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与山东区域文化(代总序)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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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枣庄文化通览》 图书
唯一号: 151020020220000215
颗粒名称: 齐鲁文化与山东区域文化(代总序)
分类号: K901.6
页数: 22
页码: 17-38
摘要: 《山东区域文化通览》(18卷,以下简称《通览》)是在山东省政协领导下,省、市政协合作,组织全省300余名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文化学术工程,此书的编纂和出版是对全省文化资源的大整理,是对山东文化面貌的大展现,也是对各区域文化研究的大推动。为弘扬齐鲁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当代先进文化;增强全省人民的文化认同感、自豪感,激发爱国爱乡情怀;也为国内外更好地了解山东,推动山东改革开放作出了新贡献。
关键词: 齐鲁文化 区域文化

内容

《山东区域文化通览》(18卷,以下简称《通览》)是在山东省政协领导下,省、市政协合作,组织全省300余名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文化学术工程,此书的编纂和出版是对全省文化资源的大整理,是对山东文化面貌的大展现,也是对各区域文化研究的大推动。为弘扬齐鲁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当代先进文化;增强全省人民的文化认同感、自豪感,激发爱国爱乡情怀;也为国内外更好地了解山东,推动山东改革开放作出了新贡献。
  一、二元一体与文化传承山东地处中国大陆东部,黄河下游,北望京津,南拥江淮,西依中原,东观大海,历来为中华形胜之地。山东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圣贤辈出,泰山在这里崛起,黄河从这里入海,孔子在这里诞生。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丰富深厚的文化积淀,奠定了山东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齐鲁与山东“山东”之名,古已有之。《战国策•秦策》即有“当秦之隆……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之语,在这里所指为崤山、华山以东地区。汉代也有将太行山以东地区统称“山东”的记载①。以“山东”之名,称当今之域,则始于金代。金沿宋制将京东东路(大体相当于今山东东部)、京东西路(大体相当于今山东西部)改为山东东路、山东西路。明初,设山东行中书省,自此,山东乃为一省之统一政区,清袭明制,相沿至今。
  山东自古又称“齐鲁之邦”,齐鲁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在史前和夏商时期,这里一直是东夷人的居地,历史上有“九夷”之说,而山东始终是东夷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夏商时期,山东境内的方国至少有150余个®,而方国多以氏族为纽带,成为众多不同氏族方国的聚居区域。公元前11世纪,周封齐、鲁于当今山东之境,此后直至秦统一的800年间,山东经历了重要的文化演变与定型时期。从疆域变迁讲,周封齐、鲁,开启了从小国林立到以齐、鲁两大诸侯国为主体的疆域演变进程;从文化发展讲,则进入了由东夷文化到齐鲁文化的形成、确立、发展的新阶段。这一进程贯串于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
  周初分封时,齐、鲁仅为“方百里”的诸侯国之一。而终西周之世,多国并存,诸侯林立局面并无大的改变。据《左传》等史籍记载,直到西周末,山东地区的古国仍有55国之多。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坐大,齐、鲁疆域迅速扩大,诸侯小国相继被吞灭。齐国经齐桓称霸、灵公灭莱、景公复霸,到春秋后期,疆域已囊括西至聊城、东到半岛、南逾泰莱、北至渤海的广大地区;鲁国在国力强盛的僖公时期,疆域和势力所及曾东到大海、北至泰山、南达淮水、西至徐地(今安徽泗县)一带,《诗经》中“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②,正是对此的重要记载。后世以“齐鲁之邦”指称的山东,在疆域范围上,春秋时已基本成形。战国时期,鲁国公室衰微,“状如小侯”,国土日削,缩至曲阜周边一带,公元前256年为楚所灭。齐国则经历政权更迭,田氏代齐,争强图霸,南侵鲁境、西夺卫魏、北取燕地,疆域扩至今鲁豫冀边界,几近山东全境。齐鲁主体,迄未大变。在春秋时代,当今山东境内的大国除齐、鲁之外,还有莱、莒、曹及宋等。莱国,故地在今潍坊东部及山东半岛一带,春秋末为齐所灭。莒国,故地在今山东莒县附近,疆域一度西达沂水、东至大海、北到安丘、南至苏北一带,春秋末为楚国所灭。曹国,故地在今菏泽一带,疆域最大时,地括当今菏泽、定陶、曹县及周边地区,春秋末期为宋国所灭。宋国,为春秋时中原大国,今山东西南部菏泽、金乡、东平一带曾为其东疆,战国时已为齐、楚分据。诸国的兴灭兼并,为多元文化的融汇发展,乃至齐鲁文化主体地位的形成都作出了贡献。
  自西周至战国的800年间,在从邦国林立的东夷旧地到以齐、鲁为主体疆域的发展过程中,山东文化的主体——齐鲁文化也随之形成、发展和确立。这不仅因为两国占据着当今山东省的绝大区域,从地域上奠定了世称 “齐鲁”的基础,而且一为霸主之国,一为礼乐之邦,伟人先哲多出齐鲁,诸子百家悉荟斯地,放射出灿烂的文化之光,并最终成为山东区域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山东世称“齐鲁”,不仅是地域空间的契合,也是文化精神主导与传承的结晶。
  文化的二元结构与特色山东既称“齐鲁”,从文化的内在结构分析,它实为齐与鲁两支各具特色的文化相互融合而成。其二元一体结构特点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渊源上讲,齐、鲁两地在《禹贡》九州之中分居青、兖二州的腹地。史前至夏商时期,虽同居东夷之地,但大致属两大支系:齐地为岛夷,鲁地为淮夷。
