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滕州南部，薛河中下游，有一块面积数百平方公里的山前平原。东、南两面是连绵的丘陵，西面是大片的沼泽，北面点缀着数座小山头。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雨量充足，自然地理环境非常优越，是古代先民生产活动的良好地区。自细石器时代开始，这里就生息繁衍着一支优秀的民族。她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创造出璀灿夺目的北辛文化。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以至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时期，她们又捷足先登，较早跨人了古城、古国时代。
  殷商时期，这里依然是居住点密布。仅在狭窄的薛河两岸，就密集分布着古遗址40余处，其中尤以前掌大最为著名。
  前掌大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其西约500米处为著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薛国故城遗址。其东南紧邻薛河，北及西部被小魏河环绕。总面积逾百万平方米。1981年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在滕州博物馆的配合下，对其进行了四次重点发掘。通过揭露出的大量资料，充分证明这里是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它既然有二里岗上层时期的沟壕、居住遗址，又有商代晚期较早规格的贵族墓地。前掌大墓地布局严谨、排列有序。中字形大墓南北向纵列在两条中轴线上，两侧横排的多为甲字形大墓。中小形墓葬错落其间，很少有叠压和打破现象。如此整齐划一、秩序井然的墓地布局，目前在全国商周时期的墓葬发掘中是比较少见的。显然前掌大商代墓地，先民们事先经过了精心勘查、统一规划。
  前掌大商代墓葬与中原地区的商墓相比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如大部分墓葬棺下无腰坑，却在棺旁另设殉狗坑。腰坑的设置是商人葬制中的突出特点之一。前掌大商代墓葬即使有腰坑者，却在腰坑内随葬陶鬲、豆、盆、罐及玉戈等器物。这在已经发掘的数千座商人墓葬中是没有的。另外，前掌大商代墓葬中，东、南两面墓道的设置;墓上普遍都有建筑，以及墓上建筑以中心建筑为主体，配以前后廊道，将墓室、墓道全部覆盖的中字形建筑等等，均构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商人嗜酒，因此酒器觚、爵在商墓随葬品中占据着较大的比重。而在前掌大商代墓地，目前已经发掘出的数十座墓葬中，尚未发现一件陶觚、陶爵。在其随葬器物中，大墓二层台上普遍竖置多件用不同形制的蚌片镶嵌出以兽面为中心、配以其它图案组成的长107、高70厘米的大型漆牌饰，以及随葬数件乃至十数件狰狞可怖的青铜牛头形“面具”等。这都是在商人墓葬中少见的。另外，墓葬中出土的带瘪裆陶鬲，长方口异形陶罐，敞口斜颈肩广肩鋈腹饰多种复合纹饰的陶疊，以及大量使用蚌器、原始瓷器随葬等等，均与中原地区有着较大的差别，具有东夷氏族的独特风格。
  一个民族文化的演进不是排它性的，随着历史脚步的迈动，它随时随地都在不断地吸收和融合先进的外来文化因素，随时随地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以使其更加适应这个现实的历史趋势的发展。这是每个民族文化发展的通则。前掌大商代遗存中体现出的文化因素也是复杂多源的。它在顽强坚持着本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又自觉和不自觉地吸收消化着许多外来的文化因素。如这里出土的部分青铜器、玉器等，无论就其形制、纹饰，还是雕刻技法、表现形式，均与中原地区的殷商文化有着惊人的相近或相似之处。部分陶器中也存在着变体的商式风格，如厚胎宽边实足跟鬲、厚胎宽边疊等等。在意识形态方面，如墓葬形制、铜器组合、殉人、殉犬、葬贝、葬车马，以及棺内以朱砂铺底等等，亦与殷商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它还吸收容纳了南方印纹硬陶系统的文化因素等等。使得前掌大商代文化遗存的面貌愈加纷纭多姿。
  总之，从前掌大商代遗存与中原地区殷商文化的异同中，我们可以确定前掌大商代遗址不是殷商王朝在势力范围内设置在“夷商”边缘地区的一处桥头堡，而是一处一方面顽固坚持本身的文化传统，顽强抵御着来自外部世界先进文化的入侵；一方面又受到强盛的中原殷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商化程度较高的土著方国遗址。方国之间文化交流，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起了很大作用。
