼仪用玉的产生，表明当时已产生了原始礼制。
  第六节枣庄的岳石文化岳石文化以平度市东岳石遗址命名，是在龙山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支早期青铜时代文化，被学术界推定为夏代东夷族群的遗存。岳石文化分布范围不仅覆盖了海岱文化区龙山文化分布区域，而且又有较大的拓展。岳石文化的年代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大体同时。到了商代，由于商王朝长期对东夷征伐，岳石文化逐渐被商文化所取代。岳石文化的命名和确立，揭开了研究夏代及商代早期东夷文化的新篇章。据《禹贡》划分的疆域，今枣庄地区在夏代属于古九州之一的徐州，境内除了古老的薛国，还出现了徐国、鄭国和倡阳国。
  一、率庄的岳石文化分布枣庄地区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存相对较少，在庄里西、薛国故城、前掌大、赵村、庙顶、大峪等遗址均发现了岳石文化的遗迹和遗物。薛国故城内有较大面积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地层，厚达1米。二疏城遗址和晒米城遗址出土的平面呈半月形的双孔石刀也是岳石文化遗物。
  岳石文化的社会经济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一时期的农业经过前代的积累，已有相当高水平。据植物考古学家研究，经过数千年对农作物的选育、栽培，至岳石文化时期，粟、稻、黍、小麦和高粱等农作物都有种植。石器仍是岳石文化先民的主要农业生产工具，但有了改进和创新。石质农具主要有铲、镢、镰、刀4类，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骨铲、蚌铲、蚌镰和蚌刀等。双孔石镢和双孔石刀是岳石文化的特征农具。石刀多为半月形，也有长方形的，刀身有2个穿孔，通体磨光，小巧玲珑。这种石刀主要用于收割秸穗,其形状、规格与过去鲁南山区农民用来割取高粱和谷穗的铁苇刀非常相似。这些用具表明了当时农业生产工具的发展和进步。
  岳石文化遗址曾发现少量青铜器，其种类有镞、锥、刀及手镯等。镞属于兵器,手镯为装饰品，锥和刀为手工工具。岳石文化先民的生活器具主要是陶器。以泥质黑衣灰胎陶和夹砂褐陶为多，器壁已经变厚，蛋壳陶已经绝迹。泥质黑陶器在制作工艺和装饰上有突出特征，就是在制作器胚时，将各部位的结合处施加一周明显的凸棱，这也是岳石文化陶器的独特装饰风格。此外，岳石文化遗址还出土了一些制作精致的彩绘陶纺轮，纺织技术较龙山文化有进一步提尚。
  二、社会动荡时期的岳石文化人类进人文明时代之后，掠夺、兼并战争日益激烈，规模也逐渐扩大，因此聚落防御工事显得尤为重要。岳石文化的建筑技术水平，主要体现在城邑建筑方面。这一时期已发明了版筑技术，即在城墙内外两侧架上木板挡土夯筑。使用此法筑成的城墙内外壁比较陡直，既坚固耐用，又增强了防御功能。
  岳石文化流行占卜习俗，考古发掘的岳石文化遗址几乎都出土有卜骨，其数量比龙山文化增多。这些卜骨用牛、鹿、猪、羊肩胛骨修制而成，有钻有灼。根据卜骨形状和加工痕迹，可以推测当时骨卜的使用方法。岳石文化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水平，同龙山文化相比均出现一定幅度的提高。个别部门的产品则出现衰落（如制陶业等），这可能与新产业的产生和人们习俗的变化有关。青铜器的出现，表明这一时期已步人青铜时代门槛。
  枣庄地区岳石文化遗址的数量，同龙山文化时期相比已大为减少，也明显少于其后的商周文化遗址。这是因为当时日益加剧的战争造成的，当时中原地区已建立了强大的夏王朝，势力范围不断东渐，日益压迫岳石文化居民的生存空间。由于连年争战，使万国并立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文献记载，从夏禹时代的“万国林立”到商汤建国时的“诸侯三千”，整个夏代是方国激烈兼并的时代，而东夷地区则是兼并的主战场之一。①作为东夷土著的岳石文化居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在夏王朝不断东征下，有的迁徙，有的融合到华夏集团中。这种情况直到商代没有改变，甲骨卜辞关于征伐东夷的记录屡见不鲜，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仲丁在位时曾经征伐过“蓝夷”。关于蓝夷地望，据学者考证就在现今滕州市境内。此外，发生在距今约4000~3500年的气温下降,也是造成岳石文化时期海岱文明衰落的原因之一。②岳石文化时期的社会形态，从大的方面看，仍然是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形态的延续，即古城、古国的持续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以家族所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日益巩固，建立在家族基础之上的分散王权得到了加强和发展，部落邦国间军事力量和冲突不断扩大。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的出现，暗示着新的生产关系正在酝酿之中。
  枣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披荆斩棘，繁衍生息。他们一步步从洪荒年代走来，用血汗开拓了这片沃土，用勤劳双手点燃了农业文明之火，在经历了无数风雨和战争洗礼之后，终于昂首阔步进人辉煌的青铜时代。第二章夏商及西周时期：方国封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夏商周时期，枣庄一带的方国、封国较为密集,相继出现了徐、薛、鄯、倡阳、上邳、兒、滕、小邾、滥等小国。这些以城垣为显著特征的方国、封国，有的是由早期的东夷古国发展而来，有的分别是夏商周三代的方国或封国，有的则是附庸小国。虽然经历了数千年历史风雨，但一些古城址至今仍保存在广袤的原野中，向后人展示着昔日的辉煌。
  第一节夏及先商时期的古国考古资料表明，位于薛河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聚落群已经形成典型的“都邑聚”，呈现出金字塔形等级结构，成为海岱文化区率先跨人文明门槛的范例之一。到了岳石文化时期，分布在枣庄境内的东夷古国相继转化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方国，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书写了新的篇章。
  一、徐夷在赛庄的活动广袤的中国东部地区，在史前时期曾是东夷部族活动的历史大舞台。据《尚书》记载，当时生活在淮河以北的东夷诸族包括岛夷、峭夷、莱夷、淮夷、徐夷等。西周时又有九夷之称，分别是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东夷族系中，最强大、最具影响力的支系就是在夏初便拥有封国的徐夷。徐夷在东部地区最为活跃，先秦文献中多次出现征伐徐夷的记载。
  徐夷又称作“徐方”、“徐戎”，所建古国为徐国，出自于赢姓，与秦、郯、莒三国同姓，都来自于海岱文化区的少昊部族。《汉书•地理志》载：“徐，故国，盈姓(盈与贏古字相通）。至春秋时徐子章禹为楚所灭。”《新唐书》卷七五记载：“徐氏出自赢姓。皋陶生伯益，伯益生若木，夏后氏封之于徐。”徐国历史十分悠久，历经夏商周三代，传44世国君，国祚长达1600多年。由于环境和形势所迫，曾几次迁徙，最后迁至淮泗一带。考古资料证明，徐夷在新石器时代以及立国后，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今鲁南、苏北一带。
  古史传说中的少昊部族，其后裔伯益因辅助大禹平治水土有功，被帝舜赐赢姓，封于费地，所以又名“大费”。伯益生有二子，其次子若木，于夏启当政时被封于徐地，成为徐国第一代国君。
  徐国最初封地在何处？研究者大都认为在今鲁南、苏北一带，东部可达郯城，西部至古泗水流经之地（即今微山湖一带）。夏朝初期，海岱文化区酋邦林立，徐国控制地域方圆数百里，在东夷诸国中最为强大。徐国得名缘自“徐方”，而徐方得名应该与所居地理环境有关。《尔雅注疏•释地》引汉代李巡注：“淮、海间其气宽舒，禀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先秦地理文献《禹贡》划分天下为九州，将处于泰山、淮水之间，东达于海的地域划人徐州范围。徐州地域名称的来源，应与徐方、徐国活动区域有关。商代至周初是徐国最强盛时期，在东夷诸国中最具影响力。
  近年考古新成果表明，早期徐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就在苏鲁接壤的台儿庄及其周围地带。考古学家苏秉琦在《略谈我国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一文中指出：“徐夷、淮夷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如果把山东的西南一角、河南的东北一块、安徽的淮北一块与江苏北部连接起来，这个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确有特色，这可能与徐夷、淮夷有关。”1995年夏，徐州市博物馆对邳州梁王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距台儿庄很近，虽然地分两省，实际只有一河（大运河）之隔。梁王城在清光绪《峄县志》卷首《运河图》中有标示，古时归属山东峄县，又称作“良城”。这是一处典型台城遗址，总面积1〇〇多万平方米。遗址最高处达6米，共分7层，自下而上分别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周代以及晚期遗存。这次发掘，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多座，死者有拔除上颌侧门齿及枕骨人工变形现象。出土的商周遗物中有卜骨、骨锄、石钺等文物。®2006年对梁王城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出土文物丰富，分别属于大汶口文化、岳石文化和商代、西周、春秋战国不同时期。在墓葬区发现多座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殉马、殉牛、殉狗、殉猪坑穴，还出土许多春秋战国时期具有礼制用途的青铜器、玉器。研究者认为,梁王城考古发现表明，徐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居住在这一地区了，一直延续到夏商周。梁王城遗址内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应为徐夷，出土文物“为徐国史的研究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
  在梁王城附近，分布着稠密的古遗址群和春秋时期高等级墓葬。其中处于邳州境内的有大墩子、刘林、山头、鹅鸭城等遗址以及九女墩大墓。在台儿庄境内，与梁王城隔河相望的是南滩子、擂台等遗址。南滩子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擂台遗址包含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遗存。值得注意的是，台儿庄境内也有梁王城（俗称“梁王晒米城”）、鹅鸭城和九女墩。这处梁王城也是高大台城遗址，包含了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等遗存。鹅鸭城时代为商周，同属台城遗址。显然，在徐夷尚未立国之前和立国初期，这一带已形成了密集聚落群。
  台邳接壤地带的古遗址，尤其自岳石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与徐国及其后裔持续活动的时间相当。近年在邳州梁王城附近九女墩相继出土了徐国青铜礼器。所谓“九女墩”，就是人工堆筑的高大土冢，分布在徐王山麓，传说是南朝萧梁皇室9个女儿的坟墓。考古发掘证明，这些土墩都是春秋时期徐国王室高等级墓葬，墓内殉葬多人，随葬品十分丰富。其中有成组成套青铜礼器、车马器、乐器、兵器、玉器、水晶等高规格礼制用品，尤其编钟、编馎、编磬等礼仪乐器最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三号墩墓室出土的9件钮钟上均刻有“徐驹王之孙衍，择其吉金，铸其和钟”铭文。在二号墩墓室出土的6件馎钟上刻有“余(徐）攻王之玄孙”铭文。④据考证，“攻王”即“驹王”，是徐国历史上著名君王之一。《礼记•檀弓下》记载，徐大夫容居在吊唁邾娄考公时曾说:“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出土文物证明，九女墩为徐王的家族墓地。
  在台儿庄境内的梁王晒米城和鹅鸭城附近分布的九女墩，同属春秋时期大墓。其中一座处于距邳州梁王城仅数公里的陶沟河畔，墩内曾发现古墓葬，出土大量陶器、铜器等文物。如今仍有几座高大土墩分布在台儿庄区的杨庄、吉庄、北落村附近，当地也流传梁王及其9个女儿的传说。另外，处于邳州境的梁王城附近，曾是汉代武原县治所。1979年夏，在台儿庄境内出土1枚汉代“武原令印”印母。从台儿庄和邳州接壤地区分布的史前、商周遗址和春秋时期徐国墓葬、遗迹以及传说分析，这一带曾是徐夷、徐国长期经营的基地。后来迫于周王朝威胁，其王权重心一度南迁至淮泗一带。
  商末至西周时期是徐国最强盛阶段，多次向周王朝发起挑战。鲁国刚立国时，徐夷便联合淮夷兵锋直指鲁都曲阜。《尚书•费誓》序云：“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周康王时“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徐国虽几次迁徙，但鲁南、苏北一直是其长期经营的战略基地。这一带不仅是徐夷的发祥地，而且是徐国长期活动的重心。《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薛，本国，六国时曰徐州。”可见，最早作为城邑之名出现的徐州，不是江苏徐州，而是在今枣庄市滕州境内。
  中国历史上因为有了徐方，才有了古九州之一徐州的分野；由于徐夷的纵横捭阖，《诗经》中才出现许多精彩章句；由于徐国在鲁南的长期存在，才衍生出战国时期的地名徐州。“徐方”、“徐夷”、“徐戎”、“徐国”，在海岱文化区的发展历程中，使东夷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二、妩姓古国倡阳倡阳故城位于台儿庄区涧头集镇，城址南北长，东西短，呈长方形，周长3400余米。
  偈阳为坛姓建立的小国，属于东夷古国之一。《世本•氏姓篇》记载：“倡阳，妃姓，祝融之孙陆终第四子求言之后。”祝融是古史传说中著名人物，也是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领袖之一，本名重黎。在上古造神运动中升格为神话人物，被赋予绝地通天的本领。帝喾高辛氏时任职火正，以火施教，为民造福，被后世尊为火神，号曰“赤帝”。其后裔共分为八姓，即己、董、彭、秃、坛、曹、斟、芈等，史书称为“祝融八姓”。祝融支系的呍姓古国在海岱文化区有3个，即倡阳、鄱国和夷国。倡阳国的始封君求言,是祝融氏曾孙。求言之父陆终共生有八子（一说为六子），其中第三子名篯，封于大彭（今江苏省徐州市），建立了大彭国，被后世尊为彭祖。陆终第四子求言封于偈阳，为偈阳国始祖。大彭和倡阳接壤，开国国君又是昆仲兄弟。两个古国建立的时间应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这一时期正是海岱文化区社会急剧变动、古国林立阶段。傜阳虽国小势弱，处于强国夹隙之中，但历经夏商和西周，直到春秋时期才灭亡，必然有适应环境以图生存的方略。
  偈阳为子爵小国，春秋以前历史古籍中罕见，既没有徐国那种咄咄逼人气势，又无薛国奚仲、仲虺一类出类拔萃人物。现存城址为春秋时期所筑，建筑技术比较先进，在当时便博得“城小而固”美誉®。《峄县志•古迹考》记载：“倡阳城，县南五十里，城周九里，基址宏阔。”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二也有记述:“偈阳城，（峄）县南五十里。春秋时小国。城西有祖水。襄十年，晋侯会诸侯及吴子寿梦于祖,遂伐偈阳是也。汉置傅阳县，属楚国。”最早记载偈阳国史事的是《春秋》和《左传》，尤其《左传》，用较大篇幅作了介绍。这个弹丸小国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一场众寡悬殊而又持续多日的战争。
  据《左传》记载:襄公十年（前563)夏初，雄心勃勃的晋悼公以霸主身份召集鲁公、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等国诸侯在祖地(今台儿庄区东南）与吴王寿梦会盟，商讨攻伐大事。晋国大将荀偃、士匄以偈阳国倾向楚国为由，主张攻打偏阳。当时宋国与晋国关系密切，晋国决定攻破倡阳后，将此地当封邑赠给宋大夫向戌，借以打通攻楚道路。晋大夫荀罃认为：偈阳城池虽小，但相当坚固，易守难攻。攻下来不算勇敢，攻不下来反被人耻笑。主将荀偃等则坚决请战，并且保证，如不攻克愿受军令处置。于是十三国诸侯之师战车辚辚，甲戈蔽野，将偈阳城团团包围。
  由于低估了对手，诸侯联军连续多日轮番攻城未能奏效。不久，鲁国孟氏家臣秦堇父押送辎重来到前线。倡阳守军打开城楼悬门，企图夺取辎重，诸侯联军将士乘机攻人城内。城上守军急忙放下悬门，准备堵截敌军分而歼之。危急时刻，鲁国陬邑大夫叔梁纥（孔子之父）带兵赶到，正当悬门下降之际，急忙挺身上前用双手牢牢托住城门，及时救出了困在城门内的士卒。鲁将狄M弥将车轮卸下，蒙上皮革充当盾牌，率队强攻。偈阳守军为了试探敌军勇气，从城头垂下布匹诱敌攀登。孟氏家臣秦堇父拽住悬布登城，刚刚接近城垛，守军便将悬布割断，秦堇父跌落地上，昏迷过去。守军再次将长布垂下，秦堇父苏醒之后，又重新攀登。如此反复三次，守军表示钦佩他的勇气，不再垂落悬布。
  诸侯之师围困倡阳日久，始终难以攻克，逐渐产生懈怠情绪。其实早在攻城之前，守军便施了迷魂计。倡阳城内有座低矮小山，守军在山头铺了一层粮米，从城外看去就像一座巨大粮堆。诸侯联军以为城内粮米充足，斗志越发低落，连积极主战的荀偃、士匄也要求退兵。但晋大夫荀罃坚决主张攻打，他在仔细观察了米山状况后，令弓弩手向粮堆射箭，结果箭矢射中米堆后纷纷掉落。此后又经过5天轮番强攻，倡阳失守，此时倡阳人已经顽强坚守了近一月之久。城破国亡后，其地归于宋国。楚灭宋后，改倡阳为傅阳。至今，城内那座小山仍被称为“米山”，这场实力悬殊的大战也收人古代战争范例中。
  倡阳只是区区弹丸小国，在十三国联军强攻下居然坚守这么久，除了守军众志成城外，还与城防建筑有关。这座城池与当时北方其他城池不同，四周分布6座城门，城垣外有环濠。城墙西北和东北设有水门，河道从城中穿过，因此不缺水源。另外，城门不是推拉启闭式，而是升降式悬门。城内米山是全城制高点，可以随时观察四围战况，及时调整防御力量。这场旷日持久的攻守战，既显示了守城将士的顽强斗志，又成就了攻城一方的许多英雄。尤其孔子父亲叔梁纥力举悬门表现，博得“有力如虎”的美名。
  倡阳故城文物丰富，《峄县志•古迹考》记载，古时这里经常发现彝器。近年来还出土铁器、蚁鼻钱、铜剑、铜镞、铜印章等。1980年，河南省固始县出土一把青铜剑，有铭文七字：“郁王僕自作承剑。”①经专家考证为春秋时期倡阳国遗物。1992年，台儿庄区文物管理部门在城内米山东侧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4座，出土文物51件（套）。1994年，枣庄市和台儿庄区文物部门联合对倡阳故城进行了勘探，探明故城内居民区、墓葬区和作坊、冶铁遗址分布情况。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枣庄市博物馆组成倡阳故城考古课题组，于夏秋两季对城址进行了考古钻探，探明城垣东门与南门的具体位置和门道宽度。在城北居中位置还探出一处近方形宫殿基址，建筑物内分布石灰渣层，地面经过夯打，有铺垫成层的料礓碎渣面。
  由于倡阳故城历史悠久，地下遗物丰富，具有重要的文物考古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1977年被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〇〇6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先商文化发祥地之---蕃据古史传说，商族始祖契在帝尧时为夷夏方国联盟首领之一，在帝舜时任主教化民的司徒。他还参与治理洪水，功勋卓著。从契到汤共传了14代，大体上与夏王朝相始终。古史记载，商朝未建立之前，商族曾多次迁徙。契曾居于蕃地，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考证，蕃就在山东滕县境。0古史记载，自契至汤，商族先王先公曾经迁徙8次。契的儿子昭明一度北迁,但不久又迁到了商丘（今河南商丘）。到了第三代相土时，仍以商丘为都邑，称西都，另在泰山下设东都。一些史籍记载，契始居之地为蕃。《世本•居篇》 说:“契居蕃。”《尚书.商书序》云：“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意思是成汤建立了商朝，其都邑仍设在先王契所居之蕃地。商人奉祀的至上神与祖神帝喾相传都在亳地。由于蕃是商人起源之地，后来虽然多次迁徙，其政治中心仍多以蕃、番、亳、博、薄等命名，都是由祖居之地衍化出来的同音地名。
  作为先商发祥地的“蕃”究竟在何处？历来众说纷纭。王国维认为：蕃即《汉书.地理志》中的鲁国蕃县，在山东滕县境。这种说法虽然不是定论，但有三条理由可以支持先商蕃地在今滕州境的观点。第一，位于滕州市南部的薛国，始封于夏代。到了商代，无论作为国名还是族名，已屡屡出现在殷墟不同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早期卜辞中商王多次“命薛”、“作薛”、“往薛”、“宅薛”，薛国则将本国女子进献商王为妃，如“御妇妊□妣壬”。可见处于中国东部的薛与殷商关系密切和谐，应是商朝设在东方的一个堡垒。另据《左传•定公元年》（前509)记载：“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史记.殷本纪》载：“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于泰卷陶，仲虺作诰。”仲虺所撰《仲虺之诘》载于《尚书.商书》中，文中对开国君王商汤歌功颂德，对夏桀口诛笔伐。出自薛国的仲虺深得商王重用，不仅跻身于商王朝权力中心，担任“左相”要职，而且还是商汤的“文胆”，可见作为方国的薛与宗主国商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第二，汉初在今滕州境内设置蕃县,将小邾国故地一部分划归蕃县辖制。作为地名的“蕃”，是自先秦延续下来的，显然与商代的“蕃”有沿袭关系。第三，文物考古资料也提供了充分佐证。地处滕州境内的薛河流域，自史前至商周，古文化绵延不绝。尤其商代遗址相当稠密，迄今已发现50多处。在前掌大、北辛、后荆沟、西康留、后黄庄等遗址均发现了属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的遗存，时间相当于商代早期。这一现象说明，这一带应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一个桥头堡。由于商人始祖“契始居蕃”，其后代也都习惯“从先王居”。另外，因为薛国与商王朝关系非同一般，自然吸收了较多的商文化因素。在古薛河沿岸的前掌大、吕楼、大康留、轩辕庄一带，曾先后出土了不少具有早商典型特征的青铜礼器这些造型精美的礼仪重器肯定与当时重量级人物有关。
  种种迹象表明，商族人主中原之前的先王聚落应该在薛河流域附近。众多先商、早商遗址的发现，不能不引起人们对王国维先生学术观点的重视，作为商族发祥地的蕃，极有可能在今滕州市境内。
  第二节奚仲造车与早期交通文化奚仲是薛国始祖，也是任姓、奚姓和薛姓先祖。4000多年前,薛国由东夷古国转变为夏朝封国。因造车有功，奚仲被夏禹封为“车正”（掌管车服主官），成为中国造车鼻祖和历代崇奉的车神。奚仲文化是古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与薛河流域的北辛文化、商周文化相映生辉。奚仲潜心总结众人的聪明才智，在奚公山（今枣庄市薛城区境内）下发明了最早的陆路交通工具——马车。车辆的出现是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一、古籍中关于奚仲造车的记载中华民族素以勤劳智慧著称于世，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了光彩夺目的篇章。中国古代除了四大发明，还有许许多多发明为人类带来了福祉和方便,其中马车就是中华文明史中的重要一项。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车部”中作了这样训诂：“车，舆轮之总名，夏后时奚仲所造。”古籍虽然记载了许多发明，然而像奚仲造车之事见于诸多先秦文献记载，这种情况实属不多。诸如《左传》《管子》《尸子》《墨子》《荀子》《世本》《山海经》《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等古籍，均提及奚仲造车之事。历史学家白寿彝认为：“夏时有车，并且车和奚仲有密切的关系，则各书都是相同的。” ®《左传•定公元年》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杜预注云：“奚仲为夏禹掌车服大夫。”这段记载提供如下信息:奚仲居地在薛，是薛国的始封君；奚仲曾任职夏禹车正，居薛期间造车，因功获得新的封邑，又成为邳国始封君;奚仲后代仲虺也在薛国居住，曾担任商汤左相。由此可知,奚仲和仲虺分别在夏商开国期间担负重任。上古时，车正不仅掌管造车和交通，还包括冠服仪仗，而舆服是历代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奚仲不但是最早的工官，也是最早的礼官。
  《管子•形势解》对奚仲发明的车作了这样概括：“奚仲之为车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准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这是赞美奚仲制造的车辆设计科学，结构合理，质量上乘，坚固耐用，各部件都符合技术标准。4〇〇〇多年前能够造出这种车辆，在当时应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新语•道基第一》记载:“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 这是说奚仲改进了车轮和车辕，使车子更加轻巧、便捷。
  《墨子•非儒》列举前代许多发明：“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吕氏春秋•君守篇》也有此类记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昆吾作陶，夏鲧作城。”在有突出贡献的发明家行列中，总少不了奚仲。大型工具书《辞海》也有条目介绍：“奚仲，传说中车的创造者。任姓，黄帝之后。夏代的车正（掌管车的官），居于薛（今山东滕州东南），后迁于邳（今山东微山西北）。春秋时代的薛即其后裔。”夏代马车未发现实物，具体形状和结构不清楚。商代马车已发现不少，这种车都是单辕，马匹套在辕木两侧，一般是2匹马拉车,也有用4匹马的。奚仲发明的马车虽然不如商代马车先进，但总体结构不会相去太远。夏代铸铜技术已比龙山文化时期提高，估计当时马车部分构件已采用铜制品。
  关于马车起源，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马车起源于两河流域或欧亚草原，中国马车制造技术是从上述地域传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马车和西方马车无论形制、特征、结构还是各部件组合都有明显差异，在商代马车上看不出来自西方的影响。商代晚期马车具有构造上的成熟性、型式上的规范性和应用上的广泛性，显然不是初始时期的马车。
  1996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在偃师商城（商代早期都邑）发掘时，在城内道路第四层路土面发现两道并行车辙印。2003年春，考古人员对偃师二里头城址进行发掘，在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又发现两道平行车辙痕，并且向东西延伸。®二里头遗址为夏代中晚期都城，车辙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距今3700年左右。发掘时虽然没有发现马车实物，但遗址多次出土车马饰和车用青铜配件。说明中国马车的发明和使用，在时间上大致与西亚地区马车同时，文献中有关夏代已出现马车之说应是史实。
  奚仲造车虽然是古史传说，但见于诸多古籍记载，显然并非无缘无故凭空臆造。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奚仲作车说影响面最广，且多见诸先秦早期文献，故其形成应该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二、车的发明对城邑文明的推动城邑是文明的载体，是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自从马车发明之后，就与城邑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马车不仅给世人带来了极大方便，也促进了城邑文明的发展，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说文解字》“车部”共收录101个部首为车的汉字，其中大部分与车部件有关，还有不少字表示各种形制车辆。该书“马部”共收录109字，其中许多字与套马驾车相关。奚仲发明了马车，促使古代造车行业日益产业化、标准化。不少行业的工匠与马车发生了联系，如木工、铸铜、髹漆、皮革等，另外还有养马、驯马等人员。《周礼•考工记》详细记载了造车部门和匠人具体分工，其中轮人制作车轮和车盖，舆人制作车厢，辚人专门制作车辕，还设置车人一职，负责器具监管兼大车制造事务。造车选用榆树、檀木和植树，用来制作车毂、辐和牙。当时对马车形制尺寸都有严格规格，按用途分为战车、田猎车和乘车。据当地民间传说，奚仲居薛期间，因观察纺线的陶轮和田野中被风吹动的转蓬而受到启发，于是便发明了车轮。马车的出现，在城邑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马车发明后，首先应用到古代战争中。商周时期铜器制造业中，车马器和兵器的数量远远高于青铜生产工具。古时常用“百乘之国”、“千乘之国”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所谓“百乘”、“千乘”，就是指战车的数量。战车种类又有轻车、冲车和戎车等。
  商周时期，礼仪场合都离不开马车，尤其祀天礼地祭祖大礼，无论王室贵族还是官员，出行都乘坐马车，所用祭品也要马车运送。举行巡狩之礼，更是一派车辚辚、马萧萧的场面。四方诸侯前来朝拜周王，主要交通工具也是马车。举行朝礼时，人和马车的位置、方向都有具体规定。每年田猎之礼，天子乘坐主车，另有副车伴随，还有驱逆之车、使车等专门驱赶猎物。在王族丧葬场合，以车马前导，送殡人员乘坐宾车。地位显赫的奴隶主死后，往往用车马陪葬。伴随马车的出现，礼仪制度日益繁缛，古代帝王对大臣的最高赏赐为“九锡”，而9种物品中车马排在首位。历代正史中都有《舆服志》，“舆服”就是车舆、冠服，不同等级的人，所乘马车都有明确规定。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这一制度草创也与奚仲有关：“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斿施，尊卑上下各有等级。”随着马车发明，交通运输日益兴盛，道路设施逐渐完备，西周已设置管理道路的官职。《周礼•地官•遗人》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在商品流通领域，马车是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①。
  马车的发明，使文学作品表现的内容更为丰富。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出现许多与马车相关的诗句。如描写战争的《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小雅•采芑》：“方叔涖止，其车三千。” 描写贵族出行欢聚，如《秦风•车邻》：“有车邻邻，有马白颠。”贵族间赠送物品以马车为贵，如《秦风.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大雅•卷阿》描写周王所拥有车马之多：“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前掌大商代车马坑近年考古发掘表明，有关奚仲造车记载并非只是传说。在滕州前掌大发现的车马坑，整车整马殉葬，颇具规模。®这里是奚仲封地，车马坑就分布在薛国商周贵族墓地。自1981年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先后进行了8次发掘，清理商周墓葬百余座，其中有5座车马坑和祭祀坑。出土文物近万件，包括青铜礼乐器175件、玉器345件，还有大量车马器、兵器等。前掌大薛国墓地出土的文物,都是商周之际奚仲后裔制造。随葬的车马和青铜车马器，为研究当时马车结构和配件组装提供了实物资料。马车整体结构由双轮独辕、一衡双轭、栏式车舆等主要部件构成。长轴贯穿车舆底部，分别与两侧的车轮相连，軎套在轴两端辖制车轮。车辕位于车子中部，衡的下边与轴连接,上面承托车舆，辕木为商周时期最为流行的单杠，从车厢下伸出并且上翘。
  马车制作是项十分复杂的工艺过程，集铸铜、木工、皮革等技术于一体。正如《周礼•考工记》所说:“一器而百工聚焉者，车为多。”此外，还要掌握一定的机械原理和专门知识。前掌大墓地出土的马车配套完整，规格齐全，铸造精良，卯榫复杂，木工技术十分熟练,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工艺水平。马车制造从研发到成熟有一个摸索、改进和经验积累过程，自从奚仲在薛地发明了第一辆马车，其后裔不断创新，积累经验，有效提高了造车技术和工艺水平。古薛大地不但驶出了华夏第一辆马车，而且还是当时车辆制造业中心。
  奚仲开创的薛国，历夏商周三代，创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方国文明和城邑文化。马车的发明，是人类对马力利用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由于马车的出现，促进了道路建设，缩短了城邑间距离，加快了信息传递，方便了交通运输。马车在增进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文明化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应有作用，对于其后兴起的大一统王朝更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三、奚公山——造车遗迹、车服祠和奚仲墓枣庄市薛城区北部，有一列山脉自西向东延伸百余里，宛如一条伏于旷野的卧龙。山脉最西端一峰盘踞，宛如龙首，称作“千山头”。旁边有座低缓小山，状如绣球，这就是许多古籍记载的奚公山。此山得名，与奚仲密切相关。
  奚公山古时属于滕县，现处于薛城区陶庄镇境内。西北距薛故城只有十几公里,距前掌大薛国贵族墓地更近。奚公山自古便是形胜之地，蟠龙河自东向西从山前流过，南明河从小山西侧南下，两河交汇后流人微山湖。
  奚公山因山上有奚仲墓和奚仲祠而得名，早在西晋《太康地记》中便有记载：“奚仲冢在（薛）城南二十五里山上，百姓谓之神灵也。”北魏地理著作《水经注》卷二五也提到薛故城“南山上有奚仲冢”。北齐魏收撰《魏书•地形志》记载:“薛有奚公山、奚仲庙。”奚公山还见于其他古籍记载，如唐代《元和郡县志》卷九说：“奚公山在(滕）县东南六十六里，奚仲初造车于此。”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一五记载：“奚公山在（滕）县东南六十里。”《太平御览》卷四二引述阳晔的《徐州记》：“奚公山，奚仲造车之所，山上轨辙犹存。”奚公山和奚仲造车故事世代相传，直至民国年间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都有介绍：“奚公山，在山东滕县东南六十里，奚仲初造车于此处。山上有奚仲墓。”另外，历代通志、总志以及地方志之类古籍也都有或详或简的记载。
  奚公山顶一左一右分布两个封土堆，偏东北者为奚仲墓，靠西南者是冉求墓，两墓相距很近。冉求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曾任鲁国“三桓”之一季孙氏家臣，据说其故里就在奚公山下庵上村。古时奚仲冢较大，墓前树有石碑，镌刻“夏车正奚仲墓”6字。两座古墓前还有一通石碑，上刻“公为奚冉二墓修筑”8字，碑阴刻有众多捐资者姓名。另外还有地方官府立的告示碑，晓谕民众自觉保护先贤墓所，严禁砍伐林木。
  奚仲祠坐落在奚公山南麓，因为奚仲曾任职夏朝车服大夫，所以祠庙冠名为“车服祠”。这处祠庙历史悠久,经过历代修葺或重建，规模越来越壮观，除主体建筑外，还兴建了许多附属设施。祠庙内陈设祭案、祭器等物品，显现一派庄严肃穆氛围。古时奚公山景致宜人，苍松翠柏郁郁葱葱。顺山道拾阶而上，红墙青瓦掩隐在绿荫丛中。奚公山下是古代驿道所经之处，古时许多官员、文人墨客途经此地，大都到车服祠瞻仰奚仲。从古人留下的诗句中，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美景:“初阅车服祠，云峦楚楚长。岩根堆雁塔，溪角架虹梁。好鸟巢危树，孤猿叫断冈。雨过闻幽磬，云开见上方。苔侵石磴滑，花拥洞门香。……”®古代车马运输行业特别崇拜发明家奚仲，将他奉为车神，并且流传“拜车神奚仲，保平安出行”的民谚。
  奚公山南面1公里外的奚村，为古奚邑旧址。据《齐乘》卷五“古迹”条记载：“滕州东南青邱村奚山下,古奚邑。”村北田野中散布大量商周陶片。村西是薛河支流南明河，在方圆十几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多处古遗址，包含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不同时代遗存。这些遗址表明，早在5000年前奚公山下就形成了聚落群，历史文化绵延不断，一直延续到东周时期。奚村聚落群与薛河前掌大聚落群相距不远，都属于古薛国范围。
  第三节商周方国与封国文化商周时期，海岱文化区方国、封国并立，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不同区域文明相互融合。这种碰撞和融合，加快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枣庄地区见于古籍记载的小国有8个,其特点是分布密度大，国土狭小，既有东夷土著古国，又有封建制小国。这些古国在大国弱肉强食攻伐下，艰难地生存着。
  一、薛国与仲胞薛为任姓之国，“任”又为“妊”，是个十分古老的姓氏。《国语•晋语四》记载:“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十二姓中就有任氏。薛国早年出土的铜器有薛侯匯、薛侯盘等，上有铭文“薛侯作叔妊襄媵匯”。王国维先生考证:“任姓，金文作妊。今《诗》与《左传》《国语》《世本》皆作任字。”®薛国自奚仲始封到战国时灭亡，历夏商周三代，延续1700多年。其世系可考者凡64世，国祚之长久，在列国中少见。薛在商代的历史，已得到殷墟甲骨卜辞证实。周朝建立后，封仲虺后裔为薛侯，春秋时降为伯爵。薛国虽是小国，但频频参与诸侯盟会。《左传•定公元年》记载，薛宰曾向会盟的诸侯自述其源流，提到先祖奚仲、仲虺以及薛国立国缘由。
  早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奚仲的祖先便在薛河岸边的西康留建造了古城，到了奚仲生活时期，古薛国经过近千年发展历程，已步人辉煌时期。近年来在薛故城内考古勘探发现的岳石文化城址，大概与先秦文献记载的奚仲都邑有关。
  薛故城遗址位于滕州南约21公里，横跨官桥、张汪两镇，处于薛河下游山前冲积平原地带。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正方形，城垣周长达10615米，现存城墙高出地面1〜5米，底部宽约30〜50米，全部用黄土夯筑。城址总面积约6.8平方公里。1993年至1994年进行重点勘探和发掘，确认故城遗址为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薛国都城遗址。在城址东南角发现的岳石文化早期城址，可能就是奚仲时代的国都。在城址东南和东部城外发掘的200余座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墓葬，出土大量青铜器、陶器等文物，证实薛国故城就是任姓薛国的都城遗址。①薛国故城东约0.5公里的前掌大商周墓地，为妊姓薛国贵族墓葬区。20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对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墓葬110多座。墓中随葬品十分丰富，出土了青铜器、玉器、骨器、原始瓷器、象牙器、陶器、漆器等，在青铜礼器中还发现了贮存的酒。这些产品都是当地制造，说明当时都邑之内已设置各类手工业制造和加工作坊，有一批专门从事铸铜、制玉、酿酒、制造、纺织和食品加工的专业工匠。
  继奚仲之后，薛国历史上另一位显赫人物便是仲虺。他是奚仲十二世孙，商汤的著名大臣，与伊尹并居相位。因辅佐商汤完成建国大业，成为杰出的政治家。郑樵《通志•氏族略》“薛氏”记载：“奚仲迁于邳，十二世孙仲虺为汤左相，复居薛。”奚公山东边不远的潘楼村（今属薛城区陶庄镇）附近，分布一处商周台型遗址，当地人称作“灰古堆”。清雍正《山东通志•陵墓志》记载：“仲虺墓，在奚仲墓东。……俗呼为灰固堆，虺音之讹也。”作为商汤辅弼大臣的仲虺，在商朝创建之初曾发表过许多治国安邦的言论，《尚书•商书》中的《仲虺之诰》体现了他的治国理念。仲虺认为商汤用武力推翻夏朝，完全是顺应民心、符合天意的举动。夏桀残忍贪暴，昏乱失德，使民众陷人水深火热之中，已经引起天怒人怨，必须取而代之。有为君王，其作用就是平定祸乱，为民众谋取利益。他建议商汤以夏禹为榜样，发扬美德，遵循古帝制定的典章制度，为子孙后代造福。最后又坦诚规诫商汤，应以夏桀为鉴，不要亲近歌舞女色，不要聚敛钱财。要以德治国，委任贤才，用人不疑，对于勤恳干事的官员应给予奖励。要严于律己，宽厚待人，随时检点自身，勇于修正错误，以诚信赢得民众的拥戴。“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使国家繁荣昌盛，永保国祚传之千秋万世。
  仲虺言论散见于先秦史籍和诸子书中，如《吕氏春秋•骄恣》篇载仲虺有言……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意思是诸侯品德各具优劣，如能为自己选择到良师，就能称王天下；能为自己选择朋友，就会保存自身;选择的人都不如自己，就会导致亡国悲剧发生。除了治国理政见解，仲虺的一些言论还体现了雄心勃勃的军事思想。如《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的仲虺之志：“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这是一项称雄主张，建议商王根据周边形势采取果断军事战略。由于符合后世霸业潮流，其理论常被兵家发扬运用。古籍记载的仲虺的格言警句，凝聚了他在政治、军事、历史、社会等领域的丰富经验。
  前掌大商墓出土一件青铜尊，上有铭文“隸妇兄隸”。据冯时考证®，“隸”就是“虺”，“虺妇”为外姓之女嫁到薛国为妇者。证明商代居住在薛河附近的贵族，应为仲虺后人。古老薛河哺育了仲虺，他由薛国走向中原，终成一代名相。
  二、神秘的邳国邳国，任姓小国。薛、邳同祖同源，都是海岱文化区夏商周时期古国。邳和薛的缔造者就是夏初的奚仲。“邳”字甲骨文写作“不”，金文写作“丕”，后来又加“邑”部偏旁，演变为“邳”字，表示邳国当时建有城邑。邳国在文献中记载很少，由于存在上邳、下邳之分，所以长期以来笼罩着神秘面纱。邳国究竟建在何地，先有上邳还是先有下邳？这些问题自古以来就是未解之谜。关于邳国地望，史家多指在今江苏北部的邳州、睢宁一带。邳国开创者是奚仲，原本居于薛河附近，后因辅助夏禹治水有功，又获封新的疆土，于是率领部分薛人迁居其地，建立了邳国。这件大事见于《左传•定公元年》，当时薛宰在追忆自己祖先时曾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邳自夏初立国直至战国灭亡，历时长达1600多年。由于奚仲辅佐夏禹有功，邳国与夏王朝关系融洽。商朝建立后，又因同族先祖仲虺曾任商汤重臣，所以与殷商关系也比较好。第十一任商王外壬在位时，邳国发生重大变故。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当时邳国联合铣国发动叛乱，直到河亶甲三年，商王借助大彭国援助，才平定了长达十几年的叛乱。铣和邳的祖先曾分别担任商汤左、右相，二国和大彭国处于今鲁西南和苏北一带，地缘紧密。发生叛乱后，商王借助大彭国力量讨伐铣、邳。由于这次反叛，商朝与邳国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1954年，台儿庄伊家河水利工地出土2件铜#，口沿铸铭文一周。经王献唐先生考证,定名为“邳伯S”®。其铭文内容是：“惟正月初吉丁亥，邳伯夏子自作尊疊，用蕲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2件铜疊是邳国国君所用礼器，时代属于战国初期。铭文中的“伯”为爵称，“夏子”是作器者名字。从2件铜疊得知，邳国在战国初期尚存。值得注意的是，距邳伯疊出土地点不远处有邳庄 (今邳庄镇，属台儿庄区），附近还有东周大型高台遗址（由于长期取土已毁坏），或许战国早期的邳国就分布在这一带。
  1980年3月，滕县博物馆在城郊后荆沟清理了1座春秋早期残墓，出土铜器15件。其中1件铜簋，器内底部铸有151字长篇铭文。从外观看，铜簋器身与器盖明显不合，无论铭文内容、书体风格、装饰花纹还是形制，都和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传世铜器“不其簋”器盖丝丝相扣®，说明这件铜簋的器身与器盖在春秋早期便已分离，出土的铜簋器盖应是当年另行配制。1件铜器身、盖分离后，经过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后终于合璧，一时传为考古佳话。
  铜簋铭文记述铜器主人听从周王调遣，参加了捍卫成周疆域战斗，因作战勇敢而获得周王奖赏。铭文中两次出现“不其”，据有的学者研究，“不其”就是 “邳其”，“不”、“丕”同字，即后来“郑”字。“邳”代表国名，“其”为人名。®邳其在战事结束后归国，铸造铜器用以纪念，因而邳其簋能够在其老家薛地出现。古籍中有两个邳国，即上邳和下邳。古代地理概念北为上，南为下。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先有下邳国，后有上邳国。《古本竹书纪年•魏纪》载：“梁惠王三十一年（前339)，下邳迁于薛。”下邳迁回薛地，已经是战国中后期。然而滕州出土邳其簋的墓葬，却属于春秋早期。这说明，当时在枣庄境内已极有可能出现了下邳国。下邳之所以回迁，主要是受到楚国咄咄逼人的扩张威胁。早在春秋时期，楚国就对包括倡阳、邳、缯、小邾、滕、薛在内的泗上十二诸侯虎视眈眈，经常发兵北上。为了躲避楚国锋芒，邳人北迁投奔同祖的薛国故地自在情理之中。公元前261年，楚考烈王大举北上伐鲁。楚师兵锋所过之处，诸侯披靡，处于薛地附近的上邳国终于被楚国所灭。
  有关邳国确切地望和上邳、下邳问题，至今依然是个未解谜团。有人认为，作为夏商周时期的邳国都城，应具有一定的文化积淀，存在古城址、陶器等遗迹、遗物。但迄今在江苏古邳镇附近勘察未发现这一时期的遗址，缺乏文物考古信息的支持。古代方国其国力有限，夏商时期的邳国统辖的地域范围肯定不会太大,迁徙只可能在小范围内完成。因此下邳、上邳有可能都在枣庄市境内。
  三、姬姓滕国滕是西周初年姬姓封国之一，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其国土“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滕国始受封者错叔绣，是周文王庶子（第十四子）。周武王克商之后实行封建，将庶母兄弟错叔绣封于东方滕地，位于侯爵之列。据《汉书• 地理志》记载，滕国共传31世。
  由于滕国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所以在诸侯中居于特殊地位。《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滕薛国君到鲁国朝会期间，曾发生争尊纠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由于双方相持不下，最终由鲁隐公派人调和。按照周朝宗法制度，与宗国同姓者居长，异姓者处于下位。滕国虽是诸侯间小国，但在外交舞台十分活跃，经常参加由霸主发起的会盟活动，这些史事在《春秋左传》中屡有记载。
  滕国在历史上出名，是滕文公在位期间。滕文公为了将国家治理好，曾多次礼聘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虚心请教治国方略。一个是封国国君，一个是著名学者，二人的多次交往成为历史上的美谈。由于深受儒家治国理念影响，滕文公大力推行政治、经济改革，终于将滕国治理成诸侯间闻名的“善国”，在滕国历史上书写了最辉煌篇章。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加剧，滕国在列强夹隙中苟延残喘。公元前414年被越王朱勾所灭，不久复国。后来又被宋康王灭国（前300年前后）。另据杜预《春秋释例*世族谱》记载，滕国最终是被齐国所灭。元代《齐乘》卷三也说:滕国至 “三十二世为齐所灭”。宋代郑樵《通志·氏族略》又说为秦国所灭。滕国故城坐落在滕州市西南约7公里的姜屯镇滕城村。据《水经注》卷二五记载城周二十里，内有子城”。如今城垣依然残存，外城略呈长方形，子城处于外城中部偏东南，略呈方形，周长约2000米。子城东北隅有座高台，俗称 “文公台”，亦称作“灵台”，相传是滕国的寝宫遗基。台下一池即“灵沼”故址，为滕文公所筑。据《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为灵沼。”所谓“灵台”，除了用于观测天象，还可以游览。滕文公效法周文王，修筑台池，与民同乐。
  滕国故城西北约3公里的庄里西，是滕国贵族墓地，曾出土大批文物。其中滕侯鼎、滕公鬲、滕公簋、滕皇编钟等都铸有铭文，十分珍贵。1980年出土的一套编钟，共计13件，铭文记述春秋末年滕国一位名叫“楙”的司马（官名），为祭祀滕悼公专门铸造了这套编钟。墓地还出土一套精美编磬，也是B件，形制相同，大小递减，采用泗滨石制作。经测定为十二音律乐器，音质清脆悦耳，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好的战国石制乐器之一。®这里出土的西周时期珍贵文物大都是礼乐重器。滕国与鲁国同宗，而鲁国是弘扬周礼最完备的封国，拥有“奏天子礼乐”资格。滕国礼乐文化深受鲁国影响，因此周礼在滕国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滕国的礼乐制度是其都邑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地文物部门还在滕国故城附近征集到许多出土青铜器，大都铸有铭文，属于滕国礼器。如叔京簋、父辛卣、父乙爵、百乳龙纹方鼎、兽纹铜盘等，制作相当精美。早年传世的滕国铜器有滕侯苏簋、滕侯虎簋等。东周时期滕国铜器多为兵器，主要有滕侯旨戈、滕之丕牙剑、滕侯仄戟、滕司徒戈等。这些珍贵文物为研究滕国历史以及滕国的都邑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滕国的城邑文化展现了浓郁的周文化特色，这种有别于夷礼、夷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通过灵台、灵沼以及各种礼乐器体现出来，是宗周礼制文化在东部封国的传播和延续。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曾对西周的礼乐文化发出由衷赞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滕国贵族墓地出土的大量礼乐文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周、鲁文化在滕国产生的深刻影响。
  四、商代兒国与春秋郫国郊国产生历史甚早，最初是海岱文化区东夷族系建立的古国，到了商代成为夷方方国之一。鄉国所处地点，就在今枣庄市山亭区山亭镇境内。“郫”字早期写作“兒”，其国名最早见于殷商甲骨卜辞。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邑的大量出现和都邑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带“邑”字偏旁的国名，“兒”字也随之演变为“郫”。
  在甲骨卜辞中，兒字屡次出现，均与东夷文化区的兒国有关。如《甲骨文合集》第01075条卜辞：“三日丙申，告有来艰自东……曰兒……”大意是商王接到报告，东方发生了兒人叛乱。《殷墟书契后编》“二、四、一一”条卜辞记录：“东，画告曰：兒伯……”可见当时兒国已居于方伯之列。《殷契粹编考释》第1230片卜辞：“壬申卜，争贞，令帚（妇）好从址□伐兒方。”这条信息透露，商王为平息兒方叛乱，命令一位女将军统兵征伐。这位名叫“好”的女英雄，就是商王武丁的第一任王后，曾率军打败了十几个反叛的方国。妇好不仅地位显赫，而且还多次主持国家的祭祀等重大活动。其墓于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墓上建有享堂，墓内随葬品极为丰富，共出土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等文物1928件。①兒国远离商朝腹地，反叛后居然由妇好亲自前去征服，足见其实力不容忽视。
  兒国引起学术界瞩目，缘自一片具有谱牒性质的甲骨刻辞。围绕这片牛肩胛骨真伪问题,学术界已争论多年。1903年，英国传教士库寿龄和美国传教士方法敛收集到这片甲骨,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刻辞分布在骨板正面，记录了自先祖“吹”到最后一代兒国王室11代世系。刻文出现13个人名，其中属于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这片甲骨问世之后，引起考古界极大争议。郭沫若、胡厚宣、董作宾、容庚等学者认定为伪刻，而张政烺、陈梦家、于省吾、李学勤等人则力主为真品。1980年出版的《古文字研究》第4辑，发表了于省吾、胡厚宣针锋相对的文章。近年来，国内学术刊物陆续发表文章进行探讨，大都主张 “家谱刻辞”为真品，甚至有人将这片甲骨誉为“天下第一谱”。
  兒国灭亡大概在商代末期，由于经常向商王朝发起挑战，商王为了确保东土安宁，便持续不断对夷方进行征伐。直到最后一代商王帝辛（即商纣王），依然投人大量人力、物力常年讨伐东夷小国。《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纣克东夷而殒其身。”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商代兒国灭亡后，西周末年在郫地又出现了一个附庸小国，因建在商代兒国旧墟，所以也称为“兒国”。其后又添加“邑”部偏旁，史籍书作“郫”。由于这个小国与邾国（都邑在今邹城市境内）同宗，又由邾国分出，因此在立国之初仍习惯自称为“邾”，国君则自称“邾君”。诸侯为了将宗国邾和附庸邾加以区别，便将建于郫地的小国称作“小邾”。史家记事为防止混淆，将宗国邾书作“邾”，将附庸邾书作“小邾”或“郫”，《春秋左传》就采用此法。春秋时期建国不称小，所谓“小邾”，既不是正式国名，更不是郫国自称，原因很简单，国家再小也不会自我矮化。鄹国始封君名友，又尊称“友父”。依照当时习惯，数世之后亲缘疏远，可另立姓氏。小邾传位数世之后，便以地名、国名为姓，后世又改为倪姓。
  小邾国来历,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弓I《世族谱》资料：“小邾，邾侠之后也。夷父颜有功于周，其子友别封为附庸，居郫。”《通志•氏族略》记载：“郫氏，曹姓，即小邾也。朱挟七世孙夷父颜有功于周，次子友父别封附庸，为小邾国，以居郫，故又称郫国。”邾颜是邾国第七代国君邾武公，字夷父。他有二子，长子夏父后来成为邾国国君继承人，次子就是友父。由于邾武公有功，周王允许他在本国疆域内裂土分封，于是便将友父分封到邾国控制的郷地为附庸国君。按照当时惯例，始封君友父死后，小邾国王位由嫡长子继承，次子则以祖父之名另为姓。于是便以邾武公的“颜”字立姓，这是颜姓之始。
  小邾国都邑设在何处，古籍虽存在不同说法，但都没有超出今枣庄区域范围。2002年夏，文物部门在山亭区东江村清理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墓葬。墓葬分布在古河流旁一处高大台地上，由于村民长期取土，掩藏在土台下的古墓得以显露。这里集中分布6座墓葬，除了2座保存完整，另外4座均遭到严重破坏和盗掘。经发掘获得一批珍贵文物,仅青铜器就有73件，其中24件有铭文。一号墓出土的铜器中有4件青铜鬲，铭文为“邾友父媵其子胙曹宝鬲其眉寿永宝用”①。邾友父就是由邾国分封到郫地的第一代国君。从铜器铭文得知，由于是初封，尚未从周室获取正式国名，所以仍自称为“邾”。二号墓共出土10件铸有铭文铜器，其中有2件“邾君庆壶”和4件“郫庆鬲”。这批铜器铸造时间不同，铜壶制作时间在前，仍习惯自称“邾君”；铜鬲制作时间在后，虽然还没有获得正式国名，但已在名前冠有“鄹”字。后来正式以郫地作为国名，鄉随之成为国君的姓氏。小邾世系失载，据《左传注疏》透露，“春秋后六世而楚灭之”。
  2003年，又在小邾国贵族墓地发现夯土城墙。发掘显示，墙基底部残存宽度21米，残高2.6米。采用棍夯法层层筑起，土质坚硬。城墙外有护城河，是当时筑墙时掘土形东江墓地出土的郫庆鬲成。建城年代为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与墓地时间吻合。城内还发现各种遗迹、遗物,进一步证明这座古城就是小邾国的都邑。
  据文献记载，小邾国都邑有3处，东江城址是早期都城，另外两处位于滕州市区和山亭区西集镇梁王城，分别为中期、晚期都邑。小邾国之所以迁都，与当时紧张局势有关。在立国400多年历史中，小邾国曾多次遭受大国欺凌，如《春秋•庄公十五年》记载：“宋人、齐人、邾人伐郷。”处于列国夹隙之中，自保图存的确不易。为了消除外部威胁，小邾国借助霸主为保护伞，频繁参加诸侯盟会。由于临近鲁国，郫君经常前往鲁都朝会，两国贵族之间还有姻亲关系。鲁国是公认的礼仪之邦，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小邾国深受鲁文化影响。
  处于枣庄境内的商周方国或封国都是小国，数量较多，分布较为密集，经过长期发展，创造了富有地域特色的都邑文化。各国都邑都筑有设防城垣，城内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各国王室之间通过婚聘结成政治联姻。在经济方面，城邑内涌现不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从事产品加工及各种经营。为确保王权稳固，各国流行嫡长子世袭制度。礼制、礼器逐渐由简趋繁，敬天礼地祭祖是国家头等大事。当历史车轮驶人东周时期，随着一些诸侯日渐强大，礼崩乐坏的局面已不可逆转。在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潮流的不断冲击下，枣庄境内的小国相继灭亡，最终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第三章墨子:先秦显学及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是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墨学与儒学一起并称为“显学”。墨家的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墨子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农民、手工业者等下层小生产者的利益。政治上，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反对大国侵攻小国的不正义的战争，宣扬国家之间、社会阶层之间乃至个人之间应该保有无等级、上下之别的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墨子强调“尚贤”、“尚同”，要求当政者抛弃贵族世袭等世俗标准，不拘一格，任用贤才。经济上，与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主张不同，墨子强调义与利的统一，认为图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是最大的义行。由此出发，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主张在国家、社会的祭祀、丧葬等行为中推行节俭，反对儒家过分强调礼仪行为带来的浪费现象。
  为论证其政治思想的正义性、正确性，墨子提出“天志”、“明鬼”的概念。墨子宣扬上天、鬼神的神秘和权威，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张是上天意志的反应，采纳、推行其主张则是顺应上天的意愿，反之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从而给墨家学说蒙上一层神秘主义、宗教迷信的色彩。
  墨家特别注意社会实践，其成员大都亲身从事生产劳作，善于发明创造军事、民用机械,在自然科学方面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墨家提出一系列数学的概念，在光学上也发现、总结了小孔成像等科学现象。
  墨子及其后学周游列国，宣传墨家学说，希望能得到各国的采纳，并积极参与宋、卫等小国反对大国侵略的战争，使当时墨家弟子遍布天下，成为盛极一时的“显学”。但随着秦汉时期儒学的一家独尊，墨家也开始衰落，几成绝学。
  第一节墨子生平墨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一生从事讲学、游说各国活动，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所创立的墨学一派在当时盛行于宋、楚、秦、鲁等国，与儒家并称为两大显学，具有很大的影响。
  一、墨子的籍贯、姓名及其生活时代墨子，名翟，战国初期小邾国（今枣庄滕州）人。墨子的里籍在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议，主要观点有鲁人说、宋人说、楚人说，甚而有印度人说、阿拉伯人说等。晋人葛洪、唐人杨偯、林宝等依据司马迁所言“盖墨翟，宋之大夫”，断定墨子为宋国人。现代学者顾额刚、冯友兰亦曾从墨子学术渊源上赞成此说。清人毕沅、武亿持楚国人说，认为墨子是楚国鲁阳人，因墨子曾与楚鲁阳文君多次问答交谈。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者胡怀琢、卫聚贤、金祖同等更认为墨子可能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这一观点颇为偏颇，为大多数学者所不取。鲁国人说出自《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近现代的墨子研究者如孙诒让、梁启超、杜国庠、蔡尚思、方授楚、任继愈等认为墨子是鲁国人。
  张知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墨子故里为古代鲁之小邾国，即今枣庄滕州。他考证认为，墨子为商代贵族目夷之后，而目夷不仅是个人名，而且是一个古代方国的名字，即后来的小邾国。西周灭商后，将小邾国等划为宋国的附庸。至春秋晚期，小邾国又被鲁国占领。到了战国初期，小邾国又成了齐国的下邑。因此不论称墨子为“宋国人”、“鲁国人”抑或“齐国人”，他所在的具体地址都在小邾国内。而从墨子的学术思想和科技成就的渊源来看,亦皆为小邾娄文化培溉出来的。墨子的生活习尚也与小邾国当时的风俗相同。®张知寒的观点得到学界的普墨子塑像遍认可。因此可以说，墨子的先人可能为宋国人，后为小邾国贵族。墨子因为宣扬自己学说而周游楚、宋等国，甚而人仕宋国大夫,但其故里已然为鲁国无疑。
  关于墨子的姓名，司马迁及更早的韩非都明确指出墨子姓墨名翟。《墨子》一书中，墨子也多次自称“翟”，他的姓名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但到了宋代，墨子姓墨名翟的说法受到质疑。元人伊世珍在《琅嬝记》中引《贾子•说林》记载：“墨子姓翟，其母梦鸟而生，因名之曰鸟。”①清人周亮工认为，墨子以墨为道，但并不姓墨，就如老子并不姓老。近人江瓌详细论述此说，认为墨子是因其肤色黝黑，故以墨名之。学者钱穆又认为墨子之所以以墨为姓是因其受过墨刑，故称之为墨。尽管存在争议，但墨子姓墨名翟基本上已成定论。
  史料未确载墨子生卒年月，因此只能以相关记载及《墨子》言及的人、物、事件作为参照加以推断。司马迁指其与孔子同时或稍在其后。孙诒让认为，墨子当与子思同时代，生于周定王初年，卒于安王之季，寿八九十岁，即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之间。梁启超进一步确定为：墨子生于周定王初年，约在孔子卒后10年；卒于周安王中叶，约在孟子生前1〇余年，享年80岁左右。钱穆根据墨子与公输般的关系，墨子与孔门弟子年岁的比较，墨子与楚鲁阳的关系及《墨子》中《耕柱》《贵义》《鲁问》《公输》4篇所记载的墨子言论事迹进行考订，认为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79年，约卒于公元前394年。侯外庐等酌定墨子的生卒年代为周敬王三十年（前490)、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任继愈结合诸多资料推断，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80年，约卒于公元前420年。
  墨子生活在战国前期，这一时期，周王室已经衰微，“礼崩乐坏”，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宗法关系和等级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代表新的社会阶级利益的文化内容和形式——诸子思潮的兴起、高涨。这些言论和思想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化。同时诸子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勾画了一幅幅自己所理想的社会前景，提出了种种施政方略，并通过不同的政治实践力图影响各国的统治者。墨子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学说，并游说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二、墨子生平墨子自称“贱人”，是北方的卑贱之人，并以“贱人之所为”为荣，称“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荀子•王霸》也称墨学为 “役夫之道”。
