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稀土专家张培善王兵当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中国的长征运载火箭一次次成功地飞上蓝天，自行研制的军舰、潜艇遨游于大海时，禁不住会为祖国的高新科技飞速发展而感到无比自豪。而稀土是制造这些高精尖技术设备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在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里，有一位著名学者为稀土的探寻和研究付出了毕生艰辛的努力。他在中国稀土地质和矿物学理论发现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为国内外矿物学家所公认，不仅为国家的稀土产业政策的制订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使中国的该项研究跻身于世界先进水平。他，就是中国稀土地质和矿物学研究的开拓者，中科院稀土专家、博士生导师张培善。
  (-)张培善,1925年6月出生在滕县城南的轩辕庄村（现属官桥镇）。自幼聪明好学。1938年3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滕县城，高小还未毕业的张培善便失学在家。面对国破家亡的现状，他初步认识到日本列强之所以敢侵略中国，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贫穷落后。于是他决定到外面去寻找一条救民于水火、振兴中华的道路。当他得知抗日后方招收沦陷区青年学生的消息后，便立即启程南行，风餐露宿，颠簸七日后到达皖北阜阳，于1942年秋，人成城中学(后改称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分校就读。因失学五年，在班里他的年龄明畢偏大。离开了鸡犬之声相闻的村庄，初来乍到这个既陌生又新奇的新环境，特别是接触了物理、化学、生物等新课程，他感到视野一下子变得开阔了，学习热情倍增。
  1944年，日军占领了平汉铁路，割断了中学与大后方的联系，学校被迫西迁至河南涧池铺。在这国难当头，国民党校方竟然贪污学生伙食费，拒绝发放棉衣，致使学生在寒冬腊月，也是衣单被薄，腹内饥饿，无法读书。张培善义愤填膺，拍案而起，联合全校学生罢课,要求改善生活。校方迫于压力不得不答应学生们的合理要求。此事件，让张培善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感到在这里无法找到救国之路，便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到设在皖北临泉长官店、民主革命思想浓厚的山东省立第一临时中学高四级读书。
  尽管尚处在战乱之中，张培善又远离家乡在外地求学，然而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促使他发奋读书，抓紧一切机会学习，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省立江苏学院外文系录取。建国后，张培善所在的外文系合并到青岛山东大学，他考虑到将来能在寻找矿物宝藏方面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便申请转到地质和矿物系。他的这一选择决定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前途和命运。
  在山大地矿系学习，是张培善求学生涯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发奋读书，从不因区区小事而影响远大志向;另一方面，勤工俭学，做家教，给教务处刻蜡纸，在青岛市人民政府举办的老干部夜校任教,挣些钱以购买各种参考资料。他对这一段好时光至今念念不忘,曾赋词《虞美人》一首纪念:“八关山下书声高，春风秋月好。生活清贫不为然，勤工俭学教老干。牢记师训耕耘多，稀土矿物学。时光荏苒流水去，回首往事乐在心田。”(二）1952年夏末，张培善大学毕业之时，正值新中国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急需地质人才。俗话说:“地质工作是工业的尖兵，勘探工作是和平建设的游击队。”张培善被国家分配到北京地质计划指导委员会(后改称地质部)。为了学习苏联先进科技的需要，张培善又被派去突击学俄语。几个月后，他学成返回部里。在工作中，他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1955年又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在地质所特级研究员何作霖教授指导下从事矿物学研究。这成了他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学界的最高机构，他有幸在这个汇集了我国最优秀科学家的环境里学习、成长。张培善知道，自己正在走上一条充满荆棘却通往顶峰的路。
  研究生学习期间，张培善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课题:稀土矿物学研究。包头白云鄂博矿的开发研究，是中苏科学院地质合作队的重点项目，张培善既是合作队的主要科研人员，又担任苏联专家的义务翻译。在与苏联专家司幼东、谢苗诺夫切磋研究过程中，张培善勤于思考，刻苦钻研的严谨科学态度和虚心好学的精神，令他们极为钦佩。张培善在极短时间内就掌握了苏联当时先进的野外地质和地球化学的工作方法，积累了经验,灵活应用于自己从事的稀土课题研究中。
  1957年夏,张培善独自一人赴白云鄂博实地考察。每日天刚蒙蒙亮，他就从驻地带上干粮和水以及挖掘用的几十斤重的必备工具上了山。日落时，才返回宿营地。命运总是青睐于勤奋而勇往直前的人。一个雨过天晴的早晨，张培善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山坡上，发现岩石中镶嵌有棕褐色条状或放射状矿物，它发出少见的金刚光泽。他被深深吸引住了，立刻继续挖掘下去，很快采集到一大包样品。下山时,尽管背上又增加了近百斤负荷，但也不感到沉重，他脚步生风疾速回到所里，经过详细研究和测试,确定为易解石，属稀土银担酸盐类矿物。该矿物在全国尚属首次发现,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自此揭开了白云鄂博除稀土矿物之外尚蕴藏着铌钽的秘密。1960年，他又在铁矿石中发现铌铁矿，以后相继发现多种铌钽矿。他是继铁矿、稀土重大发现之后，白云鄂博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铌钽矿物的发现者。
  张培善探索的脚步不断前进，在白云鄂博地区的发现层出不穷。之后，他又发现黄河矿等新矿物和新变种15种。新矿物的发现，极大地鼓舞着他献身科学的劲头。研究生毕业后，他留所工作，继续原来的研究。
  60年代初，由于种种原因，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离。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指示地质所重新组队，继续对白云鄂博地区进行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和地球化学等全面研究。地质所遂从全国抽调了精兵强将，组成了跨越研究室、多学科、数十位科研人员的庞大队伍，委派张培善为白云队队长。
