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王学仲“四美俱臻”饮誉国内外于明夫“哗——”雷鸣般的掌声响起……王学仲先生应邀在南开大学的讲学结束了。在题为《招我画魂》的演讲中，王先生要招的四魂是:一招国魂，二招民魂，三招时魂，四招我魂。“我的画魂是:扬我国风，励我民魂，求我时尚，写我怀抱。”这四句话是王先生几十年的追求，亦是王先生的艺术主张。
  时隔不久，在1981年9月19日，一架银鹰呼啸凌空。王先生坐在机舱内，思绪万千，豪情满怀。去年年底,他曾和谢稚柳等组成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出席中日书法20人展的开幕式及交流活动并作演讲，结识了不少日本书画界的著名人士，谈艺论道，相知相得，至今仍留有“一衣带水互知心”的情感。现在，又第二次飞往日本，却是设帐授徒，传扬中国文化，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誉，而且负有国家的使命，去“扬我民魂与国风”，他感到自豪。临窗下望，祖国的大好河山展现。他热爱祖国的土地，也曾游历过不少名山大川，他好像看到自己正在祖国大地上跋涉,一步一个脚印……1925年10月23日，王学仲出生在滕县城南宁家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教师、诗人、书法家，表兄是画家。父为其取乳名 “黾”。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酷爱文学、书法、绘画。伯父家的房子刚刚落成，他就在雪白的墙上画画;抗日战争中，逃难到山村，没有纸笔，他用芦華在河边的沙滩上写画…… 滕县众多的石碑石坊和汉画像石，也成了他学习书画雕刻艺术的教材。
  为了学习书画，他又与好友陈礼堂一起，去寻访摩崖石刻。从15岁起，两年间，他们先后到过邹县、曲阜、济宁、泰安、济南。古碑书法、摩崖巨书、泰山大字刻石、石雕佛像等艺术，使他惊喜、激动;祖国古代书画艺术的杰作，使他增长了知识，大开了眼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促使他开始了艺术上的不断追求。
  几次的寻碑访石，使王先生感到，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每次寻访不仅可以增加生活阅历，了解风俗民情，而且可以观赏名胜古迹，于是，他产生了外出拜师访友的想法。此时，正巧听到了北平京华美术学校招生的消息，他便北上投考。1942年，入校学习国画。他从邱石冥习花丼，从吴镜汀泛临宋元山水，从容庚学金石文字学，从周养庵研习古文。由于家庭困难，筹款不易，1943年綴学返回故乡，一边耕作一边研习书画。经过一番艰难筹划，筹集到一笔钱款，当年8月又得重返京华美校。在北京求学，他的生活仍然相当困难，不得不到西单市场帮助画像店的主人画些画，可以有些微薄收人。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依然刻苦学习，不懈追求。他向齐白石老讨教绘画、治印的技法;向黄宾虹老学习笔墨、治印技法;在西画系主任郭柏川处，他看到一些西洋现代派作品的印刷件，除了塞尚、梵高的以外，还有马蒂斯和毕加索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他的冲击很大，他感到好像是外国的文人画，因为他已喜欢上了文人画，并开始用“神似”的观点画出了一些文人画作品。这几位教师使他终生难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琉璃厂，是他经常流连的地方，他如痴如呆地观赏店铺的牌匾、古今名人的字画，或买回些字画范本临摹，意在博取众家之长以滋养自己。经过三年多的刻苦学习，他毕业了。秋天回到滕县,后任教于滕县中学。不久，到徐州、南京、常州等地漫游写生。曾在徐州与王钟秀组织中原艺社，与张之仁合编《艺潮》，并和徐悲鸿先生取得了联系。
  1949年的一天，在北平艺专的新生报到室的墙上，挂满了新生的书画作品。校长徐悲鸿先生带领着许多人走了进来，他停在几幅书画作品前面，显然很感兴趣。他含笑对大家说:“作者叫夜泊。他的诗、书、画看去都有些怪，合称三怪如何?”大家连声称好。这些书画的作者就是王学仲。他以优异的成绩插班到墨画科学习，从徐悲鸿、李可染、蒋兆和习画山水、人物。王先生在课堂上聆听徐师的教诲之余，还经常到徐师府上拜谒求教。一次，他携带自己的书法册页送呈讨教。徐师仔细翻阅观赏之后，大为赞赏，当即挥笔在册页上写道：呼延生方在少年，其书得有如是造诣，禀赋不凡，盖由天授。方之古人，在唐则近于北海，宋则山谷，明则倪文正、王觉斯，而非赵董世俗之姿可相并论也。
  徐师的热情赞扬,使年轻的王先生受到极大的鼓舞。
  多年来，王先生在绘画上追求的是文人画的情趣，讲究诗、书、画的有机统一，讲究要有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徐师不十分同意王先生追求文人画的趣味，对中国文人画既有肯定，亦有批评，主张先求严谨的造型。王先生觉得，对文人画，自己应该弃其糟粕，扬其精华，保持其创造精神，于是，定下了“以画言志”的艺术趋向。作为画家，应表达个人的所想所爱，追求诗、书、画一体，追求画中的诗情美。
  1950年，国立北平美专转入中央美术学院。王先生在墨画科毕业后，接受徐师的建议，进入美院绘画系，学习素描和油画。11月，因病回滕县短期休养,翌年春，返回北京继续求学。王先生仍然迷恋着中国文人画，他还是不断地向齐白石、李可染等先生请教；依然遍访名家名流，广学博采以为己用。徐师更是给予他极大的关怀和严格的指导，临近毕业时，又特地把他约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叮嘱:在艺术创造的道路上，顺应时代，不断进取，共同前进。
  从1942年到1953年，王先生“美院三度”，“刺股十年”，经历了漫长的学艺生活。十多年来，他求名师、访挚友，经风雨、见世面，坚持“自写襟怀耻苟同”，不为成法所拘，毅然追求重、拙、旷、真力深满的艺术，确实令人敬佩。
  1953年8月，王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天津大学建筑系做教师。教学工作虽然繁重，但在辛勤教学之余，他仍然潜心自我追求,诗文书画并进。在教学的空暇，拜访名家，结识了木刻家马达、甲骨文字学者王襄等人;以画作参加天津市青年美术展览，并获奖。不久，当选天津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
  王先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启发他的有两个人——达•芬奇和韩愈。前者的“谁能到源泉去汲水,谁就不会从水壶里去取点水喝”，后者的“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为剽贼”。这两个警句对他的启示极大，于是，他为自己的住室定名为《己出楼》，开始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探索了。
  作为书画家,王先生欣赏李白“一生好人名山游”的诗句，因为这亦表达了他美好的心愿。从1954年开始，他便到外地漫游写生。当年，与雕塑家张建关、国画家于希宁至山西的云冈石窟、天龙山、晋祠、五台山；1955年，赴杨柳青;1957年，与书画家刘止庸、魏宗纯至宝鸡、秦岭、青城山、峨眉山、长江三峡、武汉等地；1958年，他用大量精力到天津的化工厂、钢铁厂、造船厂去体验生活，用国画表现先进人物及生产场景；1959年，赴昌黎山区、北戴河，后重游泰山；1960年，赴北京西山八大处;1961年，与王颂余、孙克纲等至黄山、杭州；1963年，赴昌黎农村，绘写先进人物、劳动场景，顺游五峰山；1964年，赴承德等地。“文化大革命”中，游历过大连、上海、济南、哈尔滨、苏州和湖南、山西、江西等地。于是，祖国的名城名山名水名景，尽收眼底，移来作丹青画遍人间万朵红”。多次的游历，丰富了创作素材，开阔了眼界，不仅绘画作品甚丰，而且写下了许多诗词歌赋。每到一地，他都是热情奔放，诗情喷涌，或与友人唱和，或独自轻吟。这些诗词歌赋，极具文学价值、思想意义和地方特色。根据游历中的素材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公开发表和展览。1957年，创作的水彩画《湖边楼》在《天津画报》发表，又参加天津青年美展并获奖；1959年，国画《海河颂》发表于《中国画》并参加建国十周年全国美展；1960年，天津美协举办王学仲旅行写生观摩画展；1963年，天津美协又举办王学仲昌黎写生观摩画展；1965年，书法作品参加河北省书法展览；1976年，中国书法在日本展出，王先生以一件草书作品参展...王先生向往着“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他游览名胜、寄情山水、挥毫描绘的空暇, 以及在教学之余,不是手不释卷，就是闭门读书，不仅读了许多古今书画论著，还细细重读了《诗经》、《史记》、《资治通鉴》、《李太白集》、《杜甫诗集》和元明清的杂剧等书，并作了摘记，写了一些阅读随感。童年时，曾从父学习过古典文学，而今更是基础深厚了。孜孜之志和勤于思考，亦换来了丰硕的成果;除在报纸杂志发表许多诗词、散文、论文外，1955年，完成了专著《中国画学谱》书稿;1959年，开始起草长篇小说《吼哈》；1970年，完成书法专著《书法举要》和《王学仲文艺论》书稿;1971年，完成论著《山左四圣论》。
  在1973年初的冬天，王先生曾被借调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创作组，为天津厅作画。那时，“四人帮”的爪牙对画作挑三阻四、横加指责。他抱着“顶着干”的思想，勇敢地按自己的意愿完成了画作，所创作的《海河长城》和《盘山飞帛》画，终于挂进了天津厅。滔滔而下的河水，纵横千条的杨柳,给严寒的季节带来了无限的温暖。
  “四人帮”终于覆灭！1977年10月，国务院文化部组建国画创作组，聘请国内著名书画家参加。王先生应聘到北京的创作组，集中精力进行国画创作。为了丰富书画家的创作素材，多出精品，文化部组织所聘请的书画家远行名山大川，进行创作写生。首站是桂林，后阳朔、普陀山、庐山、雁荡，又北海、杭州、围场、秦皇岛。他收获极大，除诗作外，画作近百张。在创作组，他的国画创作颇丰，其中的《垂杨饮马》、《海滩拾贝》,参加了文化部主办的国画作品展览，甚得好评。《天风海涛图》大型国画，至今仍悬挂在北京火车站的外宾候车室里。《垂杨饮马》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1978年选赴美国展览，1979年又参加建国30周年美展。在北京的两年中，他还结识了著名作家姚雪根、著名剧作家曹禺，重逢著名书画家何海霞，都互有唱酬之作。同时，提出了艺术上的24个字的信条:扬我国风，励我民魂，写我怀抱，欧风汉骨，东学西行。自己并且身体力行。
  回津后，天津电视台拍摄的王学仲艺术专题片《艺苑奇葩》，并播放；1980年初，全国各地的电视台多予转播，在观众中引起极大反响。天津画刊《迎春花》，专版推介王学仲的书画艺术，发表多幅书画作品，作家方纪等人著文称颂。这年，晋升为教授。初秋，应方纪相邀,与之赴海南岛、广州漫游并写生。10月，当选为天津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1月，出席全国第四届文代会；12月，则与谢稚柳等人初渡扶桑。1981年初，回国不久，就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书法家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7月，书学专著《书法举要》出版;8月，应河南省书法家协会的邀请，到河南讲学、漫游•，后应邀在南开大学讲学，接着便是到日本度过两年多的授徒时光多年来，王先生在诗文书画创作方面的显著成就和艺术理论研究方面的卓越建树，受到国内外文学艺术界的瞩目。他相继收到来自日本和美国等国家的几个大学的聘请，但他只选定了日本，因为他觉得中日两国历史文化渊薮甚深，日本书画深受中国的影响，源远流长，中国大画家徐悲鸿、傅抱石都是先到日本受到艺术的洗礼，而且到日本去考察交流和授课，有利于推动东方艺术的长足发展。
  飞机在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缓缓降落。王先生在欢迎的人群中，猛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今井凌雪。他是筑波大学艺术系主任。在他身后，一大群青年学生，有的手捧鲜花，有的端着照相机，欢呼着拥上前来迎接。日中友好协会的平野升、茨城美术振兴会的负责人也来了。在人们簇拥下，王先生坐进了轿车，浩浩荡荡的车队驶出了机场。
  筑波大学艺术系的师生设宴欢迎，主人发表了热情洋溢、风趣幽默的讲话。日本的大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均以通栏标题宣告:王学仲教授作为中国美术使者，应聘到国立筑波大学任教。
  在日本的两年多的岁月里，王先生的活动可以概括为16个字，S卩:绛帐授徒，著书立说，切磋书画，饱览风光。
  到日本不久，今井凌雪就邀请他去奈良市观光，冬天到静冈写生。1982年初，王先生与日本友人铃木一兴致勃勃地来到水户的偕乐园，观赏梅花。梅园在一片山丘上，正值梅花盛会，还有野外古琴会;梅花姑娘迎接观花人，众多穿和服的中青年妇女在演奏古筝。为此美景，他创作了《梅花古筝》和《梅之化身》两幅民俗画。接着，应邀去大阪日中友好会馆出席苏东坡纪念会。4月，远行去九州的熊本赏樱花，登上了著名的天守阁,赏花之后作画两幅，一幅是《相逢在樱花路》,一幅为 《舞扇忽高低》。又往南游鹿儿岛，这里已是亚热带风光了。8月，由中村伸夫陪同，作北海道之游，从仙台至札晃、钊丨路，又到最北方的网走。这样，由南到北纵贯漫游了日本的四岛。其间，随景赋诗文抒怀，挥毫以画面述情,完成了许多诗文书画作品。
  1983年，在日本出版了《王学仲书画诗文集》。6月，在学艺大学举办书画展览和学术讲演之后,7月又在东京银座鸠居堂画廊举办了在日本任教纪念个人画展。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的大型展出，日本的NHK电视台.作了播映，各大报亦纷纷发表评论或消息。在日本东京上野火车站建站一百周年纪念日7月28日，他为车站绘制了《四季繁荣图》壁画，画面以泰山和富士山为背景，构图秀丽古朴，色彩明快，寓意吉祥喜庆,象征着中日友好世代永存。
  两年间，王先生在教学之余，广交日本书画界名家巨匠，还多次应邀分别在大阪日中友好会馆、田中美术馆、东京博物馆等处讲学。值得一提的是，他所作的《世界美术思潮中心东移论》演讲，从1867年以来的历史事实又结合现实的情况，大胆地提出了“美术思潮中心东移”之预言，明确指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倡导建立东方美学之体系。为此，曾与日本美术评论家桑原住雄,研讨了如何共创东方美学独立体系的问题。日本的四大报纸，同时以《共同构筑东方美的心灵》为题，刊登了他的艺术主张、照片和评述文章。
  在行将归国之前，日本的著名书画家为王先生举行了送别大会，热情致词，依依话别。日本的五大报纸开辟专栏，刊出王先生巨幅照片和欢送词;研究生、大学生和诸多日本友人，送至机场。他当场赋诗一首，以示惜别。金秋十月，当银鹰掠地而起时，清风似乎仍送来送行者的祝福和珍重声……归国后，他在天津市第二文化宫作了访日报告，在黾园连续接待来访的书朋画友，又回故乡看望胞姐、会见亲朋。
  “平生细算是游客”的王先生，从1984年7月开始,又作了一次国内漫游。南下上海、徐州，转邹县、济宁，至河南、安徽、江苏、广西、湖北、青海、甘肃等地，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创作了许多记游、怀古诗词。其间，除在报刊发表不少诗文外，还出版了《王学仲书法选》（1984年）、《中国画学谱》（1985年）。由于他在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和重大贡献，在1985年召开的第二届书协代表大会上，贏得书法界的一致推举，当选为书协副主席。
  1985年5月18日，中国壁画美术家访日代表团组成，王先生任团长，率黄林元、夏忠勇访日，并参加日本东京上野火车站新站《四季繁荣图》壁画落成典礼。1983年,他任教筑波大学时完成的这幅壁画，后经我驻日使馆和王先生的推荐，已由景德镇承制为大型陶瓷壁画，总共以1331块的白瓷砖组成，高4.4米，宽5.9米。中国《人民日报》专文介绍了壁画并报道了这次盛典。
  1986年8月，王先生在广州举办画展后，匆匆赶回故乡滕县，参加创建王学仲艺术馆而举行的奠基仪式。10日上午，在龙泉塔前举行的仪式上，他致词时，声音哽咽，语不成声，对故乡人民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他说:“故乡亲人生我养我哺育了我，培养恩情，天高地厚。……县委、县府和父老乡亲为我建馆，对此，我极为感谢，也深感愧疚。天涯漂泊几十年，现在可算是画落归根了……”当1987年3月王学仲艺术馆建成时，在隆重的开馆典礼上，他喜赋长歌致谢。他“老泪滂沱感盛德”，他“尽携书画到家乡”，将自己收藏的石器、青铜器、陶器、名人字画和自己的书画等文物艺术品捐献给艺术馆。典礼后，艺术馆举行T王学仲艺术研讨会，与会的省内外著名书画家分别作了专题发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对艺术馆的落成盛况作了报道。
  在滕州(滕县更名）王学仲艺术馆建成之后,10月14日，天津大学王学仲艺术研究所 ——黾园亦建成,王先生受命担任所长。由日本友人集资为其建造的这所黾园，坐落在天津大学中心区，面积近900平方米，前临敬业湖，厅楼两层，绿树环绕，粉墙透窗，青瓦覆顶，清幽优美，水墨生香;园内，池水清漪，怪石睁嵘，绿竹摇曳，一块天然石上镌刻着“四我庭”三字;行廊厅室，陈设盆景花树,四季常青。大厅中悬挂着主人的书画作品，以迎来宾;周围是画室、卧房、书库、讲堂。研究所不仅为国内外艺术交流研讨提供了一个优良场所，而且是培养国内外艺术研究生的理想园圃。黾园亦是他吟诗作画之地，会友论道之地，怡悦性情之地。
  在国内，以艺术家个人姓名命名的馆、所,王学仲艺术馆和王学仲艺术研究所，尚属首例。
  这一年，他一如既往地游历与写生，5月到贵州的黄果树及安顺风景区，9月赴福州、泉州；翌年，又到湖南、江苏、广东；1989年去内蒙古、四川、河北等地，在石家庄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年终，由于他艺术创作的突出成就，荣获天津市鲁迅文艺大奖。
  1990年11月16日，由王先生任中国书法代表团副团长，与邵宇、欧阳中石访问日本，重游京都、奈良、大阪。这是他四访日本，自镌印文“四渡扶桑”留念。归国后，重游盘山、黄崖关、八卦城。第二年《夜泊画集》出版，茅盾题签，廖静文、沈鹏作序。
  他的诗文书画有着高度的成就，因而，蜚声中外。作为中国和国际的文化名人，1991年8月，传记被收人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大辞典，又人传美国卡莱罗那名人中心大辞典。年底,经广州去澳门，应邀出席中国艺术节、参加东亚大学举办的中国文化周，并在东亚大学讲学。
  1992年初，重游广东，在深圳博物馆举办画展，在广州美术学院举行画展并讲学。后又赴河北、陕西、青岛写生。10月，他的第一部散文集《黾勉集》出版。他的散文，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洋溢着对祖国、人民、乡土的热爱真情，又寓含哲理,是独树一帜的艺术家和学者融合型的散文。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这年11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广西厅举行的王学仲艺术国际研讨会。来自京、津、鲁及其他省市的学者、书画家、评论家和日本、法国、德国、美国、南斯拉夫等国的专家、友人，近200人出席，其中有三位政协副主席、三位副总理，规格不谓不高。著名人士张爱萍、王光英、赵朴初、胡绳、陈昊苏、廖静文、周汝昌、何海霞、王琦等到会，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人才荟萃，济济一堂。在大会开幕后，又假中国大饭店华山厅就王学仲艺术的创作思想、艺术成就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诸多论者对王先生的诗文书画之杰出成就归纳为16个字:国际名人，爱国诗人，民族画家，四绝怪才。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出会议盛况，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会议消息。翌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报纸刊载新闻，影响所及，遍及全国城乡，远播五洲四海。
  王先生虽年近古稀,但始终闲不住，不太注意保重身体。在黾园，每天往往工作十多小时。平时，看书、绘画、接待来访者、带研究生;空暇时，应邀外出写生、讲课、举办画展。1993年2月，又去深圳出席海上世界王学仲美术作品展厅开幕式，4月便又去静海写生，5月始得回到黾园。4日晚已是10点多钟了，他还在抓紧时间伏案审阅研究生的学术论文。在家等候他的夫人，看时间已晚，焦急地赶到黾园时，只见王先生昏迷在椅子上。救护车将他送进医院，经过诊断，他患了脑溢血。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和老伴的细心照料，终于转危为安。当他清醒之后，还在挂念着工作和祖国的统一大业，写下了感人的诗句:“我自有心力未遒，陆台分峙子民羞。丈夫报国满腔血，可惜空于颅内流。”两个月后，出院疗养，在卧床之际，还整理旧日文稿近50万字。8月，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王学仲专访》电视专题片；10月，《王学仲艺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出版；12月，专著《墨海四记》出版。
  当他的身体好转后，又应邀在1994年1月去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天津厅书写额匾。从北京回天津前，听友人介绍，咸阳有家医院治疗中风后遗症极为出名，2月26日，他便偕老伴前往就医近两个月。8月份，《黾园论丛》三册:《王学仲文艺论集》、《王学仲书法论集》、《王学仲美术论集》出版。《天津日报》、天津文联理研室、天津书法家协会等单位，于10月22日在黾园为其新著“三论一记”召开研讨会，对他在文艺、美术、书法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文艺思想进行评价和研究。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市文联、天津日报、天津诗词学会、天津书协及山东省书协、省科学院、北京清史研究所的有关领导人、理论家、艺术家30多人出席。与会者对他从艺数十年所创立的艺术观点及在文艺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扬,认为他不愧是“学者型的艺术家，也是艺术家型的学者”。会后不久，应邀出席广州中国艺术博览会，荣获荣誉证书，后又去深圳游览。
  他在“落画归根”之后，仍夙愿未了。这年的9月，他毅然决定，将家藏祖传的宋代絹画宗谱《琅琊王氏祖藏宋本右军后裔将相名家画像敕牒宋谱》和12件唐代陶俑，捐献给滕州。在家乡举行的仪式上,这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的宗谱无偿捐赠，使与会人员对王先生的爱乡、爱国之情，深为震动。
  经过积极治疗和精心调理，王先生依靠手杖能较自然行走。1995年3月16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出席了世界和平文化大奖的颁奖仪式。这个大奖的选拔委员会设在日本东京，此大奖旨在鼓励世界知名艺术家弘扬东方艺术，扩大东方艺术在世界的影响。它每年都根据以下三项标准评奖:有较高学位、杰出作品,在国际上有一定声誉，肯为社会文化和东方艺术的传播做出奉献。颁奖仪式上，大奖评委会主席刘文波博士和庞振华先生，专程从海外来京，为王先生颁发了艺术宝鼎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程思远，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等出席了本届隆重的颁奖仪式。
  10月，中国文联组织的首次中国文学艺术家代表团访问台湾。由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任团长，团员有剧作家黄宗江、著名京剧演员赵葆秀、著名音乐家张也、中国书协副主席王学仲和书协常务理事林岫。他们在台湾受到有关人士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招待。在台期间，他们访问过台北、台中、台南、高雄、鹿港、苗栗、美浓等地。王先生专程访问了台湾中华书学会，又与美术界人士举行会谈，还重逢了隔绝40多年的文友故知,并写下了多篇诗文，感慨世事，表达期盼，抒写美好的心愿。访问团回到大陆后，11月16日，他应邀又去广东雷州出席高山寺开光大典了。
  翌年4月，他再访潍坊，观看一年一度的风筝节;6月再游苏州；7月出行厦门；9月，出版了《王学仲散文选》;10月出席并主持在广州召开的康有为学术研讨会；12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了会议。
  王先生曾七渡扶桑，1981年受聘执教筑波大学的那次，是滞留时间最长的。1996年4月2日，应邀又去日本讲学。经大阪重游奈良并在公民馆讲学;到东京观赏樱花，筑波城再赏櫻花。应日本书道联盟的邀请，9月19日，以他为团长的中国书法家协会访日代表团再赴日本，首次访问北海道，他作了讲演，一边讲一边放着幻灯片，效果很好，来此听课的人有三四百人。晚上，北海道书道会为王老举办了生日宴会，在主宾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中国书法家当场挥毫，惠赠墨宝1996年8月7日，滕州王学仲艺术馆曾举行隆重的十年馆庆，同时为王学仲石雕塑像落成举行庆典。王先生出席庆典仪式。这天下午，滕州市委、市政府在鲁荆宾馆召开大会，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副主席冯骥才，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大学，山东省政府，分别发来贺信。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孙福海、山东省文联副主席袁玉森、天津市书协副主席孙伯翔、毕开文等以及来自北京、辽宁、江苏、广西等地的文艺界人士，滕州市的党政领导人，王先生的友好、弟子，近450人出席了庆典活动。日本国雪心会会长今井凌雪、雪心社社长今井二三子、日本翠清书道会会长本田耕堂，率团20余人专程前来参加。
  王先生的半身花岗岩石雕像矗立在艺术馆内的庭院当中，有4米多高，满面含笑，端庄儒雅，相貌逼真。基座正面刻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的亲笔题词:“诗文书画，四美俱臻”。
  王先生出生地鲍沟镇的党政领导人，为了表达对他的敬仰和热爱，特在宁村东首建立碑亭一座。1997年的4月16日，他偕夫人专程由津返滕，参加碑亭的落成典礼。纪念亭八角飞檐，瓷瓦覆盖，支柱彤红，白石护栏，既庄重又挺秀。亭内立一碑石，上刻8个大字:“王学仲故居出生处”。滕州市委、市政府和鲍沟镇的领导人出席揭彩仪式，鞭炮声声，锣鼓齐鸣。他热泪盈眶，十分动情，在致词中，对家乡父老乡亲所给予的培育和关怀，深表感谢，衷心祝愿家乡早庆小康，青少年健康成长，将来出现更多的优秀人才，并当场赋诗一首，以表心愿……5月，以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为主题，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的“炎黄书画名家近作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王先生以作品参加展出。6月，应新疆政府之请，到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参观访问，每一景地，均赋诗以记游抒怀。至此，除云南、西藏外，祖国的名山大川、名城名地,他几乎都游历过了。
  当代中国书法艺术最高层次的展示活动 ——首届中国书法艺术节，定于11月在天津举行。这次活动，由中国文联、中国书协和天津市文联主办。王先生为组委会主任。他深为自己在有生之年能为书法艺术节再尽一份力量而庆幸，为书法的更大普及和发展而欢欣。5月，首届中国（天津）书法节开幕,2000多件书法艺术精品与观众见面，全国除西藏外，其他省、市、自治区书协均派团来津，泰国、马来西亚、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友人也前来一睹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
  冬天过去，1998年的春天降临人间。早春3月，王先生与孙其峰、孙克纲、溥佐、萧朗、霍春阳等天津画家，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和周邓纪念馆开馆，集体创作了巨幅山水画《长青并茂》,画面上，青松挺拔，高山巍巍，瀑布流泻，山花烂漫，凝重的笔墨饱含画家对一代伟人的深情厚意。4月，潍坊市的王学仲艺术碑园建成，他出席了碑园揭幕式。后去海口市，参加海南省建省十周年庆祝会。10月，天津王学仲艺术研究所举行建馆十周年纪念会，多次获奥运会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名将邓亚萍出席庆典。会后，他又赴曲阜参加纪念孔子的大典盛会。第二年的5月，以王先生为团长的中国文联代表团，赴江苏入海口等开发区进行文化考察。6月，他去长春、延边访问写生。
  进入2000年，王先生似乎更忙碌了。6月份，先是应邀担任南京东南书画院的名誉院长，参加在黾园举行的王光亚画虎集的首发式,接着便是会见日本客人石版、台湾客人张纯如女士等人，出席天津美术展览馆的五人书法展;7月初赴陵县烈士陵园为亡兄扫墓，次日参加亡兄王学参陵园碑落成仪式;六天后又去宁夏，游览了承天寺、西夏王陵、腾格里大沙漠等处;8月10日去北京，翌日参加中国艺术博览会开幕式，隔日，会见日本书法家，15日出席中国文化部诗书画院成立仪式并剪彩。回津后,23日会见了专程来津的日本友人今井凌雪和鸟居美代子一行。第三天又去北京，次日，与周巍峙、李准、赵玉秀等人去广州，出席广州艺术学校的建成庆典;9月11日，从北京乘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飞机，赴欧洲进行了一次近一个月的画家写生之旅王先生曾说:足遍欧亚，不践美土。去欧洲游历亦是他的意愿。他游览了意大利的米兰、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从意大利飞赴法国，游览凯旋门、香榭里、协和广场、凡尔赛宫并泛舟在赛纳河上；后去卢森堡、比利时、荷兰、瑞士、奥地利、德国等国，游览了布鲁塞尔、维也纳、科隆、慕尼黑等城市。他说：欧洲有着许多奇妙的国家，人的头发有黄有黑，语种交叉繁多，都是相似又很不相同的罗马语系，其建筑更有欧洲风情，特别是农田树林、绿地植被保存得很好，一片翠绿的世界。
  “这次欧洲之旅，随身进入欧洲的，一个傻瓜相机，两个小本子:一个画速写,一个记下我的随笔诗,我就用这三只眼睛观察了我所看到的欧洲。”2001年2月，《天津日报》连载了他《三只眼看欧洲》的诗画配作品，一首诗配一幅速写画，诗文并茂，受到读者的广泛称赞。
  从欧洲回国后，当年10月，又去北食参加会议,回津后出席天津大学校庆书画展览会;11月接连去了珠海、澳门、香港、深圳参观访问,23日返津，12月初便又起程，赴河北获鹿县出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四届学术研讨会，月底赴北京出席李可染墓碑的揭幕仪式。
  21世纪在欢庆声中到来了。王先生在 《美术观察》2001年1月号上发表了新世纪祝词:“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会带来中国二十一世纪的文艺大复兴。从而唤起对民族艺术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也会以此带来以中国为中心建立起东方的美学世界，从而促进世界美术思潮的东移……”他期盼美术家、理论家共同完成这一划时代的伟业。
  如今，健康状况日益恢复的王先生，生活已趋正常，仍然奋战在诗文书画和理论研究的天地中……“惟见山川难忘情”。王先生崇尚自然，热爱自然，又热爱人生，热爱艺术。他是一位有理论建树的思想家、艺术家。他对“现代文人画”、“现代书法”的倡导和拓展，他所创立的“书画四象说”、“四我主张”、“美术思潮东移论”等艺术观,均表现出他的精湛思考和大胆追求，影响深远。他综合了经、史、儒、释、道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运用其渊博的学识，贯通古今，来研究和创作诗、文、书、画，将文艺向深层拓进。他富有艺术激情和丰富想象力，用文艺抒写、探索着人生的哲理，善于把哲理与诗情美和谐地统一，执著地追求个人的理想，一步一个脚印地开拓一块独特的艺术世界,从不重复自己。他锲而不舍的追求,他敦厚、诚善、淳朴的人品，是可贵的，是受人敬仰的。他所创建的文艺理论，以其富有思想性和艺术魅力，将辉耀在文艺发展的史册上。
  王先生说:“我的艺术也许不成熟，不完善,但是我在追求。我明明知道这样追求下去很可能是铸成一个人的悲剧，但是如果放弃追求,岂不是更大的人生悲剧吗? ”因而，至今他仍在追求，但却不是铸成悲剧，而是铸成一座丰碑，铸成“四美俱臻”的文艺，铸成饮誉国内外的名声。