  墨子早年钻研机械、木工等，熟谙木工和其他手工业技术。在《墨子•公输》中他自称能“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他还能用木片制成会飞的老鹰。墨子还经常用“百工”的技巧作为谈话论证的资料。这说明他曾经是一名手工业工匠。
  墨子也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系统地受过周礼的教育，熟悉周礼和儒家经典。但后来墨子认为儒学、周礼繁琐而不实用，讲求厚葬而浪费财富，所以就抛弃周礼而采用夏政，跟儒学分道扬镳，并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从而树立起自己的一面旗帜，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代表下层小生产劳动者利益的思想体系。
  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墨子后来虽然不再亲力亲为，从事手工业制作，但他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同时周游卫、齐、楚、越等国，上传下教，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楚惠王时，公输般作攻战之具，打算为楚攻宋。墨子闻讯，行走十昼夜，到楚加以阻止。楚惠王晚年，墨子曾向惠王上书。他和楚贵族鲁阳文君相友善。后墨子回归故土,病故于鲁国。
  墨子的主要思想及主张载其弟子所编《墨子》一书中。
  第二节墨子的经世思想面对春秋战国之际的混乱政局，各个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下层强烈渴求安居乐业的生活。各个派别的思想家也都针贬时弊，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描绘出各自的理想社会蓝图。就墨学而言，墨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兼相爱，交相利”，提出“兼爱”、“非攻”的治国理念。为实现这一理想，在政治上则要尚贤、尚同，任用贤能，统一标准。经济上要实现节用、节葬。墨子同时提出天志、明鬼的宗教概念，以论证其政治主张的合理性、正义性。一、兼爱与非攻“兼爱”既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政治学说的核心，同时还是其学说的伦理规范，“兼爱”贯穿于墨子理论和实践的始终。
  针对各诸侯国“别相恶，交相贼”、割据混战的局面，墨子认为，其根源在于人们皆“自利”，“不相爱”。所以他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在他看来，只要实行“兼爱”，社会上的一切祸乱灾难都可以消弭，天下便可以达到大治。“兼爱”成了墨子治理乱世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方法。
  “兼”在《墨经》中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学和哲学范畴，表示整体、全部的含义，同时还有无差别的意思。因此墨子的“兼爱”大体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应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和身份等级的贵贱高低，而施以平等的、无差别的爱。这与儒家“爱有差等”的论点针锋相对。二是人与人之间应和平相处，对等互报，互爱互利。对等互报的思想基于人性同一的认识之上，墨子言：“先王之所书，《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①墨子并进一步阐释，爱别人的人，别人也一定爱他；行事对他人有利，别人也会为他带来利益;而害人的，别人也会害他。这也正是墨子“交相利”观念的出发点。
  那么如何才能实行“兼爱”呢？墨子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要求每个人从思想上抹去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与冲突，把别人的国、家、身视作自己的国、家、身去尊重和爱惜，把别人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当做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一样去爱护。如果做到这些，那么就能够“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只要人们都自觉地“兼爱”，就可以避免天下乱源，从而产生“惠忠”、“慈孝”、“和调”等良好的社会风貌，各个阶级、阶层之间就会和谐相处，因此，“兼爱”是国家达到大治的根本。
  墨子认为，爱人必须利人，利人即是爱人，爱利合一，“兼相爱”与“交相利”互为一体,“兼相爱”是道德理念，“交相利”则是实践体验。墨子反对儒家重义轻利的观点，重视社会生活中的利，但同时又强调义的地位。在墨子的思想实践中，义和利是统一的。墨子把义作为明辨是非的绝对标准，是为政者进行统治的基本法则。他明确指出，天下最珍贵的莫过于讲求道义：“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①而利则是天下之利，是公利，是群体之利。这种天下之利对各个社会阶层是普遍有意义的，意味着王公大臣与庶民百姓同利。从这一层面而言，利和义是一致的。
  墨子的“非攻”思想建立在其“兼爱”学说基础之上。兼爱是正面，相攻是反面。兼爱就必须非攻。但墨子的“非攻”是针对“攻无罪”的战争而言，他严格区分“攻无罪”和“诛无道”这两类性质不同的战争，明确表示支持“诛无道” 的正义战争。
  墨子谴责大国对小国的侵略，认为是天下之巨害，是与盗窃一样的“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而不义战争的罪恶表现为：战争残害无辜，从而造成小国劳动力日益减少，生产难以为继；攻伐贻误农时，断绝了百姓的衣食之源。农业是“以时生财”之业，而大国之君兴兵动武专挑春秋季节进行，这就必然贻误农时，破坏生产。而战争对于大国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大国一次出征，动辄“兴师十万，出师千里”，由于各种原因，士兵在路途上死去的就很多。而作战时的伤亡更是不可胜计，造成了劳动力的大量减少。
  墨子的“非攻”反对的是不义战争。他认为只有靠积极的军事防御和正义战争才能制止、消灭不义战争。他对战争的工具——兵器持肯定态度：“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圉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 ®先进的兵器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手段，故而他下工夫研制兵器,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墨子把国家防御看做是关系国家安危祸福的战略问题，从备战、守术、守道等方面对小国如何积极抵御大国的侵略进行深人的研究探讨，形成了一整套积极防御的策略、技巧。由此看出，墨子的“非攻”是一个充满辩证色彩的概念。墨子反对不义战争，倡导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但当国家遭到侵略时则主张积极抵御，以正义战争战胜不义战争。
  二、节检与强国节俭既是墨子的重要经济思想，又是他的治国、强国方略。面对国家不富、人民不众、刑政不治的社会现象，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通过这三个方面，使穷国变富，弱国变强。
  墨子的“节用”是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停办不必要的礼仪、祭祀活动，节省费用，增加国家的利益。节用的原则是：凡花费的恰是老百姓生活需要的，则要停止。花销有损百姓利益的费用，圣明的君主是不会去做的。这个原则建立在“民用”、“民利”的基础上，凡是能增加国民所得、改善人民生活的就实行，否则就废止。作为圣明的君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①。
  基于这一原则，墨子为统治者制定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标准:在饮食方面，能够增气充虚、强身健体就可以；在穿衣方面，能够冬天可以御寒、夏天可以避暑即可;在居住方面，能够防御雨雪、抵御风寒、做到使男女有别就可以；在舟车方面，做到结构坚固、能负重走远路;在蓄藏私人财物方面，要有道德观念，不夺人所爱。
  “节葬”是墨子节俭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节用”思想的推衍。墨子反对儒家“厚葬久丧”的礼仪观,认为厚葬伤财，久丧伤民，影响百姓的劳作时间，同时对增殖人口、提高人口素质也不利。墨子更反对王公贵族的殉葬习俗，认为殉葬行为人为地剥夺了百姓生命，造成劳动力减少，很是残忍。因此墨子提出节葬观点，建议推行简易的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沮）漏，气无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 @死后即葬，百姓能够很快地各就各业，努力生产、工作，以便祭祀先人，表孝敬之心。
  “非乐”是墨子节俭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墨子反对统治者纵情声乐，同时也反对纵情于美色、甘味、安居等。他认为，“为乐”不符合圣王之道，若一味纵情歌舞之乐，必受上天的惩罚，导致国家的灭亡，所以古来的尧、舜、禹、汤等圣王不刻意追求歌舞声乐。王公大人“为乐”也不符合民众的利益。墨子指出，当时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如统治者纵情于音乐享受，必然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和痛苦。要演奏音乐必先制造乐器,这就会浪费大量财物;乐器造好后，击鼓、吹竽、舞蹈者都由年轻力壮的聪慧敏捷之人充任，他们不仅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且还要别人来供养；而演奏音乐又需要人去欣赏，既会占用王公大人、士君子从政的时间，又会占去一般庶民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时间。因此，墨子反对王公“为乐”。
  三、尚贤与尚同春秋以前，周王室及诸国基本上依据宗法血缘的“世卿世禄”制度规定进行任官和封赏。春秋中后期，世袭的贵族宗法制度开始动摇,各诸侯国政局动荡，政治、军事斗争日趋激烈，各国统治者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开始招纳人才。墨子继承孔子的“举贤才”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尚贤”的政治主张，在选贤、用贤、重贤等方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和具体方案。
  “尚贤”，就是任用贤能。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他总结“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的历史经验,认为各国的王公也都想把国家治理得政通人和、国富民强，但实际情形却违背其主观愿望，原因就在于没有任用贤能之士。墨子并列举晋文公、齐桓公、勾践等任用贤能的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论点，继而指出，一个国家任用贤能之士的数量也能决定国家的治乱兴衰。
  对于如何判定贤能之士，墨子提出3个具体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①即德行高、口才好、学识广博的人才可称为贤者，强调贤才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和丰厚的学识。除此之外，贤才还应具备两条最根本的标准：一是“义”，二是“能”。所谓“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就是说不义之人绝不可能成为贤才，只有讲“义”的“兼士”才有可能成为贤才。“能”则指才能，“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是贤者必备的才能，只有有才能的人才有可能得到任用。那么如何辨别一个人贤能与否呢？墨子主张要进行全面的考察了解，认为“尚贤”方针能否得到真正推行，主要在于统治者审核能力的大小。统治者不但“听其言”，更要观察其行动、作为和其处理政务的能力，通过对其言谈、行为、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考核，然后确定其是否为贤才。对于真正的贤才也要根据其德才的高低,授予其合适的官职。
  墨子主张打破任人唯亲的世袭制，提出不分亲疏贵贱，唯才是举。墨子指出，以前的圣王强调“尚贤”的观念，根据人的能力来发挥他们的长处和优点，而不任人唯亲，任人唯贵、唯富。如果是贤人，就提拔他们做官，使他们富贵；而没有能力的人，则撤销他们的官职，使他们贫贱，作为徒役。从而墨子就否定了宗法制和世家大族做官的特权，认为即使是“农与工肆”，只要有才能也应选任。墨子已将举贤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主张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为下层生产者争取政治权利。
  墨子用贤方面提出“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的策略。“以德就列”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德才来安排他的官位，使各任其职,各尽其力，也就是量材录用，用其所长。“以官服事”就是根据自己的官位职责为国家办事，即要求为官者有尽心竭力的负责精神和干练的办事能力。“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即根据各人的功劳和政绩进行赏赐，先评定劳绩大小，再确定应享受的俸禄。
  “尚同”即同于上，即提倡集权，统一是非，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尚同”是“尚贤”的理论基础,体现了墨子建立天下官民思想一致、高度集中统一的贤人政治体制的治国理想。墨子认为，在未有国家之先，一人有一个道理，十人有十个道理，天下人没有统一的思想，因而导致人们不仅不能密切合作，反而“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①。因此上天就选举出君主来治理国家，各级官吏是选拔出来辅佐君主的，国家机器就是为了保证社会秩序化而建立的。因而天下士民认同、服从于上级官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如何能做到上下尚同呢？墨子认为首先要做到要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才能“一同天下之义”。是非统一了，实施刑罚才能得到民心，才可以劝善惩恶。实现尚同，还要上下同心，去私服公，在思想、行动上统一，不能结党营私。
  尚同之下，下层民众仍可以对国家政策提出建议，做到兴利除弊，增强君主、王公的办事效力。墨子认为，君主、王公并不是神，也会犯错误，下层民众仍可以随时监督、匡正他们。如果君王、王公荒淫无道，墨子也不反对进行推翻腐朽统治的革命。但墨子的“尚同”主要强调的是下对上的服从，而忽略了下对上的制约，容易成为专制主义理论的温床。
  四、天志与明鬼墨子作《天志》《明鬼》宣扬“尊天”、“事鬼”，反映了他宗教迷信、唯心主义的思想倾向。其根本目的是以天的意志、神鬼的权威证明“兼相爱，交相利”、“尚贤”、“尚同”主张的合法性。墨子认为，凡从事淫暴、寇乱、盗贼的勾当，从事那些不仁不义、不忠不惠、不慈不孝的无礼行为，都是因为心中没有天，没有鬼神的存在，不明白天与鬼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
  墨子认为，天创造了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而且制定自然的结构和秩序。作为宇宙间最高的神明，天具有“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性。“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檄遂万物以利之，若豪（毫）之末，非天之所为也，而民得而利之，则可谓否矣。天能赏善罚恶，予人以祸福。天还是政治的最高统治者，人间天子受政于天，只有天才是政治上的最局统治者。
  “天志”即上天的意志，也是最高的“法仪”，是评价一切真理、谬误的法则。墨子认为人们做事必须要有标准法则可循，才能分辨是非利害。这个标准法则叫做“法仪”。而天因具有普遍有效性、客观性、公平性，所以它理应成为人类行为的标准。墨子言：“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即是用“天志”当做规矩（法仪）去度量人类行为。在墨子看来，他所主张的“尚贤”、“尚同”、“节用”、“非乐”等都是上天意志的反映、体现，君主、王公及民众都应以此为标准法则来规范自己的言行。
  墨子的“明鬼”、“事鬼”思想，依然是与他强调天志的目的一致，用鬼神的权威来约束人类的行为。墨子把古今的鬼神进行了分类：“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③墨子列举了周、燕、宋、齐等国有关鬼神的传闻，如杜伯之鬼射死周宣王；人面马身的句芒传天帝之命，赐秦穆公19年寿命；庄子仪之鬼荷朱杖击燕简公等，称鬼神为众人所同见同闻，以证明鬼神是客观存在。
  墨子认为鬼神比人类明智，甚至比圣人还明智。鬼神最重要的特征是能监视人间一切，能公正地赏善罚恶，并且具有强大的威力。在墨子看来，鬼神的监视与天相同，无处不在，无所隐蔽；鬼神的赏罚无论大小，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而且鬼神的惩罚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鬼神行事仍是遵循天的意志，鬼神的赏罚也就是上天的赏罚；上天与鬼神是主使和服从的关系，上天发令，鬼神执行，因而“天志”与“明鬼”，其意相通。
  正因墨子的宗教观念具有神道设教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改造社会和人心的特点，因此他的有神论是不完全的，甚至有时表现出怀疑论、无神论的立场。有一次墨子病了，他的学生跌鼻看望他时问：先生您认为鬼神什么都知道，能够降祸或赐福于人，善者得赏，恶者得罚。先生您是圣人，又怎么会得病呢？ 莫非您说的话有什么不对吗？墨子回答说，人得病的原因很多，相信鬼神只能堵塞其中一个渠道，从而对有神和无神两种观点采取了折衷调和的立场。
  第三节墨子的科技贡献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富有科学精神的一家，墨子及其后学重视实践知识，将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其科学活动和科学思维方式，在科学理论认识所达到的深度、理论形态构成的水平上，都是其他诸子所不及的。墨家在光学、力学、数学、机械制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科技成就，堪称我国先秦时期科学的顶峰。墨子作为墨家的代表人物，因此被尊称为“科圣”。
  一、小孔成像墨家对光学的认识和研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如《墨子》中分别论述了阴影的产生和消失、本影与半影的现象及成因、小孔成像的实验及成因、日光反射使人影反转现象以及同一物体阴影的大小长短的现象及成因，详尽分析了光、物、影的关系以及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中物与像的关系，可称得上是一部2000多年前世界上伟大的光学著作。下面以《墨子》记载的小孔成像及其反映的光的直线传播原理为例，说明墨学在光学领域的成就。
  《墨子》指出，在暗室（窟）内得到一定长度倒影的条件，是让光线照到一个人身上，交错于屏上的一个小孔。这里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小孔。《墨子》记载:“景到，在午，有端与景长，说在端。”®“景”指的是形成的像影；“到”即是“倒”；“端”是点，即屏上的小孔；“午”的意思是指交错。这句话明晰地描述了小孔成像的条件以及现象。光线穿过小孔才能成倒像，而且像影是有一定长度的。《墨子》并进一步分析了小孔成倒像的原因。“景，光之人照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敝下光，故成景于上。首敝上光，故成景于下。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库内也。”《墨子》认为，光线照射是按照直线进行的，这样从物体高端射入的光线到达屏壁的下部，而从物体低端射人的光线则到达屏壁的上部，物体真实状况和屏壁上的影像正好颠倒。这段论述清楚地证明了光的直线传播原理。
  二、杠杆定理墨家的自然科学，除数学外，探讨最多的就是力学。他们不仅形象地对 “力”下了明确的定义，而且结合他们研制的一些具体机械阐述力学原理，如通过秤衡、桔槔机探讨杠杆原理，通过滑轮装置阐述用力的方向、大小，通过车梯论述斜面原理等。
  春秋末期，桔槔机作为一种提水的工具已有应用，它所利用的就是杠杆原理。墨家不仅制造使用桔槔机，而且将它作为武器设备应用到战争防御中。在制造改装过程中，墨家研究了桔槔机工作的杠杆原理，并用简洁的语言加以阐释:“负而不挠，说在胜。”意思是说，杠杆负重后能够保持平衡而不发生倾斜，原因在于支点选的恰当，重臂和力臂按反比例承担各自的重量。《墨子》以秤衡为例解释了这一现象：“横木加重焉，而不挠，极胜重也。右校交绳，无加焉而挠，极不胜重也。衡加重于其一旁必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对杠杆而言，如果在重物一端增加重量而使它不倾斜，就要将秤锤向反方向移动以保持力矩始终相等，这就是要以较长的力臂来支撑较大的重量。如果把系连秤锤的交绳右移，而又不在系秤锤的一端加挂重量，秤杆必定向重臂一边下斜。因为这时力臂长度减短，较短的力臂不能支撑较大的重量。秤杆平衡时，不论是在系秤锤的一侧增加重量，还是在墨子的小孔成像实验重物一侧增加重量，增加重量的一侧必定下垂。因为秤处于平衡状态时，秤锤之重与重物之重是相匹配的。锤重与物重之比，等于力臂与重臂之反比。如果系在系秤锤一侧和系重物一侧增加相同重量，力臂方面的力矩必定大于重臂方面的力矩，并且因此而下斜。《墨子》作者虽然没有像现代科学家一样，以精确的公式表达出杠杆原理，但他们经过反复试验，实际上已掌握了这一原理的精髓，并将它运用于简单机械的设计和制造。
  三、机械制造墨子本人即为手工业者出身，熟诸木工及其他工匠技艺，如染丝、皮革、制陶、建筑、冶金等。他在平时游说诸侯、教育弟子时也频繁使用工匠的术语以论证其思想观点。墨子曾用木片制造出一只能飞翔一天的鸟，虽然他自己认为这只是雕虫小技，不值得炫耀，但仍能从中看出墨子手工技巧的高超。
  墨子宣扬“非攻”，反对不正义的战争，同时主张用积极的防御抵抗侵略战争，因此潜心研究防御技术，利用力学、物理学原理制造出很多防御武器设备，取得了突出成就，在中国古代兵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墨子利用力学中的有轴杠杆原理，发明了一种大型的远距离的抛石机掷车。它用几根长木捆在一起，箍成一根粗木杆，叫做“夫”，长三丈五尺，即抛石机之长臂；然后将其架在两根柱子之间的支柱上，柱高七尺，另有四尺埋在地下;木杆顶端有固定套环，叫做“马颊”，可装放石块等投掷物，木杆末端系上绳子。战斗时，一队士兵站在车后，用力将绳子末端向下拉，运用杠杆原理使木杆突然撬起，将顶端之石抛向敌军。
  连弩车则是专门用来对付攻城之敌的重武器。连弩车的长度与城墙的厚度相等，有2个车轴、4个轮子，底架距地面八尺，弩臂与车架齐平，架子的两部分由柱和四寸内径圆榫连接的横杆组成。弩用绳或弦系在柱上，中心勾弦叫“牙”，用以固定发箭的主弦。还有一个瞄准仪，可以上下调整。使用这种武器时，射手双脚踏上弩干两边的弩背，把弦向上沿弩干提起，够到“牙”，将弦扣住，然后拉动扳机放箭。做这种连弩车要用铜150斤，一架连弩车需10人操纵。其箭长达十尺，能一次发射60枝，而且箭尾可以用绳子系上，发射后还能收回再使用。这种连弩为墨家首创，是古代世界最强劲的弓，可算是当时的“世界之最”。
  《墨子》书中多次提到蒺藜。铁蒺藜，高四尺，广八寸，长六尺以上；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蒺藜要犬牙交错地施放，布置于敌军必经之通道上，以阻断敌方车马和士兵的行动。另外，墨子及其弟子还发明了守城的梯渠、籍幕、攒火、冲车、轺车等。
  四、数学概念数学是墨子科技理论建树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其数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算学和几何学概念的命题与定义方面，其表达的方式没有数学的符号与图式，只是通过简略的文字与严密的逻辑推理予以展现。墨家的数学理论虽然缺乏近现代意义上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在理论特征上具有命题和定义的抽象性与严密性，代表了先秦时期数学理性思维程度的最高水平。
  墨家的数学概念里已经提及了倍数和十进位制的思想。《墨子》记：“倍，为二也。”并解释说原数加一次或乘以二就是倍。同时提出“一少于二，而多于五”的命题，其中位值概念对中国古代数学具有很大的影响。从历史来看，“倍”的实际计算和十进位制在我国古代早已建立。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就肯定十进位制是中国人的创造。
  墨家用端、尺、区、厚等概念，对于几何学中的几个基本元素点、线、面、体及圆、方、平、直等都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进行了理论表述。关于点，墨家定义为：“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体”指的是线，意思是说点是一条直线上排列在最前面而且没有其他任何一点可以取而代之的极尽边际之点。墨家同时指出，点是“无间”的，是不能再分割的，并以木棒为例，进行进一步形象的解释：一个有穷的物体，如一条木棒，从中点处分为两半，其中一半再分为两半，无数次之后，便成为不能再分为两半的至微之物。这种不能再分的至微之物就是点。而西方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对点的表述为：“点者，无分。无长短、广狭、厚薄。”这个定义与墨家的表述极为一致。
  关于点与线的关系，墨家详尽论证了线线相交、点线相交的3种情况:第一种是线与线相交为“俱不尽”，即双方未完全重合成一条线，只有交点相重合，而两线的其他点都不重合;第二种是点与点相交为“俱尽”，因为点是不可分的至微之物，因此完全重合;点与线相交则是不完全重合，对于点而言是完全重合，而对于线而言则只有交点重合，其他点不重合。墨家没有专门论述线和面，而是在讨论点、线、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揭示了线、面的性质特征。“间，不及旁也。”①“谓夹者也。尺前于区穴而后于端，不夹于端与区内。及，非齐之及也。” ® “间”就是两物之间的空间，不包括两旁的物体，也叫“夹者”。端在前，区在后，而尺居中。但不是说尺被夹于端与区之间。由此可知，墨家排列几何元素的顺序是：先端再尺，然后是区。这与欧几里得点、线、面的顺序完全相同。
  墨家认为，圆就是“一中同长也”，即是与中心同长的线构成圆形，用圆规绕中心一周画成圆。正方形的四边是互相垂直的，四边四角皆相等，并可用直角曲尺“钜”画成。“平”就是两个面在任意处同高，正如台的上底和下底。三个点如果同在一条直线上，这三点组成的直线就是“直”。
  第四节墨子的社会实践墨子及其弟子不单纯坐而论道，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是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墨子广收弟子，宣扬自己的思想学说。墨家弟子将墨学传播到各诸侯国，成为与儒学相对抗的“显学”。墨学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一直强调生产的重要性，认为抵御侵略的最好方式是富国强兵，只有国家富强才能抵御外侮。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墨子不辞劳苦，足不旋踵，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他扶危救难，帮助弱小国家抵抗强国的人侵；游说强国接受自己“兼爱”、“非攻”的思想，放弃侵略行动。
  一、广收弟子，弘扬墨学墨子认为，要达到“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需要众多的贤能之人，需要上下各阶层的共同参与，因此，他把教育当做救世济民的重要手段，广收弟子，聚徒讲学，创立了墨家学派，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核心力量。
  墨子通过教育实践，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墨子非常重视教育改造社会的功用。《墨子•鲁问》载:鲁国有个冬天制陶、夏天耕种、自比舜的吴虑，墨子去拜访他。吴虑认为只要自己坚持义即可，是不需要言说、宣传的。墨子反驳他，认为只有统治者接受他的政治主张，才可以使国家安定，民众生活稳定，比他自己耕种纺织以求自身温饱功绩大得多。如果天下人不懂耕作，是教人耕种功绩大还是独耕呢？如果天下人不懂纺织,是教人纺织功绩大还是独自纺织功绩大？假如讨伐不义之国，是擂鼓鼓励众人前进功绩大还是独自进攻功绩大？在墨子雄辩的逻辑面前，吴虑只能做出肯定的回答。墨子由此得出结论：“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①这一记载，既说明了墨子关于教育功用的基本观点，也展现了他从事教育积极、乐观的态度。
  人性是可以教育的吗？民众能够接受墨子的学术思想吗？墨子对此予以肯定并做出了详尽的阐述。墨子认为，无色之丝，放到黑颜料里则成黑色，放到黄颜料里则成黄色。人性如同无色之丝，其善恶是由后天的生活环境所决定的。墨子以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等为例，认为他们都是受了正确的影响，所染颜色恰当，所以成为圣君；而夏桀、殷纣、夫差等却因所染不当，导致身死国亡。因此，用圣人之道对天下人进行教育、熏陶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正是墨子的教育目的，就是用“义”来教育弟子，使他们懂得“为义之道”，要苦而为义，吃苦耐劳,努力实现墨家的政治理想。
  墨子的教育内容既体现时代的要求，也具有墨家学说的特点。墨子在回答弟子“为义孰为大务”即应学习什么知识的问题时，提出应培养3种人才：“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也就是“谈辩”、“说书”、“从事”。“谈辩”主要学习谈话、辩论的技巧、方法，课程主要为逻辑学、语言学等。说书则是培养学者、教师，负责传播知识、培养人才，主要学习文化典籍。“从事”则是指学习农工等实际性技能。墨子的教育内容也就是根据这三种人才培养的需要而确定。《墨子》一书53篇文章也大致涵盖了上述三部分内容。
  墨子的教育对象绝大多数出身“农与工肆”，但也体现出墨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高何、县子硕本是齐国横行乡里的“暴者”，后来都成为墨子的弟子。索卢参原为“东方之巨狡”，后来成为墨子的再传弟子。三人都成为天下名士，受到各国的礼遇。
  墨子很重视教育弟子的方法。比如墨子在教育实践中运用了因材施教的教育观念。《墨子•公孟》载，有几个学生请求墨子教他们学射箭。墨子认为，人贵有自知之明，要量力而行。依照他们的资质，做不到既学习学业，同时又能娴熟弓箭。墨子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以达到教育目的。弟子尚石子在卫国当官，因为卫君只给他丰厚的俸禄却不能听取他的主张，便辞职回来。墨子对其的表现十分赞赏，认为高石子坚持“义”，不贪图厚禄，别的弟子理应向他学习。耕柱子是墨子一个表现出色的学生，但墨子有一次严厉批评了他。耕柱子感到委屈，就问墨子，自己表现得比别人还要好，为什么受到批评呢？墨子就告诉他，骏马可以驱策远行，羊则不能。墨子视耕柱子为骏马，所以才会更加鞭策他。这样的激励方式自然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正因墨子的学说既充满理论的魅力，又重视社会实践，充分体现了当时下层民众的需求，加之墨子正确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墨学在战国初期才成为显学之一，弟子遍布天下，“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①。
  二、富国强兵，不战而胜作为中下层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墨子学说从本质上而言仍是政治学说。墨子从小生产者的需求出发，主张建立一个富强、和平、安定的社会，因此富国强兵必然是其政治主张的中心内容。
  要做到富国强兵，就要追求天下之利。墨子不仅强调“兼相爱”，而且重视“交相利”，认为义、利是统一的，追求天下之利而反对私利。天下之利也就是国富民安。为求天下之利，墨子认为，不仅社会各阶层要各从其事，各司其职，达到国家之治；同时要加强社会物质生产的正常进行，能够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能够使国家“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
  从这一主张出发，墨子不仅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等俭朴思想,还特别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墨子认为，动物靠身体条件和自然条件求生存，无需依靠生产;人则不同，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生产，才能生存。因此，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也是人类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而墨子非儒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就是反对儒者轻视物质生产劳动的态度，反对儒者对物质财富的浪费。
  墨子将农业视为国家经济的根本。农业要抓紧季节时令，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他认为劳作人口多，纯粹消费的人口少，则不会有凶年；反之，则不会有丰年，因此社会应该保证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他并举例说明：一个人有10个儿子，但只有1个儿子耕作，其他9个游手好闲，将会产生粮食问题，耕作之子则会焦虑。墨子非攻，是因为战争影响农时，伤害劳动力；非乐，也是因为占用劳动力。由此而言，生产观念是墨子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
  墨子强调“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贱人不强从事，则财用不足”。劝导人积极生产。他说，人们强力从事，才能富裕，才能吃饱穿暖；反之，则会贫穷，就会挨饿受冻。墨子及其后学，不仅是强力从事、积极生产的宣传者，也是身体力行者。他们对于生产民用和军用器械、修筑民用和军用工事等劳动，都肯于埋头苦干。
  墨子出于增加劳动力的考虑,注意到人口即劳动力的生产。当时各国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地广人稀，荒地无人开垦，加上连年战乱，人口消减，劳动力颇为不足。墨子将“人民之众”与“国家之富”、“刑政之治”相并列，作为国家富强的标志。因为劳动人口多,就能开辟土地，增加生产，创造财富，国家强盛。因此墨子反对统治者阻遏人口增加的措施，如加重农民负担使人民冻饿而死，发动战争使男女长久不得相聚，厚葬久丧隔离男女，君主王公大量“蓄私”使男女比例失调等。他主张推行早婚，男子20岁娶妻，女子15岁出嫁，以增加人口增殖机会。
  三、周游列国，广布政见墨子毕生从事其“为义”的事业，行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他席不暇暖，一面聚徒讲学,传授其思想；一面奔走于诸侯列国，积极游说，期望贤能之君接纳其主张，实现其政治理想。
  在游说过程中，墨子善于根据各诸侯国的实际提出相应的政治主张。如果国家政局混乱，则大力宣扬尚贤、尚同思想；如果国家贫困，则倡导节用、节葬；如果国家奢侈风气浓厚，则引导其讲究非乐、非命；如果国家没有信仰，则号召其尊天、事鬼；如果国家好战，则以兼爱思想教导之。既坚持自身学说，又有很强的灵活性。
  墨子主要在楚国、宋国、齐国和卫国进行政治游说活动，并推荐弟子到这些国家人仕为官,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墨家的政治主张。鲁国是墨子的故里，墨子自然尽可能游说鲁君。鲁穆公担心齐国侵略鲁国，询问墨子如何应对。墨子便趁机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劝说鲁穆公尊天事鬼，爱护百姓，以厚币遍礼周边各国，使它们都以齐国为盟主，鲁国就可以免于衰亡。鲁穆公又曾咨询墨子立太子之事，墨子劝其对两个儿子的行事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观察，不宜遽下结论。
  墨子认为齐国、晋国、楚国和越国是好战之国。为实现“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多次来到楚国，希望楚王采纳自己的建议。楚惠王曾聘公输般为其制造攻城器械云梯，以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为阻止楚国攻宋的行动，行走了十日十夜抵达楚国都城郢。见到公输般后他质问道：楚国国土广阔而缺少劳动力，攻打宋国夺取本来已多的土地，而使本国战士死亡，可谓不聪明；宋国无罪而攻打，不是仁义行为；公输般明白这个道理而不去进谏，是对君主不忠；假使进谏没有结果，就是不够坚定。公输般被其说服后带他去见楚惠王。墨子运用雄辩的言辞迫使楚惠王认识到攻打宋国的不明智，但楚惠王因为迷信云梯的威力而不肯放弃侵略意图。于是墨子就“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楚惠王亲见攻防演习的胜败，又闻知墨子弟子禽滑厘等300人已经严守在宋城，只好取消攻宋的计划。“止楚攻宋”是墨子以其高超的智慧和胆识成功推行“非攻”主张的范例。
  墨子年老时曾再来楚国，与鲁阳文君交往甚密，墨子也不失时机地向鲁阳文君宣扬自己的主张。鲁阳文君咨询墨子何为忠臣。墨子告之：“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己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外匡其邪，而人其善。尚同而无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就是说，忠臣要敢于指出君主的过失，要将善行及标准告之君主；要在国家中推行尚同，强调君主的权威。鲁阳文君贪图宋、郑之间的土地，图谋攻打郑国。墨子闻之后即加以劝止。他问鲁阳君，如果在他的封地内，大城攻打小城，大家族攻打小家族，杀掉其百姓，掠夺其牲畜财物，鲁阳君该如何处置？鲁阳君认为：封地之内皆是自己的臣民百姓，谁如果胆敢攻打掠夺，就要严厉地惩罚肇事者。墨子顺势反驳他：上天兼有天下，就像您拥有鲁阳封地一般，您今天攻打郑国，上天难道不惩罚您吗？鲁阳文君强辩：我攻打郑国，是顺应天的意愿。因为郑国人连续三代都杀其父辈，上天惩罚他们，让他们三年没有收成，我攻打郑国是协助天诛。墨子驳斥道：上天已经使郑国三年不顺了，天诛已然足够。您说是顺应上天意志，这就像一个父亲教训不成器的儿子，而其邻居也以顺应其父意志拿大棒击打儿子，这不是很不合情理的事吗？墨子进一步申述，您进攻邻国，杀害其人民，掠夺其财物，得把这些事情写在史书上，刻在碑铭上，让你的后代都知道你的所作所为。鲁阳君终于心悦诚服，放弃了攻打郑国的计划。
  宋国是墨子的祖宗之邦，墨子非常关注宋国的内政外交和国家状况，希望宋国君臣能采纳、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和弟子们还一起成功阻止了楚国攻打宋国的企图。此外，他推荐很多弟子到宋国从政，他自己也一度接受宋昭公的敦请，出任宋国大夫，并作为宋国的使节出使卫国。后来因为宋国权臣子罕的迫害，墨子被迫离开宋国。
  为遏制齐国的好战，墨子也采取很多方法游说齐国君臣。他派遣弟子胜绰到齐国将军项子牛军中任职，希望胜绰能施展辩才说服项子牛停止攻打鲁国，但胜绰违背了他的指令，亲自参与攻鲁。墨子立即将胜绰召回，并指责他贪图利禄忘记“大义”。墨子曾亲自游说项子牛，认为攻伐鲁国是齐国的严重错误。墨子晚年时曾至齐国，亲自劝说齐王接受其“非攻”主张。墨子首先问齐王，有一把刀，能将人头轻松斩断，是否可以认为它很锋利呢？齐王不假思索地做出肯定回答。墨子进一步发问，刀虽然锋利，但谁要承担上天对这种行为的惩罚呢？齐王回答是拿人头试刀的人。墨子步步紧逼发问，侵攻邻国，屠杀百姓，又有谁来接受惩罚呢？齐王只能承认，自己要为发动侵略战争承受一切不祥的结果。墨子以其机智的提问和高超的辩才使齐王折服，取得道义上的胜利。
  虽然墨子及其弟子能够在个别的事件中实现“非攻”主张，但在当时诸侯混战、国家必须通过战争完成统一的历史大势下，很难获得彻底的成功。第五节墨家学派与中国文化墨子将其学说思想通过传授弟子逐渐形成了墨家学派，墨学曾与儒学双峰并峙,成为一代显学，尽管在秦以后骤然衰落，几成绝学，但它的思想精髓、闪光点并没有湮灭，其社会政治理想、人格道德力量、科学思想和方法仍或多或少地融入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如它救世献身的文化性格和牺牲精神，匡扶正义的人格理想，在思想上、精神上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墨家学派墨家学派是以墨子的基本思想为基础逐步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其成员严格遵守墨子所提倡的兼爱与非攻、节用与节葬、尚贤与尚同、天志与明鬼等基本主张。《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这个学派一开始就是以儒家反对派的姿态出现的，其思想是在直接和儒家思想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正是儒、墨的互相驳难，揭开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序幕。
  墨家代表了当时小生产者的利益，其成员也多为社会下层的“农与工肆之人”。墨家反对儒家学说和周礼，推崇夏政，因此刻意学习夏禹勤劳苦干、节俭自苦的精神。墨子自己的生活非常清苦：“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庄子曾评价墨者：“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跤娇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①可见，墨者平时的生活简朴至极。
  墨家内部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墨者的政治活动、经济状况都要受到墨家领袖巨子的控制，人仕做官也要经过巨子的允准。入仕后，墨者在不同的国家做事、做官，但仍在巨子的控制之下，如果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墨家的宗旨、纪律，也要受到批评甚至被撤回。墨子遣弟子胜绰到齐国项子牛手下任事。项子牛三次率军人侵鲁国，胜绰非但未加以阻止，反而从军前往，严重违背了墨家非攻的政治主张。墨子对此大为愤怒，令弟子高孙子与项子牛交涉，将胜绰带回发落处置。为严肃内部纪律，墨家在团体内部还制定了自己的法律，以处理相关人员。墨家巨子腹脖居住在秦国，其子杀人，秦惠王因其年老无他子，特意下令免除其子死罪。但腹脖坚持墨家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将其子处死，可谓执法严明、不徇私情。墨者还需将自己的收人上缴一部分作为团体费用。耕柱子被墨子遣往楚国做官，不久后耕柱子即上缴黄金200两，得到墨子的肯定。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墨子后学逐渐发展了墨子的思想，但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产生许多派别，并因对墨子思想理解的不同而发生争论。据史载:“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依此说法，墨学在墨子去世后一分为三，各派对墨子的思想提出自己的理解，视己为“真墨”，而将其他派别视为“别墨”。各派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通过争论，不仅发扬光大了墨子的思想主张,而且发展了墨子思想。如《墨子》一书中的《墨经》4篇即为墨子后学所著，它同以十大论题为代表的墨子思想有共同点，如维护“兼爱”学说，主张功利主义等，但二者也有本质的区别：墨子后学抛弃了墨子“天志”、“明鬼” 的宗教迷信思想，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宇宙观;拋弃了墨子的经验论思想，坚持感性与理性并重的认识论;系统发展了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知识。墨子后学综合了诸子百家的理论成果，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在科学和逻辑学上的杰出总结。
  墨学在战国初期曾得到广泛的发展，影响极大。墨者遍布南北西东。“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孔墨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孟子曾感慨：“墨翟之言盈天下。”®墨学与儒学并称“显学”。但秦统一六国后，独尊法家，禁绝私学，焚烧百家之书，自然也包括禁绝墨学及焚烧《墨子》。汉武帝实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法、道、阴阳诸家思想大都被儒学所改造、吸收，只有与其对抗的墨学被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打击、排斥，墨学由此由盛转衰，几成为“绝学”。
  墨学中衰之原因，需要从墨学本身及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中去寻找、总结。总而言之，墨学所蕴含的思想理念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统治阶级的需要是不相符的，如墨子坚持的“兼爱”观与以宗法等级制为基础的中国社会是不相容的；墨子过分强调节用、节葬的功用而相对忽视礼乐的调节功能；墨者学派的任侠思想也与中国大一统传统思维相抵触，当然为统治阶级所不容。二、救世献身：墨家的文化性格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人格就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对国家和社会义务的承担三者的统一。理想人格特别强调个人对社会应承担的义务。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文化人格应具有的道德责任感。以身赴义、杀身成仁、持节不屈、輔躬尽瘁、死而后已，被奉为理想人格的典范。在社会伦理道德上，要求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推己及人。就个人修身而言，传统文化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对理想人格形成的作用。正心、诚意、寡欲、知廉耻、明是非、懂辞让，是传统文化对个人人品修养规范的基本内容。
  墨子及其后学，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是以身赴义、以天下为己任的楷模。墨子对自己所信奉的思想学说和对社会理想的不懈追求，所表现出来的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牺牲精神，在践行其政治主张中体现出的文化人格，正是传统文化理想人格所追求的“成大义”的境界。墨家的牺牲精神不仅表现在生死荣辱时刻的以身殉义，而且表现在持之以恒、艰苦卓绝的实践活动中。墨子席不暇暖，奔波于诸侯国之间游说，推行其“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墨家弟子遍布天下，在各国人仕任职，践行墨家学说。
  墨子对弟子的个人道德修养非常重视，不仅以墨家的组织纪律严格管理，而且强调言行一致，以行为本，在个人实践中使文化性格得到发扬光大。墨子的修身要求不仅是一种道德的自我内省体验，更是一种实践的磨炼。因此，墨子强调吃苦耐劳的磨炼、艰苦卓绝的身体力行多于自我的道德践履。墨者穿褐衣，日夜操劳，认为这才是大禹之道。墨者大都亲身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制作，制造了很多手工产品，并参加弱小国家抵抗大国侵略的防御战，发明防御器械。
  墨子的行天下之利、友爱互助、刻苦自律的文化性格，给传统文化所称颂的理想人格注人了积极元素。儒家虽然倡导积极入世，但也有明哲保身的一面。道、佛二家则以自身的保全而回避了社会的责任、义务。因此大多士人仕途顺利时可以做到以天下为己任，但郁郁不得志时，往往谈道论禅，规避道德责任。墨子不同，他一生倡导、实践的都是积极进取的精神。艰苦奋斗，勤俭刻苦，严于自律，以身殉义，视死如归，给士人以鼓舞。这种文化性格注人了传统文化，使传统的理想人格更多具有了前赴后继、宁死不屈的勇敢精神和一往无前的人格魅力，从而铸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光辉灿烂的一面，民族、国家、社会的群体意识在这种理想人格中得到发扬。
  三、匡扶正义：“侠”的人格理想“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侠既是一个社会阶层，又是一种人格理想。侠同法家、儒家一样，都是出自西周时期的士阶层。西周末期，封建制衰微，失去贵族身份的武士沦落为诸侯的门客。后来，随着社会动荡、等级制的进一步瓦解，侠的队伍也开始迅速壮大，一些失去生活来源的小农、手工业者等也加人到侠的行列。故而侠的来源和民众基础主要是下层的平民。这一点与墨家弟子的构成有共同之处，因此侠与墨家之间就有了沟通对话乃至交融的基础。一些侠士的言行带有墨家思想的痕迹，墨学中的一些思想主张及行事方式也能体现出侠的特质。韩非子在其著作中多次将孔、墨与儒、侠并称，说明在当时人眼里，墨、侠具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以致常被混为一谈。
  墨子主要的思想主张“非命”、“节用”，“兼相爱”、“交相利”与“天志”、“尚同”构成了墨子思想体系的三大支柱，这三点都与侠义道德具有某些联系。“非命”包含着以人的自身力量去改造社会环境，包含着对“力”与“强”的崇尚，也是侠以武士面目立身社会的基本立场。“兼爱”包含着平等待人和消除暴力的努力，包含着“以杀止杀”的“非攻”主张，这和侠的讲义气、重情义、打抱不平的特质相类似。“天志”包含着人不能把握人类命运而对上天和专制制度的绝对服从思想，包含着意志、观念、行为的统一。侠讲求替天行道，团体内部强调清规戒律，也是“天志”、“尚同”的表现。
  墨家讲求“言必行，行必果”、“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杀己以存天下”的敢于牺牲的精神，史书记载：墨家弟子都能为了正义而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庄子亦言，墨家都愿意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和领袖献出生命。《吕氏春秋•上德》记：巨子孟胜为楚阳城君守城，阳城君因避祸逃离。楚军攻城。孟胜决心与城共存亡，即遣二弟子至宋国，将巨子之位传于田襄子。与其一起的182个墨家弟子皆与孟胜一同战死。2个赴宋传达命令的弟子亦拒绝田襄子的挽留，特赶回阳城死难。墨家弟子匡扶正义、轻生重义、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敢于牺牲的精神，与侠客轻生救人、刚猛无畏的作风相合,成为侠的精神人格和处世原则的集中体现以及规范侠士言行的道德标准。
  墨家提倡有能力帮助人的应该毫不迟疑的帮助别人，有财力的人应该努力地分与别人，而有道之士则应将大道传授与人，从而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安定局面，这一点也与侠者之风相近。
  与墨家具有同样的小生产者和游民无产者阶级基础的侠，在其侠义道德及整个行为文化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受到墨家思想的强烈影响，甚而可以说，墨家就是中国的第一批侠者。而以墨家思想为基础的侠文化的兴起及延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影响。第四章春秋战国至秦汉：圣贤辈出，巧匠云集春秋战国，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枣庄地区亦卷人变革大潮之中。如在鲁国的影响下，滕国的滕文公接受孟子的思想，采取儒家治国理念，在政治、经济、礼仪制度上推行仁政，被称为“善国”；因为春秋时期诸国之间的战争、外交的需要，涌现出了任贤养士的政治家孟尝君、营造“狡兔三窟”的冯谖以及勇于自荐的毛遂等;农耕、手工业的飞速发展，使枣庄诞生了鲁班这样的科技名人;著名儒学大师荀子在齐国稷下学宫三任祭酒之职，后又任楚国的兰陵令，其学术思想对枣庄地区的学术、经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使枣庄地区又成为齐国、鲁国和楚国的争夺目标，故其文化也受到这三国文化的熏陶，成为这三国文化的交汇地带，容冶贯通，吸纳诸家，枣庄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至秦汉时期，丰厚的文化底蕴终于孕育出了叔孙通、眭弘、颜安乐、马宫、疏广、疏受、匡衡等众多的经学大师，这些圣贤巧匠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能工巧匠鲁班鲁班，姓公输，名般，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般”，鲁国人。“般”、“班”同音，通用，故称“鲁班”。他大约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鲁班是我国古代优秀的手工业工匠和杰出的发明家，是与“科圣”墨翟同时代的平民圣人“匠圣”。他在机械、土木、手工工艺等方面都有很多发明创造，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2000多年来，他的故事广泛流传，被土木工匠们尊奉为祖师和行业神，并成为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勇于创新的典范和象征。 鲁班塑像一、班墨同代，交相辉映鲁班与伟大的思想家墨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又都为鲁国人，因此双方交往比较密切。有学者认为鲁班为墨家“服役者百八十人”中的佼佼者，是墨家学派的重要成员。鲁班善于实践，墨子长于总结，二人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不可分离。
  鲁班和墨子对工艺技能及其社会作用的看法是有区别的。墨子对技术创造的目的和使用，着眼于服务和服从于其学说的根本宗旨，是作为“兼爱”、“非攻”、“节用”等主张的具体支撑和载体，因而他注重“兴利”，强调“节用”。鲁班对工艺技能及其制造物，则着眼于具体的实用，注重器物的制作技巧和耐用程度，对于制造成本甚少考虑。墨子与鲁班曾就此发生过一些很有意义的辩论，充分体现了二者思想主张及对工艺技能看法的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位于长江中游的楚国与位于下游的越国之间经常因为争夺领土而爆发战争。战争的主要手段是水战，战船成为最重要的武器装备。因为楚国位于上游,楚军战船“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执，亟败楚人”①。楚王于是请鲁班为其发明新的军事武器以改变这种不利局面。鲁班经过艰苦探求后，为楚军发明了钩拒，并根据钩拒的长度制造出一系列的武器。“钩”就是一根杆子上面附有钩子，可以钩住意欲顺流逃跑的越国船只，而“拒” 则是可以在楚军撤退时将追击的越国船只推开。鲁班对这一发明感到十分得意，并将此告诉了墨子。墨子却对他说:我的仁义、我的学说也有钩拒，而且比你的钩拒更强。因为我的兼爱主张让众人互相爱护，并以恭敬的心态使人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像钩一样将众人聚到一起，像拒一样使人保持一定空间。“故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 ®而鲁班发明的钩拒只是以力相斗，就会互相残害。墨子的言论体现了他更重视科技背后的仁义道德的作用。
  鲁班曾用竹片制造出飞翔三天而不落的飞鸟，并兴致勃勃地向墨子展示。墨子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发明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不能给国家、人民带来利益。还不如一个工匠用三寸之木制作出车轴，就可以承担五十石的重量。因此真正能为人民带来利益的发明是“巧”，是真正的巧匠；而对于人民没有利益的发明则是“拙”，是没有用处的。
  墨子为拯救即将面临楚国侵略的宋国，还曾与帮助楚国制造攻城武器云梯的鲁班展开模拟攻防，并最终胜过鲁班，迫使楚国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此后鲁班对墨子说:我没有见到你之前，很想攻取宋国，自从见到你之后，说起了义与不义，我很受触动，现在把宋国送给我我都不要了。墨子对鲁班的认识很是欣赏，鼓励他努力行义。这表明鲁班已经逐渐接受了墨子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开始从对纯粹科学的兴趣转移到对于社会、道德的责任感及推行墨子的仁义、兼爱等政治主张上了。
  从科技层面可以看出，鲁班是“匠圣”，是古代手工业技艺和发明创造的典范，表现了中国劳动者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品格。而墨子是“科圣”，是手工业技艺升华为科学理论的启蒙者，表现了先哲崇尚科学、以人为本的理想精神。鲁班和墨子是古代手工业技术和理论的智慧共同体。班墨一体，相辅相成。
  中国古代科技领域，既需要鲁班这样的孜孜不倦实践者，又离不开将发明创造升华到理论高度的墨子。“善国双圣”兼爱天下，功盖八方，他们是山东的，更是人类的、世界的。
  二、享誉神州的机械圣人鲁班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发明创造了多种简单机械装置。这些发明里面包含了丰富的机械原理。《礼记•檀弓》记载，鲁国贵族季康子的母亲去世了，准备下葬时需要“视桓楹”，就是用人力拉住系椁四角的绳子，用人背着两个大如楹柱的木牌，以击鼓为节，慢慢将棺椁放人墓坑。鲁班提出以机下葬，“机”就是一种类似滑轮装置的器械。按照周代丧仪规格，贵族墓穴既大又深，棺椁极重，如果单纯使用人力下葬，很容易发生意外。采用半机械化手段，不但省力，而且可以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鲁班的许多发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既符合科学原理，又突出了实用性。以门锁为例，出于安全考虑，鲁班对传统门锁进行了重大改进。锁在西周就已经出现，其形状像一条鱼，构造比较简单，安全性比较差。经过鲁班改进后，其形状、结构均有较大变化，锁的机关设在里面，外表不露痕迹，只有借助配好的钥匙才能打开,具有很强的安全性和实用性，能够代替人的看守。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据说就源于鲁班的此项发明。
  鲁班曾削竹片制作飞鹊，能在天上飞翔三天而不落，虽然没有燃料作为动力支撑，但能依靠某种机械的传动维持鸟在空中的飞翔，可谓现代飞行器的鼻祖，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飞行技术的探索。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载:鲁班在凉州建造佛塔时，因为思念妻子，就造了一只木鸢，敲击机关三下，木鸢即可飞翔,他就乘夜乘坐木鸢回家与妻子相会，并无人发觉。直到妻子怀孕，他的父亲才探知了木鸢的秘密，遂坐上木鸢，因为敲击木鸢次数过多，一直飞到吴地的会稽。吴人认为鲁班的父亲为妖孽，将其打死。鲁班因此愤恨吴人，就造了一个木仙人手指向吴地，吴地竟大旱三年。吴人无奈，向其谢罪。鲁班断去仙人一指，吴地才解去大旱之灾。①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反映了鲁班在民间的影响，也反映了鲁班利用简单的空气浮力和空气动力原理，用木料制成了能滑翔的飞行器。
  相传鲁班还发明能够自己走动的木车马。东汉王充的《论衡•儒增》记载：鲁班曾制造了一辆由木人操纵的木车，车上设有机关，只要机关开动，车即能迅疾行驶。鲁班孝敬母亲，就让母亲坐上去。但因为这一装置没有安装刹车机关，车子发动起来无法停止，就载着鲁班的母亲走远不见了。②鲁班发明的木车马应该是一个带有原始性质的机械化、自动化的发明，表达了中国古代科学家对机械化、自动化的最初理解和设想，开启了人们对科学理想的憧憬和追求。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高筑城池，深挖壕沟，原有的攻城器械如临冲、楼车等已不能适应当时战争的需要。鲁班为楚国发明制造了攻城的云梯，弥补了临冲、楼车的不足，使其既能瞭望城内的情形，又能乘梯登上城墙，成为当时最为先进的攻城军事装备，从战国铜器图案纹饰中可以看出，云梯由3部分组成:底部装车轮，可以移动;梯身可上下仰俯，攻城时靠人力扛抬，倚靠在城墙壁上;梯顶端装钩状物，用以钩搭城墙，免遭守军的推拒。云梯涉及了杠杆、滑轮、车梯构造等机械原理,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发明，在漫长的古代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传说鲁班还发明了石磨。自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去掉谷物壳皮和破碎豆麦就成为人们一项烦琐劳动。为此广大劳动人民进行了长期探索，做出了不懈努力。相传在6000多年以前，人们就开始用石头将谷物压碎或者碾碎。4000多年以前，人们发明了一种称之为“杵臼”的碾米工具。这种工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称之为“杵”，用木头或其他材料做成；另一部分称之为 “臼”，它是在石头上凿出一个圆坑。操作时将米放在“臼”中，然后用“杵”反复舂捣。杵曰比起直接用石头来碾碎谷物已有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如比较费时，每次只能舂少量谷物；比较费力，它全仗手工舂捣，时间一长难免腰酸背痛。因此人们迫切希望有一种简单的机械装置，以代替手工舂捣。
  鲁班经过刻苦钻研,终于发明了一种更为简单实用的磨粉工具。他把两块比较坚硬、厚实的圆石凿上密布浅槽，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之转动，把谷麦磨成粉末，这就是我国2000多年以来在广大农村地区广泛使用的石磨。石磨的出现是我国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巨大进步，它将杵臼的上下运动改造成旋转运动，将杵白的间歇工作变成连续工作，并且可以使用畜力等作为动力，这就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从此，将谷物磨成粉就不再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劳动，而成为一项比较容易的简单操作，这对于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起到非常有益的促进作用。
  三、土木工程专家和木工工具发明家根据古代大量的史料记载，鲁班对宫殿、楼舍等土木工程的设计和修建也有着杰出的贡献。东汉桓宽的《盐铁论•贫富》载：“公输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构宫室台榭。”①由于鲁班是先秦时期著名土木建筑专家，后世出现的大量建筑往往托附鲁班之名，借以彰显名气。如清朝的《山西通志》就言灵石县的寺庙、盂县的两岭桥、河津县的流丹亭和舜庙、太平县的天寿观、安邑县太平兴国寺等都传为鲁班所修筑,《广西通志》也称阳朔县遇龙桥、平龙县接龙桥、荔浦县太河桥等为鲁班所造，就连最负盛名的古建筑赵州桥、黄鹤楼也与他有关。在古代，鲁班已成为建筑业的旗帜和象征，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知名度最高的人物。
  鲁班之所以被后世工匠尊为祖师，更主要的是他发明了众多工匠必需的木工工具。《事物绀珠》《物原》《古史考》等古籍记载，曲尺、刨、铲、钻、墨斗、水准、锯、凿等最重要的木工工具都是鲁班发明的，而每一件工具的发明，都是鲁班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启发，经过反复研究、试验出来的。