  对于从事地质学的人来说，自从踏入地质学的门坎，一条路走到底，风雪为伴，帐篷就是家。张培善带领这支优秀的科研队伍，白天，他们攀登高山峻岭、悬崖峭壁;夜晚，守在微弱的手电灯光下整理笔记和矿样，尽管含辛茹苦，他们仍以此为乐，为每一次发现而高兴。5年的研究确定白云鄂博不但是个大型铁矿和稀土矿，还是一个巨大钥矿。为此，他还先后在我国最高学术刊物《中国科学》和 《科学通报》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受到国内外地质矿物界的关注和好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研究工作被迫中断。十年文革，令张培善极为痛惜，它不仅延误了科研时间，而且拉大了我国地质和矿物学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三）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提出，使年过半百的张培善感到了科学春天的来临。他浑身焕发出青春活力，干劲十足，力争将过去失去的宝贵时间夺回来。
  国家极其重视稀土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国务院和中科院分别成立了稀土专家组，张培善被聘为两个专家组的成员。在中国科学院稀土办公室的领导下，地质所组成了跨越研究室的稀土地质矿物组，张培善担任课题组组长。张培善率领全组人员先是研究北方的稀土地质，以白云鄂博稀土矿床为重点，“六五”、“七五”期间又将研究重点转向南方离子型稀土矿，他们的足迹走遍了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南岭一带的许多大小稀土矿山矿点，调查研究稀土地质、矿物和地球化学，对离子型稀土矿的形成和演化，有了较全面的理论认识，为国家对离子型稀土矿的开发利用献计献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稀土研究与世界的交流、交往日益密切。中国稀土学会和冶金部联合主办了两次国际稀土开发与应用学术会议，分别于1985年和1991年在北京和包头举行，张培善作为主要组织者和分会场主席，圆满完成了会议组织任务。十几年来，张培善先后到保加利亚、英国、德国、维也纳、美国、苏联等国考察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通晓英语、俄语，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用自己的智慧和学识赢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称赞。
  到了国外，一分一秒对于他来说都极为宝贵，他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推辞了去风景秀丽的景点观光游览活动，挤出时间来考察国外地质矿物学领域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在欧洲，他参观了英国伦敦当今世界上规模宏大、建筑巍峨壮观、矿物岩石标本陈列丰富的自然史博物馆，考察了德国卡塞斯图尔的火成碳酸岩体、莱茵地堑和黑森林山，以及美因茨的马普学会化学所、陨石研究室,访问了维也纳大学矿物学研究鼻祖马哈茨基、贝克创建的世界著名的结晶矿物所。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国际矿物学会第十四届大会期间，与同行们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他曾多次访问前苏联和俄罗斯，参观了地质和地球物理所、无机化学实验室、乌克兰科学院技术物理所等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国外考察，他最大的体会是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各国的矿物学家都在为本国的矿物学发展而努力工作。
  他在稀土矿物学研究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部分成果已处在世界先进水平。他对科学研究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科学研究不但要熟悉本门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重复以往，重复已知，不是科研;探索未知，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所谓博大精深，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正因如此，他在科研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理论成就:（一）发现新规律并提出新理论，如①稀土碱土氟碳酸盐类矿物中晶变系列的理论;②稀土偏钛担铌酸盐类矿物中双类质同型的理论;③ 发现许多罕见的稀土矿物在中国广泛分布；④发现白云鄂博稀土与火成碳酸岩的成因联系，并提出硅酸碳酸岩浆演化与稀土铌钽的成矿理论;⑤阐明了离子型稀土矿的物质来源和成矿机理等。（二)撰写了《白云鄂博矿物学》、《白云鄂博矿床物质成分地球化学及成矿规律的研究》、《中国稀土矿物学》、《华南离子型稀土矿地质矿物地球化学》等专著6本，描述记录了全国120余种稀土铌钽矿物的矿物学数据，这些专著成为我国各矿业学院、科研机构的教材和资料;（三)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陨石学、矿物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百余篇。
  张培善在潜心研究、著书立说和出国考察访问的同时，把自己所学、所见、所思，满腹经验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自己的研究生，他认为他们是地质矿物学发展的希望。他共为国家培养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6名，他们现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张培善在事业上一直处于巅峰,而在生活上一直处于谷底。他始终不忘一位古代哲人的训诲:愿为天下壑。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他却很少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他的成功也得益于妻子的支持。妻子是一位医生，工作很繁忙，但为了支持丈夫的科研事业，自己却默默地承担着全部家务劳动。她知道丈夫因长期野外工作患有十二指肠溃疡时，一劝再劝，让他珍惜身体，治好病再干，可是哪能拗过他呢？张培善也只是答应等课题结束后多休息一下，好好治一治。可是，他仍一个课题接着一个课题地研究，没有节假日地工作着。
  他作为国务院稀土专家，经常到全国各地参加鉴定会、评审会、交流会和总结会，为促进我国稀土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50多年来，张培善忘我地工作，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他抱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信念，锲而不舍，坚韧不拔所取得的。如今他虽已是76岁高龄的老人了，仍老骥伏枥，壮志未已，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再为国家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多发一份光和热。
