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一)“将军”在人们心目中是十分显赫的，因为它属于那些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战神”，是无数军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殊荣。在1964年晋升的众多少将中，杨广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虽然离开我们三年有余，但他戎马一生竭智尽忠的革命斗争精神永远值得家乡人民敬仰与缅怀。
  杨广立，字泽普，滕州市柴胡店镇柴胡店村人，1919'年1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四人,他居长。因家境贫寒，他9岁才得以进本村贫民小学读书。在小学他除了学习规定课程外，还读了《三字经》、《百家姓》、《论语》等书。13岁时，因军阀混战，学校停办而失学，他后又继续学业，16岁初小毕业。
  1936年春，杨广立考人滕县五所楼私立高小。在校期间，由于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学习成绩在同学中名列前茅，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
  当时，杨广立所在班级的级任教员张学周和六年级级任教员李叔铭,都是在1933年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以后以教书作掩护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他们发现杨广立等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思想进步，学习用功，并且很懂事，就有意识地接近他们。开始从讲故事说漫画谈起，向他们传输进步思想,还借一些进步文章和书籍给他们阅读，其中有郭沫若、丁玲的诗歌,鲁迅的散文等。当时给杨广立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桃园的小鸟》，这本书把桃园比作快乐的天地，让小鸟唤醒沉睡的人们，赶快到快乐世界里来。从那时起，杨广立就立志做一只唤醒劳苦大众的小鸟，引导他们奋起抗争，摆脱压迫和奴役，奔向快乐的新世界。两位老师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向他们灌输革命的道理，介绍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讲述红军长征和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闹革命的故事，分析中国革命的道路和青年的前途等。在进步书籍的启蒙和老师的教育诱导下，杨广立觉醒了，他的革命热情被激发得似烈火在心头燃烧。他下定决心用实际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从此，他更加勤奋学习，积极工作，很快地就成为学校进步活动的积极分子，并被推选为学生会和读书会主席。
  1936年秋，张学周老师从泰安返校，向杨广立等介绍了当前的局势和蒋介石的反动真面目，动员进步学生要以革命的实际行动来考验和锻炼自己。在张学周老师的领导下，杨广立组织进步学生利用夜晚油印革命传单，其主要内容有:“红军要把全国占，穷苦兄弟有了饭”、“欢迎红军北上抗日”、“打倒蓝衣社头子蒋介石”等，到临城和滕县车站、邮局张贴和散发。同时,他们还深人到工人和农民中间，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在最初的革命斗争中，他坚定果敢、勇往直前,经受了考验。1936年10月，经张学周老师介绍，杨广立加人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县第一个人党的在校学生。次年春天，杨广立又担任党小组长，负责秘密交通联络，开展地下工作，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
  (二）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攻占济南、泰安、邻县，战火已烧至滕县。杨广立耳闻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义愤填膺，为国家的命运而忧心如焚，立即和李叔铭、张学周老师商议研究对策。12月，中共山东省委派王见新到滕县传达党的洛川会议精神，后又根据省委指示留滕开展抗日活动。王见新还带来了《八一宣言》、《反对自由主义》和《论统一战线》等重要文件，杨广立读后深受鼓舞，他心想抗日救国有指望了。
  1938年1月，王见新、李乐平、王右池等人根据上级党的“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的指示,在滕县善垌村(今属枣庄市山亭区)创办了“农民抗日训练班”，为抗日训练骨干。此时杨广立根据中共组织安排,通过各种关系进行借粮、借款、借枪。此间，他通过他的仁兄弟的关系搞到了三支枪送给了训练班。为了便于联络，他利用他家开店铺的便利条件把店铺作为秘密联络点，与山里传递情报;他还动员了7名青年农民与他一齐参加了第三期训练班受训。
  同年3月17日，日军占领滕县城，训练班停办。中共党组织决定在“农民抗日训练班”的基础上组建“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杨广立先为政治战士，后任三班班长。在这期间，他参加了义勇队成立后向日军打响第一枪的岗头山及其攻打夏镇维持会的战斗，在作战中，他表现出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敢打敢拼精神。
  同年5月，在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领导下，沛、滕、峄三县抗日武装在滕县南塘会师，遂即将三县武装合编为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滕县武装被编为第二大队,杨广立仍任班长。义勇总队成立初期，多次开展了抗日反顽的斗争活动，这其中有对“鱼肉乡里”妄图称雄滕东的土顽申宪武的军事打击和对东江大地主刘广田的战斗。在每次战斗中，杨广立都表现出了不怕苦、不怕流血一往无前的精神。同年7月，滕东反顽斗争失利后,部队东移至临(沂)郯(城)费(县)峄(县）边区的大炉，与四县边联党的武装会合整编为二营,杨广立任五连指导员。在戎马倥偬之余，杨广立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学习，通读了 《社会科学概论》、《大众哲学》、《列宁主义概论》等书籍，从而认识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坚信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幸福美满的社会。
  1939年秋，八路军一一五师进驻鲁南地区，杨广立所在的部队改编为一一五师苏鲁支队，他被任命为二营教导员。同年冬，部队在苏北邳县一带剿匪，攻打敌据点邹家围子，二营、三营担任主攻，激战了一天一夜仍未攻下，部队伤亡也较严重。后来杨广立率领二营，在团政委彭嘉庆的直接指挥下，英勇作战，不怕牺牲，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歼灭了大批敌人，完成了战斗任务。
  1940年春，部队改编为一一五师教导二旅五团，杨广立任二营教导员,并兼任费南工委委员。他参加了白彦战斗和天保山讨逆战役。反扫荡胜利后，杨广立被推选为党代表，参加了五团在滕县核桃峪召开的首次党代表大会。同年8月，杨广立和营长石世良率领加强营在彭嘉庆政委的指挥下，粉碎了日伪顽的进攻，打开了邹东,巩固发展了曲（阜）、(泗水)、宁阳、邻（县)抗日根据地。1941年，一一五师开展造模范干部活动，杨广立因执行上级指示坚决，作战勇敢，作风正派，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完成任务出色，被选为代表，参加了教二旅首届党代表大会，被评为模范干部，并荣膺银质奖章一枚。
  1942年秋，部队进行整训，杨广立奉命率二营代表五团参加教二滨海检阅,取得了优异成绩，受到师首长的表扬奖励。在整训期间，部队曾被日军包围于白山一带，在掩护部队突围时，杨广立腿部负伤。部队突围后，他被暂时安置在滕东老百姓家里养伤。在部队领导人和同志们的关怀下，经过当地群众的细心照顾，杨广立的伤口很快痊愈并返回部队。同年冬，杨广立所在部队精兵简政，改设大队，他任三大队政委。当时敌后斗争形势非常艰苦复杂，敌人的蚕食分割，使得我鲁南根据地进一步缩小,正如当地群众所形容的:“东西一条线，南北一枪穿。”根据上级指示，杨广立所在部队采取“紧密配合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的正确方针，粉碎了敌人蚕食分割的阴谋，巩固了鲁南革命根据地。
  1943年3月，五团攻克楔人鲁南中心区的小埠子日伪军据点，杨广立所在的三大队担任这次战斗的主攻。守敌自恃装备精良，地势优越，妄图垂死挣扎，负隅顽抗。杨广立和副大队长景建中率领部队不怕牺牲、奋勇杀敌，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在战场上他提出了“刺刀见红才是英雄的部队”的口号，并用初学的日语喊话，向日军展开政治攻势。
  经过5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中队，生俘日军5名，受到一一五师首长的嘉奖。
  (三）1943年5月，杨广立调任鲁南独立支队副政委兼鲁南铁道大队政委。独立支队是一支在敌占区坚持战斗的游击部队，为了便于隐蔽，基本上是分散活动，无论是部队素质还是部队管理，都与一一五师正规部队不同。特别是铁道大队，队员们单独战斗力强，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而且与当地群众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但是，长期的分散活动，在队员们的身上也养成了纪律松懈、山头主义严重的缺点。杨广立与支队和铁道大队其他领导人一起，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克服自由主义倾向，正确掌握锄奸政策，加强组织纪律性和反对山头主义，做了大量深人细致的工作，采取和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使部队的军政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他们率领部队活动于微山湖及津浦、临枣铁路两侧地区，担负着保障由华中、山东通往延安交通线安全畅通、护送过往干部、筹集军费和坚持敌区斗争的重要任务。这期间，部队先后护送陈毅、朱瑞、陈光等领导人及大批赴延安学习的同志安全通过敌人封锁线。因完成任务出色，受到了罗荣桓司令员的嘉勉。
  1944年5月，杨广立任费滕独立营政委，率部参加了鲁南天井汪讨顽等战役。同年7月，又调回鲁南独立支队任副政委。在滕、部、微山湖一带横扫敌顽战斗中，他和副支队长董明春率部配合鲁南军区三团歼敌，并趁势直捣湖西城子庙顽敌老巢，歼敌千余人，从而打开了兖（州）、济（宁）、邹（县）、滕 (县)及湖东的局面。同年秋,独立支队活动地区大为扩展，将津浦路西，邹(县)、滕(县)、峄(县)地区也联成一片。为适应新的军事斗争形势，成立了鲁南军区第二军分区,杨广立担任军分区总支书记兼政治部组织股股长。
  (四）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坚持八年的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第二军分区主力部队改编为山东野战军第八师二十四团，杨广立任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向徐州大进军和在津浦前线兖州至徐州一段阻止蒋军北进和解放邹、滕、峄战役。
  1946年，杨广立在担任二十四团政治处主任期间，由于战争规模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他深感部队战时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用老一套的做法已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向团党委提出了在部队开展“立功创模”活动的建议。经团党委研究同意，“立功创模”活动在部队中轰轰烈烈深人扎实地开展起来了。1947年，杨广立又创造性地提出在部队开展“尊英学模”活动,把“立功创模”活动不断引向深人。通过以上活动的开展，使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大大发扬，全团的军政素质迅速提高，跻身于能啃硬骨头的强团之列。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该团先后涌现出一大批英模人物和英模集体，如智勇双全的“华东战斗英雄”郭继胜，驰名全军的“战斗英雄”刘林森、张修良、王继禹模范政治工作者”魏湘江等；同年5月，杨广立由于贯彻上级指示坚决认真，思想政治工作成效显著，指挥作战勇敢多谋，升任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八师二十四团政委。他先后率部参加了宿(迁)北、鲁南、泰安、孟良崮、洛阳、开封、济南、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
  1949年8月，杨广立调任二十二军六十四师政治部主任，挥师南下，进军浙东，参与指挥了我军渡海作战解放舟山的第一仗，部队飞渡了1500余米的海峡，歼灭敌七十五军两个团，毙伤俘敌1480人，一举解放了大榭岛，谱写了我军战史上的重要篇章。在紧张频繁的战斗中，杨广立既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也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战将，在战斗中他曾四次负伤，多次立功受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广立历任二十二军六十四师副政委、政委,二十二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舟嵊要塞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六十军政委，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在此期间，他经常深人部队，调查研究，指导工作，为海岛设防和部队建设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做出了重要贡献。1969至1977年“文革”期间，他奉命参加“三支两军”，先后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江苏省委副书记、书记，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稳定局势做了大量的工作。1969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4年离职休养。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7年11月2日，杨广立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享年79岁。
  杨广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激励着故乡人民前进。爱国将军孙兰峰李广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孙兰峰因百灵庙大捷和绥远起义而闻名于世，成为我国著名的爱国将军。
  孙兰峰字畹九，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出生于滕县大彦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全家九口人仅有一亩半地，为了维持生活又租种了鲁寨地主的七亩土地,终年劳苦耕耘还是过着半年粮、半年糠的生活。孙兰峰在兄妹六人中排行为二。他父亲孙金銮望子成龙，在他10岁时托人说情，到张家的私塾中伴读，五年后因生活所迫而綴学回家种田。失学的痛苦、黑暗的现实困惑着这位忠诚耿直、坚强不屈的青年。路在何方？他选择了弃农从军的道路。
  民国元年（1912年），孙兰峰与一个同乡步行来到济南投军当了兵，被编人晋军第二混成旅四团二营，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孙兰峰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多次荣立战功，深受傅作义的喜爱，不久被提升为排长。他在直奉战争、北伐战争中，出生人死，成为傅作义手下一员勇将。随着傅作义部队的扩编，孙兰峰先后被任命为连长、营长、团长。他在频繁的战斗中，坚持整军习武，不仅深人士兵群众同甘共苦，而且自学不懈，攻读各种兵书，研究战略战术,写下治军日记，军事、政治素质不断提高。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热河、攻长城，华北局势危急。全国爱国军民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抗战。傅作义将军被任命为华北军第七集团军总指挥，率五十九军与六十一军开至张家口，全军官兵以每小时20里的速度进军昌平。1933年5月20日拂晓，激烈的战斗全面打响。日军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进攻我军阵地，我军以近战狠打的战法，用枪、炮、刺刀接连打退日军的四次冲击。第四二一团团长孙兰峰按照傅作义的命令，一马当先，率全团官兵跑步增援二一〇旅阵地右后方的苏家口，把不可一世的日军打得弃甲而逃，收复了失地，为国御侮，威震青山。
  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何梅协定》之后，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省的主权大都丧失。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纠结惯匪在内蒙重镇百灵庙，组建了所谓蒙古军政府、西北防共自治军，企图隔绝中苏联系，进而占领绥远、宁夏，实现所谓满蒙自治。傅作义将军决心伺机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粉碎敌人的阴谋。1936年11月15日，拉开了绥远抗日的序幕，董其武将军奉傅作义将军之命，出奇兵连战七昼夜，收复了红格尔图、土牧尔台等地，为百灵庙大战开辟了胜利的道路。
  百灵庙依山傍水,是与外蒙接壤的草原重镇，也是日寇盛岛特务机关经营20余年的根据地，敌人据此可以南窥乌兰花、武川、陶林，西向固阳，进逼绥远省会归绥，为兵家必争之地。百灵庙大战的指挥是骑兵师长孙长胜，副指挥兼前线指挥员是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孙兰峰指出：“我们是以徒步疲劳之师，当敌人骄逸之马；以仅能果腹之粮，当山积之备;涉千里之荒原，敌环抱之险境；以不相等之兵力,袭有备之强敌，其武器装备皆优于我，而且白雪飘飘气温在零下40度。这是一场艰险的战斗。”他在傅作义将军“以强袭之准备，作奇袭之行动”的精心谋划下，于11月23日秘密行动，全军将士身着白披风，潜伏在百灵庙前的环山中。深夜11时,孙兰峰一声令下，枪炮齐发，杀声四起，将士们以一当十，前赴后继，冲锋陷阵。孙兰峰亲临前线阵地指挥，命令炮兵在庙东南高地上集中摧毁敌人女儿山阵地，命令装甲兵冲向庙东南山口,命令骑兵占领飞机场。全军浴血奋战，其中张振基连以三分之二的牺牲代价才夺下山头阵地。在蒙族爱国青年云继先等人发动的保安队800多人举行的武装暴动（共产党人从中做了大量工作）的内应下，全歼守敌, 摧毁了德王多年经营的伪蒙军，敌酋乘车逃跑。12月4日，孙兰峰指挥部队又取得了阻击敌人反扑的胜利,敌弃尸600多具，生俘日军200余人。百灵庙战役杀死日本特务要员20余人，日伪军旅长金宪章、石玉山、安乐亭、王子修等率部反正，取得了空前大捷，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
  百灵庙大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瞩目。国内各界乃至海外华侨、港澳同胞都给予高度评价，慰问电、慰问信、贺幛和锦旗如雪片般飞来，捐送款物的卡车源源而至，各地派来的战地慰问团络绎不绝，各大报纸、电台纷纷报道大捷的消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从延安打电报祝捷，称“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之先声”，并派人到前线献旗慰问，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抗日将士的士气和斗志。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孙兰峰率部队在傅作义将军的指挥下，参加了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晋西之战、反攻绥远和115天的绥西抗战等一系列战役，歼灭了大量的日军。特别是在绥西抗战中的五原之战（1940年3月19日至22日）,第三十一师师长孙兰峰（1938年冬任命)临危不惧，勇冠三军，冒着12架敌机的狂轰滥炸和炮火的猛烈轰击，从容指挥部队，与董其武师协同作战，经过4天的激烈战斗，终于将守城日军全部歼灭，击毙日军中将水川伊夫、少将金腾、大佐大齐等，伪蒙军6个师、伪绥西联军、日特务机关及宪兵等也被全歼，共毙敌3000余人，生俘300余人。五原大捷震惊中外，各界人士纷纷来信来电祝贺,连蒋介石也亲拟电文，称傅部“部曲同心，开抗战反攻之先河”，国民党政府授给傅作义将军青天白日勋章(傅谦辞不受)。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老舍不远千里，亲自到前线河套慰问将士。五原战役之后，傅作义将军在原有部队基础上报请扩编为三个军,孙兰峰暂任三军军长,并被授以宝鼎勋章。
  抗战胜利前后，孙兰峰将军先后担任过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第十二战区抗战胜利受降官、张垣绥署骑兵总指挥、第十一兵团中将司令官兼察哈尔省主席、省保安司令等要职。1945年8月中旬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孙兰峰将军胸佩勋章,到包头、归绥、集宁、大同等地接受日本残余部队的投降，严肃地教训日本军官认清侵华罪行。在大同饭店日本留守军官宴请孙兰峰将军时，孙将军发现有妓女侍酒，顿时怒火中烧，以抗战中受伤致残的左脚，踢翻了满桌酒菜，大骂.日本大佐混蛋, 然后拂袖而去。这凛然正气受到在场人们的赞扬。孙兰峰将军从北伐战争到八年抗战胜利，身经百战，负伤九次，以勇于自我牺牲的模范行为，为广大官兵树立了榜样，广大官兵和群众亲切地称他为“拐将军”。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华北、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以排山倒海之势于1948年12月初揭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傅作义部队的4个兵团、12个军、48个师，号称60万大军，先后在东起津沽西至张家口千余里的战线上，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欲打无力，欲逃不能。12月22日至24日，人民解放军歼灭傅部嫡系安春山的一0四军于怀来横岭关、王牌军郭景云的三十五军于新保安、孙兰峰的十一兵团5万余众于张家口。孙兰峰只身逃到察北商都县，急电复傅作义，并集合1万余骑残部，不顾风雪弥漫，经过10个日夜不停的跋涉，撤至大青山武川县、四子王旗一带整顿。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对傅作义说:“绥远问题可以采取绥远方式来解决。”傅问:“绥远方式将是一种怎样的方式?”毛主席说:“就是不用军事作战的方式。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慢慢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然后再看看董其武军他什么时候觉得可以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傅先生你也可以先派些人去，协助董其武搞。傅先生你不久也可以去看看你的旧部队。对董其武的经济困难，你去了也可以替他解决解决。”1949年8月下旬，傅作义奉毛主席之命，携带大量银元赴绥远安定部队官兵生活，促进整体起义。在此之前，蒋介石于7月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上将司令官，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孙兰峰于7月16日在包头就职。这是国民党当局分化离间绥远部队，妄图架空董其武，搞乱绥远起义大局的阴谋。当时孙兰峰对于起义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傅作义到绥后多次派人劝说他起义，他仍未表态。9月19日起义的凌晨，傅作义再派参谋长李世杰、总参议张濯清到包头医院传达对孙兰峰的肺腑之言:“我们共事多年，情同骨肉，在找到正确路子的时候，不能扔掉你。希望你和我们一块走,在政治地位上，共产党不会错待我们。如果你坚持己见，我也不能勉强，只好分道扬镳，但告诉你，仗是绝对不能打了。”孙兰峰终于幡然悔悟,断然地说:“我几十年与傅先生生死与共，北伐时守涿州我们部队被弄散了，我也没有离开傅先生，今天我哪能单独行动！走？要走早走了，昨天还有两架飞机嘛，可我并不那么糊涂。啥也别说了，就是黄河，我也同傅先生一块跳。”随后就在董其武名字后边写上了 “孙兰峰”三字，接着签名的是刘万春等39人。这天下午1时许，傅作义在中国银行大厅召开重要领导干部大会，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张钦坐在傅先生两侧，大家喜笑颜开，如释重负。4时许，傅作义偕同孙兰峰、邓宝珊乘特别快车返回北平，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绥远起义的情况，并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议和开国大典，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孙兰峰将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断然拒绝蒋介石、阎锡山的威胁利诱，毅然签字起义，与董其武将军一起领衔通电全国,使官兵免流血，广大人民免受涂炭，是对祖国解放的巨大贡献,成为受人尊敬的爱国将军。
  孙兰峰将军起义后，历任原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军区副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历届委员，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做出了较大的贡献。1984年9月19日，89岁的孙兰峰将军在内蒙古自治区举行的绥远起义35周年纪念大会上，做了录音讲话，并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了以《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为题的文章，体现了他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关心祖国统一的思想。
  1987年2月27日，92岁高龄的孙兰峰将军与世长辞。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聂荣臻、乌兰夫、习仲勋、薄一波、刘澜涛、杨静仁、程子华、董其武、陶峙岳、杨成武、屈武等送了花圈，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办公厅、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人大常委会、政协委员会和山东省委、省政府等单位送了花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长阎明复参加了告别仪式。自治区各界人士和家乡滕州市的代表近万人参加了追悼会。素花白幔，哀乐阵阵，人们怀着崇敬和沉痛的心情，追悼这位著名的爱国将领。
  李乐平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宋致元岁月不堪回首，历史不忍再现。1971年9月19日，是个悲痛而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滕州人民的好儿子李乐平同志带着对伟大祖国和家人亲友无比留恋、对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无法理解的痛苦和复杂情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同年11月17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批准李乐平同志为革命烈士。
  李乐平，原名李子升，1906年出生，滕州市羊庄镇大赵庄村人。1932年5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上海华捕委员会书记、江苏省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滕县特支组织委员、县委军事(部)长、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政委、八路军苏鲁支队政委、鲁南特委常委、鲁南四地委书记、鲁南区党委秘书长兼统战部长、鲁南行政公署专员、主任、鲁中南行政公署主任、区党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第一副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局局长、全国政协特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江苏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李乐平参加革命工作后，数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都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忠实捍卫者和模范执行者。他在鲁苏两省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在鲁苏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声望。他的高尚品质和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歌颂和学习。
  寻求光明投身革命李乐平出生于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虽家道中落，但幼年时，仍有良好的家庭环境。8岁始人私塾读书,6年后升入滕县高等小学就读。17岁那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挤宁省立第七中学，但此时的家庭已今非昔比，生活渐入困境，终无力供养，失学在家。他自幼勤奋好学、仗义执言，崇拜民族英雄，喜读英雄故事和英雄人物传略，尤对先人“事业文章，随身销毁，而精神万古不灭;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如斯”之名言古训，情有独钟，念念不忘。在现实生活中，他体验到旧社会的黑暗、官府的腐败、大众的困苦,决心寻求光明，走一条新的人生之路。1924年，由亲友举荐，李乐平就业于县教育局，充任事务员一年。因对时事不满，愤然离去。但忧国忧民的思想,使他难以在家安居，遂于1925年春，只身到了上海,欲投身于工人事业,而因人地生疏，无法介入作罢。同年9月，为生活计，入法租界当了巡捕，开始了违心的矛盾生活，精神亦更加苦恼，每天除做完公务外，尽读报纸书刊，如《新申报》、《少年漂泊者》及郭沫若文集之类，以自遣自慰。但有一条心明如镜,那就是身着洋警装，要心系中国人。他暗中支持正义，保护百姓利益，掩护革命活动，以致直接鼓动及参与捕房罢岗、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行动。不久，引起了警方当局的注意，遂以“我们不要多事生非的人”为由，于1930年被解雇。
  此时，家境更加贫寒，加上妻子病故、工作无着，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漂泊流浪、居无定所。显然，在物质上，他成了地道的赤贫者，但在精神上，却日趋富有起来。因为，在进步青年马友三等人的帮助下，他阅读了《大众哲学》、《资本论》等多种进步书籍，思想认识、理论水平日有长进。尤其是东北的“九• 一八”及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使其深受震动和教育,意识到社会的发展前途与个人应发挥的作用,遂决心投身于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后在中共地下党员朱向明的引导、教育下于1932年5月，经丁祝华介绍，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要走新的人生之路的夙愿。
  入党后，李乐平转任华捕工作，为华委会书记，后兼管法租界华捕工作，继而扩大至兼管上海区、闸北等地的公安局、警与保安队工作。1933年4月，被捕入狱。1937年“七• 七”事变爆发，8月，国民党当局为全面抗战形势所迫，释放政治犯，李乐平获释出狱，返回家乡滕县,投入抗日洪流，掀开了他人生历程中更加辉煌的篇章。
  临危不惧英勇善战1933年4月初，李乐平的行动已受到特务的监视,上级指示要立即转移。一天，乐平在身上藏好了党的文件，准备去联络点交给未暴露的同志并一起转移。一出门，即被特务盯上了梢。他几次试图甩掉尾巴,但均未成功。乐平急中生智，他借入厕之机，将文件撕碎，扔进了毛坑，随后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一个里弄。心想，出其不意将盯梢的家伙打倒，脱身跑掉。不料，刚一出手，隐藏在周围的特务都立马围了上来。就这样，他被敌人抓住，当即被带到他所住的旅社进行搜查。特务拿着钥匙问乐平:“是谁的钥匙?”乐平说:“是个旅客放在这里的。”进房后，见一箱子，特务急急打开，一看，多是些进步书籍，如获至宝，认为这下可抓到了证据。而书皮上都醒目地写着个“马，，字。特务突然问:“你叫什么名字”? 乐平平静地说:“李天民”（住宿时的化名）。特务们似乎有备而来，他们虽未搜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但还是把乐平带走了，经多次审讯未果，将其投进了监狱。
  有一天，乐平和其他几名政治犯一同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死刑。直到枪响后他自己没有死，才知道是陪杀场。乐平心想: 这是敌人用死来吓唬人。这一关都过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回监后，又提审，乐平仍是那句老话“不知道”！反动当局既没有证据、又没有办法，即以“左倾三民主义”给乐平定罪，判刑十年，送至苏州监狱。
  乐平把监狱看做战场，把牢房视为课堂，一方面积极联络狱中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开展斗争，一方面抓紧阅读进步书籍，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狱中数年，斗争、学习直贯穿于全部过程。”刚到监狱时，有两件小事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是，犯人分等级，有钱的睡床,没钱的睡地;二是，有的人不知依仗什么，拉屎拉尿不倒粪桶。他即发动同牢房的难友取消这些不合理的做法，提出：睡床分先后，倒桶大家轮，不然，就掀翻床铺，人人都睡地，不倒粪桶的，就不准用粪桶。这个斗争口号一提出，就得到大多数难友的赞同。乐平也由此成了狱中领导斗f的核心人物之一。
  k日战争爆发不久，有一次，义勇队司令部驻地大炉遭到顽军的围攻。敌人来的突然,情况十分危急。当时李乐平虽然不是军事主管,但他不惟能文，亦善用兵，作战沉着，指挥若定，于是他当机命令梁度世先带部队转移到黑山待命，由他断后掩护。待部队撤到黑山脚下时，大炉周围已是枪声一片。直到这时，才远远看到乐平撤出村口，仍然步履稳健，毫不慌乱。
  1942年5月，日军扫荡鲁南行署机关驻地。当我方发觉敌军的企图时，距离最多也不过还有一里远。时任行署专员的李乐平, 当即立断，指挥部队转移，并要求大家不要惊慌，不要乱跑，悄悄走下山沟,他亲率警卫班压阵。就这样,敌人在沟上走，我军在沟里行，整个机关顺利撤出，安然无事。事后，干部战士都佩服李专员有胆量，足智多谋、英勇善战。
  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李乐平一贯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有着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并模范地贯彻组织决定。1940年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改编为教导二旅时，上级指示将鲁南四地委所辖地方武装全部编入主力，准备过铁路支援新四军。当时，地方部队干部和县以上负责同志大都有意见，认为主力部队在扩编时，应采用“割韭菜”的方式，不应采取“拔萝卜”的办法，要给地方留点“种子”，以利再发展组建新的地方武装。面对这种思想认识和议论，李乐平多次说服和教育大家要从大局出发，强调主力南下，支援新四军开辟新区的任务极为繁重，在新区解决兵源会有一定困难。因此，我们应从各个方面帮助主力完成扩编任务，使主力部队保持旺盛的士气南下，去投人开辟新区的战斗。在李乐平主持下，扩编工作做得既快又好。罗荣桓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李乐平在教导二旅扩编中顾全大局的精神。