  山东文化的二元一体结构,应正式形成于齐、鲁两国时期。二元特点随两国文化的形成发展而突显,一体化的进程则随两国文化的交流融合而深化。分析有周一代齐、鲁两国文化的二元差异,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一曰族源不同:齐起炎帝,鲁起黄帝。二曰地理环境不同:齐地滨海,多鱼盐之利;鲁处内陆,宜桑麻五谷。三曰治国理念不同:齐尚霸道,鲁尚王道。四曰经济类型不同:齐重工商贸易,各业并举;鲁重农业,比较单一。五曰哲学思想不同:齐重道学而尚多元,因俗简礼而有黄老之学、阴阳五行家的产生;鲁尊周礼,尊尊亲亲,终成儒家学派的摇篮。六曰学术风气不同:齐学重兼容,百家并存,通权达变,趋时求合;鲁学尚一统,笃信师说,严守古义,尊崇传统。七曰思想观念不同:齐人尚功利,重才智;鲁人重礼义,尚道德。八曰社会风俗不同:齐俗尚奢侈,阔达放任;鲁俗重俭约,淳朴拘谨。九曰宗教信仰不同:齐重自然崇拜,信海神而多方士;鲁重祖先崇拜,疑鬼神而重农事。十曰故都文化不同:齐都不断扩建,尽显霸业,为工商之城;鲁都依礼规划,变更较少,为礼乐之都。二元到一体的演变齐、鲁文化鲜明的二元特点,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经历了一个二元特色既进一步显现,又从二元逐渐走向一体的融合演变过程。从总体上说,春秋时代诸侯割据,大国称霸,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促使齐文化与鲁文化形成发展为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而时局多变,霸业消长,疆域变迁,互为近邻,交往频繁,又促进了齐、鲁文化间的融合。
  根据有关文献统计,这个时期,齐、鲁两国之间的交往之密切远胜于其他诸侯国,会盟、战争、婚姻、侵地等诸多渠道的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上二元一体化的进程。而春秋末期,孔子在周游列国之前16年,即因内乱居齐3年,对齐文化做过较全面的考察、研究与吸收,使齐、鲁文化的交流融合产生.了质变与飞跃。他将齐文化中保留传承的东夷土著文化中的“仁”的夷俗吸收、改造、提升®,与鲁国制度化、伦理化的“礼”相结合,融会、提炼、创新,结晶为更高层次的仁、礼结合的思想,而这正是他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探求孔子伟大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无齐、鲁文化之融合,难以成就孔子思想之博大精深,而正是因为有了孔子及其思想的产生,也使齐、鲁文化的二元一体化发展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战国之世,齐、鲁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两大途径:一是齐强鲁弱之局进一步发展,齐国日强,鲁国日衰,齐称王称帝,对鲁攻城夺邑,疆域大规模向鲁国境内延伸扩展,至战国中后期,鲁之大部国土已为齐有。这种疆域的兼并统一,大大加快了齐、鲁两国在文化上的融合和一体化进程。二是诸子的百家争鸣超越国界、国籍和国力,使文化成为时代空前的软实力。产生于鲁地的儒学作为诸子百家中的“显学”,借助齐国稷下学宫容纳百家的文化平台和齐、鲁的土地兼并与文化交融,在齐地得到迅速传播,以至孟子、荀子等儒家大师也先后长居齐国稷下,其思想的产生、培育、成熟实与之有密切关联。正是齐、鲁两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看似二律悖反的互动,使齐、鲁思想文化的面貌进一步由二元并立向二元一体发展。这个时期,《荀子》中首次出现以两国共同具有“孝”风气来并称“齐鲁”,足见齐鲁礼义之邦在文化上的一体面貌已初露端倪。当然,从内涵上看,一体化中的二元特征仍旧鲜明,齐地黄老、方士之学盛行,而鲁地礼乐文化仍盛,“弦歌之音不衰”,齐、鲁两地各自保留着较为鲜明的个性。
  秦代,齐、鲁之地皆设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体制,进一步促进了齐、鲁文化的融合。秦亡汉兴,齐、鲁文化逐渐呈现出以经学为主要标志的一体化文化特征。经学大师和五经博士多为齐、鲁之人或其弟子后学,而且大师之中齐人多于鲁人,足见在一统局面下,齐、鲁文化已显现出“儒化”一体的面貌。然而,经学中又分齐学与鲁学两个差异明显的不同学术传承系统。这种由二元到一体,在一体之中又始终保持二元特征的文化发展面貌,对秦汉以后齐鲁之地的文化发展影响极大。
  时代变迁与文化传承从秦汉统一到明清时期,山东历史上经历了纷纭复杂的变迁。魏晋以降,政治中心或西移关中,或南迁江浙,山东域内战乱频仍,朝代迭易,“疆域之守,彼此无常”,文化地位逐渐式微。迨至明清,山东设省,政区相对稳定,文化复盛,人才辈出,山左文坛,享誉海内,呈现出文化复兴的景象。
  就山东的历史变迁与齐鲁文化传统的关系考察,数千年间,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复杂多变,齐鲁文化为其精魂始终传承不变,这是山东文化传统之内核,也是后代传承不息的文化之根。自秦汉以迄明清,山东之地始终有一个聚而不散、传而不衰的称谓——齐鲁,典籍历见,代代传称,千年不衰。究其原因,地域所在为齐鲁旧邦是其表,文化精神传承为其里。这反映出历代国人对这个礼义之邦优良传统的尊崇、向往与怀恋。汉武帝有“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的文化向往;隋代人称“齐鲁富经学”;《北史•儒林列传》记载“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宋代学者苏辙“吾本生西南,为学慕齐鲁”……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复杂多变的历史长河中,齐鲁文化传统在山东之地传承不息的生命力和对历代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影响。宋代山东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客居江南写的诗句“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年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正传达出历代山东人心中经久不衰的历史记忆。如果再就山东文化与齐鲁文化两概念的关系做历史考察,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所谓“山东文化”,是一个区域清晰的空间文化概念,大致说,是从金元时代以来才有确指的一个区域文化范畴。所谓“齐鲁文化”,则是一个区域界限模糊而文化内涵清晰的概念,即指以先秦齐、鲁两国文化所奠定的文化特质、文化精神、文化传统的内核,经两千余年而传承不息的历史文化精神。二者之间,既有区域范围的重合性,又有文化精神的传承与连结。山东文化对齐鲁文化来讲,就其空间而更明晰;齐鲁文化对山东文化而言,指其文化传统而愈突显。历史上,论及文化常言齐鲁而少山东,此即文化重在传统精神而非区域广狭之谓也!二、从文化重心到人文圣地将齐鲁文化放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看其地位贡献,可以西汉末年为界。此前,尤其是在被当代众多学者称为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说:“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在此后两千余年,齐鲁则是中国文化的“圣地”,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由“重心”到“圣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
