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将齐鲁文化放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看其地位贡献，可以西汉末年为界。此前，尤其是在被当代众多学者称为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说：“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③在此后两千余年，齐鲁则是中国文化的“圣地”，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由“重心”到“圣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
  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齐鲁形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重心”之地，与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形成了自成系统的史前文明发展序列，距今5000年左右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是中国最早踏入文明门槛的重点地区之一。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大汶口陶文，发现了大量的龙山文化城址和精美绝伦的龙山文化蛋壳黑陶礼器。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泰山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和部落首领的封禅之地，是一个古老的上层宗教文化活动中心，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最早发达的高度文明，为文化“重心”的形成奠定了原始的基础。而齐、鲁分封建国于山东地区，则是“重心”形成的时代契机。
  周封齐、鲁，用意深远。封齐之初即授姜太公以“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征伐大权，意在镇抚东方，成为后世齐国称霸的基础；封鲁之时，将一些传世文物、典策、礼器等特赐于鲁，王室的“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让鲁国享有“王礼”®，意在保存、传承周文化于东夷之地，使之成为礼乐之都。而齐、鲁立国之后，又采取了不同的建国方针：齐国简政从俗，工商立国，尊贤尚功一一奠定了霸业基础；鲁国崇礼革俗，强农固本，尊尊亲亲——强化了礼乐之邦。这些措施对齐鲁后来发展为中国文化的“重心”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春秋之世，王室衰微，列国纷争/这给齐鲁发展为中华文化“重心”带来了新机遇。鲁国秉持周礼，以礼治国，诸侯大多因尊周礼而尊鲁。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看到周鲁礼乐的盛况，至为惊叹；鲁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到鲁国盛赞“周礼尽在鲁”，都充分说明鲁国在当时各诸侯国中的文化地位之高。到春秋末期，鲁国无论在礼乐器物保存，还是在礼乐人才的聚集上都为集大成者，成为春秋之世周礼文化的代表及中心所在。
  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成就霸业近半个世纪，以主会盟、尊周室、倡礼义、伐戎狄、护中原为其主要形式。从会盟的内容看，主要是“尊天子而示信义”①。管仲提出：“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④从某种意义上说，齐桓公称霸亦是一种文化霸业。齐桓公之后，齐国国势的发展虽有起伏，但终春秋之世，始终国力强盛，为东方一霸，是影响巨大的文化大国。春秋之世，齐鲁实际成为中华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发展者，成为各诸侯国尊崇公认的文化“重心”之地。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孔子何以只能产生于齐鲁而非他域了。
  战国之世，齐鲁“重心”地位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于诸子百家争鸣之中。其一，诸子百家多出齐鲁。百家学派中传诸后世可考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儒、道、法、墨、阴阳、名家六家。其中儒之孔、孟，墨之墨翟，阴阳之邹衍、邹奭，都是齐鲁之人；荀子虽为赵人，却久居齐国稷下。而道家、法家无论从思想渊源还是学派形成看，与齐的关系都至为密切。《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公（姜尚）为道家之首，将《管子》列入道家，战国道家的重要一派——稷下黄老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在齐国的稷下学宫；齐国的管仲学派号称齐法家；法家集大成的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则是荀子在稷下培养的学生；名家学者尹文和宋妍是著名的稷下先生，曾长期在齐国居住。