  1945年10月，根据形势需要，新四军奉命北撤山东。当时因他们在苏北仗打得很漂亮，七战七捷，进展也很顺利，所以许多战士对向北撤退不理解，有情绪，不满地说：“反攻、反攻，到了山东，铺的干草，吃的煎饼大葱。”因此，李乐平在动员迎接新四军的会议上讲话时要求，一定要顾全大局，全面动员，努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使新四军的同志们感到满意。不管我们的条件怎么艰苦，他们的给养一律供应白面。新四军战士南方人居多，他们不会做面食，我们要派人去教。在他的带领下，鲁南行署迎接新四军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对于稳定战士们的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偶而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有一次，新四军某师有个管军需的同志，因面食牙碜，认为所供的面粉里有沙粒，一怒之下竟把我们供应点上的一个同志摁到了面缸里。事情发生后，不仅被摁的那个同志感到委屈、气愤，供应点上的其他同志也都很冲动，要去找新四军首长论理。李乐平闻讯后，立即赶到那个供应点，耐心地说服大家，首先应检讨我们的供应工作，要做到不失误，不出问题，同时要忍受委屈，得理让人，顾全大局，不能因小失大，造成不良影响。同志们接受他的开导，平息了怒气，表示一定要努力做好供应工作，贏得了新四军官兵的一致赞扬。
  在“文革”浩劫中，作为领导干部的李乐平毫无例外地受到冲击和折磨，家里不断有 “造反派”来要他交代这交代那。他们出言不逊，还拍桌子、瞪眼睛。李乐平总是平心静气地对待他们，从不发怒，更不与他们争辩。由于他体弱多病，平时，每天需补充点牛奶。在他被隔离审査期间，“造反派”认为:喝牛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准他再喝。一同被隔离的老干部为李乐平抱不平，要去找“造反派”头头交涉。李乐平劝大家说:“这个不值得计较。”他常常沉默不语，脑海里却一直在思考:“这场文化大革命”，把国家会引向何处？给人民会带来什么呢？那时，上面天天逼着他们写检查，交代思想。一天，李乐平对同室的叶胥朝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坚持原则。我看，写检查嘛，有错误就检查，不该检查的就是不讲!”叶老听了，默默地点点头，他从心底里佩服李乐平的原则立场和坚执行政策严肃认真李乐平不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都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坚决拥护者和模范执行者。他曾多次对有关领导同志说过:“罗荣桓同志在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时，原原本本，绝不多说一句话。”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传达党的指示时，从不随意发挥，免得使人听不懂什么是党的指示，什么是个人意见。
  李乐平对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理解得特别透彻，深知做好统战工作，是一件影响全局的大事。因此,贯彻执行起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开辟和建立抗日根据地时，团结了一大批地方士绅，争取并收编了四县边联以及其他友军，壮大了人民武装，使鲁南出现了一个大好的抗日局面。当时，大炉有个万春圃，在地方上颇有影响，是临沂西南乡一带绅士们的首领。他对李乐平非常敬佩。当初，我们的开辟工作面临重重困难，部队一度士气不振，万发动群众募集了数十头猪羊慰劳部队，来鼓舞我们的士气。八路军115师一部进入鲁南后，万除发动慰劳外，还募捐了60万发子弹，支援八路军。由于万春圃的这些革命行动，激怒了顽固分子李以锦，即把他的四儿子和小女儿劫持去，作为人质，迫使他脱离共产党。但万春圃向李乐平坚定地表示:“孩子我不要了，咱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就是这样一位开明大度的人士，在抗战初期，他主动献地捐粮时，我们个别持左倾观点的同志不仅坚持不让他献，而且还主张对他进行斗争。李乐平从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的高度和实际斗争形势的需要出发,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终于制止了过左的行动。后来，在共产党的教育下，万春圃矢志不渝地跟着共产党，被任命为鲁南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10月，李乐平指派刘元甫去渤海乐陵等地做鲁南后方家属和生产自救等项工作,并负责机关干部的学习活动。那时，鲁南后方干部均到建国学校参加“三查三整”运动。当时，康生在渤海掌握运动，对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车轮战术、熬鹰、蹲黑屋子、开除公职、生活降为大灶等毒辣手段摧残干部。刘元甫将看到的这些情况函告李乐平。李乐平即指示鲁南后方负责人朱道南 “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不要搞左的运动”。朱道南重新布置编组学习，对个别整人害人的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纠正了左的偏向。同志们都称赞李乐平理论水平高、执行政策严肃认真。解放初期，李乐平作为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第一副市长,分管政法工作，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又兼任市审判委员会主任。当时，运动规模大、涉及面广、时间紧、案件多。他认真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有关政策，实事求是，严肃谨慎，从不凭主观臆断或先人为主的成见处理重大问题，因此，南京市的整个运动，没有出现一例错杀和重大错案，受到中央和江苏省委的肯定和好评。这项工作，除了市委的正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外，李乐平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李乐平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在他的战友、同事、部下及亲朋好友中，有口皆碑，有不少佳话美谈。
  陶有亮在《深切怀念优秀共产党员李乐平》一文中这样写道:“乐平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且长期做领导工作，但从未见到和听到他在什么场合摆什么老资格、官架子。对上级指示原原本本向下传达、认认真真贯彻执行;对下级关怀备至、平易近人。即使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也都是亲切、耐心地说服教育，从未发过脾气或训斥过人。坚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同志们跟他接触都有一种无拘无束的亲切感。民主人士都感到他待人诚恳、谦虚、平等，十分可亲可敬，都愿意同他说心里话，披肝沥胆、推心置腹、合作共事。”李作森在《怀念李乐平同志》的文章中说:“乐平从不居高临下地训斥别人。对同志的一般缺点总是用启发说服的方式。他说 ‘响鼓不用重锤敲’。如有一位负责干部因解决婚姻问题不够慎重,造成不好影响。他语重心长地对那位同志说：‘解决个人生活问题要沉着、慎重，要注意影响’。事后，这位同志非常感动，对别人说‘人家李乐平同志不简单，话不多，对我帮助很大。’”孙士正撰文写道:乐平同志是以省委委员的身份到省政协担任副主席的。他十分尊重省委统战部的职能工作，有关重大统战政策问题的处理，他按照省委的指示，及时传达贯彻,并要求政协的同志多同统战部研究，认真听取意见，然后慎重处理。这样，使政协与统战部的工作很好配合，关系处得很协调。李老和党外几位副主席——著名学者、社会贤达高一涵、吴贻芳、陈鹤琴等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相处得也很融洽。平时，他经常倾听和接受党外同志好的意见和建议，使他们有职有权，放手把政协工作搞好。……大家都愿主动地把自己的不同想法告诉他。前国民党部队少将、驻会委员肖平波说:“在李老面前，我感到没有什么话不可对他讲的。”一度委员们在议论形势和我国外交关系时说:“我们朋友遍天下”，但几乎全是“穷朋友”、“小朋友” 和“黑朋友”。有人还说:“形势总讲一片大好，而好多人肚子也吃不饱。”对待这些议论，该怎么办？能不能来个批判？李乐平同志不赞成。他坚持以教育说服为主，耐心帮助其提高认识，鼓励大家用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形势、认清前途，增强信心，要看到进步人民的力量在不断壮大。没多久，法国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李老和大家一起学习时，他用谈笑的口吻讲:这下，不是我们又增加了“大朋友”、“白朋友”了吗？引起了大家的笑声，内心自然折服了。
  李乐平的本家弟弟李子成深情地说:“小时候，我家穷,外祖母家更穷，常受人歧视，一般人都叫我‘二孩’，只有李乐平叫我的名字 ‘子成’，又常给我讲故事，问我为什么不上学，愿不愿出去干工作。他看得起我、关心我，我很愿意和他往来。从他出狱回家的第一天起，我就跟着他，认为他走的路肯定是对的。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我由一个普通农民子弟，走向革命，成了一名党的干部。”李乐平的女儿李季平在《回忆爸爸——李乐平》的文章中说：同学们经常到我家来玩，有时爸爸见了总要和他们攀谈几句，以消除同学们的拘束感，然后走开，让我们随意说笑，做自己的事。爸爸说话不多，声音总是轻轻的，一举一动都流露着慈爱。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论是秘书、警卫员、驾驶员，从不训斥，十分尊重他们的人格，总是以同志的身份与他们相处，努力消除相互间的距离。从到我家来的爸爸的老战友、老同事的友好态度中，从工作中来往的民主人士表情上，可以感到他们对爸爸怀有一种亲切的敬意和真诚的信赖。”艰苦朴素淡泊名利李乐平由于长早期时间的监狱生活，身体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出狱后，又没得到休养治疗即带病投人了抗日洪流，与大家一同过艰苦的生活。1938年秋，部队转移到大炉、车网一带时，尚未建立政权，粮款都无着落，部队官兵半饥半饱。李乐平和大家一样，从不另外弄什么东西吃。他除了身上很破旧的衣服之外，连条被子也没有，晚上睡在地铺上,与通讯员合盖一条薄毯子。
  部队在开辟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时，生活条件更是异常艰苦。当时，二营营长叫石史良，是位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他对李乐平十分敬重，曾对梁度世说:“乐平同志的模范行动最到家，在他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能吃苦就是突出的一条。”二营常常到山外活动，生活条件稍微好一点。干部、战士知道他(指李乐平)身体不好，就自动募捐一些鸡蛋，派人送给李乐平，但李乐平坚决不收，耐心地说服战士又把鸡蛋带了回去，并要求他们以后不要这样做。
  李乐平到省里工作之前，曾任南京市副市长、华东局交通部部长。他经常穿双布鞋，一身斜纹布制服，上班、公出乘坐一辆旧式汽车，从不讲排场。驾驶员老吴说:“李老家中的用具也十分简单，除了必要的床、桌、凳子之外，仅有几只旧箱子和一个脸盆架。在三年困难时期,天冷了，他床上还没有草垫。”老吴对他说:“李副主席，你是省政治学校的一校之长，学校仓库里有多余的草垫，我给你拿一张来铺床吧!”李乐平阻止说:“那是公家的东西，不能拿!”在省里工作期间，李乐平的胃病经常犯，肠胃功能很弱，饮食稍不注意就会泻肚子。可平时，他除了每天吃馒头、早餐半磅牛奶、一个鸡蛋外，总是和家人吃一样的饭菜。身上的衣服，还是解放初期做的两套毛制服，穿了大半辈子，也只是在工作需要时才穿穿。平常穿卡叽布制服，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还打了补丁。一件羊皮衣穿得退了色,补了两次仍舍不得丢。
  李乐平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是很低的，对待遇和地位也看得很淡薄。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配给他一辆专车。后来不知为什么给换了辆旧的，车身上有几块漆都已剥落，没有多久就坏了。大修后，黑车漆成了灰色的，外观很难看，可李乐平毫不在意,直到车子实在不能用了，才换了一辆。但是，新换来的仍然是辆旧车。李乐平他一不计较，二不生气。
  回顾李乐平的人生历程，他既有学者风范，温文尔雅，又有大将风度，英勇果敢，可谓德才兼备、文武双全。他用自己鞠躬尽瘁为人民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李乐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平凡的人生辉煌的历程——深切怀念朱煜如同志宋致元周乐恒1999年4月11日，朱煜如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贵阳与世长辞，享年82岁。
  _朱煜如(原名朱绍英），1917年2月出生于滕州市姜屯镇孔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他向往光明，追求进步，在先进思想的影响下，于1936年5月参加革命，1937年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在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定不渝地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忘我工作，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滕州人民的好儿子。
  出身贫寒志存高远朱煜如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两弟四妹他为老大。父亲朱传玺思想开明、性格开朗、且粗通文字，善观气象，是十里八乡颇有远见的农村代表人物;母亲咸氏,是一个典型的封建社会的贤妻良母，终日操持家务, 辛勤劳作，无怨无悔。尽管全家常年累月、无黑无白地拼命劳动，但总还是摆脱不了贫困的境地。煜如到了8岁那年，父母才咬紧牙关送他去学校读书。
  他在小学读了一年半，由于战乱，学校停办，他不得不在本村读私塾。先生是师范毕业的堂叔朱传麟。他除教授四书五经之外，还常选教些古籍中的经典范文。煜如聪明好学，勤奋努力，对先生之“读书贵神解，无事守章句”的教诲心领神会,学业成绩名列前茅；他秉性耿直，敢说敢为,对警世名言“作事必须踏实地，为人切莫务虚名”牢记心里，操行品德均为甲等。私塾读书6年，年年品学兼优，深得先生的喜爱和器重。他便主动把煜如送到条件极好的书院小学去继续读书。当时的书院小学不仅学习环境好，而且政治气氛浓。有的老师除教授文化知识外,还经常讲解大革命失败的道理,讲俄国的十月革命，宣传共产党的理论。煜如从那时开始就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知道了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便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成为党的人。
  1934年，爆如以优异的成绩考人省立济南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听人说，这所学校师资力量强，而且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生活上有保障，理想上有奔头，他如鱼得水，除认真学好功课外,还秘密地参加了读书会，开始阅读《大众哲学》、《世界知识》和《社会进化史纲》、《中国近代史》等进步书刊，并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开展的各种活动。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消息传来，济南乡师立即响应，建立了由24人组成的“学生救国代表会”，煜如是代表会成员之一。他根据分工，带领部分师生到大街小巷，利用壁报、传单和小型活报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
  随着形势的发展,共产党组织决定在济南建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作为党的外围组织。煜如第一批参加了“民先”组织，并被选为小队长。随后，他在学校里发起组织了 “桑园声乐团”，一时间，《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马德里》的歌声响彻校内外。
  1936年春,宋庆龄在上海为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邹韬奋等“七君子”,发起救亡出狱运动。济南进步人士纷纷响应，推选代表组团准备赴苏州参加声援活动，煜如被推选为代表。为筹措经费，他积极开展募捐等活动。后“七君子”获释，没能成行。
  1937年2月，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年仅20岁的朱煜如，经郭崇豪、孙志谦介绍，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一定要成为党的人的愿望。人党后，按照组织要求，主要从事“民先”工作,发展民先队员，壮大民先组织。常与赵健民、姚仲明、张金波、高启方等同志在一起开展活动，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烽火丹心大智大勇1937年暑假，当朱煜如得知“七•七”事变这一惊人消息后，他焦急万分，遂用暗语给学校党组织写一封信，意在了解突变的时局并请示自己将如何行动。就在这时，他突然收到一信,急急打开一看，原来竟是一封匿名信。信的内容大意是:左翼分子借抗日救亡名义、企图搅乱山东局面，政府不会袖手不管，等等。并附有100多人的名单，大都是乡师的同学，自己所知道的共产党员尽在其中。朱煜如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右翼团体发出的恫吓，是反动当局要对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下手的先兆。他没有惊慌失措，更没有被吓倒，即匆匆告别家人，提前返回了学校。此时，李公朴来到了济南，集会演讲，宣传抗日，鼓励青年学生们说:“我们有一颗头颅，满腔热血，要为抗战救亡而献身!”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们“脱下长衫，拿起枪杆，走向前线”。朱煜如激动不已，盼望能早日投身于抗日洪流。
  为了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学校党组织决定:让部分党员学生提前毕业，分赴全省各地，宣传抗日，动员民众，抗战救亡。朱煜如被分配到鲁西北地区。孰料，恰在此时，祖母病危,经党组织同意，他请假回家探视。不日，济宁沦陷，断了他去鲁西北的路，也由此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而日军却一天天南进，他心急如焚，怎么办？是等到与组织取得联系后再行动，还是先干起来再说呢？朱煜如选择了后者。于是,他找到了小学时的几位好同学,经一段教育和考察后，首先发展他们为民先队员，继而建起了民先组织，并发展了两名党员。当时，休城乡公所的乡长梁聿修，虽是前清遗老，但他主张抗日，朱煜如就找上门去做工作。梁表示欢迎，当即拿出10条枪，并让他的两个儿子跟朱煜如他们去抗日。朱煜如有了人，有了枪，劲更足,胆更壮了。他把这支小队伍拉到千山头，集训数日后，深入到附近村庄，向农民群众揭露日寇的罪行，宣传抗日形势，宣传坚决不当亡国奴。青年农民们受到教育和启发后，纷纷要求参加队伍,抗战打日本。
  1938年3月，日军进犯滕县。朱煜如带领队伍从东沙河撤到东凫山，途中与日军骑兵遭遇，他果断地下令向鬼子开枪射击。这是他由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战斗，并亲自指挥，打的是不可一世的日本兵。大家情绪高涨，士气旺盛，加之地势对我有利，鬼子突遭袭击，又不知虚实，即在慌乱中逃离。
  正当他们稳步壮大队伍的时候，朱煜如突然得到两个重要情报:一是，上峰褚汉峰和梁聿修的两个儿子都是国民党蓝衣社分子。二是，滕县共产党组织在滕东建立了抗日义勇队。遂决定:一、要尽快撤离摆脱蓝衣社分子，二、立即派人去滕东与义勇队联系。但数日后，前往联系的人杳无音讯。他们即秘密离开邹东，到滕西隐蔽。当时，滕西地区在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已建立了 “农民抗日协会”。朱煜如与滕西县委取得联系后,接上了民先关系，并明确他先做党的工作，任农抗三中队指导员，党的关系待县委书记生碧泉回来后再行解决。后滕西形势恶化，他奉命去湖西寻找共产党的组织。
  1938年6月，朱煜如在沛县龙固集找到了共产党的组织——苏鲁豫特委。当天晚上，他向特委汇报了从1937年底至1938年6月半年来失掉党的关系后独立工作的情况, 并作了说明和检讨。特委决定恢复他的组织关系，承认其发展的党员和民先队员。接着，委任朱煜如为苏鲁边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政治指导员。7月下旬，沛县国民党县长冯子固向共产党提出要求派政治工作人员到其部队中去。特委从团结友军抗日，扩大统一战线出发，同意冯的要求，决定先以胡子良团为试点，派朱煜如等三人先期到达。他到胡团后，首先建立了一整套政治组织，团设政治处、营设教导员，连设指导员，均由我们的同志担任。随后，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团里建党的总支委员会，连里建支部，朱煜如担任团政治处主任、党总支书记。他积极开展工作，先后发展共产党员110余名，并建立了一支20余人的政治宣传队。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在胡团中站住了脚，得到了苏鲁豫支队首长的嘉奖。
  1939年8月，湖西地区发生震惊全国的 “肃托”事件，给湖西抗日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和不可估量的损失，致使在胡团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及其政治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危害和破坏。一天，组织上通知朱煜如等几位同志参加湖边地委召集的会议。地委书记李毅在讲话中说：“你们团的李高嵩就是托派，你们几个人都被托派俘虏了。”散会时，留下了在胡团工作的朱广松、杨文成两位指导员，当夜就被枪杀了。夜里，朱煜如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他在想,那么好的干部，一下子都成了托派，他想不通,他怀疑“肃托”是否存在问题。于是，翻身下床，奋笔疾书，起草了《关于进行正面教育，避免扩大化，孤立、打击顽固不化的托派分子》的报告。第二天一早，就派人送到地委。李毅看了报告后，气愤地说：“这肯定是朱煜如写的，一派托派口吻!”并当即转报给了区党委。
  朱煜如由此上了托派名单。这时，胡子良对“肃托”也心存疑虑。总支研究，要立即挺进湖东,宁可在鬼子刀下牺牲，也绝不死在错误路线领导人手里。后来，有一天,区党委通知朱煜如去参加“重要会议”。当时，有个叫王立然的人将通知压了下来，延误了时间，朱煜如才幸免于难。直到后来，山东分局派郭子化、罗荣桓到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事态继续发展，并明确宣布“肃托事件是错误的”以后，王立然才把通知拿了出来,并说明他压下通知的用意是:如果朱煜如去了，会被杀害,如不去，违犯组织纪律，反正对他都不利;不如压起来，万一被追查，责任由我承担。王立然襟怀坦荡忠诚待人，紧要关头，勇担风险.，赢得全团上下的赞誉。这件事，朱煜如到了晚年，每当提及仍是念念不忘，对王立然的高风亮节，敬佩不已。
  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一天，朱煜如带着通讯员到丰乐村乡长胡继新家了解敌情。胡是我党乡支书。他领来一个人，并指着煜如对那人说:“这是一支队政治处朱主任。”来人神秘地对朱煜如说：“我带来一个代电稿，要送到石友三部去。你是政治处主任，可以给你看看。”朱煜如马上警觉起来，仔细地看了那个电稿，内容是通知石部于某日某时包围某地，把八路军消灭在单县。事情重要而紧急，朱煜如故作轻松，平静地嘱咐来人说:“事关军机，不可随意给别人看!”那人恬不知耻地说:“我是转变战线上的。”原来，他是个可耻的叛徒。回到住处，朱煜如将代电内容详细地写成报告，派可靠人员直送区党委。这份偶然得到的重要机密情报，后来起了大作用。
  不久，发生了冯子固公开镇压沛县游行群众、活埋请愿代表的“六•一三”事件，继而于6月26日命令胡子良将政治干部押送司令部处置。当天，胡来到朱煜如住处，后面叛徒张宏仁握着张开机头的手枪跟了进来。胡有意令他门外守候。而后拿出冯的手谕给朱煜如看。朱煜如虽有预料，但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他想，事关20余位同志的生命，绝不能放弃最后做工作的机会,便动情地对胡说:“既然如此，现在有两条:一是，你执行命令，送我们去杀脑袋，然后领奖受赏；二是，念我们共同抗战的深厚友情，你放我们走，流芳后世。记得宋代欧阳修说过这样的话：‘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不知胡兄……”，还没等朱煜如把话说完,胡子良便激动地说：“煜如，两年多来，我们亲如兄弟，情同手足，但多是带兵打仗，舞刀弄枪，少有闲情咬文嚼字，真没想到，在这生死关头，你竟能如此平静。按文水我自愧不如，但懂得仁、义二字，‘见义不为,无勇也’！今晚，我就放你走！”在胡子良的“监护”下，朱煜如紧急召开总支会议，决定军官中的共产党员继续留在胡团，建立新的总支，转人地下，政工人员全部撤出。在党组织的营救下,朱煜如带着全体政工人员安全地离开了胡团。
  朱煜如回到区党委后，组织分配他到沛中警卫营任政委。这时，根据地、游击区日益缩小，出现了“日、伪、顽、会、匪”五鬼闹湖西的局面，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恢复和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上级指示组建沛、鱼、肖、滕、铜五县大队。朱煜如调任五县大队政治处主任。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五县大队参加大小战斗近百次，打了不少恶仗、硬仗。值得提及的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冒死放走朱煜如等我党政工人员的胡子良，对冯子固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对时局悲观失望，他给煜如写一长信，直抒心意。信中说: “当是时也，狂澜已到，大厦将倾。若挽狂澜于既到，扶大厦之将倾，兄有力乎？弟有力乎？幸以教我。”朱煜如当即复信，经大队政委郑统一审查后，交原送信人带回。信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八路军取得百团大战胜利之际，抗战、团结、进步是形势的主流，湖西地区磨擦与反磨擦斗争、局势恶化，是局部的、暂时的。因此，挽既到之狂澜、扶将倾之大厦,兄有力、弟亦有力。凭吾兄之果断,当能审时度势，采取正当勇敢之行动方针，弟对兄有厚望也。”北战南征无悔无怨1940年底，朱煜如离开紧张而火热的军旅生活，奉命调去做《团结日报》的工作，旋即又到区党委党校主持教务工作，并亲登讲台主讲近代史、党史和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内容。
  1941年3月，湖西地委任命朱煜如为地委宣传部国民教育科科长兼湖西专员公署文教科科长。他从零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国民教育工作之中。大力普及恢复小学、建立中心小学。为提高教学质量，多次举办中心小学校长培训班，同时，还在有条件的村庄，配合农会办夜校、识字班，开展扫除文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42年元月，朱煜如调人湖西中学，任教务科长，协助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开展工作, 并任学校党、团组织的负责人，主讲政治课。他在授课中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知识和时事政策教育，对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确立革命的人生观，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3年初，地委决定在巨野、成武、金乡、定陶、嘉祥五县结合部建立距南区，隶属湖西地委。朱煜如被调到距南区抓干部培训工作，为开辟新区、培训干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4年6月，朱煜如被确定为去太行学习的后梯队成员。这个后梯队，组成人员主要是抗战前入党的干部、部分老红军和先期去太行的领导干部的夫人，一行50余人，朱煜如被指定为后梯队党支部书记。
  1945年5月，学习结束，朱煜如返回湖西,再度被分配到湖西中学工作，担任副校长、党组书记。此时的湖西中学，有了很大变化，由丰、沛、肖、杨、铜等县成立的苏北中学已合并到该校。日军投降后，湖西地委、专署指示以湖西中学为主体，组成战地服务团，团长由郭影秋兼任，朱煜如为副团长，负责具体指挥工作，其主要任务是开展政治攻势，配合主力受降。根据形势的需要，湖西中学先后迁址鱼台、金乡县城，围绕党的工作中心，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中，朱煜如针对当时部分学生和干部思想中的敏感问题，撰写了《打倒地主阶级口号的提出》等多篇文章，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和好评。
  1947年10月，地委决定朱煜如去沛县担任县委书记。由于湖西中学和后方党委及办事处的工作需要善后和交接，一时未能成行，至1948年元月，形势又有了变化，他即被地委留下参加整党学习。在整党期间，受极 “左”思想的影响，他被无端地指责为宣扬阶级调和论，并受到当众警告处分。整党结束后，他被调到单县县委任宣传部副部长。不久，组织上经复议，取消了对他的处分，但职务没有变动。朱煜如认为，到单县任宣传部副部长，虽然是降级使用，但,这是组织在政治上的关心，是让自己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因而，他个人没有丝毫的抵触和埋怨。
  1949年初,朱煜如被任命为中共单县县委书记。2月，奉命南下，任单县南下县委书记。南下县委隶属南下支队，为第三大队第一中队，他担任中队政委，于4月底到达目的地景德镇。这时，景德镇已由二野五兵团接管，并奉命设立景德镇市，为地级市。开始时，朱煜如的名义是文教接管部军代表，后负责文教接管部的工作。5月初，被任命为市教育局局长。由于市政府未设文化局,因此，他还兼管文化工作。9月，原南下支队奉命集结，随三野西进。市委、市政府组成了西南服务团第三分团，朱煜如被任命为三分团副团长。10月初，到达长沙时，召开庆祝大会。王首道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大家欣喜若狂，一片欢腾。10月底，朱煜如又奉命调离三分团，到贵州高原去工作。
  创业高原功不可没1949年10月底，朱煜如离开了西南服务团，离开了景德镇市委，离开了朝夕相处、情谊深厚的湖西地委的同志们，奉命由湖南芷江出发到贵阳去，任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教育局局长。一路上,历经千难万险，饱尝千辛万苦，于11月中旬到达贵阳。由于情况变化,省委决定朱煜如改任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主持工作。当时，市委、市政府及各区都在进行搭班子工作，各系统、各部门、各方面都要求配备和加强干部，情况又十分复杂。一向注重务实的朱煜如，深入基层、深人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周密安排调整，在较短的时间内，稳定了干部队伍，为巩固新生政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同年12月，省委决定举办贵州省革命干部学校,朱煜如调入该校任教育长。1950年7月，省行政干部学校与革命干部学校合并为西南革命大学贵阳分校，朱煜如为分校党组成员，担任教育处长，主持教学工作。一个月后，学校奉命参加征粮、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五项工作，为土地革命作准备。此时，朱煜如带队去平坝，任县委常委兼三区区委书记，直接领导师生员工和人民群众,为完成五大任务展开了艰苦顽强的斗争。
  1950年底，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省委决定创办一所民族学院，院长由省委副书记徐运北兼任，朱煜如调任教育长，主持院务工作J954年后，任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建院初期，学校兼有党校性质。朱煜如把革命干部学校和革命大学的政治教学内容搬了过来，而新增开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这一主要课程，既没有教师，又没有教材,他便亲自编写讲义，登台讲授，深得省委领导人和学院师生员工的好评和欢迎。随着政治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先后开办了民族政策研究班、在职民族干部轮训政治班，在职民族干部轮训文化班。1956年春，贵阳师范学院艺术科的师资和设备调拨给民院后，又开设了音乐、美术两个专业和艺术师范专修科、民族语言系等。民院始终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为贵州省培养了大的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建设人才。
  1958年6月，贵州省委连续作出了三个决定都与朱煜如有关。一是，以贵州省民族学院为基础，从贵州师范学院抽调师资，成立贵州大学，田君亮任校长，朱煜如任党委书记;二是，成立贵州高教局，从教育厅独立出来，朱煜如任高教局局长;三是，建立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罗登义任院长,朱煜如任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这足以说明朱煜如在贵州科技教育界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民院有深厚的感情，主观上不愿离开，对省里关于民院的做法有想法，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服从组织分配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向省委表示，既然组织上调我创办贵州科学分院，我就有责任把这付担子挑起来。
  当时，在“大跃进”的气氛下，贵州也是不甘落后，不顾客观条件，一味要求大干快上，提出了“惨淡经营，经之营之，全院职工，全力攻之，数年成之”的战斗口号，并于1959年办了一件事，叫“拔青苗”，即在几所大学抽调三年级以上的优秀生100人，在几处城乡招收学徒工100人，在政治工作系统调集县以上干部10余人，派人带领他们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进修学习，推行“五子登科”工作培训。贵州的科技事业、科研机构也由小到大、从无到有，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客观上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的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不久，席卷全国的“下马风”盛行，在科技界想顶也难顶得住。继而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所谓“拔白旗”运动，党委会日夜焦思，也找不到“白旗”，运动显得十分冷清。接着又是减少科技人员口粮，分院也没能贯彻执行。这些，在贵州科技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但也引起了省里个别领导干部的不满。
  1961年12月，中国科学院决定，西南三省科学分院合并为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并决定贵州全部尖端合并到成都各所。遂于1962年4月，中央组织部任命朱煜如为西南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副院长，分管后勤机关事务和尖端科学, 并兼任分院秘书长。
  期间，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教育和科技发展的方针，废寝忘食，努力工作，为贵州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科技人才，为发展贵州的科技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贝献。