  人民大学塑造了我——记北京出版社社长朱述新余敬中(-)熟知朱述新的人都说他有文才。把他视作“知交”的著名作家刘绍棠曾著文称道他 “文风老成”、“文字老练”。早在人大新闻系就读时，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叫他“秀才”。朱述新工于旧体诗词，乐于搜集民间歌谣，写过不少民歌体长诗,还出版过多部诗集;他的散文清纯、质朴、感人，自成风格;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在海峡两岸都有较大影响;他的杂文“辣味儿”十足;18年的记者生涯中，他写过不少有分量的报道;如今，在他的带领下,北京出版社已经跻身于全国最有实力的大型出版社的行列。
  应该说,事业上，朱述新是一名成功者。然而，在他身上很难发现一丝一毫的得意和骄气。相反,他始终是那么谦虚和朴实。
  第一次和他通话，说到采访他的意向。他说:“人民大学出去的能干的人太多了。我算不上给母校争光的人，我很普通，很平凡，恐怕没有什么可写的。”在我的再三解释与恳求下，他稍微作点儿让步。但仍然说:“给我两天考虑考虑，一为母校负责，二为自己负责。”他的语气非常认真和诚恳，并不包含拒绝的意思。两天以后，他告诉我：“我非常乐意和你聊天、谈心、交朋友，并不希望你写我。”语气依然是那么诚恳和认真。
  就这样以“谈天交友”的含义，我走进了北京出版社的大楼。正当我徘徊于众多房门之间寻找“社长室”的时候，忽听得背后一声 “小余，你来了。”我一回头，只见一位儒雅宽厚的中年人微笑着伸出双手快步向我走来。我连忙上去。我知道，他就是我的采访对象，或者说已有两次通话交情的新朋友——朱述新。
  在他那间备有一张简陋的床铺的办公室里，我们开始了交谈。
  朱述新很健谈。从学生时代、记者生涯谈到出版社的工作经历，从人民大学对他的栽培和影响到他对母校的眷恋以及与母校老师的情谊。说到动情处，不免几声哺嘘的感叹，声音也微颤起来。
  然而，对工作和业余创作中的辉煌的一面，他总是避之讳之。当我几次追问他时，他也只是一笑置之，仍不作答。甚至一个劲儿地嘱咐我:“不要，不要写这些。”他希望我能实实在在地写出他的普通的一面，而不是“拔高”他。他的话总是那么厚实、诚恳，让人不容置疑。(二）人民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又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这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朱述新，可以说他对人大是情有独钟。在贵州读中学时，他就立志报考人民大学。不料，那时候人民大学不对贵州省招生。这对少年朱述新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一个不小的障碍。然而，他并不罢.休。高二那年，他毅然决然地从贵阳一中转学到他的故乡——山东滕县专署/滕州市)济宁第一中学。在那里，他更加发€读书，终于以优异成绩考人人民大学新闻系，圆了他的 “人大梦”。
  那是1964年，他18岁。
  能选择自己所爱的大学读书，朱述新感到由衷的高兴。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人学伊始，每位新生领到一个小马扎。拿到小马扎后，朱述新才感觉到自己是一名真正的人大人。那时候，凡是集体活动，不管是开会还是看电影，同学们个个背着小马扎，排着队，高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奔赴会场。30多年前的那个场景，现在想来，他仍感到历历在目，心潮叠涌。
  在人大的生活尽管非常地艰苦、朴素，但过得充实。那时的风气是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老师们和学生一起同甘苦，同时对大家言传身教。在刻苦扎实的学习中，知识、学业都在进步,使他树立了“做党的奋发有为的新闻工作者”的志向，并为他后来从事新闻工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五年的人大生活，他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也受到了全面的教育，初步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回顾这段经历，朱述新感慨万千：“如果说毕业后的30多年我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那是因为母校的教育和栽培。母校给了我这样的一种精神，那就是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有着深深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我朴朴实实地做人，扎扎实实地做事。可以说,是母校——人民大学塑造了我。”(三）1970年，就在大部分同学受“文革”影响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接受劳动锻炼时，朱述新幸运地到了河北张家口日报社工作。在当时，居然能出乎意料地从事心爱的事业,他感到特别的兴奋。
  刚上班，报社就来了个下马威——分配他写社论:《论安全生产》。这对于刚出校门的朱述新来说，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朱述新二话没说便接受了这个对他来说陌生而困难的任务。接着，他到工厂、到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深人采访，同时钻研有关安全生产的文件政策，获得了很多的材料。写作时又加进了一些毛主席语录。这样当时看来已经是一篇相当不错的社论写出来了。发表后，他得到了报社上下的一致好评。
  在这里，他满怀热情又充满信心地工作着，而且一干就是五年。这五年，他能采会编，各种形式的报道、文章都写，要闻版、国际版及各种专版、副刊都编辑过。这五年，他在新闻业务上全面成长起来，掌握了新闻工作的“十八般武艺”。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他甚至让编辑们全回家和亲人团聚，独自支撑起编辑部的全部工作。
  这五年，朱述新热衷于下基层采访。无论多远的路程，多苦的地方，他都不在乎。骑不了自行车，就坐牛车或者马车，要不干脆步行。就这样，他跑遍了也跑熟了张家口地区的十几个县。坐在农家土炕头上，与他们聊天或听他们唱歌，是朱述新最大的乐事。他把这看做对自己心灵的一种净化。那时候，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两个本儿;一个采访本，一个“采风本”。与人聊天时，随手记下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或材料;听到好的民歌民谣时，也随时记录下来。在张家口，到处都有民歌。在山区和草原，流传着一种比陕北信天游更豪壮、更悠长的“爬山调”。朱述新访问了许许多多的 “爬山调”歌手，搜集了大量的歌词。后来，他用这种民歌形式创作了系列的民歌体长诗，出版了《三个小羊倌》、《格玛》、《走马川》、《火红的山丹》等。在草原，牧羊人的情歌特别动听。有一回，他走在路上，远远地听到一个牧羊小伙子在高歌:“晴格朗朗的天上飘着一疙瘩云，想着我的妹妹呀，真真想死人!”听了让人动心，动情。朱述新认为热爱民歌是热爱人民的一种情感和衷忱。
  中国的农民也实在是可敬可爱。那时候，在基层劳动，吃派饭，一家家地转。到了哪家，哪家总是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他。哪怕只有一块窝窝头了，自己不吃也省着给他。每次给他们钱和粮票，总是不收。逼得朱述新只好偷偷地将它们塞到褥子下或床板里。农民的这种纯朴、无私和赤诚，曾感动得他直落眼泪。
  直到现在,朱述新仍忘不了那一次挑砂子压肿了肩膀,房东大娘用草药为他敷伤口的情景，那份人微的关怀和疼爱让他想起慈爱的奶奶。朱述新也忘不了那年冬天在坝上草原和那个寒冷又温暖的月夜。那一次，他搭乘一架牛车，在草原上迷路了。冬天的有月光的草原，到处是白蒙蒙的一片，辨不清东南西北。他们漫无目标地赶着牛车。夜越来越深了,天越来越冷;人和牛都困极了，然而一直没有碰到村庄。那种焦急和无奈的感受，朱述新说仿佛林冲夜奔和伍子胥过昭关一样。后来，也不知走了多久,他们终于遇见一个小屋子。敲开门，主人连忙把他们俩让进屋，送件皮衣，递杯热奶茶。那股热情好像是迎来了久别的亲人。那一夜，朱述新激动得一直未能睡着。那轮苍白的冷月和那位热心肠的牧民一起留在了他记忆的深处。
  回顾张家口的五年时光,朱述新觉得不仅在业务上有着很好的锻炼和收获，更重要的是，他和人民群众之间建立了亲密无间的感情。这使得他在思想意识上更加自觉地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替他们着想，为他们说话。
  (四）1975年，朱述新调新华社北京分社后，给自己提出了更髙的要求:一定要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的、合格的、有作为的新闻工作者。在工作和学习上，他给自己作了硬性规定:一周发稿不少于四篇，一天读理论书籍不少于四万字。为此他立下了“一天睡觉不超过四个小时”的规矩，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朱述新是个工作狂，读书迷。他珍爱时间，以至于不愿意把太多的时间花在睡觉上。有篇报道以此称他是“追逐太阳的人”。
  新华社为朱述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施展其抱负和才能的天地。在这里，他开始自觉地能动地并有效地履行一个奋发有为的记者的职责。
  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朱述新一直奉命在天安门进行采访。他目睹了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地在天安门以抄诗、传诗、诵诗的方式悼念周总理并表达对“四人帮”的不满和仇恨像地火一样在热烈地燃烧着。他的心和人民群众共鸣着。但是，那时“四人帮”还在猖獗，“天安门事件”又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朱述新的任务是写内参。他当然不能直接写出群众的心声，只能够如实又巧妙地记录当时事态的变化过程，以显示这个伟大运动真相轨迹，而这也是很有风险的。那段时间，他住在天安门派出所里。这是在周总理的指示下设立的一个不挂牌子的派出所。干警们都受到总理的关怀，对总理有着深厚的感情。白天，他们在外执勤，夜里便和朱述新一起谈心,一起痛骂“四人帮”。在那急剧波动的政治风浪里，朱述新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四人帮”粉碎以后，朱述新满怀激情地写下了轰动一时的长篇通讯《在光明与黑暗的决战中》。用大量的材料揭露了“四人帮” 的罪行，并明确地表示了“四五”运动是革命的。朱述新的报道大胆地说出了人民的心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后来，朱述新采访了许多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老革命、老艺术家，乐为他们鼓呼。老舍夫人胡潔青和她的一家都对朱述新怀有家人般的感情。吴晗的妹妹吴浦月、吴浦星都把他看做亲人。老作家秦兆阳热诚地给他写了一张条幅:“老牛性格，龙马精神”。老作家杨沫不止一次在日记中写下了称赞这个年轻记者的话语……对记者而言，最可贵的品质是社会责任感。然而，这不是抽象的或者挂在口头上的东西，它需要记者用他的笔和行动去证明。
  1976年7月的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28日凌晨，朱述新刚入梦不久便被震醒。他赶紧起来，随后便驱车在北京的主要干道上查看震情，并赶写了内参送到新华社总社。天亮后，他又奔赴顺义、平谷，寻找震源。后来他得知密云水库大坝滑坡的消息大吃一惊。储水达30亿立方米的密云水库髙高立在北京城的头上，如果大坝被震毁,整个京津将被淹没。情况十万火急。他连忙又驱车前往密云水库。
  密云水库大坝被震裂滑坡的是大坝临水的水泥护层。当时两个师的工兵被调往水库紧急抢险。担任现场抢险总指挥的是副市长王宪。那时候,地面余震不断，天上雷雨交加。朱述新和王宪裹着一件雨衣并肩巡行在大坝上，指挥着抢险的战斗。大坝随时都有塌方的危险，他们完全进人了忘我的境界。一次强烈的余震发生了，脚下的大坝在颤动，老市长用力将朱述新朝后一推,大声喊:“你年轻，你走!”朱述新也将王宪向后推，也喊着:“你是总指挥，你走!”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这一老一小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上演着一场真正的“生死豪情”。
  新华社的14年，朱述新从青年步入了中年，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也成熟起来。他的同事曾称他是一个上乘的记者，而他自己却不以为然。他只承认这14年他没有碌碌无为，确实在苦学苦干。
  (五）朱述新热爱新闻事业，他从来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离开它。1987年底，一纸调令将他带到了北京出版社。朱述新是党员，服从党的分配是他毫不动摇的信念。到了出版社，他埋头于出版业务之中，一点一滴地从头学起。他对自己的要求是:谦虚谨慎、埋头苦干、奋发有为。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朱述新对出版业务、对出版界的现状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此后他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确立了北京出版社的战略发展目标:立足北京，覆盖全国，走向世界,建设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目标有了，出版社也就有了明确的定位。一切改革措施都向着这个目标，改革有了方向和动力。
  树立精品意识、质量意识和名牌意识。朱述新确信:好书是有市场的,因为人民需要好书;名牌出版社是大有前途的，因为时代在呼唤名牌。在目前图书市场不健全，图书业陷入困境的形势下，北京出版社靠推行“优化选题”战略、“点线面体”战略和完善三审制等措施，以质量求生存，走上了一条健康有序、持续发展的道路。
  当出版社步人良性运转之时，作为社长的朱述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队伍建设上，首先吸纳了大批有才识的高级知识分子，壮大队伍;其次是发现和培养人才。他注意全面 ±普养、重点培养和因材培养相结合，打破常规，大胆任免和提拔。目前，北京出版社已形成政通人和事业兴旺的局面。
  朱述新把出版事业看做党和国家的重要意识形态阵地，坚决反对出版商业化的做法。甚至对“出版商”的提法也不予苟同。他说：“我宁可做一名出版家。”北京出版社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社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每年都要选送优秀图书参加国外的大型书展。可以说，出版社已经初步实现了“走向世界”的目标。但是，事业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把北京出版社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出版社，还需要朱述新和他的事业同仁们一如既往地苦干。参加工作30多年来，朱述新一直保持着人大人的本色。“朴朴实实为人，扎扎实实做事”是他的人生态度，“奋发有为”是他执著的追求。我们相信朱述新和北京出版社的明天会更好。
  朱述新简介朱述新，男，汉族，1945年12月出生，今滕州市姜屯镇西孔庄村人。中共党员。其父朱煜如，早期革命者，曾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朱述新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家乡邱楼小学和姜屯小学读小学，在滕县十中读初中，在贵阳一中、济宁一中先后读高中，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新闻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张家口日报》先后任记者、编辑、团委副书记、团地委委！等职。1975年调入新华通讯社北京分社，先后任记者、政文采编室主任、文教采编室主任、主任记者，兼任多家报纸的特约记者、特约评论f。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1988年初到北京市工作，任北京出版社党组成员、副总编辑，1990年任党组副书记、总编辑，1992年任党组书记、社长。1990年被评为编审。1992年被颁授国务院“政府特殊专家津贴”。1999年，经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北京市委批准，组建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任集团党组书记、管委会主任，兼北京出版社社长。多次被评为市优秀领导干部、优秀共产党员。1997年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市对外宣传领导小组成员、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市文联理事、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市史志办编委会委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北京市诗词学会顾问。列名《中国当代作家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等。出版著作多部，散文《看山人》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杂文散文有多种合成集。我与文学的缘份李广鼐我走上文学之路完全不是出于本愿，纯粹是为了寻找生活的出路而“误入歧途”。
  向科学进军——这是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的一个流行语。中国的老百姓虽然当时连自己的肚皮都填不饱，但对未来却充满了幻想。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可以超英赶美，实现现代化。那时我刚上小学,老师所描绘的前景更是令我们这些天真的孩子十分的神往。其中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一个啼笑皆非的笑话居然让我确定了自己人生的追求目标。那是一个酷热难当的夏日，由于我们的教室没有后窗，热得没法在屋子里呆，给我们上政治课的校长就让大家搬着小凳子到校园的大树底下去上课。他有些不过意似地对我们说:“等将来科学发展了，实现了电气化就好了。只要天一热，就在咱们村西北角的大杨树上挂上一个大电扇，电门一开，咱们村的人都得穿棉祆。”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对于电的了解几乎等于零。除了见过下乡干部的手电筒外，其他的则一无所知。对于校长的话自然是深信不疑。就是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做科学家的梦。
  但“文化大革命”使我的这个梦一下子破灭了。1970年高中毕业后，由于大学已经停办，作为一名农村青年，除了回乡去挣那每天两毛钱的工分，再无其他的路可走。幸运的是正赶上公社教育组要我们村和另外两个村办一所联中，没有教理化的老师，我是三个村唯一的高中生，那么这个差事也就非我莫属了。可我对这个每个月可拿8元钱的工作并不感兴趣，因为说到底还是一个农民，村干部随时都可以找个茬口让你回生产队去挣工分。我看上的是那些在县委宣传部和公社报道组“写稿子”的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都是因为写了几篇小说或诗歌之类的东西出了点名,被上面看中后“农”转“非”的。我觉得这是跳出农村这个“苦海”最好的跳板。我就是这样选择了文学的。
  我走出生我养我的那个叫杨庄的小村子是1973年的秋天，但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因为我在杨庄联中教了两年半的学没有丢下功课考上了大学。更多的回乡青年由于长年累月地在黄土地挣扎，学业完全被荒废,只好像张铁生那样交上一分白卷，只是没有碰上张铁生那份运气罢了。按照我的成绩本来可以上北京大学的，由于当时要读中文系学文学，而北京大学在滕县的招生计划是气象专业。于是，就选择了吉林大学的中文系。
  这时学文学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农”转 “非”，因为那时只要一上了大学或中专，自然就端上了铁饭碗。而是因为那个时代不重视科学，在人们的印象中读理工科的只能到工厂当工人，如果学文学就有可能进国家机关当干部。我真正对文学产生兴趣是走进大学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的文学书籍都不允许在书店销售、图书馆借阅，因此我在农村读到的书是很有限的。可大学的图书馆对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完全是敞开的。在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后，我才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文学的殿堂是如此的辉煌和壮丽，才不是出于功利而是完全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文学。并在大学期间在《吉林文学》等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小说及评论作品。
  1976年大学毕业后我又如愿分配到了 《山东文学》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我原以为这样可以实现自己的作家梦了。但是没想到的是文学编辑是一件十分烦琐和繁重的工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四人帮”推行了十多年的极左路线还十分牢固地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哪些东西是对的，哪些东西是错的，不论是老作家还是新作家，许多人还一时无所适从。我所在的小说组几乎没有现成的稿子可发。因此这给刊物的编辑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一方面要通过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另一方面要想尽办法去抓作品，找米下锅。对一些不成熟的作品则要帮助作者出主意，想路子，有时甚至要动手代作者去写。对于编辑的甘苦局外人是无法了解的。由于我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为了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只好放弃了自己的创作，全身心地投人到这种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中去。仅在《山东文学》一干就是十几年。虽然没圆成自己的作家梦,可是看到由自己编发的一批批作品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一篇篇作品获得了国家级的大奖，特别是看到一茬茬的青年作者从《山东文学》这块园地上成长起来，而且有许多成为全国著名的作家，也就有了一种成就感。
  1988年夏天，在我的请求下，我调到了山东省文学研究所工作，目的是找一个安心写作之处。也许命中注定我是一个一辈子做编辑的命，新单位的板発还没有坐热,省委宣传部要省作协创办一个大型文学期刊，而且要办成全国一流，要与山东文化大省的地位相匹配。三个月后，一纸调令，我只好又重操旧业，成为《时代文学》的筹办人。因为一切要从零开始，其工作的难度和强度要比《山东文学》大得多。一位朋友说我这是“刚出苦海，又人深渊”，而且一干又是一个十几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时代文学》现在已成为国内一家有影响的刊物。其标志之一是2001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人中国期刊方阵行列，是山东省文艺类期刊中唯一的一家;二是编发的作品连续荣获中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在全国范围内文学期刊约有数百家，而连续获此殊荣的在全国只有 《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和《时代文学》等七家刊物;三是多次荣获山东省优秀期刊称号。
  我离开家乡已近三十年了，今天家乡人让我谈一下这几十年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我实在有些羞于面对，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做出什么象样的成绩来，愧对家乡的父老。好在来日方长，我争取在以后的日子里做得好一点。
  李广鼐，1952年10月出生，山东滕州市东郭镇杨庄村人，197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时代文学》杂志社主编。风流儒雅写春秋——记中国豫剧第一小生、“文华奖”获得者王希玲王长华宋兵1991年11月19日晚，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礼堂里，应中顾委办公厅邀请，郑州市豫剧团正为中央领导人举行《风流才子》(即《唐伯虎点秋香》——编者著）汇报演出。唐伯虎的饰演者、中州第一小生王希玲她那洒脱精湛的表演，优美宛转的唱腔，特别是她边唱边在宣纸上潇洒挥毫行草题写出“我画蓝江水悠悠，爱晚亭上枫叶稠。秋月溶溶照佛寺，香烟袅袅绕经楼”的藏头诗时，观众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中央领导人、京城文艺界的专家们、首都各新闻单位被王希玲惟妙惟肖的演技征服了,纷纷发表评论或座谈，他们称《风流才子》是“好中之优”，王希玲是“云中之彩”，是“花开一枝别样红”、“具有不工而工的化工之美”、“创造出一个空灵的艺术境界”，为“戏剧改革开创了一条新路”……(-)王希玲祖籍滕州市南沙河镇北街村。在王希玲的父亲王宝斋十几岁的时候，祖母不忍瞅着这个憨厚、能干的儿子如列祖列宗般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泥土地受熬煎，就责令儿子到外边去闯荡，创一份家业，混出个模样。王宝斋怀揣兄长给的二块盘缠钱，念叨着老母的叮嘱来到徐州车站。他就用这仅有的二块钱，办起了烤红瓤薯片的风味小吃。由于他勤奋吃苦与精打细算,数年后积攒了一笔钱。这时他就弃烤炉、搞经商，往返于上海、河南等地，做起贩卖布匹、烟叶等物资的大买卖。再后来，王宝斋在上海开办了一个小型织布厂，由于他经营有方，厂子办得很红火。此时经人做媒,王宝斋与家居开封的16岁少女崔毓英结了婚，她便是王希玲的母亲。
  1944年正月廿八，王希玲出生，以后又陆续有了三个弟弟。王希玲虽然生在上海，但对祖籍南沙河北街村却情有独钟。那是在 “文革”动乱年代，她父亲王宝斋由上海返回故里定居，还有一个弟弟插队也来到北街，王希玲利用赴外地演出路过滕州的机会来老家探望，对祖籍的自然风貌、风俗民情、人缘关系等都留下美好印象。她常说:“南沙河是我的‘根’，我永远不会忘记南沙河。”童年时代的小希玲聪明伶俐，很讨父母的喜爱。母亲抽空便教学龄前的女儿认字、背古诗、学算术。只要学过的东西她都能熟记下来。当七岁的小希玲进人学校读书时，老师惊讶这个小姑娘已经具备了小学二三年级的知识水平，于是小希玲被允许直接升人二年级学习。每次考试发红榜，她总是排在前三名的优等生。
  在王希玲的人生体验里第一次感受到苦涩的滋味便是父母离异带来的家庭破裂。1953年,母亲带着王希玲及三个弟弟回到河南，寄居在郑州小希玲舅舅家里。
  王希玲在郑州市南学街小学读书时，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人又长的聪明可爱，很快引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瞩目和喜欢。她被吸收加人了学校歌咏队，凭着会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优势还使她成为歌咏队的朗诵演员。王希玲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她最初的艺术表演才能竟是在这所并不知名的小学校园里开始启蒙的。
  王希玲有一个嗜好——爱读书。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她就拿块干馍，带条小凳，到书店里靠墙根一坐，就进入了那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她从书本里了解到，丑小鸭居然会变成白天鹅，那凶恶贪馋的狼，会装扮成慈悲的外婆她在书店里一待就是一天，店外那车水马龙的景致全然不顾。王希玲这种嗜好和文静的书卷气为她以后扮演风流儒雅的小生角色起到了一定作用。
  1955年初冬的一天，学校老师告诉王希玲:郑州市豫剧团为排演豫剧《红楼梦》招收新学员，你愿不愿意去试试？这个意外消息如一颗石子打破了小希玲心中的平静。因为，来到郑州两年，对什么是豫剧已有了朦朦胧胧的概念和印象。姥姥、母亲、左邻右舍, 甚至几乎所有河南人都喜欢听豫剧。而王希玲报考剧团最具诱惑力的原因是考上剧团，就意味着她正式参加了工作，就能自食其力，而不再依赖别人了。同时挣一份固定工资，她将养活母亲和三个弟弟。考试那天，小希玲以她的临场不惊的镇定气质和特有的艺术爆发力得到剧团副团长、领衔主演华翰磊的认可。1955年12月8日，王希玲接到郑州市豫剧团的正式录取通知。从此，她开始了自己漫长、充满磨练与奋斗、欢喜与痛苦的粉墨舞台生涯。
  (二）人才学专家们在研究中发现，困难往往可以磨练、造就一个人,赋于他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进取精神。这是一个人才诞生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专家们的这个发现在王希玲身上得到充分的印证。
  进入剧团后，领导人分配王希玲的工作是专职报幕员。她对于报幕员这项工作并不满足,在完成本职工作后就来到排练场边，细心观察演员们练功、排戏，眼睛里不时流露出羡慕和期待的神情。终于有一天，老师对她说:“你也跟着练功吧，台上人手不够时，也演个丫环什么的。”王希玲得到老师的许诺后喜不自禁，她就请全团的同志当老师，指点她练功,练唱腔，达到了废寝忘食、如饥似渴的程度。很快她就掌握了舞台上的基本动作，并开始登台充当个小角色。
  正当王希玲全身心地投入到排戏、演戏的时候，不幸的事发生了 ：1957年1月，王希玲生活和精神上惟一的依靠——母亲因患急性脑膜炎病逝。噩耗传来，使小希玲心灵深处遭受到一次异常沉重的打击。她痛哭一场，哭得天昏地暗，令听者禁不住流下泪来。当时剧团远在武汉作三个月的演出，她没请一天假，但牢记母亲在她临行前“好好学戏” 的叮嘱，把泪水咽进肚子里，咬紧牙关，把痛苦化解流淌在练功、演出的汗水里。母亲去世后，13岁的王希玲勇敢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她节省每一分钱，供养年迈的姥姥和幼小的弟弟们。她每次分到一个馍，都假装咬上一口，趁人不注意，急忙把馍藏到袖口里，赶紧向剧团院外跑去，那里伫立着她的外婆。老人家眼含热泪接过馍，匆匆回家，分给三个饥肠辘辘的弟弟。夏天天气再热，连根冰棒也舍不得吃，别的女孩子节假日逛街买东西，她却把自己锁在屋里练功。这一时期小希玲尝尽了“苦中苦”的滋味。然而，正是这种物质生活的贫困孕育了她自强不息的奋斗信念。1960年初，郑州市豫剧团要排演现代戏 《红珊瑚》。剧团领导人为了激发大家排练，就有意识地指派了包括王希玲在内的四名女演员同时排演戏中女主角珊妹，并约定不分 A、B、C、D，一律公平竞争，能者上、劣者下。与其他三位出演珊妹的候选人相比,王希玲虽然在一些剧目的表演上受到老师们的赞许、肯定，但是她依然没能练出一副珠圆玉润、荡气回肠、折服观众的好嗓子。豫剧讲究 “先看一步走，后听一张口。”唱功历来被戏曲界列为“四功”（唱、念、做、打)之首。王希玲要演珊妹，就必须在短时间内使自己的唱功有大的突破，征服观众,这谈何容易！但她坚信铁杵磨针、滴水穿石，自己一定能练出奇迹，用自己的拼搏赢得自尊和别人的尊重。
  此后，她利用一切机会向老师们请教如何正确行腔吐字，从老师们的示范中体会唱腔的力度与韵味;她跑遍书店去购买如何练嗓发声的书刊。她朝思暮想,一刻不停地在琢磨，默唱，已经到了唱不惊人誓不休的地步！剧团宿舍附近有一座公园，每天凌晨，当星、月还闪烁着美丽、宁静的寒光的时候，王希玲就进人公园，站在清清的湖水边，对着远处黑黝黝的假山、树影，练起嗓子。每天她都在此把《红珊瑚》中珊妹的所有唱段练一遍。她的优美声调，不时惊飞栖息的鸟雀，招来晨练的人们。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剧团正式试唱确定主演那天，王希玲以其吐字清晰，高低音结合得自然流畅、颇有韵味的唱腔使在场的人大吃一惊，本不被人看重的王希玲在四个候选人中领先一步，领导人遂决定由她正式出演珊妹。正式演出时，当王希玲唱罢剧中人珊妹一段“北风紧，浪涛滚，风浪哪不怜打鱼的人……”台词时，全场观众为小希玲热烈鼓掌，15岁担任主演的“处女”之作《红珊瑚》演出获得圆满成功。人们预感到一颗明亮的新星将在中州剧坛冉冉升起。从那时起，王希玲成为郑州市豫剧团时常写在戏单海报上的六位主演之一，主攻小生。这一时期，王希玲先后出演了《王老虎抢亲》、《三拜花堂》、《打金枝》等多个剧目，深受观众好评。