  鲁班很注意对客观事物的观察、研究，他受自然现象的启发，致力于发明创造。比如锯的发明，传说有一次,鲁班在完成一项紧急的建筑任务时，领着徒弟上山一连伐了好几天树，但因伐木工具落后，木料无法及时供应，他心里非常焦急。一天，鲁班在干活时，不小心被丝茅草的叶子划破了。他摘了一片草叶，发现草叶边缘生满了锯齿般的牙齿。一转身，他又看见一只大蝗虫正张着两个大板牙，很快地吃着草叶。鲁班捉了个蝗虫一看，它的板牙上也有利齿。看看丝茅草的叶子，再看看蝗虫的大板牙，鲁班心里豁然开朗。于是他马上请铁匠打了一个有锯齿的铁条，再用它去伐树，果然大大提高了伐木效率。
  鲁班发明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是工匠用的墨斗，这项发明可能是受其母亲的启发。当时鲁班的母亲正在剪裁和缝制衣服，鲁班发现她用一个小粉末袋和一根线先印出所要的裁制的形状。受此启发，鲁班把这种做法转到一个墨斗中，通过一根线捏住其两端放到即将制作的材料之上，印出所需的线条。这种操作最初需由鲁班和母亲握住线的两端。后来母亲建议他做一个小钩系在此线的一端,这样就把母亲从中解脱出来，使之可由一个人来操作。为了纪念鲁班的母亲，工匠们至今仍称这种小钩为“班母”。
  鲁班还发明了刨和“班妻”。怎样才能使木板既平整又光滑，在鲁班之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影响了木工技术的进一步提高。鲁班根据工作需要，经过反复多次试验，给“斧头”加块铁片，装上木座，制造出世界上首把刨子。有了这种工具，就可以把不平的木头刨平，把不光滑的木料创光滑，对提高木工技艺很有帮助。鲁班的妻子经常帮鲁班干活，鲁班刨木料时，妻子在对面顶着。这样既浪费人力，有时还顶不住。于是鲁班在工作凳的一端钉了个木橛，顶住了木头。鲁班再刨时便稳当多了。这样，妻子也可腾出手来干别的活去了。后来，人们把这个木橛叫做“班妻”。
  鲁班的另一发明是能正确画出直角的三角板，也被称为“班尺”。它能告知工匠哪些尺寸是不规则的。
  这些木工工具的发明使当时工匠们从原始、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劳动效率成倍提高，土木工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四、鲁班文化对后世的影响鲁班一向被认为是墨家学派“工肆百八十人”中的重要成员，有“工巧之人”、“建筑工匠之祖”的美誉。由于建筑、建造行业的专业特点，在技艺学习和传承上大都是以师傅带徒弟通过言传身教的形式而代代相传，教授方式也是师傅先做师范、手把手地教，徒弟在实践中将师傅的技术继承下来。徒弟从师傅处得到的是关于制造方面的新的技艺、技巧，并成为谋生的手段，所以最终对师傅形成的认识是崇拜。
  鲁班弟子对鲁班的崇拜逐渐走入民间，为平民百姓所推崇，从而形成了保护百姓、造福百姓、关心百姓生活的“鲁班神人”。鲁班成为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和创新精神的代表、标志和符号，在鲁班故里乃至全国各地形成广为流传的各种鲁班故事，充分表达了世人对鲁班的敬仰。而鲁班故事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种积极创新的精神，一种不断进取、向善的思想，一种勤劳智慧亲民的理念，这就是鲁班文化。千百年来，鲁班文化已不单单是特定群体的信仰，它已经演化成为一种典型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间信仰，具有了民间宗教的性质，对于后世的土木建筑工艺及社会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段成式言：“今人每睹栋宇巧丽，必强谓鲁般奇工也。至两都寺中，亦往往托为鲁般所造。”①明王祎《王忠文公集》卷八亦言：“云桥为鲁班造，盖谓坚致壮奇，惟班乃能造耳，非谓真造于班也。”如河北赵县的赵州桥，本是隋开皇年间工匠李春等所建,但民间宁愿相信为鲁班所造，并编成民歌来传唱流布。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九引《夷坚续志》就称：赵州桥为鲁班所造，极为坚固，自古至今并无第二桥与其媲美。张果老骑驴自桥上过时，桥动摇欲折。鲁班在桥下用两手托住，遂坚固如初。至今桥上有张果老驴蹄痕，桥下有鲁班两手托举印痕。而托名于鲁班所建的建筑遍布全国各地，而且都有脍炙人口的传说。这不仅反映了鲁班崇拜的现象，也进一步强化了鲁班文化的传播和延续。
  人们还将后世劳动者对建筑工艺及工具的发明创造都托名于鲁班。如记载中国古代建筑工艺技术的《鲁般营造法式》与《鲁班经》皆以鲁班命名。明代的《鲁班经》是唯一一部流传至今的民间木工行业的专用书，它主要记载了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房屋楼阁的建筑工艺，备述了古代民间匠师的业务职责范围、工作仪式及行帮规则，对H常家具和常用工具器物的制作如桌椅、水车、手推车等也有详细的记述。书中不仅将鲁班奉为祖师，还记载了鲁班的生卒年月，是研究鲁班文化的重要史料。
  自古以来，为祭祀、纪念鲁班而举行的各种活动不仅成为民间宗教活动，也成为一种社会风俗活动。全国各地都建有鲁班祠、鲁班庙，其中尤以宋元时期建于济南的鲁班祠最具有代表性。滕州等地至今仍有“过二年”的习俗，即把传统的春节叫做“过大年”，把鲁班的诞辰日叫做“过二年”，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七被当地人称为“鲁班寿诞节”，并有“大年不大过，二年不小过”的说法。在鲁班诞辰，各地的木匠都会为鲁班过生日，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吃“师傅饭”。师傅饭用米饭加上粉丝、虾米、梅豆煮成,据说吃了这饭，不仅可以身体健壮，还能和祖师鲁班一样聪明。有的地方吃师傅饭时还要演出木偶戏，因为木偶也相传为鲁班所发明。
  第二节儒家治国理念的首位实践者滕文公滕文公，名弘，姬姓，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滕国国君，因为其能行文德，所以又被称为“元公”。
  滕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姬姓诸侯国之一，始封者是周文王之子错叔绣。滕国故城在今滕州市西南7公里的东西滕城村。春秋战国时期，滕国处在晋、宋、齐、楚等大国夹缝之中，国力孱弱，不得不屈事大国。其国君多次到鲁国朝见，并积极参与晋国发起的征伐会盟活动，但仍受到邻国宋国等的欺凌。战国时期，其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一度被越国所灭。后来复国不到百年，又被宋国吞并 (一说被齐国所灭）。滕文公即位后，争强图存，积极寻求强国富民的途径，他多次向孟子求教治国之道，将儒家治国理念运用到实践中，诚信践行“仁政”，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壮大了滕国力量，并为滕国赢得了“善国”的美誉。滕文公则以政绩“卓然于泗上十二诸侯之上”。这也是历史上儒家治国理念的首次实践。
  一、滕文公见孟子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主张推行“仁政”。为此，孟子游历各诸侯国，宣扬自己的学说。滕文公一生与孟子有着非常紧密的交往，并从孟子那里学习、了解到儒家的“仁政”治国理念，并用之于治国实践中。
  周显王四十三年（前326)，滕文公为世子时出使楚国，路过宋国时，拜会了正在宋国的孟子。孟子开口不离尧舜之道，并向他阐述人性本善的道理，但当时的滕文公并未真正思考、接受孟子的学说。
  不久，滕文公从楚国返国，由于机缘巧合，再一次同孟子相见，双方有了更深人的接触。言谈之中，孟子见其对自己的学说、主张仍心存犹豫，便进一步开导:世子没必要瞻前顾后，疑虑重重，其实真理只有一条，就看你付诸行动的决心如何。齐国有个勇士叫成靦,在角力场上面对强大对手信心十足。他向齐景公表示:对方是男子汉大丈夫，我也是条壮汉，没有任何理由畏惧他。只有勇往直前，才能夺取胜利。颜渊也说过，舜是贤明君主，而我只是陋巷布衣，虽然成就不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可以效法圣贤，不断追求人生理想。公明仪虽家境贫寒，但懂得做人的准则，时常以周文王和周公为学习榜样。一个人只要树立了远大目标，就应该孜孜不倦地追求。现在的滕国土地狭小，如果截长补短，方圆也就50里左右。尽管如此，但事在人为，将来只要用心治理，还是可以建成一个富裕而又稳定的国家的。①孟子的一番话使还是世子的滕文公茅塞顿开，内心深处开始接受儒家的治国理念了。
  二、 儒家治国理念的首次实践滕定公逝世后，滕文公继位，对采用何种丧礼拿不定主意，于是对然友说: 以前孟子曾经同我在宋国交谈过，我心里始终没有忘记。现在不幸遇到了这大变故，我想让你去请教一下孟子，然后再治办丧事。然友即去请教孟子。
  孟子对然友说，滕文公的举动是很好的，父母的丧事,本来就是应该尽自己的心意去办的事。曾子说过，父母在世，以礼侍奉；死了，以礼安葬，以礼祭祀，这方是孝子的表现。诸侯的丧礼，我没有学过。虽然这样，我曾听说过，三年的服丧期，穿缝边的粗麻布丧服，喝粥，从天子到百姓，夏商周三代都是这样。孟子建议滕文公遵从儒家的主张，采用守孝三年的规制。
  然友回国向滕文公作了汇报，文公遂决定实行三年的丧礼。但滕国的宗室百官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宗主国鲁国的前代君主，没有实行过这种丧礼，滕国前代君主也没有实行过，主张遵从先祖的规矩。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滕文公迟疑不决，就令然友再次征求孟子的意见。
  孟子认为，采用何种丧礼应该由文公自己决定，而不能犹豫不决、一味求助于他人，并对然友言说:孔子曾说，国君死了，世子把政事托付给冢宰处理，自己喝粥，面色暗黑，走到孝子的位置上就哀哭，这样大小官员没有敢不哀伤的，因为世子已经做出了表率。所以在上位的人爱好什么，下面的人必定对此更加爱好。孟子并用风、草来比喻君子与百姓之道德：“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意指君子的道德，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必定倒伏。君子的道德能够影响、统领百姓的道德。孟子以此鼓励滕文公，只要他意志坚定，坚持推行儒家的丧礼规定，百姓最后会听从他的命令的。
  孟子的丧礼主张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番言论坚定了滕文公采用儒家的丧礼规定、推行儒家治国理念的决心和信心，他5个月都住在丧庐里，没有发布过政令诫示，百官和同族的人逐渐接受了滕文公的决定。到了安葬那天，各地的人都来观看葬礼，滕文公面容悲戚，哭声哀伤，使吊丧的人非常满意。
  滕文公即位伊始，即听从了孟子的指导，采用了儒家的丧礼规制，并得到了国人及其他各诸侯国的赞同，可说是儒家治国理念在滕国的首次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滕文公由此坚定了采用儒家治国理念治理国家的信念，在其统治时期不断根据儒家理念推行以人为本的政治经济改革。三、以人为本与政治经济改革滕文公即位后，多次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积极学习、吸纳儒家的治国理念。
  滕文公曾请教孟子如何治理国家，孟子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孟子告诉文公：治理百姓的事是不能有所迟缓的。“《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淘；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所以贤明的君主必定要恭敬、节俭，以礼对待臣下。
  对于立国强国的基础土地制度，滕文公力图推行周代实行的井田制度，遣毕战就此咨询孟子。孟子认为滕文公正在践行他所主张的“仁政”理念,对此非常欣慰，遂向其详细解释了井田制度的具体内容及推行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分、确定田界开始。田界不正，井田的面积就不均，作为俸禄的田租收人就不公平，因此暴君污吏必定要搞乱田地的界限。田界划分正确了，那么分配井田，制定俸禄标准，就可轻而易举地办妥了。滕国虽然地方狭小，但也要有人做君子，有人做农夫。没有君子，就没有人来治理农夫；没有农夫，就没有人来供养君子。卿以下的官吏一定要有可供祭祀费用的50亩田，对家中未成年的男子，另给25亩。百姓丧葬迁居都不离乡。乡里土地在同一井田的各家，出人相互结伴，守卫防盗相互帮助，有病相互照顾，那么百姓之间就亲近和睦。一里见方的土地定为一方井田，每一井田900亩地，中间一块是公田。8家都有100亩私田，百姓应先共同耕作公田；公田农事完毕，再在自己的私田上劳作，这就是使君子和农夫有所区别的办法，也是井田制的大概情况。至于如何改进完善，如何在滕国推行井田制，就在于滕文公及其宗室官吏的努力了。
  而对于治国理财的关键赋税的征收，孟子认为向百姓征收赋税应该遵循一定的制度。他引用鲁国季孙氏家臣阳虎“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的话，主张轻徭薄赋，建议滕文公采用商周时“助”的赋税制度：夏朝每50亩地，赋税采用 “贡”法;商朝每70亩地，赋税采用“助”法；周朝每100亩地，赋税采用“彻”法。其实税率都是十分抽一。“彻”是“通”的意思，“助”是“借”的意思。贡法是比较若干年的收成，取平均数作为常数，按常数收税。丰年时，粮食多得狼藉满地，多征些粮不算暴虐,但贡法却征收得少；荒年时，即使把落在田里的粮粒扫起来凑数，也不够交税的，而贡法非要足数征收。国君作为百姓的父母,却使百姓一年到头劳累不堪，结果还不能养活父母，还得靠借贷来补足赋税，使得老人孩子四处流亡，死在沟壑，这样的国君哪能算是百姓的父母呢？做官的世代享受俸禄，滕国本来就实行了，何不再实行助法，使百姓也得到好处呢？《诗经》上说,雨下到我们的公田里，于是也下到我们的私田里。只有助法才有公田。由此看来，就是周朝也实行助法的。滕国应以此为制度，在乡村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在都市自行交纳十分抽一的赋税。
  关于文化教育制度，孟子对滕文公说：要设立庠、序、学、校来教导百姓。“庠”是教养的意思，“校”是教导的意思，“序”是习射的意思。地方学校，夏代称“校”，商代称“序”，周代称“庠”，“学”是中央的学校，三代共用这个名称。这些学校都是用来教人懂得伦理关系的。在上位的人明白了伦理关系，百姓在下自然就会相亲相爱。
  盂子并勉励滕文公，如果采用儒家的治国理念和政治经济制度，即使将来有圣王出现，也必然会来效法，这样文公可以成为圣王的老师。孟子并以周文王为榜样激励滕文公，希望他能用心治理国家，成为承继天命的君主。
  滕文公在孟子“政在得民”的儒家治国理念指导下，实行“仁政”，行井田、建学校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改革，不仅使滕国的国力日趋强盛，而且作为“行圣人之道”的贤君，名声远扬，慕名来滕国者络绎不绝。楚国的许行是研究神农学说的学者，他慕名带领10个徒弟来到滕国。滕文公答应了他们的定居要求，给予房舍和土地。许行等穿粗布衣服，靠着编麻鞋、草鞋和织席子为生计，把楚国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传播到滕国，百姓得到实惠，推动了滕国经济的发展。宋国名人陈相的弟子陈良、陈辛也带着农具到滕国定居耕种，并言：“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 ®在滕文公大力推行“仁政”、实行儒家治国理念的政策下，滕国人口大增，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发展迅速，成为强国富民之邦，谱写了滕国历史上辉煌的篇早。四、文公台与灵沼文公台又称“灵台”、“灵沼”，位于滕州市西南7公里的姜屯镇滕城村滕国故城内。
  相传周文王举兵消灭了商的附属国密须国后，为感谢上天保佑，曾筑灵台。滕文公也仿效周文王，在滕国修筑灵台，这既体现了滕文公践行儒家理念的信念和与民同乐的意图，又因为灵台及其上面所建的楼阁高达20余米，可以瞭望远处的敌情，利于指挥滕国军民抗敌，从而起到一定的军事作用。滕文公去世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贤君，将灵台改称“文公台”。历代都在台上构筑庙宇、楼阁等祭祀、纪念性建筑。
  据史料记载，在高台上仅以滕文公的名字命名的亭、台、楼、阁等建筑就有文公台、滕文公祠、滕文公庙、滕文公台庙、滕文阁和滕文公楼等。明人丁明春曾写有《谒文公祠》诗句赞曰：“扰扰群雄事战争，独谈仁义不谈兵。凭凌齐楚今何在？赢得长存善国名。”明清以后，又在台上陆续建造寺庙道观，成为当地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圣地”。万历年间，台上又建起真武庙，左掖门两侧有清代秀才魏积查的砖刻楹联：“古迹近荆流，曾向高台怀世子;遗封原叔绣，莫将飞阁误滕王。”巍巍高台，森森殿陛，经历了2000多年沧桑。
  文公台前，两株古槐虬枝擎天，东西对峙，交相辉映，古台愈显得悠远古朴。如今文公台已成为2000多年前滕文公励精图治、践行儒家治国理念的历史见证。
  第三节任贤养士的政治家孟尝君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增强自身实力，广为搜罗人才为己所用，兴起一股纳贤养士的风气。当时的国君如魏惠王、齐宣王等都以养士著称。而在当时贵公子中以养士著名的，有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历史上称之为“战国四公子”。
  孟尝君，姓田，名文，齐国相田婴之庶子，袭其父封爵，封于薛（今枣庄市滕州市东南），称薛公。孟尝君广散家财，招贤纳士，门下食客达到3000多人。孟尝君对门客真诚相待,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出现了鸡鸣狗盗、毛遂自荐等千古佳话。为人熟知的成语典故“鸡鸣狗盗”、“冯谖弹铗”、“狡兔三窟”、“焚券买义”等都与孟尝君有关。一、门客三千与重才敬智青少年时期的田文即胸怀大略，对于养士的重要性及养士策略有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父亲田婴“今君后宫蹈绮縠而士不得短褐，仆妾余粱肉而士不厌糟糠。今君又尚厚积余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损”，对他轻视养士的做法表示怀疑。田婴自此对其刮目相看，加以礼待，使其主家，接待宾客。结果士人纷纷前来投奔，田文的名声也逐渐闻于诸侯。后田婴病故，田文承其爵，就封于薛，即孟尝君。孟尝君成为薛邑主人后，倾其所有，广为招徕门客。不论贫富贵贱，但凡有一技之长，都罗致于门下。甚至“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也——“舍业厚遇之”。对于所有食客，不分先后，一视同仁，在衣食住行等待遇方面与自己相同。有天夜里，孟尝君招待宾客，其中一人躲在暗处进餐。有个宾客误以为主人有厚薄之分，招待酒食因人而异，当即起身告辞。孟尝君见状，便端着自己的饭食让他细看，原来都是一样的饭菜。那个宾客感到十分惭愧，以自杀表示谢罪。
  孟尝君每当接待宾客、谈话时，总是安排侍史躲在屏风后，专门记录孟尝君与宾客谈话的内容，将所有宾客父母亲戚的住处——记下。宾客刚刚离去，孟尝君就派使者到宾客父母亲戚家里抚慰问候，献上礼物。孟尝君对于来到门下的宾客都一样热情接纳，一律给予优厚的待遇，所以，宾客们都认为孟尝君与自己亲近，情愿归附，为他效力，天下的贤士倾心向往，不几年就养了食客3000多人，一时有“倾天下之士”的美名。
  孟尝君不仅善养士，亦能得士。薛邑藏龙卧虎，人才济济，宾客中会聚各类人物，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秦昭王曾向孟尝君的门客公孙宏问及此事，公孙宏言称:“义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得意则不惭为人君，不得意则不肯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为管、商之师，说义听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万乘之严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污其衣，有如臣者七人。”②有一次孟尝君在客厅闲坐，对身边三位门客说:“想听听先生们的意见，帮助我改正缺点。”其中一人说:“主公名气这么大，天下诸侯无人敢冒犯您。如果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就用自己的鲜血来溅污他们的衣襟。”田瞀声称，可以使天下人闻知主公的名声，让各国国君争相与您交往。胜瞽说，希望主公能用府库财物收罗天下的贤士，为您决断疑难事件,应付突发变故。由此可见，孟尝君招徕的门客汇聚了各种人才，包括策士、辩士以及武士等各种不同类型、不同专长的人物。
  二、焚券买义与狡兔三窟冯谖，是孟尝君最为杰出的门客之一。他在薛地替孟尝君放债收息时“焚券买义”，使孟尝君获得当地民众之心；在孟尝君遭齐王猜忌时，他游说国君，使其威名重立，他还精心为孟尝君营造“三窟”，防患于未然，由此奠定了孟尝君其政治事业久盛不衰的根基。
  当初冯谖投奔孟尝君时，孟尝君问其有何爱好及才能，冯谖回答说没有特殊才能，只因穷困潦倒且闻知孟尝君好客，故愿在他的门下寄居为食客。①但冯谖不柄思孟尝君给予他的侍遇，不久即倚着柱子弹着自己的剑，唱道：“长挟归来乎！食无鱼。”要求改善待遇。左右的人把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 “食之，比门下之鱼客。”又过了一段时间，冯谖弹着他的剑，唱道：“长铗归来乎！ 出无车。”左右的人都取笑他，并把这件事告诉给孟尝君。孟尝君说：“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冯谖为此很得意，特意驾车至朋友处，告知其被孟尝君以客相待。但不久他又抱怨无法养家，不如归去。孟尝君又遣人送食物等生活用品与其家人，冯谖方不再弹剑唱歌，安心等待机会报效孟尝君。
  孟尝君曾在封地薛向百姓放债收息。因门下食客日益增多，其俸禄已不敷开支，遂欲遣熟谙管理及财务之人至薛地收取债务。冯谖即自荐前去。临行前他问孟尝君有否需要购头之物，孟尝君使其购头自己所缺乏的物品。冯援驱车至薛地后，使人召集欠债百姓偿款，共得利息十万钱,但更多人则无力偿还。冯谖遂用所得利息置酒买肉，聚集所有欠债人前来核对债券。他一面使众人饮酒，从旁观察债户之贫富，让大家拿出债券验对。凡有能力偿还息钱的，当场订立还款期限，而无力偿还的则收回债券当众焚烧，并言此举乃是奉行孟尝君的指示。冯谖向百姓解释:“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今富给者以要期,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诸君强饮食。有君如此，岂可负哉!”薛地百姓皆感激下拜。冯谖就在薛地百姓中埋下了感恩于孟尝君的种子，换得了民心。冯谖回至都城，孟尝君就责问他为何取消债户之债务。冯谖说，您有了个小小的薛邑，不把那里的百姓当做自己的子女一样加以抚爱,却用商贾手段向他们敛取利息，我认为不妥，就假托您的名义，把债赏赐给那些无力偿还的百姓，“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也就是为他“市义”，孟尝君无可奈何，只得挥挥手说:“诺，先生休矣!”一年后，齐愍王轻信谗言，罢免了孟尝君相国之职。孟尝君率门客回到封地薛邑。距离薛邑尚有百里，百姓已然扶老携幼，在路旁迎接孟尝君整整一天。孟尝君此时方感知冯谖“焚券买义”的用意。
  冯谖对孟尝君说:狡兔三窟。您现在只有一窟，还不能高枕无忧，我要为您再营造其他两窟。孟尝君遂给他车50乘、黄金500斤，使他去他国游说。冯谖至魏国，对魏惠王说，齐国之所以能称雄于天下，都是孟尝君辅佐的功劳，今齐王听信谗言，把孟尝君逐回封地，孟尝君必然对齐王不满。孟尝君的治国谋略和才能是世人皆知的，大王若能接他来魏国，在他的辅佐下，定能国富而兵强。惠王也久闻孟尝君的贤名，一听这话喜出望外，立即空出相位，让原来的相国做上将军，派出使节，以千斤黄金、百乘马车去聘孟尝君。冯谖诱使魏惠王聘用孟尝君,从而引起了齐王的高度重视，抬升了孟尝君的价值。
  齐王听到这个消息，君臣震恐，连忙派遣太傅带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等物，非常隆重地向孟尝君谢罪，请孟尝君继续担任相国管理国家。冯谖劝孟尝君趁机索取齐国先王的祭器,要求将齐国宗庙建立在薛邑。等齐国的宗庙在薛地落成后，冯谖向孟尝君报告说:“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孟尝君在齐当了几十年相国，没有遭到纤芥之微的祸患，这都是冯谖深谋远虑为其规划的结果。
  三、鸡鸣狗盗与人尽其用孟尝君门下食客不但人数众多，且各具才能，孟尝君亦不以才能偏狭而拒绝，最终产生了“鸡鸣狗盗”之徒救其离开险境的佳话。
  当时,诸侯国之间合纵连横，纷纷展开外交攻势。为取得对方的信任，一般皆采取交换人质的做法。秦昭王听说孟尝君贤能，即派泾阳君到齐国做人质，希望孟尝君到秦国。孟尝君的宾客们认为有危险，都不赞成他出行。但孟尝君以为至秦可施展抱负，执意前往。宾客苏代对他说：“今天早上我从外面来，见到一个木偶人与一个土偶人正在交谈。木偶人说：‘天一下雨，你就要坍毁了。土偶人说：‘我是由泥土生成的，即使坍毁，也要归回到泥土里。若天真的下起雨来，水流冲着你跑，可不知把你冲到哪里去了。’当今的秦国是个如虎似狼的国家，而您执意前往，如果一旦回不来，您能不被土偶人嘲笑吗？”孟尝君听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才停止了出行的准备。®齐愍王二十五年，齐国遣孟尝君至秦国。秦昭王很欣赏孟尝君的声望和才能，欲使其做秦国的相国。但秦国的臣僚坚决反对,他们劝秦王说，留下孟尝君对秦国是不利的，他出身王族，在齐国有封地，有家人，不会真心为秦国办事。秦昭王便改变了主意，把孟尝君和他的手下人软禁起来，并企图谋害他们6为尽快离开秦国脱离险境，孟尝君向秦昭王最宠爱的嫔妃求助，希望她向秦昭王美言，放其回国。宠妾要求孟尝君将其最心爱的价值千金的白色狐皮裘作为谢礼赠送，但孟尝君已将其献给秦昭王并被放到秦宫库房。这时，一个门客称自己能够将白裘偷出来。原来他善于钻狗洞偷盗。于是，当夜他钻入了秦宫中的仓库，取出狐裘，送给了昭王的宠妾。宠妾便替孟尝君说情，秦昭王遂释放了孟尝君。
  孟尝君获释后，立即乘快车逃离，夜半时分到了函谷关。昭王后悔放走了孟尝君，派人去追捕他。孟尝君一行到了函谷关，按照秦国关法规定，鸡叫时才能放来往客人出关。孟尝君恐怕追兵赶到，万分着急。门客中有个人善于学鸡叫，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地步。他一学鸡叫，附近的鸡随着一齐叫了起来，守关士卒遂打开关门放其出走。秦国追兵因此扑空。
  当初，孟尝君把这两个人安排在门客中的时候，门客们认为他们只是“鸡鸣狗盗”之徒，羞于与他们为伍，觉得脸上无光。当孟尝君靠着这两个人的特殊才能而顺利脱身时，宾客们才佩服孟尝君广招宾客不分人等、人尽其用的做法。
  第四节勇于自荐的毛遂毛遂，战国时期邑（今枣庄市滕州东南）人，赵国公子平原君赵胜的门客，居平原君处三年未得展露锋芒。赵孝成王九年（前257)，他自荐出使楚国，促成楚、赵合纵，声威大振，并获得了“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美誉。成语故事“毛遂自荐”、“脱颖而出”与他相关。关键时刻毛遂抓住机遇，展示才华，其经历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毛遂自荐，脱颖而出赵胜(？~前253)，是推行“胡服骑射”而闻名的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之弟，封于东武（今山东武城），号平原君。他在赵惠文王和赵孝成王时任相，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之一，和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合称战国四公子。
  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赵王中秦的反间计，以“纸上谈兵”的赵括代廉颇为将，大败于长平。次年，秦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倾全力死守邯郸，危急关头，平原君被派往楚国搬求救兵，订立“合纵”抗秦的盟约。
  由于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平原君认为此次与楚国谈判联盟之事相当困难，所以做了两手准备：“使文能取胜，则善矣。文不能取胜，则歃血于华屋之下，必得定从（纵）而还。”①决定不惜以武力相威胁，一定完成结盟。同时认为门下宾客人才济济，足可以挑选出20名文武全才的人一同前去。但他选来选去，只选出19人，再也选不出来最后一名。毛遂闻知后，自告奋勇，愿与平原君同往。平原君问其到自己门下几年，毛遂回答三年。平原君言，贤能之士就如锐利的锥子放在囊中，自然能够显露。你既然三年都默默无闻，可见并无出众的才能。暗中打定主意，不打算带其前往。毛遂透视其疑虑，当即回答：“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早）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②平原君终被其说服，于是率毛遂等20人前往楚国。毛遂依仗自己出色的辩才、机敏的应对获得了出使楚国、展露自身才华的时机。
  二、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平原君一行抵达楚国后，与楚考烈王谈判“合纵”的盟约，并一再申明“合纵”的利害关系，但此事事关楚国国家安危，谈判自早晨至中午，未能达成一致。
  毛遂见谈判迟迟未决，即手握剑柄登阶而上，问平原君，“合纵”的利害关系，数言便可说明。而至此还不能决断，究竟是什么原因。楚王得知他仅为平原君的门客，十分恼怒，呵斥其退下。没料到毛遂不但没有后缩，反而握紧剑柄逼到楚王面前，大义凛然地说道：“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县（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纵）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 ”®楚王不仅为毛遂的气势所震慑，还被毛遂雄辩的口才、一针见血的分析所折服，当即决定签订盟约。毛遂立刻招呼楚王左右人员，让他们准备鸡血、狗血和马血，要求楚王歃血为盟。当初小看毛遂的19名门客，这时全都躲在堂下相顾失色。毛遂对他们说：你们都是见证人，依次在堂下歃血，既然随同主公前来，都该干点实事，不能碌碌无为，总是依赖别人。
  赵国与楚国签订盟约，是毛遂个人的勇气、机智和辩才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平原君向来自信，曾多次声称自己善于识别人才，但这件事发生之后，他再也不提此话。回国后他对毛遂刮目相看，并且一再赞叹毛遂的才能：我选拔人才多者千人，少者近百，自以为没有遗漏天下人才，没料到居然在毛先生身上看走眼。毛先生一到楚国，立刻使赵国身价重于九鼎，名声犹如黄钟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 ®从此将毛遂奉为最尊贵的上宾对待。
  三、毛遂墓毛遂名扬历史，妇孺皆知，毛遂的墓地却鲜为人知。据清道光《滕县志》记载：“毛遂，薛人也 ……卒后葬于薛。”古代薛国，在今滕州市官桥镇。毛遂墓地就位于官桥镇西南部、京沪铁路西1991年重修的毛遂墓侧约50米处。原址在官桥火车站票房处，位于薛国故城北城墙约350米处，清宣统元年（1909)建设津浦铁路时迁往道西50米。据传迁墓破土时发现墓上盖有“遇铁而开”的四字石刻。1957年文物普查见有明代和民国初年碑碣各一通。
  第五节--代儒宗叔孙通叔孙通，原名何，号稷嗣君，薛（今枣庄市滕州市南）人，生年不详，卒于汉惠帝七年（前188)，战国时期著名儒学大师孔甲的弟子，精通儒学。
  秦汉之际，政局动荡，礼崩乐坏，儒家所彳目奉的礼乐制度面临着如何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化而重新建构并取得统治者支持的困境。叔孙通虽然研习儒家经典和古代礼制，但他审时度势，通权达变，不泥古守旧，不仅从容周旋于乱世，且崇儒践行，在建立西汉初年的礼乐制度和儒学经学化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周旋于乱世的机敏儒生秦朝建立后，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并且采取“焚书坑儒”等严酷措施，统一思想，因此孔甲拒绝人仕秦朝，但他认为弟子叔孙通“学儒学而知权变”，支持他学而优则人仕。叔孙通遂西入咸阳，以文学应征,被秦始皇授为待诏博士。
  秦二世元年（前29),由于秦王朝横征暴敛、统治残酷，百姓奋起抗争，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攻占了交通要道陈（今河南淮阳），对秦王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二世对事件的严重性半信半疑，遂召集博士、诸生30余人商议对策。众博士、诸生皆认为：“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主张朝廷发兵镇压起义军。二世对众人的意见很是愤怒。察言观色的叔孙通洞悉秦二世粉饰太平的心理，便说:诸人的意见是错误的。现在天下一家，明主在上，人人奉职，四方辐辏，没有造反的道理。所谓叛乱不过是鼠窃狗盗，郡县守令即能弹压，不足为忧。秦二世大喜，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而将那些说出真相的博士、诸生下狱、罢免。那些博士、诸生对叔孙通非常不满。叔孙通说，如果不是如此欺瞒，大家的性命都将不保啊！但他也知道再继续效忠秦二世将随时有生命危险，遂弃官逃回家乡。
  此后，叔孙通又相继投奔项梁、楚义帝、项羽。后汉王刘邦攻占项城，叔孙通复归依刘邦，从此忠心耿耿辅佐刘邦，为其出谋划策，为西汉王朝的建立、巩固立下功勋。
  刘邦初举义旗，崇信武力，轻视儒家学说,对所归依儒生更是任意凌辱，常在人前大骂儒生，甚至在儒生的帽子里尿尿。叔孙通归依刘邦初，本穿着儒士服，但因为刘邦憎恨儒士服，叔孙通遂更换服装，“服短衣，楚制，汉王喜”①。儒服是儒者群体成规最外在、最显著的标志，这里面蕴含着仁义礼乐、救世爱民等儒家伦理规范和文化意义，穿儒服就意味着自身不同于其他学派和俗世众人，而要自觉地履行弘道的责任。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在面对穿儒服的人时，就要以儒家标榜的规则和理念为标准去要求他们。在这个意义上，叔孙通的“服短衣”，实际上意味着对自身儒家身份的剥离，是对儒家责任的暂时放弃。
  叔孙通是带着上百名弟子投奔刘邦的，其弟子自然希望他能在刘邦面前推荐自己以获得官位爵禄，但叔孙通深知在当时攻略征伐、带兵打仗是刘邦的首要目的，刘邦需要的自然是能够率军攻城略地的将才，所以他推荐的都是勇武之士。对于弟子们的不满和埋怨，叔孙通说：“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秦汉易代之际，叔孙通以一介儒生，而能在秦二世的残暴昏庸、项羽的喜怒无常、刘邦的粗鲁无赖之间游刃有余，实不能不让人叹服其机敏、权变。其中的秘诀，司马迁借鲁儒生之口全盘托出：“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这种“面谀”之术其实是叔孙通生当乱世保全自己、寻求机会施展自己抱负的权宜之计而已。叔孙通面谀皇帝除了先秦儒家“经权”思想因素外，还有着对君权 “逆鳞”绝对清醒的认识,在他面谀皇帝的表象背后是绝顶聪明的“伴君之道”。
  二、通达世事，崇儒践行当社会动荡、不具备儒家的基本生存条件时，叔孙通权变应世，在疏离儒学上表现出比任何人都决绝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内心深处完全的绝望，决绝只是一时的策略；隐忍的同时是积极地寻求突破，他机敏地捕捉外界出现的细微转机，执著地为儒家身份的合法性奋斗；当儒家获得外界的认可之后，他便开始用道统来制约政统，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儒生。这在他以儒家之道直谏汉高祖刘邦及汉惠帝时得到最充分的证明。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汉高祖宠爱赵王如意而不喜欢太子，遂有易换太子的考虑。叔孙通以晋献公废太子、秦朝不早立太子扶苏的历史教训直谏高祖:晋献公以麵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因此政局动荡数十年，并为天下人所耻笑;秦朝因为不早定扶苏为太子，所以赵高能够诈立胡亥，最终导致秦朝灭亡。而如今天下人共知太子仁孝，陛下怎么能轻易废太子而令天下人寒心呢？ 叔孙通甚而以自己的性命为条件相谏：“陛下必欲废适（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 ®汉高祖在叔孙通义正词严、浩气凛然的态度面前，只好谎称是戏说而已。但叔孙通在引经据证典证明废太子于情于理皆不相合，并且刘邦已经做出让步后，依然不依不饶，质问刘邦: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 ”让贵为天子的刘邦感到难堪尴尬和无地自容。被迫做出听从其谏言不废掉太子的承诺。叔孙通不惜以死相谏，坚持儒家“立嫡立长”之道，体现出一个真正的儒者的立场、态度。
  汉惠帝即位后，调任叔孙通为太常一职。汉惠帝因为要经常到长乐宫朝拜吕太后，而每次出行都要开路清道，禁止别人通行，很是烦扰，于是就令人修了一座天桥。叔孙通建言孝惠帝：“陛下怎么能擅自把天桥修建在每月送高祖衣冠出游到高庙的通道上面呢？高庙是汉朝始祖的所在，怎么能让后代子孙登到宗庙通道的上面行走呢？”孝惠帝听了大为惊恐,就想毁掉天桥。叔孙通又说:“做君主的不能有错误的举动。现在已经建成了，百姓全知道这件事，如果又要毁掉这座天桥，那就是显露出您有错误的举动，希望陛下在渭水北面另立一座原样的祠庙，把高帝衣冠在每月出游时送到那里，更要增多、增广宗庙，这是大孝的根本措施。”惠帝就让有关官吏另立一座祠庙。叔孙通以自己的机智，既维护了皇帝的尊严，同时又保证了儒家之道的顺利实施。
  孝惠帝曾在春天到离宫出游，叔孙通说:“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熟），可献。原陛下出，因取櫻桃献宗庙。”®皇帝答应办这件事。以后进献各种果品的仪礼发端，成为礼待祭祀祖先之道。先秦时期，祭祀宗庙有春祠、夏杓、秋尝、冬蒸的礼仪，就是分别在春夏秋冬四季用新鲜产物享祭列祖列宗。叔孙通建议用时令水果进献宗庙，成为后世帝王太庙荐新祭祖仪式的发端。直到明代，皇帝在春季享祭太庙的供品中，都用櫻桃。
  三、制礼作乐，辅佐新政汉細祖刘邦登基后，废除了秦朝严苛的仪礼法规，力求简易。当时大臣们在朝堂上经常做出失礼的行为，如饮酒争论、醉后喧哗甚至拔剑击打宫殿的立柱。汉高祖对这种上下无尊卑的失范情况渐渐感到不满，但苦于没有更好的策略改变这一状况。叔孙通观察到刘邦的厌烦和无奈，遂向刘邦建议：“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这一番话表明了叔孙通清醒地认识到儒学在秦以前不受重视的原因：儒学难于进取，只能在和平的局势下“守成”。刘邦对繁琐的儒家礼乐制度颇为藐视，认为实行起来很有阻力。叔孙通建议可将古制礼仪与世事结合加以删改。于是刘邦接受其建议，令其制定朝仪。
  叔孙通遂到鲁国故地征召儒生到长安，协助制订及演习宫廷礼仪。其中有儒生坚持传统儒家仪礼，认为礼乐需积德百年方能兴起，而叔孙通的做法不合古制，不肯前往。叔孙通则认为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礼可以依据时世人情而加以修订，并嘲笑不肯合作的儒生为鄙儒，不知时变。最后，约有30名儒生和他一起回到长安参与修订礼乐制度。
  一个多月后，叔孙通邀请汉高祖观礼。汉高祖观礼后认为有关礼仪可行,于是命令大臣进行彩排。汉高祖七年（前200),长乐宫建成，各诸侯王及朝廷群臣都来朝拜皇帝,参加岁首大典。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制度为：天刚亮时，谒者开始主持礼仪，按照爵秩等级引导诸侯群臣、文武百官依次进入殿门，廷中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和宫廷侍卫军士，兵器林立，旗帜飘扬，气氛威严。谒者传呼“小步快走”。所有官员各人其位，大殿下面郎中官员站在台阶两侧。凡是功臣、列侯、各级将军军官都按次序排列在西边，面东而立；凡文职官员从丞相起依次排列在东边，面西而立。大行设九宾之礼，令其上下传呼。汉高祖刘邦乘坐“龙辇”从宫房出来升殿，百官举起旗帜传呼警备，刘邦升御座，大行然后引导着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以上的各级官员依次毕恭毕敬地向皇帝施礼道贺。诸侯王以下的所有官员没有一个不因这威严仪式而惊惧肃敬的。仪式完毕，皇帝赐酒，再摆设酒宴大礼，诸侯百官等坐在大殿上都敛声屏气地低着头，按照尊卑次序站起来向皇帝祝颂敬酒，斟酒九巡，谒者宣布罢酒。整个朝会都有御史执行礼仪法规，随时把举动不符合礼仪规定的人引去惩治。从朝见到宴会的全部过程，没有一人敢于喧哗失礼。大典之后，汉高祖感慨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因制定朝仪有功，被拜为太常，位列九卿，赏赐黄金500斤。叔孙通复推荐弟子:“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原陛下官之。”汉高祖即任命其弟子为郎官。叔孙通下朝后把赏赐所得全数分赠随行的儒生弟子。诸生弟子皆大喜，称颂他为知当世要务的圣人。
  纵观叔孙通一生，虽然他并没有像孟子、荀子那样提出明确的儒学主张，对儒学理论也并无创造性发展，但在儒学与政治的结合上，更确切地说是在儒学与统治者的结合上，叔孙通可以说是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促使了儒学的经学化。及至汉武帝时,经济更加繁荣，政局更加稳定，儒家思想终于从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风中脱颖而出，经过董仲舒的发挥，在学术上取得了“独尊”地位，并从此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之学。这种情况的出现虽然与社会安定适合儒学发挥作用有关，但也不可忽略叔孙通对儒学的抬举之功。故司马迁对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称其为汉代“儒宗”。
  第六节辉映文化星空的经学大师经学是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汉代是儒学经学化的时代。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统一、思想统一政策，改变博士原有制度，增设五经博士。从此儒学独尊，儒家典籍成为士子必读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并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国的政治、学术、文化教育、民族精神和社会风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由此汉代也涌现出辉映传统文化星空的一大批经学大师，枣庄地区即产生了眭弘、颜安乐、马宫、疏广、疏受、匡衡等经学大师。
  一、今文《春秋》学者眭弘眭弘（？〜前78),字孟，西汉蕃（今枣庄市滕州市）人，著名的今文《春秋》学者。眭弘年轻时斗鸡走马，有侠客之风，及至年长，乃幡然从文，师从羸公学习 《春秋》，后以明经被朝廷授为议郎,官至符节令。
  汉武帝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的过程中，特别提倡《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在阐释、解读《春秋》的微言大义中提出“天人感应”学说，将自然界中出现的种种灾异现象与当时的政治现象结合起来，论证西汉政权的合法性及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必然性，从而创立了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道说人事。神学与经学的结合也开创了汉代盛极一时的谶纬之学的先声。但同时，以灾异现象论说人事对统治者有约束、规诫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统治者的为所欲为。但如果儒者根据《春秋》陈说灾异超过最高统治者可以接受的限度，也会导致非常残酷的结局。眭弘就因为坚持以“天人感应”来映照当时的政治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发出如数千人呐喊的声音，民众前往观看时，发现“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人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①。同时，昌邑神社的枯木竟然重生，汉宫上林苑中的大柳树本来已断枯卧地，也重新竖立，获得新生，树上被虫蚕食的叶子显现“公孙病己立”的字样。在《春秋》公羊学的思维定式中，这些现象都是典型的灾异，按《洪范》五行说的分类，属于草木、金石之妖及虫祸。眭弘根据所习《春秋》公羊学的“天人感应”学说，认为石、柳为阴类，是一般民众的征兆；而泰山为岱宗之岳，是王朝兴替之兆。如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能为，应该昭示当有自匹夫出身的人来做天子。因此眭弘向朝廷上书，提出自己的主张:“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让汉昭帝遣人自民间探访贤能之士，将君位禅让。当时汉昭帝年幼，大将军霍光执掌政权，对眭弘的建议当然恨之人骨，就将他的上书交与廷尉处置。廷尉遂上奏认为，眭弘的主张乃是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眭弘最后被处斩，为自己的学术主张献出了生命。
  二、《春秋》“颜氏学”开创者颜安乐及传人马宫颜安乐，字公孙（生卒年不详），汉代东海郡薛县（今枣庄市滕州市）人，汉代知名学者、教育家。汉宣帝时被封为经学博士，出任齐郡太守丞，后为仇家所杀。颜安乐一生致力研究《春秋》公羊学，为《春秋》“颜氏学”的开创者，著有 《春秋公羊颜氏记》。
  颜安乐自幼家贫，但笃志于学，师从其舅父、精研《春秋》的经学大师眭弘。眭弘先后收弟子百余人，其中有两个弟子最为他欣赏，一个是他的外甥颜安乐，另一个是下邳的严彭祖。二人常在一起读书，切磋学问，遇有疑难的问题便展开热切的讨论，都能各抒己见，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眭弘曾评价二人说:“《春秋》之意在二子矣。”眭弘被杀后，颜安乐和严彭祖继承师训，办学收徒，传承《春秋》公羊学。人们又称他们主办的学叫“颜严之学”，后来，颜、严二人各回原籍办学。
  颜安乐的弟子成名成才者众多，《汉书.儒林传》记载，有个弟子是淮阳的泠丰次君，后来做了朝廷里的少府官；有个是淄川的任公，后来做了淄川太守。人们又称颜氏家学为“泠任之学”。其间，眭弘的弟子贡禹又官升御史大夫，疏广也做了太子太傅，加之汉代初年的叔孙通也是薛县人，后被历史学家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汉王朝的诸多达官显贵出自蕃、薛，蕃、薛二县的教育声名远扬。疏广收琅琊的管路为门生，贡禹收泰山的冥都为门生，管路和冥都后来又投奔颜安乐，拜其为师。管路后来做了御史中丞，冥都做了丞相，世人又因颜氏家学的再传弟子成名，称之为“管冥之学”。其后，管路收孙宝为门生，孙宝官居大司农。泠丰次君收马宫为门生，马宫做了九卿；收琅琊的左咸为门生，左咸做了郡守。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师承徒效，代代相传。蕃、薛的教育成为当时培育英才的摇篮，令世人刮目相看。
  《春秋公羊颜氏记》共n篇，是颜安乐一生致力学术研究的力作和学术思想的结晶，但后来失传。颜师古校注《汉书》时对颜安乐的事迹就已记载不详了。清代学者马国翰从大量古籍中收集到历代学者引用《春秋公羊颜氏记》的章节内容，将其辑于《玉函山房辑佚书》里。
  马宫，字游卿，东海戚（今枣庄市滕州市）人。是泠丰次君的弟子，也就是颜安乐的再传弟子。《汉书•马宫传》载其治《春秋》严氏，即严彭祖之学，与颜安乐的学术同出一流。马宫以射策甲科为郎，后升迁为楚国长史、丞相史司直。丞相师丹认为马宫行能高洁，就举荐其为廷尉平，后又复任青州刺史、汝南太守、九江太守等职，在每个职位上，马宫都尽忠职守，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后又相继被征为詹事、光禄勋、右将军，代替孔光为大司徒，封扶德侯。太师孔光病故后，马宫又接任太师兼司徒官，以自己的学术水平及人格魅力位极人臣，可谓颜氏家学培育出的杰出人才。
  三、太傅疏广与少傅疏受疏广，字仲翁，西汉东海兰陵（今枣庄市峄城区）人。疏广自幼好学，师从著名经学大师眭弘，故学识渊博，“明《春秋》”®，对《春秋公羊传》微言大义见解独到，阐释精妙，因而声名远播，各地儒生都慕名而至向其求学。
  朝廷闻知疏广的学识和声望，征为博士、太中大夫。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大将军霍光病死，汉宣帝亲理朝政，立8岁的儿子刘奭为太子，任命丙吉为太子太傅，疏广为太子少傅。数月后，丙吉迁御史大夫，疏广徙为太子太傅，专门教授太子读《春秋》。
  疏受，字公子，是疏广的侄子。他以“贤良”的身份被举荐为太子家令。疏受举止文质彬彬，为人谦恭，做事谨慎，且反应机敏，善于辞令。一次，宣帝驾临太子宫,疏受迎接皇上，言谈举止，彬彬有礼。“及置酒宴，奉觞上寿，辞礼闲雅，上甚欢悦。”宣帝对其很是满意。不久，授予疏受为少傅。太子每次上朝时，太傅在前，少傅在后，有礼有节，仪态端雅。文武百官看在眼中，心中暗暗钦佩。他们都认为叔侄俩并为太子老师，配合默契，自古以来还没有过，朝廷应以此为荣！太子的外祖父、平恩侯许广汉曾向宣帝提出要求，借口皇太子年少，请求任命一个监护人,而这个人选则由自己的胞弟、中郎将许舜担任最为合适。宣帝就此事咨询疏广。疏广回答道：太子是国家的国储副君，一定要以天下英俊为师友，不应该只亲近外戚许氏。并且太子已经接受太傅、少傅等人教育，官属也已齐备，再让许舜监护太子，只会使太子见识浅陋，无法让天下人了解太子的德行。宣帝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并将疏广的话告诉了丞相魏相，魏相脱冠谢曰：“此非臣等所能及。”①对疏广的见识表示衷心的钦佩。汉宣帝对疏广叔侄更为敬重，多次赏赐他们。
  疏广、疏受除给太子讲授《论语》《孝经》外，还谆谆教导他将来做了国君后要以民为贵，省徭薄赋，缓刑宽政。太子刘奭长至12岁时,学业已有所成。有一天,疏广对疏受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议。”②于是，叔侄俩便在同一天向朝廷上书告病，移居宫外。3个月后，病假期满，宣帝召他们复职。疏广等再次上疏，称年迈多病，无法再履行职守，恳切要求告老还乡。汉宣帝以其年老，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赐予黄金20斤，太子刘奭又赠50斤。
  疏广、疏受离京之日，朝廷的公卿大夫、亲朋故旧以及同乡学子数千人在路旁设宴为其饯行，相送者的车辆达数百乘，旁观者都感慨地说:“贤哉二大夫！ ”叔侄俩回到故乡后，将皇帝所赐财物大半分给乡人，并每日在家中设宴，请族人故旧宾客把酒言欢，并经常询问家里的财物，催促卖掉以换取酒食。过了年余,疏广的子孙颇为不满，希望疏广生时利用这笔钱为他们购置一些田宅，作为子孙永久之业，并委托一位疏广平素信重的同族老者转达这个意思。疏广言道：“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捐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 ”③老者很是叹服其见解。后来，叔侄俩皆以寿终。
  宗族乡邻对疏广、疏受叔侄的人品和散金之德感念不忘，为了寄托怀念之情，便在他们曾居住过的宅基上筑起土台（今峄城区萝藤村），加以保护，留作纪念，并且将土台命名为“散金台”，后世又称为“二疏城”。明代弘治五年(1492),按察司副使赵鹤龄在散金台上创建“二疏祠”，广植树木，立有碑碣。嘉靖十年（1531)，兵备佥事李士允又命峄县令李孔曦重修“二疏祠”，并在祠堂内塑了二疏像,刻碑记述其事。而今，散金台故址犹存，二疏墓就在距散金台西面不远处的小山上。游人每当来这里凭吊先贤时，会自然想起清光绪《峄县志•艺文志》中颂扬二疏的诗句：冠盖如云出帝乡，散金闾里有余光。二疏萧傅倶尘土，千古遗风谁短长。
  四、凿壁偷光的匡衡匡衡（生卒年不详），小名鼎，字稚圭，东海郡承县（今枣庄市峄城区）人。西汉经学家，以说《诗》著称。匡衡是西汉宣、元、成三朝重臣，历任太常掌故、郎中、平原文学、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前36)，被任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后因与同僚发生矛盾，被控以“专地盗土”之罪免官。
  匡衡家世代务农，但匡衡十分好学，勤奋努力，精力过人。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靠替人帮工以获取读书资用。匡衡家中无供其夜读的烛光，亦缺乏书籍，求学困难。隔壁邻家较富，灯烛常亮至深夜，匡衡惜时如金，便在壁上凿一孔，借用透来的一丝烛光，埋头苦读。这就是著名的“凿壁偷光”的故事。®同邑一大姓豪富，藏书很多。匡衡为其佣工，不要报酬，主人感到奇怪，问他缘故。他表示愿以尽读主人藏书作为酬劳，主人深为感叹，就把藏书供其博览。匡衡学问日进，并与萧望之等拜同郡经学大师后仓攻《诗经》，对《诗》学的理解十分独特透彻，当时儒学之士曾传有“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之语，可见匡衡对《诗经》理解之深。
  但匡衡的仕途并不平坦。汉制，博士弟子掌握“六经”中的一经，即可通过考试获得官职，考试得甲科者可为郎中，得乙科者为太子舍人，得丙科者只能补文学掌故。经过9次考试，匡衡才中了丙科，任为太常掌故，后又被补为平原郡的文学卒史。朝廷很多官员赏识匡衡的学识，建议其留在京都。太子刘奭亦很欣赏匡衡,并且有很多人自愿要求去平原跟随他求学。但因为汉宣帝不重视儒生，他只能至平原就职。
  黄龙元年（前48),汉宣帝驾崩，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时外戚、乐陵侯史高与萧望之共掌朝政,二者产生矛盾。史高为笼络人才，向元帝举荐匡衡。元帝本就赏识匡衡，并喜好儒术文辞，尤喜爱《诗经》，故以匡衡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匡衡遂成为元帝的近臣。初元二年（前47)，发生了日食和地震。因汉代重视天象地理的变化，自然之变必有社会因素。元帝遂诏问大臣政治得失。匡衡上书，列举历史事实说明天象只是一种大自然的阴阳变化，祸福全在于人的作为，人类社会的风气更在于朝廷的教化倡导和影响。因而皇上应当裁减宫廷的费用，亲近忠臣正人，疏远佞臣小人，选拔贤良，开放言路接纳忠谏。汉元帝很赞赏匡衡的见识,提升他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汉元帝对宣帝的“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针颇有更改,而投其所好之徒乘机觐见，争言变更旧制，导致朝局混乱，并且汉元帝宠爱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定陶王超过了皇后和太子,也为朝廷埋下不安定的因素。匡衡对此很是焦虑，遂上书元帝，提出应该弘扬先帝功德，常思祖业，尊重旧制，绝巧伪之徒，以安定众心，不要以私恩害公义，不能当亲者疏，当尊者卑，以免祸乱国家。
  匡衡任太子少傅期间，琅琊人贡禹为御史大夫，华阴县代理县丞嘉上书推荐朱云代理御史大夫。元帝让公卿讨论此事。匡衡认为，小小的代理县丞算计大臣职位，绝不是以国家社稷为重，朱云平素好勇，数次犯法亡命，学儒后也没有突出德行，而贡禹清洁廉政，经术通明，海内皆知。应该对嘉的动机加以审查。嘉因此坐罪。
  数年间，匡衡在朝廷中参议大政，引经据典，阐明法理道义，很受赞赏，由此升任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后来又升为丞相，封为乐安侯。
  元帝后期时，宦官石显为中书令，他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怂恿元帝加重赋役，剥削人民，但因有皇帝的宠幸，没人敢触犯他。成帝即位后，匡衡便上疏弹劾石显，列举其以前所犯罪恶，并纠举他的党羽，这是匡衡所做的最后一件铲除奸佞、为汉朝廷尽忠的事情。建元三年（前30)，匡衡与同僚间渐有离隙，遭到弹劾，被贬为庶民，返回故里，不几年，病死于家乡。
  五、一代廉吏王良王良，字仲子，东海郡兰陵（今枣庄市）人。王良年少时酷好读书，精通《小夏侯尚书》。王莽代汉后，曾屡次遣人征召王良人朝为官，王良皆称病拒绝人仕。他在故乡兴办私塾，教授学生1000多人。
  建武二年（26)，大司马吴汉征召王良，王良没有答应。建武三年，他应征人朝，被授谏议大夫。王良多次向皇帝进忠言，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为人举止合乎礼仪，颇受朝廷的敬重。后来王良任沛郡太守，但其不愿在地方上为官，故行至蕲县时上书称病辞职。朝廷改任他为太中大夫。
  建武六年（30)，王良代替宣秉任大司徒司直。他在任上忠于职守，生活简朴。其妻子儿女从不进入官舍，长期居住在故乡，终年在田间耕作，穿戴的是粗布，用的器皿都是瓦器。有一次，司徒史鲍恢有事到东海，经过兰陵，遂至王良的家看望王妻。王良的妻子穿着布裙拖着柴草，从田里回来。鲍恢以为是王家的女仆，便对她说:“我是司徒史，特意来捎带书信，想要见您家夫人。”王良的妻子告诉他实情，并称没有事情不需要捎书信。鲍恢绝没有想到大司徒司直的家庭如此寒苦，非常感慨。这件事情也反映了王良的为政清廉及对家庭的影响，真可谓一代廉吏。鲍恢回京后，此事逐渐传播开来。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王良的。
  不久,王良因病回乡。一年后又被征召，他行至荥阳后病重不能继续前进，欲就近到一位朋友家进行调养。友人不仅没有接待他，而且责备他:“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 ”^^也对王良数次辞职又重新人仕、往返奔波、一心谋取高位不以为然。王良听到朋友的指责也很惭愧，立即返回故乡，从此不再人仕，面对朝廷的屡次征召，王良总是称病不出。他的这种行为也招来另一方面的非议，博士范生就认为,王良等用拒绝征召的方式抬高自己的身价，实际上他们“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只是一味钓采华名，欲借此得到三公之位。这个评价虽然就当时社会风气而言一针见血，但王良的急流勇退则更为难得。
  后来光武帝驾幸兰陵，派遣使者问候王良，王良已病重不能说话。光武帝诏令免除王良的子孙在乡邑中的劳役，后来王良以布衣终老故乡。
  范晔曾评论王良：“王良处位优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谓行过乎俭。然当世咨其清，人君高其节，岂非临之以诚哉！”®对王良的廉洁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
  六、力谏平冤的寒朗寒朗（25~109),字伯奇，鲁国薛（今枣庄市薛城区）人。寒朗生于两汉之际，酷爱经学，博通《尚书》经传，成年后以教授《尚书》招生收徒，被举为孝廉。
  永平年间，有人向汉明帝报告，称楚王刘英与渔阳人王平、颜忠勾结，制作图谶，图谋不轨，明帝组织专人调查此案。“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①此案牵连到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藏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当时，寒朗以谒者身份代理侍御史，与太尉、司徒、司空等三府属官共同审理。寒朗同情耿健等人的冤屈，上书说刘建等没有奸情，纯粹是他人所诬陷，并怀疑天下无辜受牵连的大多如此。明帝不相信寒朗的说法，就召寒朗进宫，问道:“刘建等即便如此，颜忠、王平等人为什么要牵连他们? ”寒朗答道:“颜忠、王平自知所犯的是大逆不道之罪，所以牵连的人很多，希望表明自己无罪。”显宗道:“即使如此，四位大臣没有犯罪，为什么不早些上奏，案子审理完了，还（把他们）长久地关押到现在呢? ”寒朗答道:“我虽考察他们没有事，但是担心国内还有别人揭发他们的奸情，所以不敢及时报上来。”明帝不愿意承认耿健等人为冤案，问话之中已显露出对寒朗的故意指责。至此，他自以为抓住了寒朗的把柄，斥责寒朗“吏持两端”，模棱两可,命人立即逮捕寒朗。
  左右侍卫正要将寒朗拉下去，寒朗知道从此可能再无机会表明自己的观点，故言:“希望讲一句话后死。小臣不敢欺君，只是想帮助国家罢了。”明帝也想借此追查何人与寒朗一起写了奏章，寒朗回道：“事前也知道有灭族的危险，所以不愿多连累别人，自己一人写成奏章，目的也只是希望陛下能有所醒悟。审查犯人时，办案人都表示谋逆造反乃十恶不赦之罪，臣子都应该痛恨，拷问无罪放出的话不如按供词抓捕进去，从而可以不承担包庇的责任。结果就是拷问一个连累十个，拷问十个连累百个。而公卿朝会议事时，陛下问及调查此案的得失，公卿大臣都是长跪在地下说，旧制叛逆大罪祸及九族。今天陛下才只办本人的罪，这是天下最大的幸运。但散朝后私下里无不知其为冤狱。我现在把要说的说了出来，的确是死而无悔。”听完寒朗的见解，明帝有所觉悟，不再逮捕寒朗，只是下诏叫寒朗出去。次日，明帝亲自到洛阳狱中审录囚徒,一次就释放出千余人，说明他已认识到冤狱的严重。不久，颜忠、王平在狱中自杀。依照当时法律，重要犯人自杀，主审此案者要负法律责任。寒朗主动投案，恰逢朝廷大赦，寒朗被免官，但未被逮捕人狱。
  寒朗审理楚王刘英谋反一案，勇于秉公办案，敢于冒死直谏，从而看出了这位大臣的忠诚和正义。寒朗不惧权势、刚正不阿的品格因此被载人史册，为后人颂扬。
  后来，寒朗又以孝廉被推荐为易县县长，迁济阳令，辟为司徒府。84岁时被荐为博士，在进京途中病故。第五章魏晋至宋元：民族冲突与文化高地的沉寂自西晋“永嘉之乱”（311)发生后，先后有匈奴、鲜卑、氐、羌、羯5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几个政权相互攻杀，中原陷人分裂局面近130年,此后又经历了170多年的南北朝对峙，彼此军事冲突不断，战火从未熄灭。
  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析置兰陵郡，今枣庄市地属兰陵，郡治就设在承县 (今枣庄市峄城区驻地）。北魏一度废弃，东魏武定五年（547)复置，直至隋开皇三年（583)又将兰陵郡改为鄯州。十六国时期，兰陵郡先后处于后赵、前燕、前秦、后燕等政权势力范围。南北朝时又相继被东魏、北齐占领。由于地处南北争锋地带，因而饱受兵戈蹂躏。正如清光绪《峄县志•杂记》所言，当时“兵争日剧”、“受兵祸最惨”。长期战争不但对历史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还破坏了社会经济和社会秩序。自战国以来，兰陵被誉为“经学之乡”、“多学之地”，由于长期动乱，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遭受空前冲击。然而，烽火岁月也造就了将才，一批武将在率庄大地应运而生，成为乱世中的风云人物。
  第一节北人南侵对枣庄的冲击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期间，发生了“八王之乱”，历时16年之久。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东海王司马越，其封地就在鲁东南一带。司马越两次从东海起兵，一度控制了西晋中央大权。大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也加速了西晋王朝灭亡，少数民族贵族势力乘虚而入，枣庄一带遂成为北方政权控制的领土。一、经济的萧条与衰落西晋初年，由于朝廷重视农业，督劝郡县开荒，“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①。以当时鲁南来说，因地处平原丘陵地带，又有河沼分布，百姓可以从事以农业为主的多种经营，生活相对稳定。晋惠帝永兴元年(304)，东海王司马越在诸侯王争战中失利，返回封地重整旗鼓。他在下邳（今枣庄市台儿庄南）扩充实力后，再次起兵杀入中原，当时鲁南一带许多男子被强征人伍，家家户户还要为军队提供粮草。正当西晋王室自相残杀之际，更大的灾难降临到中原人民头上，活动在中国北方的匈奴大单于刘渊自称汉王，不久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自立为帝。与此同时，乌桓羯人乘虚人塞，卷人中原动乱，辽西鲜卑也兵指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永嘉五年（311)，东海王司马越举兵征讨羯人首领石勒，因病死于项城，部众遭到石勒围杀，“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司马越所部士兵至此死亡殆尽。此后，中国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中原陷人分裂混战局面近130年。
  长期战争摧毁了社会经济，到处兵荒马乱，百业凋敝，黎民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据《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北方各地“府帑既竭，百官饥甚，比屋不见火烟，饥人自相啖食”，“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发生在十六国时期的战争属于民族战争，其特点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仇杀，各族贵族势力为了既得利益而疯狂掠夺人口、财富和地盘，采用军事统治和民族压迫手段维持政权，将北方各族人民推人战乱、流离、饥饿和痛苦的深渊。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将大量农田辟为牧场，导致传统农耕区日益退化缩小，通都大邑夷为废墟,商业经济也由此急剧萎缩。