  浩劫遭难意志弥坚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在西南局展开。在科委和西南分院，朱煜如第一个被点名批判，其罪名是“合二而一”的主张者，是杨献珍的忠实信徒。从此,即被罢免职务靠了边，后又被宣布为“谭震林式的人物”、“国民党派遣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第三号走资派”、“属于敌我矛盾”等等，累遭厄运。他两次被集中关押长达8月有余。造反派捏造事实，捕风捉影,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69年2月14日是朱煜如的生日，造反头头就选在这一天，从早到晚轮番对他进行无情地批斗。他们可以随时休息，按时回家吃饭，而不让朱煜如有片刻喘息的机会，更不允许喝水吃饭，真是惨无人道，丧尽天良。
  同年10月，机关散闲人员及全部家属被疏散去农村。造反派以革命领导干部已“解放”要考验为由，令朱煜如随家属到距离成都90公里的大邑山沟里，被指定住在一栋没有安装门窗的楼房里。那里是荒山野岭，到处有坟头墓碑，大人孩子从心里感到害怕，他们就让朱煜如值勤，巡更放哨，一夜数次，而白天还要给每家采买生活用品……1970年8月，四川省委组织部召集分院有关人员开会，宣布省科委改为科技局，并任命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杨可风为科技局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朱煜如为副组长，具体负责局里的工作。朱煜如不禁老泪横流，因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端地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那种痛苦是无法言传的。现在，不仅恢复了工作，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而且有军代表的合作，怎么能不兴奋、不激动呢？他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从困境中奋起，以百倍的热情和干劲，以共产党员的模范行动，团结带领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工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但是，当时“文革”尚未结束，每前进一步都要作出很大的努力。
  1973年5月，省科技局撤消，成立了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朱煜如被任命为省科委副主任。由于“文革”的干扰，身居客籍的他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于1974年5月毅然辞去职务，离开天府之国四川，重返贵州。
  当得知朱煜如回贵州的消息后，贵州省委组织部、统战部、科教办、民委及科研单位、贵州大学的负责干部，他的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老朋友，以及新老学生近200人，不约而同地来到车站欢迎他的到来。那一张张久别重逢、历经磨难、如见亲人、诚挚而深情的笑脸，那一双双仿佛有无尽的话要说而又默默无言的含蓄而又亲切的目光，令人动容。他们不是集体通知，也不是私人邀请，不是逢场作戏，更不是利益驱使。煜如感动万分、深受鼓舞。一时间，一切冤屈闷气如烟远逝，一切怨情烦绪似风飘去，古人之“风雨极知鸡自晓，雪霜宁与菌争年”的诗句禁不住浮现脑海,顿觉精神大振，信心倍增。1974年10月，省委任命朱煜如为贵州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革委会主任，并确定由他提出名单，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民院筹备小组。他如愿以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民院的筹备工作之中。但是，此时正处在“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中，直到1975年7月筹备小组才正式成立。风风雨雨又一年，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1977年春节后，民院开始招生,5月4日举行了开学典礼。他决心把民院办成一个民族团结的学校，办成一个培养民族干部和各项建设人才的一流的高等学校。
  时逢盛世老而益刚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为了迎接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加强科学工作的领导，省委决定调朱煜如到省科委工作，任省科委主任、党委书记,兼贵州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此时，朱煜如已年过花甲，他没因年老体弱而推辞新任，更没为“文革”迫害而低落消沉，而是决心为恢复和发展贵州的科技事业做出自己的努力，贡献自己的一切。在省委领导同志与他谈话时，他引用了宋代王安石“咏竹”中“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的诗句，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心情和决心。
  由于“文革”的破坏，条件相当困难。朱煜如加班加点开展工作。他按照地方科学院的工作分工范围，亲自组织力量到北京地理研究所和综合考察委员会以及联合国“人和生物圈”中国办事机构联系和搜集资料。与此同时，新组建了地震局、科技干部局和科技报编辑室;加强了计量局，并建立了省科协; 狠抓科技界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工作,组织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做好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大力抓了全省科研机构的组织整顿、科研计划的拟定和落实，以及阶段成果与最终成果的检查和管理等等。
  1980年1月，在政协贵州省第四届第二次全会上，朱煜如被补选为省政协副主席，而具体工作仍在省科委。1983年3月，省政协换届，朱煜如当选为第五届副主席，并任省政协党组成员。此时，省委已批准他辞去省科委所兼各职,到省政协做专职工作。他认为，这既是组织上对自己的照顾,也是组织上希望自己在统战工作领域里继续发挥作用，这是党的需要,是工作的需要。因此，他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并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同各方面人士团结起来，努力把政协工作做好。
  朱煜如到政协后，除参与多层次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以及落实各方面的政策等整体活动外，根据主席会议分工具体负责主持省政协学习委员会的工作。在任职期间，他所领导的学委会，既运用了以往开展学习的经验，又探索了在新的形势下深化学习的途径和做法。他除采取多种形式主持、组织学习外，还先后主持起草了一些重要文件，主要有:给省委的《迎接新技术革命，加快振兴贵州经济》的专题报告、报送全国政协学委会的 《贵州省各级政协开展学习工作的情况报告》、《学委会五年工作总结》;在5年中的5次省政协全会和20次常委会以及学习工作会议上，他都是早作准备，积极发言，赢得好评和肯定。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87年11月，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即将离职的主席和副主席座谈会，朱煜如在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发言。在近20位发言者中，这是惟一一份关于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发言，为此，会议为其印发了专题简报, 引起了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注。1988年，已过古稀之年的朱煜如，离开家的大事，关心贵州和故乡滕州的改革开放了工作岗位，并办理了离休手续。退出领导和各项建设事业，身体力行地实践了共产党岗位后，他仍十分关心党的建设，关心党和国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
  游击司令孔昭同李广星日军侵占滕县、血腥屠杀人民的暴行，激起全县各界爱国人士的义愤和反抗，涌现出许多抗日民族英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司令孔昭同，就是其中的一位。
  孔昭同字从五，滕县西柳泉庄(今滕州市界河镇西柳泉）人，清光绪六年（1880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8岁人塾读书，18岁考中秀才。后来弃文习武,20岁考入山东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于民国政府模范团见习。民国二年（1913年）任连长去云南，护国战争爆发后兵败回乡。不久又南下投军，先后在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部陆军第十二师步兵第二十四旅任营长、团长、旅长兼福建兴(化)泉(州)警备司令、第二十九混成旅旅长兼兴（化）泉 (州)永(春)镇守使，1926年升任第十三师师长。因对军阀混战不满，违背自己报国救民的初衷，遂于1927年弃甲归田，离闽返鲁。先闲居济南，与石友三结为金兰之好;后回滕县老家，在县城东门里路南开设“同仁堂”药店，在南门里创办家庭小学。孔昭同慷慨好义、乐善好施,只要有人求助，总是慷慨解囊。1926年山东大旱，他闻讯后即捐款2000元，资助滕县救灾。
  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鲁南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孔昭同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号召亲友旧部、各界民众组织武装，保卫家乡，共赴国难。1938年初，他与杨士元等人组建起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杨士元任司令，孔昭同任副司令，董尧卿、董开夫(即董一博)等共产党人也担任自卫军领导职务。自卫军组建不久，便于2月中旬开赴敌后泗水县张庄一带，配合川军作战。3月11日，日军飞机轰炸滕县城，孔昭同的长子宪尧、次子宪纲同时遇难，他在城里的住宅也变为一片废墟。几天后，日军攻占滕县，泗水县的地主武装张宪荣叛变投敌当了汉奸，袭击自卫军。自卫军被击溃，杨士元率领一部分官兵撤往临沂，后又南下徐州等地。孔昭同收集合散兵，坚持在邹县、滕县、费县一带抗敌。此时，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孔昭同，更加深了对日寇的仇恨，发誓毁家纾难，把家中所有财产，包括土地、药铺等全部变卖，作为重新组军的经费。他身披写着“上尽国忠，下报家仇”的黄带，披星戴月，跋山涉水，在滕县北部、东部奔走呼吁，招兵买马，很快又组织了百余人的队伍，在邹县的将军堂举行了组军抗日誓师会。此后队伍不断扩大，到秋季自卫军又在滕县龙阳乡顾家庙村三教堂前，举行了隆重的抗日誓师大会。会上孔昭同慷慨陈词，热泪纵横，与会者无不感奋，誓死血战到底，救国救亡。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卫军，孔昭同利用同石友三的关系，于1938年夏接受了第十集团军的番号，任国民革命军第十集团军第一纵队游击司令。不久，又改编为第十集团军暂编第六师，孔昭同任师长；下辖三个旅一个团:一旅旅长刘昭汉，二旅旅长董尧卿(共产党员），三旅旅长徐广英，特务团团长商玉林后。石友三奉命离鲁赴冀，要一同拖走孔师。孔昭同断然拒绝，坚决留在鲁南抗日，果断集结所部南下抱犊崮山区。
  1939年春季，孔昭同率军与日本侵略军交战三四十次，沉重地打击了日军，振奋了鲁南人民的抗战情绪。3月22日，孔部在滕县龙岭山下的任庄附近，与跟踪的百余名日军相遇。孔师长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势，向日军发起了猛烈攻击。他扒下皮祅，光着膀子，带领士兵冲向敌群。日军丢下十多具尸体狼狈逃窜。孔部乘胜追击20余里。任庄一战，使日军脸面丢尽。菊池司令气急败坏，纠集两千多人，兵分四路围攻龙山。孔昭同率领部队，巧妙地利用地形，大量杀伤敌人后到傍晚突出重围，粉碎了日军分进合击的阴谋。孔部的一次次胜利与严明的军纪，极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战热情，深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很多热血青年报名参军，队伍很快发展到千余人。
  孔部的不断壮大，威胁着日本侵略军的统治。日军除加紧对孔部追剿外，还利用奸细袭击孔部。这年夏初的一天晚上，孔部刚从岩底转移到山亭，孔师长又命令部队到紧靠大道的西小山腰宿营，家眷远离部队东去水峪。部队进村后不久，就被日军四面包围。孔师长指挥部队向长城方向迅速突围。尽管部队英勇反击，但伤亡损失严重。日军的突然袭击，使孔昭同警惕起来，查找内部可疑分子。他发现孔昭令有嫌疑，便不动声色，设计抓获审问，并取得确凿的物证与口供。孔昭令是孔昭同的叔伯哥，在孔部当侦察员，有次到滕县侦探敌情时，被日伪逮捕后当了汉奸，向日军告密。孔昭同査清之后，气得一天没吃饭,不顾多人讲情，下令在山亭集上当众枪决。他这种大义灭亲的正义行为，深为广大军民所钦佩。
  孔昭同非常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山东抵达鲁南不久，他即派人取得联系。但是，一旅刘昭汉、三旅徐广英却坚决反对同共产党、八路军接触，率部脱离孔师长的节制，拒绝与八路军合作。在这紧急关头，孔昭同毫不动摇，于1939年8月初在抱犊国山区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一一五师的大会，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为国家为民族远征千里、真正坚决抗日之八路军，表示热烈欢迎”；并筹集大批慰劳品进行慰问，与共产党的关系更加密切。9月，孔昭同恳请一一五师派干部整训部队，在一一五师的帮助下，孔师如虎添翼，面貌焕然一新。后又多次与一一五师六八六团配合作战，耳闻目睹八路军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亲如手足的官兵关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抗战到底的决心。于是，他把董亮卿所部武装归还八路军建制后，又郑重向共产党提出改编自己的军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1940年4月，孔昭同部正式加入八路军一一五师序列，八路军总部电委孔昭同为“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队司令”。8月13日，孔昭同抱病出席山东省宪政促进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山东宪政促进会理事。
  1940年秋，五县游击队司令孔昭同奉命率部开往邹县东田黄村休整待命。他因年迈体弱、战事频繁，终于积劳成疾，卧病不起。国民党山东保安二师申宪武得知此信，乘一一五师主力远征之际,突然袭击孔部。孔昭同在担架上强支病体，指挥部队反击,激战两天，到二旅董尧卿部和一一五师援军赶到，内外夹攻,才击溃了申军。战斗之后，孔昭同的病情恶化，当即被送到一一五师卫生部医院抢救。党政军首长对孔昭同司令非常关心，指示大夫全力抢救治疗。虽经医院多方努力，终因年老病重医治无效，于1940年11月11日病逝，终年60岁。
  孔司令逝世后，鲁南党政军民各界人士在费县东南卓庄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罗荣桓、陈光、肖华、何运洪、张仁初等领导人出席了追悼大会。一一五师司令部、政治部的挽联上写道：“廉洁自持，慷慨好义，坚持团结，酷爱真理;为民族解放不惜一切牺牲，为正义奋斗从无任何畏惧。识时明势，言行必果，吃苦耐劳，不为身份所限;艰苦奋斗，不以年老为辞。先生之精神，与范故专员先后媲美，齐鲁人士继之勉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正式追认孔昭同为革命烈士，他的灵柩也由卓庄迁移安放到平邑县革命烈士陵园。滕县革命烈士陵园建成后，纪念大厅设立专栏介绍孔昭同烈士,让人们永远纪念他。
  中共滕州党组织创始人王临之王长华王延忠1931年秋，中共滕县地方党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在全国革命的大潮中诞生。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滕县人民，从此有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弹指间70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滕州人民也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抚今追昔,我们不能忘记中共滕县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为革命做出贡献的王临之同志！王临之，名慎庄，1902年生，滕州市滨湖镇盖村人。8岁读四书学，16岁人滕县书院小学，19岁毕业后即去北京甘石桥中学补习，翌年考人北京平民大学。1928年大学毕业后回乡务农，1929年到滕县教育局任会计。此时，受到高等教育和进步思想熏陶的王临之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及人压迫人的社会极为愤懑。为了探索真理，寻求革命，他与由北京平民大学、济宁省立第七中学、兖州省立第二农业学校毕业并先后回滕的青年学生李叔铭、李景黄、刘炳文及王子祯等人, 于1930年春集资在县城南门里创办了国民书店。他们以该书店为依托，在经营中，秘密销售《共产党宣言》、《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社会主义科学概论》等红色书籍，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进步作家的作品，进行传播马列主义。同时,他们利用关系积极向教育部门举荐进步青年学生到乡下担任小学教员，借此达到吸引和广泛联络进步青年之目的。因此，国民书店的创办，为滕县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并做了组织准备。
  同年秋，经人介绍,王临之到山东省立第七中学(现济宁一中）任图书管理员。期间，因思想进步，倾向革命，于1931年夏由该校训育主任王溥泉(现名刘顺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在党的领导下秘密开展活动，当王溥泉被捕后，他还主持了一段七中党的工作并发展了刘庆山、颜道东等7名党员。同时，他还十分关心滕县国民书店的工作，时常利用节假日回滕探亲之机来到书店看望同志、研究工作，并培养发展了李叔铭、李景黄为中共党员。
  1931年秋，王临之奉省委指示来滕建党，其公开身份是滕县教育馆讲演员。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共滕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简称 “特支”)成立会议于10月的一天在县城南铁路大桥西侧的徐家花园举行,会议决定王临之任特支书记，李景黄、李叔铭分任组织和宣传委员;会议同时决定特支机关设在国民书店内。中共滕县“特支”的建立，揭开了滕县人民反帝、反封、反黑暗统治、进行民主革命的新篇章。
  为了进一步联络先进青年，开展党的活动，发展党的组织，特支成立后在王临之的领导下，便以国民书店的名义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该读书会吸收了董一博、王右池、刘炳文、黄化民等12人参加。通过学习和革命思想教育，会员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不久，有6人经王临之等人介绍加入了党组织，其余同志也都成为开展革命活动的骨干力量。到了次年春，连同外地来滕的党员，特支党员数达到十余人，建起了3个党小组。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为后来工作的开展和对敌斗争奠定了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广大民众及其滕县短期师范的进步师生义愤填膺。为了把师生们的爱国情感化为行动，王临之等人审时度势，支持师范的进步知识分子李季民发动师生举行示威游行。正义行动迅速影响到城内各小学，有近千人参加了游行队伍。他们利用呼口号，散发传单，贴标语等形式,强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举兵抗日。国民党滕县当局在学生运动面前一筹莫展。此次学生运动的成功发动，充分显示了王临之等人的领导才能。
  1932年夏，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建设厅长沈鸿烈下令镶修微山湖（在历史上微山湖是滕州的版图）东大坝。其费用全由沿湖百姓负担，每亩地需分摊2—3块银元。修此大坝不但费用大，而且湖坝加高后东水不能流入湖内，直接给湖东农民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引起沿湖30多个乡的广大农民的坚决反对，就连那些地主绅士也不满意。滕县特支王临之等领导人，以此为契机，因势利导，发动、组织沿湖一带农民，开展反对镶修湖坝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建设厅停止了这一工程。为此，滕县特支受到中共山东省委的表扬。
  当王临之带领特支成员为实现抱负而努力工作时，竟想不到的厄运不期而至。
  1932年10月13日夜，国民党驻滕县74师李汉章部及其警察局派兵包围了国民书店，以国民书店出售《大同世界的共产主义社会》一书为借口，扬言“国民书店被赤化了”，即查封了国民书店，逮捕了共产党员渠玉柏和店员雷新修。因王临之等人不在店内，才侥幸逃脱。但敌人并没善罢甘休，遂即对王临之等发了通缉令，妄图将“特支”成员一网打尽。是夜，王临之在得到国民书店被查封的消息后，立即对特支成员及党员进行了妥当安排。此后，他皆同李景黄、刘炳文、李雪斋四人经徐州去上海找同学李乐平(李为滕县大赵庄人，地下共产党员，时任中共华捕委员会书记)。至此，滕县“特支”不复存在，但她影响了滕县人民，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在沪期间，王临之等根据共产党组织安排，参加了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杨树浦路举办的“特别训练班”的学习。此后，被派往温州国民党二十路军刘珍年部开展党的工作，因刘部哗变，王临之等又回到上海，在李乐平单线联系下做工运工作。1933年4月6日，李乐平被捕人狱，王临之等因此与党组织失掉联系。后即以卜卦算命、摆摊卖馒头为掩护,意在再度找到党组织。但终因人地生疏，生活无着，难以为继，遂于同年10月被迫由沪返滕。
  回滕后，王临之听说“捕共队”还在抓他，遂于1934年2月去了益都，经同学介绍在国民党县法院任缮状生，此时与党脱离了关系。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先后在高密、即墨、济宁等地的国民党政法部门任职。其间，仍掩护营救过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做了不少好事, 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
  1948年10月济南解放后,王临之先后到山东省干校、水产运销公司等单位任会计。1953年春在家乡加人卫生协会，此后，一直从事医务工作,1973年转正。
  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王临之多次被审查,文革中被批斗，受了不少委屈，但他却能正确对待，从未有过激的言行，坚信组织对其历史问题会有个公正的说法。
  1974年10月16日，72岁的王临之怀着遗憾走完了他坎坷的人生历程。
  铁道游击队创始人——洪振海王延忠当我们捧起《铁道游击队》这部著名长篇小说时，当我们听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快要来到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时，这首激昂动人的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主题歌自然会想起主人翁刘洪。刘洪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他率领铁道游击队，声东击西,打得敌人魂飞胆战。他的英雄事迹和英雄形象家喻户晓，是全国人民敬仰的民族英雄。其生活的原型，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创始人之----洪振海。
  洪振海，滕州市羊庄镇大北塘村人,1910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父亲木工手艺很好，每到农闲时便外出做工，虽辛勤劳动，生活仍有困难。洪振海3岁时随父、兄到峄县的枣庄西火车站北的小陈庄谋生。后来为了生活所计，他父、兄去淮北时将10岁的振海寄养在姐姐家。姐夫是峄县枣庄中兴煤矿的铁路工人，他随姐夫在铁路玩耍,练就了一身爬火车的本领。1929年到枣庄中兴煤矿当了矿工。特殊的经历与艰苦的生活，他磨炼成了刚毅、顽强、义气、豪爽的性格。
  1938年3月18日，日军侵占峄县枣庄的夜间，洪振海怀着对日本侵略军的仇恨，跟随共产党员王福根参加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由于他作战机智勇敢、团结同志，不久被提升为班长，后又升任三连一排排长。根据斗争的需要，义勇队司令员张光中将熟悉地形的洪振海、王志胜派往峄县枣庄建立情报站，洪振海任站长。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伪情报，积极发展组织，夺取日军的武器，支援部队装备自己。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洪振海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和王志胜一块于1938年10月5日下午回到枣庄，设立了情报站。
  洪振海联络一些好朋友，以搞火车上的煤为掩护，侦探敌情。王志胜则利用关系打人日本人办的国际公司(又叫洋行)。他俩经常秘密商议，把搞到的情报交给交逋员刘景松，送到鲁南抗日义勇队总部。为了搞垮日军设在枣庄的特务机构国际公司，洪振海与王志胜多次商量决定打洋行。1939年8月的一天深夜，洪振海带领几个知心朋友，悄悄摸进洋行，用大刀砍死了洋行的大掌柜、二掌柜两个特务，三掌柜被打成重伤，缴获长短枪各一支。初战告捷，士气大振。10月，他们爬上飞快的列车，搞到两挺机枪、12支步枪、两箱子弹。第二天，这批武器就送到了义勇队,受到了张光中司令员的表扬。这两次行动干净利索，使日军惊恐万状，居然断定是山里八路军游击队干的。
  洪振海在对敌斗争中坚定沉着机智灵活，工作很出色，1939年11月情报站发展到8人。为了开展工作，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筹建炭场子，以此职业作掩护，发展抗日武装。洪振海任经理，利用人熟地熟的便利条件，领导同志们白天做买卖、侦察敌情，晚上组织人爬火车搞煤。炭场生意很好，赚的钱大部分上交支队(义勇队改为苏鲁支队），少数留作活动经费。同时，遵照上级“迅速建立抗日武装”的指示，于是，在抗日情报站的基础上，在他倡议下创建了一支小型秘密抗日武装，自命为铁道队，洪振海被推荐为队长。不久，洪振海向张光中司令把创建铁道队的情况作了汇报，为加强党的领导还要上级派政委来。
  这支队伍在洪振海的领导下人员不断扩充,队伍不断壮大，屡建奇功。1940年7月，为了统一领导，鲁南军区决定，将铁道队、铁道二队和滕县东辛庄的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由洪振海任大队长，杜季伟任政委。
  1940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进人最艰苦的阶段。日军纠集了津浦线、临枣线上8000多人向鲁南山区根据地进犯。鲁南军区部队的枪支弹药经费都很不足。铁道大队的领导人洪振海等胸怀全局，不仅把开炭场子节余的钱大部上交，而且还想法拖住敌人，以减轻根据地压力。经过细致地侦察、周密地计划之后，他们决定在津浦路上打票车，扩大影响, 制造声势。洪振海预先派十几名队员提前上车，接近守车的日军，待列车到达预定地点时,他和曹德清飞身上车，打死日军的司机, 将火车停下。与此同时，车上车下的队员一齐动手，很快将车上的二十多个日军消灭。得钱8万多元，缴获短枪8支、长枪12支、手炮1门、机枪1挺。这些战利品除经组织批准留下3支短枪外，其余全部上交鲁南军区。战斗中，由于洪振海判断准确，部署得当，勇敢果断，参战的32人无一伤亡。接着，他们又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再次血染洋行、破袭临枣铁路、切断日军电话线等等，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特别是打票车一仗，震惊全国，迫使日军抽回部分兵力回防铁路沿线，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扩大了铁道大队的影响。
  日军在洪振海带领铁道大队的多次打击下，胆战心惊，终日惶恐不安。他们称铁道大队为“飞虎队”、“飞毛腿”，惟恐哪天突然出现在面前，割掉他们的脑袋。铁道大队像一把尖刀，插在日军的大动脉上。1941年6月，洪振海带领铁道大队配合兄弟支队,一举全歼阎团驻滕县微山岛上的一个营。10月的一天夜间，他带领十余人化装成伪军巡逻队，奇袭临城(今薛城），打死日军驻火车站的头目高岗和石川等数人，缴获武器弹药一宗，并制造了日伪之间的矛盾。11月，我鲁南军区被服厂被日军破坏，部队冬装困难。为了解决部队的棉衣,铁道队接受了向敌人夺取布匹的任务。洪振海立即派人侦察，了解到某天夜11点有列从北往南开的客车，其尾部两节闷罐车厢装布匹。洪振海等人商量决定截取布匹，并进行了周密的部署。这天夜间，洪振海与另一名队员提前来到沙沟、临城之间的铁道旁等候，飞驰的火车从临城开过时，他俩人从两边飞身上了车头，用枪逼住司机减速。车到沙沟附近停下，又有两名队员上车断开最后两节闷罐车，洪振海他俩跳下车，让司机把车开走。预先埋伏的路两边的队员与近千名群众，在大雾弥漫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布匹全部运到微山湖,共装了30多船。正在装船的时候，一辆满载日军的列车从南面开来。洪振海指挥队员们埋伏好，火车进人火力范围时，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日军被突然的袭击打昏了，不但没停车，反而加速前进，待发现前面的车厢时，已来不及刹车，日军列车迎头撞在车厢上脱轨，车上的日军被撞死30多个,伤者不计其数。日军以为是我主力部队下山，没敢出动，洪振海遂率领队员借着夜幕与大雾安全撤出战斗。这次行动，我战士、群众无一伤亡，截获“洋布”1200多件、18000余匹，日军军服800余套，还有毛毯、药品等物资。为鲁南、鲁中、苏北等五个军区部队解决了御寒问题。
  铁道大队以滕县的微山湖为依托，把微山岛建成根据地,在滕县、峄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大队长洪振海率领队员，利用熟悉铁路情况及飞身爬火车的绝技，多次炸毁桥梁或使火车相撞，切断日军的交通动脉,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由于他们出奇制胜，行动迅速神秘，日寇对他们束手无策，甚至谈“虎”色变。洪振海成了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日军在一次次的扫荡失败后，就用金钱收买了一伙民族败类,充当汉奸特务，到处搜集洪振海他们的情报，妄图暗杀铁道大队的领导人，袭击铁道大队。1942年4月初的一天夜晚，由于叛徒出卖，临城的日军纠集日伪军千余人，分两路突然包围了铁道大队的临时宿营地黄埠庄。洪振海沉着地指挥队员突围。为掩护其他队员冲出包围圈，洪振海不幸光荣牺牲，年仅32岁。
  洪振海不仅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他指挥战斗主动灵活，善于捕捉战机;他身先士卒，不怕牺牲，英勇善战。著名作家刘知侠以鲁南铁道大队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一书，后又被拍摄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从此,洪振海这位民族英雄，名扬全国。
  吃水不忘掘井人——缅怀李叔铭烈士宋李叔铭，中共滕县地方党组织创始人之一，原名李树勋。1899年出生在山东滕县五所楼村一个富有的家庭里。18岁考入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结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进人北京平民大学，专攻商科，1924年大兵学毕业，到山东大学担任事务工作。
  李叔铭在北京，读书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校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热心救亡工作。任教后的1928年,济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他义愤填膺，毅然弃职返回故里，潜心于学术研究，尤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书籍，立志救国救民，献身中华。
  1930年，他到滕县文庙小学任教，开始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在这里，他与县内一些进步人士来往密切，并积极筹资参与了 “国民书店”的创办工作。书店开业后，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注重出售红色书籍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进步书籍的指示精神，在经营中秘密售销《共产党宣言》、《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唯物辩证法》、《太平洋风云》、《苏俄秘史》、《社会主义科学概论》和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有了这样一个书店，李叔铭如鱼得水，一有空暇，就到书店里废寝忘食地阅读、学习。因此，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此时，县内已有了共产党的活动。李叔铭千方百计地寻找党的关系，终于在1931年秋，由王临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要求入党的夙愿。同年10月，中共滕县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李叔铭参加特支，任宣传委员。接着，他又被聘为滕县短期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并同时讲授社会学课程。他除积极努力地做好特支分给的工作外，还专心致志地做好教学工作。李叔铭在要求进步的部分学生中曾表示:我不是为了几个钱单纯来教学的，而是负有特别的政治责任。言外之意，他不仅要教书，更要教人。因而，在讲授社会学课程时，常补充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启发学生的觉悟。还特意介绍一些进步学生去“国民书店”选购社会科学书籍。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李叔铭则动员学生到农村去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抗日。
  1932年10月，中共滕县特支遭敌破坏。为了免遭反动政府的逮捕杀害，李叔铭先去南京，后又流亡到北平、天津。1934年辗转江苏沛县，在一所职业中学里任教务主任次年，重返老家滕县，在本村五所楼懋榛小学任教员。
  李叔铭到校后不久，学校又来了一位教员，叫张学周。张老师是泰安人，因泰安共产党组织遭破坏来到了滕县。他们有共同的遭遇和一样的与党失去联系的痛苦心情，很快地便沟通了思想，并于1936年3月，秘密地建立了党的组织——中共五所楼懋榛小学支部委员会，李叔铭担任宣传委员。