道、法、名三家实与齐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六家之外，尚有兵家、纵横家，春秋战国之世的著名军事家孙武、司马穰苴、孙膑、田单等都是齐人。其辉煌成就及军事理论贡献，对后世影响极大。纵横家中‘的苏秦、张仪虽非齐鲁之人，但其师从的鬼谷子也曾长居齐鲁之地。其二，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在齐之稷下。齐国统治者在都城临淄设立的稷下学宫，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研究院和大学堂，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人数多至“数千人”，各国学者汇聚稷下，百家理论各现稷下讲坛。被称为稷下先生著述总汇的《管子》，汇聚了各家学派的理论成果。其存在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学者之众，影响之深远，都远非魏文侯及以“四君子”为代表的私人养士者所能企及，稷下学宫实际成为战国时代最大的学术活动中心。对后代政治、经济、文化之影响，至深且巨。郭沫若曾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又说，“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 其三，百家之“显学”倶兴于齐鲁。《韩非子•显学》将儒、墨两家并称“显学”，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学派。他们不仅弟子后学众多，有“孔墨徒属弟子，充满天下”之说，而且支派林立，世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就儒、墨两家来看，儒家重教育，墨家重实务。前者为中国人文教育之先导，后者实开中国科技教育之先河，儒、墨两家实为那个时代中囯人文与自然科学教育耸立的文化双峰。
  由“重心”到“圣地”齐鲁文化“重心”地位在秦汉大一统的形势下，焕发出新的光彩，也开启了向“圣地”过渡的道路。秦灭六国，以法治天下，但对其影响最大的区域文化却是齐鲁文化。前期，秦始皇四次东巡，即三至齐鲁，登泰山，访琅邪，遍游半岛，刻石勒功。他倚重齐鲁的儒生、方士，设博士70人为其智囊。后期，他“焚书”、“坑儒”，打击的主要对象也是齐鲁的典籍和士人。秦代的齐鲁文化从正、反两个方面显示出了“重心”地位的强大影响力。汉初，产生于战国齐地的黄老之学曾推向全国，一度成为统治思想。历史上所谓“文景之治”，其治术多采黄老，彰显出当时的文化“重心”之地和思想之源仍在齐鲁，而汉代文化的主流——经学的传授和发扬，则进一步彰显了文化“重心”的光芒，并实现了向“圣地”的转变。
  儒家经学，历经战国、秦汉而代代传授，在齐鲁之地形成丰厚的社会根柢和人才基础。汉初除“挟书律”后，经学传授复盛，一时大师云集，其中多为齐鲁之人，几成垄断之势。《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初著名传经大师共8位，有6位是齐鲁之人。钱穆先生考出汉初经学博士12人，其中8人是齐鲁之士，连同齐学弟子董仲舒、晁错达10人之多①。《汉书.儒林传》立传经学家26位，居今山东籍者17人，可见汉初齐鲁之士对经学实据垄断地位。东汉末年，齐人郑玄融汇古今，遍注群经，集经学之大成，更突显了齐鲁之学的特殊贡献。汉代经学最重师法，经学宗师多出齐鲁，所谓汉代经学的昌明极盛时期，实际也就是齐鲁之学为主流的时代。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巨大的 “汉家气象”实际上有赖于齐鲁文化的推高和光扬。
  由文化“重心”走向人文圣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大转折点。董仲舒为赵人，但负笈求学于齐，为齐“公羊学”大师。他既得孔学真传，又得齐学之教，正是一位在新的大一统社会文化环境下博采百家、融通齐鲁、推动儒学趋时求合的一代儒家宗师。武帝做太子时的老师则是鲁诗学者王臧，正是齐鲁文化培育的一代有为帝王与经学大师的高度契合, 才使儒学由诸子百家之学上升为一国独尊的官学——由此，山东也进入了“圣地”时代。
  “圣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实随孔子地位的不断攀升日臻成熟和完善。随圣人、圣迹、圣裔的不断加封而扩大，到明清时代达于巅峰。所谓“圣”，有三方面内涵：一是圣人。孔子汉代封公，北魏称“圣”，唐代封王，宋代称“至圣”，历代加封，登峰造极。“圣人”之称延及颜回（复圣）、曾子（宗圣）、子思(述圣）、孟子（亚圣）等儒家后贤，山东遂成为众多圣人的故乡。二是圣迹。孔子的故居孔庙，称为“圣庙”，孔子的墓地孔林称为“至圣林”，邹城孟子故里则建有亚圣庙、亚圣林等。三是圣裔。孔子之后代嫡孙自汉代袭封为侯，北宋封为“衍圣公”，后另建官、宅合一的孔府，称为“圣府”。孟氏、颜氏、曾氏等后裔也建有相应的圣裔府第，世世袭封，绵延不绝。圣裔们随时代发展而遍布全国各地，但仍以山东为其永远的故乡。