  文化“重心”地位的形成齐鲁形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重心”之地,与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形成了自成系统的史前文明发展序列,距今5000年左右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是中国最早踏入文明门槛的重点地区之一。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大汶口陶文,发现了大量的龙山文化城址和精美绝伦的龙山文化蛋壳黑陶礼器。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泰山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和部落首领的封禅之地,是一个古老的上层宗教文化活动中心,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最早发达的高度文明,为文化“重心”的形成奠定了原始的基础。而齐、鲁分封建国于山东地区,则是“重心”形成的时代契机。
  周封齐、鲁,用意深远。封齐之初即授姜太公以“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征伐大权®,意在镇抚东方,成为后世齐国称霸的基础;封鲁之时,将一些传世文物、典策、礼器等特赐于鲁,王室的“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让鲁国享有“王礼”®,意在保存、传承周文化于东夷之地,使之成为礼乐之都。而齐、鲁立国之后,又采取了不同的建国方针:齐国简政从俗,工商立国,尊贤尚功一一奠定了霸业基础;鲁国崇礼革俗,强农固本,尊尊亲亲——强化了礼乐之邦。这些措施对齐鲁后来发展为中国文化的“重心”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春秋之世,王室衰微,列国纷争/这给齐鲁发展为中华文化“重心”带来了新机遇。鲁国秉持周礼,以礼治国,诸侯大多因尊周礼而尊鲁。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看到周鲁礼乐的盛况,至为惊叹;鲁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到鲁国盛赞“周礼尽在鲁”,都充分说明鲁国在当时各诸侯国中的文化地位之高。到春秋末期,鲁国无论在礼乐器物保存,还是在礼乐人才的聚集上都为集大成者,成为春秋之世周礼文化的代表及中心所在。
  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成就霸业近半个世纪,以主会盟、尊周室、倡礼义、伐戎狄、护中原为其主要形式。从会盟的内容看,主要是“尊天子而示信义”®Q管仲提出:“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④从某种意义上说,齐桓公称霸亦是一种文化霸业。齐桓公之后,齐国国势的发展虽有起伏,但终春秋之世,始终国力强盛,为东方一霸,是影响巨大的文化大国。春秋之世,齐鲁实际成为中华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发展者,成为各诸侯国尊崇公认的文化“重心”之地。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孔子何以只能产生于齐鲁而非他域了。
  战国之世,齐鲁“重心”地位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于诸子百家争鸣之中。其一,诸子百家多出齐鲁。百家学派中传诸后世可考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儒、道、法、墨、阴阳、名家六家。其中儒之孔、孟,墨之墨翟,阴阳之邹衍、邹奭,都是齐鲁之人;荀子虽为赵人,却久居齐国稷下。而道家、法家无论从思想渊源还是学派形成看,与齐的关系都至为密切。《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公(姜尚)为道家之首,将《管子》列入道家,战国道家的重要一派——稷下黄老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在齐国的稷下学宫;齐国的管仲学派号称齐法家;法家集大成的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则是荀子在稷下培养的学生;名家学者尹文和宋妍是著名的稷下先生,曾长期在齐国居住。道、法、名三家实与齐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六家之外,尚有兵家、纵横家,春秋战国之世的著名军事家孙武、司马穰苴、孙膑、田单等都是齐人。其辉煌成就及军事理论贡献,对后世影响极大。纵横家中‘的苏秦、张仪虽非齐鲁之人,但其师从的鬼谷子也曾长居齐鲁之地。其二,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在齐之稷下。齐国统治者在都城临淄设立的稷下学宫,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研究院和大学堂,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人数多至“数千人”,各国学者汇聚稷下,百家理论各现稷下讲坛。被称为稷下先生著述总汇的《管子》,汇聚了各家学派的理论成果。其存在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学者之众,影响之深远,都远非魏文侯及以“四君子”为代表的私人养士者所能企及,稷下学宫实际成为战国时代最大的学术活动中心。对后代政治、经济、文化之影响,至深且巨。郭沫若曾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又说,“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 其三,百家之“显学”倶兴于齐鲁。《韩非子•显学》将儒、墨两家并称“显学”,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学派。他们不仅弟子后学众多,有“孔墨徒属弟子,充满天下”之说,而且支派林立,世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就儒、墨两家来看,儒家重教育,墨家重实务。前者为中国人文教育之先导,后者实开中国科技教育之先河,儒、墨两家实为那个时代中囯人文与自然科学教育耸立的文化双峰。