  五所楼远离县城，“懋小”又是一所由进步人士创办的私立学校，共产党支部就充分地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开展党的活动。他们建议学校购置了收音机，订阅了进步刊物，并通过历史课，向学生讲农民起义的故事，讲 “五四”运动，讲民主革命。李叔铭还利用总理(孙中山）纪念周，公开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投降的罪行;同时,讲述东北沧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遭遇。学生们听了很受教育，有的则悲愤得痛哭流涕。当年聆听过李叔铭讲课的学生反映说:“当时听说三老师 (叔铭排行老三)是个老共产党，他的学问很大，讲起历史来连本都不要，讲得两嘴角都是沫，很解决我们的问题。”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抗日的新形势出现了。李叔铭建议党支部创办了旨在宣传抗日救亡的《图存报》。小报每期数百份，发放范围方圆数十里。在校学生和当地群众通过阅读《图存报》，能及时了解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日寇的罪行，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因此，早在“七•七”事变前，五所楼就成立了“抗日农民救国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的铁蹄很快践踏到鲁南。李叔铭即投笔从戎，投身于抗战事业。此时，共产党的活动中心由五所楼转移至东部山区。1938年初，他便和李乐平、王右池等同志积极筹办“善垌抗日农民训练班”，并亲自给学员上政治课。1938年3月17日，日军侵占滕县城。在“训练班”的基础上，滕县共产党组织拉起了第一支抗日武装——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李叔铭担负民运工作。他利用他的地方关系和他两次作为中共滕县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影响力，宣传、发动、组织群众与日寇作坚决的斗争。同年8月，由于形势的需要,李叔铭不得不随义勇队离开滕县，向抱犊崮山区转移。在抗日根据地建设和民主政权建设方面，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40年3月，鲁南民众总动委会第三分会在大炉村召开成立大会，李叔铭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10月，李叔铭受命在邹东一带担当反扫荡的艰巨任务，他英勇善战，取得了圆满成功。1941年，率一支新成立的武装向东北方向挺进，当队伍行至邹县、泗水间，与日军遭遇，遂展开激战。李叔铭奋不顾身，率部冲锋陷阵，不幸身负重伤，壮烈牺牲。时年42岁。
  李叔铭同志离开我们整整60年了。60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古老的滕州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和建设事业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吃水不忘掘井人，我们要学习李叔铭烈士勇于革命，敢于斗争的精神，把滕州建设得更美好，以告慰烈士的英灵。
  李叔铭烈士永垂不朽！忠骨无存英名永在——生碧泉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王延忠生碧泉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共滕西党组织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1943年12月7日，他在一次突围中英勇就义，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创建党的组织，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生碧泉，名昌溪，1909年生，滕州市望庄镇生庄人。他家境贫寒，7岁丧母，12岁丧父，随其叔父生活。童年，他在家乡断断续续上了五六年私塾。由于他嗜好读书,少年时代在村中即有“书迷”的称呼。家庭的不幸, 使他过早地尝到了人世间的炎凉，从小就萌发了对旧社会的仇恨。有一年过春节，他在大门上贴上了自己写的“户小乾坤大，家贫志气高”的对联，表达了远大志向。
  “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 ——386——头，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此时，作为热血男儿的生碧泉毅然离家，决心寻求救国之路。1932年夏，经人介绍，他参加了由王临之领导的中共滕县特支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从此，在共产党的引导下，他阅读了《少年漂泊者》、《苏俄观察记》、《近百年世界史》等进步书籍和其他小册子,初步接触了马列主义真理。同年秋，中共滕县特支遭破坏,读书会解散。生碧泉隐蔽在家，等待时机。在此期间，他曾偕同学杜鸿雁去上海,遍访进步刊物的出处;后又与孟广哲往济南，继续寻求革命的道路。但因久访无着，且迫于生计，只好又只身回到家乡。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全面抗战的伟大号召，指明了抗日救亡的道路。不久，生碧泉联络马奉莪、王方斋、李汀远等进步青年，以满腔热情投身到抗日斗争的烽火中去。在滕西，他积极倡导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发展成员，扩展力量，常常带领抗日群众到望庄各村演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点燃抗日烽火。1938年初，为了抗战的需要，他又动员带领部分青年和学生参加了滕东善垌“农民抗日训练班”。在此，他第一次较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军事知识。期间,经渠玉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3月17日，日寇侵占了滕县城。生碧泉随即由善垌回滕西组织发动抗日武装。月底，在滕县特支领导人李乐平主持下，于望庄乡东马村关帝庙正式成立了“滕西农民抗日救国会”,生碧泉当选为会长。这是滕西最早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同年4月，国民党滕县县长周侗，守城抗战不支，混随逃亡群众流落至滕西。时中共滕县党组织，为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定派生碧泉、马奉莪、李景黄与周侗联系，经多次协商酝酿，于4月16日（农历三月十六日）在西马村正式成立了滕县抗日民主政府。周侗任县长，马奉莪任五区区长，生碧泉具体负责中共党务方面的工作。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团结了各界人士参加到抗战中去,使滕县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生碧泉为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积蓄抗日中坚力量，加强共产党对抗日的领导，1938年底,与马奉莪等同志商议，在刁村主动建立了“中共滕西特别支部委员会”，他任书记，马奉莪任副书记。特支在生碧泉的领导下，对滕西抗日的时局因势利导，坚持公开活动与地下活动相结合，秘密接纳了一大批中共党员，使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1939年9月，遵照苏鲁豫区党委湖（微山湖)边地委指示，对滕西特支进行了改组，在生庄建立了中共滕西县委员会，生碧泉当选为书记。县委成立后，确定了建立党组织、发展武装、组建农会三大任务，使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并很快打开了局面。在此期间，生碧泉与马奉莪、颜化平等同志的足迹遍及了沿湖18村，扩大抗日武装百余人,发展农会会员2000多人，同时发展了150余名共产党员，组建了3个区委、17个党支部和党小组，为滕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0年7月5日，国民党政府“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的密令下颁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周侗等背信弃义，一手制造了震惊鲁南的“盖村事变”。生碧泉、马奉莪、颜化平、马仲川等我党干部被周侗捕去。次日，乘其看管不严，除马奉莪外，生碧泉和其余人逃出。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许多共产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共产党组织为了保存力量，将原来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都调到了外地;未公开身份的同志被迫转入地下。此时,县委机关即转移到南颜楼赤绪店寿春堂药铺，生碧泉在此秘密住了约半年，时常冒生命危险，继续指导滕西地下抗日反顽斗争。
  1941年1月，八路军——五师教导二旅六八六团，在盖村一带把周侗赶跑，迅速打开了湖东局面。生碧泉即和部队取得联系，成立了湖东县委，丁平任书记，生碧泉任副书记兼群委书记，领导着邹西、滕西抗日反顽斗争，建立了邹西独立营和滕西县大队，还在鲁桥、两城、梁薄山建立了三个区政权，同时建立了区中队武装。同年3月，六团奉命南下支援新四军，由苏鲁支队改编的五团接替六团。5月，土顽申宪武、周侗部趁机向我反扑。五团与敌顽对峙一段时间，因敌我力量悬殊,五团退出滕西。滕西和邹西县、区地方政权，按照鲁南区党委一地委指示，避敌锋芒，撤到邹东田黄一带。生碧泉率湖东县委仍坚持留在滕西，常出没于湖边辛庄一带，与敌周旋。直到湖东地区形势完全恶化，他才带领县委转移到邹东，后又辗转湖西。
  生碧泉长期奔波于艰难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全身心扑在民族解放事业上。无论形势多么险恶，他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火种撒播到哪里。他曾几度险入虎口，置生命于不顾，建立了一个个党的组织和政权。他平易近人，对同志关怀备至，尤其对并肩战斗的战友更是体贴入微。1939年10月的一天,颜化平因工作劳累过度，哮喘病复发，生碧泉即对他问医问药，并省下全家打油吃盐的钱换来几个鸡蛋，给颜化平增加营养；1941年下半年，在极端艰难的日子里，生碧泉又把家中仅有的一元二角钱，送给去开辟新的工作区的同志做盘缠。他为人正直，心胸坦荡，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1943年7月，奉鲁南区党委指示，在鲁桥恢复了中共湖东县委，冯起任书记，生碧泉任副书记。在流寇遍布、顽匪四起的湖东地区，他们采取隐蔽分散的小规模武装斗争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方法，在艰苦的条件下，逐步开创局面，短时间就建立了一支60人的革命武装。他运用游击战术，各个击破，不久便消灭、瓦解了南阳湖、微山湖里的土匪，在湖东除掉了十几个日伪特务，建立了濒湖根据地，成立了湖东办事处，生碧泉任办事处主任。不久，日伪调兵遣将封锁湖东，国民党顽匪也到处和我们搞摩擦。供给无来源，生活极端困难，有时只能吃苇根食鱼虾，露宿渔舟。白天，鹰雕满湖飞，他们隐藏在芦苇深处;夜晚，聚拢岸上，进出于敌人枪眼炮口。但他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仍以坚强的革命意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时常在马坡区 (现微山县马坡乡）一带组织地方武装，发动群众进行反霸斗争，深得人民群众的信赖。人们又常常为他的安全担忧。此时,周围的敌人不时地派暗探盯梢，企图杀害生碧泉。但是，在广大人民群众掩护下,他一次次巧妙地摆脱了敌人的盯梢和追捕^1943年12月7日，这是个不幸而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生碧泉带领几人在胡村(现属马坡乡）一地窑里秘密召开会议，意外地被敌发觉,伪邹县县长张汉宸部警备大队副李玄章带40名伪军，层层包围了他们。激烈的枪战中生碧泉率众突围，不幸腿部中弹负伤。警卫员曹百澈坚持要背他冲出重围，被他严词拒绝。这时,敌兵蜂拥而上，高喊:“要活的不要死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生碧泉镇定地向家乡的方向深情地望了一眼，果敢地举起枪，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后，用仅剩下的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年时，他34岁。
  生碧泉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将他的头颅铡下，悬挂在邹县城头。一代英烈尸骨未存，但他的革命业绩却一直在滕州人民中广为流传。他那为共产主义事业忘我奋斗的革命精神，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大公无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对同志无限热忱的优良品德，无时不在激励着革命的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
  生碧泉烈士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滕县名流王训农宋致元王兵抗日战争时期，115师政委罗荣恒率部在鲁南抗战时，同战友谈论鲁南抗日英雄时常评价说:“4滕县名流’有两位，一是王训农，二是彭畏三。”这位被罗荣恒当年尊称为“滕县名流”之一的王训农，不仅学富五车、知识渊博，鲁南闻名，而且精忠报国，弃笔从戎，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洪流，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更为鲁南人民所称道。
  王训农，名诗幽，字训农，1902年生，滕州市羊庄镇土城村人。家有土地千亩。其祖父是廪生，父亲为律师。早年在家读私塾，他聪明过人，勤奋好学，成绩优异。20岁时，考入北平朝阳大学。其间，由于受“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之中。毕业后，到天津供职，先在新亚小学任教导主任，后到中山中学任校长，从教十年有余。在津期间，他思想活跃，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九• 一八”事变后，踊跃加人以京津学生为主组成的南下抗日请愿队伍,赴国民党政府所在地 ——南京请愿。1936年，报名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时，与在天津做事的滕县桑村(现属山亭区)人李右须来往密切，交情至深。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天津吃紧。王训农先将其眷属打发回山东老家, 继而自己也绕道返回故里——滕县土城村。同年11月，与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的二旅旅长董尧卿发生了联系。二人一见如故，亲同手足。冬，孔昭同师长率部来到土城，师部驻训农宅院。他有羊结识r沉h老将扎昭冋帅长，并且过从甚密，常与其商讨开展敌后抗日事宜。
  1938年初，中共滕县地方党组织在东部山区创办了“善垌抗日农民训练班”。3月17日，滕县城失守后，在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的支持下，滕县在善垌训练班的基础上拉起了抗日武装——人民抗日义勇队。王训农受郭子化的指示,去做从天津回到老家桑村的旧友李右须的统战工作，通过做工作，李右须除自身成立自卫团抗日保家之外，还积极捐款捐物，支援人民抗日武装。在此期间，郭子化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其有机会与鲁南著名民主人士彭畏三在一起活动，影响和说服董尧卿旅长，同共产党合作抗日。同年8月，形势恶化，义勇总队向抱犊崮山区转移。王训农受命到义勇队总队队部作秘书工作。10月，上调山东纵队参谋处工作，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副秘书长、教育科科长等职，他任职期间，闻知日寇在邹县某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惨案时，义奋填膺，遂奋笔疾书，以省委名义起草了一份《告全国同胞书》，发表在《大众日报》上,号召人们团结抗日。
  1939年6月，因脚残再度回到乡里，在地方上从事抗日活动。不久，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恒及东进支队到达鲁南。8月，一一五师奉命开赴鲁南地区，所属六八六团进抵滕峄边区一带,配合地方武装拔除日伪据点，并抽调大批干部帮助地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此时的王训农,见到主力部队，兴奋异常，不顾自己的腿病脚残，常奔波于滕县东部山区徐庄和东、西良子口一带，开展统战工作，参与政权建设，不分昼夜地为部队搜集情报，募捐柴粮。
  王训农多次拜访罗荣恒,王训农的学识渊博和抗日的思想，得到了罗政委的充分肯定和赞许。王训农也从与罗政委的多次交谈和接触中，得到了熏陶和启发,政治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他常说：“革命不能靠一个人，也不能靠少数人，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他总是按照党的原则，正确地处理各种关系，通过统战工作，团结更多的各阶层人士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二旅旅长董尧卿就是通过他做工作，而率部队编人八路序列的，他为一一五师队伍的扩编壮大和统战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赢得了人们的称赞。
  1940年4月，正当鲁南抗日事业蒸蒸日上时，发生了错误的“肃清托洛斯基匪徒”事件，王训农在临沂岸堤镇被错杀。1985年1月，经山东省委批准，给予平反昭雪。
  张少溪烈士王延忠张少溪烈士，原名张丰薛，山东滕州市南沙河镇王开村人。生于1903年，毕业于济宁第七中学。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山东“肃托”不幸蒙难。
  他的先世是大家族，后来家道中落，但旧的礼教仍然牢固地统治着这个没落的家庭。因为他的生母原是张家的婢女，他一生下来就被歧视,受虐待。刚一懂事,就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创伤。对生母，他不能直呼“娘”，而要随着别人叫官称“李姐”、“嬷嬤”。他忍受着屈辱，心中充满了悲愤。他要反抗，要斗争，要冲破这个封建的牢笼，要争取做一个“人”的尊严。稍长，他即发奋读书，刻苦锻炼。后来，矢志学习军事。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已经暴露无遗，对此他无比愤慨。为寻求革命真理，他刻苦研读进步书籍，终于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的伟大真理。
  1937年，他与我党滕县地方组织取得了联系。从此，他满腔热情地投人了革命工作。同年冬中共党员李乐平同志在滕县上宫(善垌)一带组织并发展抗日武装,他积极投入了这项工作，他到处奔走，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讲游击战术，发动群众筹集枪支弹药，为地方抗日武装力量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8年，日寇侵占了滕县。他的家什被抢掠焚烧一空，妻儿惨遭杀害。这没有使他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和杀敌的决心。就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决定将几支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合编为鲁南抗日人民义勇总队。改编为直辖四团后，他担任该团参谋长，成了当时我党鲁南地方武装的领导成员之 ~~"〇同年冬，为了巩固和扩大鲁南抗日根据地，他所在的部队接受了上级指示，决定清除盘据在车辋的日寇。当时团长张光中、政委李乐平都不在部队。正值张少溪和政治部主任梁度世等同志在团部主持工作。梁度世同志提出要张少溪同志负责指挥这次战斗。这是关系到鲁南根据地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的关键一仗。张少溪同志亲自起草作战计划，指挥部队作战。在战斗中，他沉着果断、机智勇敢，运用灵活的战术，出奇制胜，取得了又一次重大胜利。
  嗣后，部队奉命转移到大炉和长新桥一带。当时“四县(滕、郯、费、峄)边联”处在敌伪顽匪武装的包围之中。为巩固“四县边联” 抗日根据地，张少溪同志经常率领一个营，前去帮助“四县边联”新成立的直辖一营。他不仅传授军事知识，介绍战斗经验，而且亲自指挥战士们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击溃了敌人，鼓舞了士气,提髙了部队的战斗力。李乐平同志称赞他说:“张少溪同志智勇双全，威震敌胆，真正了不得!”张少溪同志刻苦学习毛主席的军事学说，对开展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武装，打击日伪顽，巩固和扩大鲁南抗日根据地等,曾提出过不少有益的建议。平时，他对参谋工作抓得很紧。研究敌情，一丝不苟，每到一个地方，对地形很快就能熟悉掌握。因此，他对参谋和侦察人员交待任务一贯周密具体，深受大家拥戴。
  特委书记郭子化同志曾吟诗一首，以赞他的战功。诗曰：英勇善战数少溪，斩彼凶顽搴敌旗。
  牛刀小试传捷报，鲁南战功记第一。
  张少溪同志牺牲了，当时年仅三十六岁。他一生光明磊落，坚决机智，对党对人民忠诚不渝，他作风质朴，性格爽朗，热情诚恳，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基层和战士打成一片。为活跃部队文化生活，他常亲自参加文艺活动，编剧谱曲、拉琴演唱，充满着新生的战斗活力，给同志们一种无比的感染力，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广大指战员都亲切地称他为 “我们的好参谋长”。
  1978年1月24日，张少溪蒙冤昭雪，被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追认为烈士，并颁发了烈士证书。其证书正文写道:“张少溪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他的英勇事迹永垂不朽！”朱化南烈士王长华中共滕州市柴胡店镇党委、政府，根据原滕六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在胡楼烈士陵园修建了一座纪念碑。这座碑记载了一位烈士的生平和他的丰功伟绩。这位烈士就是朱化南。
  朱化南，原名朱瑞珂，曾用名朱英，系滕州市南沙河镇中仓沟村人，1920年4月5日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兄弟5人，他排行第四。他从小聪慧好学，在入学之前，就跟着哥哥学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选本》等启蒙书籍。10岁时入本村学堂读书。由于他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其间，他还跟着进步教师王彦彩 (又名王干卿)学习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简史和“五四”、“一二•九”运动的史实，对统治者的昏庸、列强们的人侵、军_们的混战等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为以后走向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193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因家境贫困，未能到县城中学继续读书，留在家中帮父兄种地，料理家务。他勤奋、好学、热情、能吃苦，便很快学会了各种农活。他还利用空闲时间，借来中学课本进行自学，同时在兄长们的指导下,阅读了《论语》、《诗经》、《唐诗》、《宋词》和《水浒》、《岳飞传》等古典小说，对岳飞、林则徐、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赞不绝口。但当其看到山河破碎、土匪四起、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时，则长叹不已,高声朗诵文天祥等爱国志士的正气诗篇;也常在夜静忧愤之时用箫笛吹奏起《满江红》、《苏武牧羊》等乐曲，来抒发自己爱国忧民的情感。1938年3月17日，日军侵占了滕县城。年仅19岁的朱化南亲眼目睹了人民被迫纷纷离井背乡、逃难求生的凄惨情景，再也按捺不住忧痛国破家亡的情怀，决心挥戈跃马，从军杀敌，驱逐倭寇，报效国民。遂以走亲戚为名，到大赵庄参加了革命队伍，不久，经李乐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化南参加革命后，在李乐平、李子成等领导下，以大赵庄为中心，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根据上级指示,他经常深人到驳山庄、庄里、徐庄等村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广泛宣传抗日。有时也同王丹墀、朱慕唐等来到山外的河汇、古石、冯庄等敌占区，利用同学、亲戚、家族等关系作掩护，宣传抗日，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有时也以在外上学的名义回到家中，与有抗日思想的有志之士接触交谈，借机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激励热血青年,担当救国重担，动员他们到“山里”去，到“武工队”去。在他的影响下，村中有不少青年毅然投奔了革命队伍。1940年9月，他还动员侄儿朱荣昌到青年干校学习。同年冬，朱荣昌在滕县柴山前学习期间，不幸牺牲。侄儿的死使其身份完全暴露，家庭也因此受到了日伪地方政权的监视。这给他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但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每逢组织上派他回村开展工作,他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白天在田间找人了解情况，晚上便悄悄潜回村进行活动，多次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
  1941年至1943年，是鲁南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此时，朱化南在滕峄边办事处四区(辛庄)任宣传委员，他与区委书记李子成等经常带领精干武装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宣传、教育群众，坚定抗战必胜信心。同时，发动群众，填封锁沟，拆封锁墙，为粉碎敌人的“铁壁合围”做了大量工作。1943年5月，根据鲁南区党委“加强滕东地区组织领导力量”的指示，滕东县委在茶棚建立，朱化南任组织部长。他与王右池等领导、同志多次越过封锁线，在滕东南、直到临枣铁路一带活动，组织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拔除敌据点，建立区政权，争取开明绅士，铲除敌特等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到同年11月，区政权由原来1个发展到3个，抗日武装发展到100多人。
  1944年5月，滕县县委、县政府在二区庄里正式成立，朱化南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为粉碎敌人对滕县实行的“治安强化”运动，扩大对敌斗争范围,县委决定新建三个区，并委派朱化南到六区（柴胡店、石楼一带)任区委书记。该区离临城的敌人据点最近，对敌斗争异常激烈、艰苦。为了摸清实情，尽快打开局面，他到任后，便夜以继日地进行工作。他不畏难，不退缩，同区长王守银一起带领区武装，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周旋，在半年多时间里，同敌伪军战斗数十次，打死打伤敌人上百人，使六区这块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
  1945年6月18日，日、伪军千余人，分别从临城、官桥、陶庄、土城、枣庄、山家林、高庄等地出动，七路分进，合围六区驻地何庄村。朱化南闻讯后，当即带领区中队50余人，外配合武工队、铁道队、县通讯排等共约百余人，于大官庄东南胡楼同敌展开激烈战斗。区中队与铁道队协同拒敌，迫使敌军未敢前进。中午时分，敌人再次发动猛烈进攻，切断了区中队与铁道队的联系，于是朱化南带领区中队向大官庄方向转移，以期利用那里有利地形与敌抗击。不料，这一带已被从官桥、高庄两地扑过来的敌人占领,致使我四面受敌,情况万分危急。为保存力量，区委决定化整为零进行突围，向县大队靠拢。
  朱化南带领通讯员王福佑和财粮委员张兆谦向东南方向撤退。大批群众扶老携幼亦向这一带转移。为了不使群众受到连累，他同王福佑又毅然回到大官庄。敌人包围了村子，他们凭借院落与敌作顽强的战斗。乘敌不备，从村后向老薛河突围。不料被守在后西门的敌人发现，子弹密集地飞来，朱化南不幸身负重伤。王福佑扶着他继续向前冲去。由于伤势严重，他感觉自己已坚持不了多久, 为保全同志，他决心牺牲自己，当王福佑欲背他突围时，他坚决拒绝,并严令王福佑火速撤离。王福佑无奈，只好含泪告别。敌人又逼近了，朱化南强忍伤痛，与敌人作最后的拼搏。搏斗中，右手被敌人刺刀削掉了四个指头。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时年26岁。
  杨位常烈士宋兵在滕西和福村，有一位浴血八年、饱经艰辛，但却未能看到胜利、分享喜悦的革命烈士。他，就是深受滕州人民尊敬和爱戴的杨位常烈士。
  杨位常，1918年7月出生于滕县和福村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母，家境窘迫。他7岁时开始受到启蒙教育，读过《三字经》、《百家姓》。10岁时，入和福完全小学就读。1932年高小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滕县乡村师范学校。他思想进步，勤奋好学，是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在位常升人乡村师范读书的时候，中共滕县特支已经建立并在秘密地开展活动。在进步教师的指引下，他开始接触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和高尔基的作品。从此，知识领域宽了、思想境界高了，为他以后革命人生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滕西，由于时局动荡，暂时闲居在家，潜心读书。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的烽火在滕西地区熊熊燃起。在中共党员刘炳文的启发、教育下，他坚定了革命信念，毅然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洪流之中。当时，学校里普遍停了课,他就在家里为学生们设了课堂，并为学生们讲课。有一次，他指着墙上的 《岳飞连环画》给大家讲岳飞的英雄故事。他说:“你们不是都喜欢这幅画吗？说岳飞是金翅鸟变的，其实不然。他是南宋的一位爱国名将，英勇抗击外侮，受到人们尊敬，把他神化了”。有时，他还教学生画山、画水，并通过讲述祖国的锦绣河山，给大家灌输爱国思想。有一天，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架飞机，他指着对大家说:“这是日本鬼子的飞机。在东北三省，它炸死了我们好多的同胞。现在,它又要来轰炸我们了!”这时，同学们见他神情抑郁，悲愤地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当学生们要求他教唱时,他禁不住两眼红润，泪珠滴了下来。
  1938年初,杨位常踊跃参加党组织在东部山区创办的善捆抗日农民训练班,为训练班第二期学员。李乐平等领导现场勉励他要积极进步，刻苦训练，并告诉他学习结束后要回去帮助生碧泉、马奉莪开展滕西的工作。半个月的受训结束了,他回到了滕西。有一天，以行医为名的马奉莪来到了和福村。当他听说享有盛誉的中医大夫、地下党员马奉莪来了时，高兴异常。原来，这是马奉莪代表党组织来找位常，进行吸收他人党谈话，并帮助和福村建立了党小组。位常被选为党小组长。不久，村里又建起了党支部，他又被选为党支部书记。
  1938年4月，中共滕县党组织为了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县长周侗联合成立了滕县抗日民主政府。中共党员马奉莪任政府部长兼五区区长。不久，又建起了一支30多人武装的区中队，位常担任区中队副指导员。他工作积极，平易近人，从不向战士耍威风、发脾气;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区中队一位班长说:“杨指导员一点架子也没有，要不是腰里挎支短枪，就跟俺战士一模一样。”1939年夏秋之交，他和生碧泉等一行去湖西随校学习。而后,他被分配到湖西地委宣传部工作。继而，又被调到军分区政治部担任文印股长。不久,湖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他有幸安全返回湖东。滕西县委分配他接替刘宗环任四区区委书记兼区长。
  1940年7月，本性难改的周侗奉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制造了震惊鲁南的“盖村事件”。党的统一战线遭到破坏，滕西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县委统战部长兼抗日民主政府部长马奉莪被杀害。1941年秋，根据鲁南一地委指示，湖东县委撤销，建立了滕西工委，颜化平任书记，位常为工委委员。这时，湖东的四、五、六三个区委相继撤销，工委隶属一地委领导，其活动完全转入地下。1944年10月，凫山县委成立，位常为县委委员兼任四区区委书记。他的足迹踏遍凫山山区的石墙、古路口、池头集一带。
  1945年8月初，为响应党中央“大进军” 的号召，他不辞辛劳，风里来、雨里去,动员、组织群众参军参战。有一天,和福村正逢大集，他站在方桌上慷慨陈词，向群众宣传日寇的末日就要到了。听众无不欢欣鼓舞。但也有少数人恨之入骨。他们不惜重金雇用亡命之徒，跟踪盯梢，伺机对其下毒手。8月12日这一天，特务获悉位常夜晚要回和福村，便以“无产者”的身份，登门“拜访”,并约定次日拂晓启程,跟位常一块走。谁料，诡计多端的敌人，在半夜里以有情况要报告为由，来叫位常的门。忠厚善良的位常刚一开门，特务便手举利斧迎面向他头部砍去。倾刻，血溅四起，他倒在血泊里。
  年仅27岁的杨位常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到来之际，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杨位常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高庆友烈士王长华在朝鲜大觉洞烈士园里,安葬着数百名为和平而战英勇献身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的遗骸，其中有一位排长，他就是滕籍烈士高庆友。
  高庆友，1922年出生在南沙河镇仓沟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其父因家境贫寒饥病交加，过早离开了人世。青少年时代的他只好跟随他哥哥打丝线出售以此养家糊口。1943年成立区中队，队长徐坤峰见高庆友长得精明强悍，人又憨厚，遂推荐他参加了区中队。在这个半兵半民的队伍里，领导的教育、同志们的关怀，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并很快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
  1945年春,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区中队升级到鲁南二军分区，高庆友被分配到警卫连机枪班当战士。此时的他激动万分，因为实现了梦寐以求当一名八路军战士的夙愿。自从到部队那天起，他就把部队当作 “家”，不论是站岗放哨，还是行军打仗，样样走在前面，深受战友们的好评。
  同年夏日的一个夜晚，二军分区突袭了日军驻济宁的一个医院，缴获了成百担药物和医疗器械上交鲁南军区，以解决我军药物不足的困难。此举引起了驻济日军的恐慌与忌恨，遂调集日伪军对二军分区驻地两城进行“围剿”。为掩护军分区机关撤离，高庆友所在警卫连担任断后阻击敌人的任务。战斗打响后，高庆友英勇顽强，他手端机枪猛烈向敌人射击。敌弹击中了他的左臂，血流了出来，他全然不顾，硬是和全连坚持到天黑安全撤离。战斗中仅他一人就打死打伤十余个敌人，战后他荣立二等功。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他又先后参加了闫村、临城、淮海和渡江等多次战役、战斗，荣立一等功和三等功各一次。经过血与火的考验,1946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朝鲜战争爆发后，高庆友积极响应党的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于1950年底随部队第二批入朝到西线参加作战,时任志愿军六十师一八0团一营三连一排排长。在朝鲜战场的日日夜夜里，他带领全排克服水土、生活、寒冷等方面的艰难困苦，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
  1951年初，高庆友所在营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奉命守备一个高地。一天，两倍于我的美军向高地扑来，这是该营入朝来第二次与敌人交锋。一个营三个连各把一方，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接连打退敌人两次冲锋后，敌人调整了部署，以优势兵力向地势平缓的一连阵地返扑。一连的防线眼看着就要被敌人突破,在这关键时刻，营部下达增援一连的命令，三连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一排。高庆友受命后，二话没说，集合起全排冒着密集的枪弹疾速向一连阵地奔去。来到一连阵地时，发现已有少量敌人爬上来，高庆友指挥战士与一连同志一道用机枪扫射，手榴弹炸, 刺刀捅，把上来的敌人消灭，接着打了个冲锋，一鼓作气把将要上来的敌人赶到高地下面去。敌人进攻被打退后，一连长握着髙庆友的手说:多亏你们来的及时,要不然我们的阵地就要保不住了。在战斗总结时，团给予高庆友排通令嘉奖。