  少数民族统治者以武力征服为手段，推行一系列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他们将本民族人称为“国人”，将汉族人称为“晋人”，更有甚者，竟然侮辱汉族人为“汉狗”、“贼汉”。北方汉族人难以忍受种族迫害、精神折磨和生活煎熬，纷纷流离南下。当时枣庄一带也涌现了流民大潮，许多平民扶老携幼南下。萧氏素为兰陵望族，发生战乱后举族南迁，任、薛、奚等世家也相继迁居到江南避乱。原本人烟稠密的兰陵郡十室九空，一派萧条景象。南北朝时期枣庄又处于南北政权相互争锋之地，在长达170多年的对峙中，饱受兵燹战火之灾，西汉司马迁记述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景象不复再现。
  二、儒家思想的式微与正统信仰的缺失山东是儒学发源地，兰陵是经学之乡。以兰陵为中心的鲁南，向来以多学闻名天下。早在战国时期，著名学者荀子便在这里治学讲学。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即荀子）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两汉时期，兰陵一带文教昌盛，涌现许多经学大师。当时枣庄属于东海郡，许多大儒以治今文经学而名扬海内，见于《汉书》人物列传或《儒林传》记载的经学家近20位。这些学者除了广招弟子传授学业，都撰有经学著作，其中不少人被举为贤良文学或五经博士，曾在京城太学讲授儒家经典。
  三国时期，还出现一位儒学大师王朗，因功封为兰陵侯。其封邑就在今台儿庄区西兰城村北，城址犹存。王朗撰有《易传》《春秋传》《孝经传》《周官传》等经学著作。其子王肃，也是著名经学家。曾先后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等经典作注。他又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名著，编撰《孔子家语》行于世，从不同角度论述治国理念以及用人等重大问题，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王肃袭封父爵为兰陵侯，死后葬在封邑附近。据清光绪《峄县志•古迹考》记载：“魏兰陵侯王肃墓，县东南二十五里（今台儿庄区兰城附近）。”由于这一地域儒学文化源远流长，经学氛围浓厚，自西汉以来形成了重视礼仪教化传统，居民长期接受正统思想熏陶，养成了谦谦礼让、循规蹈矩的风气。即使寻常农家，也都将耕读视为立身处世之本。清雍正《山东通志•风俗》概括魏晋之前滕县民风：“汉兴，叔孙通明礼乐，诸弟子共习，于是翕然大变，彬彬乎邹鲁之旧矣！”又概括峄县民风：“简朴务稼穑，士亦循循慕学有古风。”这种世俗民风主要体现在尊尊亲亲、敬老养老、孝悌礼让等方面。
  西晋初年，社会相对稳定，依然继承崇尚儒学传统，据《晋书•荀搭传》记载:“世祖武皇帝（司马炎）应运登禅，崇儒兴学。”“永嘉之乱”后，风行数百年的儒学日趋衰落，随着世家大族和许多知识分子流亡南下，素来以经学扬名海内的兰陵郡趋于沉寂。长期以来，兰陵一带传授经学方式，都是儒师开馆授徒，学生负笈门下。由于战乱频仍，弟子锐减，塾馆纷纷关闭。与儒学一蹶不振局面相反，佛教、道教和玄学却大畅其风。这种佞佛崇道谈玄风气古籍中不乏记载，《晋书.儒林传》云：“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造成儒学式微的原因很多，首先缘自残酷战争，当时天下兵戈纷攘，国破家亡，社会环境不利于弘扬儒学。史书强调，大动乱是导致儒学衰微主因，“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①。儒学植根于农耕文明土壤，当中原饱受游牧民族践踏破坏后，失去了赖以发展的空间。国家四分五裂，战事连年不断，无论占据中原的少数民族还是偏安江南的汉族政权，都没有把传承儒学作为第一要务。无休止的动乱和灾难，在客观上为道教、佛教的发展创造了机遇，使处于水深火热的民众得到虚幻的安慰和精神麻醉。与宣扬出世的佛教、道教相比，儒学理论明显滞后。儒家崇尚礼，提倡仁、义、孝、悌、忠、信，但在刀与火的残酷现实面前缺少了应对之策，由此导致了士大夫儒学信念危机。
  “古鄯已丘墟，乔木摇秋风。兰陵亦荒废，满目荆榛丰。”②在经历了长期大动乱后，曾以经学扬名海内的兰陵一蹶不振，衣冠礼乐，扫地俱尽。
  第二节世族南迁建兴四年（316),即位只有3年多的晋愍帝沦为刘聪的阶下囚，西晋宣告灭亡。次年，分封在鲁东南的琅邪王司马睿在建邺（今江苏南京）即位，成为东晋首位皇帝。兵乱引发了流民大潮，山东世家大族纷纷迁徙，其中由兰陵郡南迁的萧氏望族，相继建立了萧齐、萧梁政权，左右南朝历史78年。
  一、“南兰陵”由来西晋末年的社会大动乱，引发了空前流民大潮。《晋书•食货志》记载:“至于永嘉，丧乱弥甚”，民户“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当时中原人口流动主要有三个方向，分别向东北、西北和南方迁徙。向南迁徙的流民分为两路，一路流亡长江中上游，另一路大量涌向长江下游，尤其江东和江浙一带，成为大量中原流民的集居地。
  迁徙江东避难者数量最多，除了晋王室贵族、洛阳公卿士大夫之外，还有大量流民来自山东诸郡。其中来自于兰陵郡的流民主要有萧氏、任氏、薛氏、奚氏、孟氏、匡氏、疏氏等，此外还有累世以经学名闻天下的书香门第。鲁南世家望族迁徙到建邺附近地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永嘉年间，东海王司马越起兵逐鹿中原时，便以下邳（今山东枣庄南）为根据地。当时琅邪王（封地在今山东临沂）司马睿是积极参与者,他以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身份坐镇下邳，而后又移镇江东。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琅邪望族王导全力辅弼下登上帝位，并以建邺为东晋都城。当流民大潮涌动时，琅邪、兰陵二郡世家望族多依附司马睿，纷纷迁徙到江东一带侨居。
  东晋至刘宋初期，南渡侨民高达90万，其中侨居于今江苏的人口有26万，而丹阳一带竟集居22万。®侨民多聚族而居，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籍贯和生活习惯。由于南渡人口数量多，相对集中于某些州郡，出于各种因素考虑，晋元帝决定侨置州、郡、县，借以安抚流民不安情绪，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晋书•地理志》记载：“是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邪、南兰陵、南东平等郡”。侨置兰陵郡是在太兴元年（318)，郡之下再侨置兰陵县。凡是侨置郡、县，都没有实土，只是对侨民的一种精神抚慰而已。为了同北方原有地名有所区别，侨置郡县地名前均“加以南名”。兰陵郡设置，始于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当时将东海郡 (郡治在今山东郯城）所辖制的兰陵、承、戚、合乡、昌虑5县分出，新置兰陵郡，郡治设在承县（今枣庄市峄城区驻地）。兰陵郡辖制范围不仅囊括了今枣庄市全境，还包括今苍山县。这一地域不但是任氏、奚氏、薛氏、倪氏等望族世居之地，也是儒学世家疏氏、匡氏、萧氏的故乡。“永嘉之乱”发生后，引发了持续多年的大动乱，流民大潮汹涌澎湃。由兰陵郡涉淮渡江难民不绝于路，大都是举族南迁，集中寄居于丹阳、毗陵两郡。尤其今常州市西北部，成为兰陵郡难民的麇集之所。鉴于当时实际情况，晋元帝侨置州、郡、县时，在这一带设置南兰陵郡,领南兰陵县。
  侨居于南兰陵的难民大都聚族而居，从事各种营生，不但融人了当地的社会生活，还为土著文化注入了生机。尤其兰陵萧氏，在南朝时期兴盛于江左，其家族先后出了14位皇帝、30位宰相级人物。《新唐书•萧瑀传》称叹兰陵萧氏：“世家之盛,古未有也！”二、社会动荡与文化传统的流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使西汉以来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学面临着严峻危机，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取向出现多元化趋势。由于儒学难以解决乱世诸多问题，被世人冷落是必然结果。这一时期，玄学开始流行，道教理论日益丰富，佛教传播地域更为广阔，在与儒学角逐中占据了上风。
  自西汉以来，枣庄地区今文经学昌盛，魏晋时期由于时代风尚的转变，也受到了玄学思想影响。当时玄学界有个领军人物王弼，为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其家乡距枣庄不远。另一位清谈派代表人物王衍，家乡就在与枣庄相邻的临沂。竹林玄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刘伶，晚年曾在枣庄一带游历，死后便葬在此地。据成书于北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记》卷二三记载：“伶墓所今名刘曜村（今枣庄市峄城区东北刘耀村），旁半里许有刘伶台，其下为刘伶河，水混白类酒，土人相传为伶酾酒处。”此外《齐乘》《大清一统志》《山东通志》《兖州府志》《峄县志》等地理方志之类古籍均有类似记载。枣庄虽然不是玄学盛行地，但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
  枣庄地区的道教文化也根深蒂固，自西汉后期以来，这里不仅是《太平经》播及区，还是神仙方术流行地。枣庄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中，以宣扬仙道思想的东王公、西王母题材最多，画面中弥漫着祈求长生、修炼度世和向往仙境的虚无气息。被当时民间崇仰的仙人王方平，就是东海承人（县治设在今枣庄市峄城区驻地），成语“沧海桑田”故事#与他有关。枣庄境内的名山抱犊崮，古时又叫“抱犊山”，向来与道教文化联系密切。魏晋时期此山名曰“仙台”，据传曾有一位抱犊老人在山上修炼，饥食松仁、茯苓，渴饮甘泉、朝露，后来羽化仙去。①东晋著名金丹道教领军人物葛洪所撰《抱朴子•内篇》中，列举天下修道名山，其中就有抱犊山。至今抱犊圍山谷中仍存有不少宫观建筑和道教遗迹。
  枣庄受佛教影响始于东汉初期，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东汉楚王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尚浮屠之仁祠”。刘英封地就是今徐州市。东汉末年陶谦任徐州太守，又大力建造佛寺，供奉鎏金铜佛。枣庄与徐州毗邻，自然受到礼佛之风影响。枣庄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既有六牙白象画像，又有仙人骑白象画像，这些题材都与小乘佛教教义有关，表现的是佛陀降身神话。当时由于正统经学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流地位，佛教影响力有限。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发生了重大变化，佛教有了滋生蔓延土壤，枣庄一带崇佛之风开始兴盛，建造了不少寺院。1978年春，台儿庄区后于村一处古寺遗址曾出土20多件铜佛像，部分佛像甚至鎏金。佛像铭刻显示，这批造像大都铸于北齐天宝三年（552)和武平五年（574)。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动乱，不仅严重破坏了经济基础，阻滞了社会文明化进程，还使相沿已久的文化传承断裂，引发空前未有的儒学危机，导致了宗教信仰的多元化。
  第三节文化的落寞与武士的兴盛盛世出干臣，乱世出英雄。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发展史证明，每个历史发展阶段都会涌现与当时环境相适应的人物。在太平雍熙治世，勤政务本能臣大展身手;兵荒马乱岁月，横枪跃马人物显英雄本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导致传统礼教式微，尚武之风盛行，从而将一批风云人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其中也包括来自鲁南大地的英雄。
  一、冉魏短命皇帝冉闵冉闵（约322~352)，字永曾，小字棘奴，原籍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其事迹载于《晋纪》《晋书》《魏书》《资治通鉴》《十六国春秋》等史书。据近年河南偃师出土的北魏染华墓志记载，冉姓又作“染”，墓主染华的高祖正是大名鼎鼎的冉闵。墓志云：“君讳华，字进乐，魏郡内黄人也。……高祖闵，赵武帝（即北齐铜佛造像后赵石虎）初封西华王、侍中、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黄钺大将军、录尚书事、武信王。赵祚既微，遂升帝位，号曰魏天王。” ®冉姓之所以改作“染”，可能由于冉闵死后，其后人担心遭到异族贵族势力报复，故取谐音字为姓。某些史书又将冉闵书作“石闵”，据载,冉闵父亲冉瞻年少时参加反抗匈奴、羯族的起义，战败后被石勒擒获，由石虎收为养子，因而改姓为石。
  冉瞻奉命戍守兰陵郡（郡治在今枣庄市峄城区），322年前后，冉闵在当地出生。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传基因，生性勇武果锐，以习武演阵为常事，“身长八尺,善谋策，勇力绝人”。冉闵在兰陵郡结交了一批年轻有为壮士，史称“三十八将”。他对当地百姓不错，口碑很好，据日本收藏的《太平御览》所引《十六国春秋》残篇记载兰陵士民，多受其泽”。后赵建武四年（338),年仅16岁的冉闵带领兰陵子弟兵北上，在与前燕鲜卑大军交锋中初露锋芒，一战成名。
  此后，冉闵肩负起北方防务重任，多次与进犯的前燕军队以及境内丁零、乌桓、夫余等叛军展开交战。建武十五年（3明），石虎处死太子石宣，将东宫羯人卫士万余人谪戍凉州，其首领梁犊于半途发动叛乱。据《晋书•石季龙传》记载，冉闵奉命平乱，“威声弥振”，各族“宿将莫不惮之”。次年又带兵北上迎击人犯的前燕军队，凌水河一役大败鲜卑军队20万，俘杀7万余人，斩首上将以上30余名，夺取前燕郡县大小28城。
  冉闵不但勇猛无比，而且深通韬略。石虎死后，冉闵被任命为大将军、封武德王。当时中原天灾人祸频仍，导致人饥相食，冉闵打开国库粮仓，救济饥民，深得民众拥护。他利用石氏宗室间矛盾削弱羯赵力量，尽灭石氏，在汉人文臣武将拥戴下即皇帝之位，国号魏，年号永兴,史称“冉魏”。冉闵称帝后，各地异族将领立刻发兵反扑，冉闵下令对叛乱进行了果断反击，京城内外“横尸相枕，流血成渠”③。冉闵重视恢复遭致践踏的儒学传统文化，《晋书•石季龙传》记载，他于戎马倥偬中“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
  冉闵在不到3年时间内同敌兵交战上百次，其中最著名战斗6次。每战他都身先士卒，摧坚挫锐。352年春，冉闵引步卒1万巡边，与鲜卑统帅慕容恪的14万燕军铁骑遭遇，双方连续交战，冉闵十战十胜。当年四月，慕容恪又在魏昌廉台（今河北无极西）与冉闵决战，将魏兵引至平地团团包围。燕军五千神箭手连番射击，又用铁锁连环马发起冲击。冉闵左操双矛，右执钩戟直冲中军斩首三百余级”。在燕军优势兵力夹击下，不足万人的魏军伤亡殆尽。冉闵单骑突破数重包围，因朱龙马累死而被俘。燕王慕容儁将冉闵施以鞭刑，押送至龙城，斩于遏陉山。据《晋书•石季龙传》记载：自冉闵死后，“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五月不雨”。慕容儁心中恐惧，派遣使者专程赶到遏陉山祭奠，追谥冉闵为武悼天王。
  发生于十六国时期的战争，其性质为民族掠夺和民族奴役战争，少数民族贵族势力把掠夺物资作为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对中原汉族人实施残暴屠戮，大肆破坏农耕文明，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和痛苦。冉闵力图结束战乱,恢复中原封建秩序，无疑顺应了历史潮流。历史学家范文澜这样评价:冉闵所作所为，“爆发了将近五十年中汉族人对匈奴人、羯人的积忿”，“反映着汉族对羯族、匈奴族野蛮统治的反抗情绪。所以他（指冉闵）的被杀，获得汉族人的同情”。
  二、马夫骁将蒯恩蒯恩（？〜418)，字道恩兰陵承（今枣庄市峄城区）人。出身贫苦家庭，由于机缘而得到刘裕赏识。经过多年南征北战，在平定江南割据势力和北伐战争中建功立勋，成为刘裕所倚重的心腹干将。其事迹见于《宋书》和《南史》本传。
  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五斗米道首领孙恩在浙东起义，一举攻破上虞（今浙江上虞），又攻陷会稽郡治山阴（今浙江绍兴）。浙东八郡一时俱起，揭竿响应者数十万。东晋王朝为镇压起义，派遣前将军刘牢之征讨。蒯恩被官府抓差，送到军中充当乙士。所谓乙士，就是担任后勤供应等一应杂役。蒯恩负责喂养军马，每天到野外刈草。他生得身强力壮，干活从不偷懒，其他乙士背一捆草料，他却肩负两大捆。有一次喂马时他不由慨叹：“大丈夫弯弓三石，奈何充马士！”®恰巧被刘裕（即后来的刘宋开国皇帝）听到，不由刮目相看。刘裕是汉高祖兄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故乡为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铜山），与蒯恩家乡毗邻。刘裕在北府名将刘牢之手下任参府军事，当即送给蒯恩一件兵器，派他到部伍中充当甲士。从此蒯恩成为一名战士，在疆场出生人死，“自征祆贼，常为先登，胆力过人，甚见爱信” 。
  晋军与孙恩展开决战，蒯恩崭露头角。刘裕率部在浙东战场同敌军展开激烈交锋，蒯恩脱去甲胄，赤膊上阵，手执短械，率敢死队勇往直前。不久战事转移到娄县（今江苏昆山东北），蒯恩在冲锋陷阵中被射伤右目，仍然坚持战斗。他随同刘裕一路追击敌军，先后在广陵（今江苏扬州）、郁洲（今江苏连云港境内）、沪渎（今上海）等地大败孙恩。
  东晋末年，军阀割据日益严峻。盘踞在长江中游的桓玄都督八郡诸军事，威逼朝廷为自己晋职封爵。元兴元年(402)，桓玄攻人建康，诛杀大臣和北府将领，次年称帝。永始二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蒯恩随军征伐,平京城，定建邺，官授宁远将军。桓玄挟持晋安帝西归，蒯恩随刘裕之弟刘道规追讨，充任先锋。在夏口（今湖北汉口）一举攻占偃月垒，生擒桓玄的辅国将军桓仙客。又同众将平定江陵（今湖北江陵附近），救回晋安帝，以军功封都乡侯。
  义熙五年(409)四月，东晋重臣和军事统帅刘裕提兵北伐。今山东全境在当时为鲜卑族南燕所控制，都城设在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燕帝慕容超即位后“数为边患”，“大掠淮北”®，掳去东晋两郡太守，还驱掠百姓千余家。刘裕上表请求北伐，决意还以颜色。蒯恩随军出征，在沂蒙山区与燕军多次激战。又乘胜追击，将广固团团包围。次年二月，晋军破城生擒慕容超，押回建康斩首，南燕灭亡。
  刘裕北伐之际，广州刺史卢循乘虚反叛，率10万大军连克数城，又在九江大败晋军，进逼建康。蒯恩回师后随即奉命征讨，在查浦（今江苏南京清凉山南）击退敌军，追歼卢循别将范崇民。又长途追击，在始兴（今广东韶关境）将叛军副帅徐道覆斩首。因功迁龙骧将军、兰陵太守。义熙八年（412)九月，荆州刺史刘毅割据长江中游，蒯恩、王镇恶驾战船百艘，千里奔袭江陵。晋军抵达江陵附近豫章口泊船，巧布迷魂阵，又打着刘毅堂弟刘藩的旗号接近江陵城。当守军发现情况异常时，蒯恩等人已突人城门，分兵攻打刘毅住所金城的东门、西门。这时江边船上战鼓齐擂，仿佛大军压境。刘毅负隅顽抗，双方混战多时。蒯恩令士兵在墙下掏洞，攻人金城，最后将刘毅困在院内。刘毅突围时遭到蒯恩强力阻截，走投无路只得自杀。战事结束多日后，刘裕统帅大军赶到江陵，决定趁胜伐蜀。盘踞巴蜀的割据势力樵纵，是东晋叛将，自称成都王，又被后秦封为蜀王。刘裕任朱龄石为益州刺史，起兵两万，率宁朔将军臧熹、河间太守蒯恩征伐后蜀。蒯恩领兵两千，充当先头部队。义熙九年(413)七月，晋军克服艰难险阻抵达成都附近的彭模。蒯恩一马当先，率部与敌军展开大战，“自朝至日昃，勇气益奋，贼破走”。晋军以少胜多，一鼓作气平定成都。谍纵见大势已去，在逃亡路上自杀。蒯恩因功被擢为行参军，改封北至县五等男。
  义熙十一年(415)九月，刘裕征讨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司马休之。蒯恩充当先锋，平定江陵后，追敌至鲁阳关（今河南鲁山西南）。他舍生忘死，跟随刘裕南征北战多年，“凡百余战，身被重创。武帝录其前后功，封新宁县男”®，食邑500户。
  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刘裕再次提兵北征。为了掌控朝政，命长子刘义符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事，将蒯恩留在京师侍卫世子。蒯恩虽是一介武夫，但很聪明，做人也很低调。他与朝中百官接触，无论对方职位高低，总是尊称职衔，自称“鄙人”。这种谦恭态度博得朝官交口称赞，为刘裕父子争取到更多人心。不久升迁为咨议参军，又转升辅国将军、淮陵太守。世子开府设立官署，委任他为从事中郎，转司马,原任一应官职不变。
  义熙十三年(417)七月，北征大军攻破长安，一举翦灭后秦。纵观东晋至南朝270多年历史，以这一时期版图最大。当年底刘裕班师回朝，行前安排次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留兵万余驻扎关中。刘义真年仅12岁，无法处理军政事务。次年夏，留守关中的晋将因矛盾激化相互残杀，夏国大单于赫连勃勃趁机攻打关中。刘裕听说长安被困，立即派蒯恩前去接应。蒯恩风雨兼程赶到，解了长安之围，保护刘义真回归。在离开长安时，刘义真纵容将士大肆抢掠,车辆满载财宝和女子，行进速度十分缓慢。夏国太子赫连璜引3万精兵沿途追杀，蒯恩断后，全力阻挡，且战且走，连战数日。当人马走到青泥（今陕西蓝田）时全军覆灭，蒯恩战至精疲力竭被俘，随即被杀害。
  一年多之后，晋恭帝司马德文下诏宣布禅位。刘裕加冕为皇帝，改国号为宋，建元永初。蒯恩鞍前马后追随刘裕多年，在讨伐地方割据势力和北伐战争中屡建功勋。他虽然没能看见主上登基盛况，但受到了应有的褒奖，死后其爵位封邑由子孙嗣袭。
  三、南齐开国功臣李安民南齐武帝永明四年(486),安东将军、散骑常侍李安民卒于吴兴太守任上。噩耗传至京城建康，齐武帝为之伤悼，颁布诏书，追思其功绩：“安民历位内外，庸绩显著。忠亮之诚，每简朕心”，“奄至殒丧，痛伤于怀”®。
  李安民（429~486)，北兰陵承（今枣庄市峄城区）人，其事迹见于《南齐书》 《南史》《资治通鉴》等史书。《南史》为唐代李延寿撰，因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故将“李安民”改作“李安人”。李安民少时胸怀大志，目睹南北分裂局面，经常发出慨叹：“大丈夫处世，富贵不可希，取三将五校，何难之有？”®宋文帝元嘉年间，其父出任薛县令（今枣庄市滕州东南），安民随父在县。元嘉二十七年 (450)，北魏兴师大举南下，薛县失陷，李安民率部曲进行抵抗，失利后长途跋涉南归。其后因招集义师有功，被任命为建威将军。宋孝武帝即位，升任左卫殿中将军。大明七年(463),北魏攻打徐、兖二州，身为无盐（今山东东平东部）令的李安民防守有功，升殿中将军。
  宋明帝泰始二年(466),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谋反称帝，李安民奉命率领水军溯江而上，先后参加了赭圻、湖白、荻浦、獭窟大战，连战连捷，被提拔为积射将军。在这次大战中他的表现十分抢眼，除了积极参加水战，还主动援助友军。当时龙骧将军张兴世据守要地钱溪，战事关键阶段竟断了军粮。安民闻讯，亲自带领粮船数百艘，接连突破叛军五道防线，将粮米送到张兴世军中。叛军将领沈仲玉扼守贵口，封锁长江。李安民奋勇进军，和友军联手击破敌人防线，又乘胜攻克战略要地鹊尾、江城，为夺取平叛胜利立下大功。战事结束后，宋明帝在京城近郊的新亭犒赏众将，同李安民对局博戏。因平叛之功，封他为子爵，食邑400户。
  淮北被北魏占领后，李安民奉命戍守淮河要地泗口，统领舟师沿淮游防。荆亭一战，大破魏军，迁冠军司马、广陵（郡治设淮阴）太守。当时刘宋持节都督萧道成坐镇淮阴，此人即后来的南齐开国皇帝，祖籍北兰陵，与李安民是同乡。因为这层关系，二人开始密切接触。后废帝刘昱即位后，任命李安民督司州军事，领义阳太守。次年(474)，桂阳王刘休范据江州谋反，发兵进逼京师台城，萧道成率军抵御，李安民及时提兵增援。平叛之后，建平王刘景素又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发难，企图暗中拉拢李安民。安民与萧道成有深交，不为所动。在萧道成授意下，李安民提兵至京口，在京郊葛桥击破叛军。
  刘景素被诛后，李安民升转征虏将军、东中郎司马，行会稽郡事。行前萧道成亲自为他饯别，二人密谈至破晓。安民认为宋运将终，天命必有所归，萧道成心领神会。元徽五年（477),萧道成杀死后废帝刘昱，迎立安成王刘準为帝，开始独揽朝政，他委任李安民使持节督北讨军事、南兖州刺史。升明二年（478)，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讨伐萧道成，李安民镇守京城北郊要地白下，接着奉命统兵西讨，一举击败沈攸之，升迁左卫将军，领卫尉。次年，萧道成威逼刘準退位，成为南齐开国皇帝。李安民因追随萧道成有功，被任命为禁军最高统帅中领军，封康乐侯，食邑千户。
  建元年间，李安民肩负淮河寿春至泗口一线防御，与魏军多次交锋。建元三年（481)，北魏军队大举南下，安民设伏于淮河北部丛林，诱敌深入，在孙溪渚战父弯与敌军激战，魏兵大败。萧道成在位时，凡军国密事，“唯与安民论议”。萧道成曾说过这样的话：凡是上报材料，只要有安民署名，我就不再仔细审阅。齐武帝即位后，李安民因屡次献计献策而升迁为尚书左仆射，授金紫光禄大夫。
  李安民治军严明，其亲信城局参军王迥偷盗絹帛二匹，安民不徇私情，按律处以死刑。行刑时他流涕责备:你我虽然生死患难，既然触犯了王法，我救不了你。处斩之后，“厚为殓祭，军府皆震服”®。李安民出任吴兴太守时，自载粮米赴任，当时朝野都叹服其为官清廉。永明四年（486)，李安民病逝于吴兴任所，享年58岁。朝廷追赠他为镇东将军，谥曰“肃侯”。
  四、桓康与怖鬼民俗桓康（427~483),北兰陵承（今枣庄市峄城区）人。生的相貌威猛，勇敢骁桿，年轻时投戎，成为刘宋将领萧道成贴身随从。
  宋明帝泰始元年(465)，萧道成长子萧赜（即后来的齐武帝）出任赣县县令(今江西赣州）。次年正月江州发生动乱，晋安王刘子勋在镇军长史邓琬等人拥戴下于寻阳（今属江西九江）称帝。叛军胁迫萧赜参与谋反，在遭到严词拒绝后将他关人郡狱。萧赜性命可虞，妻小也都面临危险。当时桓康在萧赜手下为门客，他急忙找来一副挑担，一头装萧赜妻子裴惠昭（即武穆裴皇后），一头装萧赜的两个幼子（即文惠太子和竟陵王），飞奔到山中藏匿。安顿完毕，又招集壮士40余人冒死人城，打破郡狱救出萧赜。叛兵发觉后紧追不舍，情势十分危机，桓康断后，奋力死战掩护众人脱险。
  桓康的威猛在当时尽人皆知，打起仗来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因此颇得萧氏父子赏识，从一名门客提拔为冠军府参军、殿中将军、武骑常侍。元徽年间，后废帝刘昱在位,这个小皇帝顽劣成性，“天性好杀，以此为欢，一日无事，辄惨惨不乐”①。有一次竟然要求以萧道成肚胳为箭靶，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萧道成将桓康调到身边。元徽五年(477)七月，刘昱竟死于非命。次日早晨萧道成人宫，当众宣布拥立年仅11岁的刘準为帝（即宋顺帝）。朝臣见桓康伴随萧道成身边，一副杀气腾腾模样，无不噤若寒蝉。萧道成擅自废立之后，胁迫小皇帝封自己为齐王，兼总军国。又委任心腹桓康统领武陵王中兵、宁朔将军，带兰陵太守，侍卫在自己左右。
  萧道成控制朝政后，着手铲除异己，卫将军袁粲、荆州刺史沈攸之先后被诛，接下来的一个目标就是大将黄回。黄回都督南兖、徐等五州诸军事，不但握有重兵，而且“拳捷果劲，勇力兼人”。萧道成将黄回调入京城任职，然后派桓康兴师问罪。桓康闯人东府一举擒获黄回，斩首示众。当时京城传诵一句流行语:“欲倂张，问桓康。”②意思是若想嚣张，试问桓康是否答应。此后桓康升迁为直阁将军、南濮阳太守。升明三年（479),萧道成通过不流血政变登上帝位，建国号齐，改元建元。封桓康为吴平县伯，食邑五百户，转任辅国将军、游击将军、太守。萧道成曾对桓康说过一番肺腑之言：“你跟随我这么多年，还未做雄镇一方的诸侯，可能不理解我的良苦用心，我想同你一起扫平天下，然后共享富贵。”建元三年春，北魏大举南征，桓康奉命迎战，与魏军激战于淮阳，大破敌营。次年因功被任命为青、冀二州（今江苏东北部地区）刺史，负责朐山一线防御。齐武帝即位后，任命桓康为骁骑将军。
  桓康以骁勇刚猛出名，民间将他奉若神明，据史书记载:桓康“摧坚陷阵，膂力绝人。所经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儿，画其形于寺中。病疟者写形帖着床壁，无不立愈”®。中国古代向来对一些流行病或病因不明疾疠产生恐惧心理，其中三种症状常见于儿童:一是疟疾，患者时冷时热，反复发作；二是婴儿无休止啼哭，每到夜间越发加剧；还有一种是莫名瘟疫，经常夺走小儿性命。古人认为，这三种病与三种鬼怪作祟有关，分别是疟鬼、小儿鬼和疫鬼。鬼祟致病观念早在上古时就已存在，东汉王充在《论衡•订鬼篇》引用古书：“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疟鬼；一居若水，是为魍魉鬼；居人宫室区隅沤库，善惊人小儿。”汉代民间对付鬼祟办法，通常采用驱逐式巫术，让巫祝装扮为形象凶猛的傩神方相氏，手执刀杖恫吓驱赶意想中的鬼怪。发展到后来，只要是相貌威猛骁悍之人，似乎都具有驱祟辟邪的特异功能，例如杨大眼、刘胡、钟馗等都属于此类人物。
  由于桓康生活于南朝，以勇桿闻名，所以当时被民间奉为神明，借用他的名字和形象来驱祟。一旦婴儿无休止啼哭，说明已被小儿鬼附体，这时只要高呼桓康名字，便可驱逐鬼祟。患疟病者久治不愈，被认为是疟鬼缠身，若将桓康形象绘于纸帖，贴在患者床头墙壁上，据信可以立刻治愈病人。关于借助桓康形貌名号怖鬼民俗，还见于宋代周密《癸辛杂识》和清代赵翼《陔余丛考》等书中。
  五、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子通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李子通，毅然揭竿于山东，转战于江淮，称帝于江都。
  李子通（？~622)，东海丞（今枣庄市峄城区）人，其生平事迹见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他出身于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少时除了耕种，还从事渔猎谋生。李子通生性豪爽，恩怨分明，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看见年老体弱者劳作，经常主动上前帮忙，“性好施惠，家无蓄积”®。遇见土豪恶霸欺压穷人，定会挺身而出打抱不平。艰难困苦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也铸就了敢于反抗的性格。不久，山东境内爆发了农民大起义，他加入反抗官府的洪流中，很快便成为起义军领袖之一。
  隋炀帝在位期间，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农民生活如滚油锅。《隋书•杨玄感传》记载当时状况：“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北史•隋本纪下》又载:“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上弗之恤也。”。当时遭受荼毒最厉害的是山东地区，不仅徭役繁多，而且赋税沉重。因此在全国反隋浪潮中，山东民众起义时间最早，揭竿队伍最多,反抗斗争最为激烈。
  隋大业七年(611)，王薄、左君行等首先起义于长白山（今山东章丘、部平境内），徒众多至数万人，义军四处出击，声势大振。具有反抗精神的李子通闻讯，率领家乡穷苦弟兄毅然投奔长白山，因作战勇敢，被左君行所器重。当时义军队伍良莠不齐，滥杀滥抢现象时有发生，“唯子通独行仁恕，由是人多归之，未半岁，兵至万人”①。大业九年（613)，义军主帅王薄率兵南下攻打鲁郡（今山东兖州），李子通参加了战斗，表现英勇。此后他又随左君行再次南下，义军一路势如破竹，最后攻破丞县县城。丞县是李子通家乡，人城后，他开仓赈济，惩治为富不仁的土豪恶霸，深受家乡父老爱戴。李子通不但作战勇敢，号令严明，还特别爱护士兵,在军中威信日益升高，前来投奔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一切引起了左君行的猜忌和不安。为了避免双方发生内讧火并,李子通决定南下江淮发展，同昔日长白山战友杜伏威联手反隋。
  在江淮战场上，李子通与隋军展开多次交战，队伍不断壮大，拥有了数万兵力。大业十一年(615)，子通自称楚王，一举攻陷江淮重镇江都。随即在江都称帝，国号吴，建元明政，并设立一应衙署职官。不久，占据丹阳的农民起义军首领乐伯通率众万余归附，子通声势大振。经过筹划准备后，发兵进击盘踞在太湖附近的沈发兴，相继占领京口、丹阳、毗陵、晋陵等地，隋朝设于江南各郡县大都归入李子通势力范围。
  隋王朝土崩瓦解后，反复无常的杜伏威又归降了唐朝。当时李子通驻扎溧水附近,杜伏威部将率精兵夜袭营地，趁风纵火，李子通失利后东走太湖。随后他又重整旗鼓，彻底击败沈法兴，移都余杭。于是“东至会稽，南至千岭，西距宣城，北至太湖，尽有其地”®。此后，李子通与唐军大战于苏州，失利后退守余杭，战败就擒,被唐军押送到京师长安软禁。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不甘失败的李子通与部将乐伯通伺机脱逃，打算重归江浙，招集旧部东山再起，不料在蓝田关被唐兵捕获，随即遭到杀害。六、唐代名臣萧至忠萧至忠（？~713)，沂州丞县（今枣庄市峄城区）人，出自于名门望族,在当时被誉为“九世卿族”。其事迹见于《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另外在唐人笔记和宋代官修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中都有与他相关的逸闻。
  萧至忠刚入仕时任洛阳尉，因恪于职守博得清谨名声，升迁为监察御史。在御史任内，因弹劾凤阁侍郎苏味道贪贿而出名。
  唐中宗神龙初年(705)，萧至忠弹劾鲁国公祝钦明、礼部尚书窦希玢以及户部尚书李承嘉诸多不法行为，由此升迁为吏部侍郎并兼任御史中丞。神龙三年 (707)七月，节愍太子李重俊谋反，兵部尚书宗楚客趁机诬陷相王李旦参与同谋。唐中宗下令严惩，担任主审官的萧至忠为之哭谏。中宗醒悟，遂将此事搁置，提拔萧至忠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全唐文》中收录了萧至忠的 《陈时政疏》：当今朝廷冗员倍多，且与日俱增，致使“台寺之内，朱紫盈满，官秩日轻，朝纲日坏”。而要切实解决人浮于事问题“必在用贤”，朝廷应该坚持“审量材识，官无虚授”®标准。对于曾经有功于国的人员，可以把他们养起来，但决不能用官职作为奖赏。
  萧至忠任职侍中、中书令期间，兵部尚书宗楚客结党营私，朝臣纷纷依附以求自安，萧至忠“独不诡随，时望翕然归重”。唐中宗感叹地说:宰相中只有至忠体念我的苦衷。景龙四年（710)，中宗驾崩，政局发生变化，萧至忠被贬为晋州（今山西临汾）刺史。在任期间政绩卓著，东突厥使者目睹至忠风采，顿生敬畏之心，叹道：“此人理应在朝中辅弼天子，让他做地方官简直屈才。”唐睿宗即位后，将萧至忠召人京师，官拜刑部尚书、右御史大夫，再迁吏部尚书，复任中书令，封上柱国鄧国公。理政之余，至忠与窦怀贞、魏知古等人撰成200卷谱牒巨著《姓族系录》。萧至忠为人恪守信用，有一次与朋友相约，某日在某处相见。到了约会那日突降暴风雪，随行人员纷纷躲入客舍，只有他顶风冒雪伫立路口等待友人。他对左右说，既然与人相约，岂可轻易失信。大家都为他的言行举止所叹服。
  唐玄宗登基后，为了铲除政敌，以谋反罪将太平公主（武则天小女儿）赐死家中。萧至忠因与太平公主关系密切，同时遭到处决。李隆基虽然处死了萧至忠,却依然看重他的人品。在开元年间重用的大臣中，有个循吏叫源乾曜，提升得很快，众人感到困惑。唐玄宗对亲信高力士说:“知道我为什么越级提拔源乾曜吗？因为此人言谈举止颇像萧至忠。至忠固然有罪，但在理政方面堪称国器。”《新唐书•萧至忠传》这样评价：“至忠始在朝，有风望，容止闲敏，见推为名臣。外方直，纠樋不法。”第四节大浪淘沙，名人代出在经历了兵戈纷攘的五代十国后，历史车轮又驶人相对平稳时期。宋元两朝在传统文化方面上承隋唐，下启明清，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创造了中华文明史上又一高峰。枣庄这片热土同山东各地一样，不但产生过叱咤风云的武将和杰出人士，也涌现了不少勤政治国人才和文坛新星，在齐鲁文化星空交相互映。其中王晏、李洄、李稷等就是地域名人中佼佼者。
  一、宋代开国功臣王晏战争推动了历史，也造就了风云人物。生活于五代和宋初的王晏，就属于此类人物。他戎马一生，横戈中原，先后追随过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割据政权帝王，后来又归附北宋开国皇帝，在统一战争中立下了不朽战功。
  王晏（890〜966)，史书又作“王宴”，徐州滕县（今枣庄滕州市）人。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沙场洗礼后，从一个无名军校升迁到开国大将军，直至官拜太子太师，封韩国公，用刀枪书写了豪迈人生。王晏在《宋史》 《东都事略》中有传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都有记载，此外还见于《隆平集》 《洛阳缙绅旧闻记》等北宋史料。
  王晏出身于农家，少年时便以壮勇强焊闻名乡里。他十分看重哥们义气，经常带领一帮穷兄难弟劫富济贫，打抱不平，为乡人排解纠纷。后梁末年，苏北、鲁南一带发生动乱，兵燹匪患接踵而至，许多乡村民居遭受抢劫。由于王晏组织起有效防御，唯独他的家乡安然无事。后唐同光年间（923〜926)，王晏应募加入禁军，在都城洛阳戍守，干了多年后才提升为低级武职奉国小校。公元936年，短命的后唐被后晋灭亡，王晏又投身后晋军队效命。开运三年（946)，王晏跟随本军都校赵晖在陕州（今河南陕县）戍守。当年十二月，契丹大军人侵中原，攻陷后晋都城开封后，派遣保义节度副使刘愿人据陕州。王晏率壮士深夜攀墙人城，摸入府署刺杀了刘愿和契丹监军，将首级悬于府门。刘知远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称帝，王晏劝赵晖等人前往投奔，被任命为绛州防御使、建雄军节度使。不久辽兵北撤，后汉收复中原等州，移都开封，王晏因军功加同平章事。
  后汉政权维持不到5年，朝中发生内讧，权臣郭威攻入开封，建号称帝，史称“后周”。广顺元年(951)，后周太祖任命王晏加兼侍中，提兵镇守晋州（今山西临汾）。刘知远胞弟刘崇扬言复仇，勾结契丹兵马攻打晋州。王晏审时度势，紧闭城门，设伏于城上。刘崇以为王晏胆怯，驱兵蚁附登城，“晏麾伏兵击之，颠死者甚重”。王晏令部将出城追击，大获全胜。
  当年八月，王晏奉命返回京城，后周太祖让他出任彭城（今江苏徐州）武宁军节度使，趁便荣归故里省亲。王晏赴任后，将家乡铁杆弟兄全部请来，设宴款待，赠送金银丝帛。酒席上立法三章：“吾乡素多盗，我与诸君昔尝为之。后来者固当出诸君之下，为我告谕，令不复为，若不能改，吾必尽灭其族。”®从此这一带社会治安良好，地方安宁。故老乡亲纷纷赴京，恳请朝廷为王晏树立衣锦碑。广顺三年（953),后周太祖出征平叛，王晏赴兖州朝见。太祖念王晏治理地方有功，赐他成套礼服和金带，封滕国公，加幵府阶。周世宗即位后，赐王晏加兼中书令，在滕县为他树立德政碑,又将其乡里命名为“使相乡勋德里”，允许私门立戟（勋臣显贵象征）。显德三年（956)，调任王晏任凤翔节度使。显德六年(959),王晏随同周世宗北上征辽，担任益津关（今河北霸州市境内）一路马车都部署（行营总管），一举收复具有战略地位的三关。
  一年之后，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部将拥戴下黄袍加身。拥有重兵的王晏没有提兵征讨，他顺应历史潮流，成为赵匡胤的拥戴者。这一举动，在客观上避免了中原大动干戈，有益于北方的安定局面。北宋开国后，进封王晏为赵国公。建隆元年（960),随宋太祖北征叛将李筠，后改任安远军节度使。安远地近割据小国南平（今湖北荆州一带），王晏采取高压态势，未动兵戈，迫使南平归附宋朝。乾德元年（963),因功被封为韩国公。此时距发生“杯酒释兵权”一事仅年余，王晏握有兵权，担心引起宋太祖顾忌，于是上章请老。赵匡胤顺水推舟，拜王晏为太子太师，允许致仕。王晏回到洛阳别墅后，与一班赋闲将相优游于泉林，三年后病逝于家中。宋太祖闻讯，废朝三曰，举行哀悼,追赠王晏为中书令。
  二、折狱高手魏涛中国古代有部著名案例汇编，名曰《折狱龟鉴》。自南宋初年面世后，素来为司法界人士所推重。该书卷三“辩诬下”收录一桩发生于北宋后期的案例，标题为“魏涛求实”，全文只有简短数百字：魏涛朝奉知沂州承县，两仇斗而伤，决遣而伤者死。涛求其故而未得。
  死者子诉于监司，监司怒，有恶语。涛叹曰：“官可夺而囚不可杀。”不为具狱。后得其实：是夕罢归，骑及门，坠而死。邻证既明，其诬乃辨。①魏涛办理的这桩命案，大致经过是这样：当地两户人家素有积怨，因矛盾激化而发生斗殴。按照当时刑律规定，凡是在斗殴中致人重伤，都要设置保辜。所谓“保辜”，就是根据受害人伤势和治疗保养情况给肇事者定罪。如果被殴者伤势严重,官府就设立一定期限，强制加害者支付医药和营养费用。辜限期内治好，可以减轻处罚，一旦医治无效或致残、致死，就要依据刑律定罪。魏涛在检验双方伤势之后，并未发现严重伤情，所以没有设定保辜，便以轻微伤害案把双方都释放了。不料当天晚上，其中一方突然有人死亡。魏涛尸检之后，认为死因并非白天斗殴，肯定另有其他缘故，所以仍然维持原判。
  死者是当地大户，其子不服，堵住县衙大门撒泼谩骂，还到各级衙门，诬告魏涛审案草率，执法不公。上级官员为此大动肝火，下达批文，令魏涛立刻重审案子，从严处置加害人。魏涛不为所动，他说:“我官可以不做，但这个被关押的囚徒决不能杀掉。”魏涛顶住来自各方施加的压力，拒绝草率改判，经过多次走访和细致的调查，终于找到了铁证。原来那天晚上，死者被释放后骑马回家，因坐骑受惊意外摔死。因为有目击证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魏涛将这个案子办得公正合理。
  《折狱龟鉴》作者在案例后面特别加了按语:这个案子由于两家经常发生争斗，所以死者儿子借机诬陷仇家。发生争斗后官府立即做了调解，显然伤情不严重，依照刑法，此案不属于保辜范围。死者儿子到处告状，目的是想将仇家置于死地。即使保辜，倘若发生其他意外，只能维持原判。坠马者属于意外死亡，不应该依照保辜条例处置。魏涛办案实事求是，可谓尽职尽责。
  《折狱龟鉴》收录的这个案例，其原始资料采自宋代诗人陈师道撰写的《朝奉郎魏君墓铭》①。据墓志记述，魏涛生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卒于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彭城（今江苏徐州）白鹤乡立德里人。魏涛考中进士后任职濮州参军，改河东从事，又转为承县知县。据清光绪《峄县志•职官列传》记载，魏涛在就任承县知县期间，“其治明毅，所至不冤，而承人思之至今”。
  魏涛去世之后，其子魏衍因事来到承县，当时县城男女老少十分热情，对魏衍说:“你是魏大人的儿子，而魏大人又是我们的父母官，他为人亢直不欺，断案如神，我们都怀念他啊！”三、元代文学家李洄天历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闲之燕，论山川形胜。
  臣九思曰：济南山水似江南，殆或过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雍水土而为亭，可以周览其胜，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见其处矣。②以上文字，出自元代著名文学家虞集所撰《天心水面亭记》。这座玲珑小亭处于超然楼近旁的大明湖水面，他的主人就是虞集好友元代文学家李洄。时光虽然已流逝近700年,但李洞其人其事依然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李洞（1274~1332)，字溉之，滕州人。据《元史.李洞传》记载，李洞幼时便气质不凡，十分聪明，刚人学读书时，就以颖悟强记而闻名远近。大德年间(1297~1307)，文坛盟主姚燧偶然读了李洄文章，深为叹异，将他召到门下，悉心传授古文。当时驰骋文坛的张养浩、贯云石、孛术鲁榊、谢端、李之绍等人均在姚燧门下受业。姚燧身为集贤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奉命主修国史。在他的力荐之下,李涧被朝廷授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先后参与《成宗实录》《武宗实录》编撰，后来因家中老人需要奉养，辞职还乡。数年后，李洄又被朝廷召用，任职中书掾、集贤院都事，转太常博士。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蒙古大臣拜住任丞相，推行新政，起用儒士，闻李洄名声，遂提拔他为监修国史长史。数年之间，历任秘书监著作郎、太常礼仪院经历。泰定元年（1324)，任命为翰林待制，因亲老去世，辞职归乡。
  天历元年（1328)，李涧以翰林待制复出，当时元文宗崇尚文治，在皇宫大内建奎章阁，延请天下名士充任学士。文宗数次召见李涧，奏对称旨，被越级提升为翰林直学士，特授奎章阁承制学士。李洄撰《辅治篇》进献，再次得到元文宗赏识，此后朝廷每有大议，都请他参与。不久，朝廷组织学者编修《经世大典》，由奎章阁学士院负责编纂。这是历史上一项重要文化工程，全书880卷，内容涵盖政治、经济以及礼仪制度等方方面面。当时李洄患病已卧床多日，听到消息后积极要求参加编撰。他说:“这是大制作，我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于是拖着病体参与了编纂全过程，书成之后，以病告归乡里。一年后，元文宗再次请他出山，李洄已卧床不起，不久病逝，享年59岁。
  李洄才气过人，相貌气质非凡，据《元史•李洄传》记载：洞骨骼清峻，神情开朗，秀眉疏髯，目莹如电，颜面如冰玉，而唇如渥丹然，峨冠褒衣，望之者疑为神仙中人也。其为文章，奋笔挥洒，迅飞疾动，汩汩滔滔，思态叠出，纵横奇变，若纷错而有条理，意之所至，臻极神妙。
  李洞著文集40卷，传世作品有《溉之集》。清顾嗣立编《元诗选》，收录其诗作10首。其中《过东林寺》诗云：“风破西村雨气昏，泠泠涧水竹间闻。山头知有灵仙过，千丈通明五色云。”他还热衷散曲创作，明代戏曲理论家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收人“词林英杰”150人之列，流传下来的仅有双调《夜行船.送友归吴》①。这套散曲格调慷慨硬朗，读罢令人荡气回肠：驿路西风冷绣鞍，离情秋色相关。鸿雁啼寒，枫林染泪，撺断旅情无限。
  【风入松】丈夫双泪不轻弹，都付酒杯间。苏台景物非虚诞，年前倚棹曾看。野水鸥边萧寺，乱云马首吴山。【新水令】君行那与利名干？纵疏狂柳羁花绊。何曾畏，道途难？往曰今番，江海上浪游惯。
  【乔牌儿】剑横腰秋水寒，袍夺目晓霞灿。虹霓胆气冲霄汉，笑谈间人见罕。
  【离亭宴煞】束装预喜苍头办，分襟无奈骊驹趱。容易去何时重返？见月客窗思。问程村店宿，阻雨山家饭。传情字莫违，买醉金宜散。千古事毋劳吊挽。阖闾墓野花埋，馆娃宫淡烟晚。
  李洞具有多方面才能，他是元代著名书法家之一，墨迹为世人所珍藏。《元史•李洄传》说“洄尤善书，自篆、隶、草、真皆精诣，为世所珍爱”。尤其狂草，书法遒劲，笔走龙蛇，酷似唐代怀素风格。他的《过采江诗》碑刻，保存在马鞍山采石风景区蛾眉亭内。
  李涧生平喜游名山大川，曾游历匡庐、王屋、少室诸山，但最喜欢的地方还是泉城济南。他在大明湖畔构筑庐舍，建超然楼和天心水面亭。李洞生得器宇不凡，善饮酒。《元史•李洄传》记载：“洞每以李太白自似，当世亦以是许之。”李洞侨居济南期间，同文坛许多名流交往酬和，至今传为佳话。
  四、名卿李稷一代风骚归大雅，千秋臣节仰名卿。古代官员多如牛毛，能够被史书誉之为名卿者并不多。《元史•李稷传》对李稷其人作了如下评价：稷为人孝友恭俭，廉慎忠勤，处家严而有则，与人交，一以诚恪，尤笃于乡党朋友之谊。中丞任择善、陈思谦既殁，皆抚其遗孤，人以是多之。出入台省者二十年，始卒无疵，为时名卿云。
  黄庭坚《松风阁诗帖》后李涧跋李稷（1304~1364),字孟豳，滕州人。据元代文学家许有壬为李稷祖父撰写的墓志中记载，李稷出生于六世官宦之家,其祖父李克忠，累官至同知吉州路总管府事,进阶中顺大夫。他还是我国古代外交家，曾奉元世祖之命三次出使安南（今越南），“视万里如跬步”，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圆满完成使命。父亲李希颜，任袁州路知事，官终太常太乐署令。®李稷幼颖敏，8岁能记诵经史，被人们誉为神童。跟随父亲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市）为官期间，先后拜当地知名学者夏镇、方回孙学习《春秋》。泰定四年(1327)，24岁的李稷考中进士,授淇州（今河南淇县）判官。在任期间发生了罕见灾害，他及时禀请朝廷赈灾救济。县内有一伙不法分子聚众赌博，惹是生非，李稷立刻派缉捕人员将罪犯擒拿归案，绳之以法。此后调任海陵（今江苏泰州）县丞，政绩突出。任满后入京，在翰林国史院任编修官，不久提升为御史台照磨(监察机构中负责审计）。
  元顺帝至正中期，李稷在御史台任监察御史，多次上章言事，做了几件令人刮目相看的事情。第一件事，弹劾宦官高龙卜诸多不法行径。高龙卜身为徽政院使，仗恃皇帝恩宠擅作威福，干扰朝政，勾结权臣，狼狈为奸。李稷认为其所作所为动摇了国家根基，应予以严惩。结果高龙卜受到查办，被流放到高丽。第二件事，针对言路如何畅通提出建议。他认为，凡是御史上报的揭发材料，应该通过便捷渠道直接呈递，由皇帝亲自拆阅，这样既可防止某些当权官员从中作梗，又可避免言事者遭受打击报复。为了广开谏路，朝廷对于那些工作突出的言事官员应破格提拔。监察、审计、弹劾之类岗位，应任用品行端正人员。凡是经过皇帝处理过的文件,要及时送到史馆保存，为编纂国史备用。第三件事，京城大承天护圣寺失火，元顺帝下旨重建。该寺为皇家寺院，规模恢弘，神御殿供奉有元文宗和太皇太后御容。李稷认为，当前水旱频仍，国困民穷，不应该再大兴土木。李稷上书之后，此事遂搁置。第四件事主要针对吏治，李稷建议限制吏部权力，由中书省铨选地方官员，杜绝人非所用的弊端。元朝推行种族歧视政策，各级地方政府都设置达鲁花赤（意为镇守者或掌印者），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任，凌驾于地方官府之上。李稷认为达鲁花赤蠹政害民，干扰行政，应一律降为地方长官的副职。由于在御史台恪尽职守，朝廷提升李稷为中书省左司都事，此后又经过4次提拔，升任户部尚书。至正十一年（1351)，朝中一班大臣打算在中原按田亩面积征收赋税。当时民族矛盾已日益激化，颍上（在安徽阜阳境）率先爆发了红巾军起义。李稷洞察到其中危机，立即面见中书省主官，申明利害关系。他说：“如今中原不稳定，如果再增加赋税，肯定引起天下更大动荡，促使更多民众反抗官府。”丞相脱脱认为言之有理。
  至正十二年（1352)，江淮一带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处于淮北重地的徐州被红巾军占领。丞相脱脱提兵前去镇压,李稷随同前往。平乱之后，他请假回到家乡滕州尽孝，购置茔地，将曾祖父以下17位亲人迁葬一处，依照昭穆顺序安葬。事毕入京，就任詹事丞，除侍御史，又迁参知政事。在京7年，兢兢业业，官阶由资善大夫（正二品）特加为荣禄大夫（从一品）。至正十九年（1359)，因母亲去世，辞官回乡守孝。
  李稷乡居期间，朝廷曾两次召他就任陕西行省左丞和枢密院副使新职。当时各地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元王朝大厦将倾，李稷以守制尚未期满婉转推辞。刚刚脱孝，朝廷便任命他出任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至正二十四年（1364)，李稷又出任山东廉访使。廉访使握有纠劾地方各级官员大权，被视为具有“霜摧电掣，蠹朽皆折”的威力。当时元朝统治已气势奄奄，纵使用尽浑身解数，也挽救不了覆亡命运。由于心力交瘁，积劳成疾，李稷上章请求退休，刚返回京城寓所便与世长辞。朝廷赠授他为推忠赞理正宪功臣、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柱国，追封齐国公，谥文穆。不久，元王朝便在农民起义洪流中土崩瓦解。
  李稷先后在元朝中央各部门任职数十年，始终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最终博得“名卿”美誉，从封建伦理角度衡量，他的一生画上了圆满句号。第六章洳运河的开通与沿运文化明代万历中叶，朝廷为了“避黄行运”，开凿了从微山湖夏镇李家口到邳州直河口的260里运河，史称“伽运河”。伽运河的开通，使京杭大运河不再经徐州人黄河至淮安，而是经台儿庄进人江苏，避开了330里的黄河之险。伽运河的通航，南北漕运的拉动，促进了沿运城乡的经济文化发展，孕育出台儿庄这座运河城市。台儿庄的名字，在文献中出现较晚：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总理河道的工部右侍郎曹时聘，在上奏朝廷的《伽河善后事宜疏》里，有“留城闸官夫移之台庄”的建议。明崇祯十二年（1639)，漕河官员在台儿庄东南黄林庄立有河防碑一通，台儿庄作为地标出现在碑文里。®《明史•河渠志》中，涉及台儿庄时称“台家庄”或“台庄”。清光绪三十年（1904)周凤鸣、王宝田主修的《峄县志》，把台儿庄称作“台庄”。几百年间台家庄”、“台庄”、“台儿庄”的名称是共存的。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中外记者报道战况时多使用“台儿庄”的称谓，台儿庄的名称最后确定下来。尽管台儿庄一带很早就有先民居住，发现了多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及众多汉墓，但是，在伽运河开凿之前，台儿庄没有在文献中出现过。明洪武二年（1369)，峄州降为峄县，台儿庄境内拥有功名的文人，自称“峄县人”或“兰陵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去世的贾三近，为今台儿庄区泥沟镇坊上村人，官至光禄寺卿和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逝世前拜兵部右侍郎。在他的诗文和笔记中，没有提过台儿庄，他的落款或自述，自称是“东海兰陵人”。伽运河开通之后，台儿庄由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发展成为运河商贸城市，成就了几百年的繁盛。
  第一节洳运河开通之前的文脉元末明初，台儿庄一带遭遇瘟疫和战乱，社会凋敝，人口稀少。朝廷“招抚流亡，渐得复业”①。据明万历《兖州府志》卷一五《户役志》记载，到明隆庆五年(1571),整个峄县的总人口仅39471人。今台儿庄辖区的面积，不到当时峄县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人口也就是8000人左右。伽运河开通之前的文脉，只能通过少数文人的行迹和创作窥见一斑。
  一、贾梦龙与市井文化贾梦龙（1511~1597)，号柱山，祖籍山东博平（今属茌平县）。其远祖贾德真为避乱迁到峄县西坊上村落户（今台儿庄区泥沟镇境内）。贾梦龙的父亲贾宗鲁，嘉靖初年被选为贡生，到河南南阳县任训导。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贾梦龙也被选为贡生，到直隶内邱县（今河北省境内）任训导。其子贾三近，隆庆二年（1568)中进士后，贾梦龙被“敕封户科都给事中，诘封太常寺少卿、光禄寺卿”@。尽管没有授给实质性的官职，这足以让他荣耀乡里。贾梦龙60岁时候，退居峄县，饮酒结社，赋诗作词，有《永怡堂词稿》刻印。保存下来的部分作品中，有诗歌、词曲、小令等。
  清光绪《峄县志》中收录了贾梦龙多首诗作，《石屋山》一诗云:“云边茅屋水边楼，古道西来杜若洲。栗里莺花三月酒，桐乡风雨一渔钩。彩毫遍写苍岩壁，青草遥嘶白玉驺。山色泉声无限乐，人间此地即丹邱。”《青檀寺》写道:“耽山未办买山钱，每为看山一讨禅。灶侧分泉茶自煮，云中扫石鹿同眠。迩来寺主更新衲，旧处留题已十年。白发不消芳草绿，春风又到佛灯前。” ®这种尽管消极却不失乡绅风度的诗作，并不能代表贾梦龙作品的主流。由于儿子在朝廷做官，家中有大片良田，衣食无忧的贾梦龙在家中养活了一班从江南请来的戏子，歌拉弹唱，尽情游乐，并把其中的经历感受写出来。其《山坡羊》一曲云:“你休说道这园亭不大,尽够俺渔樵们闲话。俺这里有山有水有风月无冬夏，有的花云锦样遮，柳荫稠，竹径斜，有茶有酒有书剑琴棋画,一回家饱饭狂歌来也，有儿童齐和答。听咱有好客来咱更有耍，听咱这一榻风光，只静坐也潇洒。”这位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骚客，经常携妓外出，《夜宿》就毫不避讳地记下了这些经历:“九日跻攀，千百游人圖上看。簪组来迎见，鼓吹开筵宴。嗒，高唱人云烟，烛光闪闪。席上敲棋，睹酒着蛾眉劝，今夜华清宫里眠。”他在《黄莺儿》一曲中写道:“老者你须知，挂冠归来乐有余。楼台起处多田地种桃畦柳溪，看云働雨犁。西郊燕赏东山妓,何须争强使智，伶俐不如痴。”在妓院中宴饮,“座上拥佳人，巧笑工颦”。《皂罗袍》一曲写得更加露骨:“诗酒当场拨闷，有红楼妓女，青琐封君。眼前多少少年人，镜中白了高年鬓。从他哄我，说亲不亲;从他怪我，官人不仁。皮儿虽老心儿嫩。”①在礼教盛行的社会，一个儿子在朝廷中做官的乡绅，能够写出这样放荡曲子，的确需要一定的勇气。
  有研究者认为，贾梦龙才能非凡，政治上不得志，因而思想消极，对社会现实不满，才对生活和创作持如此态度。
  二、贾三近的文治武功贾三近（1534~1592),为贾梦龙之子，字德修，号石葵，别号石屋山人、兰陵散客。明嘉靖三十七年（1S58)乡试中举，隆庆二年（丨568)会试中进士，以博学宏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开始宦海生涯。隆庆四年（1570),授吏科给事中。次年，赴贵阳处理土司内部仇杀事件。平息事端之后，回京时路过故里，请告家居，得到批准,在家闲居两年。万历元年（1573)被召回朝廷，拜户科都给事中。贾三近上任之后，奏请国家改革弊政，严惩贪污，受到朝廷嘉奖。他多次弹劾权贵的不法行为，刚直不阿，执法如山。有人称他为“泰山乔岳，不为私用”，权贵阶层却对他恨之人骨。万历八年（1580)，江西巡抚缺员，有人推荐贾三近，因权臣阻烧，未被批准，被任命为有职无权的南足光禄寺卿。贾二近没去赴任，再次请辞家居。这次隐居将近5年，撰写了7篇《峄县志》。万历十二年（丨584),朝廷任命他为光禄寺卿，负责京城的祭祀、朝会工作。不久，改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保定。万历十四年（1586)，山西、河北发生饥荒，“民多死徙”，贾三近 “日夜忧劳，累疏请赈”，得到准许后，“以天子德意救活贫民，蠲租发仓，计口赈贷。设粥厂千余区，赋吏煮粥，日食男妇二十二万余口，数月始罢”，并“晓譬贫民，各安田里，以待丰年，毋得漂流客土，为人蹂践”。贾三近赈灾结束，升为大理寺卿。他将应得的数千金钱，全部留贮国库，以父母健康为由请告家居。万历十五年（1587)，贾三近第三次回到家乡。①这时的贾三近，经历了官场的沉浮，看透了世间险恶，同时也看淡了功名利禄，于是放浪山水，吟诗作赋。此间，他整理、刻印了《左掖奏草》《左掖漫录》《滑耀编》《先庚生传》等著作，为多处名胜古迹撰写碑文。其中，《古城泰山行宫记》《晋建威参军刘伶墓记》《重修净土禅寺记》为当地学人推崇。《青檀山》《漕渠奏绩歌》《同年张侍御以勘伽河事驻峄，暇日共游仙人洞，因赋》等诗作，在明诗中当属上品。《青檀山》诗：“秋风古木前朝寺，僧屋如巢自在栖。黄叶拍天丹灶冷，青檀绕殿碧云齐。幽人到处鸟鸣谷，樵子归时鹿饮溪。尽日烟霞看不足，买田结社此山西。®”流露了作者追求乡野生活的心愿。民间的手抄本《贾少司马文集》中，收录了贾三近的《宁鸠子小传》。文中，贾三近以“宁鸠子”自许，记述了隐居石屋山泉的生活状态。作者写道：“一遇四野云晴，诸山雨霁，月上中天，云沉海底，遥望一色，万籁无声。信步庭除，怀抱皎然，静无渣滓。抑或旭日和风，浓荫小径，竹床梦觉，散发行吟，鹤步空庭，鱼游在藻，花香鸟语，豁然会心以乾城影国，视宇宙以电光泡影，视幻国以浮云秋水，视世态盈虚消息。天命有常，坎止流行，随其所指。雅客时至，童子命茶。采畦蔬，酌醴酒，相与挥尘,漫谈世事物情。间举古今箴语，童子从旁笔之，积久成秩，名曰《凤翔鹤举》。”有人认为，这部书稿，可能是一部长篇小说。
  万历十九年（1591),宁夏副总兵哮拜反叛。次年，朝廷动议出兵平叛，拜贾三近为兵部右侍郎带兵前往，因背疽未能成行，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秋天逝世，享年59岁。
  曾任礼部尚书的于慎行为贾三近写的墓志铭称，贾三近平易近人，温厚坦荡，端方霍落，无所阿曲。生来白皙修长，鹤姿鹄立，气宇轩昂，风神隽朗，“魁然一伟丈夫也”。于慎行盛赞贾三近通古博今，谈锋犀利，风趣幽默，令人慕思。他博采众艺，诗词歌赋，清爽练宕，同游者皆佩服其敏捷的才思。同时指出，贾三近生前写过一部著作，不肯示人，他为没能拜读而感到遗憾。三、贾氏父子与《金瓶梅》明朝万历年间问世的世情小说《金瓶梅》，通过对市井生活的深刻描绘，折射了晚明社会的黑暗，被誉为“天下第一奇书”，又因为露骨的性描写被斥为坏人心术的“第一淫书”。《金瓶梅》手抄本于万历二十四年出现在吴县，之后有多种版本在坊间刊刻。关于它的成书过程和作者，一直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是说唱艺人在集体创作的基础上整合而成，有人认为是文人的独立创作。个人创作说又分为下层文人说和大名士说。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发现了与世间流传的《金瓶梅》不同的《金瓶梅词话》本，学界认为这是早于崇祯年间《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原始本。词话本中有欣欣子序，称此书为兰陵笑笑生创作。于是，《金瓶梅》的作者才露出一丝影子。至于兰陵笑笑生是谁，学界没有形成共识。鲁迅、郑振铎、吴晗等人认为，《金瓶梅》是用山东方言写成，而兰陵即山东峄县。卢沟桥事变之后，举国投入抗战，没有人再有心思考证《金瓶梅》作者。
  1982年以来，张远芬在《文汇报》《复旦大学学报》《抱犊》等报刊上发表系列文章，指出《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即明代峄县文学家贾三近。1985年，张远芬在齐鲁书社出版了《金瓶梅新证》一书中，为“贾三近说”提出10条证据： (1)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2)他有资格被称为“大名士”；（3)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4)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5)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6)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精于此道；（7)小说中有些人物形象类似贾三近；（8)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9)他曾10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1〇)他写过小说，具备创作《金瓶梅》的文学修养。
  1995年，许志强接受了“贾三近说”中的兰陵笑笑生即兰陵人笑笑生的观点，但他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不是贾三近而是贾梦龙。他从贾梦龙的生卒年代、经历、文学修养、思想心态、名号、对佛教和道教的兴趣、写作内容、对平康巷的吟咏等方面进行推论，认为贾梦龙更有可能写出这部“天下第一奇书”。
  第二节珈运河的开凿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对元代运河进行整治改造，使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运输的大动脉。永乐朝疏通的运河，自徐州至淮安一段是借走黄河水道，遇到洪水泛滥，船只不能通行。从隆庆到万历年间，几代漕河大臣上奏朝廷，力谏开凿自韩庄至邳州的洳运河，改“借黄行运”为“避黄行运”。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经过台儿庄的伽运河竣工通航，使经常断航的京杭大运河得以畅通。洳运河的开凿，是明代最有成就的航运工程，同时促使台儿庄成为运河重镇。
  一、黄泛阻运与徐州、吕梁二洪伽运河开通之前，从徐州至淮安段“借黄行运”河道，容易受到黄泛侵扰，运道经常阻塞，而徐州、吕梁二洪®，是3000多里运河上的鬼门关，过往船只稍有不慎就会船覆人亡。
  因为黄河的水流量具有季节性，而且不同年份的流量也不相同，所以汛期时夹带着大量泥沙的洪水，冲决堤坝;枯水季节，水量载不起漕船。明代中叶之后，黄泛越来越严重。嘉靖六年（1527)，黄河决于曹县、单县、城武等处，淤塞徐州以北运道，漕粮船只受阻。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黄河北徙，决沛县、丰县，200里运道俱淤，昭阳湖以西的运道堵塞更甚。隆庆三年（1569)七月，黄河在沛县决口，茶城一线淤阻,2000多只粮船阻隔在邳州，无法通行。隆庆五年(1571)四月，黄河在邳州决口10余处，损失漕船千计、粮食40万石，匙头湾以下80里河道淤塞。万历二十一年（1593)大雨，汶河暴涨决口，洪水下灌徐州、沛县，冲毁漕河堤坝200多里。万历二十五年（1597)，黄河又在单县黄垌决口，河道向南迁移，徐州、吕梁以下河段几乎断流。
  徐州、吕梁二洪，即徐州城东南“借黄行运”河道上的两处急流。汉代以前，这两处急流就是古泗水上有名的险滩。南宋建炎二年（1128),黄河夺泗水人淮，此后，徐州、吕梁二洪的水流较以前更为湍急，是南北漕运通道上的重要障碍。永乐朝开通京杭大运河之初，黄河水流充足时，漕粮之船能够通过此二洪，水少时难行。为保证漕运的畅通，明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立专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吕梁洪上闸设洪夫1050名、稍水123名，下闸设洪夫500名、稍水90名。他们都是吕梁本地精通水性者，即便如此，吕梁漕运仍然十分艰难。
  黄泛和徐州、吕梁二洪，成为影响3000里运河通畅的病根。二、“洳河之议”与珈运河的开凿京杭大运河在淮阴至徐州段，有33〇里与黄河并行，从江南北上的漕船，借黄河行运。据《明史.河渠志》记载，从嘉靖六年（1527)至万历三年（1575)，邳州经徐州至济宁运道发生的“黄河害运”事件，达10次之多。其间，许多漕河大臣，前赴后继，上奏朝廷，力谏开凿伽运河，以“避黄保漕”，彻底解决“黄泛害运，，问题。由于张居正的阻挠，迟迟没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死后多年，万历皇帝才做出开伽决定，彻底解决了“黄泛害运”的问题，使国家命脉得以畅通，同时成就了台儿庄几百年的繁盛。开凿伽运河，从初议到实行至最后完成，几经周折，前后历经30多年，可大体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动议阶段。据清雍正三年（H25)成书的《行水金鉴》记载，明隆庆三年（1569)七月，“河决沛县”，决口的河水自考城、虞城、曹县、单县、丰县、沛县直抵徐州，沿线俱受其害，茶城淤塞，2000余艘粮船在邳州受阻。总河都御史翁大立视察徐州子房山、梁山、境山、地浜沟、马家桥等地。在摸清情况之后，建议“自马家桥，经利国监，人伽口，出邳州”，“可别开一河（伽河）以漕”，以避黄河运道秦沟、徐吕之险，实现经久之策。翁大立召集官员商议，将结果上奏隆庆皇帝，皇帝下令立刻着手实施。此为开凿伽河运道刍议之始。但没过多久’ 黄河水落，漕运恢复正常通行，开洳之议遂遭搁置。
  第二阶段，动工阶段。万历二十一年（1593)，暴雨大作，黄河在汶上决口，洪水进人徐州和沛县,溃漕堤200里，运道受阻。万历二十二年（1594)，总理河道的工部尚书舒应龙为求通泄之途，在微山湖东的韩家庄、性义岭南，绕开需要开凿石方的葛墟岭，开了一条通往彭河的40里支渠，引湖水由彭河人伽河。在李家石桥至万家庄之间的湖口，筑长八千四百六十丈、宽一丈的堤坝，渠口创建石闸以备蓄泄。这项伽运河开凿史上最早的工程，为后来的开伽奠定了基础，舒应龙因此成为“开伽第一人”。