  由“重心”到“圣地”齐鲁文化“重心”地位在秦汉大一统的形势下,焕发出新的光彩,也开启了向“圣地”过渡的道路。秦灭六国,以法治天下,但对其影响最大的区域文化却是齐鲁文化。前期,秦始皇四次东巡,即三至齐鲁,登泰山,访琅邪,遍游半岛,刻石勒功。他倚重齐鲁的儒生、方士,设博士70人为其智囊。后期,他“焚书”、“坑儒”,打击的主要对象也是齐鲁的典籍和士人。秦代的齐鲁文化从正、反两个方面显示出了“重心”地位的强大影响力。汉初,产生于战国齐地的黄老之学曾推向全国,一度成为统治思想。历史上所谓“文景之治”,其治术多采黄老,彰显出当时的文化“重心”之地和思想之源仍在齐鲁,而汉代文化的主流——经学的传授和发扬,则进一步彰显了文化“重心”的光芒,并实现了向“圣地”的转变。儒家经学,历经战国、秦汉而代代传授,在齐鲁之地形成丰厚的社会根柢和人才基础。汉初除“挟书律”后,经学传授复盛,一时大师云集,其中多为齐鲁之人,几成垄断之势。《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初著名传经大师共8位,有6位是齐鲁之人。钱穆先生考出汉初经学博士12人,其中8人是齐鲁之士,连同齐学弟子董仲舒、晁错达10人之多①。《汉书.儒林传》立传经学家26位,居今山东籍者17人,可见汉初齐鲁之士对经学实据垄断地位。东汉末年,齐人郑玄融汇古今,遍注群经,集经学之大成,更突显了齐鲁之学的特殊贡献。汉代经学最重师法,经学宗师多出齐鲁,所谓汉代经学的昌明极盛时期,实际也就是齐鲁之学为主流的时代。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巨大的“汉家气象”实际上有赖于齐鲁文化的推高和光扬。
  由文化“重心”走向人文圣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大转折点。董仲舒为赵人,但负笈求学于齐,为齐“公羊学”大师。他既得孔学真传,又得齐学之教,正是一位在新的大一统社会文化环境下博采百家、融通齐鲁、推动儒学趋时求合的一代儒家宗师。武帝做太子时的老师则是鲁诗学者王臧,正是齐鲁文化培育的一代有为帝王与经学大师的高度契合, 才使儒学由诸子百家之学上升为一国独尊的官学——由此,山东也进入了“圣地”时代。
  “圣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实随孔子地位的不断攀升日臻成熟和完善。随圣人、圣迹、圣裔的不断加封而扩大,到明清时代达于巅峰。所谓“圣”,有三方面内涵:一是圣人。孔子汉代封公,北魏称“圣”,唐代封王,宋代称“至圣”,历代加封,登峰造极。“圣人”之称延及颜回(复圣)、曾子(宗圣)、子思(述圣)、孟子(亚圣)等儒家后贤,山东遂成为众多圣人的故乡。二是圣迹。孔子的故居孔庙,称为“圣庙”,孔子的墓地孔林称为“至圣林”,邹城孟子故里则建有亚圣庙、亚圣林等。三是圣裔。孔子之后代嫡孙自汉代袭封为侯,北宋封为“衍圣公”,后另建官、宅合一的孔府,称为“圣府”。孟氏、颜氏、曾氏等后裔也建有相应的圣裔府第,世世袭封,绵延不绝。圣裔们随时代发展而遍布全国各地,但仍以山东为其永远的故乡。
  “圣地”的灵光与文明远播自西汉至清末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发展中,以孔、孟为主体,以“三孔”、“四孟”为标志物,以代代圣裔和山东人为代表的圣地文化,在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其他地域无法比拟的文化影响力,其主要表现如下:其一,民族认同的标志。汉代以后,中国曾有北朝、金、元、清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统治的历史时期。在经过金戈铁马的攻战和腥风血雨的镇压之后,那些虽在马上得天下而在人口数量及文化上均处劣势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大多首先来到“圣地”,从这里认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吮吸丰富的文化营养,并从这里切入汉人的精神世界,从文化的融合出发构建自己的文化政策,实现思想的征服。他们加封孔子,大修孔庙,重用孔氏后裔,以对圣人的尊崇展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而汉人,也从这里看到异族统治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从而接受统治现实,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最终使国家的文化主体统一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期,也是民族认同度高、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期,这与孔子“圣人”、山东“圣地”的巨大文化影响力是分不开的。
  其二,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崇孔尊儒,始于大一统的汉代。这对后世王朝影响巨大。马上固可夺天下,而孔子学说可以治天下,维护统一,防止分裂。后世王朝都以尊孔崇圣作为维护统一的象征,以此引领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为维护统一作贡献。推尊孔子,就同孔子站在了一起,使“圣人”“圣地”成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的精神支柱。历代统一王朝的盛世,无不在尊孔上大做文章,从而成为孔子地位提升最快的时期,其强大文化凝聚力于此得到充分体现。
  其三,历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孔子既称“至圣先师”,师、圣合一,从而形成中国两千余年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上至帝王,下至黎庶,均以朝圣心态到“圣地”,崇孔子,拜圣贤,读其书,观其迹,想见其为人,览千秋风云变幻,慕孔子伟大与永恒,无不受到强烈的文化感染与熏陶。人们在这里慎思追远,寄托对孔子及先贤的敬仰和倾慕,接受中华传统文明的教益和洗礼,感受儒学的博大精深和民族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从而使这里成为中国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和道德灵魂的抚慰之地。
  其四,传统道德文明的示范之乡。作为孔子故乡的山东人,既有“圣地”之人的文化自豪感,也有礼仪之邦的道德自律性。长期沐其风、浴其俗,形成了“圣地”突出的道德风尚——崇德、重教、尊老,并由此形成山东人特殊的道德传统和有别于其他地域的特殊人格修养。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说:“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也时时在转动,比较上最能长期稳定的应首推山东省。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如西方的希腊人,则在中国首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①在秦汉至清代两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山东作为中国人的“圣地”,展现出强劲的文化福射力,西渐关中,南迁江浙,北上关东,东出日韩,在不同时代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儒家文化的传播、中华一体文明的发展及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齐鲁文化的“西渐”主要在秦汉时期。秦代,大量齐鲁的儒生、方士西进咸阳,形成了第一个传播高峰。汉初齐地黄老之学经由曹参先任齐相实行黄老治齐,后任汉相在全国推行黄老之治,并实行“实关中”政策,将大量齐鲁豪门士族迁往关中,为第二个西渐高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大设五经博士,众多齐鲁士人西进关中,传经授徒,形成第三个西渐高峰。