  在1951年夏季第五次战役之后，一营移兵大觉洞，承担守备和阻击敌人的任务。该地区山高路险，易守难攻，一营在此已坚持数月，与敌交火多少次，消灭多少敌人也记不清。
  1952年8月17日，是雨后的艳阳天。高庆友一大早起来到各部位检查战斗准备工作,他告诫大家说:我们排是前沿阵地，要做好充分准备工作，不能因几天无战斗而放松警惕。话音刚落，警报响了，大批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大觉洞一带进犯。高庆友一边指挥战斗，一边向连长报告敌情,此时其他各排各连也响起了枪声。战斗打得非常惨烈，全排已有七、八人伤亡。在全营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个小时的战斗，才把敌人的第一次进攻打垮。不过一顿饭工夫，敌人第二次进攻又开始了，这次比上次来得更凶猛，先用炮轰，后用飞机狂轰滥炸，阵地哨烟弥漫，尘土飞扬。正当高庆友指挥大家进掩体隐蔽的时候，一颗炮弹在他附近爆炸，他躲闪不及，被弹片击中身躯负了重伤，由于流血过多，加之医疗条件所限，不久而牺牲，时年30岁。
  高庆友烈士血洒异国，名垂青史。他的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进！在鲁南滕州，提起孟昭煜，可谓家喻户晓。乡邻们夸他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勇猛果敢的军人。被敌拘捕后，面对威逼利诱，他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表现出革命者富贵不淫的高尚品质。人们称赞他是万世流芳的烈士，是一位值得永远怀念的英雄。
  孟昭煜，字曦光，1918年出生在滕县羊庄镇土城村一个农民家庭。少时的他，聪明伶俐，7岁入本村私塾，学习刻苦，成绩优良。1934年秋，孟昭煜以优异成绩考入县立羊庄高级小学。此时，该校已有地下共产党员张开文、燕志俊、王右池等在秘密活动。他们常在课堂、课外向学生讲授革命道理，揭露国民政府的腐败和土豪劣绅的种种罪行。孟昭煜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开始了解社会，萌生了阶级的意识和进步的愿望。于是，他主动去接近那些进步的老师，以求得他们的教诲。
  当时，孟昭煜有一位最要好的同学叫朱广泉。他们虽非同班同届,但在追求真理、向往进步、勤思好学、博览群书等方面多有相通之处，于是便结为友好，情同手足，互相勉励，决心立志报国为民，干一番事业。在共产党员教师的启发引导下，他们通过阅读学习《社会科学研究初步》、《社会科学概论》、《少年飘泊者》、《生活周刊》、《中流》、《新教育大纲》、《文学》等进步书刊，受到了教育和鼓舞，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后来，孟昭煜积极组织参与了两次反对学校中旧势力的斗争, 充分表现出他的组织才能和敢于斗争的精神。
  英名永存光照后人——值得永远怀念的烈士孟昭煜宋致元王长华1936年暑期，孟昭煜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但是，由于受家庭条件的限制,无力继续学业，只得回家参加劳动。虽然他人已离开了学校，但是，他的心却离不开校园那火热而有朝气的斗争生活。此时,他立志追求真理、向往进步的思想，愈加坚定和强烈。为此，他千方百计地与朱广泉等加强联系，交流思想，讨论时局。他从同学那里借来好多学习资料和进步书刊，潜心研读，受益颇丰，为日后投身于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37年5月，孟昭煜经张开文、王右池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一个初经风雨的农家子弟、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孟昭煜再也压制不住满腔的怒火，挺身而出，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寻找知音。此时，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孙俊才(原名王见新)奉命来到了滕县，与滕县地下党员王右池等秘密联络、酝酿创办农民抗日训练班，发动滕县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月中旬，农民抗日训练班在滕东善烟正式创办。孟昭煜闻讯即积极报名参加，成为训练班第一期学员，并被任命为一组组长。受训期间，他深刻领会教员们讲授的抗日道理，认真学习军事知识,还积极带领小组学员进行学习讨论、参加野外训练。为了训练班的安全，当时规定了夜晚值勤制度，由训练班领导人担任值勤任务。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孟昭煜看到教员们人手少，就主动提出学员中的党员参加站岗放哨、执行值勤任务的建议，受到了老师的欢迎和学员们的拥护。
  1938年3月中旬，滕县城沦陷。共产党组织在农民抗日训练班的基础上，组织了抗日武装“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开展对敌斗争。孟昭煜参加了义勇队，并被任命为班长。从此,他走上了抗日第一线，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立志报国的戎马生涯。5月，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建立，滕县抗日武装被编为该总队第二大队。9月，义勇总队改编为直辖四团(后为二旅十九团），他被提升为二营教导员。后奉调山东省委党校学习。年底结业后返回原部队任政治处组织股长兼团机关党总支组织委员。这期间,他参加了岗头山、叶家宅子等十余次战斗。在每次战斗中, 他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1939年春，日、伪、顽合流，对我抗日根据地疯狂地进行封锁、蚕食，形势日益恶化，抗日武装困难重重。为了解决缺医少药问题，孟昭煜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化装成商人回到家乡羊庄一带，在其亲属和当地乡医的大力帮助下，很快搜集、采购到一批药品。他让母亲把各种药片、粉剂、碘类等分装起来，用油纸包好，缝在棉衣里，机智地避开敌人岗哨的盘查，安全地带回了根据地。
  同年秋，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支队，孟昭煜任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10月，孟昭煜奉命到运南地区筹集军粮、资金和枪支弹药。他亲自带领精干人员出人于各村大户富门之中，通过说服教育和采取必要的措施，迫其纳粮、缴款、捐资、献枪，很快完成了任务。有一次，他们筹措粮款来到杨峪村一交通员家，刚一进门，忽听街上有急促的脚步声,继而枪声四起。孟昭煜十分警觉，遂拔出手枪和警卫员小朱一起飞身越墙,疾步到了村边隐蔽处，发现日伪军正在村南集结。二人同时举枪射击，一连击毙十几个敌兵后，便迅速潜入山沟，摆脱了敌人。
  1940年冬，苏鲁支队改编为教导二旅五团，孟昭煜任团政治处副主任。
  1941年5月初，孟昭煜率部拔除香城、大炉敌据点后，又长途奔袭运南顽匪韩建龙部。战士们夜宿荒山野岭,身着单衣薄衫，席地而卧，倚枪待命。孟昭煜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仔细地分析研究敌情，制定了周密的作战方案。半夜时分，他一声令下，战士们直扑敌巢。尖刀班更是锐不可挡，直捣匪首住处。孟昭煜随尖刀班破门而入，一甩手枪，结果了顽匪头子韩建龙的性命。此战，共击毙韩匪顽兵150余人，缴获步枪180余支。
  1942年春,孟昭煜被任命为沂河支队副政委后，为坚持临（沂）、郯(城）、邳（县)地区的抗日斗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年12月，为了贯彻刘少奇关于边界地区党和部队的统一领导问题的指示，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决定:将铁道大队、微湖大队、滕沛大队和峄县大队合编为鲁南独立支队，任命孟昭煜为独立支队政委。
  独立支队成立后，仍坚持活动在微山湖及东岸的津浦线和临（城）、枣(庄)线两侧地区。孟昭煜不畏艰险、勇于斗争，经常带领小股人马来往于敌占区各部队之间，为协调部队的军事行动和开展部队的政治整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就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曾任我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的朱玉相叛变投敌，当了可耻的叛徒，被封为日伪驻邹坞据点大队长兼邹坞剿共司令。朱玉相曾任我直辖四团三营营长和峄山支队大队长，他不仅熟悉枣庄地区方圆几十里的地理环境，而且对我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其危害性不可低估。
  为了重整因叛徒出卖而遭破坏的组织，了解敌人活动的规律,制定出下一步的作战方案，1943年5月，孟昭煜带领支队敌工股长王建安和警卫员朱奇昌深入到邹坞、香城一带开展工作。一天，当他们走在由杏峪去黑峪的路上时，突然与朱玉相手下的小队长、叛徒孔昭典带领的一群伪军相遇。由于距离太近，想要隐蔽或撤离已来不及了。叛徒孔昭典老远就认出了政委孟昭煜，发狂似地嚎叫起来:“他就是孟昭煜，弟兄们，快，快，一定要抓住他!”此时的孟昭煜，一手持枪准备射击，一手托起文件包，命令警卫员朱奇昌说: “这包里有机密文件和筹集的资金。你拿去，无论如何也要突围出去!”小朱心想,我们本来就人少力单，我怎么能先突围离开呢？再说，我的责任是保护首长的安全……想到此，急切地说:“政委,我和股长掩护，还是您先突围出去!”孟政委不容分说，把包塞到小朱怀里，严肃地命令道:“快走，不准你迟疑一分一秒!”说罢，孟昭煜与王建安他们边退边打，一连击毙跑在前面的七八个伪军，为警卫员的突围，争得了宝贵的时间。
  这时，又有100多名伪军赶来了。孟政委、王股长仍沉着应战，一边向敌人开枪，一边寻找机会突围。遗憾的是，子弹打光了，又没有援军。在这危急关头，孟昭煜急中生智，面对围上来的伪军大声命令道:“不要打了，我和你们大队长朱玉相是老朋友，我正要去见见他，你们带路吧!”孟昭煜被带到了邹坞敌据点里，朱玉相一见，喜出望外，但却装出一副吃惊与痛苦的样子说:“对孟政委这样的客人，怎么能这样呢?”一边假惺惺地说了些“抱歉”的话，一边叫人赶快让座上茶，准备酒菜，要与孟政委叙叙旧。
  席间,朱玉相大言不惭地说:“老伙计，你想想，国民党正统有序，日本人又强不可破，你还跟他们受那个洋罪干么？不如过来咱们一块干，我保证，你定会在我之上……”言辞中，不无利诱之意。
  孟昭煜怒不可遏，冷冷地答道:“古人有训,‘一身轻似叶，所重全名节！’我堂堂中华男儿，决不当汉奸走狗。”朱玉相见软的不行，就变了腔调说:“既然如此，人各有志，我不难为你。不过，你要明白你现在的处境!”话语里大有威胁之意。
  孟昭煜正气凛然，忽地站起来，髙吟清代谭嗣同《狱中题壁》中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你请便吧!”软硬兼施，一无所得。恼羞成怒的朱玉相心里打定了坏主意，而嘴上却像抹了蜜似的:“孟政委，不必生气，不管怎么说，咱也曾兄弟一场，别伤了和气，今晚我就送您回去。”说着,凑到心腹马奇泰跟前，耳语几句，然后当着孟昭煜和王建安的面，煞有介事地对马说:“政委二人就交给你了，他们的安全你要负责到底。”黄昏时分，朱玉相让干将马奇泰等“护送”孟昭煜二人上了路。当他们走到张范乡杏略村北面一高坡时，这伙人面兽心的家伙，在背后突然开枪射击，下了毒手。我们的好政委孟昭煜和战友王建安的鲜血，染红了初夏的鲁南大地。当地抗日群众闻讯后，无不悲痛之极，他们把二位烈士安葬在大香城村西的黄土地里。第二年，峄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二位烈士墓前立起了纪念碑。
  孟昭煜的人生虽然只是短暂的25个春秋，但他的高贵品格，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光彩照人，万世流芳。
  天悲地哀祭忠魂——记鲁南著名烈士渠玉柏宋兵仅仅度过了24个春秋，但却2次被捕,6年坐牢，正当青春年华，大有可为的时候，即为滕州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就是鲁南著名的革命烈士——渠玉柏。
  渠玉柏，1914年3月10日出生在今滕州市张汪镇皇殿岗村一个贫农家庭。因家境贫寒，10岁时才人本村私塾读书。14岁考入滕县县立高级小学学习。无论月考、季考还是年终考试，成绩均属优等，经常得到教师们的表扬和同学们的好评。1931年2月，17岁的渠玉柏还不到高小毕业时间，便考上了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时学校设在滋阳，今兖州）。人校后，他学习勤奋刻苦，各科成绩为全班第一。他不但功课学得好，而且思想进步，寻求真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培养下，于1931年冬天，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平时除学习文化课外，便暗中阅读进步书籍，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因此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1932年4月，滋阳县国民党党部派警察将渠玉柏及介绍他人党的两位老师一同逮捕，并押送到济南，在监狱关押三个多月。反动当局以为渠玉柏年幼无知，又无口供，获准释放回到学校。可是，校方以玉柏涉及政治犯嫌疑为由，开除其学籍。渠玉柏即返回老家滕县，继续阅读进步书籍，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后经中共滕县特支领导人王临之介绍参与了特支的活动，负责青年团的工作，经常留守在特支机关国民书店里。
  1932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十四日）夜，国民党驻滕军队李汉章部突然派兵包围了国民书店，以买书为名，行查封书店之实。此时，渠玉柏正在楼上阅读抄写由江西寄来的党报，听楼下人声大乱，马上意识到有意外情况发生。他立即用火柴将报纸点着。当余火还未燃尽时，敌兵数人冲上楼来，不容分说，将玉柏抓住，捆其双手，拉进敌人旅部，当夜敌人即进行审讯。敌旅长假装温和的样子问道：“滕县共产党有多少人？谁是共产党员？你据实说出，就放你回家。”渠玉柏说: “滕县有没有共产党，我不知道。党员的名字我更说不出来。”敌旅长紧接一句问:“你是和共产党一块做事的人,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渠玉柏说:“我不够共产党的格，更没有和党员一块做过事!”“你不是共产党，怎么在你手里夺到赤色的书呢? ”渠玉柏说:“书店里卖的书种类很多，我随便拿了一本，空暇时间读读，不知道是什么书。”敌旅长突然问道: “你在楼上烧的什么!”渠玉柏很从容地说: “烧的是擦桌子的旧报纸。”那旅长勃然大怒, 拍着桌子厉声呵斥道:“你这小子很会对答，拉下去重打!”遂按倒在地，重打数十军棍，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当时就昏死过去了。过了数日，有一反动军官又提出审问，装出“关心”的样子对渠玉柏说:“你是一个青年学生，年幼无知，受人蒙骗，把你拉进共产党。今被逮捕，受此痛苦。想来，你现在一定痛恨那些蒙骗你的人。”渠玉柏很干脆地说:“我是一个学生，光知道念书，没和共产党来往，也没受过别人的什么蒙骗。现在被捕，我冤枉死了。”“你不要隐瞒了，事实俱在，你不照实说也不行。你把滕县共产党的组织，党员姓名、住在何处，统统说出来，将功抵罪，放你回家。你想做事，旅部将重用你。”渠玉柏说: “你问的这一些事情，我一概不知道!”那军官威胁说:“你现在执迷不悟，把你送到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凶多吉少。到那个时候，你后悔也就晚了！ ”渠玉柏坚定地说：“我除念书之外，什么事都不知道。把我送到总部，杀我的头，我自叹命短，没有什么好说的!”敌人软硬兼施，终一无所获。后来，他们将渠玉柏押解到济南，交国民党军法处。路上，渠玉柏对与他一块被捕的国民书店店员雷新修再三说: “你什么都不要说。”雷很担心地说:“你的笔记叫他们带来了，《大同共产主义》一书被查出来了，恐怕不说也不行吧? ”渠玉柏说:“我会几种字体写字，他们要对笔迹，我有办法对付。”不几天，军法处以证据确凿，态度顽劣为名，拟判渠玉柏死刑。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听说后指示说:这些事,咱们不问，交军法会审委员会处理。事后，渠玉柏对雷新修说:“老雷，别害怕了，到军法会审委员会就死不了啦，去年我在那里蹲过。”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这就是革命者的胆量和气魄。
  1933年12月，国民党山东省军法会审委员会以渠玉柏为重要政治犯，且系重犯，宣布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的序幕正式揭开，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渠玉柏才得以获许出狱，再次返回老家滕县。
  数年的铁窗生活，使这位年仅23岁的热血青年信念更坚定，意志更坚强，精神更焕发了。他一回到家乡，即东奔西走，以探望亲戚、同学为名，联络各地革命同志。他东到滕峄边区，西至微山湖畔，终日来去匆匆，无一日在家安居。
  1938年4月13日深夜，已参加了抗日义勇队并担任指导员的渠玉柏，突然由外地回到家里。家人为避战乱，都逃到微山湖边亲戚家去了，只有老祖父一人，在家看守房屋。老爷爷见渠玉柏形容僬悴，面目黧黑，脚上穿双烂草鞋，腰间别支旧匣枪，手里还握把大刀，又是心疼，又是害怕，极力劝阻他不要到外边乱跑了。玉柏反劝慰老人不要担心。天刚蒙蒙亮，他告别老人，提刀要走。爷爷拉着玉柏的衣襟不让离去。玉柏说:“国难当头，好男儿要立志报国，怎能呆在家里束手待毙呢?”老爷爷仍是不肯松手。纠缠多时，玉柏见天将大亮，便威胁爷爷说:“不让我去，我就死在你面前，也算为国尽了忠!”说着,举起了大刀。爷爷见此情景，知其决心已定，不再强留，长叹一声说:“任你去吧——”谁料，自此 —走，竟是他们祖孙二人的永别！渠玉柏回到义勇队不久，沛、滕、峄三县抗日武装在善垌、南塘、凤凰庄一带会师，成立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编为第二大队,渠玉柏任二大队教导员。在滕县境内的几次反顽战斗和对日军作战中，他都亲临指挥,立下了战功。1938年农历七月一日，渠玉柏带队随鲁南抗日义勇总队向抱续崮山区转移。当途经徐庄境内的旱河子时，遭申宪武匪部刘宇华团的截击。渠玉柏率部已冲过了敌人的火力线,但听到后边枪声很急，担心部队秩序紊乱、战士失散，即折回队后掩护，不幸身中数弹倒下，被敌包围，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被俘。时值盛夏，天下着大雨，山洪暴发。残暴的敌人把身负重伤的渠玉柏装进麻袋,仍进了山涧的激流里。渠玉柏壮烈牺牲了，那年他仅24岁。
  烈士尸骨无存，而英名却与日月山河永在。60多年来,滕州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他，并将永远怀念他。可告慰烈士的是，今日滕州已非昔比，天新、地新、人更新,烈士如在天有灵，当会含笑九泉。
  蒙山沂水慰英灵‘阡念徐黎屏烈士王兵在沂蒙山区孟良崮烈士陵园里,安葬着千万个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烈士的忠骸遗骨。其中，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鲁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滕籍人最早参加红军的徐黎屏烈士就长眠于这苍松翠柏之中。
  徐黎屏原名徐长恩，滕州市洪绪镇杨园村人。1915年出生于贫苦农民的家庭。幼时,因水灾r父母逃荒到上海。为养家糊口，年仅11岁h,他就到申新纺织厂做童工。这期间，他饱尝了辛酸，受尽了苦难，因不堪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经人指引，于1931年夏辗转到了江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这支官兵平等、军纪严明的队伍里，他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明白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是穷苦百姓的救星，遂改名为徐黎屏。他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要做黎民百姓的屏障，保护劳苦大众。”在党的教育下，他进步很快，1933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徐黎屏随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由于他能够体察关心群众疾苦，工作积极主动，而且又能言善辩，上级调他到先遣部队做群众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对红军了解甚少，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存有疑虑。他积极向他们宣传我党我军的宗旨和政策，主动给老乡做好事，每到一家都做到“缸满院净”。红军的言行深深感化了当地群众，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拥戴，因而踊跃为部队作向导并提供衣物、粮食和住处，使部队度过一个个难关。过人烟稀少、沼泽遍地的草地，稍不留神就有陷入无底泥潭的危险，可徐黎屏总是争先走在前面为大家探路;遇上身体有病的同志，他就搀扶着前进;粮食极端匮乏，同志们不得不靠野菜充饥，为避免中毒，每遇到一种不知名的野菜，他就抢着尝一尝，没有什么危险，才让大家吃。每当这时，战友们很受感动，都说黎屏真是我们的好兄弟。就这样，他跟随部队爬雪山，过草地，历尽了千辛万苦，胜利到达陕北。
  1939年5月，在山西八路军总司令部任参谋的徐黎屏随徐向前、朱瑞等首长东进，来到沂蒙抗日根据地，担任山东纵队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他参与指挥部队转战于沂蒙山区，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1944年8月，徐黎屏受命率领部队攻打日寇长期盘据的沂水城。城内敌人守备森严。他带领队伍，披星戴月，翻山越岭，行进数十里，于15日拂晓抵达沂水城外。他一声令下，战士们像一把尖刀直插城头。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他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到战斗最激烈的前沿阵地，指挥战士分散抢占有利地形。在他的带动下，一连打退敌人数次反扑。突然，一颗流弹击中了徐黎屏的腿部，顿时，鲜血直流，浸透了军衣。同志们再三劝他下去，他说:“革命还能怕流血……”清癯的面孔在硝烟炮火的映衬下显得那样刚毅。他强忍着钻心的剧痛，让战士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这一仗干净利落地全歼日寇150人。可战斗结束后，徐黎屏却因失血过多，加之伤口感染，医治无效，永远离了他心爱的战友们，滕县人民失去一个好儿子。
  蒙山巍巍哀垂，沂水滔滔泣诉。徐黎屏烈士的英名和动人事迹，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布衣大师刘子衡李广星1949年4月5日傍晚，有一架专机自北“神秘客”。
  平(北京)悄然飞到南京,降落在明故宫机场，其中那个“不明身份的神秘客”就是刘子首先下来的是白崇禧驻北平的私人代表刘仲衡，原名刘位钧，人称刘大师（又称布衣大容，接着是“民革”中委李民欣、朱蕴山和一个师)。关于“刘大师’”之名的来由，一说冯玉不明身份的人。他们一下专机，就被代总统祥在一个集会上向大家介绍刘子衡先生时李宗仁的代表程思远等人接到中央饭店。由说，刘大师是他的老师;另一说刘子衡见蒋介于他们行迹神秘,进出有人保护，而且避见新石时,蒋称刘为老师。冯、蒋的下属将官也称闻记者，所以被上海、南京等地的报纸称为刘子衡为师刘大师”之名从此传开。不论哪种说法可靠，但“刘大师”三个字在国民党军政要员中,倒是无人不知，不少高级军官均拜他为师，向他问经求道。
  这三位“神秘客”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前夕来到南京，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当时由于蒋介石的幕后挟制和操纵，国民党政府拒不接受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致使国共和平谈判中断。共产党以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为重，为了减少或避免战争伤亡与损失，促使江南国民党军队放下武器，决定派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去南京，推动代总统李宗仁接受八项和平条件。这三位“神秘人物” 即为此而来。
  4月7日下午7时，李宗仁设宴招待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等。刘子衡建议李宗仁直接向毛泽东主席发电报，表明他愿承担一切责任，要求豁免战犯蒋介石，以使北平和谈能够进行的意愿。宴会之后，李宗仁请刘子衡代为拟稿，李阅后当晚向北平发出。次日，毛主席复电，国共和谈重新在北平举行。由于蒋介右在溪口暗中操纵，南京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对李宗仁发电报表态之事提出弹劾，顽固派还派出特务对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盯梢，致使和谈无法进行。4月15日，《申报》与《大公报》同时报道《刘子衡发表和谈声明》。4月20日晚，解放大军开始渡江，南京当局惊慌失措，党、政、军要员纷纷逃窜。23日凌晨，在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刘子衡邀李民欣从明故宫机场乘专机返回北平。
  刘子衡之所以能以“第三方面”的身份充当“和平使者”，与他特殊的经历、地位、影响有关。
  刘子衡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生在滕县城关杏花村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父亲刘忠方，母亲王氏，长兄位庚，二哥位刚，他是老三，全家靠经营粉条粉皮为生。子衡自幼聪明放达,9岁时人私塾，读四书五经，后考人滕县书院小学堂读书，深受知名学者、辛亥党人颜兰亭、刘薄堂的影响，立志“要问国家事,要改善人民生计”。1920年考人滕县师范讲习所学习，一年毕业后入族兄刘位恪所设家塾读《春秋》、《左传》等。1924年春到滕县南大泉玄帝庙小学教书，同该庙住持智海和尚研讨佛教经典。夏天，考人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即曲阜二师），与二师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王泽新、刘德荣、张化恪、张育东等过从甚密。济南发生“五三”惨案后，曲阜二师的共产党员王泽新等被捕，刘子衡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到兖州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说理，迫使他们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刘子衡善于斗争，主持公道受到同学的信任，在改组学生会时，王宗佩任主席，他任学术部长;后因王有病，他又改任主席。1927年，他受父母之命，与王氏结婚。1929年6月8日，刘子衡参与主持公演《子见南子》。该剧的主要内容是孔子周游列国到达卫国，会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孔德成及其家族代表应邀观看，认为侮辱了孔子。孔传堉（yi0等21人越级至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控告。适逢国际记者代表团来到中国，引起了轰动世界的《子见南子》案。7月11日，孔祥熙随蒋介石来山东，到曲阜祭孔后力促严究。在这期间，曲阜二师学生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刘子衡起草了披露事件的文电;校长宋还吾发表答辩书以及答《大公报》记者文，与之斗争。全国各界进步人士、团体及海外华侨纷纷发电声援学生。国内各报纷纷发表评论。鲁迅先生在他主编的《语丝》上及时发表了《关于“子见南子”》一文，深刻揭露和斥责国民党政府镇压进步学生的行径。二师的这场斗争虽然获得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但最后仍以校长宋还吾被撤职，刘子衡、王宗佩被开除，大批进步学生被迫离校而告结束。刘子衡在这场斗争中初试锋芒，崭露头角，显示了他超群的才华与胆略。
  《子见南子》案后，刘子衡流落济南，考人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深受该校筹委会主任蔡元培的赏识，并经蔡先生的介绍结识了郑志雄、温起凡，后又与共产党员张光侠、汤美亭相识。1930年，刘子衡在补习班学习时，与后天宫(在青岛太平路)方丈赵泰昌结识，研讨《道藏辑要》。1931年夏，他转入青岛大学正科学习，与青大旁听生、图书馆员李云鹤相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在张光侠领导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因经济困难休学，回家后在滕县师范讲习所任国文教员。旋由张光侠介绍到即墨中学任英语教员。1933年青岛大学改名为山东大学，刘子衡接受蔡元培的建议回校复学，全力攻读。1934年，学校派刘子衡随南京中央研究院董作宾率领的考古工作队，到曲阜、兖州、邻、滕、峄等县参加考古工作。对滕县安上遗址的铜器、陶器、曹王墓墓葬结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与董作宾在《大公报》上展开辩论。蔡元培等写信表示鼓励，刘子衡的辩才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刘子衡博闻强记，才思敏捷，善于辩论、讲演，讲谈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且立意新颖、语惊四座，能使听者心悦诚服，深受著名学者章太炎的赏识。1935年学校放暑假期间，他在温起凡推荐、郑志雄的安排下，去南京给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讲学，讲“俱立则治，共同抗日则民族可兴;偏立则乱，内战不休则国家必亡”,受到林森的高度赞赏。这次讲学成功，刘子衡蜚声全国，为他以后的讲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刘子衡大学毕业后，郑志雄、温起凡函邀他赴上海，商量抗日讲学问题。路过南京时，子衡带着珍本《董其昌墨迹》拜访了蒋介石的启蒙老师，并随其见蒋，蒋随口亦以师称刘。子衡到上海后又接到西安王子端的邀请，随赴西安协助筹办国学讲习所。到西安不久，焦子静写信给南京的冯玉祥、柏烈武，刘赴南京住在冯的晓庄别墅，给他们讲 “公生明，偏生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题目，援古以证今。在此之前,冯玉祥隐居泰山时，刘子衡由范明枢介绍与冯将军相识，谈起京剧《空城计》时，冯问：“司马懿真不知道是空城吗? ”刘答:“是知道。”冯又问:“既然知道，为何不上前缚孔明而杀之?”刘答道:“杀了孔明，司马氏也就活不久了。没有了孔明，还要司马懿何用? ”对于刘子衡独到精辟的见解，冯玉祥深为赞赏。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刘子衡去庐山见蒋介石，蒋询问救国之策，子衡答以“联共以抗日”，蒋频频点头称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刘子衡为宣传抗日，先后到南京、西安、上海、宝鸡、成都、桂林、重庆、上饶、衡阳等地,利用各种关系，广交社会著名学者，与蔡元培、闻一多、老舍等人经常往来;他利用给林森、冯玉祥、胡宗南、顾希平、董钊、李济深、顾祝同、王耀武、于右任、何应钦、吴忠信、白崇禧、李延年、萧湘、朱绍良、李玉堂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自由讲学的机会和关系,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揭露反动势力的投降阴谋。他的讲学产生了一定的震动和影响，有些人称他为“兴圣大师”，对他极为崇拜。如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李玉堂想拜刘子衡为师，刘故意躲在离李玉堂十来里远的村庄, 因江南水田乘车坐马不便，李只好步行而去，行三跪九叩首大礼，拜他为师。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开始对刘不以为然，扬言:“这个刘某人年纪轻轻，有什么学问,弄得你们神魂颠倒！你们拜他为师，我胡某一个堂堂上将军，决不拜!”刘子衡听到胡宗南的话后，愤声放言:“礼仪之举，悉随其愿。但他胡宗南除非给我磕头，我决不收他当学生！ ”此话传到胡宗南耳朵里，他十分纳闷，按捺不住好奇之心，偷听了一次刘的讲学。这次刘子衡讲的是庄子的《逍遥游》。他从文章所体现的博大广阔境界讲起, 对文章先由高空立论,通过谈玄而表达作者的宇宙观、历史观、变化观,后由小处着笔，对调(tid0)莺笑鹏提出批评，引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主题，作了层层剖析，遗责了那些在抗战中“愚而好自用，贼而好自专”的人和“外敛私产，内聚私心”的人。听课之后，胡宗南一个人关在房里哼京戏，憋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就派副官拿上他的名片，到八仙庵去请刘子衡。刘子衡回绝了他。胡宗南只好亲自出面，把刘子衡接到他的办事处，不再顾上将军的威仪，进门就跪拜认师。胡宗南是反对贐头的，他见了校长蒋介石也不下跪，这次被刘子衡折服了。由此可见“刘大师”之名并非虚传。
  在抗日战争期间,刘子衡除利用师生关系，以讲学的形式宣传团结抗日外，他还加强了同中共的联系，与林伯渠、董必武等关系密切，并动员护送吴伯箫、江树森、张新舫 (fiing)、孙奎一等一些文化界人士先后去延安，参加抗日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以徐州、济南为活动中心，奔走和平，反对内战。他利用其特殊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积极营救我被捕的人员。1945年9月，林伯渠函告刘子衡, 利用讲学活动投人反内战斗争。在重庆国共和谈期间，俞鹏飞、顾祝同派黄埔专机接刘子衡去重庆商谈国事。在重庆招待会上讲演，发表了《救时纲要》，宣扬和平民主建国。他在国共会谈期间，利用其特殊身份从中斡 (w6)旋，做了大量工作，促进两党签订《双十协定》与《停战协定》。1946年夏，李济深致信约刘子衡到南京商谈关于开展反美蒋斗争的问题。刘到南京与李会谈后，又去梅园访晤了冯玉祥、张治中。接着，又访晤了周恩来和董必武。谈话之后，周恩来搬了张椅子放在院子正中，请刘子衡坐好，自己站在后面，手扶椅背照了张相。董必武交给他几百万元钱，请他到北方做争取和营救工作时使用。刘子衡说:“我向来花他们的钱，做反对他们的事。他们心甘情愿，我也用之无愧。你可以把它派更大用场。”董必武坚持说:“国内矛盾转化,形势已不比抗战年头。请先生留作不时之需，钱用到何处，请先生自便。”后来他将这笔钱全用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方面。为了多方活动，刘子衡由鼓楼李济深寓所移到湖南路36号王耀武家中。一天，吴化文拿着李济深的推荐信来求教刘子衡。吴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后任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手枪旅旅长，日军侵占山东后，他走“曲线救国”道路，率部投降，当了伪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在鲁中搞“无人区”，对人民犯下了罪。日军投降后，蒋介石任命他为山东保安第二总队司令，驻防兖州。刘为他指了一条弃暗投明之路。10月，刘到济南，利用与王耀武(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的师生关系，先后营救出王道(鲁中军区副司令兼益都警备司令)、马云涛(张健华）、王桂金、傅遒鉴、傅乃达、姜焕美和刘志坚的夫人等。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刘到处作反内战讲演，并写了题为《打不得九论》的文章，交给绥靖区秘书兼 《山东公报》总编辑吴忠匡，予以发表。吴素怀爱国热忱，看了文章深有同感，便盖了王耀武的大印交报馆于10月31日在《山东公报》上发表。文章发表后引起各界很大反响。蒋介石大骂王耀武,下令严予查处，王告以是刘子衡所作，蒋碍于刘子衡的名声与影响才未深究，只撤掉了吴忠匡的职务，一场风波才算过去。与此同时,董必武从上海寄信说:“先生高瞻远瞩，发为宏文,真乃一片仁者之声，抱民胞物与之怀。”使刘子衡很感动，从中受到莫大的鼓舞。经过这场风波，王耀武以送老师回乡“省亲”为名，把刘子衡送回滕县。刘很清楚这是一种很光彩的驱逐，临行前对王说:“佐民，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看两年之内，你要当俘虏!”历史很会给人开玩笑。19个月后，王耀武果然在济南战役中被俘，送到青州解放军军官训练团，而这个团的负责人恰巧是他昔日的阶下囚——王道。