  第三阶段，初通阶段。万历二十五年（1597),黄河在黄烟口决口后南徙，镇口淤塞，徐州、吕梁二洪河段的河水干涸。这期间，朝廷在分黄导淮上序力甚大，开李吉口、小浮桥及镇口以下的旧道，建闸接引黄河水济运。可是，因为黄河水泥沙含量高，河道疏浚不久即淤塞，有人提出这样做不是长久之计。次年三月，工科给事中杨应文、吏科给事中杨廷兰请求开挖伽河，并在奏折中分析了开伽的地理优势和可行性。他们的上疏引起朝廷重视。次年，都御史总河刘东星、夏镇分司梅守相提议继续韩庄未竟的工程，疏浚微山湖东已开的支河，上通西柳庄，下接韩庄，以避微山湖口“突遇狂飙，未免败没”之险；东南方向万家庄、台家庄、侯家湾、良城等“山冈高阜，多砂礓石块，极难为工”处，力凿成河，以接洳口，轻小粮船可以通行。他们的奏议得到批准，但因为当年水势太大而没能施工。万历二十八年（1600),工部覆直隶巡按御史佴祺，复请开洳河。都御史总河刘东星奉旨来到伽河工地，不问浅狭难易，坚持向前推进，开通了最难施工的河段，并在巨梁桥建石闸1座，德胜、万年、万家庄各建草闸1座，使伽运河道的基本走向由此定型。
  第四阶段，功成阶段。万历二十九年（1601),刘东星积劳成疾，在任上殉职。然而，伽河雏形已定，通航成效得以显现，继续开伽已呈必然之势。万历三十一年（1603)，黄河再次大决单县苏家庄及曹县楼堤，冲沛县四铺口太行堤，形成百年不遇洪灾。四月，工部右侍郎李化龙总理河道，复议开伽河，以避河险。次年正月，李化龙上奏开洳之利，提出六善二不疑：“伽河开而运不借河，河水有无听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洳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善二。运不借河，则我为政得以熟察机宜而治之，善三。估费二十万金，开河二百六十里，视朱衡新河事半功倍，善四。开河必行召募，春荒役兴，麦熟人散，富民不扰，穷民得以养，善五。粮船过洪，必约春尽，实畏河涨，运人洳河，朝暮无妨，善六。为陵捍患，为民御灾，无疑者一。徐州向苦洪水，伽河既开，则徐民之为鱼者亦少，无疑者二。” ®万历皇帝认为这是长久之计，下令立即开工。李化龙走马上任，开通了从夏镇到直河口260里的伽河，避开了330里黄河之险。八月，伽运河正式开通。这一年，运送漕粮的船只三分之二通过洳运河北上。
  从隆庆年间翁大立提议开洳，到万历三十二年洳运河全线通航，中间经历了30多年时间。这段航道的开通，使京杭大运河的通航时间每年增加90天，航程缩短3天。经伽运河北上的漕船，每年在7700~8000艘之间，运送漕粮420万石。使得京杭大运河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
  三、开洳功臣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开凿洳运河，是明代运河整治的重要工程。在开凿过程中，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三位大臣起到了关键作用，被后人称为“洳河三公”。明清两代朝廷，对他们的贡献给了应有的褒奖。明朝万历皇帝赐李化龙谥号“襄毅”，天启皇帝赐刘东星谥号“庄靖”。清朝乾隆年间，漕运总督杨锡绂高度赞扬了“三公开伽”的功绩，指出：“伽之开，河臣舒公应龙建其议，刘公东星继其事，李公化龙毕其功，在当日言事诸臣，好以口舌持短长，或忌或阻啧有繁言，而三公殚心国事，不恤人言，尽智竭力，前后相继，疏凿挑浚，卒避三百里黄流之险，而成此二百六十里安流之运道，岂非万世之利……三公不可无祀。”®乾隆二十九年（1764)，杨锡绂在万年闸北首（今峄城区古邵镇杨闸关村）建三公祠，颂扬他们的功绩。据《乾隆起居注》记载，乾隆三十年（I765)四月二十七日，乾隆皇帝从江南返京，驻跸万年驿大营，题写了“绩均伽运恭悬祠”。
  舒应龙（？~1615)，字时见，号中阳，广西全州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万历二十年（1592),由南京兵部尚书任上召人京师为工部尚书，总理河道。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汶河决口，下灌沛县、徐州，冲毁运河堤坝200多里。舒应龙上奏朝廷，恳请在韩庄以东开挖一条支渠，以宣泄微山湖及鱼台等县的积水。准奏后，于次年动工，用5个月的时间开挖了40里长的中心沟，成为伽运河的上游。
  刘东星（1538〜1601),字子明，山西沁水人。明隆庆二年进士。万历中叶任河漕总理、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万历二十七年（1599)，刘东星和梅守相提出，继续开挖韩庄中心沟，拓宽加深侯家湾、良城直通伽口的河道，使其能够行船，得到朝廷准许。因为当年河水漫过河床，未能施工。第二年，刘东星、梅守相再次奏请开伽。获得批准后，刘东星排除种种困难，动工开伽。工程费用仅用了二十分之一，伽河已开成十分之三。在准备建造巨梁桥石闸和德胜、万年、万家庄三座草闸时，刘东星积劳成疾，以身殉职。
  李化龙（1554〜1611)，字于田，北直隶长垣县（今属河南）人。万历二年（1574)进李化龙塑像（李纲摄）士。万历三十一年（1603)六月，黄河在山东单县、曹县和江苏沛县决堤，横冲运河河道。朝廷任命李化龙为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李化龙上疏力陈开伽，获得批准。万历三十二年（1604)八月，开通洳运河，“伽河之安流，代黄河之险道，八千运艘，不两月过尽”®。万历三十三年（1605)二月，李化龙因母丧离任回家丁忧，临行之前，仍令负责运河的官员疏浚河道30里，建船闸3座，保证洳运河畅通。
  伽运河是明代漕运史上一项巨大的工程，是漕河官员与劳动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洳运河的通航，改变了京杭大运河苏鲁交界区段借黄行运的历史，正常年景的通航时间，每年增加90天，使运河的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
  第三节洳运河与台儿庄伽运河的开通，对保证京杭大运河通畅、漕粮北运以及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台儿庄借运河之利而繁荣，成为水陆重镇。清康乾时期，每年有将近万艘漕船和数万艘商船在台儿庄等待过闸，大量船民和商贩汇集台儿庄，给当地居民提供了经商机会，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他们由农从商、从工、从渔、从运，使“约台之民，商贾过半”，台儿庄成为繁华的运河枢纽城市。“人夜，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被称为“天下第一庄”②。
  一、明代筑城与漕道八闸的创建洳运河开凿之前，台儿庄只是一个普通的集镇，尽管在台儿庄城区附近有汉代陶器等生活用具出土，但是在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前，台儿庄还不具备“城”的规模。洳运河开通之后，台儿庄成为运河重镇，接任李化龙总理河道的工部右侍郎曹时聘，上疏朝廷，请求在伽运河沿线置邮驿、设兵巡、增河官、立公署，获得万历皇帝的应允。万历三十五年（1607),台儿庄开始筑城。清代又进行过3次重修。
  据清光绪《峄县志》卷八《建置》篇记载，清顺治四年（1647)，兖东道兵备副使蒋鸣玉倡导重建台儿庄城，由县丞雷拴负责，次年竣工。第二次筑城是在康熙年间。《峄县志》卷二一《耆旧》篇记载：“康熙间，黄河决，花山徐邳灾，漕运中梗。”康熙皇帝南巡，一位名叫曹自新的乡绅，率数州十万士民迎銮吁恩，并进河图。“口析水患数千言”。康熙皇帝“即敕河臣覆勘，给币修筑”。这时的台儿庄城，东西长5里，南北宽2.5里。咸丰五年（1855),黄河决口，殃及台儿庄，多处城墙坍塌。一些土墙民房，基本没有剩下。咸丰七年（1857)，由地方圩练长尤训光发起募捐，再次筑城。这一次修筑的城墙，墙体高一丈三（相当于4米），宽一丈（3米），砖墙内筑土坯，城外有三丈宽的护城河。咸丰年间的台儿庄城,规模有所缩小，建有城门6座，命名不算整齐，但富有学问。东门叫“仰生”，意思是官府、官员仰仗众生而存在;西门叫“台城旧志”，表明她是旧城的标志;北门为“中正”，意为中正仁和；小北门曰“承恩湛露”，意为蒙承上苍恩典，享受丰沛的雨露；南门叫“惠迪吉”，意思是顺从天道就能吉利；小南门叫“迎祥”，意思是迎来吉祥。东南西北4个正门均建有两层门楼，上为岗楼垛口，下为通道，城墙上面可行驶大车。
  伽运河解决了黄泛阻运的漕运难题，但是，从微山湖到台儿庄的85里河道，西高东低，微山湖的湖底比台儿庄高7米。尽管在汇流区域内有244处泉源®,但旱季有径流的仅有10处。巨大的落差,使雨季储存在微山湖的水源，用不了多久就会流泄净尽，而泉水所能提供的补给，满足不了通航需要。为解决水源下泄难题，漕河官员想出了建立闸坝的方式。万历年间，在韩庄至台儿庄之间85里河道上，自西向东依次建起韩庄、德胜、张庄、万年、丁庙、顿庄、侯迁、台儿庄8座斗门式船闸。为了减少启闭次数和闸门磨损，节省维修费用，每次过闸，船只必须结队编组，不准单船过闸。这样，船闸管理和维修需要专门机构。为此，朝廷在韩庄至台儿庄之间，设闸官署4处，浅铺38处。每个闸官署设闸官一名，管辖两处船闸。闸官虽然官阶低下，未人品流，但手下有许多船夫,负责船闸的启闭及所辖河段的蓄水、泄洪，掌管着船只通行的权力。
  二、清代繁盛与运河重镇的勃兴台儿庄成为中转南北货物的水旱码头之后，官府和商家的进驻使台儿庄人口猛增，商贸繁荣，成为峄县40个集镇之首。清光绪《峄县志》卷二四《艺文志》载：“自伽河既导，而东南财糈跨江越淮，鱗次仰沫者，凡四百万有奇”，台儿庄 “遂为国家要害”。每年经过台儿庄的漕船和商船，多达10万艘。江浙、湖广一带的竹木、瓷器、丝绸、茶叶、蔗糖、稻米、纸张、桐油、工艺品、棉布、水果等，纷纷运抵台儿庄码头向周边批发，北方的山果、木材、药材、皮张、杂粮、油、麻、烟草、煤炭等也由台儿庄中转南下。四方商人趋利于台儿庄，周边的农村人口也纷纷向这个新兴的城镇迁居，加上码头搬运工、纤夫、水手、官员、僧侣、游客和驻军，使城里人口迅速增加。在丁字街、月河街、顺河街、鱼市街、竹竿巷等商贸街巷，店铺多达百余家。临河店铺为了方便装卸货物，便在月河北岸、东岸修筑了功能齐全的十几处石阶码头。这些码头至今尚存完好，成为京杭大运河沿岸仅存的明清码头。
  台儿庄商贸业的繁盛，官府是主导，民间商业是主体。明末清初，以郁、台、花、马四大家族为主，至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又出现了燕、尤、赵、万四大商户和100多家有商号的商行。嘉庆之后，尽管国势走低，台儿庄的商业却蒸蒸日上，这时候，又出现了陈、王、袁、胳四家有实力的商户，影响着台儿庄的商贸风气。他们与经营毛皮业和清真饮食的沙、洪、展、吕四大穆斯林商户和睦相处，平分秋色。有的粮行、皮行、染坊、酒坊还雇用工人，聘请经理，摆脱了家族经营模式。“道升”、“澧泉”、“广源”等5家酒坊，各有雇工近百人。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发达，行业众多，有数百种手工产品，如舟船、农具、家具、文具、餐具、茶具、兵器、小五金、工艺品等。清咸丰四年（1854),汶上县作坊主郝兆祥来台儿庄开办酱园店，自产自销，年收人4000银元。光绪十一年(1885),泰安纸业作坊主范兆信来台儿庄开办抄纸作坊，每天生产毛边纸2500张。宣统三年（1911)，济南同益公铁锅厂到台儿庄兴办分厂，年产铁锅、鏊子5万余口。
  清末民初，尽管运河已经不是国家唯一的南北运输通道，但台儿庄的商贸业仍维持了一定规模。据《山东集市调查与研究》记载：民国初年，台儿庄有曰用百货、杂货、布线、皮革、中药、饭店、银、铁、瓷器店等70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同仁百货店、复兴杂货店、恒之兴棉布店、中和堂药店、孙家酒店、裕康酒店、徐家瓷器店、协兴东铁货店、曹家棒场、豫祥酱园、万祥糕点、彭家饭店等。
  三、优势凸显的黄金水道伽运河开通之前，京杭运河作为南北交通航道，不能实现全年通航，成为朝廷的心病。《山东通志》第21卷《秩祀》道出了漕运的重要性：漕船“三月不至则君担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真可谓“倚漕为命矣”。伽运河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开通、次年正式通航之后，京杭运河才真正成为朝廷能够依赖的交通命脉。明河道总理于湛在《运河题铭》中评价说:“国家定鼎燕京，仰借东南朝税四百万担，以资京师，唯此漕渠一脉，为之咽喉。”自明朝万历至清朝咸丰这300多年里，运河的商品流通量远远超过其漕粮运输量，“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续”，“商船往来，日以千计”®。同时，明朝政府规定，漕船允许附载一定的物品，因此有芦席、板木、城砖、酒瓶、修河材料搭载漕船运输。据测算，经运河运输的货物，相当于漕运量的10倍。按每年运输漕粮420万石计算，经运河运输的其他商品，每年在4000万石左右。
  清代，台儿庄北部的民营采煤业已经具有规模。据清光绪《峄县志》载：清代前期，台儿庄以北的“枣庄、田家庄、齐村居民以此为业，往以煤故致资数百万”。乾嘉时，台儿庄北的民营煤窑时有增置，每年有“数百万石”的煤炭通过台儿庄运河“连樯北上”，供应京津冀一带。道光之后，峄县的煤炭出境，皆由台儿庄水路北上或南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峄县中兴煤矿公司在台儿庄运河沿岸建设煤炭专用码头，把煤炭发往淮阴、镇江、上海、浙江等地。1912年，中兴公司投资兴建的台枣铁路竣工，随后在台儿庄设置了贮煤场，建立煤炭周转基地，拥有运输船舶72艘，最大载重吨位为80吨。由于煤炭货源充足，还吸引了大批外地船只来台儿庄参加运输，仅从黄河、小清河来台船只就有118只，约3500吨位。台儿庄运河码头形成了水陆联运的格局，煤炭吞吐量每年达80万吨。
  四、商贾云集，文化繁荣台儿庄是一个移民城市。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人口膨胀几十倍，所增加的人口多是外地涌人的淘金者。他们开始并不携带家眷，而是一个人先来创业。等到购买了地产把老小接过来时，在家苦熬的孩子，已经错过了读书年龄。他们来到台儿庄，尽管有了生活平台，却不能坐下来读书，只能跟着父辈创业。等到在竞争中有幸成为富户，生存压力依然不轻，他们既要应对激烈的竞争，又要防备匪患。台儿庄是商业城镇，是冒险者的天堂,却不是培养官员和文人墨客的园圃。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取进士的黄和、崇祯元年（1628)考取进士的黄图昌并不是台儿庄商人的后代。这个“甲于邑”的台儿庄，在一年又一年的科举考试中成绩不佳，成为地方官的一个心病。
  乾隆四十八年（1783),时任峄县知县的张玉树，在台儿庄文昌阁院内创办了以培养童生为使命的官学兰陵书院，与峄县城里的峄阳书院南北呼应。因为台儿庄大部地域为古兰陵郡和东海郡兰陵县辖地，所以将这座书院命名为“兰陵书院”。嘉庆二十四年（1819)，知县张涛进行了扩建。道光二十年（1840)，知县张梦祺重修。咸丰元年（1851)，朱彦华再次重修。兰陵书院占地4亩，依托文昌阁，中为讲堂3间，东西厢房各5间，二门楼1间，大门楼1间。院内有寝室6间，供学子住宿。
  兰陵书院为台儿庄乃至鲁南苏北地区的文化摇篮，是许多读书人改变命运的地方，也是文人骚客汇聚的场所。因书院建在文昌阁内，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是文昌阁香火会日，文人墨客云集，四方游客络绎不绝。清道光四年（1824),台儿庄的儒生为了表达对孔夫子的崇敬，在文昌阁旁边建了一座字纸炉用来焚烧字纸，以免有人把写有“圣人之言”的纸张作为废纸使用而玷污了圣人。从此以后，每天都有老年文人背着竹笼，到学校、街巷捡拾字纸，送到字纸炉焚烧。光绪二十八年（1902),兰陵书院改为校士馆。兰陵书院在台儿庄一直是重要的教育基地，甚至是衍生教育的母体。它的出现，带来了台儿庄教育的繁荣，至光绪年间，知名私塾学校发展到32所，加上周边乡村的私塾共有70多所，另有义学与教会学堂10多处，为台儿庄培育出大批文化名人。
  五、台儿庄城区的水工设施及衙署机构台儿庄的地势为西高东低，南北为丘陵地带，是洪水走廊。在3170平方公里的汇流区域内，年平均降雨量800毫米以上，最高年份为1400毫米。驻守台儿庄的官员和当地居民，用开挖水街、汪塘的方式对付水患。这样，一个不到5000亩面积的城镇，拥有14里长的水街和18个汪塘。这些水街和汪塘，形成相互连通的循环系统。运河两岸，建有6里长的驳岸和13座码头，供装卸货物和汲水之用。这些水工设施使台儿庄成为东方古水城。
  台儿庄的官署机构，《峄县志•官署》卷有具体记载。
  县丞署:位于台儿庄城最南端，西临月河，大门朝南，门前有小广场。有八品县丞1人，衙役若干。
  参将署:俗称“大衙门”，始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清朝正三品参将行署，统领600兵马，负责管辖220里运河河道的工程防护和漕运治安。参将署占地7亩，有砖墙瓦房50间，建筑面积684平方米。总体布局为坐北朝南，四进院落，从大门往北，依次为前堂、二堂、大堂和后四合院。前堂东西两侧各建1个花门。二堂台儿庄复建的参将署有6间正堂，宽8米，青砖灰瓦厦檐抱柱走廊，门两旁各有1头高约2米的石狮子。院内建有五步台阶高的望月台和钟鼓楼，正堂东西两侧有配房各6间。大堂5间，高10米，内有8面屏风，后墙画壁两侧各建角门，通过角门能够进人四合院。四合院有南北屋各6间，东西屋各3间，为参将的私人住所。1937年1月，国民政府在此设立山东峄县警察局台儿庄分局。1938年初，成为第三集团军副司令沈鸿烈的军火库。在台儿庄大战中，这批军火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兵行署:建于清康熙年间，占地1.5亩，有瓦房5间。是总兵到台儿庄巡察时的官邸。守备署:建于清康熙年间，占地面积5亩，房屋100多间。是参将统领的绿营兵营房。闸官署：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伽河开通后，为加强河道管理，工部侍郎曹时聘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上了《伽河善后事宜疏》，请求朝廷在台儿庄运河沿线置邮驿、设兵巡、增河官、立公署。获得万历皇帝的应允后，在台儿庄、顿庄、万年、德胜设立了闸官署。清代基本循明代管理制度，除闸官、闸夫外，又增拨了官军兵马守护，兼管社会治安。
  台庄驿：为京杭大运河上一处重要驿站，苏州园林风格。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河漕总督御史曹时聘在台儿庄督运时设立，当时仅有驿丞1人。清朝乾隆七年（1742)，编制增加到5人。
  台庄公馆：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到三十二年（1604),舒应龙、刘东星、李化龙在台儿庄主持开伽时所建，相当于“伽运河工程指挥部”。清朝康熙年间重建。六、民居博览城台儿庄处在京杭大运河中间的咽喉地段，汇聚了南来北往之客，容留了三教九流之徒，大批外地客商在这里落地生根，并兴建了不同风格的住宅和商铺，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台儿庄成为接纳、融汇不同建筑风格的城市，成为民居博览城。
  (一）鲁南民居即茅草屋，为土砌墙体，实木屋梁和檩子，高粱秆代替椽子，麦秸稻草做屋顶的房子。就地取材，节能环保，屋内温度不随室外温度明显变化，冬暖夏凉，适宜人居。台儿庄运河南岸的古村庄——纤夫村，最能体现台儿庄明清运河沿岸的居民生活特点。
  (二）北方大院伽运河开通后，大批晋商经北京和天津沿运河南下，在台儿庄聚居，兴建了北方大院式的会馆和住宅。随着生意的兴隆，晋商中产生了一些大户人家，他们以家族为纽带，在台儿庄兴建了许多大型院落。万家大院是北方大院的典型代表，但不幸毁于战火。胡家大院坐落在月河街东首，为四进四出的两进庭院，北头为单层面街门市，中建双层堂楼，东西各建厢房，青石铺地，院宅幽深，室内楠木楼板，雕梁画栋，古色古香。这种店面临街、庭院朝河的结构布局，表现出顺天然、亲人和、朴素雅致的个性特征，具有节奏明快、方便实用的商业功能。
  (三）徽派建筑随着运河漕运的发展和枣庄商贸业的繁荣，大量徽商沿运河北上，到枣庄一带经商，并在台儿庄建造了徽派的会馆、商铺和住宅。大衙门街两侧的店铺、民居，建有明显的马头墙，是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
  (四）水乡建筑台儿庄因运而兴,境内河流密布，很多建筑临水而建，尤其是运河两岸的商埠，有的阳台伸人水面之上，临河而居，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建筑特色。在空间构成上，水乡建筑枕河而居，因河设市，夹岸为街，水陆两宜，构筑了小桥流水人家的闲适意境。在建筑特征上，规模较小，但具体人微，粉墙黛瓦，山墙起伏，宅院四合。既体现传统家族伦理秩序，又有文人墨客的闲适，以及北方人的纯朴、敦厚追求。(五）欧式建筑清朝末年，由于中兴煤矿公司的发展和西方天主教、基督新教的传教士来枣庄传教，欧式建筑风格开始在枣庄出现。民国初年，中兴公司陆续建成了以台儿庄为中心节点的枣台铁路和连接陇海线的台赵铁路支线，促进了台儿庄古城商业文明的又一次繁荣。视野开阔的中外资本家纷纷在此开设货栈、商行、码头，争先恐后建设电报局、学校、医院、教堂、洋行、货场等。台儿庄老火车站、中兴煤矿公司驻台儿庄办事处，由德国工程师设计，为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六）宗教建筑台儿庄运河两岸，靠船运生活的人们，面对不可预见的危险,用祈求神灵庇护的仪式寻求心灵安慰。来台儿庄做生意的商人，也祈求神灵助其财运亨通，发财后又祈求神灵保佑世代富贵。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口对自然和神灵的敬畏与崇拜，使台儿庄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气氛，官家、军人、士绅，纷纷捐资兴建供奉神灵的庙宇。乾嘉时期，城内共有72座庙宇，达到了百步之内必有香火的密度，号称“东方小佛国”。这些庙宇，形制丰富，品类繁多，特色鲜明。有的大气稳重，有的精致灵巧，集中反映了运河城市特有的和谐共处、融汇通达的多元宗教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庙宇有：儒家的孔子庙、文昌阁，道教的关帝庙（山西会馆）、吕祖庙，佛教的准提阁、南观音庙、北观音庙、清凉庵、水月庵，伊斯兰教的清真古寺（北寺）、清真南寺，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天主堂、基督教堂，以及代表各地民间信仰的天后宫、泰山奶奶庙、大王庙、龙王庙等。
  (七）闽南建筑运河漕运拉动了台儿庄商业的繁荣，不仅运河沿线的客商来此经商，而且闽商也到台儿庄从事商贸活动。他们在台儿庄留下了闽南风格的商铺、住宅、会馆、庙宇,使枣庄的建筑风格更加多元。其中，闽丰号福建会馆和天后宫是台儿庄闽南建筑的代表。据考证，台儿庄天后宫的所有建筑材料及其构件，均是在福建泉州加工完成之后，经海路运至杭州，再通过运河运到台儿庄组建的。
  (八）岭南建筑伽运河开通后，一部分粤商来到台儿庄，开设“广货店”（因为这个原因，枣庄人把时髦说成“广”），兴建了岭南风格的建筑。这些被当地百姓称为“串楼” 的建筑，即岭南风格的“骑楼”。
  台儿庄建筑并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地方的建筑，而是因地制宜地将各种建筑风格进行相互融合，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刚柔并济、雄秀兼备”风格。第四节洳运河两岸的尚勇文化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为国家漕运通道，运河沿岸的码头成为物资集散中心。台儿庄作为南北交流孔道，在地理上占据重要位置。经过明末清初的动乱，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涌到运河沿岸，以拉纤、搬运和经商为生，因而聚集了大量没有不动产的外来人口。清王朝建立之后，有人打起“反清复明”的旗帜，组织起义队伍，在运河两岸活动，抢劫官船和商船。清王朝利用镇压和怀柔相结合的方式，一度使这里的治安实现了好转，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反抗的因素始终没能消除。进人晚清，黄河改道，张秋以北的运河断航，漕粮改为海运，沿运船夫纷纷失业，反抗的烽烟再起。老百姓为了自身安全，耍刀习武，形成特殊的尚勇文化。
  一、清初峄县的“盗户”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题为《盗户》的小说：“顺治间，滕、峄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复相苦，烦有司稽籍焉。……”这篇小说，不是蒲松龄的虚构，而是对清初鲁南社会状况的艺术性表现。所谓“盗户”，实际上是明末清初曾经活动在峄县一带的农民武装分子，后来被清王朝采用剿抚兼施的手段平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使之不再闹事，于是就地安插归农，登记造册时谓之“抚户”，俗称“盗户”。
  明初大迁民之后，峄县的社会生活趋于稳定，万历之前，赋役较轻，人们安居乐业。进人明末，由于水旱频仍，赋役加重，至崇祯年间，水灾、旱灾、蝗灾接踵而至，瘟疫猖獗，赤地百里，白骨纵横。许多破产农民和失业工匠，纷纷斩木为兵，加入起义军队伍。朝廷派兵围剿，起义军为了保存实力，进入抱犊崮、沧浪渊山区，继续与官军对峙，一直坚持到明王朝灭亡。这些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起义军，就是后来构成“盗户”的基本成分。
  清王朝建立之后，盘跟在山区丛林中的武装残余,不时下山抢劫，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隐患。另一方面，大片良田荒芜,在册人丁减少。明万历中叶，峄县全境有成年男丁12173人，征粮土地17659顷；清初顺治年间，全县在册男丁只剩下2739人，田地1888顷。顺治十二年（1655)，历史学家谈迁由北京返回故乡浙江，乘船途经峄县，发现曾经“烟井辐湊”的台儿庄，只剩下相当于从前一半的居民。峄邳交界的良城，“旧多居人，今才数家”。新当政的清王朝，希望按原先人册的田亩和人丁征收赋役。《峄县志》记载:“顺治初，峄地粮颇重，田百亩纳银九两四钱，邑人大困。”峄县籍的清廷官员意识到问题严重，上书山东巡抚申明利害关系：“且以现在之丁较往昔十损其八，以往昔之赋课现在，一以包十，百姓旦夕莫保其残喘……倘复激疲民，而滋之乱，殆亦如虎生翼矣。此今日之峄，大为可忧也。”®据蒋良骐《东华录》卷五记载，清廷为了发展生产力，维护社会秩序，推出了招徠流民垦荒的“劝垦”政策，“劝农桑以植根本，抚逃亡以实户口”。顺治六年（1649),山东巡抚方大猷向清廷条陈:“州县卫所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民屯种。” ®官府对垦荒者适当资助，并放宽纳税年限。峄县的“盗户”就是在这种大气候下产生的。
  因为有的“盗户”曾经参与反清活动，官府对他们不放心，不敢像安置普通流民那样安置，而是把他们集中安插，分为若干寨，有官兵监视。规定20年之后，如果没有反叛行为，其后代可以与普通农民一样参加科举考试。
  二、惊动清廷的抢劫龙袍案清军人关之后，赋税加剧，激起民愤。兖州、临祈、邻县、滕县、峄县一带的农民起义军，由反明转人反清。在台儿庄运河沿岸和北部山区，由“九山王”王俊领导的反清武装，形成气候。顺治八年，在德胜闸抢劫了为顺治皇帝护送龙袍的贡船，惊动朝廷。
  王俊，字宵五,原籍苍山兰陵，其父迁居费县梁邱。明朝崇祯末年，王俊因为打死官差，带领饥民造反上山。各路英雄好汉群起响应，先后有晁家村晁玉光、荣家庄荣坦、费县新庄村付曼汉等人前去投奔。他们相继占领了大苍山、小苍山、花盘山、抱犊崮、燕尾崖、神山等山头。王俊以大苍山为总部，其妹王俏荣据守印盒山，王俊被推为“九山王”。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兖州的明鲁王朱聿海东逃石门一带抗清，王俊受其影响，转而联合明朝将士反清。顺治四年（1647)正月，王俊攻占台儿庄，“四境内，日有焚杀”③。十一月十六日，王俊联合河南榆园军攻占峄县城，知县何文澄越墙逃跑，官兵前来围剿，榆园军和王俊部退出。顺治六年（1649)，王俊又率部独自攻人峄县城，知县刘崇善逃跑，起义军杀掉了他的家属。顺治八年（1651),王俊的队伍兵分两路，西路袭击台儿庄，东路直逼郯城。二月初十凌晨，台儿庄被大雾笼罩，王俊以为是突袭的大好时机，因为清军防守严密，未能攻下。于是南下进攻徐州。闰二月十二日，在徐州得胜后北上，在台儿庄德胜闸截获了朝廷的船队，把江南织造为顺治皇帝绣制的龙袍抢走。
  清政府调集精锐力量，对王俊展开围剿。清军采取围困和招降相结合的办法，步步逼近，各个击破，先后攻陷抱犊崮、神山、燕尾山等重要据点。三月，清兵攻破了王俊的大营。《邹县志》称“峄山首领焦二青，同苍山王俊为山东巡抚夏玉擒诛”。至此，台儿庄运河两岸归于平静，而龙袍下落不明。
  三、捻军与幅军起义捻军即捻党起义军，是晚清时期活动于皖鲁豫一带的秘密组织。所谓“捻”，本义是指迎神赛会时点油灯搓的捻子，也就是把分散的棉线拧到一起（在鲁南方言中，用手工将棉花拧成线，叫“捻线”）。捻党的“捻”，引申为一伙人的意思。捻党活动分散，每一股称为一捻，少则几人、几十人，多者二三百人。他们多是一些生路艰难的农民，越是荒年，人数越多，“居者为民，出者为捻”。捻党不是宗教组织，不崇尚具体的神主，也没有特别教义。清政府虽然严禁结捻，但由于捻党分散活动，所以没有把它视为大患。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人安徽，并于五月初开始声势浩大的北伐，推动了当地捻党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各路捻军齐集皖北雉河集（即今安徽涡阳县城），推张乐行为盟主，建立五旗军制。从此，捻军由分散向统一发展。
  咸丰八年（1858)九月末，张乐行、刘天福率领捻军自丁庙闸渡过运河，直逼台儿庄。驻守台儿庄的清军参将率数百兵卒逃遁，捻军长驱直人，攻陷了台儿庄城。捻军这次攻城，使驻守台儿庄的清军威风扫地，城里居民和商家蒙受了巨大损失，同时，为下一步幅军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幅军最初为幅党，开始人数较少，骨干成员主要是盐贩、失业农民、裁汰后无家可归的兵勇。他们经多见广，不怕抓，不怕杀。道光年间，鲁南一代灾情严重，幅党在山林中安营扎寨，提出“替天行道”的口号，采取昼散夜聚的活动方式，劫富济贫。官军前来抓捕，他们不做明显抵抗，用躲避的方式应对。幅军仿效捻军，蓄长发，用幅巾扎头，有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设百夫长。他们把外出攻打围寨叫“做买卖”，出发前屠牲祭旗，叩头祷告：“天老爷，地奶奶，俺到北方做买卖，不管挣钱不挣钱，但愿人马回来全。”发展势力依靠“散旗”，哪个围寨接受了幅军的旗帜，就要听从指挥,否则即行攻打，若无战事，下山寨回家耕种。众山寨之间设集市贸易，山寨内修筑戏台，逢年过节或打了胜仗，唱戏庆贺。
  峄县侯孟村（今属台儿庄区张山子镇）的刘平，是运河沿线幅军的首领。刘平年少时聪颖过人，18岁时,他伙同乡里穷苦农民，带着刀枪，贩卖粮食、私盐，途中如碰到小股清兵，就把他们杀掉。时间长了，刘平的声望大震，跟随他外出谋生的人越来越多。道光十二年（1832)，刘平已有随从上百个，贩运的盐、粮也由背驮改为骡马运输。当队伍发展到500人时，刘平不再贩卖粮食、私盐，公开成立了与官府对抗的队伍，刘平自称“幅王”。他把队伍分成若干小队,分布到运河两岸的峄县、枣庄、滕县、徐州等地。后来又在黄丘山套的大寨山和傜阳城修建了住房、粮仓、蓄水池和围墙，作为大本营。他们劫持富豪做人质,让家人拿钱来赎，否则就“撕票”。刘平“绑票”的口号是：“一牛一驴好种田，三顷两顷咱不缠，十顷八顷该俺的钱，楼台殿阁还不完。” 一时间，闹得官府坐卧不宁，豪绅惊恐不安。
  咸丰十年（1860)初夏，刘平率部攻下了台儿庄城和贾汪附近的汴塘，运河南北的许多小股农民武装纷纷前来投奔，队伍发展到10万之众，被洪秀全封为 “北汉王”，并派来500名太平军士充当他的卫士。峄县、滕县地区的粮钱捐税，皆为幅军征收,县衙不敢过问。同年九月，清亲王僧格林沁以都统身份率八旗劲旅到峄县镇压，亦不敢轻易出战。刘平暗中聚集10万幅军，拉开交战阵式, 运河南岸“营栅亘数十里，徐（州）、兖（州）大震”®。同治元年（1862)，清都统令部将索尔固善率偏师进攻幅军在台儿庄的营区，把上万幅军逐人运河中溺死，河水为之断流。在后来的对阵中，刘平受伤，养伤期间，被侍卫杀死，刘平的部众归附到“大幅主”刘双印麾下。同治二年（1863)四月，清廷派总兵陈国瑞主攻幅军。在云谷山一带，起义军受到三路夹攻，寡不敌众，刘双印在邹县境内的猴子山被俘，为清军所杀，幅军起义失败。
  台儿庄的尚勇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当社会矛盾激化时，人们的尚勇精神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冲击官府和富豪。这种尚武精神，一方面推动了历史进步，一方面也对人们的正常生活构成负面影响，而尚武精神本身是积极向上的。晚清的政治、经济、军事全面腐败，逼使具有尚武倾向的百姓铤而走险。在政治清明时期，尚武文化则成为运河沿岸的一道风景，台儿庄一带集健身和表演为一体的武术，就是这种尚武精神向着积极方向转化而结出的硕果。
  第五节清代中叶的三位诗人诗是心灵和时代碰撞的产物，诗人的心灵深度和创作条件共同促成诗作的诞生。在诗歌兴盛的唐宋两代，枣庄的文教隳沉，没有产生令后人骄傲的诗人。洳运河开通之后，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哺育了三位杰出的诗人。
  一、翰林院编修李克敬及其诗作李克敬（1659~1727),字子凝，号小东。清顺治十六年（1659)出生在峄县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李冲，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被乱兵掠走，经历九死一生，返回家乡，娶妻生子后，他变卖田产，购置笔墨，供6个儿子读书。在6个孩子中，老四克敬聪明好学，“生而颖异，五岁能诵尚书，八岁了五经，十岁能属文赋诗，弱冠已为通儒，补博士弟子员。才满山左，久且满天下”。
  康熙十三年（1674)，峄县新任知县派人把15岁的李克敬招到县衙，令他以《乡愁》为题，当众作诗一首。李克敬缓缓道出：“愁人不能寐，欲寐转彷徨。方止思乡泪，闭眼即故乡。惊魂以一断，寒宵万里长。顽身飞不去，好梦送凄凉。” 因此在峄县赢得文名。而三年一次的乡试，李克敬却莫明其妙地名落孙山。科举失利，又为衣食所困，只能以教书谋生，先后在峄县和临沂、徐州、曲阜、滕县等地教书。
  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皇帝沿京杭大运河南巡，途径台儿庄。在滕县讲学的李克敬，听到康熙皇帝南巡的消息，意识到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于是收拾行囊，连夜赶赴台儿庄，向康熙皇帝献上《雅颂八章》，其一云：“承天抚世，稽古帝王，书契以来，未有穆穆我皇。佚殷越周，流虞漂唐，三后在天，配之弥光。”这种拟《诗经》体的《雅颂》，当然是歌功颂德。但是，诗中所陈康熙功德，并非廉价吹捧。康熙皇帝从700多个才俊献上的近2〇〇〇首诗赋中，钦定李克敬的《雅颂八章》为第一，贴出皇榜。第二年，山东乡试，李克敬赴济南应考，力拔省魁。7年后，56岁的李克敬赴京参加会试，高中二甲第九名，选翰林院庶吉士。
  李克敬进人翰林院以后，名气如日中天，遭到同僚嫉恨，有人弹劾他“毁谤程朱”，要求严惩。康熙皇帝没有对他降罪，只进行了申饬。李克敬意识到官场的险恶，上书朝廷，借母亲年迈多病为由，请求卸职还乡。康熙五十六年(1717)，李克敬回到峄县，应知县之请续修贾三近初修的《峄县志》。康熙六十年（1721)，再度应召入京，授翰林院编修，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纂工作。雍正五年（1727),李克敬积劳成疾，病逝于京城，享年69岁。
  家乡人提起李克敬，往往对他的《雅颂八章》津津乐道。其实，这组作品并不是李克敬的代表作。《浙行漫录》《谐喻》《东南雅言》中收录的诗文，抒发的多是穷书生的困顿感受。“金阙既无分，玉京应相望。丹铅遮眼暗，寒饿催心忙。”这首《述怀诗》，与杜诗一样沉郁。《冬晚次和吴先生友鲲》：“肃肃众星列，天宇何森静？徒倚独树边，霜月照孤影。魂寒意气微，吟苦齿牙冷。我堕之途艰，谁持千寻绠？ ”兼有贾岛的清痩和李贺的隽拔。《姑嫂山》：“小姑不愿如嫂长，江南江北避彭郎。嫂不望夫姑不嫁，携手皈依仙坛下。昨日云光为画眉，娇羞无语双泪垂。云光可扫泪可洗，姑嫂之心不可移。”为传说赋形，为山川铸魂，看似恬淡，实乃苦涩，勾勒出小人物的坚毅。
  二、滕县诗人满秋石满秋石（1749~1828)，字碧山，号若谷，滕县柴里村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嘉庆十七年（1812) “以截取选浙江武义知县”。
  满秋石12岁丧父，“事母为谨，不违慈训，以孝闻于乡里。®”因为家贫，请不起私塾老师,走读于3里之外南荒村孔毓铭设立的义塾。每天中午，同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满秋石到村外走一趟，然后回到学屋，展卷诵读。老师问他为何来得这么快，秋石回答说母亲事先做好了菜饭，他吃罢即回。老师认为，从南荒村到柴里来回6里，满秋石走不了这么快。于是再放学时站在高处看他的行踪，发现他根本没有回家。问他为什么不说实话，满秋石说出了家中的生计困难。老师生出怜悯之心，请求东家孔毓铭送午饭时多给一些，让满秋石跟他同餐。此后，满秋石不再忍饥读书，学业大进。乾隆三十六年（1771)，满秋石到曲阜举人颜星堂在滕县嘤鸣楼开设的学堂受教。乾隆三十八年（1773)，选为庠生。次年秋，赴济南应乡试。颜先生预言，此次滕县应试学子中，如只有一人中举，即为满秋石。如秋石不中，他把自己唯一的右眼挖掉。到了放榜的日子，别人已经接到喜报，却迟迟没有满秋石中举的信息。有人问颜先生，你是不是要把右眼抠出来？颜先生急不可耐，骑驴到县城问榜。行至苗桥河U庙前，购得一棵甘蔗解渴。此时，一个公差骑马至此，颜先生询问公差去向，回答说去柴里给新科满举人送喜报。颜先生抡起甘蔗痛打公差，甘蔗断为两截。公差问其原因，颜先生说,喜报延误两天，差点葬送了我的这只眼睛。后来得知，因为满秋石家贫，事先没花银两打点，导致喜报延误。颜先生打公差打断甘蔗这件事，使满秋石百感交集,后来他把第一部诗集取名为《断蔗山房诗稿》。
  满秋石早年的活动区域在滕县西部，诗作却没有局限于运河沿岸。他的咏史诗，思考历史兴衰，境界高远，意象鲜活。诗人路过下邳，想起当年黄石公给张良授书，赋诗两首，其二曰：“兴亡几度过秋风，徐泗萧条水自东。为问圯桥仍在否？断云疏雨落残红。”（《下邳秋望》）《忆秦淮》一诗，含蓄地表现了六朝金粉的兴衰：“长江滚滚浪淘沙，六代消沉日易斜。桃叶渡时刚子夜，乌衣飞去又谁家？晚烟憔悴宫墙柳，细雨飘零旧院花。十四楼头空夜月，金陵自古盛繁华。”《虞姬》一诗的前四句：“九郡山河王气终，锦衣不照大江东。国破家亡身何在？帐底还泣玉芙蓉。”与前人咏叹项羽、虞姬的诗作迥然不同。满秋石的诗歌，咏史之外,是恬淡明快的写景抒情之作：“散步空林下，斜阳送晚晴。心随云共懒，道与水同清。岁月忘今昔，渔樵识姓名。有人从竹里，隐隐读书声。”（《留庄寓中》）《七夕》一首，有晚唐诗人的情韵：“酒杯方落寞，客意已阑珊。常恨千秋别，重逢一夕难。梦中云气湿，灯背雨声寒。渺渺银河水，人秋波浪宽。”在写景抒情之外，诗人也暗讽争名夺利之徒：“群蒙自浑尔，血气有争心。蛮触忘真幻，沙虫变古今。数行残史罢，一院落花深。短梦槐柯底，微云起夕阴。”（《蚁斗》）年过花甲之时，满秋石被授予浙江金华武义县知县。在任期间，“常恐负心安政拙”，“厘剔奸弊，逾年狱囚止三人。”满秋石恪守“官至贫时方为清”的古训，以俭养廉，而且不许麾下其他官吏贪占。一个小吏在征税时弄虚作假，被满秋石痛打一顿，金华太守称他为“强项令”®。在知县任上，满秋石的诗作多有应酬，但是也有不少直抒胸臆之作，《寓馆杂兴》就是其中之一：“孤清无伴住长安，小院新栽两竹竿。怪尔潇潇风雨急，丈夫只是折腰难。”晚年的诗作，清丽中不乏刚劲：“细雪飞迎面，花飘一片春。随风偏淡荡，压抑带精神。”（《赋得飞雪带春风》）满秋石有《断蔗山房诗稿》4卷、《归云集》1卷、《芸窗诗集》1卷，计1000多首诗。
  三、万里诗心张素含张素含，字霜三，峄县左庄人，生活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尽管他博学多才，却没能步人仕途，只好躬身笔耕，聊以自娱。道光四年（1824)，其族弟张聘三从隆昌县任所派人来接他人蜀，为诸子侄执教。张素含在鬓霜之年，长途跋涉，从峄县出发，经徐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渑池、潼关、渭南、临潼、西安、咸阳、马嵬、岐山、宝鸡、五丁关、广元、剑门关、绵阳、成都，到达隆昌。在这3个月的4700里行程中，张素含写了3万字札记、137首诗，结集为《蜀程纪略》。这些诗作，写景、抒情与咏史相结合，“严谨工整，气势雄浑，深得少陵要旨”，“想象奇特，豪情奔放，颇具太白遗风” 。
  诗人从峄县人蜀所经之地，是历史上发生过许多重要事件的地方。名山大川，英雄美人，摇荡着诗人的心灵。诗人不辞劳顿，以史家之笔，感物驰怀，把漫漫旅程变成了抒发历史情感的壮游。这一路，诗人写了淮海踏雪、中州渡河、秦关揽月、蜀道翻天、巴江晚棹、天府春波、夜郎殊俗。借古人之遗迹，泄胸中之块垒，吟出了一首首气象万千的诗篇。当年，刘邦在河南荥阳差点被俘，幸亏纪信冒充刘邦，才突围而出。纪信因此被项羽烧死，而刘邦对纪信的牺牲似乎并不看重。诗人想起这段往事，写到：“走刘误项拼身焚，围解荥阳第一勋。功狗功人都记忆，如何忘却纪将军?”路过项王祠，诗人吟道：“百战威名一战输，鸿沟割去始长吁。江心帝子魂何在？帐底美人泪已无。社稷终难成鼎足，英雄只合赠头颅。茫茫汉水仍东去，寥落荒祠涧树枯。”写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的剑州：“鹃声咽断夕阳残，马上停鞭不忍看。离乱白杨新战骨，模糊焦土旧兵坛。穴穿石壁人烟冷，血渍山腰草未干。太息绵江江下水，涛声犹带弩声寒。”这首诗与杜甫写安史之乱的诗作相比毫不逊色。诗人在经过四川广元的时候，赞叹了当年的益昌县令何易于。《新唐书》载，何易于任益昌令，刺史崔朴要乘船游览嘉陵江，征用民夫拉纤。上船时，发现拉纤的是何易于。何县令说，现在正值农忙，民间抽不出劳动力，只有当县令的闲着没事，可以使用。崔朴听了，十分羞愧，立即离开益昌。诗人赞叹：“廉吏冰清碑有泪，巴江风静水无波。”张素含一路写来，没有刻意成分。他自称：“频年笔耒，不值一钱；万里舌耕，真堪大笑。怀云找而觅句，非关定远封侯；指蜀道而扬鞭，敢云王尊叱驭。……聊吟短句，用遣闲愁。”正因为如此，他的诗作才远远超过那些金榜题名者的文字。诗人的艺术感觉敏锐，在一个名为“大木戌”的地方，写出“扑面尘沙纷似雨，射人山月冷于霜”。《太华》的前四句：“雨霁关门四扇开，迎人岳色自西来。芙蓉近日花常紫，落雁摩天羽欲回。”《广元道中》颔联：“马足踏残葱岭月，吟鞭敲碎蜀天云。”从这些诗句中，足以见出诗人的炼字工夫和艺术表现力。
  伽运河的开凿，是台儿庄的重要事件，不仅使一个普通的村庄发展为运河城市，各地客商和船民云集台儿庄，共同创造了台儿庄特色的运河文化。运河文化以兼容并蓄为特点,使山西、京津、江南、闽南、岭南的文化元素在此落地生根，形成了经商、从文、尚武的风气，使沉寂落寞千年的鲁南文化再度崛起，也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中催生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营造了精神氛围。第七章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19世纪末创办于枣庄的中兴煤矿公司，是中国民族工业步人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徐世昌、黎元洪两任民国总统曾任公司董事长，周自齐、朱启钤两任民国总理任财务总监。这个创办于多事之秋的民族企业，经历了帝国主义的规觎与干涉，地方豪绅的刁难与阻挠，新旧军阀的敲诈与勒索，以艰苦不挠的创业精神，招股集资，立足民族，面向世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通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成为拥有煤炭、钢铁、水泥、铁路、港口、轮船等十几个产业门类的大型企业集团。兴盛时期，年产原煤I82万吨，拥有37艘远洋货轮组成的船队，修建了台枣铁路、连接陇海铁路的台赵支线和连接津浦铁路的临枣支线，参与建造了上海港、江阴港、连云港、青岛港、汉口港，实施产、运、销一条龙服务，占领了北起天津、南到江沪杭的煤炭市场，成为旧中国唯一能与外煤竞争的佼佼者。中兴公司还投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参与了多所大学的创办，是山东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股东。这一完全由中国人开办的纯民族资本的企业集团，为现代民族工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史上谱写出壮丽的篇章，也使枣庄的地域文化面貌发生了改变。
  第一节枣庄煤炭的开采中兴公司的发展壮大，得益于枣庄拥有优质煤田。枣庄煤田位于山东省南部，已有上千年的开采历史。最初采煤的大多是当地农民，他们在自家田地里采挖露头煤自用，后来出现合伙开采，运到集市上出卖。到18世纪中叶，已经形成规模开采。到19世纪初，枣庄一带的采煤业基本被峄县“八大家”垄断。鸦片战争前，已有了“双眼井生产”、“骡马拉筐运输”、“滑车提升排水”的形式，煤炭年产量达“数百万担” ®，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煤炭产地。
  一、开采历史，源远流长枣庄煤田的开采，历史悠久。清嘉庆六年（1801),峄县人王深与山西太谷煤商智太祥合伙开窑采煤成功，为感谢神灵保佑，出资修建窑神庙。当地士绅孙镇受请撰写碑文，碑文指出，枣庄的煤炭开采始自明万历年间，许多地块已被掘取殆遍，前人采煤的古井到处皆是。®考古工作者在枣庄城西中陈郝宋代的瓷窑遗址中发现了煤猹，金代的瓷窑基本上以煤为燃料。这些田野调查发现，足以证明早在宋金时期，枣庄已有煤炭开采，只是没有形成规模。
  近现代文献中关于枣庄开采煤炭的记载很多：光绪八年（1882)春，与戴华藻一起筹资创办峄县中兴矿局的朱采在《禀丁保宫论峄县煤矿地方官禀陈失实》折子中说：“卑局所开挖之窑，自元代以来,废弃已数百年，水深见大，若无机器取水，断无涸日。”光绪九年（1883)七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峄县开矿史》中指出：“臣查峄境自元代以来，有多年废弃煤窑，水深且大，无底无边，土民久不能开采。”晚清，地方士绅崔广源抵制外人在枣庄开矿，指出：“该公司低价格抵制民矿，擅威权封禁民矿，致使峄境矿商统归歇业，将全峄民人自元迄今生活之利源，均被侵夺。” ®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得知，枣庄在宋金时期就有煤炭开采。到了明万历年间，才形成有规模的开采能力。进人清代，枣庄的采煤业才逐渐兴盛起来。
  二、开采规模，星罗棋布清朝中叶以后，随着煤炭的需求量逐年加大，枣庄煤窑的数量也日益增加，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在开采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找矿经验和辨认煤质的方法。清光绪《峄县志》卷七《物产》篇记载：“办煤开井，皆贱者为之，未尝有师，与西方固不同也。其始相地，必审其石何质、土何色，质与色既分，又尝其土与石之臭，而煤之佳恶、深浅决焉。”这一发现为民间开窑和选矿提供了有益的资讯，使找矿和开采范围进一步扩大。东起郭里集，西至陶庄，北到卓山，南到张庄，煤架耸立，矿井遍地。采煤方法、生产工具的改进，使生产效率明显提高。据《峄县志》记载，清代前期，“枣庄、田家庄、齐村居民以此为业，往往以煤故致资数百万”。乾嘉时，枣庄的民营煤窑不断增多，“乾嘉盛时，县当午道，商贾辐辏，炭窑时有增置，而漕运数千艘连樯北上，载煤动数百万石。由是，矿业大兴，而县诸大族若梁氏、崔氏、宋氏，以炭故皆起家，与王侯埒富”。采煤者日益富足，令人趋利而往，纷纷投资开矿，呈现了“岭阜处处有人采取”的繁荣景象。
  第二节洋务运动在枣庄的兴业实践清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掌管国家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为加强国力，李鸿章先后在全国各地建工厂、开金矿、修铁路、办学堂，积极扩大“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现代工业需要煤炭做燃料，枣庄煤炭储量丰富，煤质优良，成为李鸿章的首选。光绪四年（1878)，他上奏朝廷，调任东明知县米协麟等人到枣庄集资兴办煤矿，设立“官窑总局”，对煤炭生产、运输、销售给予优厚待遇，促进了枣庄采煤业的发展。
  一、李鸿章与峄县中兴矿局李鸿章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所谓“和戎”，就是对外不可“轻言战争”；所谓“变法”，就是引进西方的先进设备和管理方法，发展工业，增强国力。他先后开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津浦铁路等企业，创建了北洋海军。多种工业都需要煤炭做燃料，当时虽有“洋煤”进口，但供不应求。一些外地的官僚和富商，看上了储量丰富、煤质优良的枣庄煤田。光绪四年（1幻8)，李鸿章上奏光绪皇帝批准，选派直隶东明知县米协麟、候补知县戴华藻到枣庄，会同煤商金铭、王曰智、李伟、朱采等筹办峄县中兴矿局。筹集股银10万两，购买机器，组建房屋，于光绪五年春设立了“官窑总局”。次年，中兴矿局正式成立，戴华藻任总办（数年后，由其弟戴睿藻接任）。光绪七年（I881)，为扩大股本，先后函请湖南提督周盛波、通永镇总兵贾起胜，直隶候补道张莲芬、江苏补用同知陈德浚等一批官员，集股金5.6万两白银，购置4台抽水机和部分提升设备。因陈德浚占有股金万余两，成为南股的代表人物，矿局便出现了南股、北股之分。光绪八年（1882)，中兴矿局将冬庄所产原煤运往南京和天津制造局试用，天津制造局评价说:“较日本上等煤尤佳，与英国松白煤相仿。”光绪九年（1883)，李鸿章向朝廷奏准，中兴矿局所产煤炭，仿照台湾、开平、湖北等处，每吨完出口正税银一钱，各省兵商、轮船、机器制造局用煤，准其一律免税。这些优惠措施，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中兴矿局的发展。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的《捷报》载：“山东峄县的煤矿甚为活跃，很多的大沙船装载上等煤炭，运往清江浦。”李鸿章在《峄县开矿史》中指出，该处地瘠民贫，自矿务局略有起色，赖以生活者数千家。此时，中兴矿局共建煤井12处，用工人数超过8000人，日产原煤120余吨。光绪十九年（1893)六月十四日早班，半截筒子小窑发生水灾，造成百余名矿工溺水而死，引起四周乡民骚动。为平息事态发展，李鸿章以戴睿藻办矿不善为由，将其撤职。不久，南股、北股之间因利益之争导致矛盾激化，中兴矿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二十四日停办。
  二、张莲芬与华商自营的中兴公司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桿然侵占了胶州湾。第二年，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李鸿章在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之后，在济南传信给峄县知县：“邑境矿质盛美，久为外人所羡，宜急会同地方绅耆，筹款兴办，以得利源而杜隐患。”此后，德国四次派人到枣庄进行地质勘查，托人买地，觊觎侵占。原矿局的一部分股东担心煤矿被德人侵占，禀请王文韶、荣禄等路矿、通商大臣批准筹招股东续开枣庄煤田。因为种种原因，迟迟没能实施。金铭、李朝相等人电告张莲芬。张莲芬接到电报后，“诚恐匪人勾引外夷占夺佳矿”，便连夜在天津会馆召开紧急会议，筹划商议由开平局大股东、总办直隶矿务督办张翼出面，禀告北洋通商大臣荣禄，以“张莲芬才识兼优，操行可信”，委其“克日”前往峄县，对枣庄煤田进行全面勘查。®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莲芬与德国驻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达成到枣庄合办煤矿的议案，华方筹资120万元，德方筹资80万元，以每百元为丨股的方式各自发行股票，筹集200万元，组建“德华中兴煤矿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天津，张莲芬任华总办，德璀琳任洋总办，规定洋总办“许其稽核钱银出人等事，但不得揽权掣肘”。华德两方职员，一视同仁，在张莲芬督导下工作。1008年，华方筹资赎回了德股，成为完全由华资经营的煤矿，定名“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有限公司”（简称“中兴煤矿公司”）。改总办制为总理制，张莲芬为总理。®独立后的中兴煤矿公司，为增加煤炭产量，扩大利润，从德国进口了先进设备，自备发电厂，先后建起了南大井、台枣铁路和津浦铁路临枣支线，借助铁路和运河航运，形成了北自天津、南至浦口的千里大市场。
  三、中兴公司与民国军政要员中兴公司的创建和发展，正处在国家动荡时期，面临5000年未有之变局。辛亥革命之后，军阀势力割据一方，国家没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时代夹缝中，中兴公司为了生存和发展，选择军政要员做公司股东，既吸纳了社会资本，又扩充了社会关系，借助其势力保护公司利益。这是中兴公司的高明之举，也是历史的选择。
  1915年，因总矿师高夫曼的失误，南大井发生透水事故，导致499名矿工遇难，200多人受伤。公司因此停产数月，高夫曼辞职。年底，公司创办人和总理张莲芬忧郁而死。1916年11月，董事会选举北洋军政要人、早在1909年就是中兴公司大股东的徐世昌为董事会长。当时，曾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朱启钤，正遭通缉，徐世昌故意让朱启钤代他行使职权。1918年5月，徐世昌辞去董事会长职务。6月，朱启钤当选董事会长兼总经理，聘请戴绪万为驻矿经理。1918年10月，徐世昌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仍然是中兴公司的股东。
  1919年初，曾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投资60万元，人股中兴公司。6月，当选为董事会长。1922年，在直隶军阀支持下复任总统的黎元洪，仍然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28年1月逝世，连任4届董事会长，成为任期时间最长的董事会长。黎元洪在任期间，力主实业救国，是中兴公司走向兴盛的关键时期。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在1925年的第15次股东大会上当选为董事，一直连任到1937年。1925年8月，军阀张宗昌到中兴公司敲诈勒索，公司以资助军饷的名义转给张宗昌10万银元，张宗昌仍不罢休,借口中兴公司矿警队勾通土匪，将武装全部缴去。中兴公司通过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干涉，迫使张宗昌归还了公司矿警的枪支。
  1928年4月，蒋介石派军委1后勤部长俞飞鹏等人组成“整顿中兴煤矿委员会”，来到枣庄，进驻中兴公司，接收了煤矿的经营管理权，并在临城、徐州等地设立专门运销机构，封存现有煤炭，不准公司销售，在上海登报出售中兴公司的30万吨存煤（价值300万元）。曾任国民政府财政次长的钱新之出面说情，公开电告蒋介石，为了保证这些银行的利益,要求留煤抵债，并允许中兴公司恢复生产。同时，在国民政府的国务会上提案，阻止接收和干涉中兴公司。双方在上海通过谈判商定，中兴公司一次性交给当局100万元，以充军饷。因为暂时交不出现金，致使谈判破裂，蒋介石以“中兴公司是军阀奸商，朋比为奸，背约要挟，企图阻挠军饷”为由，下令没收中兴公司的全部财产。钱新之策动9家银行联名致函蒋介石，要求政府在接管中兴公司之后，承担所有义务，履行所定各项契约，偿还中兴公司积欠的500万元债务。与此同时，中兴公司还先后请黎元洪、宋子文直接给蒋介石疏通,迫使蒋介石收回成命。经过通融，中兴公司用预售存煤的方式筹集现金45万元，从银行借来55万元期票，交给“整顿委员会”。
  1928年11月，中兴公司改组董事会，钱新之当选董事、总经理，中兴煤矿公司总部由天津迁到上海，钱新之在总经理的位置上，一直坐到1948年6月。
  中兴公司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兴业的历程，见证了一代民族资本家富国图强的追求。在积贫积弱却刚愎自用的朝廷、虎视眈眈的外国列强、保守的地方势力、贪婪的军阀等合围下，以张莲芬、朱启钤、钱新之为代表的实业家，前赴后继，排除万难，利用各利益集团的分合来运作社会资本，使这一民族工业的明灯照亮了旧中国的暗夜。
  第三节中兴公司的近代工业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忙于战场博弈，导致欧洲原煤产量下降，需股东张学良（汉卿）的股票求增加，出口量锐减，世界煤价飞涨。这为中国的煤炭开采提供了机遇。中兴公司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购买世界上最先进采煤设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修筑铁路、码头，组建轮船公司，新上炼焦厂，使中兴公司成为跃居全国前三位的大型煤矿。
  一、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1898年到1915年的17年中，以张莲芬为首的中兴公司领导层，为建立中华民族的现代工业体系进行着积极的尝试和奠基。
  由于进口煤价飞涨，公司决定添招股本1000万元。北洋政府的多位军政要员看到投资煤矿有利可图，纷纷购买股票，成为中兴公司的董事、监事或大股东。公司有了雄厚的资金，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积极添置新式机器。1906年，中兴民国时期中兴公司引进的德国新式蒸汽机车公司从德国购买了修筑台枣铁路所需的钢轨、火车头、车皮等大批物资，以及发电、提升设备。1924年，向德国慎昌洋行和西门子洋行贷款，订购西门子公司的采煤和提升设备，又在济南泺口设立木材采购场。第二大井建成后，安装了德国新式电动提升机、抽水机等,发电厂安装了58KVA和720KVA三相交流引擎发电机。在地质勘探上，利用英国沙立文钻井机，测绘北大井深层煤田，确定了山家林煤矿、陶庄煤矿的煤层，为扩大开采提供了准确储量，延长了煤矿寿命。
  在生产上，对生产环节进行了调整。开采方式改塌陷式开采为长壁式开采，对原煤中夹杂的矸石，在井下进行分选后，回填到采空区域。采煤区装有联轮运输机，用电动往复式簸箕机将原煤运到大巷。大巷中安装能够循环运行的无极绳运输设备，改变骡马和人力运输，这在旧中国的煤矿中是独一无二的。1931年，又从德国郝林机器厂购进2台割煤机、2台爬煤机、12台运煤机、60台风力采煤机。这些现代化设备的安装使用，使生产效率和煤炭产量显著提高，成本进一步下降。在通风上也进行了调整，南北两大井采用风机通风，每分钟排风量为16立方。运输上有自备机车，由枣临支线进人津浦铁路外运，或者经台枣铁路运到台儿庄运河4码头，经水路运往南北各地。
  1934年，东大井建成投产，全矿使用先进机械设备，经过德国矿师克礼柯的优化，实现了采煤技术的新突破，煤炭生产蒸蒸日上。1936年，创出了年产原煤182万吨的纪录。这时的中兴公司，拥有3座现代化的大型矿井、1座发电厂、2条铁路和包括连云港在内的多处大型码头，资产超过千万，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综合企业。从1899年到1937年底，中兴公司共生产原煤1914万吨，为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多业并举，综合经营，产销配套，实力超群中兴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实行多业并举，综合经营。需要增添新股时，原有股东有优先认购权，原有股东购买后仍有剩余时，再由董事会另行招股。公司下属的分厂和分销站，隶属总矿管辖，经理由总矿提名，董事会授权在总经理的统一指挥下行使权力。分支机构的会计账目，日清月结，年终汇总收支款项，其财产目录、资产负债表、营业报告书、损益计算书、收益分配方案，在次年3月底之前报总公司，由监察人复核之后，提交董事会讨论通过，再报告股东会。
  中兴公司创建初期，先后建起了炼焦厂、林场、砖厂、面粉厂、榨油厂等多种经营厂点。之后又建起了机修厂、电机厂等多种经营项目，并筑铁路，建码头，成立轮船公司、煤业公司、盐业公司。经营方式一是集团承包，经营单位按公司章程实行股份制经营，对总公司负责。1900年，中兴公司在陈庄一带的西沙河东岸建了炼焦池，到1937年，年炼焦3.6万吨。后来又在台儿庄、济南、清江、瓜州、镇江、浦口、上海等地建了炼焦厂，扩大了炼焦产地。二是集体承包，多种经营公司与各基层单位签订承包合同，所获利润，50%用做职工生活基金,30%用做生产发展基金，20%用做职工奖励基金。公司开办初期，在西沙河畔建了6座圆形砖窑，之后规模逐渐扩大，有机器厂房和工人宿舍，配备了打土机、扎砖机和烘坯炉。到1930年，年产砖瓦数百万块。三是个人承包，公司对个别厂、队和商业服务网点，实行个人承包，自主经营，每年向公司净交一定利润。1919年，建立了面粉厂,有电力驱动的面粉机2台，日产面粉3万斤。榨油厂有榨油机器7台、花生去壳机若干台。四是合资经营，组建了“开兴成”煤业公司、中兴轮船股份有限公司、鼎中盐业公司等。五是租赁经营，中兴公司提供营业铺房，租赁者除按照合同交付租赁费外，全部利润归自己所有。1923年，中兴公司投资6万元,在矿部办公大门外建十字形商业街。建有各种门市房320间，对外租赁，成为当时枣庄最繁华的商业区。
  三、精英荟萃，多种文化的碰撞、融合与创新中兴公司在起步时就着手构建现代工业体系，坚持中方为主体的同时，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寻求“西学为用”的效果。公司在引进西方先进设备的同时，引进西方管理方式;借鉴西方管理经验时，学习西方的思维方法。聘请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多是不同领域的精英，他们在中兴公司各显神通，致使多种文化在此碰撞，激发出来的火花照亮了历史暗区。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逐步深化，公司的规模、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相互交往中，使不同文化由碰撞到融合，使枣庄这个移民城市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早在中兴公司筹建之前，率庄就有了几百年的煤炭开采历史，尽管没有形成太大的规模，但是矿主都是经多见广的地方经营人物。他们能够在枣庄开矿采煤，站稳脚跟，开拓市场,不仅仅依靠祖宗基业，还要靠自身的综合素质。能够在激烈竞争中获胜的人,没有等闲之辈。“峄县八大家”中的金铭、李朝相等人，利用南北各大财团的资金，开矿经营，已经走出了传统的经营方式。到矿区谋生的矿工、煤贩和脚力工人，其眼界也比普通农民开阔得多。某些对开矿有成见的乡绅，一度把矿主和矿工称为“窑滑子”，认为他们机警圆滑，会占便宜，善于算计别人而不被算计，是必须提防的异类。通过与之近距离接触，这些乡绅发现“窑滑子”的生存之道不是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之上，只不过摆脱了照顾面子的处世方法，分开人情与利害，需要斤斤计较时绝不马马虎虎。久而久之，那些标举情义、轻视名利的乡绅，也接受了具有现代性质的人际交往方式，为步人现代社会做了精神准备。
  中兴公司的管理者都具备大企业家的器识和能力。无论是张莲芬、朱启钤还是钱新之，都是精于官场之道，能够在不同势力之间周旋的智者，既是战略家又是具体管理人才;既有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底色，勇于焊卫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又有海纳百川、择优而取的胸襟；既深谙“中国特色”，又懂得“国际惯例”；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又善于跟周边“巨室”和睦相处，有效利用地方势力协助公司发展。尽管他们代表官僚资本家的利益，但是不能否认其是20世纪民族工业界的精英。张莲芬处世干练，内方外圆，结友排议，团结同仁，一起创业，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举人出身的北洋政府代总理朱启钤，办事老辣，不动声色地把官场练就的强硬手腕转化为管理企业的手段。他意识超前，视野开阔，战略上把准方向，具体管理上一丝不苟，大胆引进国外机械设备，抢占先机。钱新之在主政期间，大刀阔斧地对公司进行全面改革，引进世界先进技术为我所用，使中兴公司成为民族独资开办的最大煤矿。那些“海归”学者及工程技术人员，见多识广，思想活跃，乐于接受先进技术又不盲目崇拜西方，为枣庄地区的煤炭发展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们的思想、言行、管理方法和处世风格，处理棘手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智慧，影响了枣庄人的精神气质。
  中兴公司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总工程师朱言吾等人赴欧美十国参观考察，不仅看到了西方的开矿技术和管理方法，还领略了欧美人的精神风貌。回国之后，倡导探矿和开矿要“西为中用”，从国外特聘钻探专家俞道吾来枣庄进行勘查，探明了枣庄周边的煤炭储藏。德国矿校毕业之后来华担任矿业工程师18年的克礼柯，被中兴公司请来做总矿师，他给公司带来的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管理，还有德国人做事一丝不苟的精神、敬畏上苍但拒绝迷信的科学态度。更重要的，这个外国人与中国人沟通的方式和技巧，给了公司领导层以有益启发，让他们换位思考，知道如何与洋专家沟通。有些洋专家也跟当地士绅打交道，在相互交往中，把异质文化传给当地人。
  中兴公司作为一个特殊的平台，吸引了各路精英前来创业和淘金，各种文化观念在这里碰撞与融合，产生了新的文化景观，使枣庄矿区形成了一种连通世界的文化气候。
  第四节中兴公司的民族气节中兴公司作为一家民族工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把自身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绑在一起。投资办学，培植国本，兴建连云港码头，组建远洋船队。1938年，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先后占领了枣庄、连云港等地。中兴公司拒绝与日军合作，破坏矿井，拆掉机器，在连云港人口处沉船堵港，阻止日军人侵，表现出高贵的民族气节。