  齐鲁文化在秦汉的西渐,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重心的西移,由齐鲁文化重心拓展为东起齐鲁、横贯中原、西至关中的狭长文化带②,而关中地区也由汉代以前“无礼义之心”的所谓“虎狼之国”③成为经学大师云集、文化世家众多的文化重心之地,成为汉唐盛世文化繁荣的坚实基础。
  齐鲁文化的南迁,主要有两次:一次在六朝时期。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中,在齐鲁颇具文化盛名的琅邪王氏与颜氏、兰陵萧氏等世家大族南迁江浙,并长期侨居仕宦。他们既以儒家积极入世的家风家教,积极融入当地的文化之中,又“本乎邹鲁……世以儒雅为业”®,拓展了齐鲁文化的巨大影响力,提升了江南的人才构成,促进了江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第二次是北宋末年“靖康之难”中的圣裔南渡。大批孔、孟、颜、曾等儒家圣贤的后世宗裔随宋室迁都临安而南迁江浙。特别是衍圣公孔端友奉传家珍品迁居衢州,建立孔庙,不仅形成儒学历史上著名的孔氏“南宗”,而且由于圣裔在江南以大办教育、传播儒学为本分,形成了诸多江南圣裔文化望族,大大推动了齐鲁文化在江南的传播,为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宋明理学的繁盛作出了贡献。
  齐鲁文化的北上,主要展现为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闯关东”移民潮。数百年间,数以千万计的山东人移居东北地区。这在文化上实系齐鲁民风、民俗的一次大转移、大传播。如此众多的山东人移居东北地区的山山水水,不仅带去先进生产技术,改造了当地落后的游猎生产方式,而且将山东人崇礼尚义的圣地品格和吃苦耐劳、勇于进取的精神风貌与传统习俗,带到东北,移风易俗,提升了当地的社会发展和多元文化发展水平。
  所谓齐鲁文化的东出,主要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山水相连,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从商周时期,尤其秦代以来,山东大量移民到朝鲜半岛和曰本列岛。历史上,中国与朝、日交往,山东半岛实为主要的往来通道和大陆桥,以此为纽带的文化交流,为儒学在东北亚的传播,特别是公元7世纪以后,为朝鲜、日本兴起尊孔崇圣之风,形成东北亚儒家文化圈,作出了特殊贡献。
  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的政治、军事入侵和文化渗入,使中国发生最剧烈的社会变革,民族陷入深重灾难之中,现实让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崇仰信念产生了动摇和批判。山东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圣地”,在文化上,既经历了特殊的、甚至是痛苦的冲突、融合与转变,也为挽救和发展民族文化,乃至革命文化的形成、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圣地”文化从以下两个方面仍产生着特有的影响力。
  其一,山东是中西文化冲突、交流、融合的前沿之地。一方面,清代以来山东为最先开放之地,有烟台、青岛、龙口、威海四处沿海开放口岸,又据京津门户要冲,成为西方列强觊觎之地。青岛继港、澳之后,是最先成为殖民地的地区之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西方与齐鲁文化特殊的碰撞、交流。近代以来,山东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中西文化剧烈冲突交锋中,秉承着齐鲁文化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志士仁人精神,怀救亡图存之志,主动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成分,办教育、兴实业、传播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事业,展现出“圣地”文化在新历史条件下的转型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山东作为中国文化的“圣地”,亦是传统文化最固守的地方,因而面对西方殖民入侵和文化扩张,冲突、抵拒与抗争也最为激烈。发生于山东的众多反教会案件以及因日本割让青岛而引发的五四运动,从民间到上层均反映出中西文化冲突在山东地区的尖锐性和异于其他地域的文化特点,从而展现出齐鲁文化在近代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其二,山东是抗日爱国的中坚地区之一。坚守儒学核心价值观念和传世风尚的山东人,在抗击外辱中表现出特殊的爱国热情和坚韧不拔、敢于牺牲的抗争精神。肢东地区是“卢沟桥事变”后最早起义抗日的地区之一;沂蒙山区是中国最著名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沂蒙人以其艰苦卓绝的斗争意志和坚贞的爱国精神英勇抗击侵略者,展现出优秀文化传统与时代革命精神有机结合的齐鲁文化新风貌,所谓“沂蒙精神”实则是齐鲁文化精神在激烈的民族矛盾冲突中的集中体现。大批山东人怀着报国的信念走出山东,北上东北,西去延安,南下江南,奔赴全国的抗日战场,在将生命和鲜血奉献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同时,也将山东人精神品格中蕴含的文化传统元素远播到全国各地。
  三、山东的区域文化与《通览》的编纂如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由特色鲜明的各地域文化共同构筑一样,丰富多彩的山东文化也是由域内不同区域的文化共同熔铸起自身的卓越与辉煌。所谓齐鲁文化圈,实际上是由若干个区域的文化共同组成。没有对这些区域文化的深入挖掘与研究,不仅对齐鲁文化的研究会流于浮泛,对若干重要历史文化现象也难以做出全面科学的解读和定位。20世纪以来,胡适、顾颉刚、匡亚明及当代一些学者注重从鲁文化的重大影响来探求孔子思想和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这无疑拓深了对鲁文化的认识;但对齐鲁文化的认知仅此是不够的,须知如果没有辉煌的齐文化对孔子的巨大吸引和影响,没有齐国稷下对孟子和荀子的培育,孔子思想的产生和儒学早期的传承发展,就会呈现另一番历史模样。进而言之,没有兼容并包、趋时权变的齐学对儒学大师董仲舒的培养和影响,也许很难创造出“独尊儒术”的历史机遇。孔子及儒家的产生与发展,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实在是齐、鲁文化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交流、融合的结晶。可以说,是“齐鲁文化”,而非仅是鲁文化,融汇为孔子与儒学之源。“圣地”之博大,实包括整个齐鲁大地。