  刘子衡回到滕县后，利用与徐兖绥靖司令李玉堂、第二十四军副军长方先觉的师生关系，支持进步人士活动，使镇压革命人士、鱼肉滕县人民的县长褚汉峰被撤职押解济南，促成朱兴汶继任滕县县长，营救出在押的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多人，并掩护王道、高峰等在滕县开展地下工作。刘子衡的革命言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他们明着不敢加害，企图实行暗杀。1947年2月24日夜,武装特务向刘子衡和孙墨佛的住室(当时住在徐州云龙山花园招待所)乱枪射击，守卫李守义在抵御中死亡，彭云鹤受重伤，他二人幸免于难。从此，刘子衡更认清了他们的本质，义无反顾地为祖国解放而努力。他为策动李玉堂、吴化文、刘仪、卿云灿、朱兴坟等人起义做了大量工作，促使他们早下决心弃暗投明，为早日解放山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布衣大师刘子衡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在完成“和平使者”的历史使命后，与李民欣从南京乘专机返回的途中，因故中途改飞青岛。第二天, 由朱兴汶藉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部的权力筹谋保护，偕同张治中的家属同机安全离青，飞抵北平，住在北京饭店。7月1日，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怀仁堂举行的盛大宴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新中国建立不久，刘子衡出于多方考虑，向中央提出回山东老家生活。周恩来总理等出面挽留，希望他留在北京，由于他决心已定，就同意他回山东，并指示山东省委安排好工作，照顾好生活。从此，刘子衡就在济南定居。先后任山东省土改委员会委员，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司法厅副厅长，省各界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省政协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在任职期间，对于祖国的统一大业殷切关怀，为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元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一周年之际，刘子衡发表了对台录音谈话。最后，他赋诗道:“去年大酺玉楼春(指全国第五届人代会和第五届政协会议召开）,好事近时思远人。本是同根生故土，何曾爱国问疏亲。欣看画堂重握手，鹿鸣早唱宴嘉宾。”这年中秋节，他到济南大明湖赏月，使他油然想到如水月光同照下的台湾，不知有多少人远望大陆，对月长吁，黯然神伤。他衷情难已，回家后写了《中秋月下怀台湾友好》一诗：西风惊客梦，独眺明湖边。
  人间他乡志，月仍往岁圆。
  晴光接台水，秋色淡齐烟。
  恨望增离绪，归来忆昔贤。
  历下多名士，古亭阅岁年。
  开筵使北海，引领望南天。
  杜句原铿尔，辛词亦煥然。
  神州人九亿，何事不团圆。
  卅载离群感，今宵倍惘然。
  相思应白首，举酒问青天。
  爱国原同德,今瓯愿早全。何当重聚饮，人月庆双圆。
  1981年7月20日20时40分，刘子衡因患脑溢血抢救无效，在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病逝，长眠在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
  刘子衡一生以布衣自居，不慕荣利，“外无私产，内无私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立德立言，诲人不倦，人皆尊称为 “布衣大师”。刘子衡先生的生活经历奇特，富有很浓厚的传奇色彩，可谓天下奇士。他云游四海，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他广交名流，师生朋友来自不同的党派团体;他洁身自爱，清高自许，检朴自豪，不置家产，也从不过问工资待遇，不伸手向组织要钱，家中陈设简陋，个人粗衣淡食，小病自费就诊。他博学强记，勤于经史，淹贯群籍，旁及佛道。尤长于经学和诸子研究，有“三玄”专家之称，著有 《周易正义稿》、《同文尚书校注》、《孔子编年》、《孔氏医案注释》以及关于老、庄研究的文稿等。曾任全国文献委员会委员和山东历史学会委员。他热爱祖国，热爱和平，为了祖国的统一历尽艰险，讲演游说,团结各界爱国人士，撰写诗词文稿，呼吁台湾各界人士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共同作出努力。他利用“布衣大师”的特殊身份、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为祖国的统一、为共产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附：自谏吾闻人之生也，各有所秉。其聪明睿智也，得气之清。得气之浊者，或顽或冥。其气之醇也，斯为孝忠。其气之壮也，斯为杰雄。古圣先贤兮,其得气之中也。若彼暴虐残佞，其秉邪恶之气而赋形耶。
  吾生也鲁，因学而明。明仅足以自照，奚啻秋宵之流萤。吾少也贱，虽鄙事而未多能。谓我懦耶？每战雨而斗风。谓我和耶？却嫌傲骨之峻峥。谓我孤陋耶？曾遍交无数之国士。谓我有勇耶？尝十年不飞而不鸣。
  读书破万卷，而以《易》为经。察大道之消长，悟世运之穷通。庄或曳尾，老亦犹龙。既浮云乎富贵，羌与世而无争。
  感朱凤之嗷嗷，悯黄雀之罹刑。分竹实及蝼蚁，实有愿而未能。辙环天下，卒老于行。尚论修齐治平之术，终侪（chdi)煨（wei)芋苦行之僧。生逢盛世而无补，死犹眷眷乎九州之大同。
  噫！ “厥初生民，靡不有终”。吾将长逝，检点平生。所禀赋者，浊耶？清耶？壮耶？ 醇耶？端有赖乎苦学力行，以驱邪恶，而致乎中。“道非常道，名无常名。”苦茶濡（rt)笔, 郑重自评。吾愚实不可及，行将归真,返璞于太清。
  刘子衡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晚于济南开舍身炸碉堡之先例的陈金合王延忠在中国解放战争史上，记载着许许多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开创了舍身炸碉堡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不顾个人的安危，抛的先例，这一英雄壮举，比董存瑞还要早三头颅洒热血，舍身忘死的战斗英雄。陈金合年。陈金合又名陈玉合，滕州官桥镇善庄村人，1921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其父陈宗田为人忠厚老实，母亲李氏待人和蔼可亲，全家靠陈宗田给地主扛活为生。1926年，陈宗田因贫病交加不幸病故。从此之后，李氏就领着5岁的儿子讨饭度日。母亲因无力抚养自己的孩子，把12岁的金河舍到庙里去当道士。小金河受不了方丈的欺压凌辱，逃出庙后被迫给地主放牛割草。他打过短工，学过铁匠，过着无依无靠流浪漂泊的生活，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苦辣。1940年，正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难的时期，19岁的陈金合毅然参加了八路军。他苦大仇深，有强烈的阶级感情和民族感情;他作风顽强，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多次受到部队首长的表彰，并被任命为机枪班班长。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陈金合进步很快，于1942年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派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1945年10月上旬，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进驻滕县的临城(今薛城)、夏镇，并于临、夏之间的制高点柏山驻扎了一个营的兵力，妄图扼守山东的南大门。为了打乱国民党军的部署,陈金合所在的部队奉津浦路前线指挥部的命令，要迅速拿下柏山。10月11日深夜11时，从埠岭向北于庄一带发出了攻击信号弹，柏山攻击战打响了。陈金合所在的一营出其不意，突然从“国军”背后、侧翼同时发起攻击，以勇猛神速的动作突破了“国军”的防御工事。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守军大部分被歼，仅剩下柏山西南角那个高大的碉堡没有攻下，碉堡内七八十人在副营长的指挥下，不断向外打枪投弹，负隅顽抗，企图固守待援。
  二连连长带着部队赶到这里，立即命令机枪班封锁碉堡的枪眼。机枪班长陈金合闻声端起机枪，侧耳听了听，大声命令：“大老刘，看住上层那挺歪把子。小周，中间那挺4加拿大’是个新手，你咬住它。底下那挺‘马克沁’打得猛,我来对付!”说着换上弹夹，对准碉堡最下层的射口就是一梭子。与此同时，大老刘、小周的机枪也吼叫起来。刹那间，碉堡内的机枪成了哑巴，突击队逼近碉堡。但因碉堡的门已被堵死，用“云梯”强攻, 仅有的一架“云梯”只一丈二尺长，还不到敌碉堡的第一层枪眼;用炸药爆破，炸药已全部用光。强攻受阻，突击队暂时撤回。这时，从临城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敌增援部队与我阻击部队展开了激战。团长传来命令:“十分钟迅速解决战斗，否则马上撤离柏山！” 柏山是微山湖东数十里平原上惟一的制高点，紧紧地控制临城、滕县之间的津浦铁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陈金合明白尽快攻下柏山的意义，望着陈连长说：“不能撤啊!连长！就是刀山，咱们也要把它拿下来！”其他的战士也纷纷请战。陈连长咬着牙下了决心:“用手雷去炸掉它!”手雷是八路军造的土武器，分快慢两种，慢速手雷拉火后几分钟后才炸,是专门炸碉堡用的;快速手雷只要把木柄的药弦一拉，立刻就会爆炸，是专门打埋伏炸汽车用。可眼下仅有一枚快速手雷，怎么办？陈连长还没想好怎样使用，就被战士们积极要求任务的声音打断，其中陈金合的大嗓门吼得最响:“连长，这个任务谁也不许给，我包下了！请连长放心，我一定能够完成任务。碉堡的情况和道路我熟悉，二排最后一次用云梯攻击时，我绕碉堡侦察过，我可以从正面台阶上爬上去，用手雷炸开碉堡楼门。” 陈连长严肃地问：“现在只有一枚快速手雷，你怎么办?”“我把它系上绳子，送上后回来拉火。”陈金合望着连长，又坚定地说:“连长，你是了解我的，任何意外情况我都能对付，请党放心!”陈连长满意地对陈金合点了点头，然后命令全连:“火力掩护,突击队准备攻击!”陈金合在火力的掩护下，冒着密集的弹雨，冲近碉堡后就迅速返回，可惜因引线被拉断手雷没炸。这时东方微明，临城方向援军的号声响了起来，碉堡内的守军更加猖狂，不停地用机枪扫射,还夹杂着谩骂。此时团指挥部的马参谋跑步赶来，传达上级的紧急命令:“敌人增援部队迫近，五分钟不能攻占柏山，立即撤出战斗。”情况十分紧急，大家陷人了难言的焦急中。陈金合急得额上的青筋鼓起，牙咬得“格格”响，两眼愤怒地瞪着碉堡，长满老茧的双手牢牢地捏着一截拉断的绳子，“崩”的一下扯成两段，狠狠地扔到地上。他向连长请求道:“让我再去一趟吧。连长，共产党员没有完不成的任务！今天我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把敌人的碉堡炸掉!”说着，一把将帽子抓下来，拔腿就想冲上去。
  陈连长望着陈金合，心情很激动，他了解金河敢于打硬仗。在王海子战斗中，敌人的火力很猛，突击队进攻受阻。金河一咬牙跃身而起，端起机枪一阵猛扫，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突击队奋勇冲击全歼了敌人。他信任的目光鼓舞了金河，金河等不及连长回话，就跃出战壕，冒着疯狂的扫射，向碉堡冲去。陈连长急忙高声喊道:“金河同志，那是快速手雷，大胆沉着，一定要接好再拉!”“我知道!” 陈金合响亮而坚定地回答。他知道耽误了时间炸不掉碉堡，一夜的浴血奋战就将功亏一篑;他知道只有牺牲自己，用手去拉快速手雷木柄上的药弦才能炸掉碉堡。为了战斗胜利，他决心献出宝贵的青春。连长和战友们目送着陈金合，只见他一会儿急速飞奔，一会儿匍匐前进，大家的心也随着金河的脚步激烈跳动。
  陈金合扑上去了！眼看着就要接近碉堡的时候，守军仿佛预感到末日来临，集中火力拼命扫射，在金河面前筑起一道火网,封锁他前进的道路。陈金合卧在一个大土包近边，子弹不断打在土包上，灰土溅了他满头。他迅速观察了一下扫射的情况，瞅着空子，纵身飞起，很快避过火力网，接近碉堡。守军的火力打不着他，他敏捷地爬上碉堡的台阶，大步跨上前，用肩膀将自己安放的那枚手雷，抵在碉堡门上，昂起头来，炯炯的目光投向连长和战友们，像一尊庄重的雕像闪现在战友们面前。只见他使劲一拉弦，一道闪电似的火光划破云空，映红了整个柏山，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烈士的身躯和碎石腾空而起。战友们同声怒吼:“同志们冲啊！为班长报仇!”二连的战士们在连长率领下，纵身跃出阵地，踏着英雄打开的道路，喊杀着猛扑上去，把山顶的守敌全部歼灭，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
  柏山大捷后，鲁南军民为了纪念陈金合烈士，把柏山改名为“金河山”。华东军区追认他为“战斗英雄”和“津浦前线第一名爆破英雄”,并把他生前所在机枪班命名为“金河班”。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全军干部大会上高度赞扬评价:“陈金合同志是实际战争的领导者，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英雄!”1984年6月，国防部长张爱萍亲书陈毅司令员对陈金合烈士的评语，寄托他的哀思;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明、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张先军专程来到金河山顶部的陈金合烈士的墓碑前，敬献了花圈，并在墓碑前向干部、群众、学生讲述了陈金合烈士生前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每年清明节，金河家乡的亲人和鲁南广大军民都到墓碑前祭奠，纪念这位舍身炸碉堡的爆破英雄。中共“七大”代表朱广泉王延忠1945年4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来自全国各条战线上的党代表汇聚延安，共同商讨党和国家大事。在574名正式代表中，有一名来自山东的年轻英俊的军官，他的名字叫朱广泉。
  朱广泉，1920年2月出生，滕州市羊庄镇南于村人。童年，因家境衰落，生活艰辛，他断断续续读了四年私塾。14岁时,到羊庄高级小学插班三年级学习。当读到五年级的时候，因家庭拮据，辍学在家。后经人介绍，他到滕县城一家石印局当学徒。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之十多个小时的劳作时间，使他难以忍受，仅干了两个月，就不辞而别逃回家中。短暂的学徒生活，使他在思想上萌生了对当时社会贫富不均、分工不公的愤懑情绪。后在他姨母的资助下，他又回到原学校续读。
  1935年，羊庄小学已有地下共产党员张开文、燕遇明和王右池在秘密地活动。他们在课堂上常向同学们揭露社会的黑暗，国民党政府的无能，讲授革命道理，传播进步思想。在课余时间，就找朱广泉聊天，拉家常, 讲一些共产党领导穷人闹翻身的故事给他听，还拿《社会科学研究初步》、《少年漂泊者》、《中流》等书刊给他看。久而久之，进步书籍的启迪，中共党员老师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加上他当学徒工的遭遇，使他开始有了阶级、社会的意识和要求进步的愿望。燕和王老师又从中因势利导，使他进步很快。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遂于1937年4月加人共产党。其后，他更严格要求自己，在学习、工作中起表率作用，在共产党组织的指导下，他还于这年6月组织领导了反对学校旧势力的斗争。
  当时，燕遇明老师在学校的频繁活动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和不满,他们就处心积虑极力排挤，使燕老师未到暑假就离开了学校。燕老师离校那天，朱广泉受党组织指示，召集全校进步师生为燕老师集体送行，还贴出标语，抗议学校当局所作的无理决定和丑恶行径。这次抗议活动反响很大，对进步师生是一次鼓舞,对旧势力是一次抨击。
  朱广泉为使更多人接受先进思想的教育，他还将进步书刊带给已毕业离校的好友孟昭煜学习。孟昭煜每当看到这些进步书刊，如获至宝，夜以继日地潜心研读，受益匪浅，很快加人了共产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后来成为抗日义勇队的领导者。
  1937年夏，朱广泉小学毕业，报考滕文中学并获得第一名。人学时，卢沟桥事变已爆发，学校抗日救亡气氛较浓厚。为进一步加强对学校师生的抗日宣传，朱广泉组织一部分学生向学校当局提出减少某些课程，增加抗日救亡和爱国主义方面的教育内容。这一正当的要求被学校当局采纳了。同时，他还在同学张贻谋、张兆翼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使他们也参加到抗日救亡行列中来。后来，他们成长为勇敢的抗日义勇队战士。
  1938年初，朱广泉响应共产党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毅然离开学校。他带着从姨母家和同学那里借来的3支枪及部分粮食投奔到滕县农民抗日训练班所在地#崮村，遂即在那里参加了抗日训练班的学习。
  1938年3月，滕县城失陷，共产党组织遂决定在农民训练班的基础上组建“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朱广泉先后任班、排里的政治战士。他参加了义勇队组织的岗头山、夜袭滕县城北大铁桥、旱河子等多次战斗。每战他都不怕牺牲冲锋在前，受到了实际战争的锻炼和考验。
  同年秋，朱广泉调省委党校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学习，结业后被分到十九团三营任副教导员兼团党总支宣传委员。这期间，他积极协助党总支书记方奕生抓好党建工作:制定党员教育方案，拟定党的发展标准及计划，建立健全党的各项规章制度,举办党员训练班等。经过多种行之有效的教育，使共产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有了很大的加强，部队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战斗力得到明显提高。在多次战役战斗中，由于共产党员的战斗模范作用发挥得好，均取得了胜利。这些成绩和胜利的取得，无不是朱广泉辛勤工作的结果。为此，在1939年8月全团党小组长以上人员参加的党的会议上，他光荣地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此时的朱广泉高兴万分、激动不已，他一个农家子弟，不足20岁的青年，竟然被选为全国党代会的代表，这是党培养的结果，是同志们对他的信任。他默默表示，绝不辜负组织的关怀，把工作做好，为党为人民立新功。
  1940年10月，朱广泉随山东“七大”代表团抵达延安，因“七大”延期召开，组织安排他先后到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隆重开幕。朱广泉聆听了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所作的政治、军事及修改党章的报告，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党中央主席，会议开得圆满成功。朱广泉衷心拥护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决定，并为有幸参加这次大会感到是一生中莫大的光荣。在其后的几十年革命征途上，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他都以能参加“七大”为动力，在“七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指引下不断前进！中共“七大”结束后，朱广泉调到东北工作。1947年9月，他任第七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团职干事，分管干部工作。为尽快熟悉情况,掌握干部的思想动态，白天，他深入到基层找干部谈心，征求意见，他还根据战时工作特点，冒着枪林弹雨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阵地上;晚上，他查阅干部档案材料，写汇报内容。他经过夜以继日的工作,很快就掌握了全纵队团以上干部和部分营职干部的基本情况，向纵队党委写出汇报材料并提出自己的使用意见。由于工作细致、扎实，他的意见多数被领导人采纳，并被实践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纵队领导人表扬说:“朱广泉同志是称职的组织干部。”1948年4月，在纵队开展评功授奖活动中，朱广泉荣立了大功，同时还授予他“艰苦奋斗”奖章一枚。
  新中国成立后，朱广泉被调到海军工作，先后任海军干部部组织统计处处长、科研部情报处处长，第七研究院技术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1960年晋升为上校。这期间，他为海军干部的调配、选拔、教育及海军的科技情报的搜集、研究、船舶的建造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1963年11月，朱广泉调任第七研究院七一四研究所任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该所是新组建的既是事业又具有部门职能的单位，人员来源分散，思想比较复杂。如何尽快地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正确轨道上来，这是研究所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他组织全所进行了“党的基本路线”、“三查三整”和“阶级教育”等教育活动，有效地提高了大家的认识，端正了态度，安心了工作。同志们响亮地提出“不怕苦，不怕难，争分夺秒与帝国主义抢时间，为建立强大的海军做贡献”的口号。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狠抓了业务工作的开展:建立健全了各科技情报研究室;召开多次情报工作动员会和研讨会;进行业务、技术比赛。通过各项工作，全所上下呈现出人人关心情报搜集和热心情报研究的新局面，为领导人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和资料。这期间，他还带领专家、教授赴伦敦参加第七届国际内燃机会议。会议期间，听取了学术报告，同外国同行交流了情况，参观了英国研究所和展览会，对国外该专业的发展水平及未来发展趋势有了进一步了解，为促进我国的情报研究、船舶的建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是国防海军情报科研事业奠基人之一。
  1984年8月，朱广泉离职休养（1982年10月晋升国家行政10级）。但他念念不忘为之工作二十多年的七一四研究所，不忘养育过他的家乡——滕州。1989年“六四”动乱时，他把珍藏了45年的中共“七大”代表证及大会赠给他的印有“拥护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字样的锦旗献给家乡——中共滕州市委党史办，用于加强对青少年的党史和光荣传统教育，使青年一代坚信党的领导，反对动乱和“自由化”，沿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前进！1999年10月1日，朱广泉作为船舶工业总公司老红军代表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当他看到我国5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时感慨万千: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保证。我们一定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把各项工作做好，去迎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这位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船舶工业做出贡献的革命老人，2002年2月2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2岁。
  中共滕县县委第一任书记王丹墀王长华1939年2月，中共滕县县委在滕东南大赵庄成立。这是共产党领幽%^ 导革命以来，发生在滕州大地上又一粧大事件时光Li过太•60多个春秋,第一任县委书记是何处人士？后来他又从事何工作？在滕州少为人知。为此，我们采访了耄耋之年的王丹墀同志。随着王老对往事的回首，把我们带人那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
  王丹墀，原名王修庭，曾用名王益新。1913年10月生于滕州市南沙河镇后仓沟村。少时就读于本村小学，1933年7月毕业于济宁中西中学，后任教于仓沟村天主教会小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使中华民族的热血儿女们觉醒，他们纷纷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到前线去。此时的王丹墀也不例外。他与同学冯存贵于1938年正月初七来到善垌，参加了由李乐平、王见新等人创办的滕县人民抗日训练班第三期学习。在训练班里，王丹墀聆听了训练班领导人传达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学习了一些军事基础知识，同时也了解到了日寇野蛮侵略我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虽然仅受训七天，这对王丹墀来说“胜读十年书”，激发了他拿起武器奋起抗日的热情，坚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训练班一结束，他就立即回到仓沟，向同乡、同学大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宣传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的道理。当时，日军已侵犯到滕县城北30里的界河一线，邓锡侯的川军正与敌激烈战斗，形势非常紧张。滕县城里的达官贵族、平民百姓，夜不待日，携儿带女纷纷逃难到山里。王丹墀目睹了这一情景，更激起了他对日寇的愤慨。他不顾个人安危，为支援川军奔走呼号。他动员了同学王传经、王宝仁、狄国嗇等十余人,并带着从一刘姓开明地主那里捐献的1支枪和100发子弹，参加了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他被分配到二中队二排任班长。从此，王丹墀由一名乡村小学教师成为抗日队伍里一名战士。
  1938年3月17日，日军攻占了滕县城，人民惨遭日寇的烧、杀、抢、掳,陷人水深火热之中。为拯救人民，在滕县人民抗日训练班基础上组建起来的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第二大队，在于公队长的领导下,为牵制骚扰敌人，配合我八路军对敌作战，于同年4月中旬，在滕南岗头山设伏,打响了对日作战的第一枪。此战，炸毁敌汽车1辆，毙伤敌数人。其后，于6月的一天，夜袭了滕县城北铁路大铁桥，炸翻日军货车10余节,敌伤亡3人，使敌中断交通10余小时。在这两次战斗及以后的战斗岁月里，王丹墀以不怕艰苦,不怕流血牺牲，英勇顽强，赢得战友们的赞誉。他还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主动教战友们识字、唱歌、学文化，为提高部队文化素质施展一技之长。由于他表现突出，遂于这年6月，渠玉柏、李乐平、王右池三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8月，因滕东形势恶化，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东征。为继续开展地方上的工作，保持与上级党政军机关的联系，共产党组织决定留下一个党小组转入地下活动，并指定王丹墀为组长。此时，以东江刘广田为首的顽固派嚣张起来，到处杀人、放火，残害革命志士及革命家属，致使党小组的徐培泉、徐广元(均属当地人)无处隐蔽，不得已返回部队。这时仅剩下王丹墀一人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工作。他在驳山头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建立情报点,通过各种关系、渠道搜集敌人的兵力部署及活动规律等情报，经过梳理核实，将情报及时传递到山里，为我党抗日武装制定对敌斗争策略提供了依据。
  11月，鲁南抗日义勇总队司令员张光忠、政委李乐平为加强滕东共产党的领导，派熟悉情况的李子成返回滕东开展工作，命其与王丹墀联系，发展党的组织，适时建立县委。李子成回滕东后,与王丹墀一道研究了贯彻落实领导人指示的活动措施，并拟定建立县委的事宜。
  1939年1月的一天，寒风嗖嗖，天气阴冷，可是在大赵庄李子成家南屋里却温暖如春，中共滕县县委成立会议正在这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王丹墀、李子成、朱绍庭、生碧泉、马奉莪5名党员。县委直属鲁南特委领导。书记是组织决定的，由王丹墀担任;各部部长是经大家商讨确定的。会议分析了形势，研究了今后的任务。
  县委成立之初困难重重。如何在日、伪、顽严密统治地区立稳脚根，发展组织，壮大力量，这是王丹墀夜不能寐考虑的问题。基于这一点，他制定了“动员群众，发展组织，组织武装，做好统战工作，开展对敌斗争”的政治路线，为今后全县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
  王丹墀深知,宣传发动群众，使人民群众同心同德跟随共产党干革命，是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为此,他带头深入到驳山头、魏庄、沂河等村进行宣传、说服群众，使广大群众克服因义勇队东撤而产生怕敌人报复的思想。经过他做工作,有不少群众开始觉悟，秘密地协助共产党组织散发传单，搜集情报，做中间势力的转化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
  驳山头村的王大娘(即张勇)就是王丹墀最早动员出来参加革命的人员之一。组织安排她任地下交通员，她出色地完成任务。当时鲁南特委道会门科长丁一住在驳山头村，协助县委工作。一次，日伪军大“扫荡”，丁一处境危险。正在危急关头，王大娘急中生智，叫丁一头顶毛巾，男扮女装，到天主教堂里跪着念经，躲过了敌人的搜捕。王大娘这种大智大勇的举动，至今被滕州人民传为佳话。
  广大群众被广泛发动起来之后，王丹墀要求组织部门从各村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扩大共产党的队伍。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共产党员由原来10余人，发展到60余人;党支部由原来1个，发展到7个，基本做到了村村有党员，大村有支部。共产党组织的空前发展，为开展各项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王丹墀懂得，在敌后开展工作如没有武装作后盾是站不住脚的。为此，他提出建立一支自己的队伍的主张。没枪支，他号召为抗日“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经过县委成员深入细致地工作，很快就搞到了五六十支枪，仅在驳山头村就搞到了40支。就这样，一个有50多人的“滕县人民抗日自卫队”组建起来了。自卫队在站岗放哨、打击敌人的破坏及小股日伪的进山侵扰活动、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秋，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来到鲁南。王丹墀代表县委与一一五师取得联系并共同谋划了消灭滕东土顽的军事行动。在滕县人民的支持下，军地相互配合,打开了文王峪，吓开了东江，消灭了在滕东为非作歹的土顽分子，使滕东出现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接着，王丹墀抓住有利时机，在山亭和羊庄相继建立了滕县第三区办事处及滕县第二区区公所。区政权的建立，使祖祖辈辈当牛做马的两个区的人民当家做了主人。
  滕东飞速发展的革命斗争形势使滕县城的日伪军惶惶不安。敌人经过一番密谋后，滕县日伪宪兵队遂将王丹墀的父亲、妻子、弟弟等五人“请”进宪兵队作“人质”，迫使王丹墀就范，借以达到瓦解滕县县委，扼杀革命力量之目的。对于敌人的卑鄙伎俩，王丹墀十分气愤，思想也很矛盾,要想使亲人安然无恙脱离险境，除非自己放弃信仰撂挑子，那样就会使更多的人们重遭敌人的蹂躏……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毅然作出了“抗战到底，杀了我一家也不回去”的抉择，并把这句话写到纸上转交敌人。同时他捎口信告知家人，干革命“忠”、“孝”不能两全，请亲人多多保重吧！敌人的如意算盘终未能实现，但也没敢对王丹墀的家人下毒手。他们认为,一旦杀了他的亲人，那就彻底消除了王丹墀的后顾之忧,更坚定他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不如留着“人质”放长线逮大鱼。后经各方面的营救，王丹墀的亲人才脱离虎口。
  1940年底，王丹墀调鲁南专员公署战时邮政局任局长。从此，他在邮政邮电战线上一干就是40余年，为我国的邮电事业的创立、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我们在湖北省邮电管理局座谈时，该他却说:“同我一起干革命的那些人，什么都局老干部处的吕处长讲:“王老(指王丹墀)在没得到就死去了，比比他们，我这就知足了!”省邮电管理局机关内德髙望重，有口皆碑。直到现在，他还是享受副厅待遇。
  他不为名，不为利，只为着工作。”吕处长深情1983年，王丹墀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地讲述了这样一件鲜为人知的动人事情：不顾高龄体弱，积极撰写回忆录，修改党史资1974年秋，因“文化大革命”停职多年的料。他把当义勇队战士时用过的补丁摞补丁武汉邮电学院党委书记王丹墀，给时任邮电的老粗布印花被子赠给滕州党史办，用于加部部长的王子纲写信，要求早日工作。王部强对青少年的传统教育。他还两度战地重长阅信后很重视，就给王丹墀打电话说:“目游，到他工作过的地方看望群众及烈士后代。
  前，正厅职位置没有空缺，等有了空位就安1991年秋，在中共滕州市地方党组织建排。”王丹墀听后当即回答说:“我要求工作不立60周年之际，滕州市委党史办请王老题是为了‘官’，而是要求干事情。湖北省邮电词，他欣然应允，题词曰：管理局不是缺副局长吗？我愿意去!”无奈，滕州党史六十年，党与群众心相连。
  邮电部只好批准了他的请求。在副局长的位改革开放谱新篇，光荣传统代代传。
  置上一干就是十年，直到退休。为此事，他的（2002年7月，党组织下文明确王丹墀享受正厅家属和孩子多次嘟嚷他，“你干了三十年的正级待遇。同年11月23曰病故。）厅，退休了反而拿副厅的钱，你往上找找。”可‘隐形战线上的功臣刘峰王延忠杨军峰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有一大批英雄人物家，帮助父亲做事。在他20岁那年，向亲戚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内战，不借了一元银洋，爬上运煤炭的火车，来到上顾个人安危，隐姓埋名，打入敌人内部，在极海。
  其险恶的环境中从事地下工作，为从内部瓦初到上海，举目无亲，流浪街头，后遇老解敌人，配合我军行动，取得全国解放做出了乡帮忙，进人日本人开办的纱厂做苦工，曰本不可磨灭的贡献。原中共上海市南市区政协资本家根本不把中国劳工当人待，工人们不主席刘峰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仅出的是牛马力，而且稍有一点不如他们的刘峰，原名刘清溪，1911年3月6日出生意，便会遭到工头的毒打，每当这个时候，血于滕州市大坞镇和福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气方刚的刘峰便会挺身而出，团结工友们与年幼时由于生活困难，他父亲便带着全家人资本家进行斗争。当时纱厂里已经有了我党逃荒到了济宁，靠做小生意，维持生活。虽然的地下党员，这些共产党人看到刘峰不仅有挣的钱不多，有远见的父亲还是把刘峰送到文化，而且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就有意与刘私塾去读书，后因家庭拮据,不得不綴学回峰接触，同他促膝交谈,启发他的阶级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考验，刘峰于1938年5月20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一.生追求的革命生涯。
  在党组织的领导和教育下，刘峰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有“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使他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有了这种理想信念的刘峰，在从事地下工作中，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他都能经得起党的考验,默默无闻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工作着。在纱厂，他广泛地向工人们宣传革命道理，带领工友们与资本家进行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后因被视为反对资方而被纱厂开除，失去生活来源的刘峰。为维持生计,根据巡捕房招人广告，报名进入巡捕房当巡捕，并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