  为海防导弹事业奋斗终生——彭历生传略彭历生，男，汉族,祖籍山东滕县前大庙村,1932年11月生于济南市。“七•七”事变后随父亲彭畏三回到原籍，1938年6月随父母进人鲁南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主要由母亲教学文化。1944年春进人鲁南行署直属工读学校，一面学习文化、政治，一面做群众工作，主要是宣传抗日，动员参军支前，发动减租减息，担任识字班、冬学的小先生。1944年冬分配到鲁南军区被服厂当制鞋工并兼任识字班小先生，1945年春又回到工读学校。1946年春人麓水中学，秋天参加滕县土改队。1947年1月分配到鲁南军区卫生部，先后在前线伤员转运站、军区第四医疗所任看护员。同年3月调曲阜师范学习，并随校北撤至乐陵县，12月学校撤销时被分配到鲁南后方司令部卫生所学习。1948年8月调鲁中南行署卫生局,先后任传染病医疗队员，社会卫生科疫情统计员，曾参加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支前工作。1949年7月加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5月加人中国共产党。鲁中南行署撤销时被分配到山东第五(泰安）中心医院任医政股员，7月到山东省干校，8月人山东第一工农速成中学。1953年9月考入北京航空学院。1954年8月赴捷克斯洛伐克留学，1960年6月毕业于萨布托斯基军事学院军事工业科飞机电子系飞机设计专业，被捷国家考试委员会授予机械工程师。1960年9月分配到现在的洪都航空工业集团前身洪都机械厂工作至今。先后任导弹设计组长，主管设计师，主任设计师，导弹设计所所长，公司副总工程师，导弹总设计师，上游二号导弹武器系统总设计师兼行政第一副总指挥，公司科技委副主任。1997年12月离休，现任某项工程总技术顾问，某型号专家顾问组长。1982年以来聘为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委员、特邀委员至今。1979年起任江西航空学会理事、常务理事、荣誉理事，是中国航空学会第四届理事。1982年晋升高级工程师，1987年晋升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并获航空工业部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称号。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项，部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多项，立部级一等功一次。1991年4月新中国航空业40周年之际获航空工业最高荣誉奖——航空金奖,同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彭历生留学回国后，即投入到我国第一条海防导弹科研生产线的创建和第一型海防导弹的仿制工作。40年来参与、主持了三个系列十多个型号海防导弹的设计研制工作，其中8个定型，3个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4个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个获1988年国家质量银质奖，是我国海军的主要反舰武器。
  我国首型海防导弹是从苏联引进仿制的，由于该型导弹在苏联也刚设计定型不久，资料中的错误及不协调之处很多，加上苏联的有意封锁，有关性能设计方面的资料及一些关键制造技术资料均未提供，因此协调、订正技术资料，补充性能设计资料，突破关键技术，就成了仿制工作的首要关键。彭历生主持了全弹强度计算，解决了当时国内强度计算方面的诸如聚梁式小展弦比三角弹翼强度计算，推进剂箱体的压力分析计算，弹身短筒稳定性校核等难题，靠手摇计算机完成了近千页的计算报告。紧接着又带领强度组的同志赶在整弹出厂之前解决了全弹过载试验中过载值测量这一关键。1964年担任主管设计师，主管总体、空气动力、强度、弹道、回路工作，主持总体、空气动力、弹道与回路专业的反设计，不仅建立了指导导弹生产、试验、交付及使用的整套性能设计资料，填补了技术空白，为型号提前两年仿制成功，并大批生产、优质交付使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掌握了这些专业设计的基本方法和原则，为从仿制走向自行设计做好了准备。
  1963年底公司成立了新型导弹论证组，彭历生兼任组长，和小组的同志们提出了5个设计方案。1965年被国家立项研制的我国第一型自行设计的海防导弹海鹰一号就是其中之一。
  1966年彭历生代表公司参加4型舰艇设计技术协调会，确定将岸对舰导弹海鹰1号改型为舰对舰，装载于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型导弹驱逐舰上。在解决了一系列装舰后带来的技术关键之后,首次参加靶场试验的4枚导弹全部命中目标。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李德生高兴地在码头上接见了参试人员，勉励大家继续搞好“三结合”，设计出新产品。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作战的需要，对该型导弹又进行了重大技术改进。
  针对我国工业、技术、经济基础薄弱的实 P示情况，彭历生于70年代提出了“创造性与继承性相结合，先进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设计思想，在型号研制中实行“渐改法”,既使新型号保有适度的新技术含量，满足了战术技术指标先进性要求，提高了研制成功率，缩短了周期，节省了费用;又在充分考虑系列化通用化的前提下，力求获得较高武器装备研制、维护、使用的综合效益,加速装备更新过程，较好地解决新老装备交替过程中的培训、使用、维护问题。这一思想在他任总设计师的上游2号导弹上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该型导弹不仅威力大，性能先进，使用维护方便，而且可以同其他两型导弹共用发射装置、火控系统、库房和技术阵地，仅此就为在现役舰上装备上游2号节省数亿元经费。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庆典上，上游2号导弹方队接受了人民的检阅，向世人展示了它的雄姿。
  60年代中期，彭历生在国内首创性地主持了海防导弹弹体振动特性的研究，进而扩大到导弹发射环境的研究与测量，为解决型号研制中弹体、发射平台、发射装置、弹上减震系统、导弹控制系统之间动特性的匹配问题打下了基础。80年代初他首先组织了海防导弹的厂际质量保证体系，开展同步创优活动，使上游一号甲于1988年获得国家质量银质奖。
  洪都航空工业集团的海防导弹设计研制工作在许多方面属于国内首创。由彭历生主持实现的创新主要有：—-用无线电高度系统取代气压式高度系统,实现了导弹在50米高度的超低空飞行和在15—8一2米高度上的掠海飞行；——实现了 ±30。的扇面发射，将导弹的射界由130°扩大到250°;—-研究成功了导弹推进剂预加注技术和带推进剂通电测试；一采用电视末制导技术，解决了导弹抗有源干扰问题。
  彭历生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在导弹设计研制生涯中，一直贯彻务实精神，坚持自力更生，坚持仿制是手段，自行设计是目的的指导思想，闯出了一条“科研、生产一担挑”的创业之路，他严于律己，废寝忘食，奋战在设计、试验、生产第一线，注重解决现场技术问题，运用并行工程原理，精心运筹，缩短研制周期。重视产品质量，多次保证导弹研制一次成功。他身体力行，充分发扬技术民主，注意培养科技人才，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丰富经验与知识传授予年轻一代,经过多年奋斗，已经形成了一支层次搭配均匀，具有丰富经验的海防导弹设计队伍，培养了一大批科研生产骨干和专业技术带头人，为我国的海防导弹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彭历生一贯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他坚信，在产品研制工程中取得的任何一项成功，都孕育于群体的共同奋斗之中，都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因他科研成就硕果累累，被提名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五洲之旅启于故乡杜冠华我的家在山东省滕州市界河镇杜庄，现在首都中国医学科学院供职。回首往事，不论是四方求学，还是工作之后;也不论是身在国内，还是留学海外，思乡之情时刻萦绕在我的心头。随着时间的延长，对家乡的这种思念也就愈加强烈了。近来，故乡要编辑《天南地北滕州人》一书，邀我写稿，这尤让我感受到家乡的关怀，顿时，一股暖流通遍全身。是啊，故乡，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生命之帆扬起的地方！我是在故乡大坞镇和福村开始上小学的，那里是我姥姥家(。外祖父曾经读过很多书，为人忠厚，对我&影响很大;外祖母慈祥善良，舅舅和姨都很关心我。那里的学校条件也不错，特别是老师们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那时父亲在外地教书，每年也就回家一两次,家中只有奶奶、母亲和弟弟。在姥姥家虽然生活比较优越，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却饱尝了想家的滋味。