  在前掌大遗址周围5公里范围内，又特别密集的公布着20余处商代遗址。在这些遗址中，历年来出土了大量的不晚于商代二里岗上层至殷墟四期的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如井亭、轩辕庄、大韩村以及后黄庄、大康留、西康留、前莱村、吕楼等地。前掌大遗址显然就是这个商代遗址群的中心。
  薛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代邦国。据 《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知薛之始封溯于夏代。商灭夏，薛又与商王朝建立了密切同盟关系。然而由于畿外各诸侯方国与商王国之间保持的是一种复杂的极不稳定的臣属关系。因此在二者的政治交往中就表现为 “时叛时服”的状态。薛亦不例外。这在甲骨文里有着充分记载。商王时而“命薛”、“作薛”、“往薛”、“宅薛”，时而又“伐薛”、“追薛”，及姬周克商“武王复以其胄为薛侯”。西周器薛侯戚鼎可为之证。春秋时薛频频参予盟会。直至齐湣王三年，田齐灭薛，改封田婴，任薛才最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关于夏商时期薛国之地望，历代文献记载及后世学人，均以今山东滕州南部的薛国故城为是，向无异辞，汉儒许慎在《说文》曰：“奚仲之后，汤左相之后，仲虺所封国，在鲁薛县。”晋•杜预‘在《左传• 隐公十一年》注曰：“薛，鲁国薛县。”诸儒所言皆本自《左传•定公元年》薛宰的一番言词，薛宰去古未远，且为薛之公族，所言其先祖所居，当为信史。我们认为，薛宰生活在春秋时期的薛国，其地名 “薛”，应无异议。他以己所居之薛而言其先祖亦居薛。彼薛，自应为春秋时期薛国居地之薛，绝不应作第二个薛地之想。否则依春秋时期人们对同名异地称谓的常例，薛宰自应有所区别。在我们古代，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形成了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名，给古代先民的生活、交流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先民们通常依照“席南乡（向）北乡（向），以西为上” (《礼记•曲礼上》），“我国地形西北高于东南，凡同一地名，在西、北者通别以 ‘上’字;在东、在南者则冠以‘下’字的原贝!I，在相同地名的前面或后面冠以“上、下、前、后、东、南、西、北、中”等地理方位性称谓(或如周人别镐京为宗周，洛邑为成周），巧妙地予以区别。这在先秦典藉、甲骨文、金文、陶文、玺印中，比比皆是，俯拾即得。这充分说明将同名异地加以区别的作法，在我国古代已成惯例。因此我们断言薛宰所言其先祖所居之薛，就在春秋时期的薛国居地附近。
  春秋时期的薛国，在今滕州市南部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薛国故城城内，已为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所印证。1994年春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薛国故城城内东南角发掘出湮没地下数千年、史无记载的西周早期延至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的呈大城套小城平面布局的夯土城址一座。在这座城址周围，历年来陆续出土了“薛子仲安”簠、“走马薛仲赤”簠、“薛侯行”壶、“薛比” 戈、“薛郭公子”戈，以及《左传》中载藉昭之的薛襄公——薛侯定所造之戈等一大批有铭薛器。从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确证这里正是历代文献中所记载的两周时期的薛国都城。
  前掌大商代方国遗址东距周时的薛国都城仅一河之隔，而且两处遗址的文化内涵及时代又如此巧妙的紧密衔接。因此前掌大商代遗址非“商薛”莫属。
  王恩田先生曾据大量资料论定金文铭末署“史”字族徽者当为薛器。而前掌大出土的大量商周青铜器中有铭文者，恰恰都署“史”字徽识。这证明了前掌大商代墓地正是薛人的墓葬。
  薛之先祖曾数度迁邳，乃今薛国故城西约15公里的微山县獾城附近，绝未出薛地范围。而且从前掌大及薛国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结果来看，薛国最迟在商代晚期便定都于前掌大。直至西周早期偏晚阶段，才又一次迁都于一河之隔的今薛故城内，从此“更不徙都”。
  另则，在薛国故城附近，很早就流传着许多有关薛之先祖早期活动的传说、遗迹。《水经注》卷25:“（薛）城南山上，有奚仲冢”。《晋太康地记》：“奚仲冢在城南二十五里山上。百姓谓之神灵也。” 《元和郡县图志》卷九：“奚公山，在（滕） 县南六十六里，奚仲初造车于此。”明万历十三年《滕县志》:“仲虺墓，在奚仲墓东。俗呼灰谷堆。灰、虺讹也。”民间历史传说固然有其失实、附会的嫌疑，但是其中也或多或少地反映着原生的历史影像;也或多或少地保存着一定的史实渊源，否则传说就无从构想。
  (原文见《华夏考古》1997年第4期，采用时有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