  (三）在对文艺大施挞伐、砍杀的“文革”中，王希玲的艺术生命还能保持她诱人的绿色，那么，在“四害”覆灭、东风解冻遍地绿洲之时，王希玲的艺术之树硕果满枝，就是必然的了。
  改革开放之后，戏剧界迎来了发展的春天。阵容齐整的郑州市豫剧团，显出了它的勃勃生机。《胭脂》、《花木兰》、《白莲花》等一批剧目接二连三地立于舞台。戏路宽、行当全、艺术如日中天的王希玲，艺术才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各种戏剧大赛中，她屡屡夺杯获奖，被人们誉为“豫剧第一小生、中州第一小生”，创立了豫剧界从未有过小生领戏的格局。在成绩面前,王希玲并没有沾沾自喜，停止不前，而是向艺术的顶峰攀登。为做到这一点，她拜豫剧艺术家常香玉为师，她从常老师身上学到了常派艺术的精髓，也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质。常老师常告诫她“学艺没有捷径，勤学苦练是惟一的方法。每句念白对着墙根念三十遍,每句唱对着墙根唱三十遍,且要持之以恒，雷打不动。”常老师在艺术上对王希玲的启迪和教诲，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以常老师为榜样，勤学苦练，从不间断。
  王希玲多才多艺，戏路宽广，主攻小生, 兼演须生、旦角。演什么像什么。著名评剧艺术家新凤霞看了王希玲演出的《秦雪梅》后激动不已，她拉着王希玲的手说:“你演的真好，扮相那么俊美,身段那么潇洒，能生能旦，戏路很宽，唱、念、做、打都好。你演的小生，真能与范瑞娟、徐玉兰媲美，把我都迷住了。”1989年，在“拜金主义”走穴风渐渐风行艺术界时，德艺双馨的王希玲不为“钱”所动，聚拢全团上下齐心排新戏——《风流才子》。此剧着重塑造一个既才华横溢、风流倜傥，而又对爱情有着执著追求的唐伯虎形象。出演唐伯虎的重任理所当然落在王希玲肩上，她又面临严峻的考验。
  在全团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戏排得很顺利。最后一场戏“点秋香”是全剧高潮。按剧本要求，唐伯虎必须当场表现众人皆知的诗、书、画三绝。而王希玲不是书、画家，她平时的涂鸦之笔岂能献丑？然而这是剧本中显示唐伯虎绝世才华的惟一举动。美在极险处，她毅然决定背水一战。
  离演出还有20天，王希玲临阵磨枪，四处拜师学艺。她习书学画达到痴迷忘我的境地。一次在家里饭桌上，她忽然执筷挥舞，不知是书耶？画耶?真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家人笑她已经有些唐伯虎的狂态了。就在 《风流才子》紧锣密鼓排练之时，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向王希玲袭来，她患病多年的弟弟二平病故。少年时家庭变故，母亲早逝，是她含辛茹苦拉扯大了三个年幼的弟弟，手足之情，不言而喻。王希玲没有嚎啕大哭，更没有饮泣不止，匆匆安排了弟弟的后事，就投入了紧张的排练。
  梅花香自苦寒来。1989年3月10日，郑州市豫剧团新编古装轻喜剧《风流才子》在河南人民剧院举行首场演出，其效果如两年后在中南海演出一样，受到专家、学者、新闻界及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在“为了观众”这一宗旨下，王希玲经常率团出外慰问演出，足迹踏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天山脚下、黑河之滨。1988年剧团演出300多场戏，她的戏就占了270多场。1993和1994年，王希玲应邀两次赴台湾演出、讲学，一时风靡宝岛。被台湾观众誉为 “豫剧皇帝”，为海峡两岸架起了友谊的彩桥。
  王希玲从艺40多年来，从演《红珊瑚》中珊妹起步，已在《秦雪梅》、《白蛇后传》、《红灯记》、《花木兰》、《家里家外》等七十多个剧目中担任主角，成功地塑造了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性格迥异的艺术形象。并在《程咬金照镜子》、《巧配鸳鸯》等四部电影及电视戏曲片 《戴枷的钦差》、《活人坟》中担任主角。中央、北京、河南三家电台、电视台均作了多次专题报道。郑州市豫剧团、河南省剧协还于1995年9月举办了“王希玲舞台四十年艺术研讨会”，来自全国百余名专家就王希玲的表演进行了深人的探讨。高度评价了王希玲“博采众长，溶为我用，堪称一派”的艺术风格。
  王希玲突出的表现，党和国家给予她很高的荣誉。她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文化部命名的尖子演员，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河南省优秀党员。她还是全国第三届政府戏剧最高奖“文华奖”榜首获得者，中国戏剧协会会员。1988年被推选为郑州市政协副主席，1998年任郑州市艺术创作研究院院长。这期间，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彭真、宋任穷、迟浩田等同志的接见。2000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观看了王希玲的演出后,握着她的手说:“你演得很好，很好!”王希玲为戏曲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她并不满足。她在编织一个美丽的梦想:将在戏曲艺术的百花园里争奇斗艳，璀璨夺目如神话般迷人，四季如春。她正为实现这个美丽的梦想而辛勤耕耘着！著名书法家马世晓马建钧马世晓是当代颇具权威的书法篆刻家。自1975年，马先生的草书作品在“苏杭书法联展”中一鸣惊人之后，数十篇文章在国内专业报刊、媒体及国外传媒上介绍其书法成就，并认为他是当今国内艺术界成就最高的为数不多的草书大家之一马世晓1935年出生，滕州市鲍沟镇马家河口村人，幼年随父迁居徐州，时得家传。大学毕业后经历了一段曲折，1970年马世晓被落实政策，回到母校浙江农业大学，安排在教务处工作。他每天8小时不停地画多种教学挂图、教科书的插图等,任务十分繁重，学习只能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为了节省时间，他来不及到食堂买饭，每日两餐只是煮点面条,每天晚上临贴都在五六个小时以上，这样一直坚持了十余年。《荀子》有谓:“真积力久则久，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无昏昏之事者无赫赫之功。”马先生积力已久，基础厚实,为今后的超越古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马先生四体皆擅,尤以行、草面世最多，篆隶作品较少示人。当代书坛对马先生艺术成就的认可，是多方面的;有的推崇他的格调高雅，意境深远，迥异流俗;有的钟情他传统与现代意识古质”与“今妍”的完美融合•，有的被他激情奔达，才华过人，线条流动，气势敦厚，面目独具所折服;有的对他取法高古，钟情张芝一笔书叹赏;有的对他居当今浮躁日甚的书坛上，用志不纷，精益求精以及人品崇峻、文章雅淡所钦佩……马先生对大草书的阐释与取法集中体现在他的论文《张芝创“一笔书”辨及〈冠军贴〉 审美新探》中。这篇论文是马先生大草书创作自叙式的心得记录,也是我们寻绎他创作思想的重要语言信号。首先，他通过对贴学系统中的大草一脉进行新的解读，重新确立了张芝在大草系统中的历史地位。其次，先生对贴学中的草书起源问题也做了自己的阐释:“历来认为今草发展到‘二王’才成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作为一种书体，今草的成熟应该在东汉，甚至更早一些。”第三，马先生通过对历史的重新阐释，提出了以“魏晋风骨”为主要内涵的中和之美是大草创作的最高审美境界，自然这个最高目标也就是先生孜孜以求的心目中的大草创作的艺术化境。先生指出：“魏晋风骨”就是传统认为的以二王为代表的中和美的主要内涵。而张芝则是承“汉魏风骨”和“魏晋风骨”的一代新风的继往开来的大师。“魏晋风骨”从其形式美和意象美的主要方面来说是一种飞扬纵横奔放雄肆的美。这属于“多力”的美学范畴即阳刚之美，然而他又给人一种清逸流宕、萧散、丰满、沉郁的美,这属于“丰筋”的美学范畴，即阴柔之美。这多力体现出的“骨”与一般所指汉人的凝重、苍莽、刚健质直的“骨”以及唐人豪放壮丽、俊拔雄强的骨均有所不同，它是阳刚和阴柔高度完美的结合，是既突出骨力，又充满着血融肉润的美，他更主要是一种高逸旷达、潇洒蕴籍的风流气骨。从创作情感上看，中和美表现为“既奔放豪荡，风驰云涌，又严谨缜密，委曲含蓄;感性与理性自然完美地交融合一”。在这里，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外在形式与内在精神得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可以说中和美境界就是中国人化哲学所追求的 “天人合一”的境界。马先生追求的“中和美” 的审美观，使他在创作中特别重视“气”和 “势”，如果乏“气”书法作品就没有动人之情，张芝《冠军贴》创作是一种奇纵的清逸之气。马先生作品在笔墨技巧上既无所谓的野逸狂怪，更无妄生圭角的狂獗之气,在如骤雨旋风的线条纵横的同时，又透出一种娴静之美，字字神采奕奕，笔笔清俊潇洒，辟出一个“无上清凉”的境地。因而其书法的风格价值和审美创作观就显得弥足珍贵。
  马先生精研笔法，直逼古贤。为体现“中和美”的审美理想，马先生从卫夫人《笔阵图》中的“多力丰筋者圣”的观点出发，阐发了他的“筋骨并”的“气脉贯通”的笔法思想。他认为“骨”和“筋”是互为表现的,二者在用笔上是一致的，“劲骨”即“多力”，所以“骨法用笔，气韵生动”贯穿于先生创作的始终。正因为此，我们才看到他的创作，凌空取势,腕灵笔活。激越的情感迅速地驱动着线条的运动，使线条飘逸中愈觉沉厚，丰腴中尤显生动。达到内藏风骨，流美于外，动中寓静，静气内敛的境界。
  一流与他同行——记《人民法院报》原副社长王连登贺茂之1989年10月8日，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敬老好儿女金榜奖暨全国第二次老龄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出席并讲话,政治局常委乔石、宋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并为获奖者颁奖，其声势之大、影响之深远，史无前例，至今人们谈论起来，仍赞不绝口，说此次活动是全国老龄工作的最顶峰，迄今也是惟一的一次。那么,其实际策划者、组织者是谁呢？他是用什么力量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掀起了这股银色浪潮呢？他现在在干什么呢？ 他名叫王连登，滕州市姜屯镇田元村人，时任《中华老年报》副社长兼副总编、上述以宋任穷为主任的两奖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后任《人民法院报》副社长,现任升平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国史学会《新战争与和平》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刚刚步入花甲之年。
  他原名王慎科，是吃鲁南地瓜干长大的。不幸六岁丧父，他幼小的心灵早早地就浸泡在孤儿寡母的艰难之中，同时也早早感受到母爱的深重和慈母的期待。家境贫穷，他饿着肚子也坚持上学。人家学课文，他还要阅读课外书;人家的学习好，他就一定要更好。到了五年级，他偷偷地同六年级毕业生一起考初中。为避免被发现，就用了上小学三年级时一位穷秀才赠送给的名字王连登。没想到他还真的连登两级,考上了初中。
  1957年7月，他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是山东省考上该校四名的第一名。
  1962年，他五年的大学法律系毕业，被挑选到国家公安部武装警察部队，又是几十人中的第一名。
  大学生参军，首先要到连队当一年列兵。适逢连队正在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在旧社会过来的人，谁没有一把辛酸泪呀？他就带领全连战士开展了话家史写家史的群众性活动，举办了该军第一个忆苦教育展览。苦难激励心志，整个连队呈现出空前的力争上游的气象。上级领导人自然又发现了他。很快就把他调到了一老大难连队。从不畏难的他当即走到战士中间，同战士促膝谈心。了解其所思所需所为，制订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同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操练，并身先士卒脏活累活干在前。为改善连队生活，他指导科学养猪100多头，连队得以全面发展，连续保持了七年的四好连队称号，他撰写的连队开展学哲学的文章《安全行车辩证法》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他也因此由连职直接提到第二炮兵机关的副团职，名副其实地连登三级。
  1975年，毛主席发出“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要推倒”的指示。他被选调到二炮机关落实政策办公室，对十多个专案进行了复查。每个专案组几乎都把立案对象定性为或叛徒或特务或反革命。王连登问:你们看过他们的档案吗？回答说“没有”。“你们连档案都没看，怎么能确定人家是叛徒特务呢? ”有的说是某某揭发或个人承认的。他则果断地回答:我们党高级干部的历史都是经过严格审查，早有结论记载人档的，要以此为准。档案上没有的，任何形式反映出来的都不算数，对被立案者要立即解放。一个审查在“五师突围”中被定为叛徒者的专案组长拍案而起: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班毕业生，在我手里从来就不会搞错的！你这个同志想推翻此案证据不足。王连登也拍案而起: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最讲究以事实为依据。对此事中央早有决定:李先念、王树声回延安，其余同志能走就走，能躲就躲,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突出重围,以后再回到革命队伍中来，都是革命的。此次突围，是中央决定的重大决策，这个同志在突围中把手枪交给了一名伪保长,换了身服装跑了出来，后来又回到部队，怎么能因此给人定案为叛徒呢？你如果认为我说的不对，可以去问陈政委。陈政委当时任二野组织部长，回答说确有此事。并查到了中央决定的有关文字记载。这样，受林彪路线迫害的十多位正师职以上干部均被解放、重新工作。部队首长为他的正直和胆识而称赞，遂决定把他由副团职提升为副军职副部长，时年36岁。这又是一次连登三级。
  可是，就在他的任职命令正待公布时，平地陡起风暴，他被莫名其妙地立案审查，不是连登三级了，而是被连审三年。其间雨雪风霜一言难尽。没查出任何问题，但他被闲置了起来。
  然而，真金是尘封不住的。中共中央革命烈士传编委会聘请他为秘书长。面对这成立了三年尚未开张的机构，他很快就摸清了原因是“三不给”造成的。S卩:不给编制一一没有人，不给经费——没有钱，不给房子——没有办公地方，只给一个空牌子。博览群书、熟谙革命历史的王连登深知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有无数烈士英勇献身，他们参加革命时不是一无所有吗？他们有的只是一个信念、满腔赤诚。我们这些新中国的受惠者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烈士镌入共和国的史册。况且还给了我们这块牌子呢！有了牌子就有了通行证,只有干才有进，等只能是空。于是，他建议：没有人——借，没有房——找，没有钱 ——挣，先办个《革命烈士传通讯》创收，同时亲自动手为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写访问记，在挣稿酬办刊的同时，还注意向其汇报情况，以求得支持。他先后采写了王震、薄一波、宋任穷、黄克诚、帅孟奇等。采写黄克诚的过程，使他成了黄老的忘年交。黄老评价他说:王连登爱关心职权以外的事，他缺点改了优点也没有了，他能过批评关，能过批评关的人也能过生死关。他采访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当谈到不少烈士为国捐躯时，他趁势谈到为烈士们列传没有钱的困难。王震说:哪里可以给钱？他说：中组部的党费可以用。王震当即让他去找宋任穷部长拨款10万元。他又找到几位风雨同舟的“赋闲者”，足遍华夏，苦干三年，煌煌12卷洋洋300万言记载上千名烈士的巨著陆续问世。总政治部由此还建立起一个革命烈士编辑委员会的机构。
  可他呢？转业进了新成立的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先后出任《中国老年》、《中华老年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代社长等职。此时, 老龄问题已成为世界重视的社会问题。他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老龄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财富的挖掘、国家的进步，老龄工作大有可为，不干则罢，干则干好。于是他立足于杂志、报纸，面向全国各省市，建组织、制纲领、定目标、抓典型，办报刊与办老年大学结合，倡导老有所养、所为、所医、所学、所乐与开展老有所为精英奖、敬老好儿女金榜奖相结合，一时间老龄工作犹如浩荡春风在全国各地展开。在抓典型中，他亲自发现并树立了震动中外的“南北二李”。“南李”为曾任河北省省长、湖北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李尔重，离休十年，创作了500万言的长篇巨著《新战争与和平》。王连登在人民大会堂为他组织了作品研讨会，并成立了《新战争与和平》专业委员会，亲自出任常务副主任，还组织电视连续剧的改编和拍摄。“北李”是指太钢退休老工人李双良，历经七载搬掉渣山，优化了环境。王连登亲自组织撰写长篇报告文学，同时组织报告会，受到中央领导人的称赞，李双良先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环球五百佳。典型带一般，局部促全局，在万事俱备时，他策划组织召开了本文开篇谈到的双奖大会。此后，又接连编辑出版了12本专著，创办了《老年文摘报》、《中外产品报》、《引进报》，连同他后来参与创办的《人民法院报》，短短的几年间，就办了6种报刊，还组织了多次惊天动地的活动。权威人士赞叹:“王连登做事全是一流的水平!”是的,就连他的子女有两个在美国也拿到了硕士学位;他的夫人谷丰也是一流的女强人、贤内助。
  古人云:“一流之人,方识一流之善。”而一流之事，源于一流之人。问王连登成功的秘诀，他笑而答日：“我如果算成功的话，得益于在滕县一中读书时学会了倾听。倾听，即 f面其全力侧耳细听。”他为此编成了三字经: “上课时，坐端正,睁大眼，专心听，看老师，记内容，排杂念，靠自控……”他还把这“三字经”寄给了他的母校，他希望母校年轻的校友们都能掌握这开发智慧的钥匙。他这是讲的学生时代。放眼他的人生足迹，何尝不也是注重倾听呢？当军人，他倾听党的声音;当报人，他倾听时代的脉搏•，当领导人，他倾听群众的呼声。他对倾听有着特殊的感情。也正因此，他几年前自费组织了个“倾听协会”，自任会长，其目的是进行开发智力的实验，探索科学育人之路，促进人才腾飞。第一批会员12人，全部已大学毕业，其中有1名去国外攻读硕士学位。
  看，又是一流的事业,一流的水平！ 一流与他同行。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心理治疗大师--钟友彬和他的认识领悟疗法张圣芬80年代初，中国的心理治疗经过长久的空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时,地处北京西郊的首钢医院精神科大夫钟友彬，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创立的认识领悟疗法，却一枝独秀,不仅在很短时间内治愈了某些顽固神经症，也使性变态的矫治成为可能。他卓越的临床实践，既开了中国心理治疗界的先河，对世界正统心理分析学派也是一个重要突破。他不仅在弗洛伊德未竟的历程中迈出了新的脚步，而且构筑了中国的心理分析框架，在心理治疗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向巴甫洛夫学说质询钟友彬1925年出生于山东滕县，1945年考人北京大学医学院，1952年毕业后，一边留校任教,一边做精神科医生。
  钟友彬平素随和，但在学术上却绝不随波逐流，实践中行不通的东西，即便是权威言论，也敢论个短长。1964年他发表在《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的论文《神经衰弱病人对心因的否认》，就是他向巴甫洛友学说质询的产物。
  五六十年代，我国学术思潮唯苏联马首是瞻，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在精神医学界是对神经症的独家权威解释。巴甫洛夫学派认为，大脑皮层细胞的机能衰弱导致神经衰弱，而这种衰弱是过度紧张造成的(也可理解成劳累），治疗方法是用睡眠疗法或服用溴咖合剂，加强大脑皮层的保护性抑制。但在临床实践中，钟友彬发现这套理论仅是从生理实验出发，而不是从人出发，把狗的反应照搬到有情有感的人身上,完全是一种教条主义。
  当时“大跃进”风也刮到医院。钟友彬所在的北医精神医学教研组的领导人提出要放两颗“卫星”,其中一颗就是神经衰弱的快速综合疗法，“三年消灭神经衰弱”的荒唐口号也刷在了墙上。所谓快速疗法，就是把病人组织起来，开誓师大会，听巴甫洛夫学说报告，服溴咖合剂，然后自报公议，评价症状是否好转。谁的病没好，谁就是政治没挂帅，没跟疾病作斗争。在那个年代，哪个病人敢要这个结论呢？钟友彬对这种疗法不以为然，也不相信病人的症状不是因心理冲突而引起,他公开说:“累不出神经衰弱。”有人与他争论:“你说有心因就有反应，那林彪神经衰弱，林彪也有心理问题吗? ”钟友彬毫无怯色:“林彪有没有心理问题我不知道,但如果他有神经衰弱，那他必定有心理因素。”在当时学术问题与政治倾向紧密联系的气氛里，钟友彬的言论未免有些大胆了，指向他的大字报出现了“你不要同党较量了”的字句。同事们怕他惹事，有意不让他分管神经衰弱病人的干部组;好心的领导人把他叫到家里，嘱咐他小心，即使引用苏联人的观点,也要看看是否属于官方支持的派别。钟友彬小心了,他毕竟是被拔过“白旗”、划过“右倾”的人,但他没有放弃，他相信这种违背实际的研究是建立在浮夸的冰山上，其势虽雄,却经不住事实的照射。他利用自己是门诊组长的机会，复查了所有曾参预“快速疗法”的神经衰弱病人,对有顾虑者约其星期天来门诊交谈。这样，他先后调査了近700个病人，在曾否认心因的429个人中，有415人承认发病前及当时确有引起情绪变动的因素;并摸清病人之所以否认心因，一些人是没有意识到心因的致病作用，另一些人是怕被说成闹情绪。
  这篇来自实践调查的论文，整整被审了两年多，才准予发表。
  今天回忆这场争论，钟友彬说:“并非我比别人高明，只是更看重事实。当医生必须同病人一起摸爬滚打，才能摸到真理的边缘。，’“地下精神病科”也许是钟友彬“自由”思考的习惯和学术上过于认真的秉性，不大招某些人的喜欢，他被划入1965年下放人员之列。钟友彬不怕下放，只要还让他干精神科。要说当初选择学医，并非他的本意。做小职员的父亲说：“你不爱讲话，没大出息,学医吧，混碗饭吃。”7年学医，钟友彬也未打算做临床，他最希望的是从事生理实验研究。可生活常常同人开玩笑，不想和人打交道的钟友彬一毕业就同精神病人厮磨在一起。14年下来，让他改换门庭，可同精神病学的这份情缘，还真割舍不得。结果他却被下放到没有精神科,也不想要精神科医生的首钢医院门诊部。
  从1965年至1975年，他当过内科大夫，挨过批斗，挖过防空洞，也“客串”过护士。当一切闹剧均烟消云散，重新又恢复他当内科大夫的权利时，钟友彬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本来再混上10年，也可以舒舒服服回家抱孙子了；况且他的家住在远离单位的索家坟，在地铁没有开通的日子,每天光在路上就要花去将近4个小时，可钟友彬却在这时向院领导人郑重递上了一份报告，要求由他把首钢地区的精神病人管起来。
  1975年7月4日，钟友彬就从这天开始, 他获准每周可以有两个半天从事精神病人的管理;也就从这天开始，他踏上了回归专业的道路。为了这一天,他整整等待了10年。
  我曾一页页翻过钟友彬的随访记录，那是八个普通练习本，它记录了钟友彬在十几年里访问病人的足迹,也记录了他对精神病学专业追求的执著。
  随着走访范围的扩大，管理的病人由第一年登记的204人增加到上千人，有两个年轻医生先后分来协助他。至1985年1月，首钢医院正式成立神经精神科，整整9年半时间，钟友彬和他的助手组成他们戏称的“地下精神病科”，从事着全国一流的防治工作，使精神分裂的复发率一直保持在以下，创了全国最好记录。1987年，他们被评为北京市精神病管理先进小组。
  禁区里的“弄潮儿”真正意义上的心理治疗,在世界范围内的诞生不过百年。我国在1966年之后心理治疗处于被批判状态。在这之前，受苏联影响主要是治疗神经衰弱，对强迫症等顽固神经症毫无办法。
  50年代末期，钟友彬对巴甫洛夫学说中教条主义成分的认识，促使他转而去学习弗洛伊德的理论。他常常与志同道合的王景祥医生一起讨论，偷着实践，对几个强迫症和恐怖症病人进行试验性治疗，并尝到了甜头。但在当时，弗氏的理论在中国却是一个不成文的禁区。30出头的钟友彬不知隐讳，时常流露出“真该给弗洛伊德恢复名誉”的感慨。结果，这成了“文革”中他被批判的口实。
  钟友彬不能忘怀50年代末初次尝试的甜头。1978年,当科学的春风唤来第一声燕子的呢喃时，他便沿着这条思路踏上探索的实践。当时，他人在内科，病人不可能找上门来。钟友彬便托在其他医院工作的朋友，把别人治不了的精神病人介绍到他这儿，他利用午休时间在医院走廊里义务地为病人治疗。就这样，钟友彬再次悄然推开禁区的大门，1979年已开始有治愈病例的论文报道，来找他的病人也愈来愈多。很快，走廊显得太窄，中午时间显然不够，钟友彬给院党委写了“增设心理顾问门诊”的报告。1982年8月，这个北京最早开办的心理咨询门诊开诊了，钟友彬搞心理治疗也走上名正言顺的道路。
  钟友彬相信心理分析，不是出于对哪一种学说的偏好,而是来自实践的验证。拿强迫症来说，这类病人反复做出某些动作，费时费力,无法正常生活。如有的不停地洗濯,一洗就是六七个小时，洗得双手破溃;有的不停地检查门窗灶具,因总是不放心，一两个小时也无法走出家门上班。无休止的强迫动作，使病人十分痛苦，力图不去做，却又身不由己。钟友彬认为这种病人的核心是焦虑，这种病态焦虑都具有幼年根据,一般发生在四五岁以前，回忆不起来，但在遇到困境无法适应时便引发出这种早期恐惧体验。可以说，幼年初期焦虑的再现是强迫症的发病机制，如果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让病人知道折磨自己的症状的真意，病人就像揭开久猜不中的谜底一样，紧张情绪会立刻松弛下来,症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1978年，钟友彬诊治的一个病人，就是这种情况。病人于1963年去医院做过一次人工流产，候诊时见到有个妇女走出手术室时，流着口水，表情痛苦，感到既脏又可怕。于是，该病人回家后即开始怕脏，尤其怕见别人吐痰，不论隔着多远见到，也要长时间洗手、擦桌子，洗一次澡要花去六七个小时，已经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钟友彬启发其回忆幼年经历，病人在母亲的帮助下，想起5岁时的一天在床上玩，不慎掉下床,摔到床旁边的蚕筐里，压死不少成蚕，大量黏液和死蚕黏在身上，当时非常恐惧。当病人明白恐惧的对象并非手和身，而是遗留在内心的幼年痕迹，目前的恐惧毫无道理时，病情就有了好转。
  开始，钟友彬完全遵循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正规套路，启发病人回忆幼年经历，确也有简单病例因忆及有关生活事件而缓解了症状。但他发现在如烟的往事中，要回忆出作为症状根据的心理事件十分困难，况且病例大多极其复杂，即使回忆起一些幼年经历，对病人症状的改进并无太大帮助。这促使他对心理分析治疗的机制进行了再思考。领悟是治愈疾病的关键，他发现病人所能领悟到的内容和医生的理论观点有密切关系。显然，医生的解释是治疗的武器，医生设法在事件、病人的感情和体验之间建立起一种逻辑联系是解释的关键。因此，医生要找到一种特殊的方法，引导病人认识症状的幼稚性,并认识到这种幼稚性是早年形成的,从而放弃幼稚的恐惧的行为,至于能否回忆起幼年症结并不是最重要的。当这一“合理内核”被钟友彬像挖宝一样挖掘出来后，他感到思路豁然清晰，一条通向成功彼岸的小路已经若隐若现地浮现在他眼前。他着迷了。除了病人，除了寻找治愈病人的办法，仿佛一切都不存在了，连上下班乘车时间也沉溺在苦苦的思索与推敲中，多次丢钱失物竟浑然不觉。而“钟氏领悟疗法”就在这求索中完善起来的。其显著不同于正规心理分析的，就是他不把治疗重点放在回忆、挖掘幼年经历上，而是和病人一起讨论分析症状的幼稚性，使他们领悟到要用成人的眼光和态度重新评价病态的情感和行为，因此大大缩短了治疗用时，一般三四次，最多不超过十次即可使病人痊愈。
  有个病人惧怕癌症，见了戴黑纱的人，听人讲了“癌症”二字都要大洗不止。他为自己辩解道:“小孩子不懂得癌症可怕，为什么说怕传染是幼儿心理呢?”钟友彬告诉他说:恐惧带有幼稚性是指它的性质，不是它的内容，“癌症可怕”好比是成年人外衣，剥开外衣，就恐惧本身来说仍是幼年心理。并指出病人自己其实在理性上也承认癌症不是传染病，靠洗也预防不了，但却因担心“万一”出现不幸后果而屈从于幼儿心理。而这种怕“万一”的思维方式，实际也是儿童式的恐‘惧，是把幻想当成现实。引导病人领悟的治疗是极其艰难的，病人要摆脱支配了自己十几年、几十年的幼年心理，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奏效的，常常是进两步退一步，但不管过程如何，病人领悟后常常发出“洗了脑筋”的感慨，有的还很形象地说:“小我统治了我这么多年，翻身的时候到了。”•破译“恐人症”•，攻克性怪癖如果说有人怕猫怕狗怕蛇，大家都会理解;如果说有人怕人，怕到不敢见人的地步，可能就不大相信。但确实有这种病人，他们甚至连家人也不敢接触。钟友彬介绍说，这种病属于恐怖症的一种，叫做“对人恐怖症”，患病者基本上为年轻人。
  1990年3月的一天，一位从外地来求治的姑娘，犹犹疑疑地推开了诊室的门。她低着头，不敢看医生，满脸愁容，嘴里不住叨咕着:“请医生救救我的命。”在吞吞吐吐地叙述中，钟友彬听出病人在上高二时，一天在下课前无意中斜眼看了一个男同学。下课后,那个男同学把椅子提起来猛地摔在桌子上，那响声就像炸在病人的头顶，使她怀疑对方肯定是认为她不正派, 便警告她以后不许再看男同学，特别是不要用余光看。谁知她越想克制，越不由自主地去看,看了又觉脸红，怀疑别人看出自己要和对方搞对象的念头，便加倍责备自己。这种痛苦折磨得她无法集中精力听课，也不敢和同学交往。髙考落榜，当了工人，仍不时地用余光看男人，并感觉周围人在用各种表示，说她是一个作风不规矩的女人。她看过眼科, 接受过十次电休克治疗，服过各种抗精神病药物，仍不能矫正余光看人的毛病，恨得她想把眼睛弄瞎，或一死了之。
  对这类病人，钟友彬有透彻的了解，他自然不相信该病人18岁时的一次余光看人就导致如此严重的症状。他发现大多数病人的恐人症内容与性有关，其实是性心理发育不成熟造成的内心冲突。
  他启发病人:“仅仅一次用余光看人，怎么就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呢？况且已经过去了10年，为什么情况越来越重呢? ”像被触动隐秘，病人沉默了，眼泪流了下来。
  病人十多年来，第一次向别人讲出自己长久埋藏在心中的幼时与男孩有过性游戏的往事，这也是十多年来压在她心头的一块巨石。令她想不到的是，医生却说幼年不懂事时的游戏行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坏事，许多孩子都有过，不应当用成年人的道德标准来谴责自己，这只能说明她的心理年龄还是个少年，不成熟。病人一下子如释重负，“却原来我本就不该指责自己”。她长这么大，还从没人跟她说过这样的话。
  钟友彬又鼓励她去向旁人调查，是不是看出她在用余光看人，是不是看出她看人的念头是想同别人搞对象。她调查了几十个人后，高兴地告诉医生，事实完全不是她想象的样子，自觉心情平静多了，用余光看人的情况也少多了。钟友彬进一步指出：其实用余光看人是她自己内心的愿望，是少年时期萌发的，并非不正常,问题在于她听说用余光看人是坏女人调情的表现，就去克制自己,反而与内心愿望形成冲突，促成恶性循环。如果不把这样看人看成坏事，任其自然，也就不引起自己注意了。
  治疗的过程自然没有这般简单，由于恐人的病因事件与性纠葛在一起，这又是病人最不愿触及的内心隐秘，因此他们只求去除症状，而本能地掩盖创伤，阻抗医生对其内心的审视和治疗。有的病人往往在症状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喘不过气来时，才一点一点地撤去防御。
  几年来，钟友彬和助手张坚学医治了100多例这样的病人,使这个颇具东方性意识特色的恐人症得到了破译。
  钟友彬曾成功地治愈了许多性怪癖病人。病人主要是男性，大多受过教育,工作也很体面,平常作风严肃。对这种性变态行为，社会不能容忍，医学无能为力，病人虽屡经公安机关“矫治”，身败名裂，仍“痴心不改”，甚至越丢面子，心情越恶劣，要去干的冲动反而越强烈，真是成了一种“绝症”。对这种痼疾，创立心理分析的弗洛伊德也只能耸耸肩。他认为，心理分析的要点在于揭开病人精神防御机制的伪装,而性变态却是幼年性欲在成年人身上赤裸裸的表现，没有什么伪装可以分析和揭示，心理分析对它也就无能为力，更谈不到可以治愈。