  从一年级开始,到七年级毕业，断断续续持续了八年半，其中经历了停课、串联、张贴大字报、复课闹革命、上“戴帽”中学等一系列罕见的历史事件，学的知识也只能是支离破碎。那时，我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姥姥家离学校很近，我随时可以找老师请教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至今想起，我非常感谢当时的老师们。
  七年级毕业是在1971年冬季，那时，我刚满15岁。回家以后，出乎自己意料的是由于一位老师的力荐，我被安排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这在当时是一份令人十分羡慕的工作。教学的生活是愉快的,也是我向往的，因此我竭尽全力希望做好工作。可惜好景不长，因“白卷英雄”的出现，认真教和认真学都成了错误，我也“因错而罚”，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
  农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经过几年的磨练，我掌握了多种农活技术，耕耘働耙，播种收割，算得上得心应手;挖河修路，开山造田，也能够胜任其职;就这样度过了几年时间。或许是家庭的影响，高强度的劳动和物质生活的贫乏尚可接受，最让人感到不能满足的就是读书。在当时条件下，农村能够找到的书籍十分有限，家中仅有的几本书早已是反复读过，常常需要到邻村去借书来读。求亲告友总算找到几本书伴随着我到战天斗地的战场上填充疲惫时的空闲时间。几年下来，读了多少书已经记不清了，但是“社会学”这本大书确实是读得很有收获。繁重的劳动过程留给我许多记忆，有困惑、痛苦、不幸，也有父老乡亲的帮助、支持、友谊,这些都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笔财富。
  难忘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心情为之振奋，报了中专，希望读点书以了夙愿。结果成绩不错，也可算是名列前茅，参加体检政审，最后却没有被录取。同年冬，为了能有较多的时间读书和维持基本生活，我随父亲到微山县建筑队做临时工。当时自觉年龄较大，再考中专已不合适，便借来朋友的高中课本，细细读起来，半年多时间，每天除了8小时繁重的体力劳动，1小时政治学习,4到5小时的睡眠，剩余的时间全部用到学习上,连吃饭也是父亲到食堂买回来。
  1978年夏，我以微山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山东医学院(现在的山东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开始了新鲜、紧张的大学学习生活。在这里有应接不暇的知识、丰富的图书、知识渊博的老师、天南地北的同学，所有这些都在我的生活中增添了新的内容。尚未来得及品尝大学生活的乐趣，四年时间就匆匆而过。面临毕业分配，我的选择非常简单，或是回家乡用所学的知识为父老乡亲服务，或是服从分配，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1982年夏天，我被分配到鲁北地区的滨州医学院当了一名教师，教授药理学。除了教学之外，也做些科研工作，更重要的是继续学习。在此期间，有幸认识了许多老教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教诲，使我懂得了如何读书，如何做学问，山东大学滕籍教授张知寒先生就是让我受益颇多的一位。
  1986年，经过艰苦的努力和争取，排除了多方干扰和阻力，我考上了同济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在钱家庆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心血管药理学，许多著名的教授，如吕富华、江明性等都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和关怀，使我学到了好多新知识和科学研究的方法，使我在心血管药理学领域可以独立开展研究工作。
  1989年获得医学硕士学位后，又回到滨州医学院，一边教学，一边开展科学研究。几年中我讲授了基础药理学、实验药理学、实验动物学、临床药理学等课程，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好评。同时参加了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主持完成了两项省级研究项目，完成了一项新药的研究，为滨州医学院创造了经济效益。工作实践的锻炼，积累了科研工作经验, 有了新的进步和提高，并担任了中药研究室副主任和其他行政职务。为了能够掌握更多的知识，1992年我考上了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药理学家张均田教授，研究神经药理学。经过三年的努力，以优秀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在完成学位论文的同时，还完成一项科研课题。
  获得博士学位以后，赴比利时列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列日大学有600多年的历史,很多方面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在这所大学里,我重点研究神经生物化学和生物能量代谢学，特别是病理条件下线粒体功能变化的机理。经过近三年的探索，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进展,并受到该大学的表彰。
  1998年，在比利时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我们全家告别了比利时的朋友，回到国内，选择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工作。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是我国从事药物研究的专业研究机构，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良好的设备条件。在这里，我以极大的热情投人到药物研究事业，并对新药发现的理论和技术进行研究，担任了国家新药筛选中心主任。
  回顾这些年走过的道路,我非常感激在各个时期给予我支持、帮助、关怀、指导的前辈、师长、亲朋、同学、乡亲和我的全家。没有这些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我是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的。特别让我难忘的是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山东省委吴官正书记、山东省委原宣传部董凤基部长给予的大力支持。也正是这些众多的帮助和支持，激励着我不敢懈怠，积极努力，不断前进。
