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俗话说，“无酒不成席”。每逢节日、庆典，红白喜事，亲朋相聚，上迄国宴礼宾，下至百姓交际，倘若无酒，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酒需盛酒之器，“玉碗盛来琥珀光”，有酒盈樽，可说是锦上添花，雅趣自生。1992年和1993年发掘的枣庄西集建新遗址,清理了92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随葬器物千余件，其中有不少盛酒、饮酒的用具。本文对建新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酒器作一介绍，并就此介绍枣庄地区古代酿酒的历史，当今人们称之为酒文化。
  高柄杯，是建新大汶口文化墓葬陶器群中最具特征的器物之一。共出土190件，有薄胎和厚胎之分，多为细泥质，有灰陶、黑陶、褐陶和红陶，也有少量的夹砂陶。器形多样，杯的上部呈杯状或盘状，下部为喇叭形圈足或假圈足。有的杯壁饰凹凸棱纹，也有的柄、足部镂圆孔或柄部刻弦纹。薄胎高柄杯的柄上多有圆形、椭圆形、半圆形、三角形和菱形等镂孔。这些高柄杯的柄都较高，便于饮酒时擎持。因高柄杯的器型精致，且容量较小，所以，一些专家学者推测它为饮酒器。此外，还有筒形杯、单把杯等也适用于饮酒之用。
  这批墓葬中出土陶壶81件。按通常讲，壶当为贮水器，但从墓葬出土的陶器组合分析，陶壶应是贮水、贮酒兼之。因为绝大多数壶是与作为酒器的高柄杯和陶盡（he温酒器具）同出一墓。这些陶壶器形各异，有双鼻壶、宽鼻壶和无鼻壶。多为泥质陶，陶色有灰、黑、褐、红。
  28座墓出土了35件陶背壶。背壶有泥质陶和夹沙陶，有灰、黑、红、褐四种陶色。这类壶的颈长短不等，深腹、平底，腹上部两侧装竖耳一对，稍偏于一侧，以便背负，另侧有突纽一个，多为鸟喙形。背壶一般与高柄杯共存，可见背壶除携水之外，亦多携酒，以备外出时饮用。
  有13座墓随葬陶盡，每墓一件。均为泥质陶，管状流、扁腹，多数为高颈，有的在颈部饰凹弦纹。出陶盡的13座墓有9座墓出土高柄杯和陶壶，由此可知，陶盡应是当时盛酒或温酒的器具。
  从建新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几种酒器可以看出，当时的先民们已掌握了原始的酿酒技术。
  我国的酿酒起源于何时？说来话长。我国关于酒的起源的传说有两个。一说禹时一位叫仪狄的女子用粮食造出了酒，把它献给了大禹；另一传说少康是始作酒者。少康就是杜康（《说文解字• 巾部》“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他是夏朝第五代王相的儿子。其实酒的酿制不是那个人的发明，是原始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原始社会人们采集果实，放于山洞，剩余者就变质，有的烂，有的酸，有的散发出酒味，从而人们受到启发，由自然到创造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传说毕竟是传说，这其中虽有合理的因素，但离事实还是有很远的距离。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用谷物酿酒。考古学家李仰松先生根据有关资料研究确认，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磁山、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就已具备了谷物酿酒的条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谷物酿酒的历史始于大汶口文化或龙山文化。枣庄地区的谷物酿酒又起源于何时呢？考古资料表明，这一地区至少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即已出现谷物酿酒。
  枣庄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为： 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 ——岳石文化。从北辛文化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看，原始农业较为发达，但狩猎和采集还占较大比重，因此，当时还不可能有剩余的粮食用于酿酒。另外，北辛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还没有明显的能够确定为酒器的。所以，北辛文化时期尚不具备谷物酿酒的条件。
  大汶口文化时期，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粮食有了剩余，已具备酿酒的条件。枣庄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还普遍出现成组的酒器。岗上、西康留、红土埠、二疏城、沙沟五村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就出有高柄杯、背壶、盡、尊等陶质酒器。到了龙山时代，枣庄地区的酿酒业已较为发达，专门用于饮酒和盛酒的器具逐渐增多。那些成组的酒器可能经常在祭祀等重大场合使用，陶工们也就精细研制，由实用到观赏，以至发展成为礼器，逐步演变成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