  钟友彬抓住了这类病人的病理心理本质，也就等于抓住了解决问题的钥匙。他不把重点放在揭示症状的真意，而是直接向病人解释他们的行为是儿童的幼稚行为。许多病人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完全放弃变态的性行为。一位曾接受过治疗露阴症病人，两个月里通过与医生的七次会见,理解到自己的行为是儿童的性取乐方式，与幼年性经历有直接联系，心理逐步成熟起来，完全不需控制就放弃了以前的恶习，并兴奋地告诉医生: “现在，我要作为一个真正的成年男人踏上归途0顽症、怪癖，到了钟友彬手里，常常不超过十次会见即可治愈,这也应算是世界性的奇迹。可剖开治疗的过程，要点又极其明了简约。这恰恰证明，复杂的并非是事物的本质，而是如何去发现本质的过程。高明的医生，不会被复杂的征象迷惑，他在复杂中看到的反而是简单。
  心理分析的发源地在西方，心理分析的实践开展得最早最多的也是西方，然而，当正统的心理分析在西方不景气时,钟友彬的“认识领悟疗法”却让西方人的目光移向了东方。美、英、法、意大利等国的心理学专家、精神科教授纷纷来访，有的甚至连续十几次来同钟友彬讨论病例;法新社、安莎社、意大利晚邮报、法国电视台也来采访、撰文、拍片，把“东方弗洛伊德”的神话传到他们的国度。对这一切，钟友彬安之若素，只有尽了一个医生责任的内心平解。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我可以说是有些经验的。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那就是注重实践。”他非常感谢改革开放后可以自由思想，使他被耽他感到遗憾的却是由于照顾患重病的老伴, 搁了那么久的生命创造力，能够去想自己感不得不在退休后更多地呆在家里，而他的心兴趣的问题，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使他在却仍关注着蓬勃发展的心理治疗界。钟友彬短短几年间完成了56篇论文和5部专著。对神经症的发病机制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他感到一种生命创造的满足。我们期待这位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心理学大其实,生活没有给钟友彬多少厚爱，命运师和他的“认识领悟疗法”，给中国的心理分也没有给他多少公正。别人看他活得清苦，析再添华章！老老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记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孙清民海燕孙清民，高级编辑。现任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领导科学报》社长兼总编、山东领导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杂文学会、公共关系学会副秘书长，山东领导科学人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作家协会会员。
  谈起故乡滕州，孙清民往往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这位农家子弟虽然离开家乡近四十年，但对故乡的眷恋依然情深似海——父母的养育之恩、父老乡亲的深情呵护、共产党组织的关心培养，都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尤其难忘的是送他走上成才之路的母校滕县一中。1962年，刚满15岁的孙清民做梦也没有想到，滕县一中共产党组织会把他这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保送到省城济南重点中学读高中。班主任告诉他,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按上级要求条件选中了他。这个农民的儿子万分激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报答共产党的恩情,报答家乡人民的厚爱。孙清民怀着拳拳之心在济南山师附中读完了高中。虽然身居闹市，孙清民却是寒窗苦读，三年到市里去玩的次数屈指可数，他的语文及外语成绩在这所省重点中学里名列前茅。他因外语成绩优异被老师带着到济南市一些中学介绍学习经验。高中毕业，幸运之神又一次降临到这个农家子弟头上——山师附中的共产党组织经过挑选决定，保送他不参加高考直接上大学。可以说,孙清民的学生时代处处沐浴着共产党的恩泽雨露。19岁他踏人社会在《济南日报》当记者，尔后到机关。耿直的性格、坦诚的胸怀，使这个从学生时代就酷爱文学、崇拜鲁迅的青年，毅然拿起手中之笔，针砭时弊，激浊扬清，写出了一篇篇犀利的杂文。有时在《大众日报》、《济南日报》一周即发表四篇杂文，他常用的笔名“青旻”、“洁人”也因之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杂文的写作往往是工作之余，“三更火把五更鸡”，虽是点灯熬油，心中却常有一吐为快之乐。杂文使他小有名气，但仕途上也因之给他带来了麻烦。有的领导人“对号入座”,有的领导人指责他“不安分”、“捅漏子”。这个本来在机关里一向被领导者视为“老老实实，精明能干”的年轻人受到了莫须有的责难。一会儿参加工作队去 “学大寨”，一会儿参加工作组去搞“企业整顿”，尽管他仍然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却被排挤在提拔重用之外。这个一直对共产党组织忠心耿耿的年轻人陷入了困惑之中，虽然意识到自己是因手中的笔给仕途蒙上了阴影。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与文字为伍的执著，他终于作出了选择:到学术单位去，到远离权力的部门去。1984年，慧眼识珠的省社科联领导人以“不调档案先调人”的非常手段，硬是把他调入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这里虽然是一个清水衙门，却汇集着山东学术界的精英，孙清民如鱼得水,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广泛涉猎各学术领域，尤其对新兴学科的研究更是孜孜以求。80年代初公，共关系学刚刚引入我国，他受领导人的委托到南方各省广征博采，很快将这门学科引入我省。《山东青年报》为他开辟专栏，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为他开办专题节目，他连续写出了25讲《公共关系漫谈》，引发了一场“公关热”。他的《公共关系漫谈》(25万字）由海天出版社出版，成了全国的畅销书。尔后，他又写了专著《秘书公关实用技能》(30万字）,该书被省政府列为文秘岗位培训专用教材，参加了全国公关书展，并获得省政府优秀科研成果奖。他还先后出版了自己的杂文专著 《海天集》以及其他著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论》、《人才理论研究》、《共产党员修养漫谈)〉、《海岛经济研究》。他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羊城晚报》、《工人日报》、《瞭望》及《大众日报》发表文章近400余篇。他主持完成了省重点社科科研项目《决策执行概论》。他所写《关于建立我省智囊机构的思考》一文，由中共山东省委以内部参阅件刊发了专号供省委领导人决策参考。他写的会议综述，被省委全文电报中央办公厅，受到省委表扬。他多次被单位评为优秀工作者。
  自1990年起，孙清民主编《领导科学报》，十多年来全身心投人了这张报纸。他在报社倡导“团结务实拼搏进取”的精神，他把平实、厚重、清新、内秀作为报纸形象的追求，力求把准确、简练、鲜明、生动、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的文章呈送给读者。他力求报纸的高品位，力争占领领导科学学术制高点,为各级领导者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把握时代脉搏，洞察社会变革的深层原委，以高明的决策迎接挑战，赢得未来、保驾护航。报纸深受广大基层领导人的喜爱，称“她”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南自海南，北至黑龙江、内蒙，西至新疆、西藏，都有领导科学报的热心读者，孙清民也因此广交了全国各地的大批朋友。不少青年干部把他视为兄长，坦诚地把自己人生旅途上的酸甜苦辣倾心相告。报纸在中央政研室、中央组织部等中直机关也很有影响，并引起了高层领导人的关注。李瑞环、聂荣臻、宋平、钱伟长、张全景等领导人都曾专门为报纸题词,历届省委书记姜春云、赵志浩、吴官正都十分关注报纸的发展。
  1998年，孙清民又创办了山东领导科学研究中心。中心以全国著名领导科学专家为顾问,吸收了一大批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领导者。中心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紧紧围绕领导工作科学化的中心课题，针对现实领导活动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领导工作的科学规律，探讨实施科学领导的途径方法，总结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多层面、大范围为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服务。
  孙清民志存高远，淡泊名利。他常说:老老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让社会拥戴你，你便拥有了社会，拥有了幸福的人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王大千每当我拿起笔来填写各种履历表的时候，在“籍贯”一栏每次都郑重地写下“滕州”两个字。这时候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生我养我的小村、沃野，以及滋养我童年的山山水水。滕州这两个字在我的生命中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联系。
  我,1963年11月出生于今滕州市界河镇南面的一个村庄里，在那里度过我的童年时代，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亲情与乡情的温暖，同时也品尝到了生活的贫困与艰辛。在60年代那段狂乱的岁月里，没有谁的命运能摆脱与政治的联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在爷爷奶奶和父辈们生活的喜怒哀乐里，深切感受到了农民们的渴望与追求，每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期望与寄托。在最初的人生里，我懂得了进取与努力是做人的根本。
  我的小学时代是在我们村里的单马小学度过的，由于学校与我的家在一个大院里，所以学校有一种家的感觉。到了上初中的年龄，我跟随干临时工的父亲转入滕州一中读书。在这所被滕州人称为“高等学府”的殿堂里，我有幸完成了中学时代五年的学业和人生的启蒙。尽管当时自己还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但这里的老师和环境给我很多学业以外的收获，做人、做事的言行举止，同学、老师们对待事业和理想的态度，耳濡目染给我打下最初的烙印。从师长们的言传身教中，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滕州一中给予我的不仅仅是书本的知识，更主要的是那种潜移默化的“文化、理念、精神”。
  带着诗人的梦想和卣己对大海的向往，高中毕业，我考人青岛商校读书，在这里我实现着青年时代的文学梦。两年里我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无数次地漫步海滨，接受着大海的陶冶，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在这期间，我的诗作先后被省内报刊采用，这在当时给了我莫大的激励，也坚定了我走向创作道路的决心，直到毕业分配到薛城商业局的五年里,我始终不渝地坚持文学创作，先后参与成立了薛城文学社、枣庄市青年诗人协会,结识并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文学的好朋友。正是因为这些良师益友使我感到自己的生活特别充实，也培养了积极宽容乐观而富有创造激情的性格。
  198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大众日报社准备创办山东省的第一份晚报——《齐鲁晚报》。我那时刚刚从薛城调到省城，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投人了当时的试刊工作。那时报纸还没有出，筹备办报的一些同志正在准备第一期试刊号,我来到编辑部开始从事编辑工作。怀着兴奋而又神圣的心情，我参加了《齐鲁晚报》的创办。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从一名普通编辑干起，先后任社会新闻部副主任、专刊部主任、编委、副总编辑，一步步伴随着报纸的发展而成长，我策划的“体验新闻”、“新闻调查”等栏目先后在省内外获奖，在山东新闻界有了一定的影响。
  1996年底,我受命创办山东省的第一张晨报——《生活日报》，出任总编辑。那年我刚刚33岁，是山东省新闻界最年轻的总编辑。短短三年的时间,《生活日报》迅猛发展，被评为山东省“十佳报纸”之一，我本人也被评为山东省新闻出版十佳人才、省直机关“十大杰出青年”。2000年7月我从省委党校第十期中青班受训归来,担任大众日报社社长助理、大众报业集团副总经理，同时大众报业集团又将投资4个亿、历时6年建成的山东新闻大厦的董事长职务交给我。我感到的是新的压力与挑战。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滕州人正直、热情、投人、执著的秉性，对我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常常说自己是在“滕州文化”的环境熏染下长大的。看一看我周围的滕州老乡，不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人,都有一种滕州人特有的执著与纯朴,都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和事业心。从那块土地上走出来的人，始终抱着一种不能给家乡人丢脸的质朴情感来待人接物、处事做人，这也许就是滕州故土的乡魂。
  我年仅十岁的儿子，虽然没有在滕州生活过，可是却也爱吃煎饼和喝羊肉汤。我说: 孩子你是滕州人,你将来长大了，不论到哪里都不要忘了你的滕州老家。
  中国第一独立制片人刘大印王延忠谁是中国第一位独立制片人？中国影视界的人，都会告诉你：是刘大印，就是那个髙髙大大的山东人。
  其实，刘大印并非他的真名，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大汉。当年有一句戏词云“贫下中农夺大印”，朋友们也便称他大印，他觉得颇有意味，便索性当成艺名。
  刘大印，原名叫刘印平，1947年生于山东滕州市羊庄镇。滕州荆泉的水滋养了他独特的个性，“毛遂自荐”等先人培养了他敢为人先的锐气，家乡悠久、古老的文化，孕育了他文化艺术的天赋。
  早在中学时,刘大印就是学校文艺骨干，快板、说书、唱歌样样在行，而且一直是少先队大队长、班级的班长，是个各方面发展都很全面的好学生。参加高考，刘大印轻松考上了山东艺术专科学校(现称山东艺术学院)戏剧系,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演员梦。
  刘大印上大学，是在“文革”以前,中间经历“文革”。当时，许多人都忙着武斗串联，刘大印却当“保皇派”、“逍遥派”，潜心琢磨业务，而且，还和当年的“反动学术权威”结成了深厚的友谊，颇得了一些艺术真传。大学毕业以后，他顺利进人山东省话剧团。在这挚爱的话剧舞台上，他扮演过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为当时山东颇有影响的青年演员，而且一干就是十年。
  “文革”结束以后，各大军区要演领袖戏，需要配备领袖特型演员，福州军区前锋话剧团瞄上了外形酷似毛泽东的刘大印。人近中年，刘大印穿上军装，来到南国军营。除了演出话剧以外，刘大印开始涉足影视，编导了 《特区的兵》等电视剧,在军内外产生很大影响，并于1980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6年，刘本:印转业到了上海电视台。不久，他走上了80集电视系列剧《聊斋》总制片人位置，举起了中国独立制片大旗。
  这一举动，使中国影视界产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使以前制片这一在剧组里的小角色，一下子变成了整个摄制组里的主角、核心与灵魂。这一变化，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他将在中国影视界划分一个时代，即从五六十年代的“编剧时代”，至七八十年代的“导演时代”,转变到了九十年代的制片人时代。
  制片人，开始在中国影视界呼风唤雨了，它的始作俑者，是刘大印。
  80集电视系列剧《聊斋》，刘大印广邀苏叔阳、张天民等国内一流编剧，谢晋、达式彪等国内顶尖导演，李媛媛等众多明星加盟，由乔羽作词、彭丽媛演唱的主题歌:“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流传全国，成为一时盛事。
  1990年，刘大印北上京城，成立了中国华侨影视制作中心，杨得志、张爱萍、杨成武、.卢嘉锡、王光英、王光美、布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成了他的顾问。1993年，刘大印拍摄完成了30集古典题材巨片《武则天》。
  这部由刘大印任总策划、总制片人、出品人,张天民、冉平编剧，陈家林导演，刘晓庆主演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无疑是中国电视剧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轰动了海内外。该剧不但以深刻而精湛的制作艺术成为一种典范杰作，而且使沉寂已久的刘晓庆登上了一个巅峰，也使初出茅庐的化妆师毛戈平名扬天下。更具意义的是，+央电视台第一次以分账形式收购了此片,刘大印的制作理念也更成熟了。
  早在1988年，刘大印还在拍摄《聊斋》时，就已提出“制片人中心制”，以及制片人的三个脑袋、一个灵魂:即艺术、市场、哲理脑袋和政治灵魂。这次，在刘晓庆化妆品商场开业仪式上，他又提出“精品”概念，对于电视剧而言，编导演、摄美录都应该是精品。当时许多人不理解，电视剧怎么能是商品？不久，广电部长孙家正在济南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 “精品意识”概念，刘大印整整比他们早了3个月。
  《武则天》的播出，在港台、日本引起轩然大波。台湾两家电视台，为了抢播时间，甚至差点打起了官司。海外媒体争相报道《武则天》，成了当时艺坛的头条新闻。
  由于刘大印在制作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特别是在拍摄历史正剧,弘扬民族文化方面，以及在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举起独立制片人旗帜，在中国制作人中，第一个上了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东方时空》中的“东方之子”，荣登《世界名人录》。他的事迹，被《人民日报》、纽约《世界时报》等一流媒体广为传播。在中国经济和文化体制改革 ，中，书写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1997年，刘大印回到了他制片生涯起步的上海，创办了上海黄河影视有限公司。经过了几年精心筹划,2001年又成功拍摄了46集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这部被专家称为 “大题材、大制作、大导演、大编剧、大明星、大投入、大回报”的古典巨片，又是刘大印担任总制片人、出品人，并与著名导演陈家林联合执导，著名作家朱苏进、胡建新领衔编剧，陈道明主演康熙，斯琴高娃出演孝庄皇太后，组合了中国目前最佳的制作阵容。,《康熙王朝》播出以后，立即在海内外形成一股“康熙”飓风。
  早已成了中国制片品牌的刘大印，又在精心筹划拍摄50集电视连续剧《上海大世界》和电影巨片《千古长城》，以及两部长篇电创造新的辉煌。
  视系列剧。因为，刘大印是一个大写的滕州人。
  刘大印，一个中国独立制片神话,将不断中西医心肾科专家史载祥张新华中国历史上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在使中国人民五味俱全的同时，也改变了几代人的生命轨迹。史载祥，滕州市人。1942年6月出生。1965年以部级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医疗系的青年大夫，也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发配至南方一个小城;又因同样的原因，不准参加“革命”，只能促进“生产”。于是，他在有真才实学的医学权威都被强迫“劳动改造”时,被逼到了临床第一线，从急诊到病房,从城镇到乡村……祸兮？福兮？1978年春季，10年都没有招收研究生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心血管专业为录取1个研究生，在报名的100多人中经初审发了近100个准考证。出题的老师是位“西学中”的专家，从诊断到临床，他出的试题偏重于实践。而考分最高、百里挑一的学生，正是史载祥。
  如今，史载祥已是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大内科主任、中医心肾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活血化瘀学会常务副主任，国际瘀血症学(筹）常委兼秘书长。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政府特殊津贴的享受者，英国剑桥《国际名人录》中的一个……病人是医生经验的基石，临床是大夫收获的原野。他就是这样从临床的原野中走来。
  曾经睡在病榻旁，与病人同呼吸、共命运在南京城长大的史载祥第一次接触农村，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下乡“四清” 搞社教。记得那天到达江苏省如东县乡下时已是黄昏时分，天阴沉沉的，老乡的脸上也乌云密布。看起来他们不受欢迎。晚上，史载祥被安排在一间刚刚有人上吊的茅屋。
  “搞社教教育别人，怎么能挑三拣四？没辙，照住。”20出头的他，就在那张床、那卷席上,志忑不安地与那个陌生的“幽灵”一块儿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老天爷”就跟生产队长开了个玩笑，他当众在地上打滚，因为难以自持的胃疼。史载祥掏出银针，几分钟，队长破涕为笑。笑完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史载祥换住房。打那后，他一把银针打开了社教的路子。
  毕业后，在小城的基层医院当班，他什么病都看，而且“只能看好，不能看坏”，万一出了问题，就要“分析分析”你是不是“阶级报复”。一地方武装部长因其亲属患重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后，他掏枪对准大夫的情景，是史载祥亲眼所见。所以，从一开始，他就不得不寻找最好最快的方法，来解除患者的病痛。如果遇到危重病人，史载祥常常就睡在病榻旁，可以说真的与病人同呼吸、共命运。
  那时候，他还经常参加医疗队巡回在乡间。也许，西医离开了诸多器械和精密仪器很难施展,而本来就是土生土长的中医，在乡下深受欢迎。“只要看好了一个疑难杂症，农民们便一传十、十传百，方圆几十里的都往医疗队跑。”史载祥一天要看几十个、上百个病人，常常忙到深夜，要反锁大门才能睡上一会儿。
  古人早就提出：“医者，艺者。”强调把每个病人都当作一次创作。对于“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中医来说，更是“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超负荷地运转，给了史载祥极大的磨练。
  穷乡僻壤缺医少药的现实告诉史载祥应该就地取材，于是他把目光投向那些很便宜、但有风险、一般不大敢用的中药。比如“巴豆”就非常便宜，但《王海藏》言其“可以通肠，可以止泻，此发千古之秘也”。史载祥买来巴豆，剥皮后在火上去油，用手抢试。开始不知药力深浅，便自己服试，然后用其为农民治疗慢性肠疾。他发现就像用“电除颤”治疗垂危的心室颤动，即用外来电打击掉原来的“紊乱的心生物电”,再从“0”开始一样，用巴豆可以激发腹泻,打掉痼冷沉寒之异常生物电，使之也从“0”开始，从而恢复肠功能。有位老乡患慢性结肠炎已有30年的病史，用尽西药的抗生素不愈,而用巴豆两三天治疗，却让他解除多年的痛苦。
  “我那时就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喜欢给病人看病。”史载祥说。他巡回下乡，巡回医疗，也巡回着对农民的感情，巡回着临床的经验。
  也许，在许多西方国家，医生是一个收人丰厚的工作，可史载祥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基层行医13年，当他考研究生初试人选后要到北京复试时，竟然买不起北上的火车票。是妻子狠狠心卖了家里惟一值点钱的全链盒的自行车,才有了进京城赶考的盘缠。
  后来，当史载祥一再地得益于在过去岁月中积淀的那份丰厚的临床经验时，诙谐地说:“我真应该感谢‘文化大革命’。”“用最平常的药治疑难的病”——史载祥立足临床的“哥德巴赫猜想”“中西医结合”，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早已如雷贯耳。然而,在“中西医结合”已被倡导了许多年后的今天，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似乎依然是云遮雾瘴。而史载祥大夫从他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心血管内科”专业的研究生后，就成为了一个“专业的中西医结合者”。在医学的专业学会中，“西”有中华医学会中”有中国中医药学会，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则被夹在中间。史载祥正是在这个具有相当难度的“结合部位”，担任着学会的常务理事。
  问到史载祥有关“结合”的体会，他告诉我:“一个真正的中西医结合大夫，应精通中西医临床，明了其各自的长处、薄弱点和结合的关键所在。”30年前在江苏农村，他曾遇到一个重症的慢性支气管肺气肿合并肺心病的患者。病人在严重感染后未及时治疗，出现呼吸衰竭、肺性脑病、中毒性休克、肾功能衰竭。尔后在加用激素后，又合并上消化道大出血。这种多脏器衰竭的患者，按当时文献记载，死亡率为100%。
  单纯西药治疗矛盾重重,单纯中药治疗余地不多。于是他调整了治疗方案，停用激素和西药止血药，下胃管灌注参三七、大黄等中药，辨证应用独参汤、及参附、四逆等，同时升压并调整抗生素。患者在昏迷数日后，逐步清醒并康复至人院前状态。
  这虽然是中西医结合的初步尝试，却给了史载祥重要的启示。产生于不同的文化和哲学背景，形成不同的理论体系的中医和西医，从诊断到治疗都各有特色。史载祥开始特别注意从中、西两套医学中吸取各自的精华，努力在具体的患者、疾病、症状中，找出中医和西医的结合点。通过大量临床实践，进一步发现了中西医结合的优越性。
  在中国，大蒜是老百姓饭桌上最平常的佐餐之物,可史载祥却用这小小的蒜瓣，做了篇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大文章。
  据古典记载，大蒜能“通五脏，达诸窍，化症积”“捣汁饮治……iI:、痛”,有“宣通温阳，无以复加”的功效。史载祥在制药专家的帮助下，研制了静脉注射液(脑心速通注射液)。在用大蒜素扩张血管的实验中，他第一个证实大蒜素有钙拮抗的作用，能扩张冠脉，降低血压，减少心肌耗氧量，降低血浆内皮素，清除自由基，改善血液流变性及微循环，减少心脏缺血再灌损伤。而且是脂溶性的，能透过血脑屏障，所以对治疗脑血管疾病有效。1988年11月，当他的研究结果在《中国药理学报》发表后，美国《生物文摘》立刻转载，国外学者亦纷纷来函联系索要论文。此后，史载祥又多次应邀去日本、英国、韩国以及香港、台湾讲学。
  1991年，他从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进行了大蒜素治疗急性脑梗塞的临床研究后，又一鼓作气地进行了大蒜素防治脑血管痉挛和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研究。
  在过去的研究中，医学家关注冠心病稳定性心绞痛较多，而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痛是介于稳定性心绞痛和急性心肌梗死之间的状态，如不及时有效地治疗，预后险恶，约15%可演变为急性心梗。有主张溶栓及PT-CA(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但远期疗效尚无定论。从中医来看，不稳定性心绞痛多属寒凝血瘀。大蒜素的功用正好是对症下药。
  史载祥等对60例不稳定性心绞痛病人进行了临床观察。一组静脉注射大蒜素,一组用硝酸甘油。结果证实在总疗效上(症状与心电图），大蒜素（82%与62%)与硝酸甘油(77%与58%)无明显差异,但对重度瘀血患者，大蒜素（89%)明显优于硝酸甘油。此后，他进一步的实验还证明大蒜素有抑制血小板活化、防止血栓的形成等多方面作用。
  “缺血预保护”是近些年心血管疾病研究的一个热点。医生们在临床中发现，反复心绞痛的病人，致命相对较少。如从没有心绞痛者，突然发作心肌梗塞，死亡率反高。美国的医学科学家首先用狗做了个实验。发现把狗的冠状动脉钳夹、放开，反复几次，然后再突然夹住造成缺血的，比没经过这个过程的狗，死亡率明显下降，从而证明“缺血预保护” 可降低冠心病的死亡率。
  而史载祥再一次用大蒜素做实验，证实大蒜素能模拟缺血预处理的心脏保护作用，缩小心肌梗死面积。以最新科学方法证实中药的作用,在国内外尚属首次。
  1994年，史载祥研究的大蒜素通过国家卫生部组织的鉴定，获得国家专利。
  “用最平常的药治疑难的病”，也许，那正是史载祥立足于临床的“哥德巴赫猜想”。
  “如果不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我一定不会有今天的成果”1998年春天，史载祥东渡扶桑，应日本大学邀请担任医学部客座教授。没想到，日本朋友对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非常欢迎。短短一年，他看了近7000个病人。南自福冈，北至北海道，人们提前半年来预约他的门诊号。和他一块儿看病的还有一个日本大夫，两个日本护士，他经常给他们带来一些兴奋和惊奇。
  有个病人患闭塞性脉管炎，曾在东京大学附院做过3次手术。第一次门诊时测不到血压，摸不到脉搏;手指麻、冷，指腹萎缩。经史载祥用药不到半年，血压、脉搏都有了，疼、麻、冷的感觉都没有了,原来干瘪的十指重新饱满起来。病人激动得呼喊:“中医万岁！中国万岁！”一个40多岁患肠癌的病人肿瘤一再复发，已做过好几次手术,身体极度虚弱。他说他有一次听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发表竞选演说,实在支持不住，当场倒下。结果，他“比首相还要轰动”。史载祥用中药为他调理，治好了他原来经常性的头晕、腹痛、腹泻，自觉症状都消除了，面色红润，体重增加了将近20斤，患者高兴得手舞足蹈。
  有一天，他又来找史大夫,这回不是来看病的，他带来一箱装帧精美的线装书《备急千金要方》，这本书在他们家保存了很多年，是一个满清后代送给他祖上的。“这是贵国知名的医学典籍，现在给你带走，是赠送也是归还。”他说。有个70岁的老人，曾经到中国当过“鬼子”。他有个不能坐板凳的怪病,一坐，睾丸就疼。经史载祥治疗后能够随便坐了。老人很激动，他恭恭敬敬地向史载祥鞠躬90度以示谢罪和感激。
  史载祥一到日本，了解到日本国卫生部厚生省有一份经医学专家拟定的“疑难病症清单”,得了这类病症的患者可以享受更多的社会保障。史载祥一看，与他擅长专业对口的疾病占了相当部分。
  比如“美尼尔氏症”，早在20年前他就颇有研究。西医认为是控制人体平衡的内耳膜迷路水肿所致，亦有许多方法测定诊断，但就是缺乏治疗手段。史载祥从中医深人探讨, 发现其“肝旺挟痰”的较多，而中医认为内耳膜迷路的积水是“无形之痰”。参照古人经验，他搞了四五味药，形成制剂“晕可平”，治疗了一大批病人，也救活了一个厂。直到今天，“晕可平”还是江苏南通中药厂的拳头产品。
  美尼尔氏症列人日本疑难病，史载祥轻车熟路，一下子治好了许多病人。
  “脊髓小脑变型综合症”,是日本疑难病单第一号。有个20多岁的小姑娘不幸患了这个病，神经功能丧失了大部分，现代医学几乎无能为力。无望的母亲用轮椅把女儿推到大学附属医院就诊。谁知5个月后，经中西医治疗，奇迹发生了，女儿有一天扶着轮椅站了起来。不久，就能走一小段路了。看着女儿从地铁站走到门诊,母亲欣喜得流下了眼泪。
  “曰本人爱哭。”史载祥说。他走的时候哭的人很多，都是些或痊愈了、或有显效的病人。而他回国时带的病历资料，则比他自己的行李还要沉，还要多。
  “同样一张中药方子，却赋予中西医结合的内涵。”史载祥说，“如果没有在基层多年的临床功底，如果不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我一定不会有今天的成果。”史载祥曾一再告诫他的学生:“‘叫真儿’ 是大夫的基本素质”。而他，正是以“叫真儿” 加勤奋，使他埋头耕耘的那片原野一片金黄攻克癫痫奉献爱心——记全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著名癫痫病专家许新升王长华王延忠1955年一个“江涵秋影雁初飞”之夜，一个新生命在滕县龙阳镇张庄村一个普通农家狐呱坠地。30多年后，他就是攻克世界医学界所称的“第四癌症”,使中外20万多名癫痫病患者得以康复的许新升。由此，他成了光耀中国杏林，光耀国际医坛之星。