  山东的区域文化,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例如:从文化主体构成讲,有齐文化与鲁文化;从历史文化影响看,除齐、鲁外,莱、莒、曹、宋等春秋时期具有相当文化影响的古国,对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的发展都曾作出过重要贡献。而纵览山东文化发展的历史,影响各区域不同文化特色形成并传承发展的,主要有两大相互关联的因素:地理环境与政区设置。
  地理环境与文化区域山东的地形复杂多样,地理环境体现着大海与高山的辉映,半岛与内陆的结合。在总体上可分为山东半岛、鲁中南山地、鲁西北平原三大地理板块。而综合地理环境与区域文化发展的历史考察,从文化上又可大致分为四大区域:胶东半岛文化区(包括今青岛、烟台、威海);以潍、淄流域为主的鲁北文化区(包括今潍坊、淄博、济南、滨州、东营等市);以汶泗、沂沭流域为主的鲁中南文化区(包括今泰安、莱芜、济宁、临沂、枣庄、日照等市);以明清运河沿岸为主的鲁西文化区(包括今德州,聊城,菏泽及济宁、枣庄之一部分)。不同的地理环境对四大区域文化特色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胶东半岛文化区,有黄、渤海环绕,海岸长而曲,港湾众多,岛内山峦起伏,峰高林深,不仅在生产方式上形成山海结合的特点,渔、林、牧业发达,而且在文化上,海洋特色显明而突出:民俗多表现对大海的敬畏、崇拜,海仙传说盛行;民风尚勤、刻苦耐劳、不避艰险、勇于探索,历史上齐人的诸多典型特点,胶东人大多具备。鲁北潍、淄流域,是当年齐国的腹心之地。这里北濒大海,南依泰沂山脉,经济上既有林果矿产之饶,又有鱼盐农牧之利,《战国策》所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正是以此地为中心。在文化上,齐人的许多典型特点,如汉代人所描述的:齐地“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等,都是以这一带为典型代表的。这里还是中原内陆与半岛及曰、韩海外交流的必经之地,工商业自春秋战国以来即号称发达。明清以后,尤其近代以来,这一地区商埠云集,经贸发达,商品经济活跃,人民思想开放通达,都与这一文化传统有直接关系。鲁中南文化区的汶泗流域,土地肥沃,河流交错,是一个“颇有桑麻之业”的农耕文化的典型区域。其东面的沂沭河流域,丘陵起伏,山地绵延,河谷纵横,也是典型的内陆河谷型农牧业文化区。这一带,是鲁文化的腹地,在文化特点上,有圣人孝文化,“俗好儒,备于礼……畏罪远邪”®。民风淳朴、厚德、勤俭,是“孔孟之乡”人的典型代表。鲁西文化区,平原广野,河流纵横,是农耕文明的重要区域之一。鲁西地接中原,自古以来是兵家争夺之地。在文化上具有齐鲁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融合而多元的特点。这里的民风,既有齐鲁忠信之文气,又有中原古战之侠风。尤其宋代以后,由于黄河屡次泛滥、灾荒频发,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对统治者武力抗争的多发地区。
  齐鲁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的诸多成就与特色,都与四大区域在不同时期的特殊贡献密不可分。潍淄和汶M两流域,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和核心区,贡献之大,自不待言。以山东半岛的文化为例,在齐鲁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似乎地位不显,但所谓齐文化的海洋文化特色,经济上的鱼盐之利、工商文化特色,却都与半岛密不可分。而秦汉以后,山东与朝、日两大半岛的文化交流,齐鲁文化中的方士文化以及早期道教的形成和金元时期全真道的兴起与发展,实际上都离不开半岛文化的贡献。又如鲁西一带,受黄河泛滥的影响,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文化显露贫瘠之象,但在中华早期文明发展史上,这里实为夏、商时期夷、夏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地,这里与曲阜一带都是先商文化的中心活动区域,多有商代早期在此建都的记载,历史资源十16山东区域文化通览•枣庄文化通览分丰富。明清大运河开通以后,两岸地区更一度成为商贸发达、经济繁盛之地。沂沭流域的沂蒙一带是《诗经》中所称的“大东”地区,汉代以后,渐成为人才辈出的文化高地,在六朝时期南迁的世族文化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的进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琅邪都是全国的名郡之一。
  政区演变与市域文化通观山东区域文化发展的历史,政区设置对当代区域文化的形成与文化传承产生过重大影响。历史上,自秦汉至宋元,是山东政区变化最纷繁复杂的时期,改朝换代必有变迁,一朝之中数变政区者亦不在少数。汉至西晋,封国与郡县并存,政区变化,多而复杂。东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政区易迭更属变化无常。唐属河南道,宋称京东路。尽管历史上政区变化纷繁,但深入考察,就会发现,万变不离其宗——沿革路径基本以秦代郡县设置为基础。而秦代设郡,正如汉代应劭《汉官仪》所说,“凡郡,或以列国……或以旧邑……或以山陵……或以川源”®,即特别注重了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地理环境的选择。当代考古学家更提出:“秦汉设郡大都是以现专区一级范围的古文化古国为基础的。”②秦代初设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八郡,山东有其八,这大致奠定了山东后代州府设置的基本格局。明代设省之后,地方设六府十五州。清代虽有几次调整,但基本沿袭明制的基础。到乾隆年间,析地增至九府,即济南、东昌、泰安、武定、兖州、沂州、曹州、登州、青州(领临清、济宁两直隶州)®。这对今天市域文化历史面貌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对照分析当今全省十七市与清代九府二州的区域范围,大致归属如下:济南市、德州市属济南府;聊城市属东昌府、临清州;泰安市、莱芜市属泰安府;滨州市、东营市属武定府;济宁市属兖州府、济宁州;临沂市、日照市属沂州府;菏泽市属曹州府;烟台市、威海市属登州府;潍坊市属青州府;青岛市为析登州、青州两府之地而立之新兴城市;淄博市为析青州、济南两府而立之新兴城市;枣庄市则为析兖州、沂州两府而立之新兴城市。从总体上看,当今之各市域文化,近承明清州府,远绍秦汉郡县,上溯先秦古国,形成数千年来山东区域文化一脉承传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今各市域文化之根、之源、之基,于此可稽。编纂《通览》,以当今一市一域文化,观五千年历史文化面貌,不亦宜乎?《通览》的学术价值《通览》的编纂,是由山东省政协直接领导,省、市政协通力合作,促进山东省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一项重大学术工程,是编纂体例统一要求,编纂过程统一领导,全书质量由省政协统一严格把关的一套大型学术丛书。全书共18卷,总览一卷,17市各一卷。每卷50万~60万字,时间跨度从远古到新中国成立前。在内容设计上,分绪论、上编、下编三个部分:通览文化概貌、感受历史纵深、赏析亮点特色,收到一书在手,万千文化气象尽收眼底的效果。本书把握通俗性、可读性的原则,正文一律用浅显的白话文写作,行文表述力求简明、通俗、流畅、易懂,随文插入必要的历史图片及其解说,以便更直观地理解文意,力求为广大干部、群众提供文化知识新读本,让学者获取学术新成果。