  在回国后的几年中，我承担了国家科技部1035项目的多项研究课题,主要研究新药发现的技术和理论，在我国首先建立了高通量药物筛选技术体系和新的中药研究方法。同时，还承担了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骨干教师资助计划”中的研究项目；留学回国人员启动基金资助项目，人事部留学回国人员优秀研究项目；并参与了国家863计划、973计划中的研究工作。
  1999年，我应美国凯斯西部保留地大学医学院邀请，到该大学进行为期两周的讲学访问，并在该大学作了题为《能量代谢障碍与缺血性疾病》的学术报告，受到了对方的欢迎。同年下半年，作为中国代表团专家成员，参加中国与欧盟生物技术联合研究工作会议，与欧盟专家进行会谈和学术交流,访问了丹麦等国。2000年参加海峡两岸青年科学家联合学术会议，与台湾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受到李岚清副总理的接见。在最近几年中，作为学者，接受国外专家的邀请，先后多次访问了美国、日本、欧洲数国，并与香港学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全国学术会议和大学作学术报告30余次，向国内医药研究同行介绍了药理学研究的进展和药物研究最新技术。
  作为中国药理学会副秘书长，在完成正常研究工作的同时，我还参与了大量学会工作，特别是在申请举办和筹备2006年第十五届世界药理学大会的工作中，承担了一定任务。2000年作为我国的代表,到美国旧金山参加世界药理学大会筹备会议，为2006年在北京成功兴办世界药理学大会做积极准备。2002年5月，我被任命为中科学院、协和匿科天爭轻理。除此我年兼j壬宁国琴寧学会海洋药物药理专业委员壬iST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i 国^理S季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兼任山东大学药学院客座教授,并担任 《药学学报》、《中成药》、《国外医学——药学分册》、《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医药导报》等多家杂志编委。
  转瞬之间，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已经有20个年头，在这期间，共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70余篇，出版著作（主编或参加编写或翻译）10余部。在新世纪开始之际，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中华民族正处于复兴的重要时期,3彳科技工作者来说，可谓任重道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祖国的医药事业，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了国家的发展和富强,我将孜孜不倦地学习，兢兢业业地工作，以优异成绩报效祖国。
  离家求学数十载，万里奔波志未改。
  虽无乡音耳边绕，故乡深情亦满怀。革命老人李德宏王延忠杨军峰在征集《天南地北滕州人》资料过程中，我们意外发现了现在生活在上海的一位滕州籍革命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与国家主席刘少奇有姻亲关系而受到株连和迫害，但他始终抱定邪不压正的信念，坚持真理，矢志不渝。十年浩劫后,经过拨乱反正，终于澄清了事实。为此,我们于2000年秋专访了他。
  这位革命老人叫李德宏，1924年1月生于滕州市张汪镇五所楼村，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正在济南读初中。日军大规模向内地进犯，他随母亲和姐妹举家南迁，投奔亲友并继续上学。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 耳闻目睹日寇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强烈的民族反抗思想驱使他积极寻求革命道路。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曾经一度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希望有一个和平、民主的新时代，但这个良好的愿望很快被面临的事实所否定。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急于调兵遣将，抢夺胜利的果实,积极扩大内战，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刚刚赶走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强盗，却又引来了美国大兵,他们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接连发生强暴中国女学生、打死三轮车工人等严重事件。国民党政府官员却千方百计为美国兵开脱罪责。刚从南京中央大学转到上海交通大学的李德宏和广大的具有正义感的青年学生一样，对美帝国主义的暴行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投人到伟大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中去。
  国民党卖国媚美,对内则实行无所不用其极的特务统治，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昆明,西南联大庆祝胜利的会场遭到特务袭击；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的庆祝大会，他们又制造了校场口血案，正义的民主人士随时都会遭到暗杀。在李公朴、闻一多、于再等烈士惨遭毒手后，李德宏和进步同学在特务横行的情况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以悲愤的心情先后参加了这几位烈士的追悼大会,聆听到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宣读的悼词，大家一致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经过几年的斗争实践，使李德宏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战火连绵、生灵涂炭，爱国青年必须广泛地团结一切热爱和平、热爱民主的力量，坚持不懈的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配合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直到彻底粉碎反动政权。
  1946年，李德宏接受共产党组织的安排转人浙江金华国立英士大学,很快和同学们团结起来，参加到那里的学生活动中。在迁校运动中，他被推选为谈判代表到南京请愿，并与广大同学一起参加了南京的“五二0”请愿队伍，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残暴镇压，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二0”珠江路血案。英大同学返回金华后，他们积极响应“全国学联”的号召组织了“六二” 大游行。那声势浩大、严肃而悲愤的游行示威，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穷兵黩武、征兵征粮、昏聩凶残、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深深感染了金华的广大市民，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师生员工的政治觉悟。在尖锐的与反动派的斗争中，李德宏于1948年初被接纳为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成员。同年7月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