  (-)许新升并非出生医学世家，但从孩提时起，他就对医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放学了，他不是先回家，而是常常跑到村里的小诊所，忽闪着一双大眼睛看村医为病人“望、闻、问、切”。“为人治病，是了不起的人!”医生，成了他崇拜的第一偶像。
  命运之神往往垂青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初中毕业后，在70年代的第四个飞雪迎春的日子里，许新升穿上了“国防绿”，来到新兵连。他一心想学医，将来当个治病救人的良医。天遂人愿，新兵集训结束后，他真的被分配到连队当卫生员，实现了他梦寐以求当一名白衣战士的夙愿。从此，许新升在崎岖的医学道路上，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跋涉。
  团卫生队上医学课，许新升听得人神，生怕漏掉一个字。每日夜静更深，他“孤灯耿霜夕，独坐夜吟书”，恨不得把一本本医书的精髓统统装进脑袋里。在他的日程表上，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图书馆里常有他执著苦读的身影，笔记本上记下了40多万字的读书体会。就凭这股韧劲,他在医学上“道业”猛进。由于在业务学习及各项工作中表现十分突出，他于1977年9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提升为医助。1980年3月，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学院医疗大专班。毕业归来，他的医学理论更加深厚，医疗技术日臻成熟军中小大夫”开始名扬营区内外。
  可有一天碰到的情景，却让这位“军中小大夫”的凛然神气变成了黯然神伤。
  那天，许新升去城里给老母邮寄红枣。返回路上,闻听一阵哭声。凑近一看，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僵硬地躺在池塘边上，浑身水淋淋的。小姑娘的母亲呼天抢地叫着“小芳”，悲痛欲绝。一打听，原来这叫小芳的姑娘，四岁时得了俗称“羊角风”的癫痫病，南北都看过，就是不见好。今天放学回家,路过池塘，癫病发作，不幸摔进池塘，溺水身亡。
  “这位少女的病为什么天南地北没治好？ 癫痫病是个啥魔病? ”夜里，许新升翻阅医学大辞典，看到癫痫病一栏,不禁大为惊骇。书上说，癫痫病是世界医学界公认的难治之症，人称“第四癌症”，千百年来，一直摧残着万千患者的心灵和体魄，给患者和家人带来难以言述的痛苦和不幸。目前，我国至少有500万同胞被此病折磨，其中有数十万重病者正在生死线上痛苦挣扎。
  令许新升惊骇的还有他亲身调查到的癫痫病患者实况。仅在驻地“天下第一村”周村，他就探访到患者200多名。其中有一名外号“百灵鸟”的女干部，银铃般的歌声曾让无数歌迷倾倒。一次,她应邀到一个级别颇高的晚会上一展歌喉，却不幸癲痫病发作，倒在台上。从此，她含羞告别了美妙的音乐殿堂。
  “癲痫病，好疯狂！患者好凄凉!”调査归来的许新升发誓:一定攻克癫痫这一顽症，让众多的癫痫病患者祛病康复。
  (二）许新升知道，目前癫痫病的发病机理尚未明了，且因长期缺乏理想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而被当今医学界公认为世界性医学难题。攻治癲痫病的“突破口”在哪里？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他苦思冥想:传统的西医治疗方法，药物副作用大，仅能部分控制症状，复发率极髙。能否从祖国医药宝库中寻求妙方？许新升眼前陡然一亮，仿佛一道闪电划破茫茫天际，使他看到了一条通往希望之巅的光明大道。
  于是，他找来了《黄帝素问》、《本草纲目》、《中医验方》放在床头，如待哺之蚕逮住桑叶，大口地吞，细细地嚼，忘记了白昼和黑夜，终于从浩瀚的医学宝库中觅到了关于癲痫病的粗略学说，又从中医药理论中提炼出了结论雏形:此病多属大惊大恐伤及肝脏和肾脏,以致肝旺肾虚，而使肝气呆滞不畅，导致气逆痰涌，阻塞弥窍，故有口吐白沫、四肢抽搐等昏厥之状。在此基础上，他又根据中医学的施治法则，总结出了相应的治疗手段：宜用补肾保肝、清心安神、益气通脑、豁痰开窍之方剂……许新升一方面苦练针灸技术，一方面又一味一味地查找、比较、筛选有治癫痫效能的中草药物。他决定自制中成药和探索新的疗法，锻铸一把“利剑”，去斩断癲痫病魔的“咽喉”〇此时的许新升，可谓手无寸铁。属于他的，仅有勉强可当实验室用的两间房。盛药的坛坛罐罐、中草药等都要掏津贴靠自己去购买。
  熄灯号响过了，军营睡去了，可营部卫生所那间做实验室的屋子的灯还亮着:专心配制药方、碾压草药。碾子滚来滚去，滚下了他缸装斗量的汗珠，滚出了他满手血泡、老茧，也滚出了他的希望。一粒粒命名为“新生克痫灵”的系列中成药丸，就在这简陋的房舍里诞生了。
  药丸虽然研制出来了，疗效如何？有无副作用？怀着对患者绝对负责的挚诚，许新升决定“以身试药”。试药前他留下遗嘱:“如果我出现意外，一切责任由我一人承担。”他按剂量吞下药丸，头昏了,呕吐了…… 他强忍着多种不适，用心体味药物反应，随手记录在案，以便修正药方剂量。有一天，许新升吞下8克药丸，反应不明显。“顽症须用猛药。”他决心来个“强刺激”。他将药量增加到14克放进嘴里，又取6个穴位扎下6根银针。一会儿天翻地覆”了 ：头上汗珠滚落，身子站立不稳，房子在转动……他想把这种感受记下来，可身子不听指挥，“啪”——他摔倒在地，人事不知。多亏助手及时抢救，他才苏醒过来。妻子徐丽君闻讯，赶到军营，流着泪说:“下次服药，我来陪你。”此后，妻子不仅当 “陪护”,还成了丈夫的试药人。
  日出又日落，花开又花落。许新升送走了一个又一个长夜，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黎明，一年365天，天天如斯。人们终于看到了这位如痴如癫的人民军医的赫赫医疗成果。
  他研制的中药制剂“新生克痫灵”系列口服药物，通过了军队鉴定正式投入生产，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经山东省中药研究所进行急慢毒理实验,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继之，他又研制出“新生克痫灵康复袋”，佩戴于神阙穴外用，可起到通经活络、镇心安神、息风定惊之效，开辟了癫痫病内病外治的新途径。
  与药物同时诞生的还有他独创的穴位割治法,对患者施以不同的穴位割治，与口服药物配合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将多种治疗方法综合运用，把治疗癫痫的有效率和治愈率提高到一个惊人的比率。
  他主持领导的医院已发展成为一所集医疗、科研、制药于一体的现代化专科医院，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设有100多张床位，年门诊量达2万人次。
  他先后发表了46篇学术论文，有10多篇在国内外获得大奖;编著医学专著3部，其中25万字的《癫痫病防治学》已由解放军黄河出版社出版发行;先后获国家发明专利1项，军队科技成果和医疗成果奖3项。
  中华医学会称他“创造了中国治疗癫痫史上的奇迹”。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报》等媒体纷纷报道了他攻治癫痫病的动人事迹。
  (三）“淄博军营出了癫痫病克星许新升!”这消息，像石击水，由近及远，一圈圈地扩散开来，全国及国外万千癫痫病患者朝着淄博周村涌来。
  台湾省高雄市某国际医药公司陈经理，从报刊上看到一篇介绍大陆军医许新升治疗癫痫有绝招的文章，不远万里来到医院，说是自己患病8载的儿子辗转多国求医无效，想让许新升治治。结果，服药一年，仅手术一次，他儿子的病情便被控制了。腰缠万贯的陈经理大喜过望,以年薪10万美元为条件请许新升赴台共同开办医院，被许新升婉言谢绝。
  澳大利亚悉尼市的琼诺先生，30出头，有着几乎同年龄相等的癫痫病史。富有的父孝为给他治病，几乎跑遍世界五大洲,就是不见儿子的病好转。1991年秋，琼诺的父亲到香港办事，闲时随手翻看《人民日报•海外版》，眼睛一亮，在报纸上《播进台胞心田的爱》这个醒目标题下，记述的是中国军医许新升为台胞服务的事迹。不久,琼诺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周村，住进许新升所在的医院。经过许大夫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琼诺病愈出院。临别，琼诺的父亲特意从当地书店买了张雷锋像，又要了张许新升的照片，一起带回澳大利亚。回国后，他特意找了个名画家，将许新升的像和雷锋的像画到一起，寄给了许新升，并在画像背面写道:许大夫，您就是当代中国的雷锋。
  许新升为患者治病，不仅靠医术,更重要的是用爱心。
  1999年夏天，一位女病人在门诊部走廊里边候诊边吃煎饼。见她面容疲惫,衣衫褴褛，一双布鞋露出了脚趾，许新升赶紧让护士为她送上开水。当得知这位来自沂蒙老区的病人因拿不出更多的钱治病，为节省路费，硬是从蒙阴老家由老母陪伴徒步来医院时，许新升与在场的医护人员眼睛湿润了。他当即决定:免费为这位病人检查、治疗。病人出院时，他又嘱咐工作人员为其买来车票，并将母女二人送上返程汽车。
  在许新升努力摘取治疗癫痫桂冠的漫漫征途上，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喜悦。
  1995年，“首届中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奖”评选揭晓，许新升以攻治癫痫的卓越业绩榜上有名，成为军队基层医疗单位惟一获此殊荣的人；1996年，他被评为济南军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8年，国家卫生部授予他 “全国德艺双馨医护工作者”称号……为了表彰许新升造福人类的赫然功绩，1995年部队破例晋升其为副主任医师，五年后又升为济南军区54871部队医院副院长、癫痫病专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上校军衔。先后为他荣记三等功5次，二等功1次，10多次评他为“岗位成才标兵”、“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学雷锋标兵”和“优秀共产党员”。
  荣誉，难令许新升陶醉，他陶醉的只是事业。祝愿他在21世纪里创造更多的医学奇迹，再铸新的辉煌！艺海无涯——我学书经历的简单回顾谭以文1956年10月6日我生于今滕州市级索镇外祖母家。我的祖父母及父母亲是在解放前就从滕县乡下不远千里来到苏州定居谋生的。我满一周岁后，母亲便带着我离开了我的出生地级索镇后牛集村，返回苏州。我的祖辈虽不是名门望族，也不出自书香门第，但青年时的父亲却在滕县城里一个富有家产也颇有学问的亲戚家读过几年私塾。受这位亲戚的影响，父亲一直酷爱读书，喜欢书画，晚年更是珍惜光阴，勤奋写作，聊以自娱。我幼年时，耳濡目染，受其熏陶，在他的教诲下，对历史、文学、书画自然也产生了一些兴趣。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曾在全国铁路系统书法比赛中获一等奖)。在姐妹五个孩子中，他发现我在写字画画方面具有一定的悟性，于是就亲自督教，着力培养。记得我开始练字是在小学三年级，那时家境清苦，一家七口人，全赖父亲一人每月六十几元工资维持生计，而练字所需的文房四宝、字帖及有关资料费用又较昂贵，因此一家人只能省吃俭用以供我学习。起初根据父亲的要求,我学的大楷是颜真卿的《勤礼碑》。后又学过柳公权、赵子昂的楷书。小揩则是学的《灵飞经》。由于全身心地投入临摹，在“贵似”上用功夫，笔墨纸张真不知用掉了多少，因而使我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正楷基础，在小学毕业时，我的毛笔字已在学校名列前茅,小有名气了。
  记得一天深夜，我躺在床上尚未人睡，还在思考书法上的一些问题，只听得隔壁房间父亲在同母亲说:孩子既然书法练到这个地步，很不容易，我们父母要进一步加以培养，使他开阔视野，广泛吸收历代书法名家精华，光凭目前家中仅有的一些字帖是不够的。眼下家庭生活艰苦，但为了孩子的前途，宁可全家人节衣缩食，也要争取为他创造条件。于是，父母亲商量决定卖掉家藏貂皮大衣和一些物品，父亲还专程去上海朵云轩为我购买大量必备的学习范本和一些文艺方面的书籍及工具书。他们那天深夜的一番话语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晚上我无法入眠，暗自下定决心今后要加倍刻苦学习，不辜负父母亲的殷切希望。就是从那天起，在我的脑海里萌发了长大后要做一名书法家的愿望。
  从此，我开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临摹、学习和思考。冬天,手上生满冻疮，溃烂的地方血水淌在纸上,我全然不顾;夏天，房间狭小，蚊虫叮咬，闷热异常，别人都在街上纳凉，我却仍然汗流浃背地伏案苦练。有时体育运动后，乘休息时,我坐在操场上拿着树枝或石块在地上划上一阵，有时吃完饭，就用竹筷蘸着剩余的汤水在桌上涂写一番，甚至走在路上还专心致志地思考着某些字的用笔、结构和整幅作品的布局章法。我平时喜爱行草，尤其酷爱明末大书法家王觉斯（王铎）的书法，我曾为我的书房取名为“醉斯居”。我这样题写到:“予性嗜翰墨，尤好烟潭渔叟书(王觉斯又号烟潭渔叟），每开卷则寝食两忘，人皆谓痴醉者也。予于斯道，孜孜求之，沉浸其里，醉乎其中，信可乐矣，因以之名居。”回忆我当时的刻苦勤奋，简直可以说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睡眠又不正常，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为此，父母亲心疼不已,劝我不要如此太用功，但我深知“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的道理。懂得古往今来，凡有成就或者有所作为的人在学习上都有一股拼劲，都像先贤所说的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学有所成。我立志要成为一名书法家，就是要以先哲前贤为榜样，既要耐得住寂寞，又要有意识有目的地磨炼自己。天性好强的我，虽身患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胃出血达十多次)和肺结核、失眠症，但决心下定，没有退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或许从中可窥见出我骨子里多少带有咱山东人的脾气性格。1973年，苏州市首届青少年书法美术展览，我的正、草、隶、篆等五幅作品深获前辈特别是左笔书法家费新我先生的赞赏。1974年，我有幸正式成为费老的入室弟子。拜费老为师，无疑是我有生以来在学习书法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他的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使我对书法的理解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和长进，对怎样做人也有了明确的目标。
  青年时代的我，既好文，又喜武。我是山东人，久居江南水乡苏州，丰厚的齐鲁文化和吴文化深深影响了我。“鲁山风骨,吴水逸情”造就了我的性格既有阳刚复有阴柔。我的书法在书写造型上趋于阳刚风骨的行草书中更带有一定的江南情韵。“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是我追求书法的一种境界。我学书法，从太极拳中得一“气”字，从诗文歌舞中得一“韵”字，音乐赐我以节奏，绘画授我以章法。我认为，世间一切美的东西，一寓于书，都可以变无声的线条为有声的乐章。怀素的峻疾，米芾的痛快，山谷的劲健，王铎的跌宕，漓江的清丽，黄山的雄奇，蓝天的空阔，大海的汹涌都给我以滋养，大自然和时代赋予我书法新的内涵，孕育了我豪放雄健、蓬勃向上的书风。
  不懈的努力和辛勤的耕耘，使我从数十年的实践中锻炼和提高了对各种书体书写的应变能力，也终于使我获得了书法艺术创作上的丰收。1979年，全国群众书法比赛，当时我还是首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不料竟获得了三等奖。1980年，我写了整整七个小时的小楷《洛神赋》入选《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并博得专家的一致好评。1982年，我的作品参加《全国青年硬笔书法比赛》获得二等奖。同年,25岁的我被批准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全国会员。1984年，我的草书“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荣获《全国文汇书法比赛》一等奖。1985年，行草作品人选《首届国际书法展览》，并选人《国际书展作品精选》。1989年，行书斗方获《全国第四届书法篆刻作品展》二等奖。自1990年以来，我的许多作品参加和人选《中日书法交流大展》、《北京第二届国际书法展览》、《全国历届书展中青年书展获奖作者作品集》、《北京第二届国际书法展览》、《全国历届书展中青年书展获奖作者作品集》、《中国当代书画名家润格大全》、《第25届国际书道联盟展》获“总裁奖”等。《中国书法》、《书法》、《书法家》等多种当代专业权威杂志都曾对我作过专题介绍。我先后出版有《谭以文、朱永灵书画作品选》、《谭以文楷书、行书硬笔字帖》、《谭以文书画集》。不少作品被国外众多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并为许多国宾馆、名人纪念馆、园林名胜、古寺名刹题字。一些作品还作为礼品赠送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总统和贵宾。还多次应邀赴日本、香港等地举办书法展，受到同道的高度评价。对于我在精神文明建设和书法艺术创作中所做出的成绩,党和政府给予我多方面的关心和荣誉。苏州市人民政府先后颁发给我“苏州市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还先后被选为苏州市青联副主席、苏州市政协常委、苏州市人大代表。江苏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现为苏州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武术协会名誉主席,南京博物院特聘画师，苏州国画家二级美术师。
  “峰高无坦途”。我清醒地认识到，要想继续攀登书法艺术的高峰，前面的道路必定更加崎岖和艰险。书法这一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也是学无止境的。陆游教子云:“功夫在诗外”，不独学诗如此，学书亦然。我认为书法应是书家学识、功夫、修养、气质、情操、阅历诸方面的综合体现。书法家只有吸吮大自然的乳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志存高远，品格高尚，博物洽闻，倾注其真情实感,体现其个性风貌，才能创作出无愧时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今后人生和书法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我深知要谦虚谨慎，脚踏实地，博览群书，从生活中寻求创作的源泉;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要不畏艰难，积极进取,不断更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自我，以优异的成绩和丰硕的成果向滕州父老乡亲汇报，努力为家乡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辛勤耕耘终有报于明夫1959年夏天，我哭别了母亲、弟弟、妹妹和年迈的外祖母，肩挎一个小包袱，一步一回头地向火车站走去。我被逼无奈，远走他乡。未来又是什么样的呢？我心悲痛，我意踌躇，又心怀憧憬和希望。这一年我18岁。
  站在车站的月台上，我环视滕县古城，感慨万千，不忍离去。这里有我的亲人，有我的老师和同学，这里有我童年时的欢乐、少年时的欣喜，也有我刚成年时的辛劳和悲愤。我曾在城南的河水中，嬉戏、游泳，消除夏日的炎热，也曾寻访过古城的“八景”，在东门里看过“三山夹一井”，在东门外的护城河桥上见到“鲤鱼跳龙门”;还曾登上城东的“龙泉塔”, 眺望覆着绿色的村城、耀亮的荆河……上小学时，学校曾组织过一次春游，天不亮就出发，去爬城东的吉山，同学们欢喜雀跃和奋争的情景，犹在目前。书院街小学的陈礼堂老师，引我爱上了绘画，并给我打下了基础。我们“美术研究会”的同学，每天早晨登上城墙练习速写，并定期举办素描写生。1954年，在十几个人录取一个人的状况下，我考人滕县一中。教美术的孔老师，又帮助我不断提高绘画技能。1957年考入高中后，在校内外经常有美术活动,武装部、烟厂和一中对面的墙上，均留有我的画作，还曾在文化馆举办过画展。从初一到高一,我均参加学校的宣传工作，在《前进报》上写字画画，1958年被评为报社的先进工作者，受到物资奖励。但是，高一时的班主任却给了我当头一棒:在一次小组会上，我说了一句“粮食不够吃的”，便在期末的操行评定上给了我个“3分”。当时口粮供应少,不够吃是事实，为什么实话就不能说呢？我愤怒，我痛恨,我于是不去上学了。和我一样遭遇的还有几位同学，他们也不愿去上学，有一位还去了大连学开火车。
  有七千多年历史的滕州，人称“善国”，国施“善政”，人有“善德”。对年幼无知的学生，老师为何不发“善心”呢？也许是形势使然？ 但这个“3分”，几乎让我们对前途失去了信心和希望。
  高二时，董程远老师是班主任，他派人到家里找我，我依然是不去上学。现在，我终于要走了，要远走高飞了，要到我父亲工作的城市寻找我的未来了。可是，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里有我太多的留恋，我实在不愿离开……北去的火车还是把我拉走了，从此，拉出了我许多年的奋斗历史，也拉出了一条长长的思乡之情……我转学到天津市第四十一中学上高三。我努力学习，抓紧时间补回落下的课程，同时又参加了学校团委的宣传工作。作为《红旗手》报社的编辑组长，每天课余活跃在学校内外，采写、编稿，忙得不亦乐乎,但心情舒畅。当年，被评为报社先进工作者，受到奖励，还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不久，加入了共青团。1960年，我参加高考，被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在大学，我担任系学生会的生活部长，与同学们一起，克服各种窘况，度过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因当时中学缺少教师，学校让我们提前毕业，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完成学业，按本科毕业。1963年，我们班有十几个人(包括我在内)被分配到铁道部。
  命运又一次把我带向远方。铁道部将我们再分配到千里之外的一个部属工厂的中学任教。
  这个工厂在我国边远地区的齐齐哈尔市，在全国来说也是个大厂，有一万多职工，设有一所中学，一所技校，三所小学。中学生大部分是工人子女，他们在学习上不得法，努力也不够，学习成绩不是很好。教育学告诉我们，产生兴趣，是进人特定环境的必然要素。学生必须对所学的课程有兴趣，他才能学进去，才能学好。作为语文教师，我首先要做的是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据此，我采取了一系列的教学和辅导措施。比如:在讲解岳飞的《满江红》时，我先按照《说岳全传》的说法，给学生讲岳飞的故事:岳飞是大鹏鸟变的，小时候，家乡发大水，他坐在木盆里逃生，后来成为抗金英雄……简短的故事激起了学生的兴趣，此时我便趁热打铁地说，在我们课本的x x页上就有岳飞的文章。同学们听后，都急急忙忙地打开课本。一阵哗哗的翻书声后，课堂上又静悄悄的，几十双眼睛从课本上抬起来盯着我,一堂故事加讲解的教学就开始了……课余，我给学生编舞蹈、谱写歌曲、写诗并指导朗诵，组织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市里的文艺活动和比赛，这不仅增强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也使他们受到锻炼，还获得了荣誉。1964年，我所任教的班级，在市里中学生汇演中拿到了演出一等奖,我因创作和导演汇演节目获市创作奖、导演奖;1965年，因创作汇演歌曲，我又获创作奖，打破了学校从未在市里得过奖的历史局面。同学们都喜欢上了语文课，学习成绩不断提高，毕业后，均顺利地考进上一级学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人写大字报，说我在课堂上宣扬封资修的东西；语文组也成了“黑帮”。我被下放到工厂的车间劳动，钳工、铆工、电焊、气焊等工种我都干过，还在车间搞宣传，画漫画、写黑板报、写宣传材料，也被批斗过。那时，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被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我早起晚睡，摸爬滚打，犹如经历了一次炼狱的磨练。各种“造反派”组织，像雨后春齊般不断冒出，热闹非常，我哪派都签名参加但不去开会，成了“逍遥派”。我还是没有去掉知识分子的毛病，在乱哄哄的“文革”中，我闹中取静，每天下班之后，回到宿舍，便埋头编写《古代汉语词典》。1970年10月，一本抄写工整的、40多万字的《词典》，终于编写完成。在那种特殊年代里，我也算干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这 C作也确实又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
  1979年我回天津探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领导人，无意中看见了我编写的这部《词典》，高兴异常，立即让我到他们那里去工作并要调我人京。可是，黑龙江省有文件，教员一律不准调出。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却果断地开出调令,我便在1980年5月正式调人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历史研究所，正在编纂一部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这部《辞典》，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历史研究所负责，全国各地历史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历史学家共同撰写的大型工具书，是填补我国历史科研空白的、庞大繁复的系统工程。历时5年才编纂完成，从1983年12月起，已陆续分册出版发行。
  我在历史研究所担任编辑组长工作。《辞典》的各分册由历史专家拟定词目，然后由众人按《编写体例》撰写词条。词条的撰写，在内容上，既要有准确无误的历史知识，又要包含最新的科研成果，要有深度和广度；在格式上，还要符合《体例》的规定：语言精练，条理清晰，写作顺序正确。虽然有《体例》的非常严格的限定，但由于许多撰稿人从未写过词条，所以，写来的稿件好多都需要加工整理。我除了审稿、改稿、定稿工作外，还负责编辑内部刊物《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月刊。后来，由我一人把《通讯》的编、印、发全部工作担负起来，改稿、定稿、编排、设计版式、跑印刷厂、寄发刊物，每天忙忙碌碌。有时间的话,还写写文章。1981年国家第一次评审职称时，我被评定为编辑职称。
  从1959年离开故乡，漂泊在外已20多年了，离开我在天津新建的家，也已十几年了。游子思乡，游子也思家。虽说不能叶落归根，但也希望叶落归家。我向历史所领导人提出了我的请求:调回天津。领导人同意了我的要求，让我自己选择调人单位。1982年，我调进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百花文艺出版社是我国三大文艺出版社之一，出版了许多颇有影响的文艺作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调入出版社后，我先后在古典文学编辑室、文艺理论编辑室、《散文》月刊编辑室工作，任务是确定选题、组稿、审稿、改稿、发稿。由编辑到主任，在近20年的时间里，审稿300多部，出书近200部，所出之书有诗歌、散文、小说、古典文学、民间文学、文艺理论、画库等多种门类,还编发《散文》月刊20期。任责任编辑的《散文》，1989年获天津市鲁迅文艺奖特奖，1990年被评为全国期刊整体设计二等奖、天津市优秀期刊奖，1991年被评为华北地区十佳期刊，1993年获天津市优秀期刊奖。所编发的书，其中《唐宋八大家散文》、《巴金写作生涯》等分获1983、1984、1986年天津市优秀图书编辑奖、畅销书奖，《中国古代妙语丛书》获1992、1993年天津市优秀图书一等奖，《侦探小说学》、《艺术奥秘发微》获1997年第二届华北地区文艺理论一等奖，《中外作家作品简表》获1999年第一届北方六省一市文艺图书评选三等奖，《戴望舒评传》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艺术论要》和《艺术教育学》被定为大学教材。出版了我任主编的《新编文学知识词典》和《中国传统民间故事选》、《中国传统民间笑话选》、《中国传统民间谜语选》、《中国传统民间寓言选》等书。这些书都有较大的社会效益，也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1992年被评为高级编辑。
  多年来，在全国和省市报刊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文艺评论、编辑学论文等近百万字，作品被收人《文艺鉴赏大成》、《中国文学专辑》、《华北地区编辑论文选》等书中;文艺评论专著有《风定犹闻碧玉香》。所创作的 《波澜起伏动人心魄》获全国征文奖,《〈蛇谷奇兵〉的跌宕美》获天津市奖，《撼人心魄的 〈蒋筑英〉》获全国奖，《精神生产的二度选择》在1996年天津市第六届出版科学研究会、天津市编辑学会第二届论文研讨会上，被评为获奖优秀论文。此外，由我选编的王学仲先生的散文集《黾勉集》，1992年在重庆出版社出版；《王学仲书法论集》、《王学仲美术论集》、《王学仲文艺论集》、《王学仲散文》分别于1994年和1996年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高级编辑。
  平平凡凡见精神优秀军转干部谢韶泉谢韶泉，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高级政工师。名不见经传，平平凡凡，但他却是一个永远进击的战士，其奋发向上、默默奉献的精神光彩照人。谢韶泉1943年12月21日出生于山东省滕州市望庄镇谢庄村一个农民家庭里。自8岁起在本村读私塾二年，10岁时在望庄完小学读书。在家时跟父母于农田劳作。他聪明勤快件件干得像个样子，常常受到父母及长辈们的赞许和鼓励。17岁考人滕县第三屮学，成了本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中学生。
  1961年初夏，国际国内斗争形势十分紧张。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国家一改往年征兵时令，决定夏季在中学里征召一批“文化兵”。时年19岁的谢韶泉为响应祖国号召，他瞒着自己的父母，怀着“当兵保祖国，出门闯天下” 的宏伟抱负,毅然决然地应征人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战士。
  同年9月，兵团经过三个月的“强化”军训后，立即补入了部队。当时，被称为“军中秀才”的他们，像新鲜血液一样注入肌体，又像种子一样传播开来。没出多久，“文化兵” 的优势和作用在部队初露锋芒。到了1962年，在补人的这批新兵中，就有不少人发挥了自己的文化特长，谢韶泉很快就被选拔为连队统计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他兼起了连队黑板报员的工作。为把黑板报办得富有特色，发挥鼓舞干劲的作用，他动脑筋，想办法，创造了“广告色速写板报法”，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和全连官兵的赞扬。就在这一年他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63年冬，部队由皖人鲁移防到泰肥线，全营分布在170多公里长的铁道线上，担负着全线路的维修任务。为了鼓士气，做好宣传鼓动工作,谢韶泉在自己本职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又另辟蹊径，自我加压，想方设法地创办了连队《进军号》内部小报，其编辑、刻板、油印、发送兼而有之，每周一期，周五出报，受到了全体官兵的欢迎和上级的充分肯定和好评。由此，这一年又受到了营的嘉奖。