  一、创办子弟学校，培养有识之士中兴公司的决策者意识到，煤矿要实行现代化管理，必须有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发展教育事业，不仅为本公司培养人才，而且能够为国家富强提供栋梁。从1923年开始，先后在当地创办了小学、职业中学和工人补习学校。这些学校，以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为己任，与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不可同日而语。抗战初期，部分学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抗击日寇的有生力量。
  1923年，为解决职工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培养后继人才，驻矿经理戴绪万提议创办中兴小学。总经理朱启钤深感办学的必要，决定在职工分红中提取 “同仁公益基金”，作为小学教育经费。是年3月24日，中兴小学正式开学，总公司编辑科掌管方佰超为第一任校长。创办伊始，仅有教员3人，学生56人，分一、二、五3个年级，分春、秋2个学期，开设训练、国语、自然、算术、美术、体育等9门课程。次年，公司又兴建新校1所。到1936年，扩大到18个班，在校学生912人，并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教育模式丨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校务会议是最高权力机关，下设事务、训育、教务、研究4部，23个分组，另有自治指导和毕业招考2个委员会。学校的生均经费是峄县地方学校的9倍，教学设备和生活设置优于国内同类学校。
  中兴小学对师资要求十分严格，任课教师必须是师范学校毕业生。建校之初，中兴小学的教师大多来自南京女子师范。20世纪30年代，又有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前来任教。王光美的妹妹王光格，就是中兴小学的教师。教师的薪水，每月在50元以上，明显高于其他学校，为公司一般职员的两倍。学校不收学生学费，免费提供教材。中兴小学的教育宗旨是“发扬中国固有的道德”，将“廉耻观念，亲善精诚，节俭劳动，生产合作，奉公守法，爱国爱民”等品德的培养贯穿始终。为了增加同家长的联系，共同管理学校，还成立了“恳亲会”，及时通报学生情况，以家访和辅助教学的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1930年，兴建了中兴学校职业部，后来发展为中兴职业中学。教学科目分普通科和专业科2种，专业科目有工科、商科、农科3种，训育与教学合一。提倡教育科学化、思想革命化、行为积极化、生活平民化。这一教育理念为后来许多学生走出校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精神基础。1936年冬，中共地下党员李微冬同志发展中兴职业中学张洪仪、汪国璋、李汝佩3位同学为中共党员，建立了枣庄教育界第一个党支部。
  二、投资兴建连云港码头1930年之后，中兴公司的煤炭占领了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市场。为了进一步畅通运输渠道，公司决定建筑连云港码头，打通海上运输通道，扩展海外市场。经过上百次的实地勘察，拟定在黄海岸边的老窑（今连云港）建筑煤炭专用码头。1933年，与陇海铁路局订立合同，联合兴建连云港。中兴公司的煤炭专用码头，以300万元估价交给荷兰治港公司承建。当年7月1日正式动工，1936年1月竣工。
  修筑连云港码头的老窑，背依云台山，前临东西连岛。尽管拥有天然屏障, 但考虑到有大风时不便于船舶靠岸的因素，荷兰治港公司首先修筑防波堤坝。筑坝之初，靠近海岸的海底土层坚硬，一切进展顺利。当筑至距离海岸200米处，海底胶泥渐厚，为了防止日后坝体下沉，随时进行载重实验，测出准确数据，并用重车在上面碾压，以防后患。防波堤坝建成，才开始建筑陇海铁路局专用的第一码头。在第一码头以西，建筑中兴公司运煤的专用码头。码头上建有2条铁路线，备有直接装船的自动运煤机。在岸壁坡脚处，将钢板桩打人海底，围成圆筒作为靠船桩。另建木质平台，供小件货物装卸及客人通行。码头航道长5公里，水深5〜6米，可停靠4000吨位的轮船6艘，并设有变电所、贮水池，配备起重机、货舱、装煤机、翻车机等。
  在连云港码头建成的同时，中兴公司投资修建的从台儿庄到赵墩的铁路支线，与陇海铁路接轨，使产自枣庄的煤炭能够通过铁路直接运到连云港，缩短了运输时间，节约了成本。从1936年1月到1938年3月，中兴公司从连云港外运的煤炭达78万吨。
  三、破釜沉舟的抗日壮举1936年1月，中兴公司自筹款项修筑的连云港码头正式建成启用，枣庄第三大井也建成投产。台枣铁路、临枣支线和台赵支线的接轨通车，使煤炭运输畅通无阻，海外市场进一步开拓，解决了产、运、销的矛盾。到1937年，中兴公司已经拥有轮船和大小拖船19艘，载重4万余吨。1937年上半年，经连云港输出输人的货物就达到40万吨，其中输出煤炭28万吨。为此，中兴公司在连云港设立了办事机构。
  正当连云港码头的优势逐步得到发挥之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下。1938年3月18日，枣庄沦陷，日军抢占了中兴公司矿区，任命大桥小太郎为“矿长”，对中兴公司实行军事管制。同时，软硬兼施，要求中兴公司与之“合作”。在东海和黄海待命的日本海军舰艇，准备占领连云港，攻克徐州。台儿庄大战之后，中兴公司在汉口召开董事会，决定拒绝与日本人合作。1938年5月，中兴公司总部下令，撤出在上海和连云港的办事处，同意英军征用4艘正在外海行使的轮船，并把停靠在连云港的多艘海轮炸沉，将大宗重型设备就地毁坏，堵住连云港入口，阻止日军进港。这一破釜沉舟的壮举，充分体现了中兴公司董事们宁愿将多年心血付之东流也不成全侵略者的抗日爱国之情。
  当时，中兴公司在枣庄的影响，超过国民政府军政两界。公司破釜沉舟，与日军对抗,激发了普通民众的抗日热情。在日军占领枣庄的7年多时间里，自发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引导，许多自发的抗日武装走上了革命道路。
  第五节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与区域社会的演变中兴公司在枣庄的发展壮大，为这块古老的土地带来了近代工业文明，潜移默化着当地乡绅的精神境界和生活习惯。那些受到影响的豪绅，又影响了普通民众，冲击着封闭、保守、狭隘、冷漠、自私的陈旧观念。同时，传统文化赋予枣庄人的豁达、勤劳、简朴、忍让、中庸，也给了立志构建现代工业体系的公司领导者以有益的反馈。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由对垒到融合，开放的矿山文化与封闭的农业文化由碰撞到合流，使枣庄的文化形态得以丰富，并焕发出新的活力，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_、赛庄绅商生活方式与心态的转变16世纪中叶，随着工商经济的发展，市场对煤炭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枣庄一带的乡绅发现煤炭行业有利可图，便开矿采煤。到清朝乾嘉年间，枣庄的煤炭外销已成规模，一口中型煤井所获的利润，相当于上千亩土地的收人。在巨大的利润面前，往日斯文谦让的士绅们，为了争夺矿权，经常撕掉面纱，对簿公堂。“峄县八大家”中的崔、王两家，因争夺窑井，经常打斗。山西商人智太祥和程有仁，在清朝嘉庆和光绪年间先后来到枣庄，与当地富户合伙开窑，大获成功。他们在枣庄南头兴建了山西会馆，并塑有刘、关、张金像，招待晋商时提醒同乡要同心抱团发展。道光年间，金家由济南迁至枣庄，与人合伙开设窑井，几年后成为拥有煤窑8座、商业作坊I3家、土地超过千亩的枣庄著名豪绅。枣庄已有采煤工人数千人，煤炭通过运河船只畅销南北各地。窑主们获得了巨额利润，家财万贯，但生活方式单一，基本上还是土财主做派。中兴公司到枣庄开矿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代化采煤设备的引进，不仅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市场竞争力，而且提高了安全系数，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管理人员工资高，待遇优厚，住小洋楼，有电灯电话，矿里大院一年四季有绿草红花。他们下班之后，坐洋车，进舞场，高质量的生活令人羡慕。即便是下井工人,精神状态也明显超过小煤窑的工人。绅商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一是坚决抵制。有的士绅，在地方上既有影响力也有话语权，用传统的是非标准衡量，属于德高望重之人。但是，这些人对某些根深蒂固的价值体系顽固而盲从,甚至誓死桿卫。他们认为中兴公司来枣庄开矿是破了老祖宗坟地的风水，带领百姓抵制。崔姓地主不仅反对在峄县境内开矿，而且抵制修筑台枣铁路，使筑路工程一度停工。因为开办煤矿是发展民族现代工业的历史趋势，而且背后有强大的军政势力支持，抵制只能以失败告终。
  二是东施效颦。有些富绅，看到别人高品质的生活，萌动了效法的欲望，于是涉足于茶楼、戏院、酒馆，甚至穿上不合体的西装革履，招摇过市。大地主张子贤，卖掉千亩良田，建起了枣庄第一高楼“中原烟厂”，显示自己拥有“实力”。终因缺乏涉足商场的底气，失去土地依托之后，无所适从，投靠了日本人。
  三是与时俱进。那些文化底蕴丰厚的绅商，发现传统的采煤方式无法与中兴公司竞争，自己又没有购买洋设备、雇请洋专家的实力，于是放弃经营不善的小矿井，人股中兴公司，成为股东。有的与中兴公司合作，开办面向矿工的服务业。李松亭开建的面粉厂、龙育道开设的隆丰杂货店、马氏家族开设的万福楼饭店等，效益可观。
  二、现代商业文明的引进与传播自洳运河开通，枣庄就借运河之利销售煤炭，销售促进生产，提高了矿工、工头、煤贩、窑主的收人，拉动了消费，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清朝嘉庆年间，已有小规模的煤场商号几十家。光绪元年（1875),出现了拥有“隆基”、“万和”、“恒大”、“永顺”等商号的煤贩，所获利润几乎接近窑主。但是，在中兴公司成立之前，无论是煤炭开采还是贩运，业主实行的都是家长式管理，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在其中占支配地位。业主与雇员之间的契约，在履行中带有随意性，基本上是强者主宰弱者的“霸王条款”。
  传统社会，生活在农耕文明中的老百姓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粮食自产自吃，衣服用自家纺织的土布缝制，住宅也是自备建材请邻居帮助建造的。普通人家几乎没有“消费”的念头和条件。
  煤炭经济刺激了枣庄的消费，家在外地的单身矿工们，下班之后除了吃饭喝酒，也偶尔出人娱乐场合。逢年过节回家，会给家人买回衣物和其他消费品。这样，为矿工服务的商店应运而生。当时的商店统称“店铺”，有门市房和后院。门房为营业区，柜台冲着大门，后面是货架，所售商品，没有类别限制，按照需求供应。被称为“伙计”的售货员负责站台，“账房先生”在一侧“坐账”，老板时常出人于店铺，迎送有身份的顾客。熟悉的顾客可以赊账，甚至不留字据。
  1920年之后，中兴公司投资兴建了拥有320间配套齐全的商业用房，建成了号称为“洋街”的商业街，供客商租用。济南、济宁、章丘、部县、滕县以及江苏、安徽、山西、河北等省外的客商，来此租赁经营。20世纪30年代，“洋街”上的商号店铺发展到50多家。较大规模的有“晋泰桟”杂货店、“增隆昌”布店、“华兴义”百货店、“庆裕”中药店。还有银行、银楼、酒店、酱园店、绸缎庄、照相馆、成衣店等。在这里经营的商户，因为多是外地客商，既要笼络顾客，又要“六亲不认”，遵循现代商业的游戏规则。他们的经营理念逐步为当地顾客认可，本土的商家也纷纷效法，使现代商业文明得以传播。
  三、市民社会的形成对帮会组织的改造枣庄的帮会组织由来已久，明初的大移民为帮会组织的产生提供了基础。那些举目无亲的外地人，为了相互照应，结拜为仁义兄弟，一家有难，多家支援。伽运河开通之后，从事漕粮运输的船家结成一个个漕帮。这些漕帮，既在运粮途中抱团，也到沿途城镇发展势力，甚至吸收闸官、商贩、纤夫人伙。清朝中叶，枣庄的窑主和煤贩就与漕帮建立了关系。在运河边谋生的商人和艺人，以及船只修补工人、渔民，都要认师傅，加人某个帮会组织。否则，就是“白脖”，受到欺负无处说理。这种风气传到采煤工人之中，得到响应和蔓延。中兴公司之前的煤窑，设施简陋，井下没有坑木支护，事故频发，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新来的矿工通过拜师父或拜师哥学习自保知识。井下作业，若遇到情况，“师父”会及时给“徒儿”提醒，以躲避危险。平时有人“架势”（意思相当于现在的“给力”），受到欺负有人“瞠眼”（瞪眼制止挑衅者）。据统计,95%以上的工人有师父和仁兄把弟，有的不止一伙。这些帮伙已经具有帮会性质。
  随着煤业的兴盛，枣庄的娱乐场所如戏院、赌场、妓院应运而生，为了安全起见，业主或者联合起来成立自己的帮会，或者寻求其他有实力的帮会保护。在利益驱动下，各种帮会组织由自卫发展为出击，由自发组合到有组织地联合。1900年前后，枣庄有名的帮会组织有“三合会”、“哥老会”等30多家。这些帮会组织，尽管不能左右中兴公司的生产经营，但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
  那时候,尽管枣庄的矿工已有几千人，但是并没有形成市民社会。他们身在煤窑，心系家乡的土地，其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还保持着封建社会的状态。各帮会头目有着保持家长式权威的精神土壤，产业工人只有加入了帮会或准帮会组织，才有立足之地。
  中兴公司在枣庄的发展壮大，不仅吸纳了准备以煤矿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劳工，而且吸引了许多具有现代意识的商家。公司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言行，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着底层工人。中兴小学的开办，传播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这样，不受家长支配、靠劳动谋生、讲究公平交易的市民社会，在日军占领枣庄之前，就基本形成。而市民社会的形成，使帮会组织的精神基础发生了动摇，活动形式有了改变。
  到20世纪30年代，枣庄最大的帮会头目李学诗已经成为中兴公司的股东。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帮会组织也顺势成为中兴公司的盟友。日军占领枣庄之后，有些帮会组建武装，成为抗日队伍。许多铁道游击队的队员和部分领导人，在参加这一抗日游击队之前，就是帮会组织中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
  四、现代交通设施的建设早在中兴公司筹建之初，张莲芬就奏请朝廷批准修筑台枣运煤铁路。因为当时产量不多,暂时没把铁路建设列入议程。随着煤炭产量的逐年提高，加强外运成为公司的当务之急。当时，从率庄把煤炭运到台儿庄运河码头，用的是人力车或牛车，成本高，速度慢，影响市场竞争力。为了解决煤炭运输问题，中兴公司多方筹集资金，向德国瑞记洋行商购筑路和行车器材，聘请张炳庚为工程师，对枣庄至台儿庄的铁路选线进行勘测。1908年9月动工，1912年1月竣工通车。线路全长50多公里，有机车17辆、运煤车皮123节、头等和普通客车各1辆、守车5辆。这一工程使枣庄成为中国最早拥有铁路的城市之一。19M 年，津浦铁路支线临枣铁路建成，与台枣铁路接轨。著名的铁道游击队就活跃在这条铁路线上。1935年，连通陇海铁路干线的台儿庄至赵墩的台赵支线筑成，与台枣铁路贯通。至此，中兴公司构建了东接陇海、西连津浦、水陆贯通的交通运输体系，所产煤炭能够畅通无阻地运往中国和世界各地。
  台枣铁路在外运煤炭的同时，还有客运服务。头等客车内部设施在当时为世界一流，普通客车的设施与今天的普通客车相当。客车在枣庄、十里泉、峄县、乱沟、泥沟、北洛、台儿庄等地设有车站，大大方便了沿途居民的出行。位于台儿庄西郊的火车站，由德国人设计，是台儿庄古城最早出现的欧式建筑。
  军阀混战期间，铁路商运经常受阻，为了保证煤炭的全天候外运，中兴公司先后在台儿庄、连云港、浦口、上海等地兴建了10多处码头，购置先进的港口装卸设备和轮船，组建内河船队和远洋船队，发展水上运输。在1936年1月至1938年3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建成了完善的内河航运和外海航运体系。
  在清王朝国力衰退，外国列强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百般钳制的情况下，一批有识之士,排除各种干扰，在发展民族工业的道路上迈出了稳健的一步，使中兴公司成为中国最早利用机械化采煤的企业、第一家民族股份制企业,发行了第一支筹集民族资本的股票，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大民族资本企业。199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煤矿史》一书，对中兴公司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纯由民族资本投资开办的煤矿，在外资人侵、外煤倾销的情况下，未被挤倒，反而逐渐扩大，实有可称道的地方。中兴公司的足迹固然不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道路，最终逃不脱帝国主义的摧残、吞占。但是，中兴公司在1937年以前所走的道路，所采取的发展矿业的措施，值得认真总结，其中某些做法对后人办企业有借鉴作用。这一评价是客观公正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中兴公司开采的是煤炭，为民族工业提供能源，体现的是实业救国精神，是对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是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对“中体西用”的超越。在这一艰难而悲壮的探索中，立足民族利益，以自信的姿态敞开胸怀，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引入煤炭开采和营销过程，为创造中国现代工业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八章西方文明的传入与近代多元文化的形成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外国传教士在山东的传教如野火燎原，宗教势力迅速推进到枣庄地区。大批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来到峄县和滕县，把枣庄地区建成了传播西方文化的新桥头堡。其时，美国北长老会一共在山东建了9个教区，峄县和滕县教区占据其二，足见美国北长老会对枣庄地区的重视。来到枣庄的传教士们在宣传基督教义的同时，还积极兴办各种慈善、教育和医疗事业。此前，作为中华文明一个重要部分,枣庄地区呈现的是一种恬静有序的乡村文化景观，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不受打扰地在自己的轨道上演化。但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势介人,存在了几千年的单一文化形态彻底被打破，枣庄文化的内核中，逐渐掺人基因完全不同、没有任何“血缘”的西方文明因子。面对外来文明，具有数千年积淀的枣庄文化并没有沉沦，而是发扬光大其一贯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以穿行数千年历史的生命力积极对西方近代文明予以吸收和转化，成功将西方近代新技术、文化样式移植嫁接到枣庄古老的文化根干之上，从而使枣庄区域文化化蛹成蝶，在继承悠久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开放进取、活力四射的多元文化。
  第一节美国北长老会在峄县的宗教文化活动峄县与西方的相遇定格在1905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山东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的发展进人一个持续繁荣时期，教士们经由青岛、潍县、临沂抵达峄县。在峄县，他们建立了覆盖全县的传教网络，建立了数量众多的中小学校，引进了现代教育制度，开办了现代化的医疗诊所，创办了众多慈善事业。凡此种种，目的在于培养信仰基督教和掌握现代知识的青年人，以便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扩张事业服务。基督教文化通过教育渗透到枣庄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西文明开始在这里进行对话与融合。
  一、峄县教区的建立及发展1903年，北长老会在济南召开会议，决定在莒州、峄县和胶县三地依次设立新的教会。但由于峄县商贾云集，物阜民丰，民风朴实，且境内多煤矿，交通方便，又占据地理要冲，北长老会遂决定调整原先计划，率先在峄县建立教会。最早来峄县传教的是叶克思牧师夫妇、孔维廉牧师以及富维思牧师等人，他们成为峄县教会的开拓者。1905年峄县作为代表参加了在潍县举行的差会年会，正式成为山东北长老会西部差会的一员。随后，黑牧师、高牧师、文加勒牧师、华乐庚牧师、杜牧师、尤牧师、魏云德工程师等大批宗教人士络绎不绝来到峄县，使得峄县很快成为北长老会在山东布道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中心。®峄县教会的活动中心是叶克思修建的南关教堂。该教堂始建于1911年，1913年竣工，由美国工程师魏云德督建。教堂建筑面积为900平方米，主楼高2层，西面南侧有四层钟楼1座，上面悬垂1口高达2米的大钟，每当钟声响起，远播10里。教堂北侧有三层书楼1座，下有地下室，楼板及拱架门窗皆由美国槐木制成。整个教堂可容纳2000人左右。教堂历经战火洗礼，据说，1917年奉军孙百万部攻打峄县城时，曾将南关教堂当做司令部。又有独立旅占领峄县时，也将这里当做指挥部。解放战争时期，南关教堂蒙受枪林弹雨，至今墙上仍密布枪炮轰击痕迹。所幸的是，虽经百年沧桑,南关教堂在今天仍坚固如初，巍峨耸立，直插云霄。
  基督教会在峄县地区的传播非常迅速，到1921年，峄县基督教总会成立，下设7个分会，遍布峄县市井乡村。峄东支会在兰陵，峄阳支会在台儿庄，运南支会在涧头，运北支会在高皇庙，峄西支会在多义沟，峄北支会在枣庄，另设南关支会,全县信徒达到2000多人。当时正是各地教会自立时期，峄县教会联络了北京、天津的自立会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在教会的大门挂上了“中华基督教会峄县总会”的牌子。
  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势力，其布道过程实乃文化传播的过程。尤其是传教士们在峄县传教过程中采取了“孔子加耶稣”的战略，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思想中某些和基督教相同或类似的东西相互比附，使西方文化以一种“润物细无声”方式渗透到鲁南区域文化中。来到峄县的传教士们还大量培养和使用当地布道人员，千方百计扩大基督教会的势力和基督教的传播。尤为关键的是，传教组织通过教育、医疗等福利事业的开展来扩大教会影响，使更多的人因为获得实利而皈依基督教会。外国宗教势力慢慢打破了儒家独尊地位，渐渐在鲁南扎下根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佛、道等中国传统宗教的影响，这是文化上的巨大变迁。
  基督教在峄县的传播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它带来了乡村社会风俗的变革。传教士们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废除摧残妇女的陈规陋习，诸如缠足等危害妇女的行为皆在弃绝之列。在教徒中，缠脚的比例要大大低于普通妇女。旧的婚姻观念也在教徒内部逐渐发生变化，婚姻自主观念逐渐盛行。“嫁娶都不用媒妁，必须男女私自承诺。”娃娃亲、领童养媳、蓄妾、嫖娼、赌博等乡村陋习亦为教会所禁止。教会要求基督教徒洁身自好，不吸鸦片，不纳妾，不发脾气，还要“待人如己”，相互关心。这些主张和实践都对乡村生活风尚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万美利与峄县孤儿院在来峄县的众多传教士中，女教士万美利可以说是一个中心人物。她在峄县生活了20多年，创办了峄县孤儿院和台儿庄妇科医院，为了维护孤儿院的运转，她还经营着一份在当时来说堪称庞大的产业。
  1913年2月，万美利受美国医院总会派遣，跟随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临沂基督教医院当护士，并在1920年办起了临沂孤儿院。1931年10月，她将孤儿院迁到峄县，改名为“峄县孤儿院”，并辞去临沂基督教医院护士一职，专心经营峄县孤儿院，任专职院长。万美利信奉独身主义，人们多称其为“老姑”，或叫她“万护士”。
  万美利在峄县城南关路东买了30多间破旧民房作为院址。由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大量农民破产，致使孤儿院收容的孤儿人数暴增，由30多人急速发展到二三百人，成为晚清民国时外国人在枣庄地区所办最大也是最著名的慈善机构。
  万美利虽为女性，但具有不同凡俗的经商头脑和管理才能。为了保障办学所需，万美利为孤儿院选择了一条农、工、商、牧多业并举的发展道路。这一举措收效甚著，为孤儿院的生存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使其能够在兵荒马乱中保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
  峄县孤儿院的经济支柱之一是兴办医院。美国传教士叶克思在峄县开办瑞门德医院，后因故停办。万美利来到峄县后，为了筹集开办孤儿院的资金，首先复建瑞门德医院，并亲任院长。该院规模较大，医疗设备先进，医师阵容齐整，医疗质量较高。除此之外，万美利还在峄县南关、台儿庄、周营等地开办了多家诊所，其中台儿庄妇科医院最为有名。该院以妇产科为主，后又增设内科、外科，有医生、护士7人。由于西医面对一些中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时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功效，万美利所办医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收人非常丰厚。
  万美利还在北店子和台儿庄开设牛奶场，并雇请技术人员和工人在峄城南关、周营两地开办了酱园。酱园规模不大，只有1〇多名工人，但因产品质量好而闻名遐迩。她聘请临沂的名师做技术指导，以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为原则，产品远销苏皖宁沪等地。据说，酱园生产的酱菜质量堪与名满天下的济宁玉堂酱菜媲美。
  在农业上，万美利经营的农场可谓规模庞大。她拥有良田1000多亩，并将这些土地全部租给附近农民耕种，然后与租户平分劳动所得。据资料记载，万美利一年可分得粮食60000余斤。除此之外，万美利还建立了小纺织厂，有织布机10台、纺线车10部、织袜机5台。以上实业和农业的经营，确保了孤儿院大批孤儿衣食无虞。
  万美利的孤儿院从生产管理到文化教育都有一套严格完整的制度。孤儿年满7周岁时，开始接受文化教育，满12岁即实行半工半读，上午读书,下午则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或自我服务性劳动。孤儿院设有小学和中学，主要学唱《圣经》圣诗，对孤儿进行宗教思想灌输。教师多为神学院毕业，他们既是老师又是工头。有些孤儿根据年龄和天资被送到外地继续学习，有的还被送到上海、烟台等地教会学校或医院学习职业技能，毕业后从事护士、技工、会计等项工作。据1951年统计，该院有中学生I4人、高级生33人、初级生113人、幼稚生9人。
  万美利对孤儿既有疼爱也有虐待。1945年的一天，一名叫金碗男的孤儿因玩火引起火灾，熊熊大火烧毁三间住房，许多人要痛打这个惹祸的孩子,但万美利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说：“不准打我的孩子。”她的这一举动感动了许多人。1946年的一天夜晚，驻扎在峄县的国民党军一个副官用手枪威逼一赵姓孤女，欲施以强奸。接到报信后，万美利火速跑来拉住这位国民党军官的手，并怒斥其卑劣行径，使孤儿得救。但万美利也体罚和虐待孤儿，有的孤儿尿床，不论男女，她都强迫这些孩子头顶湿被在阳光下把被子晒干，以此作为惩戒。对一些调皮的孩子，万美利有时也采用罚跪的手段,让其跪在烈日之下。
  1949年6月，峄县解放后，峄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孤儿院，对学校进行了改造，清除宗教影响,将其逐步改造成普通学校。1951年11月，人民政府全面接管了孤儿院，改名为“峄县人民政府生产教养院”。®三、峄县教会学校与现代教育的萌芽美国基督教北美长老会进人峄县伊始即着手筹办学校，目的是为教会培养教徒，训练办教人员，表现“基督精神”，并以传布“福音”为名，把教会学校当成“传教的工具和培养教会领袖的场所”。第一所教会学校于1907年开学。1912〜1922年，是峄县基督教及其教会学校发展的盛期。据1922年有关资料统计，其时峄县教会学校中有男子中学1所、女子中学1所、男子高小1所、女子高小1所、国民学校（初小）9所，计13处。在全县教会学校读书的小学生达390人，占全县小学学生总数的14.1%。®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国民政府取缔私学，要求教会学校按照法令规定的学制、课程教学，不得传教，否则不予备案。因此，乡镇的教会小学大多由政府接管，县城的教会中学，为避政府监督，对外改称“修道院”。
  1938年日军侵占鲁南，峄县地区学校全部停课。战事过后，部分教会学校改由政府办学，另一部分改由教会主持复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冻结了教会学校财产，美国教士成为了战俘。此后，教会学校大部分停办，少数复课的亦由中国教士主持，不受美国接济，自筹经费办学。1945~1948年，教会学校有所恢复，1949年则全部由人民政府接管。
  在峄县教会学校中，实业中学最为有名，这是整个山东最早的职业学校之一。该校由美国传教士魏温德于1908年创办，校址初在峄县城南关耶稣堂东边（今枣庄师范内），后迁北店子。人学者均系具有小学教育程度且家庭贫寒的男生。每届1班，每班8~10人。925年前为四年制，其后改为三年制，有初中3个班，预科3个班（相当于高中）。学生约100人，学习绘图、铁工（包括焊工）、木工，以及织地毯、做皮鞋、编藤椅、种地、培植果树等。学校有地300亩，广植各种北方果树，还种有瓜果、蔬菜，一年四季，瓜果满园，蔬菜常青。学校还在地里种植五谷，供师生食用。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常在其中实习、劳作。办学经费由差会从外国捐募中支付，学生食宿在校，以勤工俭学之报偿抵部分费用。
  实业中学的课程体系完全脱离中国传统书院所授四书五经，主要学习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学校所授课程包括道学、代数、形学、英语、音乐、形艺等科，教师可谓中西合璧，既有毕业自美国、中国名校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走科举之路选拔出来的秀才,亦有外国牧师兼课者。中国教师由美国人担任的校长选聘。学生多数来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学校开办初期，有的学生生活困难，学校供给吃穿，后期因经费紧张，学生只好自费上学。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各地传教或在教会小学任教。师生每天早晨要做礼拜，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学校还建有图书室、仪器室等设施。
  1928年，北伐军到达峄县，实业中学停办。1929年，实业中学由美国传教士高牧师主持复课，因躲避向政府立案,改称“自助修道院”。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停办。
  崇德女校也是峄县名闻遐迩的一所教会学校。该校为美国女教士范珍珠于1908年创办。始称贫儿院，招收贫苦女童入院抚养，达学龄后即授以小学课程。学制初小四年，高小三年。1916年开办初中班，始称“崇德女校”。全校仅30余人，最多一班7人，半工半读,劳动为织花边，产品可出口。该校门禁森严,10岁以上男子不准人内。1928年，北伐军兵临峄县，崇德女校停办。次年，在刘广志的主持下复课，为避立案，更名为“灵光修道院”。分中学部与小学部，有学生109人、教师6人。1938年，该校有3个初中班、6个小学班。灵光修道院还附设培真女中，收非教徒子弟28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被迫关闭。®峄县的这些教会学校在布教的同时，也输人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引进了近代教育制度，对当时旧式书院产生了强烈冲击，正是在教会学校的示范下，清末民初，鲁南地区兴起了一股创办新式教育的热潮，推动传统教育逐步向现代教育转型。
  第二节北长老会在滕县的宗教文化活动滕县（今滕州市）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建立的最后一个教区，也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传教繁荣期的一个代表。义和团运动以前，柏德牧师在济宁传教，曾到这一带游历传教，莫约翰牧师也曾到此传教。义和团运动兴起后，美国教会在此的传教活动中断。义和团运动平息后，北长老会在滕县以南15里的小村庄里设立了一个小教站。继莫约翰牧师之后，魏雅各牧师、魏亚力牧师和罗密阁牧师相继到此传道布教。由于滕县地处济宁和峄县之间，当地教徒多数加人了峄县教会,少数加入了济宁教会。这种情况与滕县众多的人口及发达的经济是不相称的，于是教会组织决定加强滕县的传教活动。大批有影响的传教士开始汇聚滕县，建立了一系列宗教机构。
  一、华北基督教会的成立华北基督教会的开拓者是美国北长老会牧师罗密阁。1913年12月26曰，罗密阁牧师夫妇携全家到达滕县，成为美国北长老会在滕县的第一个基督教家庭。罗氏1901年来华，曾在山东多地传教，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传教的重要人物。来到滕县后，他先在仓沟买了数间瓦房，作为布道所，后又在西门里路南买了一所宅院，开办福音堂，进行传教活动。年，罗密阁在县城北关外购置了大片土地，大兴土木，修建教堂等宗教场所,正式建立了华北基督教会。
  继罗密阁之后，1911~1918年，美籍牧师申乐道、道德贞、道雅伯、狄乐播等先后来到滕县,壮大了传教士的队伍，滕县基督教势力不断增长扩张。传教士们在滕县建立了一系列宗教及慈善机构，除华北基督教会外，显赫一时的还有华北神学院、华北弘道院、华北孤儿院、华北医院，它们与华北基督教会一起被称为滕县“五北”。“五北”在当时都是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成立的较大宗教机构，在山东传教史上地位卓显，也凸显了滕县教区在整个山东教区所担任角色的重要性。
  华北基督教会在滕县建立了众多教堂和布道所。所设立的教堂包括滕县北关大洋楼、城南仓沟教堂、城西大坞教堂、城东马家河口教堂。这些教堂又下设20多个布道所。各个教堂和布道所都派驻牧师或长老进行传教活动。这一时期，滕县参加基督教活动的教徒最多达4000多人，成员多是贫苦农民。有些地主绅士为了借教会的势力保护财产也加入教会。他们除靠洋人保护外，还借教会传教士的关系送子女到教会办的燕京、清华、南开、复旦、齐鲁、金陵等名牌大学上学。这样,洋人利用当地士绅发展教徒，扩大势力，地主士绅则依靠洋人的保护捞取实利，二者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
  美国传教士政治上享有特权，经济上也非常富裕。他们都是携妻带子，每户都有1座洋房，有佣人3~5个。“五北”相互毗连，共占地300多亩，有楼30多幢，平房几百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宗教特区。这么庞大的一群院落,西式楼宇云集,外表非常壮观。传教士们还在滕县购买了一处30多亩地的墓地，名曰 “耶稣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委派日籍牧师大申接管了滕县基督教会。1  “造就信仰纯正之传道士与教员”是新民学校的办学目标，学生多来自“基督家庭”，不交学费，在校食宿。主要课程包括国文、英文、圣经、代数、几何、史地（西洋史）等，设有圣经科、师范科、神预科，1926年增设高级科。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到济南齐鲁大学与北京华北工学院等校深造。校董会由6人组成，中方3人，西方3人。由于当时国内“收回教育主权”和“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的呼声甚髙，为掩人耳目，新民学校聘任基督教中国牧师刘廉卿（思义）担任第一任校长。刘思义是当时英美基督教在华所办学校的第一位中国籍校长，但学校实权仍掌握在美国传教士们手中。刘思义本为登州文会馆毕业，是狄考文的学生，曾任青州神道学堂教习、青岛明德书院院长、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副代表，还做过冯玉祥的随军牧师。因新民学校与华北神学院连在一起，两院教师有的双方兼职，故新民学校学生可去华北神学院听自然科学与文学、哲学课程，华北神学院学生亦可来新民学校补习英文与语文等课程。
  1927年,新民学校改名“华北弘道院”，名义上进行神学教育，实际上普通高、初中班并未停止授课。
  因校风素朴，华北弘道院广受赞誉，一些外地教会组织甚至专门把学生送到这里教育。1944年出版的《华北神学志》（下）记载了这一情况：“南长老会江北差会，向来均送学生到各都邑读书，但学生回来，多习于奢华，南长老会素知北方崇尚俭朴，及本院开办，乃先遣学生来此试读，藉以考察。至1917年南北两会即实行合组。今则南长老会江北区会之人才，大都倾向本院，其子女亦多愿来此深受造就。院址扼津浦之要冲，仰信握纯粹之中，本院前途，将来不免长足进展也。”虽然华北弘道院是外国侵略势力所建，宗教氛围浓厚，但不能阻止青年学生的爱国进步思想。虽然华北弘道院增设高级科以来就规定高中学生必须受洗人教成为正式基督徒，意图控制高年级学生的思想，但学生们并未因此而消减爱国热忱。一些学生不顾美国牧师的阻挡，千方百计阅读进步书籍，义无反顾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前，当北方学生南下请愿路过滕县时，他们冲出校门到火车站表示声援。每当国内掀起反日高潮时，美国牧师不让出门，他们就在校内游行。1938年春，日军攻打滕县时，弘道院爱国师生掩护川军伤兵多人，并配合共产党人炸毁北河大铁桥，介绍地下人员到滕西“开银楼”工作，又把川军丢掉的十几支枪转交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1938~1945年日军侵占滕县时期，华北弘道院虽然坚持开办，但屡遭破坏，只能惨淡经营。
  1947年，华北弘道院改称“私立弘道中学”。1948年5月，滕县解放前夕，私立弘道中学南迁徐州、南京等地，受尽颠沛流离之苦。1糾8年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把鲁南一带私立中学编为“岱南中学”，迁往常州，华北弘道院遂被并人其中。饱经沧桑的新民学校，中间经历华北弘道院、私立弘道中学两个阶段，终于走完了它35年的曲折历程。®三、华北神学院的建立与迁出华北神学院创办于1919年9月，创办人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赫士。赫士是齐鲁大学教授，曾任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因神学观点不同，他率十几名学生另立门户，到潍县创立此校。1922年，华北神学院迁至滕县。
  南迁滕县后，得天时地利，华北神学院发展迅速，逐渐成为美国北长老会山东差会所办神学院中最大的一所，为美国教会组织培养了大批中国布道员，对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的持续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北神学院以培养中、高级神职人员为目标，教学分为正副两科。正科招收大学或神预科毕业生，修业3年。高中毕业生若在传教中成绩突出，得特别推荐者也可报考，但修业为4年。文化程度达不到高中毕业水平但有志于神职工作的也招收，列人副科。两科学生同堂上课。学生除学习宗教课程外，还学习天文、地质、文学、哲学、希伯来文等课程。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由“各省差会保送，每年招收20~25人”。学生免缴学费,生活费亦由各差会给予补助，不足部分由学生自己在校内做杂工获得。
  1934年，华北神学院达到鼎盛，声誉日隆。学生达到149人（男126人，女23人），来自全国16个省区，隶属22个差会。南至海南岛，北至哈尔滨，西至陕西，都有学生慕名前来，甚至还有4位学员来自朝鲜。当时，华北神学院甚至被称为著名的美国普林斯敦神学院的姊妹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神学院遭受沉重打击，处于半停顿状态，英、美籍教师被押往潍县关押，院长改由中国牧师担任。1946年初，华北神学院迁至徐州。1948年，移至无锡。1952年,金陵协和神学院成立，华北神学院并人其中。
  华北神学院之所以声名远播，与创办人赫士个人的能力和才华是分不开的。1882年，他受美国北长老会派遣来华，在山东传教。1901年，应山东巡抚袁世凯之请,赫士前往济南，担任山东高等学堂总教习。他还曾协助袁世凯创办了山东邮政，并上书清廷仿照世界惯例实行星期日休假制度，被清廷采纳。此外，赫士还创办了山东第一家报纸《时报》。他所编写的《对数表》《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揭要》《天文初阶》《是非体要》等教材为中国各地新式学堂争相采用，对中国新式教育的普及发挥了重要影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已经年迈的赫士夫妇被日军拘押于潍县乐道院集中营，并且放弃国际红十字会主持下的美日两国交换俘虏的机会。1944年，赫士病逝于集中营内，享年87岁。
  四、女传教士道德贞与麻风病医院美国北长老会在滕县所创办的各项慈善事业中，医疗卫生事业占据重要地位，其中美籍女传教士道德贞又是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她对民国初年枣庄地区现代医疗技术的引进起了重要作用。
  1913年，美国北长老会进人滕县不久，就建立起福音医院，因道德贞来华之前就是护士，该院就由她全面掌理。1929年，该院改称“华北医院”，并聘请齐鲁医学院医学博士于道荣担任院长。华北医院是滕县最早的西医医院，也是当时美国传教士在山东所建的有代表性的医院。初始设病床10张，1931年，教会又投资新建门诊楼10余间，设置内科、外科、妇产科、X光室、手术室、化验室、西药房、制剂室等，病床增至20张，有医疗人员18人，能做截肢、阑尾炎、肠梗阻、剖腹产、白内障、眼球摘除等手术，并设暗室验光配眼镜。1935年，因病人增多，病床不够用，又募资进行了扩建，在建筑面积、医疗仪器、病床设备上大加改进。来院就诊病人大增，除滕县外，周边邹县、费县、峄县等地病人也来看病，“就诊者络绎不绝，为基督教华北医院的昌盛时期”不过，最让道德贞倾心的还是她一手创办的滕县麻风病医院。
  麻风病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麻风病人往往被家庭抛弃而自生自灭，社会上对麻风病人普遍存在广泛的歧视与偏见。
  20世纪初，在当时的滕县及周边地区，还有不少麻风病人。这些人流落在社会上，完全被社会驱逐，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为了解除这些人的痛苦和绝望，1918年春，在当地乡绅赞助下，道德贞在滕县创办了麻风病医院。医院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有病床110张，办院经费由英国伦敦万国麻风救济会和加拿大麻风救济会定期供给。这是山东第一所麻风病医院，也是山东最早的专科医院。在鲁南、苏北一带，道德贞一边传教布道，一边把流落荒野被人遗弃的麻风病人接回自己创办的医院。虽然人员匮乏，只有3名外籍医务人员，但该院收治的麻风病人竟多达百人。麻风病传染性强，含有麻风杆菌的皮肤或黏膜损害后与有破损的健康人皮肤或黏膜接触即可致病，接触传染患者用过的衣物、被褥、手巾、食具等也可传染，但道德贞视病人如兄弟姐妹，不怕传染，常常亲自给麻风病人擦拭溃烂的伤口，既不戴口罩，也不戴手套。很久以后，一些在该院治愈麻风病的老者提起道德贞来，仍然对她的仁慈与热忱“赞不绝口，’。
  道德贞的麻风病院，从1918年至1%1年，共收容病人1400多人。在道德贞的示范下，济南、青州、兖州、潍县等地的传教士纷纷建起麻风病医院，收治了大量麻风病人。正是在道德贞等教会人士的推动下，麻风病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的关注。
  日本侵占中国后，1940年，道德贞受日本人威胁,被迫离开中国。回国前，她将从教会筹到的美元换成中国银元，转交给当地的几位士绅，嘱托他们用这笔钱照顾好医院的病人。
  一篇文章描述了道德贞离开滕县时的情景：“麻风病人知道道德贞要走了，在她即将离开的那天，在大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她合影时，给她穿上了一件大伙忙活了一夜为她赶制出来的衣服。那件衣服是用很多布条缝制的，每一片布条上，都写着一位麻风病人的名字。”①道德贞就是穿着这件“百衲衣”，永远离开了中国。
  现今,道德贞建立的麻风病院早已成为一片废墟。残垣断壁之中，仍立有滕县麻风病医院旧址。一方石碑，这就是1935年住在医院中的140多名病人集资所立的“纪德碑”。上面镌刻着这样一段碑文：天下若人，吾等为最贫矣而病病也，而麻风形既可丑，气难触人，人纵怜吾，而吾已拒人于千里之外，夫何望哉！美国道德贞女士哀吾之贫而病也，饮食之，衣服之，医药之；吾之易于传染也，宏其宇，净其地，洁新其床被，使吾聚于一处而不复与人接近；哀吾之无依，举安邱张瑞春长老为院长，经纪之，训海之，而张长老风雨寒暑，昼夜无稍闲，数十年如一日；哀吾之体有养而灵无以培也，举美国道雅伯牧师祈祷研经，而道牧师口讲指画，务为道吾于重生称义成圣之地。是吾不幸于前，今由不幸而得此大幸，岂非上帝之特恩哉！虽然道女士、张长老、道牧师之尽心尽力尽意尽志，而吾等不能生死忘也，爰立碑以纪之。
  第三节近代枣庄文化品格的形成外来文化的冲击给枣庄文化带来了压力，更提供了一种新陈代谢的契机。随着近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枣庄文化也在广采博收的基础上逐渐锻造出新的精神品格。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枣庄人勇于吸纳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既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随从，而是从会通的角度倡导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渗透、重组和再造，对西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走文化整合创新之路。这种方式，不囿于洋，不困于中，避免了单纯从表层来进行中西文化对接，反映了枣庄本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袭扰时的智慧。强化趋新与谋求变革的近代意识、主动接受西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极仿造和创新洋事物、大胆革除陋俗并创造新生活成了近代枣庄文化品格的鲜明特征。
  一、近代文明对赛庄城市文化的催生与建构城市文化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随着西方文明的大规模登陆，行进在近代化旅程中的枣庄，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开阔的胸怀、海纳百川的精神和高度的自信接纳了来自异域的文化，并通过融合与对话不断实现自我革新，逐渐脱离了单纯的农耕文明，在丰腴的母体文化中建构起生气勃勃、气象万千的城市文化品格，实现了精神世界的一次彻底蜕变。
  大略说来，近代枣庄城市文化的建构主要涵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兼容并包，多元并存。随着1912年津浦线全线通车，再加上原有的运河航运，偏居一隅的枣庄占据了两条贯通南北的水陆交通大动脉，成为华东地区交通最为便利的地区之一。交通能力的腾跃，使枣庄能够更深地参与到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当中，甚至能够做到与东部最为发达的京津沪等大商埠同步发展。无论是北京、天津的新思想、新观念，还是上海滩十里洋场的新风尚，均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传遍枣庄的大街小巷。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中兴公司为代表的工商业逐渐发展起来以后，海内外大批官宦、工商业者、士绅、知识分子及工农大众来到枣庄，带来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使得枣庄在文化上南北交融、东西杂聚，成为多种地域文化的交流荟萃之所。可以说，复合性、开放性成为近代枣庄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
  二是竞争进取，不甘人后。鸦片战争的屈辱，甲午战争的伤痛，刺激着每个中国人的神经。在救国图强的思潮中，面对严酷的生存危机，枣庄人也一改“温良恭俭让”的传统价值观，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引人西方的竞争进取思想，用 “竞争生存”的理念来取代不思进取的中庸之道，西方进化论思想因而得到广泛传播。从此，崇尚竞争、重“力”轻“命”、勇于冒险和标新立异成为枣庄文化的主基调。
  三是摆脱“重农抑商”的精神桎梏，大力弘扬工商文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枣庄的落地生根，千百年来“重农抑商”的观念受到挑战。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的“存天理，灭人欲”、“重义轻利”等陈腐观念逐渐被枣庄人所抛弃，求利、重商、富国之风逐渐深人人心。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成为枣庄人的共同追求。1878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诞生在枣庄绝不是偶然，它是枣庄人解放思想、奋发图强、救亡兴国精神的最好写照。以中兴公司为代表的民族工业在枣庄地区的崛起，奏响了中国近代化交响乐章的最强音。
  二、赛庄地方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吸纳与融合西方近代文明对枣庄地方文化的渗透是全方位的。随着报刊的传播、学堂的设立以及人员的交流，无论是在物质文明方面，还是在社会风尚方面，都有越来越多的西方文明因素揉合进枣庄地方文化当中，促使枣庄地区的饮食、衣着、装饰、建筑等市井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变迁。
  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兴公司“飞机楼”的建造了。
  所谓“飞机楼”，其实是中兴公司的办公楼，因其外形酷似飞机，故得此名。这座楼不仅是中兴公司胼手砥足、沐风栉雨发展民族工业的见证，也是中西文化交融汇合一个杰出代表。
  “飞机楼”始建于1923年，由德国设计师设计，哥特式建筑风格，为东西走向的两层建筑。大楼层高4米，总建筑面积2813平方米，共投资144万元。大楼东部有地下室，高3米，通地下室有3处出人口。正楼中间凸出部分由两根方柱拱托呈半圆形雨篷。楼内中间门厅由4根花岗岩圆柱拱托，两端与楼梯间相连，长12米，宽11米。门厅北单体建筑为会议室，门厅两侧有东西走廊，宽2.2米。走廊两侧为办公室，宽敞明亮。水刷石外墙，混凝土沿口，大坡度起脊红瓦屋面，衬托着突出房顶的塔楼。正楼中央全高15.6米。整座建筑物层次错落有致，格外雄伟壮观。“飞机楼”的东西两侧50米外各建有配楼1座，红砖墙身，大红瓦屋面，均为两层砖木结构，东楼面积1734平方米，西楼面积1176平方米，与主楼整体呈象征胜利的英文字母“V”形。大楼被设计成飞机形状，寓意着中兴公司事业的腾飞。
  单看外表，这座建筑没有任何中国文化的影子，但实际上，大楼的设计却是中欧文化结合的产物。整个大楼主体坐北朝南，但偏西5度。之所以采取这种设计，恰恰是对枣庄传统习俗的尊重。“飞机楼”南边，有条正南正北的中新街(今中心街），而枣庄当地建房有个规矩，即房门不能正对着路，否则不吉不利。为了不让房门正对着马路，所以才出现了偏西的这一设计。
  “飞机楼”的设计还加人了中国最古老的礼仪观念。因为当时中兴公司的两位董事会长徐世昌和黎元洪都是国家总统，应享“九五至尊”，所以正门台阶被设计为9级。据说，当年中兴公司大股东张学良到中兴公司视察时，坚决不中兴公司老办公大楼“飞机楼”从正门人，而是从侧面楼梯走进大楼，体现了张学良虚怀若谷的精神。®时至今日，虽历经战乱，“飞机楼”仍然屹立在中兴公司原址上，被誉为“鲁南煤城第一楼”。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该楼成为枣庄煤矿的办公大楼。大楼正面上方“枣庄煤矿”4个大字，是由著名学者郭沫若题写的。
  正是因为“飞机楼”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水乳交融，该楼已被山东省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枣庄市人民政府即将在此大楼内部建立中国煤炭历史博物馆，向世人讲述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的风雨历程。
  三、工业文明带来的文化新风经济的兴盛必定带来文化的繁荣。工业文明的发展给枣庄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思想、文化诸方面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尤其是维新思潮的传播更加深了文化领域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更新，大大促进了枣庄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的近代化历程。古老的枣庄文化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工业文明带来的文化新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力提倡和引进近代科技，二是积极发展新式教育。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中兴公司都可以算作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一个代表。早在1906年，为了修建台枣铁路，中兴公司远赴德国采购了全套机器设备，包括火车头3辆，载重50吨的煤斗车50辆，以及钢轨、钢枕、起重车、平板车、客车等设备。在煤矿建设方面，中兴公司也瞄准世界最先进技术，所用设备如锅炉、大绞车、井架、煤楼、煤筛、煤斗、电动提升机、排水机等也全由德国西门子等公司进口。舍得在技术装备上花大价钱，使得中兴公司成为全国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煤矿之一，在规模上仅次于抚顺（中日合资）、开滦（中英合办）两大煤矿，成为全国第三大煤矿。
  除此之外，中兴公司还积极引进国外人力资源。开办伊始，中兴公司就延聘外国专家担任总矿师，负责全矿的技术保障。1929年初，中兴公司敦聘德国人克礼柯为总矿师。克礼柯履任后，大张旗鼓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举措之一就是在主要石门安装无极绳运输，彻底改变了井下用骡马和人力运输的落后局面。这“在当时的中国煤矿中是独一无二的”。克礼柯还主持了作业方式的改进，由殊柱式采煤改为长壁式采煤。1930年和1931年，中兴公司从德国先后购进2台当时世畀上最先进的簸煤机（运煤机）、2台刈煤机和爬煤机，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在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助推下，从1931年起，中兴公司的煤炭产量平均以每年18万多吨的速度上升，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大型工业企业。®科学技术是近代文明最重要的载体，它不仅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生产工具，用新知识、新技能武装劳动者，更重要的是，它还会推动社会观念的更新。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重伦理、轻科学，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重守成、轻改革的倾向，科学技术常常被作为“奇技淫巧”来加以否定。因此，科学技术长期处于低下的地位。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在枣庄民族工业中的应用,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对枣庄人的思想观念形成强大冲击，中兴公司等民族工业的崛起使枣庄人认识到，要想自强求富，就必须掌握科学技术，崇尚科学、追求技术遂成为枣庄文化新风。近代科技的威力在中兴公司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引进，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和掌握专门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于是，兴办新式学校在枣庄一时蔚然成风。新式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科学知识的熏陶和启发下，思想发生很大变化。经过近代科学知识的洗礼，他们不再相信星命风水、巫觋谶纬，而是相信科学、信赖科学，旧的迷信思想受到强有力冲击。而且，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普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科技应用于日常生活，使生活设施变得更加舒适与便捷，让原来较为单调的生活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在科技的帮助下，新生活方式表现出不可抵挡的吸引力。剪辫、易服、洋楼、电灯、火车、轮船、自行车、照相机等新事物的出现，改变了枣庄人在衣食住行方面传统的生活习惯，促使人们有意识地追求科学、卫生、有品位的生活。戒除鸦片、废除缠足、改良婚丧祭葬成为风俗革新的主要内容。
  作为民族工业的领跑者，中兴公司也通过大力兴办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工人补习学校为文化新风尚推波助澜。1923年3月，中兴公司创办中兴小学，到1936年，发展到18个班，在校学生912人，成为当时鲁南规模最大的小学。该校开设训练、国语、自然、算术、美术、体育等课程，师资优良，所聘教师大多来自南京女子师范及天津女子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教学质量冠盖苏北、鲁南。中兴小学以“发扬中国固有的道德”为办学宗旨，既注重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又强化对他们强学力行素质的培养，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亲善精诚、奉公守法、爱国爱民的大批毕业生。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就曾在中兴小学台儿庄分校就读。
  1930年，中兴公司又兴建了中兴学校职业部。学校坚持训育与教学合一，学生思想进步,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枣庄教育界成立了中共第一个党支部。大批学生加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和“战地服务团”，为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大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同年，中兴公司还斥资开办工人补习学校，以“启发工人觉悟，提高工人技艺,增进工作效率，完成国民资格”。①第九章鲁南地区的红色文化枣庄是革命老区，无论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枣庄人民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赴汤蹈火、英勇战斗，创造了丰富灿烂的红色文化，这些文化不仅记录了革命先贤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所创造的丰功伟绩，更集中体现了战争年代枣庄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革命道德情操。鲁南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它反映着枣庄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进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枣庄儿女为了理想和信仰而拼搏奋斗。鲁南红色文化以其鲜明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成为后来者追求理想和信仰的动力与源泉。虽然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枣庄煤矿工人罢工的怒吼、乡民反抗北洋军阀统治的猎猎大旗、抗日战争时期传遍城市乡村的红色歌谣、妇孺皆知的铁道游击队、威名远播的运河支队、滚滚车轮中的枣庄支前大军，仍然是和平年代枣庄人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多姿多彩的红色文化，成为枣庄文化构成中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第一节马列主义在枣庄的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沐浴着马列主义的文明之光，枣庄文化发展进人了一个新纪元。马列主义先进文化在枣庄扎根沃土，绽放出绚烂的思维之花。不甘忍受压迫的枣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洗礼，开始用无产阶级先进文化解放自己的头脑，并成立了自己的党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会运动，同各种黑暗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马列主义新文化在枣庄人民追求民主与进步的进程中展现出强大的威力。一、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在煤城的传播20世纪一二十年代，枣庄煤矿是国内闻名的第三大煤矿，产业工人达到2万人。当时的枣庄矿区工人，经常挣扎在资本家和封建把头残酷压榨的人间地狱之中，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工人们在手持皮鞭、木棍等各种凶器的封建包工美子和大小监工的监督下干活，在毫无生命安全保障的险恶矿井下劳动，每天劳动12小时，所得工资寥寥无几。有固定工资的“里工”，高的每月十四五元，低的只有七八元。没有固定工资的“外工”，其工资就更少得可怜。无论“里工”还是“外工”，都难以维持自己的生命，更谈不上养家糊口。无数矿工因惨遭资本家的压榨、封建把头的摧残和井下事故而埋骨于矿井深处，更多矿工被逼得卖儿卖女和家破人亡。当时的枣庄矿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苦工人,真可怜，铺着烂麦草，盖着麻袋片，冬天冻得打战战，夏天热得气难喘，忍饥挨饿真悲惨，卖儿卖女泪涟涟。下矿井如进鬼门关，矿井下就像阎王殿，把头皮鞭打，监工逼着卖命干，工人挖煤流血汗，挨打受骂遭摧残，伤亡事故常出现，惨死井下葬黄泉。”虽然矿工们不断采取自发的斗争方式来反抗剥削和压榨，但这些零星的、分散的自发斗争每每以失败而告终。工人急需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的教育和启发。
  早在中共建党伊始，就把枣庄当成一个传播革命火种的重点区域。1923年7月，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罗章龙来到枣庄、滕县等地进行社会调查，传播马列主义，并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了反映山东地方当局横征暴敛、人民奋起反抗的文章。同年冬，在济南省立第一师范渎书的峄县籍青年学生田厚起（又名田慕寒）受到马列主义教育和影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多次回家乡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先后两次遭到反动军警逮捕，但始终英勇顽强，坚持斗争，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幸于1931年惨遭国民党当局杀害。
  虽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但在枣庄的地平线上，仍然顽强地出现了新文化的曙光。