  1948年秋，李德宏离开了金华英大，到常州岱南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不失时机地向中学生宣传革命思想,讲解革命形势，动员学生们千万不要被反动派欺骗蒙蔽,成为反动派垂死挣扎的炮灰，引导学生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贡献力量。全国解放前夕，李德宏被共产党组织召回上海，迎接解放。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深人到工人队伍中间，组织“工人协会”,对广大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配合具有军事工厂特殊性的江南造船厂，开展“反对搬迁，反对破坏，反对疏散”的护厂运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李德宏参加了上海江南造船厂的军事接管工作，而后留在厂内负责人事劳动工资工作。1955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全面改造，李德宏被调到上海化工局华元染料厂担任公方厂长。1956年初，他光荣地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已经到来。对此他激动不已，决心用自己学的专业知识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贡献。1957年，李德宏转人化工部上海化工研究院，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与广大科技工作者一起，开展了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
  1966年，正当李德宏满怀壮志忘我为党的科技事业开展工作之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无情地打断了他的工作。在他受到的各种批判中，有一项“罪名”也是受批斗最主要的原因令人啼笑皆非,那就是李德宏与原国家主席刘少奇是“连襟”关系。原来，1953年经同志们介绍，李德宏与王光正在上海结婚。对于这一姻亲关系，李德宏全家一直非常谨慎，为避免招摇，他们对外一直讳莫如深，更没向任何人炫耀过，只是默默无闻地勤勤恳恳地工作，过着俭朴而平静的生活。就是这样连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人都很少有人知晓的事，在“文革”初期却被造反派们发觉，他们执意在这方面大做文章,幼稚地认为“连襟” 必为黑线，前后疯狂地抄家三次，可从未找到他与刘少奇联系的只言片语，令造反派大失所望和难以理解。其实，造反派们真的想象不到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觉悟和素质，这一代共产党人恰恰是在同封建官僚资产阶级斗争、也就是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对于封建姻亲、裙带关系深恶痛绝。造反派们的“连襟必为黑线”的推论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已。
  1976年10月，我党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党集团，使我们国家进人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通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李德宏恢复了工作，并担任上海石化总厂研究院副院长。恢复工作之后，李德宏一如既往地兢競业业、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1988年8月，年届64岁的李德宏光荣离休。
  李德宏按说应在家舒舒服服地安度晚年，但他是一位闲不住的老人。离休后，他参加了“上海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的社会工作，并利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独立进行一些对农副产品综合利用的研究和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的探讨，不仅经常在有关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而且通过反复研究和实验，取得了造纸厂所排黑液处理方法的两项专利，真正做到老有所为。虽然采访结束了，但我们内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我们既为李德宏执著追求真理的精神而感动，更为有这样一位老乡而自豪。当笔者问起他回忆起过去的岁月有什么感想时,李德宏老人感慨地说:“再多的磨难也改变不了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赤子之心。”脚踏实地无悔追求陈冠军1957年我出生于山东滕县县城。我的祖籍是原滕县徐庄乡徐庄村,父亲是1943年参加工作的老八路，母亲是抗美援朝期间参加工作的老干部。
  从我出生到高中毕业,父母都因“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致使家境贫寒。尽管如此，父母仍然以他们无限的爱,使我和兄妹几人顺利完成了从小学到初中或高中的学业。也许正是由于家庭的不幸和家境的窘困，使得我和兄妹们在学习上格外刻苦用功，在动乱的年代能够打下一个较为扎实的继续学习的基础。记得在当时的红卫学校(高中街小学)读初中一年级时，曾在一次数学考试中得了120分(满分100分,因解题有创见而被老师加了20分），这是我感到颇为得意的一件事。初中至高中一年级期间（1972年至1974年），在所谓的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背景下，我也确确实实在文化课的学习上真正地得到了收益，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乡来到姜屯公社张寨村插队。那淳朴的乡情，锄禾的汗水，麦场的奋战，果园里的欢乐，知青点里的笑声使我和我的战友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插队期间，我们吃苦耐劳，踏实肯干，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和赞扬。我至今难忘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我们到村头的情景。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国家进人一个经济恢复与发展的时期。1976年12月，我和大批知青一样被招工支援国家建设，来到济宁抗生素厂(现为济宁鲁抗集团），正式参加了工作。在工厂参加了3个月的新学员学习后，我意外地被分配到济宁地区化学工业局，在机关做起了出纳会计工作。由于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对会计工作一无所知。但我抱着对工作的无限热情，在老同志指导下，边工作边学习，三个月后就基本上可以独立工作了。记得当时在月终账目平衡时，为了区区几分钱的平衡而加班加点，十几个账本反复计算，直到查出原因才能松一口气。我当时曾写道“夜已深沉他人静,我却伴随噼啪声。高天惊动圆圆月，窗口吹进阵阵风。”这就是当年我工作情形的一个真实写照。