  1964年，为响应军委关于“军事大比武” 的号召,全军上下练兵热潮如火如荼。当年8月，谢韶泉作为部队的一名战士观察员，有幸参加了铁道兵在山东泰安举行的兵种百余项目“军事比武”千人大会。会后，他的宣传报道和创办的小报，对部队战备工作起了有效的推动作用，部队上下迅速掀起了“工训结合”的练兵习武热潮。于是，他于次年的2月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本连队家乡战友中第一批人党的战士，并被委任为连队文艺宣传组长。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铁路建设更是突飞猛进。1965年6月，部队由鲁入京进驻房山县，参加京原线会战前期准备工作。京原线全长360多公里，东起北京西至山西平原，蜿蜒于太行山脉的崇山峻岭之间，大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其条件十分艰苦。谢韶泉所在部队根据全线的布局，担负着全线上的重点工程——險道、大桥的修建任务。在这期间，每每移防，部队都要进行长途野营拉练。在行军途中到处可以看到谢韶泉他这个文艺宣传小组长活跃的身影。他带领8名连队“文化尖子”，机动灵活，自编自演，即兴鼓动，部队士气十分高涨。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连队荣获全团野营拉练标杆连队的光荣称号，他的文艺宣传小组，被官兵们誉为“小小文艺轻骑队”，同时被师团通报表扬。不久，他被提拔为排长。
  历史不知不觉地走进了1968年。这一年的国庆节是伟大祖国建国19周年纪念日，这也是谢韶泉一生中最难忘的幸福时刻。为了这一天的到来，部队精心挑选的队列表演人员，提前两个月进行了大强度军事训练。他为能有这样的机会参加隆重的国庆庆典，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而感到万分的荣幸和自豪。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他深深地感到这荣誉不仅是属于他个人的，也是属于他的战友和父老乡亲们的。
  星转斗移，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970年，这是一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谢韶泉由连队调团不久，部队就正式打响了修建京原线的战斗。修建这条铁路，部队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自然条件也十分恶劣。机关下连队，走的都是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开饭都是“风沙伴和大会餐”。“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这是铁道兵将士的心声。
  1973年1月，“北国冰封，万里雪飘”,部队还没来得及抹去昔日修建京原线的征尘，又马不停蹄地参加到修建京通线的大会战中来。京通线全长872公里，西起北京昌平东至吉林通辽，它越长城、穿燕山、跨荒漠、人草原，是我国北部一条主要铁路大动脉，其经济和军事战略意义重大。在这“风沙石头跑，冰雪一口咬”的艰苦日子里，谢韶泉长年奔波在基层，进隧道,睡帐篷，登大桥，看现场。他坚持以“现身说法”、“回忆对比”和讨论等办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深受官兵们的一致欢迎。战士们亲切地称他是“机关的好手、连队的助手、战士的帮手”，还受到了师政治部的嘉奖。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沉甸甸的日子，也是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相继与世长辞;7月唐山发生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天灾人祸，铺天盖地而来。党中央力挽狂澜，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祖国大地，阳光灿烂，亿万人民，欢欣鼓舞。这一年的5月，谢韶泉服从革命需要，听从组织安排，以依依难舍的留恋心情，离开了曾经战斗、生活了17年的部队，转业到山东省交通厅工作。自此，在长达24年的时间里，他发扬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继续默默地耕耘，默默地奉献着。
  1980年，谢韶泉在省委党校学习后，任山东省交通厅政工处副科长，1983年，任山东交通公安处科长，1987年7月毕业于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党政专业，1991年7月任山东省交通医院工会主席，1994年10月任山东交通报社工会主席，1996年9月任山东交通报社党委副书记，2000年8月任新华通讯社山东分社《现代交通报》社党委书记。
  在转业后的20多年时间里，谢韶泉曾三次参加省委组织的“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情况”调查团，先后到青岛国棉八厂、胜利油田和滨州、潍坊、济南等地考察。在这些活动中，由个人或与他人合作撰写的大量的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受到了省级领导机关的好评。1983年，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他调山东交通公安处负责交通公安筹建工作，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在全省组建了14个交通公安派出所，为稳定交通秩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84至1991年期间，谢韶泉任山东省交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理事、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等职，共撰写了比较有影响的论文20多篇，并陆续发表于报端，不久将有《论文集》、《散文集》、《诗词集》出版。
  40年的岁月，40年的历程，谢韶泉作了这样的历史记录、打下了这样的人格印记：“一个革命者，他的一切都是属于党、属于人民的;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全部交给了党、交给人民；不论走到哪里，他永远是一个进击的战士……”“盲流” •诗人•“名记”——高炯浩王大千高雯“西部盲流”,每个人都是一部血泪的壮剧“西部盲流”，每个人都有冒险家的血统 ——高炯浩《西部人物》1961年秋天，一列火车呼啸着，撕鸣着向中国的大西北进发……在昏暗的车箱里，一位少年凭窗远望，尽管他身材瘦小，短衣敝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闪动着思索的光芒，他叫高炯浩，17岁，刚刚从滕县城关镇中学初中毕业。这个富于幻想的少年酷爱诗歌，并在当时的《滕县大众报》上发表了一批诗作。正当他编织诗人梦的时候，现实却无情地向他袭来。在三年“自然灾害”接近尾声的年月里，他因家庭出身蒙受了政治上的“灾难”，被迫与哥哥高炯干一起“盲流”新疆，闯荡塞外，成了一名“少年漂泊者”，过早地开始了孤寂的人生旅程。
  “哐当！哐当!”车轮急促而沉闷的声音, 使少年离乡的高炯浩心情更加怅惘，更加沉重。闪过去了，古城西安，那王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曲在他耳边萦绕;闪过去了，苍茫月色中的嘉峪关，那李益 @佛站在关口望月吟哦“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日寸回头月中看。”岑参、高适、王昌龄……古边塞诗人苍凉悲凄的诗句在塞风中回荡，叩击着少年纤弱的心弦，高炯浩流泪了。
  进疆不久，他与哥哥高炯干来到天山脚下的一座被誉为“戈壁明珠”新城石河子，当上了工人。尽管工作劳苦，收入微薄,高烟浩始终没有放弃对缪斯的追求，白天在工厂里挥汗劳作，夜晚，挤在三人一间的斗室里，伏在伴他远行的那只装满古今中外诗集的木箱上，蘸着心血在诗的王国耕耘。进疆的第一个月就在军垦兵团的《生产战线》报上发表了组诗。可是，时隔不久，那场“红色风暴”也刮到了塞外，高炯浩没有逃脱风暴卷起的厄运。在近于原始作坊的工厂里，被迫做最繁重的工作，打铁、拉锯、捞烧碱、打土坯……他整整吃力地拼搏了十八年。十八年咸涩的汗水，十八年灾难的磨砺使高炯浩更加坚实了。在那艰辛的岁月里，他与哥哥结识了“流放”塞外的老诗人艾青四川盲流”杨牧等来自五湖四海的患难诗友。充满酸辛的生活与诗紧紧地连在一起，诗的历程与生活的历程一样漫长。高炯浩孜孜不倦地求索着，将全部的情感倾注于笔端，执著地、默默地开垦着一片绿洲。十几年来，他陆续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上海文学》等全国四十多家报刊发表了数百首诗作，其中总题为《天山画页》的超大型系列风景诗，引起了西部诗坛的关注，著名诗评家杨匡汉称他的诗“以真为骨，以美为神，是神秘的、细腻的美的聚合，诗如诗人的生活历程一样漫远、开阔而瑰丽。” 在群雄并起的西部诗派中。他与李瑜、林染等人形成了新边塞诗的婉约派。高炯浩将他发自肺腑的歌音，化作一串挣琼的音符，融人了磅礴的中国西部交响乐。
  1980年4月，高炯浩以新疆著名诗人的身份，被破例选拔到《石河子报》当了文学编辑。这年，他已早过了而立之年。
  作为游子,高炯浩没有忘记养育之恩的热土，故土乡音给诗人留下了无限的怀恋。1984年冬天，诗人探亲回家，当踏上阔别了二十多年的故土时，感慨万千，热泪满眶，倾吐了对这片土地的深沉歌吟：土地啊，给了我足够的钙质我的膝盖我的脊骨无比坚硬祖先啊，给了我充分的文明我的信念如同绿杨宁折不弓…… 岁月推移到80年代后期。当人们哀叹诗歌走入低谷时，作为诗人的高烟浩已经“跳槽”成了新疆的“大腕”记者，诗人的灵气和深厚的文字功夫使他在新闻领域里大受其益。“跳槽”后让人为之一惊的首篇作品，便是《玛纳斯河谷的超生盲流村》。这篇十分耐读的通讯，成为新疆有史以来惟一获得报纸类全国好新闻一等奖的作品，并被选入国家多种版本的新闻教科书。
  高炯浩从此对记者生涯倍感兴趣。他勤于笔耕，每年都有几个国家级、省级和各种征文的获奖，最多的一年竟拿了12个，被同行朋友笑称为“获奖专业户”，因而有人猜测他是个职业记者。其实不然，他的专业是一期报纸的主编，他的工作是为这张报纸策划、审稿和签发大样，可以说繁忙而杂乱，然而老高把别人吃早点和谈天的时间都用在了采访和写作上，他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即使偶尔回趟石河子探望老人，也会给石河子报送去几篇新闻作品。
  高炯浩头顶上有一串“名衔”:新疆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新疆报告文学研究会理事、石河子《绿风》诗刊编委、中国散文诗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实没有一个是有“权”的官衔，但从这些头衔里可以看出他的成绩。他是个“杂食动物”,写诗,也写散文、报告文学、杂文、电视专题片脚本、新闻通讯，十八般兵器抓到什么便是什么，舞起来都能舞得呼呼生风。他先后出版了诗集《天山画页》、《春满天山》，报告文学集《一代风流》，散文集《西域履痕》和诗集《乡恋》等，并在《人民文学》、《诗刊》及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和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发表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100余万字。这一册册专集，这一篇篇诗歌里凝聚着多少心血和汗水啊！高炯浩是个精力旺盛而且效率很高的人，有时他“缠”住被采访者，弄得人家吃不上饭，直到问清了缘由，他才满意地合上采访本，笑呵呵地说:“材料够了，这顿饭我请客!” 第二天他会捧给你一篇大块文章看。如果是消息，他则当时便写出来。高炯浩工作起来有个“玩命”的拼劲儿,他关上门一天可以写一万字，电话叮叮响他可以不接，女儿敲门让他出来吃饭，他都会大发一通脾气，这阵儿千万别惹他，自然也不会饿死，等他伸伸懒腰大喊一声“开饭”！ 一定又有一篇得意之作出手了。
  高炯浩是个有正义感的记者。1993年他去伊犁搞发行，获悉农四师建筑公司退休工人两年多没领到退休工资，立即赶去采访，“官方”不予接待，他便搭“大巴”行程78公里，找到地处偏远的退休工人大本营拜石墩。这里的老工人第一次见到省城来的记者，痛哭流涕地陈说他们的苦衷。高炯浩也被这里破败的危房，粗粝的食物，漆黑的夜晚所震惊了,他连续三天开座谈会，走访数十户退休工人家庭，连夜挥笔疾书写了长篇通讯《1300名退休工人的命运》,盖不上官方签发的章子，50名退休老人在稿件后面签字画押，按上手印。该文头版头条配发评论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并在全总报刊评选中获奖。后来，老高收到拜石墩老工人的来信，说他们的工资补发了，信里千恩万谢地称赞了他这位敢于为百姓讲话的记者。
  髙炯浩一篇篇好新闻走向了全国，其中 《玛纳斯河谷的超生盲流村》、《末代皇孙——爱新觉罗•恒镇》、《石河子高考作弊案》等被 《文摘周刊》、《文摘月刊》转载，有的还被台湾、香港的进步报刊刊登，世界华文作家组织来函邀请他加入协会。
  高坰浩成功了，1994年他被推荐全国 “范长江新闻奖”提名，1995年他又被自治区评为“新疆首届双十佳新闻工作者”。他以优异的成绩报答养育他的故乡热土。
  高烟浩现为新疆《工人时报》编辑主任，高级编辑。矢志不移闯文坛——女儿心目中的业余作家李尚元李青公休日回家看望父母，父亲拿出一封信对我说:“滕州市委拟编辑出版《天南地北滕州人》一书，邀我人编,应不应邀，我正拿不定主意呢? ”想到近几年父亲数十次拒绝人典入书的事，便说:“这次可不同以往，家乡出书邀你入编，这工作肯定很有意义，你可不能再拒绝了。”父亲见我曲解了他的意思，进一步解释说:“咱们滕州人杰地灵，在各地工作的滕州老乡人才济济，灿若星辰，他们做的肯定比我好。”父亲一向谦虚谨慎，他的心思我是理解的。便说:“你离开滕州近四十年，趁这个机会把你的情况总结一下，就算向家乡父老乡亲作一次汇报吧！”父亲沉思良久，点头同意了我的想法。然后说:“你就替我完成这个任务吧。”我对父亲是了解和理解的。回到住处，对照着滕州市委党史办信中的要求，父亲的半生经历和我亲历的事，便过电影般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1940年8月，父亲出生在滕西平原一个普通村子——现姜屯镇西官庄村的农民家中。在战乱、贫穷和家庭不幸中他度过人生的第一个十年。直到五星红旗飘扬在故乡上空，他才背上书包，和其他农家孩子一起步人学堂。1956年秋父亲在李店完小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滕县一中(现滕州一中）。在这所文化底蕴丰厚、校风严谨、学风浓厚的学校里度过6年。1962年7月考人山东师范学院（现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4年之后，他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先后从事教育、编辑、党务工作三十多年。在我印象中，不论做什么工作，父亲都是服从组织安排。在生活和工作中，他谨言慎行，认认真真办事;严于律己，清清白白做人。深受群众和领导人的好评。
  其实，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潜心业余创作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
  据老人们说:父亲自小酷爱文艺,特别是酷爱民间文艺。在他童年和学生时期的五六十年代，农村文艺活动比较活跃，稍大些的村庄都有业余剧团或宣传队。农闲季节，锣鼓咚時锵锵响成一片,各村都忙着排练节目，有的甚至还排练大型戏曲。春节前后，在各村或集市庙会上巡回演出。说书卖唱的更是随时都可以拉开场子，说唱个十天半月。每当这时，父亲总是跻身于戏台前或说书场，那些动人的戏曲故事和优美动听的音乐唱腔使他入迷，经常跟着剧团或艺人连跑数村看戏听书。父亲上学识了些字后，对读书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当时农村读书人少，书籍也少，自己又无钱买书，只要听说谁家有书，父亲总是尽量借来阅读。有时为能读到一本好书，他不惜跑几里路到外村去借。是村里出了名的“书迷”、“戏迷”。正是这股迷劲才使他与祖国优秀的民间文艺结缘，为以后的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进入中学时期，滕县一中浓厚的文化氛围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阅览室使他如鱼得水。在学好各门功课的同时，他成了图书馆、阅览室的常客。父亲书读得多，笔记也记得多。一些好的词句、好的诗歌,甚至精彩的文章片断他都记下来,反复推敲琢磨，认真研究学习。直到现在，书橱里还保存着他当时记的数本笔记。就这样，在优秀民间文艺影响下，他的创作活动也是从新民歌、新故事的创作开始的。初中二年级时，他的一首短诗在 《滕县日报》发表，接着被一家省级刊物谱曲转载。这极大地鼓舞了他的创作热情。从此，他的习作便经常不断地发表在学校办的黑板报、油印报刊和地方报纸上，成为学校和县城小有名气的“学生诗人”。据父亲说，在他上中学的那个时期，学校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譬如，抗旱救灾，兴修水利，抢种抢收，大炼钢铁等。每有活动，学校都组织宣传队参加。父亲常常是这宣传队的一员。他虽不会唱歌、跳舞，却能用快板书、顺口溜，甚至小演唱的形式，把现场的热烈气氛,好人好事随时写下来，让小演员们现场演唱或广播。这些作品虽无什么价值，但却起到了宣传鼓动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锻炼了父亲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记得父亲经常戏谴地对朋友说:我是从田野里, 从黑板报上走出来的诗人。进人大学后，父亲把主要精力用在读书学习、积累知识上，除在国家及省级报刊上发表少量作品外，这期间他很少写作。
  大学毕业走上社会后，父亲肩头有了沉重的工作担子,但他对自己钟情的文学创作却仍难以割舍。当时还是“文革”期间，公开搞创作是不可能的，他就利用晚上和节假日，在家里苦读“破四旧”后幸存下来的几本文学书籍，也偷偷写点东西。1976年父亲调出版部门工作，文革期间那种紧张形势有所松动，一些报刊陆续复刊。过去与父亲有联系的刊物和文艺界的朋友，不断来函约稿，父亲才又放开胆子，继续他的创作。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夕，一家报纸的副刊约他写一篇介绍节日的文章。在查阅资料完成这篇短文的过程中，父亲对我国传统节日习俗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他开始搜集研究见诸于史传典籍、流传于民间俗俚的有关传统节日的资料及传说故事，并用杂考漫笔的形式,陆续写了数十篇散文。同时，他的诗歌也大量在报刊上发表。在我的印象中，这是父亲心情最愉快、创作热情最高、收获最大的时期。正在父亲创作欲出成果之际，1984年组织决定调他去市委工作。对一些人来说，这可是步入仕途，逐步升迁的好机会。但父亲却犹豫了。去市委工作就意味着远离自己心爱的出版工作，意味着远离文学。去还是不去？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父亲还是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事后父亲对我们说:远离文学不等于远离创作，只要自己矢志不移，多花些业余时间，多熬点夜，在哪里都能写东西。父亲说到做到，他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工作,联系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陆续写了一系列杂文和思想漫谈等。1998年，他在《枣庄日报》开辟了《君山絮语》杂文专栏。这期间他在《枣庄日报》和其他报刊发表的《家财不为子孙谋》、《从 “不燃官烛”说起》、《“两面人”析》等，在社会上都产生过较广泛的影响。当然，父亲写作和发表最多的还是诗歌。父亲的诗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读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形式也不断变化，既有民歌体、自由诗，也有新古体诗。据不完全统计，数十年来，父亲在省内外报刊和出版物上发表诗歌、散文、杂文等近千首(篇)。一些诗歌被收人多种诗集。他出版过一本自选诗集《土琵琶》和两本少儿读物。1989年，他的民俗散文读物《中国传统节日趣谈》在山东友谊书社出版发行。80年代初，父亲分别被接纳为山东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和山东作家协会会员，并兼任枣庄市文联理事、枣庄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枣庄市诗词协会副主席等社会职务。他的艺术传略先后人编《山东作家辞典》、《齐鲁民间文艺家传》、《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枣庄市志》等。
  在我完成这篇文章让父亲过目后，父亲说他终生钟情和追求的是文学创作,这篇文章的重点就放在这部分吧。说着，他挥笔删去了与此无关的内容,并拟定了这篇文章的题目。父亲的这种选择我当然是理解的。现在，父亲即将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进人人生的暮年。但他热爱生活、追求事业的热情并未稍减。只要有时间，不是读书，就是写作。他说要在晚年有限的时间里，追回过去失去的时光，多写点东西。如果有条件，他还想把过去发表的诗文整理出来，争取出版。
  医之缘刘德泉手捧故乡信，又闻故乡音。受故乡之托，将往事回首，面临世纪之交，无限感慨在心头。
  我1950年出生于一个民主人士的家庭, 祖父是滕县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父亲是一名人民教师。家虽在城里，但家庭成员多半是农民。城市的喧闹，农村的繁忙，祖父为人乐善好施，父亲教书两袖清风，都在我的少年时代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济南读书的七年间，又有幸受到三祖父布衣大师刘子衡的教诲，在我的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这一切都影响着我的成长。
  我于1958年上小学，多病又偏食，正在长身体的时複，恰逢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身材十分瘦小。1964年考入滕县一中时，体重仅有24公斤，身高1.21米。但我学习十分努力，在初一时,7门功课平均96分，成为全年级第一名。那时特别爱好数学课，每次考试都是100分。青少年都有自己的偶像，我最崇拜的是华罗庚，希望能像他那样，将来做一个有名的科学家。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的理想变成了梦想，也由此影响着我的人生道路。
  1970年6月，我高中毕业后，回家种地。不久当上生产队的卫生员,从小队到大队，又到城关镇卫生院,一直到1973年进人山东医学院学习，从此与医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当时山东医学院团委书记孟昭泰老师说，我是以济宁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跨人山东医学院的。当时“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牢记“既不要务广而荒，也不要薄涉而止，谦虚谨慎，刻苦学习”的家训，争取当一名人民医生。在人学的第一年，就在山东医学院校刊《医药学报》上发表了《谈学习中药与方剂的体会》的论文，以哲学与医学相结合，论述了方剂的科学性。论文在同学中引起轰动，也受到老师的注意。毕业前夕，准备发展我人党，以便留校任教。但在外调中，发现有海外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是人生大忌，使入党留校又成泡影。
  1976年12月，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滕县医学科学研究所，医科所只有3人，始建于城东龙泉塔下。当时一方面进行基建，一方面负责《滕县科技》杂志卫生专刊的编辑工作。后由于整理老中医经验，我有机会跟随李光耀、李兴邦、赵先瑞等10余位老中医学习，东到山亭西到岗头,从山区到湖滨，遍访滕县名医，一边随他们看病，一边整理他们的经验。在和他们的共同生活中，不仅学到了许多实际本领，他们高尚的医德也深深教育了我，而且山区、湖滨农民因病致贫，贫病交加的痛苦，更使我难以忘却。从那时起，“选择最简单的方法，应用最便宜的药物，争取最短暂的时间，治愈最难治的疾病”,便成为我行医的座右铭。
  1978年，国家又恢复了髙考和研究生招生，老师也来信，希望我报考第一届中医研究生。科学的春天来到了！面对这难得的机遇，在兴奋之余，我开始紧张的复习，在千年的龙泉塔下，度过了难忘的日日夜夜。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很顺利地通过初试,再赴济南参加复试。考场设在山东中医学院办公楼内，参加复试的有22个人，只准带笔进入考场，单人单桌，有四位老师巡视。不知为什么，监考老师常常在我身边停留。和初试一样，答题十分顺利，再经过面试，最终考上了全国名医周风梧教授的研究生，成为他的开门弟子，从事组方用药规律的研究。这时老师才告诉我，由于我初试的专业课答卷，许多和标准答案一字不差，竟怀疑是抄袭所致。因此，在复试中监考老师特别注意我，但复试答案仍和课本一致，几乎连标点符号都一样，这才使老师信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实际上，良好的记忆来源于苦学和深思。
  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带着档案，又回到了家乡，被分配到枣庄市中医医院，一年后医院迁到枣庄。在枣庄主要是看病，也曾在中医提高班、日语学习班教课，并担任山东中医学院函授大学枣庄函授站主任，也曾负责医院的科研工作。医教研工作的锻炼，使我增长了才干。1988年6月，以研究生学历、科研成果、专业论著和学术论文四项硬指标，破格晋升为副主任医师，成为全省最年轻的高级中医人员。
  1990年2月，我带着泰安人事局的调令，正式调入泰安市中医医院。自此，才有了离别故乡的感觉。在泰安仍是一个临床医生，经历内科、急诊科，也曾在院外开门诊，锻炼更加全面。泰安是个美丽的旅游城市，雄伟壮丽的泰山，庄严肃穆的岱庙，幽静宜人的普照寺，香火缭绕的王母池……工作之余，可以尽情地游玩。1991年，我被聘为市长联系人，这算是第一个社会兼职。在其位谋其政，为振兴泰安中医，曾就中医政策、学术发展、医院建设等方面，向市政府进言献策。自1994年起，开始涉足管理工作，具体负责医院的科研和教学，使医院的科研项目从无到有，科研成果从少到多，并在泰安市首届中医科研学习班上讲解科研方法,从而推动着全市中医科研工作的发展。1996年开展中医带徒工作，被市人事局、市卫生局评为泰安市第一批名中医药专家指导教师。然而晋升工作颇费周折，本来1993年高评委评审时，已通过专家投票，但复议时，由于年轻，尚需锻炼，而未获通过。一转眼五年已过，1998年方晋升主任医师，1999年被聘为山东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
  作为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随着社会的发展,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占我国总人口的10%，我国步入了老年型社会。随俗而变，从1989年起，我开始专攻老年医学。在临床实践中，擅长治疗内科老年心脑病、咳喘病、脾胃病等病症，并积累了一定经验，创制了一系列新方，收到了满意的效果。由于医学模式的改变，医生由单纯的治病，转为预防、治疗、康复、保健四大职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重视保健，渴望延年益寿, 寻求健康咨询的人越来越多，医生面对的不仅仅是病人，将是整个社会群体。因此，医生的诊疗观念也要适应这种变化，为此，我提出总体诊疗观念。这种观念就是针对人的体质、心理、社会环境和病情诸方面的情况，集预防、治疗、康复、保健为一体，制定全面系统和长期的诊疗方案：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以中药为主，中西药并用；急则以针汤之剂治其标，缓则以膏散丸片治其本;同时更注重心理、饮食、运动等多种治疗方法,从而达到标本兼治，提高生活质量，延年益寿的目的。
  医学知识不断地更新，疾病也在不断地变化，要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必须终生不间断地学习。看病查书，查书看病，不断改进及时总结，已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近30年来，已发表论文30余篇，主编参编专业著作5部。在教学上承担《医学伦理学》、《方剂学》、《内科学》等10余门大学课程的教学任务。在科研方面,获得省市科研成果奖3项，取得专利3项，多次受到表彰。曾经被评为枣庄市优秀科技工作者，泰安市中医科技工作先进个人，山东中医药大学优秀兼职教师，山东省卫生科技管理工作先进个人。但是我作为医生，最重要的是病人的认可。我最感欣慰的是收到80岁逄海风老人送的挂幅，题日：“德重望高众口颂，泉流深远技艺精，主持诊务施辩证，任劳任怨长者风，病者同声歌华扁，人民共赞好医生，良好妙手回春术，友爱无私奉挚诚”。这是一首藏头诗，每行第一字横读为:“德泉主任，病人良友。”做病人的良友，是我的心愿，尽管治病救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求做个苍生大医。
  月是故乡明，人是桑梓亲。借故乡此次征稿，如实汇报个人经历，也是人生一大幸事。送走旧的百年，迎来新的世纪，衷心祝愿故乡的人民富裕美满，健康长寿！梅花香自苦寒来——记书画家黄金程颜镇扬黄金程，滕州市人，1937年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伯父、父亲为塾师，哥哥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尤擅长音乐和绘画。他少时常把哥哥的画谱和画稿拿来临摹，久而久之，便与绘画结下不解之缘。
  1953年，黄金程考入滕县一中，因成绩优秀当了学习委员，又因有绘画专长当了校美术小组组长。他的美术老师孔少亭是国画大师徐悲鸿的学生，常和他谈及徐悲鸿痴心学画、追求艺术、不远万里去法国留学，及历尽艰辛、为了救国去南洋卖画募捐的轶事，从而使他对绘画有了更深的认识。如若说他前期把绘画作为兴趣，那么，他以后则把它作为终生的追求、一生的事业和人生价值的体现。他广泛地涉猎传统画，从中吮吸着艺术营养。一次，画友买了30多幅黄宾虹的画稿送给他。与传统画相比，黄宾虹画稿的创新精神极大地震撼、征服和鼓舞了他，确使他眼界大开，为后来的博采众长、反对守旧、自成一家奠定了艺术基础。
  在初中学习时因为绘画崭露头角，黄金程在县城有了小名气，社会上的美术爱好者把与他交友作为幸事，对他另眼相看。读高二时，极左的年代给他开了个苦涩的玩笑，在人团时，因他给当上了右派的哥哥送过棉衣, 便以与右派划不清界限为由被取消入团资格，学习委员也被换了。接着，他的“操行分” 由5分降为4分，后又降到3分。高考临近, 他面临着前途命运的选择。浙江美院在他心目中是座艺术的殿堂，他多想到那里求学深造，对于实现当画家的理想该多么重要啊!后来，他居然落榜了。他的同学一个个考入大学，而一个优秀生却被拒之门外，他痛苦莫名。一个对绘画素有大志的人，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坚实的基础,是难以构建艺术大厦的。而进人高等学院深造，是通往艺术殿堂的捷径，然而，这一切都成了海市蜃楼。他彷徨、沮丧。就在走投无路的关口，他有幸被一位小学校长看中聘为代课教师。
  剑锋需从磨砺出。农村小学教师工作的繁忙，代课教师生活的艰辛，按常人想象沦落到这个地步，什么鸿鹄之志、艺术理想，简直就是异想天开。黄金程经历一番失意的折磨之后，绘画的热情又很快振作起来。压力愈大，反弹愈强。在接受失学现实的痛苦之后，阳刚之气愈加强烈，他重新调整心态,重新规划出一条新路:像齐白石那样，从一个木工不也成了国画大师？走自学成才之路，他别无选择。白天，他忙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做好教师的本职工作;夜晚，读书绘画，伏案临摹, 从此便开始了艰苦的自学创作生涯。每逢星期天，他带上画稿，步行几十里到县城找孔少亭老师请教,认真地聆听老师的点评指导，使技艺得到不断的提高。一次，孔老师表扬他说:“你的水平有很大提高。我是搞西画的，向你推荐一位高明的国画老师，他是曲师的孔端甫先生，你就拜他为师吧。”推荐书和拜师信寄出后的第六天，孔先生就寄来了回信。黄金程手捧书信热泪盈眶，情绪激昂,他感谢先生的知遇之恩。从此，他沿着崎岖的艺术之路，义无反顾地阔步向前。
  不经几番风霜苦，哪有梅花扑鼻香。日积月累，春露秋霜，黄金程的临摹功夫已有很大长进。一天，孔先生对他说,你要到大自然中去写作。即使名山大川去不了，也要看看周围的山山水水,画画田园风光。要“师外造化”，才有自己的笔墨。在老师的教导下，他一有闲暇就到野外写生，渐渐地尝到了写生的甜头。临摹是“从画到画”，练的只是手;写生则是“从景到画”，眼、脑、手一齐长进，自己的性情也被“画”了出来。从此，他始“悟”到：绘画不单是景物之描绘，亦是性灵之再现。