  1939年，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地下共产党组织大多数已被破坏，中共中央及时派刘晓同志来上海重建地下党组织，刘峰与刘晓接上关系后，他以巡捕的身份作掩护，积极配合刘晓开展工作，在警察局内部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地下党组织。由于他与外界接触频繁，引起了巡捕房的不满，以“不要多事生非” 为由，将其开除，失去了工作，生活万分艰难。在当时，地下党的活动根本没有活动经费，更谈不上什么报酬。为继续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他便与其它四名地下党员组合在一起靠拣煤渣、做小生意维持生活，同时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后来在党组织的指示和安排下,他与其它同志在上海杨树浦开办了一家炒货店，以此为掩护来开展地下工作，一来作为情报联络点，二来所赚的钱作为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凡被暴露的地下中共党员，护送到解放区的费用，基本由店里支付。到了1945年，在巡捕房内原有10名地下党员的基础上，我地下党在警察局内部的力量逐步壮大起来，不仅建立了上海警察系统地下党的领导机构——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而且建立了地下党支部19个，发展党员500余名，刘峰先后担任了地下党组织的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上海市警察系统地下党委(警委)组织委员、党委副书记等职务。在这期间，作为中共警委副书记的刘峰，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的直接领导下,使地下党的工作同敌人心脏内部的工作结合起来。在刘峰和“警委”其它同志的领导下，500余名地下党员，在敌人内部广泛开展了各项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反共、反人民，实行残暴的法西斯统治的需要，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在刑事警察处内，成立了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和控制警察内部人员的调查科。“警委”获得这一可靠情报后，为了保护革命同志，决定设法派我方人员打入调查科内部。通过综合考虑，刘峰决定派虹口分局的地下党员刘震东打入敌人内部，刘震东也不负众望，在巧妙地打入调查科内部并委以重任后，经常将一些重要情报向党组织汇报，为我党开展工作赢得了主动权。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上海市和上海人民的安全危在旦夕。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分子在败退前为非作歹、疯狂破坏，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分化瓦解敌人。上海“警委”决定对敌人进行“政治攻心”,有针对性地向敌人发出2000封印有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的警告信，刘峰与“警委”的其它几位同志一道紧张地刻印了3个昼夜，并在三天内将2000封警告信全部寄出。警告信严正指出：你(指收信者)要按照《约法八章》各按职守，保护好机关物资档案，立功自赎，听候接管处理，如继续破坏捣乱，为非作歹，定不宽待……警告信象一颗颗重磅炸弹，吓得敌人丧魂落魄，心惊胆颤，起到了预期的“攻心”效果。一些原来准备负隅顽抗、滋事生非的人不得不想着为自己留条后路，对自己的破坏活动有所收敛。而另一部分等待观望时局发展的人，则象吃了颗“定心丸”，争取立功赎罪,得到我党的宽大处理。同年5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上海，上海解放指日可待，而被关押在上海监狱里的50名共产党员的生命危在旦夕。5月17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突然下达密令，要典狱长迅速将“政治犯”移送定海及舟山群岛羁押。刘峰以及“警委”的同志们得到这一情报后，感觉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们根据市委的指示，紧急研究并实施了一整套保护、营救受难同志的方案，一方面通过我地下工作者向被关押的同志传达市委“积极开展狱中斗争” 的指示,另一方面通过各方面关系千方百计策反所在监狱的典狱长以及看守，让他们认清形势，动员他们弃暗投明，最后终于在上海解放的前三天将置于敌人枪口之下的50名同志全部营救出狱。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在军管会领导下，刘峰与其他同志一起开始了上海警察系统的接管工作，确保了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建国后,刘峰先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处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区委常委、政法部长，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等职务。他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就是这么一位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立过大功的功臣。在“文革”中也劫难难逃，被扣上“叛徒”、“特务”等黑帽子，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牛棚，受迫害长达四年之久。“文革”结束，才恢复了工作，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委委员、区革委会副主任、区委副书记、区第五届政协主席。1983年离休。2000年6月15日，刘峰同志因病逝世，享年90岁。
  华东战斗英雄丁玉吉王延忠鞠忠武在南京军区舟_要塞军史陈列馆的战斗英雄榜里，有一位英俊年轻的排长照片特别引人注目。这位排长便是当年华东野战军陈毅军长亲自授奖的华东二级人民英雄奖章获得者、甲等战斗英雄丁玉吉。
  丁玉吉，滕州市西岗镇丁堂村人，1926年出生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幼失去双亲，由哥嫂抚养。少时，土匪抢劫过他的家；青年时，日本鬼子又侵占了他的家乡。目睹日本鬼子烧杀掠夺的野蛮行径，国恨家仇常常涌上心头，他义愤填膺，不能自已。1944年8月，八路军解放了丁堂村，他便积极要求入伍，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18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爱憎分明，雷厉风行，打起仗来机智勇猛。在1945年8月攻打滕县闫村战斗中，他率先打通地道，.钻进鲁南顽匪的老窠,探明了敌人火力分布的情况。在1945年12月13日滕县城战斗中，他和战友们在排长的带领下，5分钟即突进北关，端起刺刀与守城的敌人混战在一起，伶俐敏捷，竟一连刺倒5个敌人，吓得敌人驳头而回。滕县城战斗胜利后，在滕县城北部的马场村，丁玉吉光荣地加入共产党，并提拔为班长。
  战争年代，丁玉吉先后参加大小战役100多次,最使他永生难忘战役有三次：1946年，攻下枣庄后，丁玉吉所在部队于8月1日由宿羊山出发，经过连续6天的行军,来到了皖北的泗州城下。由于连日暴雨，城外已是一片汪洋，城河的水齐腰深。8月7日夜，随着一声炮响，泗州之战打响了。丁玉吉所在的“尖刀排”,在老排长郭继胜的指挥下，丁玉吉带着全班战士像出弦的利箭，直射泗州城的西北门。这时,敌人的机关枪在拼命扫射。丁玉吉借着火光一看，原来城墙上有个碉堡正在吐着火舌，他对着碉堡就是一梭子，接着又对准碉堡的射击孔扔进去一个冒烟的手榴弹。扫平障碍后，丁玉吉和战友们向城里冲去。此时天近拂晓，国民党派来了增援部队并有4架飞机作掩护，里应外合，以10倍的兵力进行反扑。冲进城里的部队陷入重围，战士们拼死突围，丁玉吉所在的一连牺牲近100人，丁玉吉身上7处受伤，和几名战友冲了出来……1947年4月24日黄昏，天下着细雨，丁玉吉所在的8师24团到达了泰安城郊。部队驻扎完毕，已升任2排排长的丁玉吉就爬到敌人的鹿砦前，仔细侦察起敌情来。战斗打响后，丁玉吉带领2排和5排、3排一起，边打边冲，竟一连冲破守敌6道防线，一口气冲进了泰安城西门下的护城河边。更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城门西侧和城墙上的敌人机枪一齐向我阵地射来。阵地上硝烟滚滚，数百名敌人端着刺刀，嗷嗷叫着反扑过来。当敌人离阵地还有30多米的时候，丁玉吉迅速的举起手抢打倒敌人指挥官，顿时敌人乱成一片，接着指挥全排冲了上去，吓得敌人全部缴枪投降。
  丁玉吉打起仗来机智勇敢。他曾用烂棉袄俘虏了一个地堡的7个敌人:泰安城内，到处是敌人的地堡，他们与敌人展开了一街一巷的争夺。打着打着，丁玉吉的枪忽然哑了，原来子弹打光了。他一摸身上，一颗手榴弹也没有了，怎么办？他急中生智，立即脱下身上的烂棉袄，包上2块砖头，用绷带缠好后，扔进了一个地堡，吓得里面的7个敌人全都举了手。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敌人反应过来，丁玉吉又抢过了敌人扔下的枪……战斗胜利后，丁玉吉和他排的8名战士被授予乙等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1948年6月18日，丁玉吉所在的华东野战军三纵队、八纵队对开封发起猛烈的进攻。开封市西北角有一处古建筑——古龙亭，亭左是潘家湖,亭右是杨家湖，两湖只有一条路通向龙亭。龙亭上下和附近地堡里，有数不清的枪眼控制着龙亭内外要道。首长决定，丁玉吉所在的连担任主攻龙亭开道任务。为避免严重伤亡，首长又决定1排掩护、3排从后面偷袭，丁玉吉带领2排正面进攻。当爆破手熊少南炸掉地堡光荣牺牲时，丁玉吉带领2排战士飞一样冲向龙亭大门。这时，守护大门的敌人也疯红了眼，冲出来与2排战士展开了搏斗。“轰”只听一声响，丁玉吉突然觉得眼前一黑，被气浪掀翻在地上。他觉得腿像被什么撕了一下，一阵头晕,伸手一摸，原来，一条腿被炸断了。他咬咬牙，艰难地爬起来。这时，连指导员来到他身边，一看他的腿被炸断了,立即给他包扎好伤口，安排通讯员把他背了下去……可是，丁玉吉坚决不同意，咬着牙说:“我不下去，只要还有一口气，还能拿枪，我就打……”这次战役,丁玉吉被华东野战军评为甲等战斗英雄，陈毅同志亲自授予华东二级人民英雄奖章。建国后，丁玉吉以甲等一级残疾军人转业到家乡滕县工作。先后任滕县运输公司指导员、竹器厂党支部书记、济宁专署王开肺结核防治院院长。他不居功、不自傲，对工作兢棘业业，一丝不苟。工作之余，还跛着一条腿，到处给人们做革命传统报告。他常说: “想想牺牲的战友们，活着就是幸福,就要干好工作!”1976年7月19日，因病去世，享年50岁。
  墨家传人张知寒李广星墨子名翟,约生于公元前480年,约卒于公元前390年，春秋战国之际鲁之小邾国(今滕州市境内）人，墨家学派始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学贯文理、注重实践、百科全书式的平民圣人。
  张知寒原名张振衡，生于公元1928年，卒于公元1998年，山东省滕州市龙阳镇人,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是中国当代很有影响的教育家和墨家传人，也是一位学贯古今、注重实践、品行高尚的布衣大师。
  墨子不可能知道2300多年之后的张知寒，为弘扬墨学而“跑掉了裤子，跑断了肠子, 跑掉了肺，跑坏了肝，跑断了腿”。
  张知寒不仅知道2300多年之前的墨子, 而且对墨子非常敬佩，心甘情愿地为宣传墨子、弘扬墨学而献身。
  张知寒与墨子结下不解之缘，通过时间的隧道进行对话，他们心心相印。可以说，墨子精神影响、培育了张知寒，张知寒为弘扬墨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知寒为何要为传播墨学献身？水有源、树有根，这要从头说起。
  张知寒教授是滕州龙山前顾家庙村“旗杆门”的后人，是那一带的名门望族,传到他的父辈，已失去昔日的光辉。他自来到这个世界，就没有一个像样的家。1928年10月，他诞生在逃难的亲戚家中。1938年春，日寇烧光了他的村庄、家院与学堂，从此饱受亡国奴的屈辱。1946年，他参加了革命，从事秘密工作。1947年春，国民党徐州军警下令通缉他，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他隐蔽起来，把他的原名张振衡改为张知寒,取其不要忘本、像松柏那样战胜严寒、迎接春天之意。谁知“知寒”二字却成了他一生的真实写照，尝尽了人间的风雪严寒。那年春天，国民党滕县政府派兵抄了他的家。此后不久，全家8口先后去世5人，仅剩下老母、弱弟和知寒。这对知寒简直是灭顶之灾，但他却咬紧牙关，掩埋好亲人，继续走上革命的征途。1948年冬，共产党组织送他到华东大学深造，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尚未结业，他又奉命于1949年春随军南下，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之后进人杭州，任华东空军司令部机械大队分队长，并加人中国共产党。1950年夏，他在军训中为抢救战友而不幸负伤，转业到山东省滋阳县任文教助理员。从此，他结束了驾雄鹰、御长空的将军之梦。1952年12月，知寒在王开医院疗养期间，经院长赵林介绍，与护士徐淑梅结为夫妻，在近半个世纪的生活中，编织成令人钦佩赞美的“寒梅图”。张知寒教授从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病好之后又继续编织人生之梦：以陶行知为榜样，当一个人民教育家。为此决心到大学读书，于1954年夏考人山东大学历史系，从师于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童书业、杨向奎、王仲荦、赵俪生等著名教授。他如鱼得水，在知识的海洋里吸取养分，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在历史系是享受调干助学金最高的学生，加上稿费,经济上稍好于部分同学，经常慷慨解囊，帮助困难同学，被评为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1955年夏，知寒利用回家休假之机，进行社会调查，在滕县城东岗上村发现了一处古文化遗址。这一发现不仅引起山大师生的注意，而且也引起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关注。郭老亲笔写信，给他以热情的鼓励。山大历史系刘敦愿先生率考古队到岗上村实地发掘，充分证实了这个遗址在考古学上的重要价值。从此，知寒发现的山东省第一个彩陶遗址，揭开了大汶口文化的第一页，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正当他事业有成即将毕业之际，不幸的遭遇又降临到他的身上。1958年2月18日，张知寒被青岛市公安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关押16个月后,“不以历史反革命论处”，却以“借党整风之机，策动爪牙疯狂向党进攻，定为右派”，被送到王村劳动教养所劳动改造。从天之骄子到阶下囚，这对他是多么残酷沉重的打击。他的不幸株连到岗上彩陶文化，被取消了作为一种独特文化命名的资格，“岗上文化”被后来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所取代。
  他的夫人徐淑梅多次谈起那段痛苦日子:“4年的牢狱、劳教，没有改变知寒的性格和信仰，他从没间断上诉，虽都石沉大海，但他相信共产党。那些年,我每月46元工资，除了一家7口的生活费，还要省下钱去看望他。没有办法,我们就吃树叶、谷糠、野菜、白菜帮，撒点盐就着吃。生活再苦也能受，最难的是政治压力。有些人歧视我们，劝我与他离婚，划清界限，但我了解他，知寒是好人，绝不是坏人。”知寒教授劳教回家之后，没有工作和工资，但不悲观，不消沉，不能搞史学研究就改行研究医学。他凭着深厚的古文功底，超人的奋进精神，借鉴堂兄张振荣的经验,很快就弄通中医的理、法、方、药，尤其对中医妇科及中医史，更有独到的见解。“文革”期间，他在挨斗受批的间隙，仍坚持义务为群众看病，协助刘子衡先生编写《回忆录》,撰写医学方面的论文，出版了专著《妇科识要》。
  1978年，张知寒教授的冤案得到平反，又来到山东大学,张维华、王仲荦等老教授与他抱头大哭。蒙冤20年的优秀学子又回到母校的怀抱、老师的身边，怎不令人悲喜交加、泪流满面。当时省中医学院恳请知寒去工作，但老先生们却坚持要他回山大。王仲荦先生说:“山大对不起你，耽误20年，如不能教学，就干点其它事，把你养起来也应该。” 张维华先生说:“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你哪里都不要去，就回山大，干个样给他们看看。”刘敦愿先生说:“知寒你能行，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他在老师们的鼓励下，谢辞了医学院的邀请，毅然走上山东大学的讲坛。他凭着深厚的国学和扎实的古文基础，凭着一腔热血和激情，凭着对学生的真心和爱心，凭着争口浩然正气的凌云壮志，凭着自己的刻苦努力，终于赢得了同学们的掌声和信赖，赢得了领导者和老师们的好评和认可。他笑了，他流泪了，他用人品、真情、知识、爱心体现了自我价值。从1978年重返山东大学，到1988年按规定离休，10年间他从讲师、副教授、教授，一步一个台阶;他从班主任、优秀教师、全国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到山东省和全国教育工会委员，一步一个脚印。他以深厚的国学根底、非凡的记忆力、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在历史文献学、儒学、史学史、医学史、方志学诸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对前辈师长执礼甚恭，他对晚辈学子呵护有加，他的八千弟子遍布世界各地，他对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知寒教授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虽然很大，但远不如他开创的墨学研究事业灿烂辉煌。国内外广大墨学专家、学者和有关领导人普遍认为他在弘扬墨学上主要有四大贡献：一、墨子本是滕州人。张知寒教授早在50年代初，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童书业先生对他说:“墨子应该是你们滕县人。你查查看!”后因被错划为右派，长达20年不能搞学术研究，墨子的里籍问题也就搁置起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科学的春天重降神州，他下定决心完成童先生的遗愿，把墨子的里籍弄清。因为绝大多数学者说墨子是鲁国人,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宋国人，所以他将春秋和战国初期这两个国家所辖地区的20多部县市史志，统统翻阅了一遍，最后才在滕州市境内查到墨子的里籍，于是在《山东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墨子里籍新探》的论文，提出 “墨子里籍在今之滕州”的论点。这篇论文获得杨向奎、张岱年、任继愈等教授的赞同。知寒教授关于“墨子本是滕州人”的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从墨子的身世来看，墨子应是滕州人。早在本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就提出，“近人以墨姓多不见，对于墨子的姓氏祖籍等起了很多的猜测。我们认为，墨确是他的真姓氏，而且从这个姓上，可知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公族”。古代的“目夷”，原为商族所建的同姓方国，后变为小邾国的领地。
  “目夷”在什么地方？晋代著名《左传》专家杜预，在《左传》襄公四年条下注日：“狐骀，邾地，鲁国蕃县东南有目夷亭。”春秋时小邾国是宋国的附庸,所以宋襄公把他的侄子封在目夷，称之为目夷子。有人说墨子是宋国人，当然也是可以的。根据《春秋•左传》的记载：昭公三十一年有个叫墨肱的人，带着古“目夷”这个地方投奔了鲁国，此地变成了鲁国的下邑。因而墨子也应是鲁国人。“目夷”以及小邾国都在今之滕州境内，所以说“墨子应为滕州人”。
  第二，从学术渊源上看墨子也应是滕州人。知寒教授曾写过一篇《邾娄文化与儒墨》的论文，提出孔、墨都是“邾娄文化”的传人。“邾娄文化”即“东夷文化”的代称，所以说 “邾”即“夷”。“仁学”、“人学”、“夷学”实即 “邾娄之学”。儒墨都源于“邾娄之学”。如儒墨俱崇实际，俱贵人事，俱主有为，俱以止战、息兵、安民为目的，力行为手段，他们济世利人的精神完全一致。韩愈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说明孔墨两家同属古代东方文化区。如他们不生活在“部（邾)鲁文化”区,就很难培养出讲“仁爱”或“兼爱”为主旨，以利他为主旨的孔墨思想。因为当时的几个著名文化区，还都不具备培养高水平人才的社会条件。如 “荆楚文化区”的学者们，多强调以个人为本位，对人伦日用、政治生活常报以轻蔑态度，楚狂、接舆等人就是其中典型代表。在这种文化区里是不会产生“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的思想家。“燕晋文化区”的人是“重死轻生”、“死而无厌”的，所以说“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这里产生的历史人物多是吴起、商鞅、韩非、苏秦、张仪、荆轲、聂政一类的。在这里是培养不出正直与利他的墨家思想的。“戎秦文化区”更不行，戎秦文化是“轻王而重霸”，“贵权顺，高诈力”，“重耕战,轻德义”的。司马迁曾说过:“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所以也培养不出“兼爱”、“非攻”和“爱人知己”的思想家。
  第三，从科技发展的渊源上来看,墨子应是滕州人。如墨子不出生在邹鲁地区，也不能取得那么高的科学成就。当代著名学者王献唐一再指出：“春秋战国之间，科技最先进的地区首推邹鲁。”方授楚先生也说:“邹鲁地区，其俗喜学术，好技艺，颇似希腊之雅典。明乎此种之环境关系，则鲁为儒术最盛之邦，又为墨学渊源之地；以技巧言,输之攻，墨之守，乃同出于鲁人;则不恍然知其故矣。”根据王献唐等专家的考证，我国古代先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器物多是邾娄地区的先民首先发明的。最重要的“舟”和“车”也为此地先民奚仲父子所首创。墨子和鲁班都是“邾娄文化”培养的能工巧匠和杰出的科学家。当时的楚、越、齐、晋四个大国的工业水平落后于邹鲁。如楚国打败鲁国后，向鲁国索取三百多名技术人员，晋国就连日用玩好等工业产品都靠鲁国供应，越、齐等国也不断来鲁招聘工匠。这都说明，当时的四大强国都还不具备培养髙技术人才的条件。因此说墨子和鲁班等,只能产于邹鲁地区。
  第四，从当时人们的习俗和这个地区保存的遗址遗迹来看，墨子应是滕州人。墨子生长于邾娄，服其乡人之服，以证从夷之谊。三邾地区，自古就有爱鸟、敬鸟的习俗，这里的居民，把“玄鸟”视为祖先。墨子之所以以 “翟”为名，就是因为“翟”乃凤凰的别名，而凤凰又为“玄鸟”衍化而来。他用“翟”为名，是表示他乃商族后裔，即小邾一带的遗民。
  此外，在今之滕州境内，尚有不少与墨子有关的遗址遗迹。如西南部微山岛上有“目夷子墓”，为墨子先祖之坟;西北部的“染山”，相传墨子曾在此观染而得名，今有染山庙及碑刻为证。东南部有目夷山、夷河以及“目夷亭”等等。近几年出土的文物有铜器“目夷戈”等，这都说明墨子应是滕州人。西汉时期的名著《淮南子》里面曾说“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淮南子》是有许多墨者直接撰写的。他们说儒墨为“部鲁之士”要比任何人的说法都可靠。
  总之，不管说他是鲁人也好，宋人也好，齐人也好，其具体地址都是古代的小邾国，所以知寒教授坚信墨子的里籍应在今之滕州。
  二、复兴墨学奠基人。知寒教授关于“墨子里籍在滕州”的结论，得到了学术界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也是墨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以此为契机，他拉开了复兴墨学的帷幕。
  那是1988年6月中旬，骄阳似火，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正在滕州热烈评议新编的《滕县志》稿，知寒教授慷慨激昂地说：“新编《滕县志》很有价值，我同意以上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需要补充的是应为墨子立传。”他从墨子的身世、思想学术渊源、风俗民情、遗址遗迹、出土文物和前辈专家论证等方面，说明墨子故里就在滕州市木石一带。他的发言得到与会专家学者和省、市领导人的赞同。会议之后，史志办主任李广星把有关墨子是滕州人的资料编入《滕县志》,为墨子这位“历史游子在滕州安家落户”。
  1989年5月，张知寒又回到滕州，与市委书记徐广景、市长王裕安商量，如何开展墨子研究、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大事。徐书记、王市长表示大力支持，并安排孟昭泰副部长、李广星主任负责筹备成立研究机构。后因市委、市政府换届，徐书记、王市长调离滕州等多种原因而中止。
  1990年10月，张知寒给滕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良志写信，询问墨子研究之事。郭主任把信转给了市委书记林兆义。林书记从信中看到了一位离休教授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献身家乡建设的精神，看到了墨子研究的伟大意义，决定邀请他来滕共商墨学复兴大计。12月29日下午3时，晴空万里,滕州市机关招待所南一楼会议室内，山东大学和滕州市的领导人、专家学者近百人欢聚一堂，成立了山东大学、滕州市墨子研究中心，知寒教授是副主任兼秘书长。这次会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知寒教授经过两年的游说，终于感动了 “上帝”,创建了历史上第一个官办的墨学研究领导机构。从此之后，他继续发扬墨子“上说下教”、“遍从人而说之”、“强聒而不舍”的精神摩顶放踵”、“利墨学而为之”,用高尚的人格魅力、高超的游说艺术、锲而不舍的奋进精神、愚公移山的坚强意志，不断地去争取各级领导人的重视支持，不断地去争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心支助，不断地去感化影响不同意见甚至偏见者,不断地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的理解与赞助。因此，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身影、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智慧精神。人们至今传颂着他为弘扬墨学“跑掉了裤子”、“跑断了肠子”、“跑掉了肺”、“跑坏了肝”、“跑断了腿”的动人事迹。
  “跑掉了裤子”发生在南京之行。那是1991年3月6日7时,李广星陪同知寒教授去南京大学看望原校长匡亚明教授，邀请他6月上旬赴滕参加首届全国墨子学术研讨会。晚7时到达南京,潘群教授安排他们住在金川饭店。第二天，他们去匡老家，向匡老汇报了山大与滕州联合开展墨子研究的情况。匡老听后很高兴，赞成知寒教授的观点，同意参加今年在滕州召开的会议，愿意当墨子研究中心的顾问。之后，又拜访了几位墨学专家。3月8日，他们驱车离开南京，前往扬州访问有关学者。3月9日早晨,告别扬州回滕，途中他忽然说:“毁了,我的线裤忘在南京的旅馆。这可糟了，老徐刚给我织好，才穿了一天。那天晚上睡觉，我嫌枕头低，就把线裤叠起来放在枕头下，起来穿衣时忘了，身上感到冷，认为外边下雨太凉，就没想到线裤。人老了，就是不行，心里想着见匡老，别的就忘了。”知寒教授又幽默地说:“广星，用咱滕县话说,我为墨子跑掉了裤子。”广星说：“老师，墨子止楚攻宋，把鞋跑掉了;你老为弘扬墨子，把裤子跑掉了。这很有意思。”知寒教授具有超常的记忆力，不是健忘者,只因为全身心投入到弘扬墨学的事业中，才不计小节，出现这样的趣事。
  如果说“跑掉了裤子”展现了知寒教授对墨学事业的执著，那么“跑断了肠子”则体现了他对墨学事业的献身。他全身心地弘扬墨学，却忽略了身体保健，自认为深通医道，自我感觉良好，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一心想把蒙冤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早日实现墨学事业的历史性突破，不惜身体，拼命工作，出现了重大失误，给可恶的病魔以可乘之机，向他发起突然袭击。1992年10月，首届墨学国际研讨会结束之后，他感到身体不适,大家劝他到医院检查治疗，他却一笑了之，继续为弘扬墨学拼搏。直到1993年春发现大便有血，山大医院下令叫他去省立二院复查,他才勉强同意治疗。复查出肠癌，大家惊呆了，这怎么可能？他是好人，好人应当一生平安;他是墨学研究的旗手，正带领大家冲锋，怎么能够得病？然而病魔无情。1993年4月30日，省立二院最好的专家为他做了肠癌手术，切除了十几厘米浸染病毒的肠子。大家看望他时，他依然乐观向上，大声笑着说:“为墨子跑断肠子，值得。”知寒教授为弘扬墨学岂止是“跑断了肠子”，后又“跑掉了肺，跑坏了肝,跑断了腿”。在谈癌色变的当今世界，很多人确诊癌病后精神溃败，他面对肠癌却无所畏惧，积极配合医生手术，术后两周坚决出院，回家一边化疗，一边投人墨子研究工作。不幸的是，两年后癌毒又向他发起攻击，攻人肺部。他又向肺癌宣战，于1995年5月在省立二院做了手术，切除了肺的病变部分。他像上次那样，一边治疗，一边工作。他最关心的还是滕州墨子国际研究中心（即墨子纪念馆)的建设和墨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一再说死不了，要继续为弘扬墨学奋斗。更不幸的是一年后癌毒第三次向他猛攻，进入肝脏。他又向肝癌宣战：“来吧，没什么了不起！再开刀割去。”专家会诊后认为，前两次手术剖腹开胸，截肠切肺，这次不能再开刀手术，只有采用目前最先进的导管介人治疗法。于是，他在夫人的陪护下进京请专家做导管手术治疗。在此期间，他仍拼命地弘扬墨学。更为不幸的是，一年多之后恶毒的癌魔又向他的双腿攻击，致使他剧烈痛疼，无力行走。为了墨学，他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剧痛，与癌魔进行顽强的斗争。1997年底，他又住进省立二院，治疗期间仍念念不忘回家乡滕州，见见市领导人，面陈弘扬墨学振兴滕州大计。他自患癌病以来,以不变应万变，以墨学研究为反击癌魔进攻的精神武器，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他一直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和斗志，充满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决心，赢得了医生、护士、病友、同志们对他的尊敬。他向病魔战斗的诗篇:“威武未曾屈，癌又奈我何，豪情仍似火，天天唱凯歌”,鼓舞很多病友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天津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王学仲先生为他题词：“知寒弟为山东抗病魔之英雄，且是近代苦行励学之墨子，令我畏敬。”三、献身墨学感动人。“知寒教授弘扬墨学的执著精神感动了上帝”,社会各界人士都支持他研究墨子。党和国家领导人姜春云、费孝通等先生,在百忙中挤时间参加知寒教授主持的墨学国际研讨会，接见与会专家学者，发表重要讲话，接受中国墨子学会的名誉职务，为学会及墨子研究题词,为大型墨子铜像揭幕。山东省领导人赵志浩、韩喜凯、苗枫林、董凤基、王玉玺、王玉中等，对知寒教授开创的墨学事业非常重视，拨出专款支持墨学研究。滕州籍在外地工作的李景上将、李继耐政委、杨斯德部长、商景才主席、王学仲教授、朱传築教授等领导人和专家，钦佩赞扬知寒教授对家乡的无私奉献，大力支持知寒教授为振兴中华、弘扬墨学所开创的事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亲自到知寒教授家中看望，出席他主持的第三届墨学国际研讨会，发表了重要讲话: “张知寒教授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我被他的精神感动了。我从未参加过学术研讨会，这是第一次。所以我对他介绍的墨子的思想和他对墨学的贡献，很受感动。”在他病重期间，吴官正从百忙中挤出时间亲自到医院看望，后又派秘书到医院探视，并亲笔写信问候，关心他的健康和墨子研究。
  杨向奎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著名墨学大师。他最早赞同知寒教授的“墨子故里滕州说”,坚决支持他发起研究墨学，不顾80多岁高龄和路途辛劳，参加每次墨子研究的会议，高度评价知寒教授为墨学研究做出的不朽贡献:“先秦墨子显学传, 两汉以后儒为先。而今墨学重奋起，赖有教授张知寒。”作为一代大师、知寒教授的老师，在知寒教授病危之际竟然提出要为学生树碑立传。历来都是学生为老师立碑，哪有老师为学生立碑？这是不平凡的师生之情，也是对知寒教授最高的奖赏。
  蔡尚思先生是复旦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墨学大师。他是近现代史上读书最多的学者，不顾90多岁高龄，亲赴滕州参加首届墨学国际研讨会，高兴地与墨子铜像合影留念。1997年春，蔡教授真诚地对李广星说:“研究墨子，张知寒教授不如我;组织发动、宣传墨学，我不如张知寒教授。张知寒是优秀的墨学社会活动家。”他又亲笔题词:“张知寒同志富有墨子精神，值得人们学习。”任继愈先生是国家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哲学家。他高度赞扬知寒教授是“当代的墨子”。美国宾州大学资深教授、中美精神心理研究所所长李绍昆先生，不远万里，三次来到滕州市,共同弘扬墨学，还邀请知寒教授去美国访问、讲学，并为他买好了机票。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张岱年、孙中原、张尚德、王赞源、史墨卿、马光汉、李云九等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书，支持知寒教授的崇高事业。
  山东大学、滕州市的领导人和专家学者，为张知寒教授开展墨学研究提供方便，大力支持他在滕州这块土地上兴建墨学研究和纪念墨子的文化大厦。滕州百万人民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理解、关心和支持，其中退休教师黄众章先生硬是从微薄的养老金中捐出1000元,作为墨子研究基金;他们为有知寒教授这样无限热爱家乡、全心全意建设滕州的墨家传人而骄傲自豪。他为滕州扬名，他为祖国争光，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贡献与业绩。
  知寒教授感动的人太多，有领导人，也有群众;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的认识，有的未曾见面……他曾多次对李广星说:“心诚则灵。墨学研究事业能取得这样大的成果，都是这些‘上帝’支持的结果;我能有今天，永远感谢这些‘上帝’。”四、墨研成果鼓励人。近10年来，知寒教授从事墨学研究工作，无论春夏秋冬，无论东西南北，到处奔波“上说下教”宣传墨学，用真情感动了一个又一个“上帝”，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研究墨学的高潮，用血汗筑起了墨学研究的大厦。10年来，他先后推动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由政府主办的墨学研究部门：山东大学、滕州市墨子研究中心;先后主持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民间墨学研究机构：中国墨子学会、山东墨子基金会。这标志着墨学研究再不是一盘散沙、群龙无首，进入有组织、有领导、有章程的新阶段。10年来，他先后主办了一次全国、三次国际墨学研讨会，每次大会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效果之好，在我国墨学史上都是空前的，它标志着墨学长期被冷落的历史已经结束，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10年来，他建议、协助滕州市兴建了墨子国际研究中心、墨子纪念馆、墨学研究展、石版《墨子》、大型墨子铜像、墨子名家题词碑廊、大型壁画《墨子圣迹图》、墨子诞生地和墨子故里碑等一系列基础工程和不朽之作，填补了多项墨学史上的空白，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为墨子建造纪念像、馆和为墨学研究者建设研究基地。
  10年来，知寒教授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挤时间赶写了《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略说墨子学说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的论文近20篇，出版了《墨子里籍考论》、《读墨余论》等论著。此外，他还主编了4集200多万字的《墨子研究论丛》，主编了一套10本100多万字的《墨学与当今世界丛书》。这些墨学研究的论著有深度与广度，影响较大。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全国各省、市、区相继出版了《墨学通论》、《墨子评传》、《墨学重光》、《中国墨家》、《墨子名言》、《墨者的智慧》、《墨子新论》、《平民圣人——墨子的故事》、《墨子》、《墨子白话今译》等各种专著100多本，发表墨学研究论文1000多篇。