  据枣庄地区早期革命党人回忆，1926年初，党组织曾派一位李姓地下革命工作者来到枣庄矿区，专程进行革命宣传。这个人身材高大，住在南马道三合庄一个小旅店里。他表面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对工人们的生活和疾苦非常关心。工人们认为他是个体贴自己的好人，许多人下班后都来找他聊天。他经常对工人们说:“工人为什么穷？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资本家和封建把头为什么富？住洋楼，吃得好，穿得好，洋钱花不了，养得胖胖的，整天花天酒地的享受。这都是由于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剥削工人的血汗所造成的。” 他还进一步教育工人们说:“工人们受穷苦的原因，一是没有认识到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对自己的剥削，而更重要的是工人们一盘散沙，没有组织，不能很好地与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开展斗争。不斗争，永远也改变不了工人的贫穷地位。”他告诉穷苦矿工：“要想过好日子，大家就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一起反抗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剥削。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和减少劳动时间。” 由于形势紧张，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革命者在枣庄矿区没有待多长时间就走了。①对枣庄马列主义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枣庄籍早期共产党人朱道南，又名朱本邵。1902年，朱道南出生在峄县北于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他幼年在北于村读私塾,后到峄县城读小学。1922年,到济南省立师范讲习所学习，不久又转到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1926年秋，朱道南在济南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3月，在湖南长沙黄埔军校第三分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此后，他参加了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并在起义失败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浴血杀敌，屡立战功。1930年秋，朱道南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在峄县齐村小学当了教师。他以此身份做掩护，千方百计传播马列主义。在讲课或与师生交谈时，他讲述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广州起义的故事，对师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教育。在他的鼓动下，许多人接受了马列主义。1932年秋，朱道南调到了峄县教育局担任教育委员，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份发展有生力量，为革命暴动做了大量先期准备工作。1937年，朱道南利用自己发展的力量组织成立了“抗日联庄会”，建起枣庄地区第一支人民武装。这年秋天，朱道南组织策划“邹坞暴动”，打响了枣庄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第一枪。
  新中国成立后，朱道南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写成历史小说《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尔后又改编成电影《大浪淘沙》，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陈毅、贺龙、徐向前、陶铸等人的充分肯定和关注。影片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真实地再现了大革命前后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画面，细腻刻画了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潮中探索、追求、拼搏的成长道路。朱道南用自己的作品告诉人们，知识青年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才是希望之所在。
  1931年夏，滕县人王临之在济宁省立第七中学任图书管理员时，经王溥泉(后改名刘顺元）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他从济宁回到滕县后，与由他介绍人党的几个进步青年一起，在滕县南门里创办了一个“国民书店”，不仅出售进步书刊，而且还秘密出售《共产党宣言》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等被当局查禁的革命书籍，成为滕县早期共产党人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的红色阵地。
  二、赛庄矿区党支部和矿区工会的建立1926年春，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纪子瑞来枣庄矿区开展建党工作和领导工人运动。纪子瑞，又名纪济民，1895年生于山东胶县（今胶州市）里岔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0年，他15岁时离开家乡，跟着大哥到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做工。目睹青岛遭德、日蹂躏的惨状，逐渐萌发出强烈的反抗意识。1924年，经邓恩铭介绍，纪子瑞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加人了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山东早期共产党活动的重要领导者。
  在枣庄矿区，纪子瑞不仅住在穷苦的煤矿工人家里，还经常与工人一起在矿井下劳动，了解中兴公司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对工人的残酷压榨，体验工人的疾苦，询问工人的要求。他将马列主义与枣庄矿区实际情况相结合，启发教育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自觉地与资本家、封建把头展开斗争。当工人们有了一定政治觉悟之后，他又对工人们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并在工人积极分子中积极发展党员。他在枣庄矿区先后发展了张福林等10名共产党员，创建了枣庄矿区乃至整个枣庄市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枣庄矿区支部，并组织工人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枣庄第一个工会组织——枣庄矿区地下赤色工会。马列主义先进文化在枣庄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堡垒。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在全国革命运动高潮的鼓舞下，1927年6月27日，在以纪子瑞为首的中共枣庄矿区支部领导下，2000多名矿区工人召开罢工大会，成立了枣庄矿区劳工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六月大罢工。
  参加罢工大会的工人代表在大会上控诉了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揭露了资本家、封建把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诉说了工人们在物价飞涨、工资低微的情况下的悲惨生活，强烈要求资本家提高工资、改善物质生活待遇和取消封建包工制度。会场上掀起了控诉压迫和剥削的阵阵声浪，发出了“坚决举行大罢工”的怒吼。这次大会，显示了广大工人反抗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压榨的坚强决心，打击了压榨工人的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大长了工人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士气。
  在枣庄矿区劳工会的领导下，广大工人踊跃参加大罢工，举行各种集会和群众游行，张贴“劳工神圣”、“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工人与职员平等分花红”等标语，掀起了大罢工的高潮。这次工人大罢工虽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它的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它使工人们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伟大力量,并在罢工中也获得了一些斗争成果，因而增强了工人同资本家斗争的胜利信心。这次大罢工还锻炼了一批工人骨干分子，为枣庄矿区今后的工人运动培养了一些优秀的领导干部。
  1927年7月，北伐军撤出枣庄矿区，北洋军阀张宗昌部卷土重来。中共枣庄矿区支部和劳工会的活动被迫暂时停止，全矿区的工人运动也由高潮转人了低潮。1928年4月，国民党举行所谓第二次北伐，国民党新军阀开始控制枣庄，施行白色恐怖。纪子瑞按照党的指示离开枣庄矿区，在南京和上海以及山东多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29年6月，纪子瑞在四方机车车辆厂进行革命活动时不幸被捕，被押送到济南国民党山东省高等法院第一监狱关押。他在敌人的监狱中受尽种种折磨和酷刑，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战斗。1931年4月5日，纪子瑞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等其他21名革命志士被押赴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面对死亡，纪子瑞视死如归，正气凛然，高呼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革命口号，壮烈牺牲。
  纪子瑞是枣庄地区红色文化的播种者和开拓者，他的革命事迹和浩然正气，将与日月同辉,与山川共存。
  1928年4月18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枣庄。这时，由于战争，全矿区工人仅剩下几百人。广大失业工人在死亡线上挣扎，迫切要求复工和救济。为了团结工人同资本家、国民党官僚进行斗争，地下党组织决定组织枣庄矿区外工会，恢复工会的革命活动。1928年7月11日，枣庄矿区外工会正式成立，大大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工人们同资本家及其豢养的“中兴矿工同业工会筹备处”（又称“里工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枣庄矿区外工会的成立，使资本家、国民党官僚们更加慌张起来。国民党中央党部立即批准成立枣庄矿区“工会整理委员会”（简称“工整会”），破坏工人运动。在国民党工整会和资本家加强对工人运动镇压和对工人群众统治的情况下，工人们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更加严重了。根据当时国民党党部不完全统计，当时枣庄失业工人有五六千人，在业工人大部分靠借债维持生活，在1997名工人、职员中，只有4人有储蓄。在调查过的1450名里工工人中，每日固定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的占28%，每日工作8~1.2小时的占2〇%;其余的外工工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①生活的困难迫使工人起来和资本家继续进行斗争。1929年3月4日，台儿庄分厂抬煤工人宣布罢工，向中兴公司资本家提出增加收人的要求。由于工整会的破坏，台儿庄抬煤分厂工人的这次罢工只得到了局部的胜利。但它的意义是相当重大的，通过这次罢工斗争不仅使拉煤工人的收人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自国民党占领枣庄以后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它向工人宣告：只要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白色恐怖政策所带给工人运动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资本家对工人的猖狂进攻是可以打退的。
  台儿庄分厂工人的罢工是矿区工人运动从消沉转人复兴的信号，也说明煤矿工人的革命火焰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扑灭不了的。此后，枣庄工人阶级在共产党先进文化的指引下，前仆后继，一直坚持斗争，成为创造枣庄现代历史的主力军。
  第二节乡民的反抗与临城劫车案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陷人全面危机，盗匪横行，灾变频仍，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家徘徊在崩溃的边缘。在此大环境下，枣庄社会也被裹挟到时代的漩涡之中，酝酿着剧烈的社会动荡。以孙美瑶为首领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啸聚山林，揭竿而起，通过武装斗争来反抗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他们打击土豪劣绅、劫富济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民国第一大案”，演出了一场现代版的绿林好汉传奇。虽然他们的反抗最终被反动势力绞杀，但他们不畏强暴的精神在家乡永久流传。
  _、民国初年社会乱象与鲁南地区社会矛盾的纠结1916年袁世凯垮台后，北洋军阀皖、直、奉等几大派系各自拥兵自重，互相攻伐，整个国家陷入混战的局面。北洋军阀在山东共统治了16年，其间当权者轮换如走马灯，竟八易督军。这些人在山东大搞专制独裁，致使政治黑暗、民变蜂起。政局不稳必然带来吏治的腐败，大批官员无心政事，只知贪赃枉法、任人唯亲、卖官鬻爵、贪污腐化、中饱私囊。枣庄作为山东的南大门，也笼罩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
  这个时期，枣庄的自然灾害也十分频繁、酷烈，水、旱、疫、蝗时有发生，使得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1920年，北方发生“四十年未有之奇荒”，山东灾民连幼儿都卖不出去，只好“投诸井中”，“竟到湮塞”。1927年，山东又经历了大灾，“赤地千里，几无人迹”，枣庄地区有大量人口死于饥荒。
  严酷的经济剥削也导致枣庄地区地主与农民阶级矛盾的激化。甲午战争后，外国商品大量深人到农村，破坏了原来的经济结构，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广大农民纷纷卷人贫穷和破产的洪流当中。农村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剩余人口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丧失了土地，被迫成为无业流民。尤其是反动军阀的苛捐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使农业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张宗昌督鲁时期，各种税收增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各种名目税捐达52种，甚至还有娼捐、鸡捐、狗捐等名目。有人作了这样一幅戏联：“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张宗昌征税也极苛重，农民根本无法负荷。他还滥发“五票”（奉票、省钞、金库券、军用票、公债票），肆无忌惮对人民搜刮和掠夺，枣庄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政治的腐败、接连的战乱、沉重的捐税致使社会满目疮痍，越来越多的农民落草为寇，加人打家劫舍的匪营，导致枣庄地区匪患猖獗。他们大股上千，小股成百，少的也是三五成群，拦路行劫，杀人越货，贫苦农民时刻生活在恐怖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鲁南地区社会矛盾处于前所未有的激化当中。为了反抗黑暗的统治，乡民们纷纷拿起武器，开始了反抗。
  二、孙美瑶铤而走险——临城劫车枣庄市东北20公里处，有一高山名曰“抱犊圍”，海拔584米，为“沂蒙七十二崮”之首。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以孙美珠、孙美瑶、孙桂枝等为领导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就盘踞在这里。他们因反对官兵和土匪的骚扰而招兵买马，筑寨于抱犊圍，共推孙桂枝为老寨主，孙美珠为大寨主。一时间人众枪多，割据一方。孙桂枝、孙美珠本是叔侄。孙氏祖居峄县白庄，是这一带很有声望的富家大族。孙美珠出身秀才，为人急公好义。孙氏叔侄共为寨主，使得不少知识分子也慕名来投，其中包括鲁南著名作家王一民，还有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京津学生。苏鲁豫皖四省数十县的饥民也云集响应，不期而聚者达7000余人。他们当中，有的是参加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有的是从法国归来的华工，有的是来自安武军或河南的退伍军人，更多的则是破产农民。1920年清明节这天，他们宣告成立“山东建国自治军”，由孙美珠任五路联军总司令。
  “山东建国自治军”成立之初就拟定了10条山规，包括保护贫苦农民，不准奸盗邪浮淫，公平买卖，不准妄杀一个，不准拉人家的耕牛和扒普通农民的粮食，不准抢劫行旅客商，不准打骂贫苦兄弟，不准欺软凌弱，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等。
  他们还曾发表聚义宣言，内称:“官府暴虐不仁，与土豪劣绅狼狈为奸，鱼肉人民。今又大旱，连年失收。资产奸商……剥榨百姓……致使民不聊生，卖儿卖女，流离颠沛，饿殍遍野，惨不可忍。今孙桂枝等联合贫穷兄弟，反抗暴虐的官府，劫富济贫。” ®宣言一出，更多饥民聚集在抱犊崮山上。他们驰骋于胶济、津浦、陇海3条铁路线间，辗转苏鲁豫皖一带打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他们打过邹县恶霸十大家、滕县的八大家，在苏北打过东三街、于家庄、南头村等恶霸地主。1922年7月，自治军聚集千人，攻打临沂傅家庄，劫持大恶霸地主赵荣廷等富户数十人，得赎款21万元。“建国自治军”纵横齐鲁，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威震全国。
  1922年8月，孙美珠在与北洋政府军队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孙美瑶继承乃兄遗志，被推为首领。时孙美瑶年仅24岁，虽身材短小，但精明强干。1923年4月间，北洋军阀任命山东督军田中玉为剿匪司令,统辖山东第五、第六混成旅和二十旅、老五师等部队对抱犊崮进行围剿，把“自治军”死死围困在抱犊崮山寨之上。山上缺水断粮，“自治军”危在旦夕。为了打退敌人的封锁，孙美瑶想出奇策，那就是劫持津浦线列车上的洋人，以此为质逼迫北洋政府退兵。孙美瑶等人从设在上海、南京等地联络站提供的情报中获知，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上载有大量外国人，于是率领精干力量突出重围，于5月6日清晨，在临城（今枣庄市薛城）与沙沟之间的地段拦截了这趟客车，共掳获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在内的外国乘客39人，以及71名中国旅客，全部解往抱樓崮山区。
  事件发生后，如巨石击水，引起滔天巨浪，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列强驻华公使纷纷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必须在3日内将全体外国人质救出，否则每隔24小时须赔款若干。16国外交使团还借机提出对中国铁路实行“共管”。小小的枣庄一时成为全世界舆论的焦点，登上了《泰晤士报》等世界大报的头版。北洋政府大员、列强在华外交人员、中外各大通讯社记者、国内各大军政势力代表云集枣庄。在国内外巨大的压力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北洋政府被迫撤去重围，将孙美瑶部招抚，“山东建国自治军”被正式编为山东新编旅。不久，在吴佩孚的密令下，北洋军阀兖州镇守使张培荣设“鸿门宴”诱杀了孙美瑶，孙部遂解体。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孙美瑶领导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是土匪武装，而临城劫车案纯粹是土匪作乱。其实这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误解。1923年5月21曰，《晨报》曾刊登《建国自治军第一路军通告》，其中写道：溯自近年以来，国事溷淆，是非颠倒，一则曰加税，再者曰筹款、派捐、公债、印花、厘金种种苛派，纷至沓来……劣董恶绅，表里为奸……吾同仁奋然起义……平等为主义，均户为目的，志在除尽贪官污吏，杀绝劣董恶绅，将中国之腐败病民政策涤刷一新，熙熙皞皞，打出一个清平世界，为父老兄弟造真幸福。
  这份通告说明，孙美瑶及其率领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有着鲜明的革命旗帜和明确的行动纲领，打击的是反动透顶的北洋军阀政府，掠夺的是巧取豪夺的地主劣绅，实际上是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当时的人就已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1926年12月，在毛泽东和李维汉参加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其中明确肯定临城劫车案是“潜伏在农村中的革命运动”，孙美瑶的“山东建国自治军”是“革命的团体”。原籍枣庄的著名爱国人士刘子衡（1905~1981)也在《临城劫车案如是我闻》中披露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证明“山东建国自治军”从1920年清明节建军到1923年临城劫车, 始终与枣庄籍的同盟会员张锦湖、张聘卿、张飞“安清三老”有密切的关系，并通过他们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聘卿代表孙中山作为招抚使，委任孙美珠为“山东建国自治军五路联军总司令”。临城劫车案发生时曾亲来枣庄采访的著名记者陈无我在临城劫车案4个月后出版了《临城劫车案记事》，在该书序言中，陈无我写道：“吾人观察此次土匪行为，显系初步政识之冲动，一般国民对于政治现状与其生活之关系，具不得已之要求，而出此不得已之手段。观于匪等迭次之告示与函件可以证之。匪等此种政识大都被世界社会主义之潮流所鼓荡，而同时复为本国政治之现象所压迫，因而出以不中程序之奋斗。其历程乃在苏俄赤化与欧美民治之间。”三、鲁南下层民众的文化基因自古以来，枣庄辈出侠肝义胆之士。枣庄有7300年的原始文化、4300年的城邦文化，枣庄下层民众文化就是在这些文化的濡染中逐渐形成。多样的地理环境、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文化从多个方面雕塑着枣庄人的文化精神和意志品格。枣庄位于山东南部，东与临沂平邑、费县、苍山为邻，南与江苏铜山、邳州接壤，西濒微山湖，北与济宁邹城毗连。境内山岳连绵，湖泊星布。境内一半多土地都是丘陵，平原只占总面积的26.6%。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枣庄人既具有山区人的粗矿、好客，又像受海洋文明影响的人一样勇敢和喜欢冒险。枣庄还处在南北方交界处，大运河于境内纵贯而行，三教九流汇聚于此，使得下层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中兴公司崛起后,枣庄成为全国著名的煤炭生产中心，从四面八方聚拢起数量众多的产业工人。严酷而又恶劣的工作环境，使得百里矿山上养成了团结协作、互帮互助、扶危救困的文化品格，为枣庄下层民众文化的形成增添了新的内涵。从历史渊源上说，墨家学派及孟尝君门客的流风余韵构成了鲁南江湖社会及下层民众文化的基因主干。
  枣庄是墨子故里，而墨家理想人格是崇侠尚武。《淮南子•泰族训》就记载，“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陆贾《新语•思务》也说 “墨子之门多勇士”。墨家不仅仅是一个学派，同时还是一个半军事化团体，其内部组织严密，奉行严格的制度或纪律。他们实行巨子制。巨子又称“钜子”，是墨家的最高首领。在墨家内部，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一切事务均由巨子操纵。墨家的这一特点深深影响了枣庄下层民众文化性格的形成。
  “义”是墨家理论体系的核心观念。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所谓“义”就是大不攻小，强不凌弱，富不侮贫，天下诸国不以水火、毒药、兵刃相害，而是互相帮助，互相教化，使天下安定，财用富足。如果有人违反这个原则，发动侵略战争，就是“不义”，就需要“以有义征不义”，用正义的武装斗争坚决对抗不义之战。
  在墨子的一生中，军事活动占据了重要部分，他利用高超的科学技术，制作了大量先进武器，并培养了大量骁勇善战的弟子来实践他的军事理论。在墨子的率领下，这些人都能勤生薄死，舍身赴义，无怨无悔，在刀光剑影的拼杀中，为实现墨家的社会理想而奋斗。虽然作为一个集团的墨家很快消亡，但墨家给枣庄下层民众文化留下了丰厚的见义勇为、急公好义、不畏牺牲、言信行果、先人后己、先天下后个人、一往无前、无私奉献的文化遗产。
  鲁南下层民众文化另一个源头起自孟尝君。《史记•孟尝君列传》写道：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人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2000多年前的战国之际即有众多行侠仗义之人浪迹枣庄，对枣庄下层民众心理的塑造及文化气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侠客凭借超人的武功、胆识、品质和人格行走于江湖之上，高举“仁”、“信”、“义”、“勇”的大旗，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扶危济弱，抑恶扬善，使得枣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侠客文化。千百年来，这些侠客成为枣庄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偶像，也为枣庄下层民众文化注入一种根深蒂固的侠客情结。这使得枣庄下层民众文化常常在粗粝之中闪烁着一种人格的光彩和理想的光芒。
  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文化抗曰战争期间，枣庄人民充分发挥文化活动在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方面的巨大作用，通过组织宣传队、出版报刊书籍、开展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不仅丰富了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极大地焕发了民众抗战到底的民族精神和旺盛斗志。而流传在大街小巷的说唱故事和红色歌谣，则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人们述说着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吟咏着那段烽火连天的艰辛岁月。
  ―、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枣庄老区的影响抗战时期，随着八路军——五师挺进抱犊崮，建立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朝气蓬勃地传人枣庄，并一跃成为枣庄文化的主流。一一五师师部驻扎抱犊崮山区近2年，抱犊崮根据地也被人们誉为 “鲁南小延安”。
  枣庄地区党组织一直比较重视文化工作。抗战初期，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及其领导的党组织就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组织宣传队、战地慰问团和编印散发传单等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发动群众积极抗战。台儿庄战役期间，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徐州宣传周”活动。徐州失陷后，党的宣传工作主要集中在动员群众参加和支援抗日部队，宣讲持久抗战思想,坚定抗日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但由于这时的抗日组织力量较为薄弱，宣传文化工作受到很大限制。当时活跃在鲁南地区的宣传队主要有两支，一支是山东农抗团宣传队，另一支是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宣传队，两支队伍均组建于1938年8月。宣传队通过口头讲演、张贴抗日标语、编演抗日文艺节目、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起到了宣传群众、活跃军民文化生活、鼓舞士气的巨大作用。
  一一五师主力到达鲁南后，使鲁南抗日根据地迅速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宣传文化工作也随之迅猛发展。这时，无论是党的各级组织，还是八路军各支部队都建立了专门的宣传机构，从上到下形成了宣传文化系统。《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修养》等著作被干部群众争相传阅。
  1940年7月1日，由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亲笔题写报名的中共鲁南区党委机关报《鲁南时报》创刊发行。尽管条件简陋，报纸系油印的8开4版，2〜3天一期，每期发行仅100余份，但该报对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11月，由鲁南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抱犊崮报》创刊，第二年改称《战号报》，后又改称《鲁南报》，主要发行于乂民抗日武装部队内部，对于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方针政策，宣扬部队英模事迹，鼓舞干部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成立旧址战士的斗志等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1940年9月，中共鲁南区党委第三地委机关报《新群众报》创刊。这些党报、军报对指导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教育抗日军民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文化艺术团体是活跃在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生力军。——五师抵达鲁南后，鲁南抗日义勇总队宣传队被改编为“苏鲁支队火炬剧社”。1940年初，火炬剧社又改名“苏鲁支队政工队”，以演戏为主。同年11月，鲁南军区以原苏鲁支队政工队为基础，又从部队和地方抽调40余名文艺工作者，创办了“抱犊剧社”，年底，又易名为“鲁南剧社”。1942年又把黎明剧社、沂河剧社等鲁南所有文艺团体都编人抱犊剧社。1940年9月，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文联成立，同时创办了《边联抗战文艺》会刊。这些文化文艺宣传团体，随时创作并演出通俗易懂、短小精彩的文艺节目，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颂扬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到城乡各地和部队巡回演出，并向群众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这些文艺活动活跃、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鼓舞了抗日斗志，与恐怖、压抑、沉寂的敌占区形成鲜明对照，充分显示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活力和战斗力。®根据地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还大力发展民众教育事业，积极开办干部学校、骨干训练班、抗日民主小学、识字班、农民夜校等，传播新民主主义文化及革命理论。
  二、说唱故事与红色歌谣说唱艺术和歌谣创作来自于民间，在市井乡村都受到广泛欢迎。抗战期间，无论是抱犊之巅，还是运河两岸，无论是百里矿区，还是微山湖千顷碧波之上,都流传着数量众多的说唱故事和红色歌谣，它们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优美流畅的韵调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讴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杀敌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从不同角度描绘了枣庄军民如火如荼抗击日军的历史画卷，散发出浓郁的枣庄地方风情。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这些说唱故事和歌谣进行了血泪控诉。《五月》里唱到：正月里本是新年，日月往返。日本鬼子进中国，一进七八年。天天纳粮，月月报捐，日本鬼¥压迫俺黑暗不见天。
  二月里来本是龙抬头，人人犯了愁，日本鬼子压迫俺，不如马和牛。白天看铁道，夜晚去挖沟，北风起，冷飕飕，冻饿实难受。
  三月里本是清明，草芽生。日本鬼子下四乡、八乡拔壮丁。壮丁拔了去，发得影无踪。母盼儿，妻盼郎，百盼好苦情。
  四月里本是四月八，见了青天。八路军开辟来到咱这边。先杀王子绍，后来又反变。黄衣衫、宁楼城，惊动全峄县。
  五月里本是麦子黄，日本鬼子下四乡，四乡来抢粮。粮食抢了去，家家空了仓。日本鬼子压迫俺，黑暗染黄粱。
  在这些说唱故事和歌谣当中，描写八路军游击队在枣庄地区打鬼子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如《打峄县》歌谣中唱到：一更里来黑了天，集合了队伍首长把话谈:今夜晚一定要摸峄县城，去捉鬼子和汉奸。鬼子进峄县，人民不得安，月月拿粮食，天天去报捐，铁路两旁就把高粱砍，抓住妇女就奸淫，抓住男人当汉奸，三岁的儿童都用刺刀穿。
  二更里来黑巴巴，集合了队伍就要出发。出发要记住两件事：跟上距离且不把呱拉。
  三更里来黑沉沉，一派摸到峄县城西门。可恶的汉奸维持会，加紧排枪打得乱纷纷。他打咱不打了，同志们地下趴，单等城里来人把话答。盒子枪打开象鼻锁，同志们勇猛往里杀。
  四更里来鸡乱叫，一派打到峄县城里头。机关枪直对着司令部的大门口，吓得鬼子汉奸交枪聋拉着头。
  五更里来天将明，集合队伍回大营。浩浩荡荡真热闹，汉奸鬼子上了绳。义勇队夜袭峄县城，敌人的损失真不轻。劝大家同心来抗战，人民战争一定能成功。
  《打颜村》中这样唱道：提起了八路军，一心要打颜家村，郎啦小为奴一听吓掉了魂，啦咦嗨哟，嗨哟。八路行了军，来到了颜家村，郎啦，夜里才把颜村来围，啦咦嗨哟，嗨哟。
  长官下命令啊，同志们往里杀，郎啦，一直杀到墙根下，啦咦嗨哟，嗨哟。
  炸药一声响，主力往里闯，郎啦，手托着刺刀气吊昂，啦咦嗨哟，嗨哟。跑到南北街，小为奴哭起来，郎啦，叭啕一枪透亮开，啦咦嗨哟，嗨哟。叫声战士们，勇敢向前闯，杀得顽固军不会久长，啦咦嗨哟，嗨哟。骑兵不下马，我洋刀手中拿，学来学去要把人头来杀，啦咦嗨哟，嗨哟。杀了三百多，个个冒鲜血，郎啊，死尸撂了一麦稞，啦咦嗨哟，嗨哟。
  这些来自民间的英雄叙事描绘了真实的战斗场景，是最贴近现场的历史记录，为后人了解这一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枣庄人民自古侠义忠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形成了向往革命、支援革命的传统。日本侵略军占领枣庄后，枣庄人民不甘忍受压迫，纷纷送亲人参加抗日武装。《劝郎参军》表现的就是这一主题：女：姐儿我在房中绣长枝，忽听那个门外有人来叫门，莫非是小郎进那哎咳哟。
  男：我到区政府开大会，动员那个青年报名去参军，闪坏了咱二人。女：日本鬼子狠心肠，烧杀那奸淫人民遭了殃，男儿应扛起枪。
  男：父母年老无人管，丢下那贤妻我心不安，怎能上前线。
  女：家中的二老你放宽心，一切重担我全挑在身，你勇敢杀敌人。
  男：丈夫我放心去参军。
  女：贤妻我安心搞生产。
  (合）胜利了再相见。
  这样的歌谣举不胜举，如《打鬼子保家乡》唱到：中华儿女好儿郎，拿起枪杆子上战场。日本鬼子太猖狂，无理侵占我家乡，烧杀掠夺又抢粮。同胞们快起来，齐心协力消灭侵略者，保家乡。《河里有水湾又湾》则唱到：河里有水湾又湾，好青年参加了青抗先。这是为了打鬼子，再打一年就平安。
  在这些歌谣的鼓舞下，大批枣庄青壮年走向抗日战场，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面。有些歌谣则细腻描写了家中妇女对在前线英勇杀敌的丈夫的思念之情，如《郎抗战十二月》就缠绵悱恻地唱到：正月里呀是灯节呀，我郎抗战把家撇呀。一阵雨呀，一阵雪呀，不知我郎冷和热呀。
  二月里呀草芽发呀，我郎抗战不在家呀，家中撇下双二老，房中又撇牡丹花。
  三月里呀三月三呀，桃花杏花开满山呀。蜜蜂采花扬长去呀，落下花蕊孤单单呀。
  四月里呀四月八呀，南园樱桃和黄瓜呀，有心摘给我郎吃呀，我郎抗战不在家呀。
  五月里呀五端阳呀，大麦上场二麦黄呀。有人打呀，无人扬呀，手拿簸箕泪汪汪呀。
  六月里呀热难当呀，一到黄昏热得慌呀。有心找个树凉阴呀，婶子大娘说张狂呀。
  七月里呀七月七呀，天上牛郎会织女呀。东的东呀，西的西呀，不知我郎在哪里呀。
  八月里呀月正圆呀，西瓜月饼敬老天呀。人家有郎郎圆月呀，我郎抗战月不圆呀。
  九月里呀九重阳呀，家家户户酿酒浆呀，人家有郎郎吃酒呀，我郎抗战酒不尝呀。
  十月里呀十月一呀，南边来个当兵的呀，手拿银钱二百两呀，捎来家里做衣裳呀。
  十一月呀下大雪呀，奴的小被暖不热窝呀，蜷腿凉伸腿空呀，红绫小被不压风。十二月呀一整年呀，当兵丈夫把家还呀。进大门呀爹娘好呀，进二门呀问哥嫂呀，进绣房呀问妻子呀，你也好来我也好呀。①《郎抗战十二个月》显然是对当地长期流传的《十二个月》的改编，也是八路军文艺战士人乡随俗，利用乡民熟悉的艺术形式进行抗战宣传的有效形式。
  直到今天，这些歌谣仍然为人们所咏唱，成为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中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第四节铁道游击队与运河支队对许多人来说，提起枣庄，首先想到的就是铁道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堪称枣庄最响亮的一张名片。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战士以大无畏的精神战斗在津浦、临（城）枣（庄）、台（儿庄）枣（庄）3条铁路线上，打票车，劫货车，扒铁路，炸桥梁，打得日军魂飞胆丧，表现出了中华儿女誓死保卫祖国独立的英雄气概。与铁道游击队并肩作战的运河支队也是一支光荣之师。他们南征北战，浴血杀敌，在运河两岸的鲁南、苏北大地上，奏响了一曲抛头颅洒热血、慷慨悲壮的嘹亮战歌。
  一、由自发到自觉、由侠义到革命的升华日军占领枣庄后，煤城人民度日如年。为了反抗民族剥削和压迫，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到临枣铁路和台枣铁路上偷扒煤炭和其他货物。他们身手矫健，从奔驰的火车上飞下飞上，如履平地。洪振海、王志胜、刘金山等人便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
  1938年5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滕（县）峄（县）边山区墓山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洪振海、王志胜毅然参加了这支队伍。10月，为了打入敌人心脏地带，已担任抗日义勇总队排长的洪振海、王志胜经过短期特工培训后潜人枣庄，建立秘密情报站。
  洪振海生于1910年，自幼与好友王志胜一起在枣庄捡破烂、拾煤核儿。他当过矿工，会开火车,并练就一身飞车功夫，人称“飞毛腿”。他为人豪爽义气，周围弟兄都亲切地称他为“洪哥”。洪振海和王志胜回枣庄后，相继发展了数名正式情报员及几十名外围人员，这些人员中有铁路工人、煤矿工人、黄包车夫、家属小孩及部分日伪人员。敌人一有增兵或调动，山里部队便可及时得到情报，提前转移，使敌人的“扫荡”数次扑空。
  1939年10月，王志胜在为日军运货时发现有部分武器被装上火车，准备运往临城。洪振海、王志胜就和伙伴们趁着夜色爬上飞驰的列车，将2挺机枪、12支大盖步枪和2箱子弹掀下火车，送往义勇总队。这便是人们广为传颂的“飞车搞机枪”。为更好地隐蔽身份，1939年11月，洪振海和王志胜等人成立了 “义和炭场”。他们白天表面上忙忙碌碌做买卖，实际上是在千方百计地搜集敌人情报，到了夜晚，多数人去搞日军掠夺的煤炭，少数人将搞到的情报秘密送往山里。在开炭场的当月，洪振海便秘密组织了一支有11人参加的抗日武装，取名为“枣庄铁道队”。1940年2月，苏鲁支队正式将铁道队命名为“鲁南铁道队”，并派杜季伟任鲁南铁道队政委。从此，这支小型抗日武装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成长起来,实现了由自发到自觉、由侠义到革命的升华。
  1940年5月，为了牵制敌人进山扫荡，打击其嚣张气焰，铁道队袭击日军正泰洋行。铁道队打墙洞进入洋行，将分住在4间屋内的鬼子全部用大刀砍死，共歼灭13名日军和1名翻译，缴获长枪、短枪6支，手表、怀表100多只。这便是著名的“血染洋行”。铁道队公开旗号后的首次战斗，便给了敌人沉重打击。
  其后，铁道大队不断发展壮大，到1943年春，编人鲁南军区独立支队，队员发展到400余人。他们战斗在津浦线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打得鬼子丢盔卸甲、哭爹叫娘。
  1942年,抗日战争进人最艰苦的岁月。为了突破日军封锁，中共党组织新开辟了一条由华中经鲁南去延安的秘密交通线。铁道队担负了其中最关键的一段护送任务——横越津浦铁路。刘少奇便是铁道队护送的第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此一时期的微山湖，周围二三百里都是敌占区，敌人的据点、碉堡林立，封锁沟、封锁线纵横相连，敌人经常在这里进行残酷的“扫荡”。铁道队制定了周密的方案，安全护送刘少奇跨越津浦线。自护送刘少奇后，铁道队相继护送了萧华、罗荣桓、朱瑞、陈光等山东党政军领导干部横跨津浦铁路去延安。1943年11月下旬，新四军军长陈毅去延安汇报工作，也是由铁道队护送跨越津浦路，西渡微山湖，安全抵达目的地。从1942年7月起到1944年止，鲁南铁道大队先后护送干部近千人，从未出现一次差错，因而受到鲁南军区的通令嘉奖。
  日本投降后，1945年11月，在铁道队的包围下，驻枣庄一带的日军1000多人在沙沟车站向铁道队缴械。在铁道线上与日军浴血奋战7年的铁道游击队，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站在敌人面前。
  二、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对铁道游击队的积极改造万里江河总是起源于涓涓细流，声名显赫的铁道游击队最初只是一个由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为主要成员，以“偷鬼子”为主要工作的具有一定自发性的散漫团体。为了改造这支队伍，上级党组织曾先后向铁道游击队派遣6名政委和数十名中下层政工干部，因此可以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铁道游击队的成长壮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培养和改造下，在无产阶级先进文化的引领下，铁道游击队才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举起了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大纛。
  刚成立时的鲁南铁道队，队员多数来自于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他们深受资本家和日本侵略者的欺压和奴役,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但长期的“偷”、“抢”、流浪生活，又使他们染上了流氓无产者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散漫作风。他们既有行侠仗义、锄强扶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面，又有打架斗殴、歪戴帽子斜楞眼、不骂不说话及赌博、抽大烟等痞子习气。即便大队长洪振海，也主要是靠江湖义气和个人威望来领导这帮弟兄。当时在铁道队里流传着这样的口头语:“洪队长讲话，连熊带骂。”因此，将这支传统绿林好汉一样松散的队伍改造成一支能在敌人心脏纵横驰骋、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就成了当务之急。铁道队政委杜季伟上任后，首先按照八路军的作风条例为铁道队制订了严格的纪律和规范，但收效甚微。于是杜季伟改变单纯说教式的管理，开始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来做队员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他们进行循序渐进的说服教育。杜季伟特别注意和队员们在生活上打成一片，看到他们喝酒就跟着喝几口，在喝酒中讲山区八路军的艰苦生活；看到他们打牌，就凑上去来两把，在打牌中讲山区八路军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知道到他们去嫖妓，就和他们讲山区八路军的严明纪律。杜季伟常说:“我们也是八路军,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我们肩上担负着特殊而光荣的使命。没有严明的纪律，万一出了事，牺牲自己事小，完不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有何脸面去见山里的老大哥呢？ ”于是，铁道大队建立了“戒烟戒酒理事会”，部队作风有很大进步。杜季伟上任后，经过2个月的考察与培养，先后吸收了王志胜等人加人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党支部。共产党员成了铁道队的中坚力量，队员中打架斗殴、吃喝嫖赌现象大大减少。随着炭场子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收人有了较大增长，为了有计划地利用资金，铁道游击队决定将每月收人的50%作为生活费和情报活动费,40%作为购置武器弹药费，10%作为办公费。这一措施的实施，不光有效地避免了挣了钱就吃光花光的挥霍浪费作风，还能节省下钱武装自己和支援山区部队。
  1940年4月，为了对骨干成员进行一次系统的阶级教育和抗战前途教育，铁道队在枣庄西南10公里处的小屯村举办了一期培训班。由杜季伟讲解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及对敌斗争策略，洪振海讲扒火车、破铁路、袭击敌据点及常规武器使用方法等军事常识。通过5天的培训，参训队员的军政素质有所提高。
  1940年下半年，鲁南铁道大队已发展到150余人，活动区域逐渐由临枣铁路沿线的车站附近转移到微山湖东岸津浦铁路沿线的广大乡村。在供给上，铁道队坚持“从鬼子手里要给养”的做法，不向老百姓摊派一针一线，因此深受群众欢迎。铁道队的活动规律一般是白天在村里隐蔽，夜间外出打鬼子、搞情报、截物资。白天没事时，有些队员穿着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服装，腰间插着短枪，露出花里胡哨的保险绳、红红绿绿的包枪布，这一切使群众看着别扭，因而对铁道队往往敬而远之。发现这一问题后，铁道大队立即召集党员骨干开会，要求党员带头模范执行群众纪律，对有缺点的队员分工负责,进行个别教育，使队员作风大有改进。过去犯过错误的队员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也像山里老八路那样，为房东担水、扫院子、干农活，使军民关系逐渐融洽。铁道队从敌人火车上搞来的东西，除自用外还经常分给群众一部分，群众都称赞铁道队是专打鬼子、不祸害百姓的真正抗日的队伍。
  在共产党先进文化的武装下，铁道游击队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成为让敌酋闻风丧胆的一支革命队伍‘。®三、铁道游击队传奇的精神文化影响随着刘知侠创作的小说《铁道游击队》以及同名电影的流传，铁道游击队的事迹早已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像浮雕一样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当中。1953年《铁道游击队》小说面世后，立即引起广大读者强烈共鸣，并先后被翻译成俄、英、法、日等8种语言流传海内外，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经典。特别是随着以该小说为蓝本改编的连环画、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的广泛传播，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事迹更是传遍华夏大地，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铁道游击队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文化记忆，这是整个枣庄人的骄傲。作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乡，铁道游击队抵御外敌、英勇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枣庄人，成为枣庄市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70年来，《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一直回响在枣庄大地的上空，洪振海、杜季伟、刘金山等铁道游击队英雄的名字更是被争相传颂。人们到铁道游击队的发源地陈庄去探寻他们的足迹，到老临城去感受那曾经的枪林弹雨，到微山湖畔去重温铁道游击队的丰功伟绩。铁道游击队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战斗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自强信念，已经内化为枣庄人的精神气质，在枣庄薪火相传。
  今天，走在枣庄的大街上，铁道游击队的影响触目皆是。这里有铁道游击队广场、铁道游击队公园，还有其他林林总总以铁道游击队命名的单位和机构。枣庄人就生活在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当中。
  最能体现枣庄人对铁道游击队魂牵梦绕之情的是铁道游击队纪念碑的建立。这座碑于1995年8月15日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时竣工揭幕，坐落在铁道游击队的主战场旧地薛城东郊、临山西麓，高33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将军红花岗岩贴面，碑体正面为竖起的铁轨造型，50根枕木象征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为纪念碑题写了“铁道游击队纪念碑”8个大字。碑座的正面镌刻着记述铁道游击队丰功伟绩的碑文，两边则是再现游击队英勇杀敌的浮雕，碑顶则矗立着一尊手持驳壳枪的勇士铜像。这座碑不仅是铁道游击队那些可歌可泣传奇的见证，更表达了家乡人民对铁道游击队无限怀念与敬慕。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铁道游击队舍身杀敌的不屈浩然正气已经凝固成枣庄人不可磨灭的记忆，永远不会被忘却。
  为了更好地弘扬铁道游击队红色文化,2004年，枣庄人民又开始在薛城临山投资兴建铁道游击队影视城。影视城占地500亩，依山而建的“南圩子”、“大兵营”、“枣庄东升武馆”、“大茶坊”、“鸽子楼”、“德顺兴药店”、“西门”、“三星楼”、“正泰国际洋行”、“万福楼”、“太史第”、“大东旅社”、“义和炭场”、“同乐戏院”、“落子圆”、“炮楼”、“大牌坊”等承载着铁道游击队历史的建筑群拔地而起，供人们瞻仰追忆。置身影视城，人们仿若又回到了那刀光剑影的战争年代。这里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在这里重温历史、缅怀先烈。“忠魂绕故里，纵死铁骨香”，铁道游击队的精神必将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共存，指引着年轻一代奋勇前进。
  四、运河支队与运河女侠运河支队由罗荣桓亲自主持成立并命名。1939年9月，八路军——五师到达鲁南后，决定将活动在运河两岸的几支地方部队组织起来，实行统一领导，于1940年1月1日在周营镇（今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正式成立“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由苏鲁边之峄、滕、铜、邳地方抗日武装组编而成，下设2个大队，初创时1500余人，曾先后隶属于八路军一一五师、新四军淮北三军分区、八路军鲁南军区。孙伯龙、邵剑秋、胡大勋先后任支队长，朱道南、孙振华、纪华、郑平先后任政治委员。
  运河支队是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运河支队屡仆屡起、愈挫愈奋。1940年是运河支队的大发展时期，在经历了1940年秋季日伪大扫荡后，部队损失一部分，大部编人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1糾1年又从200人发展到近千人，1942年春季反对敌蚕食斗争中又遭挫折，仅剩下500人。部队按照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的指示，改穿便衣，在敌占区转入隐蔽游击战。1944年又进人新的发展时期。到1945年8月进行对日大反攻时，部队发展到3000人，其中2000人编人山东军区警备九旅第十八团，成为地方部队主力。在抗日战争中，运河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与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团结协作，战斗在运河两岸、微山湖畔，共毙伤、俘日军近千人、伪军4000余人，为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罗荣桓称誉运河支队是“敢在鬼子头上跳舞”的部队，陈毅也赞扬“运河支队可以写成一部大书”。
  运河支队骁勇善战、神出鬼没，对日本侵略军多次进行沉重打击。直至今曰，英雄们刀劈黉学兵营的故事仍是运河两岸人民津津乐道的话题。
  黉学是峄县城东关的一个学堂，院墙高耸，易守难攻，被日伪改成了兵营。伪峄县警备大队长龙希贞带着近200人武装驻扎在这里。运河支队在详细侦察情况之后，决定攻打黉学兵营。1945年6月18日夜，战斗打响，运河支队调集7个连的兵力对黉学展开强攻。队员们个个手挥大刀如猛虎下山般冲入敌阵，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血肉横飞，纷纷做了刀下之鬼。此次战斗，主要发挥了大刀的作用，战士们用习练的32套刀法，如砍瓜切菜一般制伏了敌人，院内敌兵除少数漏网外，皆被歼灭。共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80余枝，活捉敌兵近80人，打出了运河支队的威风。
  运河支队里涌现出许多彪炳千古的英雄人物，当时运河支队唯一的女性梁巾侠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她有胆有识、才貌双全、能文能武、威震敌胆，直到今天仍被家乡人亲切地称为“运河女侠”。
  1916年，梁巾侠出生于峄县张林一户地主家庭，自幼随外祖母识字，受民主思想影响，为妇女解放而刻苦自学。上学时在母亲的鼓励下熟读鲁迅作品，广泛涉猎革命读物。七七事变爆发后，她通过朱道南与党取得了联系，并在朱道南的指导下开始从事抗日活动。1938年初冬，她离开家乡到抱樓崮山区参加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宣传队，从事戏剧创作，写了《夺枪》等活报剧，演出大受欢迎。后跟随朱道南从事运河支队的组建工作。梁巾侠曾为动员国民党张里元部所辖特务旅旅长孙伯龙（曾任她所任教的文庙小学校长）参加八路军做了大量的工作。1939年底，运河支队建立后，梁巾侠任支队政治处宣传股长。她常把战斗编成鼓儿词，由原为说书人的副队长演唱，极大地鼓舞了运河沿岸军民的斗志。1940年10月，运河支队在朱阳沟被敌人包围，梁巾侠第一次参加战斗，她手拿步枪，一面学习射击，一面进行宣传鼓动，毫无惧色。1941年1月，梁巾侠被调往鲁南军区机关工作。当时正值“皖南事变”爆发,她创作了话剧《骨肉恩》，对国民党破坏抗战残杀同胞的罪行进行了深刻揭露，该剧由鲁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公演后大受好评。1942年1月，梁巾侠改任峄山支队秘书。同月，峄山支队被千余日伪军包围在毛楼村。战斗中支队长牺牲，梁巾侠临危不惧，继续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击毙敌军1〇〇余人。敌人最后施放毒气,也未能突破防守阵地。梁巾侠率领战士们同日伪军激战到傍晚，直到援军到来，迫使敌人撤退。®日本投降后，梁巾侠被调往东北解放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江西大学、湖南大学等高校。她曾为运河支队抗日烈士纪念碑亭撰写楹联：“遏津浦而踞陇海扼敌冲要，迎苏皖以朝延安卫我通途。”并在《诉衷情》词中写到：“承伟业，卫乡关,挽狂澜。拼将热血，荐彼轩辕，奠此江山。”一代女杰的豪迈形象跃然纸上，让人肃然起敬。第五节鲁南大捷与淮海战役支前枣庄是块革命的热土，枣庄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为了解放全中国，枣庄人民发扬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满腔热情倾注到支援前线的战斗中。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他们怀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吃苦耐劳，不怕牺牲，勒紧腰带，推着独轮小车，抬着担架，穿行在硝烟战火之中，为前线将士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持。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枣庄人民奉献了巨大物力、财力、人力，谱写了全力支援前线的动人篇章，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鲁南战役与鲁南大捷鲁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枣庄地区对国民党军发动的进攻战役，亦称“峄枣战役”。
  1946年12月中旬结束的宿北战役，全歼国民党整编六十九师。由峄县向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进攻的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被迫在临沂西南30余公里今苍山县一带转入防御。其左翼整编五十一师驻扎在枣庄、齐村地区，右翼整编五十九师、七十七师驻扎在台儿庄以北地区。.中共中央军委在宿北战役即将结束时就发出指示，下一步作战，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相机收复枣庄、台儿庄，打一个比宿北战役更大的歼灭战。据此，新四军军长、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率两野战军主力从苏北迅速移师鲁南，准备发动鲁南战役，全歼峄县、枣庄之敌。
  按照战斗部署，1947年1月1日，各参战部队秘密进人集结地域，进行战斗动员和准备。国民党军队对我军行动毫无察觉。乘敌不备,2日晚，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对整编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发起攻击，打响了鲁南战役。国民党军队猝不及防，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甚至在元旦那天离开指挥位置去峄县县城过年未归。3日夜，我军全面展开攻击，气势如虹，接连歼灭数股敌军。4日10时，第一快速纵队及整编二十六师余部以坦克开路向峄县方面突围，时值雨雪交加，道路泥泞，行动十分困难。我指战员冒着寒风雨雪，穿着湿透的棉衣，不顾敌人火力拦阻，奋勇地冲人敌阵，与敌短兵相接，近战格斗，用炸药包、手雷、集束手榴弹炸坦克，用燃烧手榴弹和秫秸烧坦克，有些战士则干脆爬上坦克用铁锹、洋镐砸电台天线，短短几个小时，就把由美军装备训练、蒋纬国苦心经营的这支坦克部队打成了瞎子、聋子、瘫子。到下午3时，敌军除7辆坦克乘隙逃往峄县外，整编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共3万余人全部覆灭。
  第一阶段作战取得胜利后，我军决定乘胜追击，发起第二阶段作战，攻取峄县、枣庄。1月9日晚，右纵队向峄县县城发起攻击，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歼灭敌军7000余人，俘获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缴获逃入峄县的7辆坦克。与此同时，左纵队向枣庄方向发起进攻，经过浴血奋战，连克枣庄外围郭里集、齐村等据点，然后在右纵队配合下，与坚固筑垒之枣庄矿区守敌展开逐堡逐屋争夺，战至20日下午，将整编五十一师师部和2个团歼灭，俘虏师长周毓英。至此，鲁南战役胜利结束。
  21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枣庄攻克，五十一师全歼，甚好甚慰。”鲁南战役共历时18天，是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会合进行的第二个大歼灭战，是役干脆、彻底、迅速歼灭了全副美械装备的敌主力师和机械化部队，对国民党军队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此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3万余人，开创了解放战争以来我军一次战役歼灭国民党军2个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的纪录，缴获坦克24辆、各种火炮200余门、汽车474辆，挫败了国民党军进攻山东解放军首府临沂的计划，获得了对机械化部队作战的经验，并为组建自己的特种兵部队奠定了基础。战役结束后，陈毅元帅挥笔写下了《鲁南大捷》的诗篇:“快速纵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变成废铁堆。快速纵队今已矣，二十六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这首豪气干云的诗篇，充分表达了鲁南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的大无畏气概。①陈毅在鲁南战役中缴获的坦克上留影二、赛庄解放与红色政权建立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的时候，内战的乌云已笼罩在中国上空。为阻止国民党军北上，粉碎其进攻，先期到达山东的新四军第二师第四、第五旅，第四师第九旅和第七师，山东解放区的鲁中、鲁南、滨海及冀鲁豫解放区的湖西、泰西主力部队共10万大军，组成津浦前线阻击兵团，沿津浦路驻防。1945年10月17日，津浦路战役打响，历时3个月，取得了重大胜利。战役中，我军在枣庄、滕县、官桥、临城、界河、韩庄等地重创敌军，枣庄地区大部分得到解放。在战役中，涌现出许多动人的战斗故事和英雄人物。在柏山战役中，机枪班长陈金合舍身炸碉堡。在解放滕县的战役中，山东野战军第八师师长兼政委王麓水也光荣牺牲，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在枣庄地区革命史上谱写出壮丽的诗篇。