  1961年，《大众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画家们到黄山写生活动的画稿，这对黄金程触动很大,于是便产生了去黄山写生的念头。去黄山写生谈何容易，他月工资24.5元，除了贴补家用、买资料及自己生活之外，所剩则无几，但仍节衣缩食，点滴积攒，一个学期下来攒了40元钱、30斤粮票。1962年农历大年三十，他瞒着家人搭上了南下的火车，奔向魂牵梦绕的黄山。当时控制人口流动，出门要带介绍信。黄金程急匆匆地出门，他没带介绍信，又在南京至芜湖途中的马鞍山错下了车，结果在那里碰到了麻烦。车站派出所见他背着铺盖像盲流，背着画箱像“特务”，于是就扣留审查。经过一昼夜的严“审”之后，他才被放行。事后在山东画界留下了“黄金程写生去黄山，当成特务扣在马鞍山”的趣闻轶事。节外生枝没有打消黄金程的兴致，离开马鞍山又奔黄山而去。
  在黄山，他跑了15天，看了15天，画了15天。他忘记了途中烦恼，忘记了艰难跋涉，忘记了饥寒交迫，他沉浸在黄山雪雨朦肤的奇景中。黄山的美，黄山的奇，彻底征服了他;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完全震撼了他;他融人了黄山和大自然之中。以往，他读过不少名人大家的黄山画作，也临摹过不少其中的作品，而今面对真山真水，得到的是真情实感，带着这种情感创作，顿使他的悟性大开，笔触灵动，得心应手。正如宋代大画家荆浩所言:“画在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若不知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实也。”这次黄山之游，黄金程对 “师外造化、中得心源”更加深了深层认识，完全领会了孔端甫先生的教导：到大自然中写生。这种体会影响了他一生的艺术之路，直到今天他还说:“我不亲自到的地方不敢画，没看过的景物画也画不好。”1963年，济宁地区举办画展，黄金程的两幅作品人选，其中《黄山索泉》获一等奖，他是参展作品最多、年龄最轻、奖次最高的作者。他的作品震动了整个济宁地区文化界！1965年，黄金程调人滕县文化馆工作，正式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在这之前，黄金程有位同学在浙江美院读书，看了他的画稿非常敬佩，返校时带了他的黄山四条屏送给孔中起教授。孔教授是教山水画的,看后大加褒奖，并把画留下，且安排转告黄金程要复习功课，下年报考国画系，孔教授表示一定要促成此事。黄金程熄灭的考学理想之火又重新燃起，他一边教学，一边复习功课。由于用功过度，营养不良，他患了肺病。他没能参加考试，大学又一次与他失之交臂，他一直被关在大学校门之外。15年后，曲师大正式发出调令，聘请他到艺术系当教师。可是,地方上又以爱惜人才为理由不放人。他的大学之梦一波三折之后，终于破灭了。机遇对他似乎无缘，但并没有影响他所走的艺术之路。1979年，黄金程调枣庄文联工作，他的创作令同仁们刮目相看，他成了一级画家。
  梅花香自苦寒来。199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以黄河为主体的《黄金程画集》在全国引起广泛注目，120多幅参展作品轰动京华，台湾也为之出版大型画册。2000年，他还被山东电视台录制成大型专题片《为黄河立传的人》播放。黄金程先生艺海泛舟40余载，他艺术生涯中创作颇丰，300多件书画作品在国际、国家、省级以上获奖、展出、发表、出版，其中6次人选国际大展并获奖，22次人选国家展览、省级展出，发表作品则不胜枚举。黄先生仍在伏案作书绘画,模摹新时代，讴歌新生活……从农民到作家•倪景翔的文学之路北风呼啸，雪花纷纷扬扬，滕县城东10公里马厂村传出孩子的啼哭声。那是新中国诞生前夕，战争的硝烟还在到处弥漫，很多伤病员从战场上撤下来——不知是国民党军的还是八路军的——住到了村上,他们血滴在雪地上，把通向村庄的小路染出点点红斑。伤兵们的痛苦的惨叫，又遇上新生婴儿的啼哭，这个小小的村子似乎颤抖起来……倪家长房喜添长子，孩子取名倪景翔，本没多少寓意，祖祖辈辈都是农民，谁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个孩子会沿着那条小路，走出了马厂，成了一位成绩斐然的作家。
  从农民到作家，倪景翔走得艰辛。也许正是那大雪、那寒风、那战争、那鲜血，注定了他走的道路充满艰险与苦寒。而童年不幸，六岁即丧父，又使他本来就贫穷的家更是雪上加霜。不幸使他差点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多亏母亲的吃苦耐劳，也多亏外祖父是个明白人，坚持要倪家长子上学读书。他的家乡是一片黄土地,村庄前有一条弯曲的小河潺潺流过，他在河岸边的学校里上小学，又到河上游八里处上高小，再到河下游八里处上中学。也许是那条河水的滋润,使文学种子在他心中潜伏下来，萌生了一株嫩弱的幼苗，也许正是这艰险与苦寒，促使他踏上了文学之路。
  书读得很累，也很苦。读高小时，到八里外的学校，必须早去晚归，每天一个来回，全靠双脚一步一步量过来。母亲为了能让儿子早晨吃上顿热饭，不知起了多少个早五更，因为只能靠听鸡叫、看星星掌握时间，往往不是起得太早，就是起晚了。中学时，正赶上国家困难时期，全国闹粮荒，生活极困苦，用“吃糠咽菜”是表达不了的，但家人仍坚持让他读完了中学。学生时代过多的苦难大概融进了血液里，在他心里躁动着，酝酿着，翻腾不息，等待着有一天骤然爆发……从中学毕业到参加工作,倪景翔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现在回头看看，每个阶段都与文学有缘。
  第一阶段是教书，长达10年之久。开始是教小学，后来小学“戴帽”变成了中学，他也就成了中学教师。不过，教师是每月只拿国家几元补助的民办教师，他真正的身份仍然是农民。那些年，倪景翔还兼着大队的团支部书记，或许是为了团的工作，或许是青年热血太容易激动，他写了不少像“东风吹、战鼓擂” 口号式的所谓诗歌，一些歌颂了英雄人物的所谓散文、短剧，现在看来都是些疯话狂语，根本算不上什么文学,但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拿起了笔，开始写了，这也是一个农民成为一名作家的最初操练吧。
  第二阶段是工厂生活。70年代中间，不知为什么，有一天，他突然产生了离开黄土地到枣庄黑土地里闯一闯的念头，便举家迁往枣庄车站街，因为倪景翔的奶奶、叔叔都已在车站街住了多年，他的爷爷、父辈早就在枣庄做小生意、下大井，大概当时他们舍不得那几亩黄土地，才留下家人在那儿守着。当时车站街在枣庄挺有名气，是个特殊的地方。说是农业吧，它没地，大家都是在工厂干;说它是非农业吧，多数人户口没转(那时“农转非” 特别难）,真正的身份是农民;说是农村吧，它在城里，名副其实是火车站旁的街道。倪景翔来到这里就进了工厂。开始当小工，时间不长，就派到外出学习技术，后来又干供销，再后来就当了厂长，前前后后近10年。有人说当厂长能尝甜头，他却感到更多的是辣味, 也许是这辣味，又一次刺激了文学之梦的复苏、生长。80年代初期，倪景翔在黑龙江友谊农场写的一篇散文第一次变成了铅字;不久，他的第一篇小说《调令》在《丑小鸭》发表了。从此，埋在心中的文学种子发芽了，或者说，聚积的文学火种被点燃了。从那以后，倪景翔坚持白天工作，晚上写小说，常常通宵达旦。1984年，他毅然辞掉了厂长职务，到号称黄浦一期的“山东文学讲习所”学习深造。通过学习，开阔了视野，认识上有了飞跃。他开始对枣庄这块黑色的土地有了新认识。现在回头看这10年，应该是辉煌的10年。这一阶段，不但为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而且因为工厂异常红火，也为今后的生活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80年代初期，他们的平均工资就达到县级干部的两倍多，而且持续了多年），使他能够安下心来进行文学创作。
  第三阶段是文学创作专业阶段。倪景翔是从1986年调人文联搞专业创作的，写下了长、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纪实文学、文学剧本等200余万字，其中有些部篇还获得了大奖。这里，尤其值得提起的是《黑魂》和《龙凤旗》两部长篇小说。
  《黑魂》,31万字，花城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倪景翔曾说:《黑魂》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被“逼”出来的。从文学讲习所回来后有关领导人找他，让他继续进厂当厂长，可他推辞了，一是因为他对文学的痴迷，二是因为工厂工作太累。于是，他就请了一年的创作假，说是写长篇小说(当时只是想写中篇，因为中篇不能请这么长的假，才这样说的）。当时，国家刚刚提出改革开放不久，思想很活跃。因为在工厂多年，对中国的民族工业思考得比较多，于是，倪景翔就以枣庄这块黑土地上的中兴公司兴衰发展史为素材，用崭新的目光，去审视中国的民族工业，重新评价民族资本家。它以枣庄的中兴公司为载体,探讨了为什么中国的民族工业经历了百年，而发展不起来的深层次原因。
  《黑魂》问世后，获得全国首届长篇小说 “乌金奖”首奖。这部小说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反响，引起文坛关注。《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作家报》、《文学评论家》、《中国青年报》、《大众日报》等十几家报刊发表了评论文章。中国作家协会长篇小说研究室把它列为1988年度二三十部好长篇小说之一 (详见《文艺报》1989年2月25日《在平静中酝酿跃动》），山东仅此一部。根据该小说改编的七集电视连续剧《中兴风雨》（与他人合作编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台及省、市台播放，并得到有关专家的好评。根据该小说改编的55讲广播小说,获全国市级电台二等奖。
  《龙凤旗》，39万字，1995年7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获山东省1995年度“精品工程奖”。该书问世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山东省作家协会、枣庄市委宣传部联合在济南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及省内共60余名学者、专家到会。与会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小说开拓了抗战题材的新领域，把战争文学推向了一个新境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著名评论家王善中评价:“小说时空涵盖面大，信息量大，作品结实、厚重，选取内容丰富，人物丰满。这部小说有着令人深思的东西，有着一定的审美价值。”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顾骧认为，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时代的目光全面地审视了那段历史”。广东省作协原副主席、著名诗人、评论家李士非和著名评论家张韧、李洁非、陈宝云、宋遂良等分别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作家报》、《大众日报》等十余家报刊发表文章，对《龙凤旗》给予较髙评价。据有关资料统计，1995年共出版长篇小说数百部，在中国作协长篇小说研究室列出的有新意、有厚度、比较有分量的20余部长篇小说中，《龙凤旗》名列其中，并对其有500余言的阐述(《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一期，《新华文摘》1996年第二期）。
  现在，倪景翔共创作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散文、纪实文学、文学剧本等200余万字，长篇小说《黑色家族》(暂名，40万字)也即将脱稿。《世界华人名人大辞典》及《中国作家大辞典》收录了“倪景翔”辞条。
  愿倪景翔的文学之路越走越宽广！倪景翔简介倪景翔，男，汉族,1948年生。祖籍山东省滕县(今滕州市姜屯镇)伲村，出生于滕县(今山亭区桑村镇)马厂村，1973年迁居奉庄市中区车站街。现为奉庄市文联一级专业作家、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市政协委员、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文学作品200余万字，代表作为长篇小说《黑魂》、《龙凤旗》。
  剧作家张晶韩光丽张晶，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剧协副主席、枣庄市剧协主席、枣庄市诗词联谊会副会长、政协枣庄市常委，国家一级编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55年张晶开始业余创作，至今已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出版话剧、戏曲、歌剧剧本共29部、40余版次，发表文艺理论文章60余篇。1979年以来，他的剧本及理论研究文章14次在省级以上获奖。1990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印行《张晶剧作选》，为“当代剧作家创作丛书”之一。部分戏剧论文附收于《春水方生一-张晶剧作研究》。他的诗歌、散文、小说、音乐作品曾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其中诗歌结集《张晶诗词选》(1988,山东人民出版社），书法入选“中国戏剧家书画展”（1987)和“2000江苏首届梨园名家书画邀请展”。多次参与主持全国、华东区、山东省戏剧评奖(研讨会），主编《齐鲁剧作》，任《华夏吟友》的编委。还致力于戏剧创作队伍的培养,培养辅导的省内外青年作者许多已翘首于文坛、剧坛。
  张晶1937年10月出生，汉族，滕州市南沙河镇王开村人。中学时代,正值新中国的各项事业蓬勃展开，建造高楼大厦在一个少年人的心里是何等的辉煌壮丽，于是他有了当一名建筑师或工程师的理想。在滕县一中上学时，他便显露了在数理、文学、音乐、绘画和生物等方面的过人的才华。他的两个独幕剧分别获得滕县1956、1957年文艺创作会演一等奖;生物老师以他为制作标本的得力助手;数学老师更是选他做得意门生。母亲希望他做医生，但他报考大学时，毅然选择了建筑设计专业。
  高考通知书来了，信封右下复贴了一张纸条盖有“华东地区1957年高考统一招生委员会”印章，这意味着未被录取。揭开那字条，下面却是“清华大学”。
  张晶考人清华却未被录取，那原因是今天的人所无法理解的。一个建筑师的梦想破灭了！18岁的他无法理解1957年夏季的形势，这件事对他是个无情的打击，但他未对生活失去信心。面对窘迫的家境，迫于生计，他到了一所民办学校——滕县仓沟中学任教。生命本体里那“不甘平庸”的血气时时鞭策着他。“我想到了保尔，想到了卓娅和舒拉，想到了牛虻，想到了哲人们。那一年反反复复的命运思索，时时刻刻噬咬着我的心，像长鞭、利剑，也像萤火、烈风，叫人浑身颤抖却又勾起梦幻。一个希冀自己发展，总不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常自问：“你不是在教学吗？教出好学生不就行了？不行。安心教学,教好学，但过剩的精力呢？总不能像垃圾一样随便倒掉毫不可惜呀！”(引自张晶《初上戏剧创作之路》，下同）。
  张晶非常珍惜自己的才智和追求，恶劣的环境难以冷却一颗赤诚炽热的心。他仍从容不迫地把自己过人的才智投人到对理想的追求中去。他用笔代言，书写生命。1959年春节期间的一件事触动了他，使他灵感大发，于是铺纸开笔……“肆虐的朔风不留一点面子，撕破窗纸，将雪片甩到桌上脸上，缸子里残茶凝结了，僵直的手指难以运笔入纸，如豆的油灯几番被扑灭，但难以冷却一颗赤诚炽热的心。通宵达旦，一气写来，似从胸中吐气、心底喷火，不可遏止。当太阳也从残破的纸窗伸进无力的手拂去雪粒时，没有早餐，只有一杯微温的白水，喝下几口，心里熨贴许多。重检初稿，得约万字，这便是剧本《写春联》。”1959年发表在《小剧本》(半月刊)第六期上，8月《剧本》转载。北京京剧院二团在京演出;后来，他朋友告诉他，当年豫剧名家王秀兰与高兴旺(牛得草的老师)在开封会堂演出时，谢幕六次盛况空前。中国戏剧出版社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单行本。《写春联》的成功决定了他将要走从事戏剧创作这条路。
  从此一发不可收，从1958年开始，在严酷现实的夹缝里，张晶以几倍于常人的付出和努力，让自己的生命之树，开满了花，结出了一串串甜美的果实。他这一时期先后完成了《出门见喜》、《王婆骂鸡》、《明月千里》、《白杨树下》等剧目，分别发表在《剧本》、《小剧本》等刊物，由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被京沪及各省剧团上演。著名戏剧家李健吾、李钦等对他和他的作品的评论文章,也迭次出现在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剧本》月刊等重要报刊上。创作、教学之余,仍不忘学习。在此期间，人山师院学习，中文系本科函授毕业。1%3年夏，山东省委宣传部借调他到省话剧团工作，排演他的《白杨树下》，参加华东区话剧汇演。此期间还参加了《丰收之后》的修改创作。
  “文革”潮起，文化成了罪魁。张晶的创作也因此中断，他的生命再度从高峰跌入低谷。应该说，10年光阴无法弥补的损耗，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命来说,确实是十分惨重的。他利用这10年时间，苦读名著，刻意积累，增智明理，不断发现生活的真谛。文革结束后，他重新拿起笔，先后创作了《瑞云》（与人合作）、《三春柳》、《我们吃了太多的盐》、《本市轶闻》、《玉萧引》、《鹤唳》等剧。其中，《瑞云》1979年参加了山东省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山乡锣鼓》参加了1982年省首届戏剧月活动和1990年第二届中国戏剧节，获得优秀剧目奖、演出奖；《玉萧引》已介绍到韩国；《鹤唳》获1996年省精品工程奖及华东区田汉剧作奖。
  1981年，张晶调任枣庄市戏剧研究室主任已有20年了,他一直致力于戏剧队伍的培养。他主持过各种戏剧创作讲习班并免费授课，每年阅读省内外作者的剧稿、书稿不计其数，经他辅导的青年，许多已翘首于文苑、剧坛。
  痴心医学勇往直前张平我的祖籍是山东省滕州市南沙河镇王开村。我的父亲于1948年应征人伍，后随军南下，并一直在江南地区 |服役，所以我出生于南方。1970年，父亲转业到滕县食品公司工作，我们全家由此回到了久别的故乡。我先后在北关小学、滕县一中就读，于1980年考人菏泽医学专科学校医疗系学习，从此开始了医学生涯。
  菏泽医专毕业后，我又回到滕县，相继在县财贸医院、枣庄第二卫生学校从事临床及教学工作六年。在基层医院工作期间，除了诊治大量的常见病、多发病外，还接触到一些疑难杂症，常有才疏学浅、力不从心之感，同时也认识到了需进一步继续学习深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是便发奋自学、刻苦读书，终于，在1989年考人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医学硕士学位。1992年学业有成，被分配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从事医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由于工作成绩出色，于1998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在1989年至1992年的三年间，我在北京医科大学(现在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院)圆满完成了硕士阶段的学习和科研工作，毕业论文《实验性冠状窦逆行灌注和右房逆行灌注的形态基础研究》获得同行专家的好评。我的科研工作主要是建立了实验动物的逆行灌注模型，并首次在心肌静脉内发现了静脉辦膜，其研究成果 Observation on venous valves of the pig hearts在第十四届国际形态科学会议上进行了交流，为临床心胸外科在心脏直视手术中进行逆行灌注心肌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形态学依据。
  1992年，我被分配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工作，迈进了堪称“医学殿堂”的大门。协和医大的前身是北京协和医学院。于1914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建，此后一直得到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的资助,其教学模式与国际接轨,即学生先就读大预科，再读医学专业。协和医大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学校，她是国内医学界众多人向往和仰慕的地方，是医学家的摇篮，她以高标准、严要求著称。在大学和各附属医院内汇集了大批具有真才实学、作风严谨、思维周密、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诲人不倦的医学科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我来到协和尽管只有近十年的时间，但却从我身边的科学家身上学到了他们对事业、对人民极端负责的崇高精神，亲眼目睹了他们在工作中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我身边的楷模有协和泰斗张孝骞，生命的保护神林巧稚,以及医学教育家张锡钧、黄家驷等。在老一辈医学科学家的言传身教下，我也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进取，取得了一些成就。
  我的教学工作主要包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医疗系、研究生院和高级护理学院的“局部解剖学、神经解剖学、人体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等。其中所教的医疗系是国内惟一的八年制，学制最长,与国际的医学教学接轨，学生经高考人学后在北京大学生物系进行两年半的预科学习，再转入我校医疗系继续深造。并且全程采用英文教学、导师制、淘汰制，其中的优秀学生经过八年的学习后可直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再经过两年的学习又可获得理学博士，这也是国内惟一的双博士培养单位。我承担“局部解剖学、神经解剖学”两门课程，使用引进的美国原版教材。护理学院开设的“人体生物学”是在国家教委、卫生部的指导下，在CMB资助下开设的护理教育改革试点课程，所使用的教材及研究生的“发育生物学”均为我们自行编译。此外我们还积极制作了教学录像带和光盘，以更好地辅助教学。
  科研工作包括:（1)心血管实验形态学方面，研究实验动物及人的未成熟心肌发育特征，缺血、损伤及修复的形态结构变化，为小儿科心脏直视手术及逆行灌注心肌保护提供形态基础。（2)胸腹主动脉瘤手术中急性缺血性脊髓损伤中的血管机制及其保护研究。胸腹主动脉瘤是危害人民健康的血管重症，病死率非常高，其惟一有效的治疗是动脉瘤切除和人造血管移植术，我们的科研工作为临床主动脉手术中防止术后截瘫等神经系统并发症提供辅助措施。（3)中医经络腧穴结构、中药抗疲劳机制及药物经皮给药治疗。其中我们还承担了农业部的重点科研项目，为畜牧兽医的疫情防治辑供穴位免疫途径。(4)肿瘤血管及肿瘤休眠疗法,我首先在国内提出肿瘤血管应为未发育成熟血管的概念，可以采用诱导分化治疗，使之向成熟方向分化。并探讨了微量元素硒的诱导分化机理。为危害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治疗提供一种新疗法，使“带癌生存”成为可能,最终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延长寿命。（5)运动医学方面，与体育科研院所专业人员合作，研究如何提高运动成绩、抗疲劳损伤，重点是运动与心脏重塑的工作。近几年来我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科学基金、“九五”农业部重点科研计划项目及院基金等工作。
  虽然我从事的是西医专业，但对祖国传统医学也特别感兴趣。在科研方面围绕着后海穴(长强穴）的形态结构，探索经络腧穴的实质，以及穴位的免疫增强机制。采用实验形态学的研究方法，实验动物给予针刺、药物穴位注射、穴位免疫、透皮经穴给药等不同的实验条件下，进行了穴区主要结构的形态变化及效应观察。特别从实际应用入手，阐明穴区给药时经脉——脏俯的相关性变化，将药效放大，以及药物、穴位刺激对内脏功能的调整作用。研究成果应用于医学和中兽医学 (役苗)以减少用药量及药物的毒副作用。此夕卜，还和有关专家合作，主编了《现代中医成才手册》，已由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主审了《图解刮痧疗法》，已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发行。
  体育一向为我所喜爱，1989年读硕士学位时就与北京体育大学的运动医学专业失之交臂。此后一直积极与体育专业的科研及教学人员保持良好的科研协作关系，探讨运动性疲劳损伤的恢复问题，以及医学领域中的 “亚健康状态”的治疗。
  近几年来的研究及教学成果包括:在国家级刊物发表科研及教学论文36篇，编写、翻译、主审专著4部。
  回顾我16岁从滕县一中考人大学，又从医专毕业后回故乡工作六年，直至目前在全国著名高校任教的成长经历，既有失败时的痛苦，亦有更多成功后的欢悦。现在，当我作为大学教授站在讲台前时，我心中的祈盼就是能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合格教师，为祖国和人民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当我专心于科研岗位时，始终不忘家乡父老的嘱托，顽强拼搏，积极进取，努力工作。家乡滕州的情结，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更是一种激励。近20年来，我从不敢松懈怠慢，只有孜孜不倦地学习，脚踏实地地工作，默默无闻地奉献，永无止境地探索，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可以说我以往所走过的路，是积极进取、无怨无悔的道路。在今后的征途中，我还要一如既往，争取更大的成绩。
  无题的感慨马晓伟遥远----条无目的地的路径,布满挑战，布满艰辛，布满困惑;短暂——转瞬即逝的若干人生，伴随喜怒，伴随哀乐，伴随永恒。
  人性里有这样一个弱点:往往在我们失去后才懂得珍惜。1988年5月21日的那个晚上，也就是我要去香港的前一天，《刑警档案》剧组全体人员在举行封镜仪式的同时也算为我送行。在一片欢乐和祝福声中，隐隐传来“当我再看你一眼——我要把你永远记在心间”的歌声，我猛然泛起浓烈的依懵之情,脸上虽然还挂着礼貌的笑容，但眼里已渗出难言的泪。我知道不是因为要告别大家告别亲人，而是为了将要告别的演员生涯，告别多姿多彩的若干人生……《喜盈门》里那个生产队长,让我很真切地体会到农民身上所特有的质朴;《燕归来》的钢琴老师，让我尝试了那错位颠倒的年代，给青年人的生活和理想所造成的颠簸与困惑;《烦恼喜事》里的烦恼人，让我联想到我们生活中的烦恼常常来源于我们自己,如果我能让别人开心，自己也就远离不开心;《开枪为他送行》里的梅宇宽，让我一下子跨越了时空，成了打入日本宪兵特高科的地下党，还一展我平时爱好拳击柔道的不凡身手;《代号213》里的肖剑峰,又让我成了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并深切地体会到1949年解放前夕共产党和国民党生与死的较量;《雷雨》里的大少爷，让我感悟了人性的扭曲、人性的异化是无法用好与坏、对与错来理解来确定的;《快乐的单身汉》里的电焊工，教会我生活中的幸福是我应该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给予,而不是更多的索取；《一个演员的梦》里的演员，唤起我儿时的记忆，让我更加珍藏自己灵魂深处保留的那片永远没有冬天的绿洲……那是我所扮演过的角色，那是一些角色的履历，然而又像是一个个短暂自我人生的回放。没想到那一次值得我自豪的回放，整整间断了10年，没有再延续我本该丰富的若干人生。
  在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往往会把电影电视和神奇梦幻等同。当自己成为一名演员后我才改变以前那种对影视艺术很单纯的认识,虽然这个职业能让一个有限的生命去涉足无限的人生之路，让有限的阅历去穿越无限的时空隧道，而做影视艺术同样也是非常真实、非常现实的。现在，不管是为了生存而拍戏、为了荣誉而拍戏、为了名利而拍戏、为了志趣而拍戏，都必须付出同等的代价。如果想制作出一个让大多数观众认可的作品，除了所必备的好剧本、好导演、好的创作班底之外，就演员来说都是要做出常人所不可想象的努力。那并不只是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在颠倒冬夏的季节里谈天说地，我们还通常在两个月的拍摄期里平均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睡眠，还要在高达40多度的摄影棚里持续工作16个小时。我们在拍摄战争戏或古装戏流血受伤已是小儿科。就拿我来说，在我所拍戏的过程中就曾一衣把脚背骨打裂，两次从马上摔下来，一次是休克，一次在床上躺了三天，就在前不久拍摄的《刑警风云》中,光是腿部就碰破划伤13处。记得在拍《纸风筝》时演我养女的小点点和我，在41度的气温下被闷在一间布满灯光的小屋里，再加上一件棉被，还要带着饱满的情绪进人到规定的角色情景之中。也许可爱的孩子至今还那么心有余悸，她想象不出人间是否还会有比这更残酷的惩罚？当时她非常想把导演、摄影、灯光还有我送进那间她认为是最可怕的小屋统统拿掉，原因就是我们经常软硬兼施地哄骗她在摄影机前就位。由于拍摄 《张闻天与刘英》，当我赶到《纸风筝》剧组时制片部门已把所有没有我场景的戏全部拍完了，本来两个组的导演答应给我各放一天假的承诺，由于要抢进度都无法兑现了。体力的透支只要咬咬牙还能负担得了，同期声拍摄每天平均要背300-600个字的台词也能承受得起,但如何从一个长征时期的总书记、一个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的老人，过渡到一个少不更事的医学院研究生、一个有点功利心的心科实习医生、一个日趋成熟的主任医师、一个为养女贡献他大半生心血和精力和成熟中年男人？对我确实是一种挑战、一种艰辛、一种困惑。好在我碰到一个尽心尽职的导演,因为除了对剧本总体的把握做了大量的功课外，还为剧中的主要角色写了具体的人物关系、人物走向我感谢导演不光是做了为演员自己该做的功课，更感谢导演能如此认真负责地对待自己的创作，诚实地对待广大观众，能把艺术像一件宝贵的器皿去关爱、去珍惜、去用心对待。
  《纸风筝》是一部讲述既是养父女关系同时又是医生与病患之间关系的特殊家庭。故事细细描写了他们之间特殊复杂的思想、情感、生活纠葛的过程，是考问人的灵魂、道德而最终自我完善的过程;是深刻地探讨什么是爱的过程;是一个水滴也能浓与血的思辩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情感起伏波折很大、对演员要求很高的心里激情戏。记得有一次在拍肖雨对大点点讲述凤凰涅槃不断再生的这场戏时，由于连续的疲劳和用脑过度，突然我头很痛，脑子一片空白，感觉身体是悬在半空中;导演在监视器里看到我的衣服一下子全被汗浸湿了，问我怎么了？要带我去医院检查。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也讲不出什么话来，但脑子里肖雨的台词一个字也没忘记，并十分清楚地记得下面我要说什么、该怎么去说。这并不是牢牢记住台词那么简单，而是在对这个角色的整个创作过程中，肖雨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似乎已经占据了我内心世界里的一部分。因为我必须用真情实感去体悟那个特定的情境、特定的人物，我才能让自己的脉搏和角色的脉搏同步，让角色的血液在自己的血液中沸腾。只有把角色的行为逻辑合理地挤压在自己的行为逻辑里，你才能准确地把握角色的性格、透视角色的情感、再现角色的真实。只有这样对角色从理性到感性的裂变，才能升华出角色是你、你是角色的境界。
  如果问我对职业的挚爱，是看重创作中的过程还创作后的结果？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过程。道理很简单，因为过程是永远属于自己亲生的经历，是我的财富，是我多姿的人生;至于结果则是大家的、是观众的、是属于历史的。当然，这两者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就是珍爱于过程、负责于结果。所以演员对角色的创作过程和结果是同他生活里做人的准则是一样的，只有真实地对待生活才能真实地塑造角色。在我交往的演艺界朋友中，有不少是用自己的身心去当稿纸,用自己的骨血来做画笔在勾勒作品的蓝本，有时为了准确地理解和表达一个人物的震撼情绪或一个人物扭曲心理过程，常常会把自己逼迫到难以自拔的绝望境地，常常会在自己的生活空间中流下难以抹去的角色阴影。也许大家都惊叹唐国强所扮演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是如此的成功，但有谁知道在他扮演毛泽东的8年前就开始阅读了几乎是所有的有关毛的书籍和资料。不仅如此，他经常在夜晚独自一人的僻静的街道上、小树林旁像幽魂似地徘徊，在揣摩那一代伟人的内心世界…… 他终于诠释了一个全新的领袖形象，那不仅仅是领袖的形似还有更多领袖风范的神韵。作为一个演员最大的收获和欣慰或者说动力是什么呢？我的体会是从接受剧本到进人角色的过程才是我最真实的过程。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曾说过:“每当我们读完一本我们从未读过的书,就等于在我们的心灵上开启一扇智慧的窗户。”道理是一样，每当我在接受和创作一个角色的过程，就如同我经历了一个我从未经历的人生过程，虽然短暂但只要你用真情实感去体会、去理解、去创作，你就能验证到这些才是你真正的收获、欣慰、动力，这个过程如果你不是一个演员也许你用一生的时间都无法去完成的。这些不是用有限的生命、金钱、荣誉、鲜花可换取的。这才是一个演员自我拥有的永恒财富，这才是我为什么如此尊重我的职业。我珍惜每一个角色的创作，如同珍惜我的每一个来世的人生，这些人生在我的一生中伴随我喜怒、伴随我哀乐、伴随我永恒。“身心为颜作画卷，骨血为笔写大千;此生犹如若干世，纵横乾坤五千年。”真可谓，影视艺术的魅力能让我在自己的短暂一生里:妩媚处风情万种，凝练处洗尽铅华。