  上述主要成就和成果，是知寒教授在生命的最后10年取得的，也是在与多起癌魔进行6年顽强斗争取得的，真是来之不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用血汗谱写了新时期的墨学，他是用生命奏响了复兴墨学的凯歌！但令大家悲痛万分的是，知寒教授在墨学研究事业曲折前进之际，却乘风直上九天，离开人间，离开他开创的墨学事业。
  大家知道，知寒教授不愿意离开亲人，不愿过早地告别人生，不愿离开墨学事业，担心墨学事业半途而废……他为墨学的前途命运而死不暝目，他在遗嘱中说:“《墨学与当今世界》的稿费还没发给作者，应该发给，我的不要了。要感谢吴(官正）书记、韩(喜凯）书记对墨学事业的关怀。《墨子论丛》第四集上的照片不清楚，选几张清楚的换下来。我希望墨子纪念馆永远不受侵犯,让广星写清楚，墨子纪念馆具有世界意义、现实意义、历史意义，可提高党在国内外的声望。要想法确立墨子纪念馆的地位。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无论如何要发出去……”大家知道,知寒教授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办完，他想主编一套《墨子大全》，他想把墨子搬上电影电视，他想去美国、韩国、日本弘扬墨学与和平，他想去台湾、澳门讲祖国要统一，他想回滕州走一走、看一看，把刘华清副主席题写的“墨子纪念馆”牌挂上……大家知道，他最挂心的是为之献身的墨学事业，他为墨子纪念馆而焦虑，他为墨学的发展而忧愁，他期盼着墨学研究后继有人,他盼望着家乡富裕、祖国统一、世界和平。
  知寒教授为了墨学事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一切，奉献自己的一切。正是在这种牺牲和奉献中，他创造了辉煌，获得了人生的意义和人的尊严与价值。他像一支烛、一盏灯，最后6年身患绝症，明明知道快要耗尽、熬干,仍要把自己最后的光、最后的热献给墨学、献给社会、献给人类。1998年8月16日凌晨3时45分，知寒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
  知寒教授的不幸去世，是墨子研究事业的巨大损失。他留给人民的不只是无尽的哀思，而且有催人向上的巨大动力。他开辟的墨子研究事业不会中断，大家正沿着他开辟的墨研道路继续前进。
  知寒教授是真正的墨家传人，国内外广大墨学专家、学者和有关领导人普遍认为，他的“墨子故里在滕州”的结论是墨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他把弘扬墨学与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和世界和平紧密结合，提出了墨学研究要为现实服务的新思路、新观点、新方法，为墨学复兴注人了活力与动力，引起了各级党政领导人的重视，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他是本世纪末再度复兴墨学的奠基人、组织者，是墨学复兴的纽带、灵魂，也是卓越的墨学社会活动家。
  知寒教授之所以在人生最后10年取得巨大的成就，除他个人的努力拼搏之外，最重要的得“天时、地利、人和。”即改革开放、祖国繁荣的大好形势，墨子故里党政领导人的正确决策，中央、省、市各级领导人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
  历史不会忘记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学创始人墨子，也不会忘记新中国的墨家传人张知寒0著名教授颜道岸李广星1991年6月4日，全国首届墨子学术研讨会在滕州市机关招待所隆重开幕，中国人民解放军原装甲兵技术学院训练部副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颜道岸先生作学术报告。他说:“三年以前，在滕州召开了经济和社会战略发展会议。三年后的今天，又在滕州召开了墨子学术研讨会议。这是两件大事。第一件是物质文明的问题;第二件是精神文明的问题。不到五年的时间，有这两次重要的会议，这是很不寻常的。这一次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是怎么来的呢？首先是滕州市全体人民的愿望，其次是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惠然肯来，这是我们滕州的光荣，也是对墨子学术的尊重。在半个多月前，江总书记到苏联访问,5月15日在苏联招待会的晚宴上，提出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子‘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和平主张;半个多月后，我们在滕州就召开了墨子学术研讨会，这是何等地及时啊！我们国家正在号召提倡科学、宣传科学，要推广科学。现在农业要科学，工业要科学，一切事情都要科学。而墨子是中国最早的科学家，墨子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是伟大的，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世界的瑰宝。墨子现存的自然科学发现四五十条之多。即:一些数学概念和理论19条、空间和时间5条，运动和静止2条，五行1条，找不同类物理量不能相比1条，物质不灭1条，力学和几种简单机械8条,光和影、小孔成像和球面反射镜成像理论8条，测臬影定南北方位问题2条。这些条内容丰富，都是稀世珍宝，有待我们后人的继续研究、发掘与爱护。” 颜道岸教授的报告，受到与会领导人、专家、学者的高度赞赏。他为什么对墨子如此崇敬？还要从其家世、经历说起。
  颜道岸教授1914年8月出生，滕州市洪绪镇颜楼村人。其父颜兰亭是位爱国老人，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为辛亥革命奔走呼号;北伐失败后，他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军阀混战而积极活动；抗日战争前后，他在家乡办学授课，不遗余力地动员和组织青年抗战;直到家乡沦陷，为避开日伪的搜捕，不得已流亡在外。兰亭先生博古通今，志在救国救民，不慕名利，为国事奔走，对子女注重教育，常为子女讲书，希望将来为国效力。道岸先生自幼接受家教，聪明好学，15岁考上山东济宁省立中学，毕业后又考上济南省立高中。“九•一八”事变后，他满怀爱国热情，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南京卧轨请愿，抗议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行为。193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据说是滕州市解放前考上清华大学的第二人。他在清华园，除潜心学问、发愤攻读外，还积极参加“一 •二九”救亡运动，深得师友的好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的父亲、著名算学教授杨武之先生接受他为关门弟子，亲自指导他的学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随清华大学南迁昆明，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在云南大学附中教学，一年后受杨武之教授邀请，先后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4年底，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以卓越人才挑选他调干参军，任学科带头人，历任主任教员、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深得学院院长陈赓将军的赏识。陈赓大将率领他等优秀教师参加了共和国十年大庆，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61年1月，他加人中国共产党。“文革”期间，因态度消极受到迫害。1978年，他被作为功勋教授调进北京装甲兵技术学院任教，是第一批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先后担任教授、副部长、顾问(副军职），1986年离职休养。
  颜道岸教授在长达60年的执教生涯中，忠诚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社会和军队建设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他的不少学生早已将星闪烁，统领雄兵劲旅;也有不少学生位居要津，造福于国家和人民;还有不少学生驰骋学海，硕果累累。他常为此而欣慰,但从不因此而自满。他常说，学海无涯，后生可畏，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因此，他离休并不休息，在古稀耄 (meto)耋（di6)之年，依然致力于墨学、数学、力学、兵工学和家乡的教育事业。
  人老思乡情更浓。颜道岸教授离休之后，更加思念家乡的亲友，更加关心滕州的建设。1986年，他与滕州在外工作的几位老同志一起联名给滕州的党政领导人写信，建议在滕州办一所大学，由他们义务讲课,为滕州为国家培育人才。后因客观条件限制，没能如愿，但他关心家乡教育、愿为家乡做贡献的愿望却在家乡传为美谈。办大学有困难，他就义务在洪绪镇和颜楼村办短期培训班，到卫校、中学举办专题讲座，给机关干部作形势报告。他的演讲深人浅出，逻辑性强，很受干部、学生欢迎。此外，他还大力支持家乡地方史志的编写，向县志、镇志工作人员介绍有关的资料，亲自撰写人物传记，呼吁社会各界支持编史修志，为家乡修志做了大量的工作。
  颜道岸教授晚年以主要精力研究墨子，与山东大学张知寒教授一起，为20世纪90年代墨学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坚决支持张知寒教授的“墨子里籍在滕州”的论点，先后撰写了《谈墨子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再论墨家学派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三论墨子学派在军事科学和军事工程科学上的杰出贡献》、《〈墨经〉力学规律初探》等很有价值的论文。著名墨学专家杨向奎教授对他给予高度评价：“我听老友力学专家颜道岸教授说,墨子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最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弹性力学方面的发明。我才懂得这条经文的深刻意义，同时庆贺老友颜道岸教授的科学发现。”(见《墨经数理研究》)颜道岸教授不顾高龄，参加每一次墨学会议，推动墨学事业不断前进。当墨学研究遇到困难时，他便竭尽全力地帮助解决。如19%年8月，他向枣庄市委主要领导人介绍墨子的重大成就及其弘扬墨学的伟大意义，引起了市领导人的重视，亲自安排市财政拨款10万元，作为墨子研究基金，使墨学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机。
  颜道岸教授与滕州乡亲刘子衡、张知寒志同道合，视为至交。刘子衡先生溶儒、墨、道于一体，是著名的布衣大师,颜道岸教授尊称他“刘老”，追随其后，悉听教诲。张知寒先生长于历史、精于墨学,是著名的墨家传人，道岸教授称他为弟，互相帮助，情同手足。他们三人同饮荆河水长大，同受儒墨思想的影响，都有墨子的贤达与豪放，都有墨子的“有力疾以助人,有道劝以教人，有财勉以分人” 的救世济贫的言行。他们都为家乡滕州和墨子研究，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1998年9月，颜道岸教授在《谈谈我自己》一文中说:“我退休后，任北京市力学学会理事，中国兵工学会应用力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墨子学会顾问。每年都要到外地开一两次会，还要写论文、作报告，古稀之年，也还是够忙的。好多年前，我学习了战国时期《墨子》书上的一句话，它说‘力,形之所以奋也’。我认为其内容可以与牛顿的力学定义相比。所以1947年后在清华、哈军工任教期间，讲到‘力的定义’的时候,我经常给学生介绍这一句话。学生听了，无不兴奋感动，学习带劲。我退休后，继续研究《墨子》，找到其中有些词句，竟和牛顿三定律有类似之处。去年我写成论文,在济南国际墨子学会上宣读，取得好评。如果确实是这样，那就把牛顿三定律提前两千年出现了，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啊？！在《墨子•经下》篇说：‘均之绝否，说在所均’。又说：‘均，其绝也莫绝’。这些是绳索牵引弹性理论。现在国内外学者应当从物质的宏观和微观的4均’字上下功夫，并做各种实验，来验证提高。实验如有成，也是前无古人的。墨子一书科学内容范围甚广，包括光学、力学、数学、几何学、土木工程学、机械工程学、逻辑学等等。文字艰深难读，不易理解。但愿能够多活几年，再从中获得一些新知。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健康，少运动，抽纸烟近40年，1982年得心肌梗塞病，几濒于危。1983年仍然冒险去外地参加兵工学会。1997年去济南参加国际墨子学会，又得了脑血栓，近又大好。明年还准备参加墨子学会，交流心得。”他是第一个寄会议回执、表示一定参加1999年8月18日~21日在滕州市举办的第四届墨学国际研讨会的专家。但令人悲痛的是，他于1999年3月8日不幸逝世，没能如愿到会。
  颜道岸教授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和墨学家，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国家和军队的教育事业,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墨学事业，为国防教育和墨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军事教育和墨学研究的巨大损失。李殿仁将军和贺茂之亲笔书写的挽联，代表了亲朋好友的心声。其联日：满腹经纶解惑释难吾辈终生良师，一生忠正亮节高风大众不朽揩模。
  3月10日，装甲兵技术学院、总参干休所的领导人和同事、部分亲朋好友，为颜道岸教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家乡的领导人和墨子研究中心负责人专程赴京为他送行。颜道岸教授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长眠于苍松翠柏之中。
  老战士画家渠维瑛渠维瑛，1919年出生于今滕州市皇殿岗村。1935年在济南读书，1937年考人济南中国艺专，因“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学校停办，綴学从戎，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滕县抱犊崮山区善烟的抗日工作，1938年加入共产党，从此在军队中度过了半个多世纪。自幼就喜爱艺术，在小学时在绘画方面就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同学们中崭露头角，倍受教师和同学们的赞赏。在中学时代参加了当时济南有名的齐鲁画社，随社长关松坪学习山水画，因成绩突出，中学还未毕业，就考入中国艺专。立志从事艺术事业，战争年代失去继续就学的机会，参加革命后历任宣传队长、团长、华东军区驻闽联络处处长、南京军区司令部军事交通部长、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顾问等职。抗战初期，利用油印、水彩等工具绘画进行抗日宣传，后因战争频繁，与敌人周旋于战火中，失去了绘画条件，中断了绘画艺术追求。所战斗过的山河原野，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抱犊崮秋天的红叶，微山湖盛夏的微波，天宝山春天的梨花……这些诗情画意浓郁的天然景观，在脑海中荡漾浮现，决心把这可爱的家乡胜景变成美丽的图画。共和国诞生后, 促使其艺术追求的萌动，首先注意对名家书画的收藏，继而提笔作画。1964年后结识画家、亚明、宋文治、魏紫熙、陈大羽等名家，与之交往甚密。七十年代又结识李可染、李苦蝉、关山月、黄胃等名家，使其受益匪浅，从此收藏家成为一位有绘画专长的老战士。所画作充满了对过去岁月的回忆，跃然纸上的是光辉的战斗历程和祖国的大好河山，在南京、济南、滕州举行个人画展，得到，好评。中国军事博物馆、南京博物馆、江苏艺术馆、山东美术馆以及一些国际友人，也有收藏，滕州市博物馆将其百张国画专门收藏。被收人《中国美术家大词典》，被誉为老战士画家。1996年4月1日，因病在南京逝世。
  著名铁道游击队员黄岱生黄岱生，男，1919年10月出生，滕州市城关人。原任上海卫生局副局长，是著名铁道游击队员之一。
  黄岱生6岁入小学读书，后升入滕文中学学习。1937年“七七” 事变后，鲁南大地掀起了抗日运动，10月，黄岱生怀着强烈的抗日激情,不顾家庭阻拦，在中学参加了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学生宣传队北上泗水前线进行战地宣传，由于工作出色，遂于翌年5月由张鸿仪、沈春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成立，任该总队第三大队政治干事和政治辅导员。此间为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团结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抗日做了大量工作。1942年5月至1943年5月，先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支队特派员，教导二旅五团三营副教导员。1943年5月，鲁南区党委、鲁南军区抽调军政骨干组成武装工作队充实地方抗日武装领导班子，被派遣到铁道游击队任短枪中队政治指导员，同时兼任临城特别区副区长。其间，与副大队长兼短枪中队队长王志胜密切配合，带领全队，出色地完成了护送陈毅等首长过津浦铁路的任务。在彭口闸、柴胡店等战斗中，为粉碎日伪的“偷袭”和“围剿”，掩护部队突围身先士卒，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多次立功受奖。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鲁南行署公安局侦察科、预审科科长，白彦县、峄县公安局局长。1947年在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时，奉命率领武工队配合野战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与敌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为鲁中南人民的解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建国后，黄岱生调任山东省公安厅预审科科长。1952年3月调上海市公安局先后任私营经济保卫处副处长、预审处处长、上海市镇反办公室副主任。1957年9月后先后担任上海医学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上海市卫生局党委委员，华东化工学院常务副院长、党委副书记等职。1976年后被任命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常务副院长、党委副书记,，1978年10月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1983年12月离休。离休后，为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后人，积极撰写回忆录，同时还担任《鲁南铁道大队纪实》一书的编写顾问，审阅书稿，为枣庄、滕州的党史工作付出了心血。黄岱生为人正直，廉洁奉公，热爱家乡，还把祖传的老宅二层楼房(现滕州市人民武装部院内--编者)无偿奉献给国家,受到滕州人民的赞扬。1999年8月1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
  陈仲甫传略陈仲甫（1910年8月一2001年12月26日）,滕州市级索镇东龙岗村人。1982年12月离休，离休前任中国气象科研院办公室主任，享受司局级待遇。
  陈仲甫年幼丧父，由母亲抚育成人。幼时陈仲甫受祖父的悉心管教，在家中读十年私塾，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很受母亲及祖父母的宠爱。此后，他考人山东省立第三中学 (泰安)继续学习。其间，学校当局迫害进步学生，激起公愤，陈仲甫首当其冲，带领同学们包围校方办公室并与校方评理，要求停止迫害进步学生。后来，学潮被制止，而他却被开除学籍。无奈,陈仲甫转学滕县乡师读书，1937年毕业，回龙岗教学。
  1938年3月，日寇侵占了滕县城。大敌当前，陈仲甫这位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奋起宣传抗日，进行革命活动。1939年6月他被中共滕西地下组织吸收为党员，并任东龙岗村支部书记。后又任区委书记。1940年前后，在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以教书为掩护，发动群众开展各种抗日活动。
  1942年春，我主力部队拟定来滕西开展工作，为配合部队工作，党组织决定让陈仲甫以公开面目任东龙岗村一带区长。由于情况变化，部队未来，陈任区长一事暂时搁置，但消息早已传出，滕县城的日伪军接连几次前来抓人，因躲避及时，他幸免被捉，但家产被敌人洗劫一空，他8岁的儿子端肃也惨死在敌人手里。为摆脱敌人的追捕，陈仲甫征得县委负责人李达的同意，于1942年秋转移到外地教书一年之久,因得不到李达的消息，与党中断联系。1944年麦收后，滕西形势有所好转，陈仲甫返回滕六区，正式参加工作，1945年1月重新人党。1945年8月初，鲁南主力部队对盘据在滕西闫村的土顽申宪武部发起攻击，陈仲甫受命带领六区部分民兵携带100副担架支前。他一连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冒着酷热指挥担架队运送伤员，搬运弹药，为解放闫村做出了贡献。
  1947年秋，陈仲甫调任华东荣誉军人学校指导员，淮海战役结束后，荣校迁驻江苏固镇桥，他任校部协理处副协理员兼党委副书记。1950年3月，陈仲甫调华东军区司令部气象处工作，先后任股长、大队长兼党委书记。1951年调江苏丹阳气象干部训练大队任大队长兼党委书记。1954年调北京国家气象局工作,一干近30年，先后任机关台站处副处长，中央气象研究所副所长，情报所副所长;1978年任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办公室副主任，直至离休。在气科院工作期间，陈仲甫积极贯彻、落实院党委各项决定，为加强气科院行政管理以及气科院的发展作出了积极丁志刚丁志刚（1919.5—1996.10)，滕州市人。中共党员。1938年毕业于重庆南渝中学，同年参加革命后到陕北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抗大一分校大队宣传干事、书记、文工团创作员、编审兼任党支部书记。1940年先后任八路军苏一纵队政治教导员，山东纵队鲁中军区宣传大队队长。1945年8月被派遣到徐州市做党的地下工作1948年徐州解放，历任徐州市青年学校副校长、徐州市一中校长等职。1950年调任山东省文联秘书长兼党组书记，山东省文化局副局长兼党组书记。1954年7月又调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工作，曾任副馆长、党委书记、顾问等职，并兼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副理事长、理事长、学会党组书记等职。在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委会主任时所主编的“分类法” 获国家科技一等奖，主持编制的《综合叙词表》获国家科技二等奖。1996年10月因病去世。
  马仲川马仲川（1911_1962)，滕州市滨湖镇徐楼村人。自幼勤奋好学，读私塾十年,曾在该村初级小学任教。1938年6月，在善烟抗日农民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回滕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经生碧泉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
  的贡献。离休后，仍然十分关心气象事业的发展和气象现代化建设，同时对气科院和科研业务建设、人才培养也都十分关心,并提出了不少的好建议。
  1939年3月，任中共滕西五区区委宣传委员。同年9月，任滕西县委民运部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以给地主打短工为掩护坚持地下工作。下半年，在滕西桥头组建中共滕西工委，任工委书记。1943年至1949年初，曾任鲁南军区铁道工委会委员、鲁南铁路工会副主任、鲁中南四地委党校副校长。1949年3月，任中共凫山县委副书记兼县长。1951年5月，因冤案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曾多次申诉)。后病重,保外就医。刑满后，重新安排工作。1957年9月，任山东省劳动局工资处副科长。1982年9月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马伯鸿马伯鸿（1917.12—2000.5)，原名马昭钧，滕州市滨湖镇南徐楼村人。1937年毕业于滕县乡村师范学校，1938年1月参加革命，1940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八路军战士、新四军连指导员、部队医院政治协理员，在苏北地区开展抗日活动，参加了著名的黄桥战役。1945年8月，奉命到东北接收日军投降。解放战争时期，历任127师骑兵大队政治委员、师政治部民运科长、43军留守处政治委员；参加了“四保临江”、“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广西十万大山剿匪战斗和解放海南岛等战役。由南到北，由北向南，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建国后，他先后任中共广东省电白县委书记、湛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工交部长、市委副书记、国家石油部茂名石油工业公司党委副书记。在他管辖的地区和部门，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无论是在土地改革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00年5月因病去世。由他的一生可见，他是一位廉洁奉公、刚正不阿、联系群众、勤奋工作，深受群众爱戴的好干部。
  马奉莪马奉莪(1905-1941)，原名马士章，滕州市滨湖镇西马村人。1931年从事革命活动,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中旬，日军侵占滕县，国民党滕县县长周侗混在难民群中逃出县城，投奔胡村的地主胡廷石。由胡引见，与之结识。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他根据共产党组织的指示，把正在患重病的周侗接到家中精心治疗。协商共同抗日事宜。4月16日，双方达成协议，在马村建立滕县抗日民主政府，马任县政府工作部部长兼五区区长，周侗任县长，并吸收一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参加县政府的工作。1940年夏，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7月5日，周侗背信弃义，指使张崇榴部乘五区区中队和农联战士在东盖村松林休憩之际，突然包围了区中队和农联本部，收缴了抗日组织的武器，生碧泉、颜化平等28人同时被捕，此即震惊滕县的“盖村事件”。周侗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企图劝降，均遭严词拒绝。1941年2月被周侗暗杀，时年36岁。
  朱慕唐朱慕唐(1920—1996),原名朱宗尧，曾用名何先锋，男，汉族，滕州市南沙河镇冯庄村人。出身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在羊庄小学读书。1938年3月滕县城沦陷，怀着抗日救国大志，于同年5月奔赴南塘参加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任宣传队员，1939年初加人中国共产党,5月任滕县县委武装委员。1940年2月为开展对敌斗争,县委在驳山头村成立县大队任大队长。其间，在带领县大队武装，积极宣传发动人民群众，发展武装力量打击敌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3年春新的滕县县委组成，任委员分工抓武工队工作，带领张西池、吕水田、王俊寅等人在仓沟、冯庄、朱庄一带，用枪杆子打出地盘，并建立了滕县一区区政权。各武工组在其指挥下也相继建立了基点村和游击区，为我党发展党的组织、壮大抗日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奠定了基础。1944年4月滕县民主政府在庄里成立，被选为副参议长兼任公安局长。在此期间，在县委、县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带领县公安局人员，配合正规部队，打敌寇，拔据点，破袭铁路，铲除土顽，使敌人闻风丧胆。在鲁南八师和全县人民共同努力下，继日军投降后不久，滕县城第一次获得解放。
  朱慕唐在滕县城解放后调部队工作，先后任华东军区训练处、保卫处科长。全国解放后调人海军工作，1963年任北海舰队后勤部参谋长。1979年离休，1996年因病去世。
  刘炳文刘炳文(1905—1983)，字守勰，滕州市大坞镇苗庄村人。1925年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二农校（兖州）。毕业后回村任小学教员。1930年与王临之等人积极筹办国民书店，并先后担任书店副经理、经理等职务。1932年由王临之、李景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国民书店被查封后到上海，通过李乐平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尔后，在中共中央军委训练班学习半个月，留在中共上海闸北区军委工作。1934年春回到本村学校任教员。“七•七事变”后，在滕西一带做农会工作。1938年初积极参与组织善烟农民抗日训练班。1940年秋，任鲁南贸易局长。1941年4月任一一五师贸易科长，11月又调回鲁南任贸易局长。1945年8月任鲁南区工商二分局副局长，1946年3月任县工商支局局长。1948年1月任鲁南区工商局税务科科长，同年7月任兖州市工商局副局长。1951年5月任山东省水产局财务科长，渔政处处长等职。1966年2月离休。
  张克莱张克莱（1921.11—2001.1)，男，汉族，滕州市南门里街人。中共党员，原厦门集美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集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抗日战争期间在山东参加八路军，以作战勇敢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3次。自从事教育工作以来，长期讲授逻辑学课程，著有《形式逻辑》、《问题逻辑》、《毛泽东论文章写作》、《如水集》、《创新引》等书。授课中倡导问题教学法，从人们的思维起始，主张没有问题便没有思维，形成问题逻辑体系,无论讲授还是写作都充满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五十年代获南京军区文教进步奖。对教育教学强调三重领导归一:即思想、组织与实践。1988年离休后仍坚持授课，为中小学生讲解时事与人生，为青年师生上党课,与学生结成忘年之交，发挥了余热于1991年被福建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1年、1995年荣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1999年9月被省委组织部授予离休干部先进个人。
  2001年1月因病去世。
  李景黄李景黄（1903—1975)又名崇鑫,滕州市城关人。幼年读私塾，1919年人滕县高等小学,1922年考取山东省济宁省立第七中学，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毕业后回乡从事教育工作。1928年，济南 “五•三”惨案后，激于爱国热情，与李丹芳等人创办了滕县私立五三小学。1930年，倡议并与王临之、李叔铭、刘炳文、王子祯等人集资在南门里创办国民书店，任经理。利用书店秘密推销马列著作，传播共产主义思想。1931年，由王临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滕县特支建立时，任组织委员，滕州党组织创始人之一。为掩护身份，便于活动，在县民众教育馆任讲演员。1932年秋，国民书店遭破坏后去上海，通过李乐平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并在中共中央军委所办的训练班学习半个月。1933年夏返滕，在城关书院小学任教，与王右池等人积极参与了国民书店的启封工作。“七•七”事变后，与李乐平等创办了善垌农民抗日训练班，再次接上了党的关系。义勇总队东征后，在苏鲁支队做供给工作。1940年返滕。1942、1943年两次被日军逮捕,均经花钱赎出。后去即墨王临之处养伤。1945年11月返滕，又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1945年12月20日，滕县解放时出狱。随后，在滕县人民政府任总务股长。1948年后从事教育工作，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经甄别于1963年在滕县政协工作。1975年病故。
  颜化平颜化平(1914一1968)，原名颜道治，曾用名颜任之，滕县洪绪乡颜楼村人。自幼在本村上学，后在滕县第一高等小学、滕文中学学习，毕业后从事小学教育工作。1938年初，在善垌参加农民抗日训练班，后与生碧泉、马奉莪一同被派往滕西开展抗日工作。同年7月，经生碧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滕县城陷落，同生碧泉、马奉莪等人组建滕西民族抗日救国会，建立起百余人的抗日武装。5月，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滕西马村与国民党滕县县长周侗协商建立滕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时建立滕县抗日保安队，颜任政训员。1939年秋，中共滕西县委成立，任县委宣传部长。1940年7月6日，周侗制造“盖村事件”，派兵包围五区区公所，逮捕了滕西主要党政领导干部，后颜化平被释放，即转移到颜楼一带，进行隐蔽活动。1941年夏，受鲁南一地委委派到滕西建立工委，任中共滕西工委书记。9月底，调鲁南一行署工作。1943年下半年，湖东局面打开后，再次被派往滕西，任湖东办事处主任。冬，凫山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任凫山县县长。1946年4月，凫山县撤销，任邹县副县长。1946年9月凫山县恢复，再次任凫山县县长。1947年9月，代理滕县县长。1948年初返回滕西，组织武装;建立政权，任凫山县县长。1949年1月，任中共凫山县县委书记;7月调中共西南局工作。1956年任武汉测绘学院办公室主任。1961年调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1968年病逝于济南。
  赵锡印赵锡印（1934—2000)，男，汉族，滕州市大玛镇休城村人。1953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年4月赴朝鲜参加夏季攻势作战，1955年4月回国。1956年12月调昆明步兵学校学习，1959年7月毕业，间年8月到42军警卫连任排长，1960年12月到陆军某团九连任副政治指导员。1961年3月到团政治处任干事。1963年9月任连政治指导员。1966年1月任营副政治教导员，1967年10月调广州军区政治部组织部任干事，1972年12月任师司令部政治协理员，1973年8月任团副政治委员、团党委常委，1978年12月任师后勤部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师党委委员、师纪律检察委员会委员。1979年2月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1981年12月转业到枣庄市邮电局任副局长、党委委员，1983年7月任枣庄市邮电局党委书记，1991年11月评为高级政工师。1994年12月退职休养。曾多次受奖，两次荣立三等功。2000年因病去世。
  蒋传洪蒋传洪（1950.10—2001.5)，男，滕州市羊庄镇蒋杭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怀着保卫祖国的强烈愿望于1969年2月光荣参军，翌年5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山东省军区独立第3营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临沂军分区独立营副营长。在基层岗位上表现出了出色的领导素质，被部队作为后备人才重点培养对象，1979年3月被选送到南京高级步校深造。1983年3月，临沂军分区独立营划归武警山东总队临沂地区支队时，在该支队直属大队任副大队长、副支队长、支队长，武警山东省总队后勤部政委、部长，大校警衔。在担任部长期间，为部队的保障工作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先后于1997年5月、1999年4月，成功地组织指挥了以驻济部队为重点的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后勤保障演练、沿黄部队抗洪抢险后勤保障演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