  记得1977年9月的一天，在济宁青年体育场召开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传出了恢复高考的好消息。这一消息使我深藏数年的求知欲一下子迸发出来,我似乎看到了一种希望。第二天我就请假回家，将我已尘封多年的高中课本找了出来,开始了我的艰苦的赶考历程。白天坚持工作，晚上加班复习，经常与我的朋友们在一起讨论习题至深夜。1977年11月参加了第一次高考，被录取在济宁师专化学系。但我相信我再努一把力，一定会进入更好的学校，于是放弃了这次的录取，开始了背水一战。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10月6日，我带着亲人的嘱托，如愿已偿地跨进了山东大学的校门。
  十年动乱之后，人们迸发出了对将来美好生活的强烈的向往,产生了对工作和学习的极大的积极性。我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好机会能够进入大学深造学习，暗自下决心一定要珍惜这一机会，将“文革”中的损失弥补回来。
  大学的生活是美好的。这里有安静的教室，有完善的实验室，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有宽敞活跃的体育场。这里有学富五车的老师，有才高八斗的教授，有团结友爱的同学。在这里，我像一条小鱼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当然，在这里有欢乐，也有不如意的地方。俗话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虽然自己初、高中阶段在班上还算优秀生，并以较高的分数考人山东大学,但现在，在我的同学中间，只能是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我们当时的学习口号是“为实现四化而奋斗，为中华之崛起而学习”，同学们为之都如饥似渴地学习。从同学们的身上,我感到了学习的压力。我想我只有投入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使自己在学习上不至于被别人抛下。在大学二年级时当了班干部，班级事务多了，但我在学习上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放松。由于自己的不断努力，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
  1982年大学毕业后，只身赴吉林大学化学系生物化学教研室，从事微生物学教学工作。当时在吉林大学我是惟一的一个微生物学教师,全部的微生物学教学工作包括理论课教学和实验课教学全部是由我一个人承担。一遇到微生物学教学中的问题时，学校里无人请教，我只好写信向我的同学和山大的老师请教。在授课时我力求深人浅出，并尽可能地向学生介绍微生物学的新知识，补充和完善教学内容。同时在教学中坚持严谨、认真、细心和耐心的原则。经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学生的认可和欢迎，微生物学课成为当时学生最为喜欢的课程之一，1984年被评为优秀教师。
  当时，吉林大学是全国惟一一个生物化学专业设在化学系的学校，著名化学家唐敖庆院士为吉林大学校长，著名的生物化学家陶蔚荪教授就在生物化学教研室。吉林大学的生物化学专业在全国有较高的知名度，这正是我弥补自己在生物化学学习中不足的良好机会。因此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坐在教室里，共同学习生物化学课程。在一年多时间里就将生物化学专业的几门主要课程进行了系统的学习。这种学习使我受益匪浅，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专业知识基础。随着社会和科学事业的发展，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学识水平还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世界，因此我决定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复习功课准备报考研究生。经过一番努力，1985年重新考入山东大学微生物学系，师从著名的微生物学家王祖农教授。受王先生的委派，作为双方联合培养的硕士研究生，重回吉林大学酶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专业为生物化学,吉林大学的导师为程玉华教授。这样，我就和我的学生们真正地成了同学，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由于吉林大学缺少微生物学教师，尽管我是脱产研究生，但我仍然继续承担着微生物学的教学任务。边工作、边学习，边做毕业论文，乐此及彼。虽然生活紧张，我感到自己很充实。1986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年的研究生生活结束时，我的毕业论文被评为吉林大学优秀论文，个人也被评为优秀研究生干部。
  1988年研究生毕业并获硕士学位后，留山东大学微生物系任教至今。1988年12月任讲师，1992年12月被评聘为副教授，1999年9月晋升为教授。在这期间，1994年7月至1996年2月，自费赴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和依阿华州立大学进修学习，主要学习了蛋白质的置换层析理论和技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事业的进步，自己感到自己的学识水平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于是在1996年考人山东大学微生物学专业在职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几年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既要为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埋头在实验室里挑灯夜战，又要指导研究生完成他们相应的工作。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2000年7月博士研究生毕业并获理学博士学位。现任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兼微生物学与微生物技术学系主任、微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和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同时还兼任山东微生物学会秘书长。