  记得在世界电影100周年、中国电影90周年的聚会上，要求大家都来抒发一句影人的感慨，我当时说了“假如我有来生,还要做一个影视演员”。就要踏进中年的我，经常会感到趔趄地站在陡坡上越来越不敢俯身回看，从1978年开始拍摄第一部电影《海之恋》到现在已经23年了，虽然是不知深浅地闯进过30多个角色的心扉,也尽力克服疲惫在创作的道路上往前，但我仍然不敢。因在这条攀登的路上我的起始并不算晚，可现在的我身后已没有比我还要迟缓的攀登者。感慨之余我不但没有沮丧和失落甚至还有一种庆幸，因为成熟让我看清同龄人他们在攀登艺术高峰时的稳健身姿，经历也让我读懂艺术天书的真正价值，我在与他们的差距中学会了分享他们的成绩和欣赏他们的自豪。不管我曾在这条路上有过多少迷失和彷徨，在创作的过程中有过无数失败和遗憾，但表演艺术的向心力又把我和它紧紧地捆绑在同一个攀登的行列中，我永远不会再离弃这个行列。
  马晓伟简历马晓伟，汉族,1957年12月出生于南京市，祖籍滕州市滨湖镇徐楼村。1976年开始从事表演艺术，是影视界较有影响的演员，1979年毕业于江苏省艺术学院表演系。主要电影作品：《海之恋》扮演南下、《喜盈门》扮演仁武、《燕归来》扮演谢峰、《开枪为他送行》扮演梅宇宽、《雷雨》扮演周.平、《快乐的单身汉》扮演刘铁、《青春万岁》扮演苏君、《代号213》扮演肖剑峰、《烦恼喜事》扮演何伟、《一个女演员的梦》扮演沙小舟、《刘海粟》扮演刘海粟、《股市婚恋》扮演陈阿奈、《长征》等扮演博古等。主要电视作品：《在水一方》扮演卢有文、《刑警档案》扮演韩剑、《伴飞》扮演裘剑飞、《周恩来在上海》扮演瞿秋白、《戏说珍珠塔》扮演碧云轩、《上海沧桑》扮演唐大浦、《开国大典》扮演溥居士、《倾城之恋》扮演席杰、《刑警风云》扮演杜文迪、《张闻天与刘英》扮演张闻天、《纸风筝》扮演肖雨、《西部的天空》扮演陈昊、《大唐情史》扮演房遗直、《欲望的代价》扮演刘思雨等。1997年6月曾参加《ASIA SOCIETY》在美国好莱坞举行的电影文化研讨会，并荣获美国加州政府州务卿江月桂女士颁发的奖状。
  亚运冠军毛新源刘继忠1990年9月28日，古城滕州的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庆毛新源在第十一届亚运会竞走比赛中夺得金牌,为祖国、为家乡争得了荣誉。
  毛新源1971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出生在滕县杏花村街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自幼生就一副健壮的体格，黑黝黝的皮肤，虎虎有神的双眼更是充满了可爱活泼的灵气。在培英小学上二年级便成了学校小有名气的体育活跃分子，是校田径队和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无论任何比赛都非要拿第一不可。一次篮球比赛，他所在的队输了球，队友们不以为然, 可他却伤心地哭了起来，这对小新源来说不拿第一就等于失败。
  几年过去了，毛新源升人了滕北中学。
  他人长高了，身体健壮了，对体育的兴趣也变得更为浓烈。他爱上了竞走，而且爱得竟是那样的难舍难分，走在路上也要情不自禁的扭几下，虽说动作僵硬，但还真像那么回事。体育老师陈均丰看到了他这般酷爱竞走，把他推荐到县业余体校，做了刘增杰教练的队员，从此便踏上了竞走运动的征程。
  大凡有所作为的人无不有一段坎坷的经历，在强手如林的当今世界体坛，每一个冠军都是一曲血汗与泪水组成的交响乐章。毛新源是滕县业余体校的第一批竞走运动员，到1984年这一项目在我国开展也只有三年多。古城的人们哪里见过这般的走姿，议论说: “他们在干什么？像一群鸭子走路。”“瞧，这不是毛家小子吗？咳，可别把屁股扭掉了!”茶余饭后的人们在到处传说。
  爷爷、奶奶最疼爱新源，说:“新源啊，别去学鸭子走路了，甭累出毛病来。”父亲生气地说:“好好上学得了,你把屁股扭到天上也扭不出杏花村。”这话对新源的刺激很大，他的犟脾气上来了 ：“我非要练出个样子来不可。”而母亲却意外地平静，因为她最能理解爱子的心。“新源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儿子长大了，想飞就飞吧。”业余体校的训练条件是比较艰苦的，小运动员们每天进行近3个小时的训练，日复一日，运动量不断加大，而伙食费还是每天9角钱，这在当时也就是至多能买到4个鸡蛋的钱。二十多个小运动员大多数贫血，而体校经费有限，无力提高运动员的伙食标准。刘增杰，这位年仅24岁的教练硬是咬着牙带领训练，每当一堂课下来，他看到小运动员们那一张张因贫血而变得发白的小脸时，心里便阵阵酸楚。有人说:在中国田径的长距离项目上出成绩的运动员大都来自乡村。这话一点不假，因为这些运动员最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1985年深秋的一个下午，阵阵秋风卷动着遍地的黄叶，让人领略一丝初冬的寒意，毛新源光着膀子还练得大汗淋淋，浑身冒着热气。进队没几个月，他的成绩已是全队第一。在1985年全省竞走集训赛上，以45分5秒的成绩打破了省少年记录。看着自己的爱徒有了这么大的进步，刘教练甚是由衷地欣慰。该是给这个小伙子再加点强度的时候了。刚刚走完了20公里，刘教练又让毛新源去跳几组台阶。因为疲劳，一不小心，他的小腿胫骨迎面磕在了台阶上，绽开了一条近两寸的血口，把教练和队友们吓出了一身冷汗。可到第二天，毛新源一瘸一拐地又来到了训练场。
  “人类进人共产主义社会时，体育将与劳动一样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而14岁时的毛新源，就把竞走当成了他生活中的第一需要。这并非是超前意识，而是一种责任，一种奉献，一种自身价值的追求。
  1986年6月，我国著名竞走教练刘盱昶独具慧眼，把毛新源招到省竞走集训队试训。在到济南前，毛新源一连几天没睡好觉，或许他的梦做的多了点，那可全都是五彩的梦。记得还是读初中一年级时，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关平得了世界冠军，他兴奋劲一上，竟学着关平的样子在屋子里扭起来。时过两年，他也要做刘盱昶教练的学生了，毛新源心里激动，但到济南没几天，他那股高兴劲竟没了。大运动量训练加上军事化的管理，使他真正体会到要成为像关平那样的优秀运动员，还需要付出超人的努力。他好像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在夕阳余辉中,独自坐在省运动技术学院门口的石条上，一坐就是很长时间，或许他在思念家中的亲人，或许他喜欢看五彩的晚霞，他毕竟还是个孩子，那里面有他未来的梦……“幸运并非没有许多的恐惧与烦恼，厄运也并非没有许多的安慰与希望。”1987年4月，毛新源在牟平参赛,本来是满有希望夺冠的，可由于跟人太紧，被裁判认作犯规罚了下来。他把泪水憋在眼眶里，恳求裁判：“我不要名次，让我走吧，我只想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多快。”规则无情,要求被拒绝了，他赌着气猛地脱下背心，捂住脸跑到一旁呜呜地哭起来。他能不伤心吗？在1986年的省十四届运动会上，他只得了两个第六名，这次又被罚下场,要是刘教练因此而不要他了，那他一切的梦幻将化作乌有。
  刘盱昶教练很喜欢毛新源的这股虎气、犟劲，并看到了他极大的潜力。虽说毛新源连着两次失误,可还是依然决定吸收他为正式队员。因为刘盱昶教练清楚地知道:雄鹰有时候的确飞得比鸡还要低，但它终有冲上云霄的时刻。
  “所有坚籾不拔的努力迟早会取得报酬。”毛新源经过一番追求、一番奋斗、一番血与泪的洗礼，终于迎来了他事业上的第一个春天。1988年，在全国春季竞走比赛中，他以42分22秒2的成绩获男子少年组1万米的第一名，并打破全国少年纪录；1989年在第二届全国青运会上，以40分40秒7的优异成绩获万米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1990年3月在合肥举行的全国竞走锦标赛上，他又以1小时22分21秒4的成绩,打破了2万米亚洲纪录，与队友李明才一起双双获得进军第十一届亚运会的资格。1990年9月28日上午10点30分，亚运会男子20公里竞走比赛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角逐，毛新源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亚运冠军,成为亚洲体坛上升起的一颗璀燦的新星。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后，毛新源带着未竟的梦，被安排在山东省竞技体院。从此，他开始了竞走的教练生涯。
  高锋与《天下粮仓》一部电视剧能上中央电视台不容易，尤其是在中视一套的黄金档时间开播就更不容易。在激烈的竞争中，滕藉作家高锋的《天下粮仓》作为重点剧目在2002年春节期间上了中视一套，引起了数以万计的滕州人的关注和收视,并为我市有这么一位才华横溢的剧作家而赞叹不已。
  高锋1951年出生，滕州市南沙河镇南岗村人，其父高永瑞是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后南下的干部。受家庭的熏陶，孩子时代的高锋就喜欢看小人书，上中小学时，对长、短篇小说、《故事会》等方面的作品和书籍更是爱不释手。1967年初中毕业，他继续升学的希望因“文革”动乱而破灭，非但如此，接踵而来的便是上山下乡到湖州市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未因此而沮丧。在农村三年，利用劳动之余阅读了大量的长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为后来的写作创造了条件。
  1970年夏，高锋招工分配到某铁矿当工人。这时期，在业余时间开始试写一些小通讯、小故事之类的文章并常见诸报端,这便促使他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笔耕不辍，收获也颇丰。恢复高考后的197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其间爱好专一，博览群书，掌握了大量而又丰富的文学素材，为走文学创作之路打下了浑厚的功底。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湖州市钢铁厂宣传科工作，他利用搞宣传的有利条件，经常采写一些反映工业生产、好人好事、风俗民情等方面内容的通讯报道，他所撰写的稿子常被上级宣传部门及省、地报纸转发或采用。八十年代初，他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所发出的稿件也屡屡被各地文学刊物刊载，此时的高锋文学创作的才华在湖州市崭露头角。
  1985年，浙江省作协发现高锋是个人才遂借调到省搞专业创作。在几年时间里，他发表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数十篇，长篇小说两部，文字百余万。中篇小说《曹雪芹》，长篇小说《大湖鸟》就是他的代表作，后者不但发行量大，还在《浙江日报》上连载，受到文学界的好评。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中国电视剧的迅猛发展，高锋萌生了创作电视剧的念头并得到省宣传部门和同行们的大力支持。他根据案头现存的素材，经过深人采访和体验生活，通过半年的精雕细刻，一部反映渔民解放前后生活变化的电视剧本《灯塔世家》(上下集)问世，遂被浙江省电视剧制作中心看好并投拍，该剧于1996年在中视一套播出，荣获电影电视华表奖。自高锋的电视剧处女作《灯塔世家》一炮打响后,一发而不可收，在其后的几年里，又先后创作出了《大命运》（17集）、《血墙》(8集）、《王勃之死》等电影电视剧本并都拍摄成同名电视剧。《王勃之死》还获得了电影电视百合一等奖和金鹰奖;特别是由他编剧的50集电视连续剧《上海沧桑》获得了电视剧最高奖飞天奖。
  几部电影电视剧的创作成功并未使高锋陶醉，1999年他又向艺术高峰攀登——投入到30集大型历史连续剧《天下粮仓》的创作中去。靠他的“天赋”和对文学创作的灵感，经过两年的艰苦拼搏,《天下粮仓》于2001年完成，同名剧本与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及台湾尖端出版社等四家出版社出版，发行量达20万册。几乎同时，著名导演吴子牛在高锋的协助下将该剧搬上银幕。据权威机构调查显示，在《天下粮仓》播出期间，有1.6亿观众每天准时收看，收视率创历年所有开年大戏的新高。目前，有两部高锋的电视连续剧已杀青即将与观众见面,一部是25集连续剧《王中王》，另一部是20集连续剧《情越千里》。另还有《玲珑女》、《日落长河》和《钟点女秘》三部即将开拍的电视连续剧也是高锋的作品。
  高锋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湖州市作协副主席、浙江省广电集团电视剧制作中心签约编剧。他工作很忙，创作题材也很多，他正为实现自已的宏伟目标而忘我地工作着。
  新闻战线上默默耕耘者王晋臣王晋臣，男，汉族，1932年出生，滕州市官桥镇北管庄人。中共党员。1950年参加工作，初任小学教师。1952年调济宁专署，先后在济宁专署电影教育工作队、济宁专署文化科工作。1956年考人山东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本科，I960年毕业后分配到大众日报社工作。从事新闻采编工作38年，历任编辑、主任编辑、高级编辑职务，现为中国写作学会会员、山东省写作学会理事、省教育记者协会常务理事、省语法研究学会理事、省新闻美术家协会会员。
  新闻工作三十多年来，默默无闻，勤奋工作，编辑了数千万字的新闻稿件，采写或合写的各类消息、通讯、言论、文章等500多件，数百万字。有数十件分别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教育报》、《文摘报》等大报采用或转载，有5件被评为全省、全国好新闻一、二、三等奖。组编的5000多个大小版面中，注重文图并茂，雅俗共赏，力戒雷同，先后有20多个版面被评为好版面或红旗版;组编的《教育战线》、《教育园地》、《自学天地》专刊上发表的言论、典型、征文、文章等，有50多篇被外报外刊转载，受到各界读者的广泛好评。1990年9月《中国青年报》撰文介绍,称赞其《自学天地》专刊办得好。编采中，注重典型人物的宣传报道，突出人物的时代特色,仅采写和编发的知识分子典型就有100多个，引起了强烈社会反响。其中有通讯《今日高唱大风歌》、《五彩路》、《出国不是惟一路立足岗位能成才》、《灿烂的生命之光》、《在攻克癌症的征途上》、《革命烈士王成海、叶立勋》、《陶愚川》等，均配发言论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连续报道。如《灿烂的生命之光》等通讯中的典型人物、青岛医学院教授沈福彭、王成海、叶立勋等，省委、省府均发出通知，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作为一位优秀的新闻高级编辑的他还热心地培养通讯员，为他们讲课，带他们采访，并撰写业务论文10多篇，既总结了自己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又培训了通讯员。同时还涉足其它学科的研究与探索，参编和主编了教科图书，1988年参编《小学教育大全》为该书的编委,并亲自撰写了理论部分，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0年参编《齐鲁文化大辞典》任《新闻出版篇》主编，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1年荣获山东《浪潮杯》全省十佳新闻编辑提名奖。
  坚持真理敢于直言的张心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国内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毛泽东选集》没有一个错字。” 然而有一位坚持真理、敢于直言的人却改变了人们的这一看法。从 “文革”后期开始，他曾多次发现毛泽东、邓小平等重要论著中的印刷错误，并以过人的胆识，多次向党中央提出修改意见，得到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认可和采纳。他就是原任《山东人口》杂志编审的张心德。
  张心德,1929年11月出生，滕州市大坞镇东阳温村人。早年就读于滕县鲁寨小学、滕县中学、滕县临城中学、滕县滕文中学，195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政治系。1949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大众日报》编辑，《山东人口报》主任编辑，《山东人口》杂志副主编、编审。
  他长期致力于毛泽东思想文献编辑问题的研究,研究成果写成十余万字的系列报告 《关于党的文献编辑问题》(1977至1990年）。该报告包括《关于“文革”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编辑工作中的问题的报告》（1988年3月9日）等12篇研究报告，其内容涉及广泛，包括文献编辑的业务处理问题和语言文字问题，也包括一些理论观点问题,近代和现代某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评价问题。主张在毛泽东思想文献编辑工作中应始终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历史，坚持真理，保持著作原貌，不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任意删改的观点。报告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1年获第五次山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他那种坚持真理、敢于直言的大无畏精神很值得人们敬佩，即是在“左”的年代里，他也不怕别人给他扣上“反动”的帽子，只要发现《毛泽东选集》在编辑印刷中存在任何错误，他就直言不讳地向中央反映。例如当他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发现编辑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时，于是他在1977年6月23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写了一份报告指出第五卷当中《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累戒不戒” 是“累戒不改”之误。七年之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84年4月12日给他来信说：你1977年6月的来信中，所谈毛选第五卷中 “累戒不戒”应为“累戒不改”的意见，是正确的。
  1988年连续四次向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作书面报告，建议立即停止发行 “文革”版《毛泽东选集》，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版本的意见，并对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编辑工作问题提出了十一项建议。中央书记处批示：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会同国家新闻出版署、人民出版社研究处理。人民出版社受中央主管部门委托与其来函：“您的这些意见是很正确的。中央决定对‘文革’版《毛泽东选集》予以‘自然淘汰’，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新版《毛泽东选集》于1991年6月出版)。在研究中还对已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邓小平文选》个别地方的用词、标点符号等不当之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意见，得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认可。其传略已人选《中国当代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大辞典》(中国华侨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辽宁大学出版社)、《二十一世纪人才库》（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中国专家人才库》(人民日报出版社)等典籍。
  鲁南硬笔书法家杜衍纯杜衍纯，字文博，男，1944年出生，滕州市级索镇西龙岗村人。大专文化，副编审职称。1964年师范毕业即留校教美术，1968年后相继调峄城区文化馆、枣庄市艺术馆从事书画及摄影专业。1980年以来，历任峄城区文化局长、区政府办公室主任、枣庄电视台主要负责人、市艺术馆长、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时代》杂志主编等职。
  杜衍纯自幼酷爱书画，上学期间就以书画擅长而多次获奖，后又长期在文化艺术部门从事书画、摄影专业创作、教育及组织工作。30多年来主持和组织了众多市、区各类书画、摄影展览及创作活动。摄影作品多次在全国、省、市参展，获奖50多次;作品多次在《中国摄影》、《中国文化报》、《中国摄影报》等专业报刊上发表;多次受到省、市表彰，并多次获得省优秀论文及优秀组织工作奖。曾作为省先进地、市代表出席全国摄影工作会议并作经验介绍。在《中国摄影》、《群众文化》、《摄影报》上多次发表文章。同时，具体组织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文化部等单位及枣庄市政府在北京联合主办的《铁道游击队故乡摄影展》，获中国摄影家协会颁发从影30年荣誉证章。书画作品多次参展、发表，百余幅硬笔书画作品在国际、香港及国内外大赛中人选、人集，多次获金、银、铜或一、二等奖。同时，参与了建党70周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等全国大赛及地区性大赛的组织工作，多次获特别贡献奖等，并被评为全国十佳硬笔书法理论家。编著出版《榴园风光》、《简明摄影教程》、《中国硬笔书法概论》、《中国硬笔书法指南》及《中国硬笔书法百日速成指南》等专著30余册，400余万字。参与全国、省、市50余册书画、摄影等书典的编辑工作，为数10种书刊设计封面、撰写序文。《中国硬笔书法概论》获市科技成果奖;《枣庄指南》获省外宣三等奖。作品和传记被收人《中国摄影家大辞典》、《中国文艺家大辞典》、《香港中国艺术家大展集》、《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日硬笔书法名人大辞典》、《中国硬笔书法鉴赏词典》等40余部。被全国20余家大学、书画院聘为客座教授或艺术顾问，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个人、模范党员、先进文艺工作者、全省新闻出版系统先进个人，受到市委、市政府嘉奖。为枣庄市文联历届委员，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理事、山东省摄影家协会理事、枣庄市摄影家协会主席，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枣庄市硬笔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及中国人事部人才研究会艺术家学部委员。
  孔孟之乡的文化局长魏延俊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济宁市，是东方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在这片富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土地上，有一位在新的历史时期大胆开拓创新，给孔孟之乡的古老文化赋予新的生命活力的文化工作的开拓者，他就是济宁市文化局长魏延俊。
  魏延俊，1947年出生，滕州市羊庄镇东石楼村人。1969年10月在本村任民办教师，1971年4月考入济宁师专物理专业，1973年12月毕业留校工作。先后任理化科党支部副书记、科副主任，学校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物理系书记、系主任，学校团委书记、党委委员兼党办、校办主任等职。
  1986年11月调济宁市文化局工作，先后任副局长、党委委员，局长、党委书记。1997年8月调市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兼文化局长、局党委书记。从事文化工作15年，为济宁市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贡献。他大胆开拓创新，把办学条件差、经济困难、学科单一又被省文化厅亮黄牌的济宁艺校与市杂技团合二为一。通过引进髙水平的教师，拓宽办学路子，几年内发展成为一所拥有10个专业、140名教师、1000多名学生并在全省有一定影响的中等艺术学校。与此同时，还从各地引进艺术人才，充实到本市一些文艺团体，使这些文艺团体的艺术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他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1987年以来举办了6届全市农民文化节和4届全市职工文化艺术节。在全市广泛开展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和先进乡镇活动，至1999年底，全市有3个县市被评为全国社会文化先进县，5个县市区被评为全省社会文化先进县，66个乡镇被评为全市社会文化先进乡镇，这项活动走在了全省的前列。还扎实有效地实施了“知识工程”，全市12个县市区建起了规模不等的图书馆，40个乡镇建成了藏书超万册七图书馆，广泛开展全民读书活动，其经验在全国推广。坚持送文化下乡，每年为农民演出戏剧近千场，放映电影近万场。在市区创办了文化广场，市中心文化广场被评为“全省十佳广场”。在文化普及的基础上注重抓 “精品工程”,不断提高文化品位，济宁戏剧生产获得大丰收,连续五年获省戏剧精品工程奖。他亲自组织创作排演的豫剧《孔尚任》应邀晋京演出，获得圆满成功。吹打乐《儒乡鼓韵》获1999年全国“群星奖”金奖，并参加了2000年第六届全国艺术节演出。成功地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国际孔子文化艺术节开幕式的大型文艺演出。他不断筹集资金改善文化活动条件，投资3000多万元，新建了市图书馆、豫美大剧院,总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 投资2000多万元的市文化广场正在建设中。任职期间，济宁市的文化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走在了全省的前列，多次受到国家文化部、山东省文化厅的表彰，本人也多次获得荣誉称号，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司法厅给记三等功。
  喝荆河水长大的作家——黄强吴志强“我的童年是在荆河的上游度过的，先是山亭，后是徐庄，尔后下乡到闫东，最后招工到县城，我呆过的几个地方像一枚枚红山楂，荆河像一根竹签儿一一串过，使我的经历变成一串糖葫芦。我的童年在荆河里打过水仗，我的少年在荆河里摸过鱼，我的青年在荆河里洗过澡……大概我的前生与荆河有不解之缘。”这是从荆河岸边走出去的滕州籍的作家黄强在其长篇小说《护城河》出版之际，发表在报上的体会文章中的一段话，那篇文章的题名叫《作家之梦与荆河之恋》，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读到黄强对家乡深深的眷恋。
  黄强1956出生，是喝荆河水长大的作家。读他的作品，你能品出浓浓的荆河味来。滔滔不息注人微山湖、贯穿滕州全境的荆河成了黄强作品的魂儿，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在他的作品中有对荆河的直接歌唱，有的是把荆河当成作品的背景，有的则是把荆河揉碎,当味精或精盐撒在字里行间，只要是鲁南人，稍稍一品，就能品出荆河味儿。
  黄强是个多面手，文学上的十八般兵器，他都想舞弄一番,在闫东村这片沃土上，他先播下诗歌的种子，在《人民日报》上一炮打响，成为全县第一个在中央党报发表诗歌的作者，尽管这篇处女作只有短短的20行，但对黄强的一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19岁的他从此走上了崎岖的文学之路，那首题名叫 《丰收歌》的处女作先后被《广阔天地》、《大众日报》、《农家历》等报刊转载,还上了某省的中学语文课本，并被谱上了曲唱遍大街小巷。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有数百首诗在报刊上与读者见面。一开始，他是以诗人的形象步人文坛的，他的诗流畅自然，构思新奇，热情似火，受到了诗坛的广泛注目。尔后，大约是1985年吧，诗人黄强突然变成了小说家黄强，他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向文坛发起了集团军似的冲锋，有短篇、中篇也有长篇。截止1999年，作家黄强已出版了长篇小说《护城河》（1999年山东文艺版），中短篇小说集 《山妹子》(1998年青岛版），诗集《有梦无痕》(1997年作家版）等7部专著，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无论是诗、散文还是小说、报告文学，都是滕州的“土特产”，阅读黄强的作品，就能听到荆河的涛声。
  黄强的童年、少年、青年，均是在家乡度过的，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注定了他的人生之路坎坷不平。在极左的年代里，他的那点可怜的自尊倍受煎熬,别人能够得到他也同样应该得到的东西，他付出十倍的努力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他咬着牙支撑着，在白眼和鄙夷的夹缝中，他顽强地挣扎着，他把所有的空闲时间全部用于读书上，用在创作上，以此来化解精神上的痛苦。然而滕州是真正的君子之邦,这儿的人仁义、忠厚、善良，在人生之路的关口上，总有好人扶他一把。像滕州的老文化人王牧天、王中、张寒朗等前辈和老师都对他有着实质性的帮助，特别是王牧天老师，不仅从文学上手把手地教，为他看稿改稿，还教他怎样做人，这是一个在黄强跋涉的征途上数着脚印看着他长大的老师，在关键时刻，他像一盏灯，总能照亮黄强的迷茫和困惑。黄强原是大集体性质的工人，与专业作家咫尺天涯，为了改善他的创作环境，县委、县政府力排众议,破格为他办理了转干手续，并调他到文化局创作室工作。办了这么重要的事，黄强居然没送一分钱的礼，也没有花钱请谁吃上一顿——由此可见滕县人的纯朴、善良。
  “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这几步走好了,往往能改变人一生的命运。”黄强的转干是一步，调动工作也是重要的一步，1988年有人向著名作家冯德英推荐了黄强，这位以《苦菜花》、《迎春花》等作品享誉文坛的老作家时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同时又兼任即将创刊的大型文学杂志《时代文学》的主编，他考察黄强的方式十分奇特:请被考察人吃饭。当然，这顿饭吃得黄强大汗淋漓，一头雾水。对他的考察也就在席间杯盏交错中进行，问的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答的实实在在，才华毕现。饭毕,冯德英拍拍黄强的肩膀说:“小伙子，不错，我同意你到杂志社工作，办调动手续吧!”第二天，黄强就在济南上班了。“我遇到太多太多的好人。”事后黄强感叹地说。这又是一个已不新鲜的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不过，伯乐再多，但如果你不是千里马，事情也就两说着了。黄强从此不负众望，在干好编辑工作的同时, 他的创作眼界进一步开阔，作品进一步完善, 组诗《那是九月的风》、报告文学《彭实戈和他的数学王国》，中篇小说《村里来了个报告团》等作品在文坛上引起很大反响。有评论称 “黄强是一个有创作实力的、感情充沛的、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生活型作家”。同时，他的严谨热情的工作作风，有口皆碑，连续三年被评为省委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回首黄强走过的路，有坎坷，也有曲折，有鲜花也有阳光，我们祝愿现任《时代文学》副主编、山东省青年诗人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这位滕州籍作家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带着家乡滕州荆河特有的风韵，加入到黄河长江的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