  《通览》定位为学术集成之作,力求成为具有传世价值的学术精品之作。在编纂过程中,我们提出并基本实现了以下学术目标:其一,填补学术空白。《通览》的学术指向,首先建立在我们对齐鲁文化研究现状的深入探讨和学术把握之上。齐鲁文化研究作为民族文化与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绩斐然!但是受既往学术研究思维定势的影响,以时代发展为轴,线条式的“纵向”研究和以重要人物、事件、典籍等为主的“点”状研究成果丰硕,而针对省内区域的“块状”文化研究学术成果甚少。各市在当地文化研究和资料整理上,虽然也做了许多努力,但总体看,研究力量不足,水平参差不齐,问题较多,部分市域文化研究还十分薄弱。以前所未有的新体例编纂《通览》,既对各市域文化资料做大规模的全面梳理,也对文化面貌做全景式的展现,在填补了齐鲁文化研究空白的同时,又是对各区域文化研究的一次大推动。
  其二,突出学术品位。我们在编纂中,一是强调科学性。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重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待文化现象,评判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坚持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追求真实,还原历史;坚持以当代立场,对未来负责,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二是强调论述性。《通览》与通常的知识介绍、地方史志、文史资料相区别,力求史论结合、才情并具,突出对历史文化现象的论述、探讨和理论阐发。三是强调创新性。要求观点有创新,论述有实证,结论有权威,给人以新观点、新启发、新收获。《通览》注重从齐鲁文化和中华文化发展的高度来审视、论述区域文化,进而从区域文化之一隅探求齐鲁文化及中华文化在某一方面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注重问题意识,深析文化之由,探求、挖掘文化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底蕴;注重对一些地方流行的偏颇见解进行订正、甄别,返虚浮于真实。
  其三,重视资料基础。资料丰富是该套丛书的基本要求和优势特点之一。《通览》强调确保资料的丰富性、可靠性,力求充分收集、挖掘、整理、运用所有相关资料,尤其突出新材料的挖掘、发现和使用,这是确保本书学术质量和价值的根本所在。为此,省、市共同努力,并采取切实措施,提供条件,支持在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历代方志、族谱、碑刻、文物、遗址及民间口传等方面收集地方文化资料,经考辨、整理后,正确运用到书稿中来,以新材料填补空白,支持理论创新。确保言有所依,论有所据。
  其四,严格学术规范。《通览》编纂采取各种措施千方百计落实学术规范的要求。并重点把握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言之有据。注重观点、结论的实证性,摒除无根之谈,严禁东拼西凑、无限拔高。二是严把政治关。注重民族、宗教、外交等问题上的政策界限,以正确的文化立场把握学术观点。三是严格学术道德底线。严密学术规范并将措施逐一落实到每一位作者,将问题解决在每一个细节之中。
  《通览》的编纂过程《通览》编纂自2010年4月至2012年4月,历时两年。为保证《通览》按时高质量完成,项目启动之初,除了制定具体可行的编纂方案外,我们重点做了两件基础性工作:一是建立有效运作机制。整个项目实行由省政协负责对编纂工作统一领导,各市政协具体组织各市分卷撰写的两级分工负责制。省政协组成统一的《通览》编纂委员会和编纂部。编委会负责组织领导工作,由省政协领导和各市政协主席组成;编纂部既负责具体编纂工作的组织领导,也负责各市卷有关学术问题的研究、把关和指导,协调解决学术争议问题。二是组建高水平学者队伍。我们重点组建了三支专家队伍:第一支是由省政协选聘9名省内知名专家为特邀编审,作为编纂部组成人员,并分工负责担任17市分卷的学术指导。第二支是省、市政协联合提名,由省政协编纂部审查、批准聘任的各分卷学术主编,主要从驻地高校、科研机构中选聘对本市文化素有研究的学者担任,并实行学术主编对分卷质量负责的工作制度。第三支队伍是由各市政协和学术主编选聘的作者队伍。形成了总主编、副主编领导特邀编审,特邀编审指导分卷学术主编,分卷学术主编负责作者撰写的有效运行机制。
  整个编纂工作分为三个阶段,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阶段,2010年4月至8月,完成了各分卷提纲的拟定。其间采取了落实方案、先行试点、树立样本、充分研讨的方法,实行作者初步拟定,学术主编把关,特邀编审复审的程序。在各分卷基本完成提纲拟定后,召开主要由特邀编审组成的专家会议,分西片(在济南)、东片(在临沂)两次对提纲进行逐一审查,给各分卷提供权威性修改意见并召开编审、主编大会进行全省提纲大交流。最后由各分卷具体修改,省特邀编审复审,再由省编纂部最后批准、确定。其间,重点就人物、事件发生地相互交叉等问题提出原则性处理意见,重点研讨、解决了提纲中地方文化特色不突出、无内涵、多交叉等问题。
  第二阶段,2010年8月至2011年9月,为在各分卷学术主编具体负责下,作者集中撰稿时期。从省编纂部讲,主要抓了稿件撰写的过程管理,我们提出“质量在过程中实现,在管理中提升”的要求,省、市两级各负其责,通力合作,突出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工作重心下移,加强学术指导。省特邀编审分赴各市,会同学术主编,与作者座谈,具体研讨落实方案要求。二是抓好样稿指导和审查。各分卷选择学术水平高、对《方案》把握好的作者,写出样稿,经主编、省特邀编审修改后,省编纂部组织专家逐一讨论、审查,形成《样稿审读意见》,在作者中交流、推广、落实。三是由省编纂部组织特邀编审举办为期12天的学术审查研讨会,集中审读研讨各分卷分别上报的四章样稿,对每卷提出了具体审稿意见并指导作者进行修改,这对确保高质量完成全书撰写任务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阶段,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是集中统审稿阶段。在全书初稿基本完成之后,编纂部就全书质量要求,提出审改阶段的二十字标准:资料要丰,论述要精,层次要清,规范要严,行文要通。并就统审阶段的具体工作提出了“三上三下”的审改措施:“一上”指作者将稿件上交分卷学术主编、分管特邀编审审查后,发回修改;“二上”指稿件重新上交后,由省编纂部集体统审后,发回修改;“三上”则重点聘请省内高校、科研单位28位本专业学者,按照稿件内容类别,分8个学术组进行了横向内容统审,并写出了详细、具体的审查意见和稿本眉批。这次审查,对全省数百名作者的稿件修改影响甚大。此外,山东人民出版社提前介入,特聘请社内外资深编辑和专家分卷进行了专项把关审稿,对全书质量的提升起了巨大作用。