  国共两党在重庆达成停战协定后，枣庄地区军民真诚拥护并严格执行。此时枣庄城区的中兴公司为王继美部控制。王继美本是日本汉奸，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日军投降后，他被国民党收编，任少将司令。王继美无视停战协定，不断向人民军队进行挑衅，制造事端。1946年6月9日，遵照陈毅的命令，山东野战军以新四军七师、鲁南八师一部共7个团的兵力，向盘踞在中兴公司内的王继美部发起进攻。经一夜激战，中兴公司被攻克，罪恶累累的汉奸王继美被击毙。至此，枣庄地区首次获得解放。
  枣庄矿区解放后，广大群众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召开大会，庆祝胜利，准备在共产党和民主政府领导下，尽快恢复已被王继美中断了3年的煤炭生产。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在解放枣庄后两次到枣庄矿区检查指导工作。在他亲自主持下，中共枣庄矿区党委成立。就在全矿职工在中共矿区党委和复工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热火朝天的复工生产之时，国民党却桿然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致使刚刚得到新生的枣庄煤矿又落到国民党手中，直至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发动了鲁南战役，枣庄才获得第二次解放。不久，为了战略需要，野战军主力又主动转移，枣庄复被国民党军占领。之后，枣庄又几次解放，几次失陷。直到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枣庄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枣庄才彻底回到了人民手中。
  枣庄解放后，部分国民党溃兵,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特务、还乡团分子和零散土匪仍活动猖獗，频繁进行隐蔽的甚至是公开的破坏活动。他们勾结地主、恶霸、流氓、道会门头子，组建反动组织，策划武装暴动，破坏生产建设。有的甚至冒充解放军战士抢掠物资，截杀我零散外出人员；有的偷摸岗哨，打冷枪，掷黑石，甚至割电线，放火，投毒，拉拢收买村干部、民兵；有的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残杀革命干部群众。这些匪特人数虽然不多，但给人民的生产建设、社会安定造成很大危害。
  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1948年7月鲁中南区党委、行署、军区成立后，组建了剿匪指挥部，先后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剿匪活动。1948年6月，将盘踞在九山一带300余人的土匪全部歼灭。8月，对盘踞在微山湖、南阳湖等地的匪特进行清剿。1949年4月，分别破获了国民党“峄县大队”、“健康大队”、“中统局枣庄站”、“国防部人民服务队”等特务组织，把为首分子逮捕归案。同时，在矿区成立了护矿队，加强治安管理，为煤矿复工生产奠定了基础。
  三、车轮滚滚——淮海战役的赛庄支前大军1948年10月，国民党在徐州周围地区集结了80万兵力，企图通过控制徐州，巩固江淮，屏障南京，挽回败局。为了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协同进行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人民解放军经艰苦作战，取得了空前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此役是战略决战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灭国民党军最多的一个战役。
  同史诗般的淮海战役一样壮丽的，是人民群众对前线的支援。淮海战役战场辽阔，解放军参战部队人数众多。支援前线的地区除由鲁南、鲁中合并而成的鲁中南区为临战区外，其余都远离战场，因此，鲁中南区承担了最为繁重的支前任务。处在淮海战场前沿的枣庄人民，成为这只支前大军的中坚力量。枣庄人民除地方武装直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外，还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动员组织起各方面的力量，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建立了有组织的支前体系，以极大的热情全力支前、全面支前和全程支前。
  战役期间，每天需筹粮300万斤，任务极其艰巨。为了完成筹粮任务，华东支前委员会决定先从接近战区的鲁中南第四（尼山）、第五（台枣）、第六（滨海）地区征调1亿斤粮食作为一线用粮，然后再从渤海、胶东后方调运。战役一开始，华东g战军大部及支前的几十万民工由鲁南开赴前线，鲁中南第五地区有2.5万人的队伍过境，每天需准备粮食76万斤。当时,枣庄水灾严重，但人民群众勒紧腰带，宁肯自己煮野菜、吃树叶甚至饿肚皮，也要把粮食一碗一瓢地节省下来支援前线。在筹集粮食的同时，解放区的广大妇女还夜以继日地为部队磨面、碾米、做熟食。
  1948年12月16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要求在春节期间慰劳前线将士每人1斤猪肉，以鼓舞部队士气。华东局将征调86万斤猪肉的任务全部交给了鲁中南区。鲁中南区党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一面给各地委分配任务，抓紧从群众手里收购，一面组织力量由集市上直接收购。当群众听说收购猪肉慰劳前线将士时，自己宁愿不吃，也要将猪肉送到征购站。从开始征购到猪肉送到部队，前后仅用了8天时间。
  由于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援，使得战役期间解放军指战员菜美饭香、斗志高昂。国民党军则恰恰相反，在解放军重围之下缺粮断草、人困马乏，且常因争粮发生殴斗火并，甚至掘棺木为柴，杀战马充饥。解放军趁机展开政治攻势，有效地动摇瓦解了对方的军心。
  战役期间，广大妇女除了担负起加工军粮的重要任务外，还承担了部队的被服供应任务，日夜不停地为部队赶制军衣、鞋袜。每到夜晚，妇女们三人一组、五人一伙聚在月光下或油灯前，通宵达旦赶制军鞋。
  支前群众还承担了抢救、运送和护理伤员的任务。担架队冒着风雪严寒和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日夜不停地抢运伤员。
  淮海战役前,鲁中南军区医院由临沂迁驻台儿庄。为及时接纳、救治伤员，满足前线需要，鲁中南区党委还在台儿庄建立了淮海战役后方医院。医院附近的妇女们主动组织起来，协助医院护理伤员。她们轮流到医院做饭，为伤员喂饭、拆洗缝补衣服、洗伤口等。另外，住到群众家里的伤员也得到了群众无微不至的照顾。为了照顾南方籍伤员的生活习惯，群众还把战场上缴获来的大米、面粉运到医院。当伤员们吃上用红枣、板栗、银杏等掺在一起熬成的米粥时，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淮海战役结束时正值春节，为了让伤员过好春节,各机关、团体、村庄组织的慰问团拉着慰问品、带着慰问信和文艺节目接连不断地到医院慰问。各医院都收到了大批猪肉、羊肉，宰好的鸡、鸭，白面馒头和炸好的油条、馓子等年货。春节那天，好多群众在天刚亮时就把热腾腾的铰子送到了伤员们的床前。
  战役期间，枣庄人民还积极抢修道路，架设桥梁，保证了交通线路的畅通。战役打响后，驻韩庄国民党第七十七师、七十八师闻风向南溃逃，并烧毁了通往徐州的木桥，大批支前物资被阻于运河北岸。峄县县委决定立即抢修木桥，他们组织木匠和民工奋战半日，终于将5米宽、65米长的木桥修复,保证了支前物资及时运往淮海战场。在修复津浦铁路兖（州）临（城）段时,需枕木17万根、夹板2.5万副、道钉7500个、螺丝5万个、土方2万多。因材料匮乏，工程技术人员难为无米之炊。第四地委就发动群众和铁路工人，提出了“快修铁路，支援前线”的口号，为了凑齐枕木，有的群众主动将自家准备盖房的木料献出来，有的则把自家的树木伐掉，不到20天，就将17万根枕木凑齐，并加工好送到工地。为了完成制作夹板、道钉等任务，铁路沿线的铁匠全部组织起来，夜以继日打夹板、道钉，10余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所需物料备齐后，男女老少齐上阵，修路基，垫石子，填土方，铺道床，扛枕木，不分昼夜地苦干起来。铁路工人和沿线群众奋战33天，终于将长达220里、有大小桥梁47座的兖（州）临（城）段铁路修复通车。
  除修复铁路外，从1948年10月20日至11月20日，鲁中南地区共修通滋(阳）、临（沂）、台（儿庄）、潍（县）等公路31条，全长2650里。修大路195里，新修公路2条共220里，整修路面940里，建桥梁297座。整个鲁中南区的主要公路干线全部修复，畅通无阻。枣庄人民也为之作出了巨大贡献。
  淮海战役中，枣庄还抽调选拔了一批优秀民兵，组成子弟兵团开赴前线，担任火线抢救、押解战俘、保护交通、看守仓库、打扫战场等任务。另外，还承担了开辟支援前线基地的任务，协助新区政府组织、教育群众，开展反封建和剿匪斗争。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对于人民群众的支援给予了崇高评价。他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是对包括枣庄人民在内的革命群众最高的褒奖。®第六节《白毛女》的鲁南元素贺敬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剧作家，现代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代部长。作为土生土长的枣庄人，他杰出的文学成就激励着家乡一代一代年轻人，成为枣庄永远的骄傲和自豪。1942年，贺敬之创作了我国第一部革命现实主义新歌剧《白毛女》，演出时获得极大成功，成为解放区最受欢迎的剧目，家喻户晓，观者如潮。1951年，该剧获得著名的斯大林文学奖。他还写作了《回延安》《南泥湾》《西去列车的窗口》《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等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生活。
  一、贺敬之的家世与少年启蒙1924年，贺敬之出生在峄县贺窑村一个贫寒家庭里。“敬之”这个名字，取自《孟子》“晏平仲善人交，久而敬之”。家中有奶奶、父亲、母亲，后来又有2个弟弟、1个妹妹，7口之家只有不到1亩的土地。从贺敬之四五岁记事起，家中便过着艰难而贫困的生活，幼时的贺敬之要帮助家里干活，打高粱叶、拾麦穗、送饭、捡棉桃……贺敬之很小便显露出会读书的天分，靠着亲友救济，幼小的贺敬之进人小学读书。学校里几个思想非常活跃的老师，经常用进步书籍来熏陶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贺敬之读了鲁迅的《故乡》《祝福》《孔乙己》和《阿Q正传》等小说。贺敬之的文学兴趣很浓，对美术也很热爱，得到老师们的交口称赞。
  教师们还教学生拉丁化新文字，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由老师兼任会长，贺敬之任副会长。班上订了一些刊物，刊物上有反映阶级对立的诗歌，还时常刊登红军和苏区的消息。因此，贺敬之从少年时代就知道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幼小的心灵中就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他开始尝试写作，在作文里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不公，抒发对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情和阶级压迫的憎恨。诗歌更能让他i区歌与控诉，所以他渐渐爱上了诗歌。
  1937年，贺敬之小学毕业。由于家里太穷，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他只能到离家18里的台儿庄当学徒，或者去当神父传教。贺敬之的家庭笃信天主教，要他走后一条路。贺敬之坚决反抗父亲的安排，他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周围亲友的资助下，贺敬之背负行囊，到离家2〇〇多里路的兖州去报考滋阳简易乡村师范。该校不仅不收学费，还补助学生生活费，所以来报考的人特别多。聪慧的贺敬之不负众望，在投考的2000名考生中，他名列第四。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略中国，滋阳简易乡村师范被迫南迁。学校决定让一些年龄小的学生返乡，贺敬之被迫回家。但读书的强烈愿望让贺敬之不甘于在家乡等待，他联合了5个同学，一同踏上了南寻学校之路。从此，贺敬之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家乡，将自己的一生汇人了波涛滚滚的时代洪流之中。历经千难万险，贺敬之终于来到位于湖北均县的母校。在学校里，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也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出墙报，搞歌咏，到街头去演讲。
  1938年秋，武汉沦陷。贺敬之又随着流亡的师生由湖北均县出发，步行经过陕南，绕道进入四川。这时的贺敬之已逐渐成熟起来了，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还和本班同学办了一个“挺进读书会”，办起了小型诗刊《诗星》。贺敬之特别喜欢田间和艾青的诗，田间的《我在大风沙中奔走》以及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爱国诗篇时刻激荡着他年轻的心灵，鼓舞他奋进。从15岁到16岁这一年之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进步的政治、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中外进步的革命小说和诗歌。凡是他得到的诗集，他几乎都能背下来。山河破碎，国仇家恨，贺敬之心中澎0着滚滚创作热情，他开始学习写散文、小说、诗歌，开始给重庆、成都的一些报刊投稿，并有多篇作品被采用刊登。
  贺敬之的人生轨迹在1940年发生了大转折。这年4月，怀抱着追求真理的梦想和对革命的憧憬，不满16岁的贺敬之和3名同学一起跋山涉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从此，他的生命与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到延安以后，贺敬之被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贺敬之不甘于这样的安排，坚决要求投考鲁迅艺术学院。携带着在路上所写的组诗《跃进》，他信心满满地赶考文学系。当时，贺敬之文化水平只有初一程度，考试成绩自然不理想,但最后竟然被录取了。原来文学系主任何其芳看了他写的作品，认为他的诗有艺术感觉，就把他收下来了。当时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大家云集，周扬、周立波、何其芳等都在这里执掌教鞭，何其芳更是对他爱护有加。何其芳曾在系列抒情长诗《夜歌》中称赞当时还不满16周岁的贺敬之为“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于是贺敬之的大名很快不胫而走。
  二、《白毛女》的鲁南元素贺敬之创作《白毛女》时刚刚20岁，仅凭这一作品足以奠定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带回了“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这个故事流行于河北阜平一带，讲述一个遭受地主欺凌的农村少女只身逃人深山，在山洞中生活多年，_全身毛发变白，又因偷取庙中供果，被附近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在八路军的搭救下，她得到了解放。当时的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后爱不释手，认为这个故事既富有宣传作用，又有新旧社会对比的深刻教育意义，很适合改写为歌剧，为党的“七大”献礼，于是邀人创作。一稿出来后,没有得到认可，于是贺敬之被委以重任。贺敬之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他怀着极大的创作激情，连续奋战8个日夜，全身心投人到剧本的创作。在写作时，贺敬之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荡气回肠。他眼睛里时而流着泪，时而冒着火。他想起了父亲的去世、弟弟的夭折、母亲的困苦，想起了中国整个农村悲苦现状，更加深了他对喜儿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恶霸地主的痛恨, 这一切都使他的创作激情如洪水决堤，一泻千里。
  1945年4月28日，《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该剧在延安连演30多场，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成为解放区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1946年1月3日《晋察冀日报》曾报道当时演出的盛况:“每至精彩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哀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有人甚至从第一幕至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散戏后，人们无不交相称赞。”世人都知道，《白毛女》是以流传在河北的民间传说为底本创作的，但很少有人了解，贺敬之在这部剧作中掺人了大量的鲁南元素。据当地人说,《白毛女》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喜儿和黄世仁的原型，都在贺敬之的家乡。正是因为他把亲身经历的生活积累应用到创作当中，喜儿和黄世仁两个人物形象才会如此丰满，栩栩如生。
  与贺敬之家所住贺窑村五里之遥、一山之隔，有一个黄楼村，村里有户大地主黄诗仁。据说，黄诗仁霸占土地20多顷，周围很多农民都是他的佃户。黄诗仁家里有个女仆范妮天生丽质，被黄诗仁强行霸占。《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的原型就是黄诗仁，喜儿的原型就是范妮。黄楼村旁边有一座山叫“寨山”，山南坡旧寨遗址有一座建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的碧霞宫，俗称“奶奶庙”。《白毛女》剧中的奶奶庙，就是根据寨山上的这座“奶奶庙”来描写的。现在，这座“奶奶庙”遗址犹存。
  贺敬之在家乡生活了14年，对黄诗仁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的恶行非常熟悉，他在接受了创作歌剧《白毛女》的任务之后，就把家乡的故事和河北“白毛仙姑”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塑造了黄世仁和喜儿两个中国现代文学中最著名的形象。家乡的生活经历，独特的鲁南文化，给予贺敬之文学创作最丰富的营养。
  三、反抗压迫的自由诉求与追求正义的人文情怀贺敬之是革命诗人，更是人民的诗人，他的作品总能通过鲜明有力的艺术形象表现时代精神，既情感充沛、想象丰富，又高亢豪迈，激情奔放，他的心中总是充满反抗压迫的自由诉求与追求正义的人文情怀。对黑暗的控诉、对光明的歌颂、对真理的渴望永远都是他作品的主旋律。正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才写出了歌剧《白毛女》和那些激情澎湃、感情真挚的浪漫主义诗歌。在《白毛女》剧本中，贺敬之通过女主人公喜儿悲惨的遭遇，无情地揭露了恶霸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以及他们阴险、凶残、毒辣、丑恶的本性，深刻反映了旧中国农民在地主阶级欺压下被侮辱与被蹂躏的悲惨命运，同时通过喜儿的善良和美丽，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旧社会的反抗和斗争。
  正是胸中激荡着反抗压迫的自由诉求与追求正义的人文情怀，贺敬之的作品才时常散发着逼人的审美效应。有人认为，《白毛女》剧本的美学价值，就在于剧作家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独创性的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使剧本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悲壮美。剧中以细腻的笔法、生动的情节、朴实传神的语言，动人肺腑地描写了老实、忠厚、善良的杨白劳被活活逼死的凄惨情景，描写了年轻、淳朴、温顺的喜儿被一步步逼成“鬼”的苦难历程，可谓写出了人间悲剧的极致。这种大悲大难并未让人感到悲观、消沉与绝望，始终流贯着一股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奔腾着抗拒邪恶的浩然正气，窜动着穿透黑暗的生命火焰。当喜儿同乡亲们一起满腔激愤、怒火冲天地对黄世仁进行血泪控诉时，又火山喷发般地倾泻出人民大众积压于胸间的对地主阶级和黑暗旧社会的愤怒与仇恨的激情。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浩然正气和熊熊燃烧的复仇火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和感情，使得剧中的整体格调和气氛深沉厚重，浩阔雄浑，高亢激越，昂扬奋发，悲而不伤，洋溢着一种强烈的悲壮美。®贺敬之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那些气势雄壮、大气镑礴的抒情诗创作。他的诗被评论家们称为“时代的颂歌”，总是以敏锐的目光去捕捉时代的重大政治题材，以满腔的热情讴歌重大的政治主题。他的每首政治抒情诗都内含着巨大艺术感染力。在脍炙人口的《回延安》中，他写道：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整首诗的情感朴素而深沉真挚，酣畅地抒发了对延安母亲炽热的赤子情，充分表现了在延安成长起来的广大革命战士和革命人民对延安的深切怀念和无限向往的真挚情感，成为中国现代诗坛的重要篇章。
  贺敬之在另外一首长诗《放声歌唱》也采用口语化的形式，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动人场景。在这首诗中他这样写道：无边的大海波涛汹涌 /啊，无边的/大海/波涛/汹涌---/生活的浪花在滚滚沸腾……/啊，生活的/浪花/在滚滚/沸腾！ /啊啊！是何等壮丽的景象——/我们祖国的/万花盛开的/大地，/光华灿烂的/天空！这首诗慷慨豪迈、意气风发，也曾鼓舞了不止一代人。
  多年以后，贺敬之曾这样评价这两首诗，他说：“这两首诗是我真情实感的流露，正如同其他的诗也是一样的。这两首诗特别流露的是我对参加革命的回忆，那种对祖国、对人民是这样的一种真情的一种抒发。后来《放声歌唱》的时候，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解放时期那种翻身感、胜利感和对未来的信心，那是满腔热情写的，这一点是有自信的。” 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对人民群众的深挚情感，成为贺敬之文学创作中汩汩而流的不竭源泉。第十章台儿庄大战——民族精神扬威不屈之役社会的聚合需要群体精神和集体意识，民族精神就是这种“共同意识”，无形的民族精神内涵异常丰富，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和价值判断。在滔天的战争灾难面前，更能彰显无形的民族的精神，激发出无穷的斗志。1938年3月16日至4月8日的台儿庄大战，中华民族的抗日“爱国精神”在对抗日军的“武士道精神”中勃然喷发，中华民族的“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实力孱弱的“杂牌军”以血肉之躯完胜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大日本皇军”，中华民族的“民族圣战”取得了鸦片战争以来正面战场的第一场胜利。正是无数抗日英雄不畏强暴、不甘屈辱、誓死保卫国家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中国军队不甘屈辱、奋勇杀敌，直接激励了国内的抗日气势，间接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士气。由此，台儿庄大战成为民族精神扬威不屈之战，台儿庄成为民族精神扬威不屈之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就让我们的思绪再次回到当年那血雨腥风的战场，再次来重温那荡气回肠的民族气节！第一节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歼灭日军11894名，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彻底粉碎了“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破了日寇速战速决的痴心妄想。这场集军事、政治和国际意义于一役的胜利，是抗日英雄和民众们用滴滴鲜血换来的,是中华民族精诚团结、抗敌御寇精神的凝结。一、抗日英雄浴血疆场在日军军事装备明显强于中国军队的情况下，台儿庄一役的胜利，不是靠先进的武器装备,而是靠全体官兵的一腔热血、与敌死拼和血战到底的精神获得的，其精神内核是中国传统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国士兵秉持“精神胜物质，肉弹胜炮弹”的信念，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级指挥官到广大的普通士兵都表现出了同仇敌忾、忠勇报国、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战，为炎黄子孙生存而战的英雄气概。
  从台儿庄大战的主战场到次战场，时时处处昭示着这种民族精神。整个台儿庄大战的核心战场是在台儿庄城区一带，包括被称为台儿庄序幕战的“滕县保卫战”和“临沂阻击战”。台儿庄大战中，中国军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全体官兵都以为国牺牲的信念，同惨无人性的日军决战。在战斗中，中国士兵用最原始的大刀和杀伤力有限的手榴弹，震慑和摧毁了日军的狭隘的武士道精神。凭着这股民族精神，中国军队创造了用劣势装备击败拥有现代化武器强敌的战例，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击垮了日军的意志，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在滕县保卫战中，川军用血肉之躯，书写了血战到底的民族精神。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川军没有退缩，英勇顽强地阻击着日军的进攻，涌现出诸多可歌可泣的抗敌英雄事迹。死守孤城滕县的川军一二二师，加上滕县县长周同所属的武装警察和保安团，战斗部队不足2000人，师长王铭章身负重伤后，看到滕县已被日军攻破，极端绝望的王铭章不甘被俘受辱，高呼“杀敌！杀敌！抗战到底！”饮弹殉城。身负重伤的300名川军纷纷以师长为榜样，决心与城共存亡，引爆身上的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全部壮烈牺牲。滕县守军用血肉之躯阻挡曰军，为台儿庄战役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创造了条件，正如李宗仁对滕县守军的评价那样：“如果没有滕县保卫战，根本就没有后来的台儿庄大捷。”在临沂阻击战中，死守临沂的庞炳勋，与前往增援的张自忠原同属西北军，在中原大战时，庞炳勋部曾袭击过张自忠的部队，因此两者结下了仇怨。但面对民族危难，张自忠摒弃前嫌，全力增援庞炳勋部。激战中张自忠五十九军伤亡惨重，第五战区长官部为保存五十九军的战斗力，避免全军覆灭，电令张自忠撤出战斗休整，但张自忠为了消灭更多的日军，要求再打一天一夜后撤出，五十九军与四十军将士同仇敌忾，奋勇杀敌，把号称“铁军”的阪垣师团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与张自忠部并肩作战的庞炳勋部，在内战时期向以善于保存实力著称，在临沂战役中庞部不惜血本。不保存自己的实力，主动要求与敌血拼，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临沂一役的最大意义，在于将阪垣、矶谷两师团会攻台儿庄的计划粉碎，造成矶谷师团孤军深人，为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制造了机会，同时也“树立了友军协同作战的模式”0)。蒋介石致电嘉勉临沂的抗战将士，“开抗日胜利之先河，振国军之士气”，提高了军民士气，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心。
  在台儿庄大战中，抗日将士们更是表现出了为民族而战的悲壮，英勇的战争场面感人泪下。台儿庄位于运河岸边，没有什么天然险要可资扼守，负责台儿庄北部布防的是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完全靠血肉之躯与日军的猛烈炮火搏斗。战事十分的惨烈，日军猛攻了3昼夜才冲进台儿庄城区。在台儿庄城区内，我军与日军展开了拉锯式的巷战和肉搏战。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破釜沉舟，抱着必死的决心派人把运河的浮桥拆除，切断退路，战士们用大刀和手榴弹与日寇展开厮杀，时常是整连、整营、整团的官兵与日军拼光。在台儿庄城区的拉锯战中，参战的大刀队抱着与中华民族共存亡的决心，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最多的1人砍死日军9人，大刀队平均每把大刀砍死日军1.5人。到4月6日中国军队发起总攻时，三十一师的官兵所剩无几。
  士兵们用肉弹对抗日军的坦克，用血肉之躯桿卫着民族的尊严。面对横冲直撞的坦克，士兵们只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击毁日军坦克，减少其对中国军队的杀伤力。士兵们把手榴弹绑在身上，待日军的坦克接近，突然跃出战壕，拉响绑在自己身上的十几颗手榴弹，炸毁日军的坦克。在台儿庄大战中有无数的无名英雄，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抗击着日军的坦克进攻。他们喊出的口号是“以我们的肉弹和鲜血，战胜日寇的铁弹和坦克”，惨烈和悲壮溢于言表。
  为了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尊严，以大无畏的精神组织敢死队与日军拼杀，在台儿庄大战中是最为惨烈和悲壮的，也是最为感人的。在整个台儿庄战役中，台儿庄大战中的中国敢死队战士我军多次组织敢死队冲向日军阵地，在台儿庄大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军人争得了荣誉，威震敌胆的57勇士敢死队是典型代表。第二集团军二十七师第七连全连官兵仅剩57人，为夺回台儿庄西北角阵地，连长王范堂提出组织敢死队夜袭日军，作战计划经王冠五团长同意后，以王范堂为队长的57人敢死队成立，在我军炮火的掩护下，57勇士抱着为国牺牲的信念，趁着夜色冲入敌阵，杀声震天，日军抵挡不住怀着民族仇恨的敢死队员的砍杀，丢弃了西北角阵地溃退。西北角阵地重新回到了我军手中，57勇士敢死队仅剩下伤痕累累的13人。57勇士为台儿庄大战的胜利立下了不朽战功，赢得了整个战局的主动权，鼓舞了士气，奠定了台儿庄大战胜利的基础。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特赋诗一首，悼念死难的勇士：“昨夜梦见炮声隆，朝来满院榴花红。英雄效命咫尺外，榴花原是血染成。”在台儿庄大战中有无数的无名英雄，长眠于这片黑土地上，最为感人的是一名年仅18岁的巾帼英雄在66年后（2004)终于魂归故里的故事。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期间，湘军二十二军五十师奉命开赴台儿庄战场，湖南的热血青年为抗日救亡，在“生在湖南，死在山东”的抗日口号下，纷纷投笔从戎，加入到抗日的烽火中，大户出身的湖南长沙女子中学的学生刘守玟就是其中的一位。
  刘守玟瞒着家人加人湘军战地救护卫生队，只身一人来到了台儿庄战场。部队在台儿庄东与日军遭遇，刘守玟为抢救一名负伤连长，在用石头砸死日军后中弹负伤，她被送到铜山县柳新镇陈塘村一民户家救治养伤，两天后由于伤情严重不幸牺牲。临终前这位女英雄嘱托房东大嫂，帮她寄一封家书、一张自己的照片和两块大洋。家书的主要内容是，要告之家乡的父母，她瞒着父母来到台儿庄前线，不能忠孝两全，现有可能身死他乡，请父母不要悲伤，把照片和两块大洋寄回以便留为纪念。花季般年龄的少女，瞒着家人投人到抗日的洪流中，牺牲在他乡，家人还毫不知情。无名女兵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房东，答应她一定要完成女兵的遗愿，并把女兵埋在了村东的乱坟岗。
  因日军来犯，房东把湖南女兵的家书藏在箱底逃难他乡，家书没来得及寄出。等房东避难归来，木箱进水家书损毁，只剩下女兵的那张照片。由于想不起详细地址，房东一直未能完成女兵的遗愿，成为她终生的遗憾。1995年，85岁的房东陈家奶奶离世,临终前嘱托后人不要忘记每年到英雄的坟头烧纸，抗日女兵的遗愿成为陈家祖孙两代人时刻挂念的心事。66年后，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女兵的身份被确认，这位女兵的英灵也从徐州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二、民众支援同力戮敌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正规部队的战斗力，民众对战争的态度也是取胜的重要因素。在台儿庄大战中广大民众，采用不同的方式支持和支援着这场民族之战，为大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贡献了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积极力量。
  川军到达滕县一带时，山东民众以高尚的民族气节和高昂的抗战热情支援抗战将士，人们扶老携幼，送来白菜、粉条、猪肉、豆腐等慰劳抗战将士，晚间送柴草给巡察队烤火，鼓舞了抗战将士的士气，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军队作战，他们帮助军队抢救伤员、侦察敌情、运送弹药、补给食品，全无惧色。
  在滕县保卫战期间，滕县民众热情款待抗战的川军，大力支持川军的抗战，他们杀猪宰羊、烙鲁南大饼犒劳士兵，看到川军在寒冷的冬天还穿着草鞋对敌作战，滕县民众集中起来赶制了大量的鞋袜、手套支援部队的抗战，滕县的铁匠连夜为川军锻制杀敌大刀。
  王铭章的一二二师官兵衣衫单薄，手脚冻肿。滕县同仁堂中药铺的孔昭当即买了许多布料、棉花，又拆了自家多余的新衣被，找来裁缝和女工，做了大量的鞋袜和1000多副手套，献给了川军。
  滕县的“抗日三老”同样给川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日三老”是滕县的著名士绅，他们是沙印才、黄馥堂和张守谦。在滕县保卫战期间，黄馥堂已70高龄，他既出资，又出力，还以诗文为刀，鼓舞士气，誓不附逆，在学生和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积极支持王铭章师长率部保卫滕县，亲自组织群众给部队烧水做饭,送弹药、抬担架,表现了极大的、无私的爱国热情。
  有了民众的支持，川军的守城士气更加高涨。在滕县战役结束后，许多重伤的官兵被沿途各村镇的老乡收容、隐藏起来并成功转移到后方。一二二师三六四旅旅部少校副官鲁福庆在巷战时被俘，日军把被俘的20多个官兵押到城外的沙滩上，残忍地用刺刀戳死。深夜，附近的老乡前往掩埋勇士的尸体时，发现鲁福庆还有一丝气息，于是把他藏在村子里，并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为其治疗。2个月以后，伤势好转，老乡们派人将其护送到了后方，回到了自己的部队。一二七师师长陈离负伤后也是在老乡们的掩护下脱险的。滕县战役后，很多负伤官兵流落在日军占领区内，部队撤走后，滕县人民自动抬运我军受伤官兵，由微山湖小路运出送至利国驿。在普阳山受伤的传令兵唐某，因伤势严重，滕县民众为避开日军，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一村转一村地把传令兵转移出去。滕县民众的这种爱国拥军的热情和精神，令抗战将士由衷地感佩。
  战地军民精诚合作共同对敌，敌前敌后的民众纷纷组织抗日宣传队，除进行抗日宣传外，还主动捐献自己的财物慰劳军队，民众为军队送来了鸡鸭鱼肉、萝卜大葱、馒头煎饼，民众的拥军活动，使军队应接不暇，常常令士兵感动落泪。
  战地群众与军队协同作战，有力地支援了台儿庄战场。枣庄有一支由矿工和学生组成的“抗日义勇军”，人数达到了1000多人。他们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经常夜袭日军的后方，日军设在枣庄的汽油库被义勇军炸毁，日军的空军受到了限制，极大地牵制了日军的正面进攻。秘密社会组织也加入到抗日的洪流中，豫西红枪会的一个梭镖队，在韩庄战斗中表现出色，具有神话迷信色彩的梭镖队善于夜袭和肉搏，他们配备大刀、板斧和手枪等，作战灵活，个个不惜生命，时而配合步兵行动，时而由他们单独秘密袭击日军，刺死、刺伤和活捉不少日军,杀得日军胆战心惊。
  蒙城县知名人士钮玉书，发动地方群众组织了500多人的武工大队，队员以红缨枪和大刀为武器,配合正规部队进行游击战争。队员中有个姑娘女扮男装，被六五六团团长廖运周发现，这位姑娘让团长为其保密，并参加了韩庄火车站的战斗。钮玉书还在地方上组织了200多人的谍报队，队员成分复杂，有小商小贩、开饭馆的小老板、有卖唱说书的妇女，甚至还有青红帮成员。谍报队为我军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日军资料和情报。
  地方政府和民众积极协助军队抗日，时任国民党山东省第三区专员公署秘书，兼临沂、郯、费、峄四县边区联庄会办事处处长及代理峄县县长李同伟，积极动员群众协助军队抗战，为参战部队征调民工、搬运、向导、侦察敌情等。台儿庄大战胜利后，李同伟县长动员辖区附近20里以内的村庄民众，筹集猪肉、羊肉、鸡蛋、白面、煎饼等慰劳军队。虽时值青黄不接之际,广大民众无不尽其所有，捐献物资犒赏我军将士，汤恩伯曾感动地说：“我们走过很多地方，部队未到，村民即逃避一空，见不到老百姓，见不到地方政府人员。你们山东地方组织得很好，能协助军队作战，全国都这样，仗就好打了。” ®战后，李同伟县长组织民众整理家园，维持地方秩序，收容伤病员和掉队士兵，打扫战场，运回了迫击炮2门、炮弹40余箱、轻机枪20余挺、步枪200余枝，子弹和手榴弹几十万发，这些武器装备，成为后来鲁南地区抗日游击队的抗敌武器。
  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在他所著的《人民之战》里,表达了他对中国民众的敬意。一位参战军官在接受其采访时说:“群众对我军的帮助是很大的，他们主动带路，侦察敌军的驻扎位置，还照顾伤员，并且还有很多人拿起死者的枪支投人战斗。我们的部队仅仅在两个星期以前才来到这里，每个村庄看起来彼此相似，如果没有群众的帮助是难以想象的！”李宗仁在谈及台儿庄战役胜利时，深有感慨地说：“淮南、鲁南各地的民众的力量，完全和军队配合起来了，在战场上挽救伤兵的是民众，当间谍的是民众，帮助军队输送炮弹粮食的是民众。这些民众是赤诚地表现他们的爱国热情，充分地担任起救亡的责任来了。” ®战场上的抗日将士，以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奋勇杀敌，无数的抗曰英雄浴血疆场，涌现了一批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打出了军人的气势和抗战胜利的信心，几万名官兵长眠在这块沃血染透的土地上。战区的民众不顾生命安危，用不同的方式支持和支援着前线将士，为台儿庄大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抗战军民团结御辱的动力来源于历史上形成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一切强敌都变得如此的不堪一击。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胜利，台儿庄大战所彰显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史上具有不朽的地位，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代，时刻激励着国人不断奋发图强。
  第二节台儿庄大战在民族精神史上的不朽地位台儿庄大战在抗日战争中意义非凡，“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最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民族精神的历史性飞跃，使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是觉醒后的民族精神战胜日本法西斯主义、武士道精神的典范。台儿庄大战中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既是对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继承，又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台儿庄大战中民族精神的体现台儿庄大战是中华民族抵抗外辱的第一场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和转折点，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台儿庄大战中展现的民族精神，其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整个抗战精神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台儿庄大战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概括起来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亡国灭种的民族灾难面前，忠义报国、勇赴国难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当祖国面临外敌人侵的时候，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空前团结精神；三是不畏强敌，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在台儿庄大战中体现的民族精神，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前仆后继、奋勇杀敌，展现了民族意识的新觉醒和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台儿庄一战，使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得到全面升华，民族精神的崇高力量得到全面发挥。
  人立于世，不可没有骨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立于世，则不能没有民族精神。台儿庄大战证实了我们民族精神长青不老，是她让这些手持大刀的血肉之躯，在坦克大炮前倒下了一批，又上来一批，全然没有了死亡的概念！她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永不落败、永不消亡的支撑和动力！二、恢复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台儿庄大战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华民族创造了5000年的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曾领先于世界，在人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晚清以来，中华民族落后于世界，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几近被西方列强瓜分，在与列强大大小小的战争中，都是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受到严重损伤。
  1938年4月7日，台儿庄战役胜利的消息当夜传遍全国，武汉、徐州、广州、重庆、长沙、郑州等大城市都相继举行了万人空巷的庆典，举国欢腾。台儿庄大战胜利的消息家喻户晓，空前的一系列的庆典活动和抗战宣传,把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抗战必胜的自信心推到了顶点，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民众“亡国论”的阴霾，千万人只有一个信念——抗战到底。
  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对恢复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亲临台儿庄战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尉,这样评价台儿庄战役：“台儿庄战役将是中国人民希望的象征，鼓舞他们更加努力地去战斗。” ®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全国各界，海外华侨，乃至世界各国同情我国抗战的人士，拍致我军的贺电如雪片飞来。前来参观战绩的中外记者和慰劳团也大批涌到。台儿庄区区之地，经此一战之后，几成民族复兴的新象征”®。靠英勇顽强的民族精神取得首次胜利后，极大增强了国民政府抗战胜利的信心。“速胜论”和“准决战论”取代了昔日的“亡国论”和“唯武器论”。虽然“速胜论”和“准决战论”的思想的出现对整个战局是不利的，制造了一些混乱，但它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自信心的提升，为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心理基础。
  台儿庄大战后，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备受鼓舞，蒋介石决定乘胜扩大战果，不断向徐州地区大量增兵，在徐州附近地区集结了60万大军，欲在此与日军决战。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战略决策是错误的，但做出这样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提高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三、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台儿庄大捷后，各国记者纷纷到台儿庄前线采访，如苏联塔斯社记者谷礼宾斯基、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希博尔德•斯蒂尔、新加坡《星中日报》记者胡守愚等。他们把有关台儿庄战役的消息很快传到海外。英、法、美、苏等国报纸，都曾以显著位置刊登中国战事的电讯，发表对中国的抗战肯定或赞扬的评论。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随之大增。台儿庄大战的为“中国的英雄班”。1938年4月6日，张明山等被围困在碉堡里，日军用炮火轰击碉堡，并派来中外记者聚集台儿庄前线100多名步兵攻打碉堡，打了整整一天后，日军仍没有攻下张明山据守的碉堡。弹尽粮绝后，张明山班宁死不屈，全部战死。日军被张明山班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在全班阵亡的碉堡旁边，树立了一块“中国的英雄班”牌子，以示对抗战英雄的尊重。在战场上能够得到对手的尊敬，这是难能可贵的。中国军人、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也随之焕然一新。
  四、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空前强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日趋激化，面对共同的民族大敌,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开始彰显。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强化的结果。
  台儿庄大战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意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军队不分中央嫡系和地方杂牌，全都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如果没有团结，没有艰苦的奋斗，没有发自内心的自信，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取得胜利。”①国共两党抛弃前嫌，精诚胜利，使中华民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台儿庄大战的将士们表现出来的奋勇抗战、宁死不屈的精神也震撼了日军，他们把我军的一一〇师第六五六团第一营第一连的张明山班称团结，共同谋划了台儿庄战役。
  白崇禧被蒋介石委派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临行前白崇禧专程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和叶剑英请教作战方略。周恩来根据当时的战局情况,给第五战区以下建议:除以新四军、八路军一部配合作战外，在津浦路南段，应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作战方法，运动于淮河流域，使日军不敢贸然北上;在徐州以北，则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守点打援，以达各个击破的目的。
  在台儿庄大战前夕，周恩来派时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前往徐州，会见李宗仁，重申了作战建议。李宗仁、白崇禧基本上接受上述作战方案。1938年1月至5月，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中国军队同日军展开以徐州为中心的苏鲁皖三省交界地区的作战。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空前强化，不仅表现为国共两党的精诚合作，还表现为在国军内部的李宗仁、蒋介石之间，张自忠、庞炳勋之间抛弃前嫌、协同抗日的事迹，同时，还表现为战区民众对抗战的支持和支援。台儿庄大战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见证，也是国共两党共同认可的战役。
  五、强烈的爱国精神得到升华和弘扬忠君报国是传统的中国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传统士人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抗战时期，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生存促使了民族觉悟，忠君报国思想演化并升华成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是为了某个君主，而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兴亡，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桿卫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不为外族所奴役。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在台儿庄大战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正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感召下，台儿庄大战取得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的首次胜利。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台儿庄大战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弘扬和培育这种民族精神，对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台儿庄大战所表现出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史上具有不朽的地位，它使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得以恢复，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空前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并使民族精神得到升华和弘扬。台儿庄大战使中华民族精神得到整合，成为民族精神的一座丰碑和转折点。
  第三节战后文学与民族精神的弘扬1938年台儿庄大战的胜利，在国内造成了轰动效应。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胜利的喜讯，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人们欢呼雀跃，举国欢庆这场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第一场胜利。集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文学作品，迅速地捕捉到了台儿庄大战的意义与背后的民族精神，及时地宣传和赞颂了这种民族精神。台儿庄大战胜利后，全国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来歌颂这场胜利，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
  抗战时期是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时期，抗战文学是抗战精神的载体。战后文学承载着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内容，并彰显了抗战精神。抗战文学把激励民众投身抗战的使命推向了极致，通过文学形式使民众的个人情感倾向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情感:“一个民族的繁荣、富强,有赖于本民族精神的弘扬、振兴。”©战后文学用艺术的形式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战后的文学创作惊心动魄的台儿庄大战，吸引了数以百计的中外记者、作家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前线，采访抗日英雄，会见高级将领。他们用笔作刀枪，创作和发表了大量的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剧本和小说，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凶残，讴歌了抗日军民不屈的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战后的报告文学作品，主要发表在当时两家较有权威的报纸——《大公报》 和《新华日报》，主要作者有范长江、陆诒、宇文济民等人。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内，仅在这两家报纸上发表的描写台儿庄大战的报告文学作品达10余篇，在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更是难以统计。
  在惨烈的台儿庄大战中产生了大量的如火如血的诗歌，这些诗歌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记录，讴歌、颂扬了全体抗日将士的爱国主义情怀与牺牲精神。诗歌的作者有将军、士兵、作家、记者、农民、学生。仅《台儿庄大战诗词选》一书中收录的诗歌就有376首。
  讴歌台儿庄大战的文学作品除了报告文学、诗歌外，还有关于大战的纪录片和话剧。荷兰著名电影纪录片艺术家约里斯•伊文思，创作了《四万万人民》，该片真实地反映了台儿庄大战的原貌，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军民不甘屈辱、勇于斗争的爱国主义精神。以饰演赛金花而名扬上海滩的王莹，时任抗战演剧二队副队长，根据自身的战场体验创作了《台儿庄》《台儿庄之战》两个话剧，讴歌中国军民与国土共存亡的民族精神。剧本一出，引起全国文艺界的广泛关注，有力地宣传了台儿庄大战。
  在台儿庄大战文学创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者是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和我国著名作家郁达夫、诗人减克家。爱泼斯坦为了表达对中国军民万众一心、团结一致的敬意，把采写的一篇通讯命名为《人民之战》，详细描述了台儿庄大战中军民齐心抗战、保家卫国的情况。郁达夫先后写了《黄河南岸》《平汉陇海津浦一带》《在警报声里》等文章和《七律》《毁家诗纪》《七律•呈德公》等诗歌，生动地描写了其在台儿庄的所见所闻，赞扬了中国军民坚决抗战的英雄气概。胡愈之曾这样评价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臧克家三赴台儿庄前线采访，1938年7月，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三吊台儿庄》《他在临沂揭开了胜利的序幕》《角声唤我去铜山》《死灰里萌出了新生的嫩芽》等诗歌作品，表达了对抗日英雄的崇敬和对英勇台儿庄人民的赞扬。
  二、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以艺术的手段表现真人真事的一种文学体裁。台儿庄大战胜利后，出现了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以台儿庄大战作为背景，用艺术的手段展现台儿庄大战的全貌。在宣传台儿庄大战胜利的过程和意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对研究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以及抗战文学是十分珍贵的资料。
  以台儿庄大战为背景的报告文学，主要以《大公报》和《新华日报》为主要阵地。比较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有：范长江的《台儿庄血战经过》（1938年4月12日《大公报》（汉口版）《慰问台儿庄》（《大公报》，1938年4月13日）《台儿庄血战故事》（《大公报》，1938年4月13日），宇文济民的《台儿庄血战速写》（《新华日报》，1938年4月10~11日），陆诒的《踏进台儿庄》（《新华日报》，1938年4月12日）《满怀奋兴上前线》（《新华日报》，1938年4月13日）《台儿庄血战座谈会》（《新华日报》，1938年4月14日）《鲁南会战》（《新华日报》，1938年4月15日），另外还有《鲁南我军大胜歼敌即可肃清》（《新中华报》，1938年4月10日）等。
  台儿庄大战的报告文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记者的亲身见闻和战争感受，即战况报道，真实反映了台儿庄大战的全貌和战役的进程;二是台儿庄战役的战场故事，再现了战争中广大官兵英勇抗敌、不怕牺牲的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三是对台儿庄战役经验、教训和意义的总结，主要是一些报纸社评文章。
  台儿庄大战成为当时各大报纸关注的焦点，纷纷报道有关台儿庄大战的情况，大量的新闻报道更是台儿庄大战战讯的先行军。《大公报》《申报》（香港）《申报》（汉口）《抗敌报》《新中华报》等报纸，都在第一时间争相报道大战的进程和对大战的看法。据以上5家报纸统计，有关战况的报道共2171篇，其中《大公报》908篇、《申报》（香港）381篇、《申报》（汉口）748篇、《抗敌报》110篇《新中华报》24篇。以上5家报纸共发表将士谈话及采访32篇，发表社评56篇。国际社会关于台儿庄的舆论报道26篇。这些报道对宣传台儿庄大战，以及振奋民族精神、提升军民士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台儿庄大战胜利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战役本身，报告文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宣传了战役的胜利，而且在战争的动员、军民士气的提升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台儿庄战役的报告文学的每一篇文章，无论它写的是什么，着重的是什么，通过景象和人物的描写，通过惊人的战争故事，通过记者的抒情或发议论，都或多或少地增强了这次战役在全国的轰动效应。”®三、诗歌马雅可夫斯基在1927年《人民演员先生》一诗中写道：“无论是歌，无论是诗，都是炸弹和旗帆，歌手的声音能够唤起整个阶级。” ®在举世闻名的台儿庄大战中，产生了大量的如火如血的诗歌。这些诗歌，是鼓¥战士杀敌的号角，是推动抗战救亡的旗帜，也是爱国激情的迸发。这些诗歌在战时是炎黄子孙图存求生的呼唤，战后这些诗歌又使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得以弘扬和传播。
  台儿庄大战诗歌的创作群体较为复杂，既有专业诗人，又有业余爱好者，他们饱含对祖国的爱，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激情。作者群体中有将军、士兵、作家、记者、农民、学生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颂扬这场民族战争，歌颂英勇抗敌的将士们，抒发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据《台儿庄大战诗词选》统计，该书共收录82位作者的376首诗。
  从诗歌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颂扬川、滇、黔、桂、西北诸地方军英勇抗敌的事迹；二是对抗日将士个人的凭吊；三是对大战过程的描述。诗歌的抒情性、象征性和形象性，对弘扬民族精神具有独特的意义。台儿庄大战产生的诗歌，为中华民族的存亡疾呼，为中国抗日将士助阵呐喊，唤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激情，表现了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振奋和弘扬了民族精神。
  著名作家臧克家在1938年4月15日来到这里，他看到整座城墙上下全都堆满了尸体，前面的护城河也被鲜血染红了。臧克家写诗一首，诗名为《红血洗过的战场》：“台儿庄是红血洗过的战场，一万条健儿在这里做了国殇，他们的尸身是金石般的雕浮。台儿庄是中华民族的领土，在这里，我们发挥了震天的威力！在这里，用血铸就了伟大的史诗！在这里，我们击退了寇兵，在残破的北关城墙插上了国旗。”战后文学不仅表现了台儿庄抗日军民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而且对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激励着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富强英勇献身。战后文学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台儿庄大战，给后人留下了壮烈辉煌的一页，成就了中华民族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如诗人所述：“中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失守！台儿庄，你伟大光荣的战史，将与日月同辉，与民族永存!”①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的意义和价值，不仅表现为它是中华民族抵抗外辱的第一场胜利，更大的价值在于，中华民族精神在此役中得到升华和弘扬。台儿庄大战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辦发了全国军民不畏强敌的爱国热情。这种强烈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枪炮无法摧毁和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