  “圣地”的灵光与文明远播自西汉至清末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发展中，以孔、孟为主体，以“三孔”、“四孟”为标志物，以代代圣裔和山东人为代表的圣地文化，在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其他地域无法比拟的文化影响力，其主要表现如下：其一，民族认同的标志。汉代以后，中国曾有北朝、金、元、清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统治的历史时期。在经过金戈铁马的攻战和腥风血雨的镇压之后，那些虽在马上得天下而在人口数量及文化上均处劣势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大多首先来到“圣地”，从这里认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吮吸丰富的文化营养，并从这里切入汉人的精神世界，从文化的融合出发构建自己的文化政策，实现思想的征服。他们加封孔子，大修孔庙，重用孔氏后裔，以对圣人的尊崇展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而汉人，也从这里看到异族统治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从而接受统治现实，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最终使国家的文化主体统一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期，也是民族认同度高、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期，这与孔子“圣人”、山东“圣地”的巨大文化影响力是分不开的。
  其二，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崇孔尊儒，始于大一统的汉代。这对后世王朝影响巨大。马上固可夺天下，而孔子学说可以治天下，维护统一，防止分裂。后世王朝都以尊孔崇圣作为维护统一的象征，以此引领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为维护统一作贡献。推尊孔子，就同孔子站在了一起，使“圣人”“圣地”成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的精神支柱。历代统一王朝的盛世，无不在尊孔上大做文章，从而成为孔子地位提升最快的时期，其强大文化凝聚力于此得到充分体现。
  其三，历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孔子既称“至圣先师”，师、圣合一，从而形成中国两千余年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上至帝王，下至黎庶，均以朝圣心态到“圣地”，崇孔子，拜圣贤，读其书，观其迹，想见其为人，览千秋风云变幻，慕孔子伟大与永恒，无不受到强烈的文化感染与熏陶。人们在这里慎思追远，寄托对孔子及先贤的敬仰和倾慕，接受中华传统文明的教益和洗礼，感受儒学的博大精深和民族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从而使这里成为中国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和道德灵魂的抚慰之地。
  其四，传统道德文明的示范之乡。作为孔子故乡的山东人，既有“圣地”之人的文化自豪感，也有礼仪之邦的道德自律性。长期沐其风、浴其俗，形成了“圣地”突出的道德风尚——崇德、重教、尊老，并由此形成山东人特殊的道德传统和有别于其他地域的特殊人格修养。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说：“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也时时在转动，比较上最能长期稳定的应首推山东省。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如西方的希腊人，则在中国首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①在秦汉至清代两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山东作为中国人的“圣地”，展现出强劲的文化福射力，西渐关中，南迁江浙，北上关东，东出日韩，在不同时代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儒家文化的传播、中华一体文明的发展及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齐鲁文化的“西渐”主要在秦汉时期。秦代，大量齐鲁的儒生、方士西进咸阳，形成了第一个传播高峰。汉初齐地黄老之学经由曹参先任齐相实行黄老治齐，后任汉相在全国推行黄老之治，并实行“实关中”政策，将大量齐鲁豪门士族迁往关中，为第二个西渐高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大设五经博士，众多齐鲁士人西进关中，传经授徒，形成第三个西渐高峰。
  齐鲁文化在秦汉的西渐，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重心的西移，由齐鲁文化重心拓展为东起齐鲁、横贯中原、西至关中的狭长文化带②，而关中地区也由汉代以前“无礼义之心”的所谓“虎狼之国”③成为经学大师云集、文化世家众多的文化重心之地，成为汉唐盛世文化繁荣的坚实基础。