  数点体会《通览》的编纂,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学术工程,之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内,以较高的学术质量顺利圆满地完成了编纂任务,从政协工作及学术研究的角度来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其一,省、市政协通力合作,创造了优越的环境和条件。《通览》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省政协领导编纂的最大的文化学术(含文史资料)工程,规模超千万字,内容涉17市,参与者数百人。如此浩大的工程能够顺利完成,省、市政协的通力合作是重要基础。该项目的启动和编纂得到中共省、市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和关心,分别签批意见给予大力支持;省政协连续两年将《通览》编纂工作列入重大工作事项,予以全力推动。省政协主席刘伟同志在整个编纂过程中,始终给予特殊的关注,在为解决所遇问题的请示和阶段性工作报告上,共11次作出重要批示,给予诸多具体的支持和鼓励。各市政协都将《通览》各分卷编纂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主要领导亲自主持解决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省、市政协分管领导和文史委的同志全力以赴,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中,省、市政协保持着最和谐、最密切的联系和沟通,相互理解,上下一心,一呼百应,同心同德,许多困难迎刃而解。事实证明,省、市政协的通力合作,有利于发挥地方优势,调动各方面力量,在重大文化工程上,有力有为,能做好大文章。
  其二,依靠学者骨干力量,引领正确的学术方向。实践证明,由省政协直接聘任的特邀编审和各市分卷学术主编,是两支专业水平高、学术素养好、合作精神强的优秀学者队伍。他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忘我的工作精神,带动了整个编纂队伍,保证了编纂工作始终沿着科学规范的学术方向发展,展现出良好的学术风气和精于治学的学者风采。
  省政协编纂部以特邀编审为主体的11名专家组成员,由省内对齐鲁文化素有研究的历史、哲学、文学、考古、民俗、史志等领域的知名学者组成。在两年多的编纂过程中,先后召开了33次学术研讨座谈会,以充分的学术研讨方式来化解学术疑难,有效解决了诸多文化纷争问题。例如:针对长期困扰学界的历史人物籍贯、事件发生地的归属问题,即经过多次会议研讨,提出了写入《通览》的处理原则:文献记载不详者,由学术界公认的属地相关遗址遗物存留较多的地方来写;文献记载明确、属地政区变迁者,由今属地分卷撰写;里籍与成名地不在一地者,各述其事,重点写与本地有联系的内容。依此处理方式,各卷妥善解决了若干纷争问题,取得了良好效果。
  各分卷学术主编都是本地学术水平高、协调能力强的专家学者。在编纂过程中,他们及时与特邀编审、作者沟通研讨,在资料运用、观点提炼、体例格式、行文谋篇等方面,具体指导书稿写作,从而确保了各卷书稿的顺利圆满完成。
  其三,组织了庞大的专业作者队伍,保证了稿件的学术质量。各分卷按照省政协编纂部的要求,在全省范围内组建起一支由300多位学有专长的学者组成的编纂队伍。全体作者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克服种种困难,广泛搜集资料,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投身于书稿撰写工作,并按照编纂方案和体例要求,反复修改文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才智,使整部书稿,既有区域特色,又合统一要求,达到了预期目标。山东人民出版社对该套丛书的出版,给予特殊的重视,组织社内外资深编审和专家对全部书稿进行了认真审查。可以说,《通览》这一文化工程正是依靠各方面齐心协力,才为历史和未来交出了一份满意的学术成果。
  山东区域文化历经数千年漫长而辉煌的发展历程,是一条穿越时空、绚丽多彩的文化长廊。对区域文化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发掘它的珍贵历史内涵和当代价值,既是当代山东人的历史责任,也是建设面向未来新文化的必然要求,而《通览》的编纂正是源于这种对自身文化使命的自省与自觉。如今,这部卷帙浩繁的学术工程即将竣工了,作为全书的总主编,我与所有参与此项工程的同仁们,既感如释重负,又觉责任在肩。就当前而言,经过两年多艰辛的努力,终于为山东文化的繁荣发展完成了一项有益的学术工程,我们为此而欣慰。放眼未来看,《通览》的出版,对山东区域文化的研究和开发而言,毕竟只是一次文化资源的大致普查和试掘,更多的宝藏等待山东学术界及有识之士去深入研究和探讨,我们仍需继续努力。山东区域文化发展有着辉煌的历史,更有着灿烂的未来。秉承优秀文化传统,肩负历史文化重任的齐鲁儿女,必将以自己的勤劳和才智迎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美好明天。由于该项目工程浩大而时间短促,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寄望于省内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2012年5月1日五易而定稿

知识出处

枣庄文化通览

《枣庄文化通览》

《山东区域文化通览》(18卷,以下简称《通览》)是在山东省政协领导 下,省、市政协合作,组织全省300余名学者共同完成的大型文化学术工程, 此书的编纂和出版是对全省文化资源的大整理,是对山东文化面貌的大展 现,也是对各区域文化研究的大推动。为弘扬齐鲁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当代 先进文化;增强全省人民的文化认同感、自豪感,激发爱国爱乡情怀;也为国 内外更好地了解山东,推动山东改革开放作出了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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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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