  齐鲁文化的南迁，主要有两次：一次在六朝时期。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中，在齐鲁颇具文化盛名的琅邪王氏与颜氏、兰陵萧氏等世家大族南迁江浙，并长期侨居仕宦。他们既以儒家积极入世的家风家教，积极融入当地的文化之中，又“本乎邹鲁……世以儒雅为业”®，拓展了齐鲁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提升了江南的人才构成，促进了江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第二次是北宋末年“靖康之难”中的圣裔南渡。大批孔、孟、颜、曾等儒家圣贤的后世宗裔随宋室迁都临安而南迁江浙。特别是衍圣公孔端友奉传家珍品迁居衢州，建立孔庙，不仅形成儒学历史上著名的孔氏“南宗”，而且由于圣裔在江南以大办教育、传播儒学为本分，形成了诸多江南圣裔文化望族，大大推动了齐鲁文化在江南的传播，为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宋明理学的繁盛作出了贡献。
  齐鲁文化的北上，主要展现为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闯关东”移民潮。数百年间，数以千万计的山东人移居东北地区。这在文化上实系齐鲁民风、民俗的一次大转移、大传播。如此众多的山东人移居东北地区的山山水水，不仅带去先进生产技术，改造了当地落后的游猎生产方式，而且将山东人崇礼尚义的圣地品格和吃苦耐劳、勇于进取的精神风貌与传统习俗，带到东北，移风易俗，提升了当地的社会发展和多元文化发展水平。
  所谓齐鲁文化的东出，主要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山水相连，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从商周时期，尤其秦代以来，山东大量移民到朝鲜半岛和曰本列岛。历史上，中国与朝、日交往，山东半岛实为主要的往来通道和大陆桥，以此为纽带的文化交流，为儒学在东北亚的传播，特别是公元7世纪以后，为朝鲜、日本兴起尊孔崇圣之风，形成东北亚儒家文化圈，作出了特殊贡献。
  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的政治、军事入侵和文化渗入，使中国发生最剧烈的社会变革，民族陷入深重灾难之中，现实让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崇仰信念产生了动摇和批判。山东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圣地”，在文化上，既经历了特殊的、甚至是痛苦的冲突、融合与转变，也为挽救和发展民族文化，乃至革命文化的形成、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圣地”文化从以下两个方面仍产生着特有的影响力。
  其一，山东是中西文化冲突、交流、融合的前沿之地。一方面，清代以来山东为最先开放之地，有烟台、青岛、龙口、威海四处沿海开放口岸，又据京津门户要冲，成为西方列强觊觎之地。青岛继港、澳之后，是最先成为殖民地的地区之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西方与齐鲁文化特殊的碰撞、交流。近代以来，山东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中西文化剧烈冲突交锋中，秉承着齐鲁文化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志士仁人精神，怀救亡图存之志，主动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成分，办教育、兴实业、传播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事业，展现出“圣地”文化在新历史条件下的转型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山东作为中国文化的“圣地”，亦是传统文化最固守的地方，因而面对西方殖民入侵和文化扩张，冲突、抵拒与抗争也最为激烈。发生于山东的众多反教会案件以及因日本割让青岛而引发的五四运动，从民间到上层均反映出中西文化冲突在山东地区的尖锐性和异于其他地域的文化特点，从而展现出齐鲁文化在近代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其二，山东是抗日爱国的中坚地区之一。坚守儒学核心价值观念和传世风尚的山东人，在抗击外辱中表现出特殊的爱国热情和坚韧不拔、敢于牺牲的抗争精神。肢东地区是“卢沟桥事变”后最早起义抗日的地区之一；沂蒙山区是中国最著名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沂蒙人以其艰苦卓绝的斗争意志和坚贞的爱国精神英勇抗击侵略者，展现出优秀文化传统与时代革命精神有机结合的齐鲁文化新风貌，所谓“沂蒙精神”实则是齐鲁文化精神在激烈的民族矛盾冲突中的集中体现。大批山东人怀着报国的信念走出山东，北上东北，西去延安，南下江南，奔赴全国的抗日战场，在将生命和鲜血奉献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同时，也将山东人精神品格中蕴含的文化传统元素远播到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