  大学毕业十几年来，先后承担了微生物学、生物化学、蛋白质化学等本科生教学课程和实验课教学，承担了高级生物化学大实验、微生物学进展、微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生课程。在科研工作中先后主持承担或作为主要参加者之一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其他国家基金或省部级科研课题的研究，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微生物菊糖酶和蛋白质置换层析技术的研究，较好地完成了科研工作。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在工作中曾直接指导或协助指导10名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工作。由于工作努力认真，曾在学校多次获得奖励。1991年被评为山东大学优秀教师，1993年被评为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获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二等奖;被评为山东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1998年再次被评为山东大学优秀教师，1999年被评为山东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回想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平淡无华。但我自信在自己的成长历程中是脚踏实地地走过来的。我知道我现在做得还不够，但我为我的事业和我的追求而在不懈地努力，我愿意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尽我的一份力量。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没有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没有辜负滕州的父老乡亲。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因为前面的路还很长，自己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滕州，是我成长的地方，是我常常想念的地方。那里有我的父老，那里有我的亲朋，那里有我童年的欢乐，那里也有我年轻的梦。我们虽然留居外地，但心里对滕州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使我在时时留心关注着家乡的变化。每年回家探亲，我都能清楚地看到滕州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是我常常引以为荣的。
  在此衷心祝福家乡的父老乡亲，愿咱们的滕州在新的世纪里更加美好！新种质的创造者——记山农大农学院院长、博士导师王洪刚教授王延忠王兵陈西平在山东省农业科学应用基础研究领域，有一位卓有成就的遗传学专家，他就是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作物遗传育种重点学科负责人、植物遗传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王洪刚教授。自1978年以来，他致力于遗传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为社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王洪刚，1955年8月22日出生，山东省滕州市大坞镇大市庄村人。自幼在农村长大的他，逐渐形成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吃苦耐劳、好学上进的优良品格。他亲眼见到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辛辛苦苦播撒下的麦种，收获时，却因天灾、病虫害等造成广种薄收的噩运，就暗暗立下誓言，要努力掌握科学种田的本领，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命运。他怀抱这个理想，于1975年9月人山东农学院农学专业学习。1975年，正处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中，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教学设备、实验设备均遭受了严重破坏，但他坚信共产党是英明的,终有一天会结束这场浩劫。他也坚信,知识是有用的，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科学技术是不行的。在那些日子里，他没有忘记读书学习，没有放弃对事业的追求。
  1978年，王洪刚毕业之时，正值国家百业待兴，重振经济，人才匮乏，而社会上大学毕业生还寥寥无几，王洪刚就面对着诸多美差和去向的选择。选择一个好单位就意味着将来会给一个人带来房子、地位以及各种优厚的福利待遇。然而,学校的教学工作刚刚走上正轨，急需教师授课，学校和系里都希望品学兼优的王洪刚留校任教，于是他牺牲了个人利益，自觉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干起了教书这一行，从此他便踏上了教书育人这条奉献者之路。
  留校后，他在我国著名的细胞遗传学家丁巨波教授等人的指导下，主要从事遗传学课程的教学工作。不但要完成遗传实验材料的搜集整理、标本的制作、实验室的建设，而且负责学生的辅导答疑、批改作业、带实验课和系统课堂讲授，都一一从头做起。但他毫无怨言，不计得失，感到的是一个建设者历史使命的沉重和忙碌。他默默地克服生活上的种种困难，积极投身于学校的专业建设，挑起了教学的重担。在教学中，他深切感到自己过去所学知识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便在工作之余研读了当时图书馆中能借到的遗传学教科书的所有版本，并补学了大学期间漏学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知识，不断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充实自己。
  当今世界的发展，都以科技为先导，不把科技搞上去怎么行？王洪刚在教学中逐渐意识到科研工作的重要性。通过科研既可使自己能跟踪本学科领域的发展前沿，又能使自己的知识和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反过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1986年，我国在小麦遗传育种方面尚属空白，王洪刚带着勇攀高峰的勇气，利用课余时间全身心致力于利用染色体工程技术进行小麦遗传改良的理论及应用研究。染色体工程技术被世界公认为是对麦类作物遗传改良的有效途径。以细胞遗传学和染色体工程方法进行小麦种质的创新研究属于应用基础研究，它是通过植物的远缘杂交将偃麦草的染色体转移到普通小麦上，进行麦类种质创新，为小麦育种提供新的种质资源，也可以直接培育出新品种。显然，这是一项十分艰难而复杂的工作，虽然不容易出成果，但意义十分重大。因为难出成果，有的人退却了，有的人转移了研究方向，而王洪刚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毅然坚持了下来。他认为这虽然是常年甚至一生都在为别人做嫁衣，为别人成才做阶梯,但这项工作总得有人去做，总得有人为之奋斗和牺牲。他常说:“红花需要绿叶衬,那就让我做绿叶吧。人活着不能仅仅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能为社会做些事情，人生这一遭也就算没有白来。耐得住寂寞的人，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80年代初期，国家对于植物遗传工程研究等一些基础学科的资金投人和评奖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致使该项目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王洪刚却始终认为，植物遗传工作研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潜在的效益是巨大的，应用前景极为广阔,迟早会引起国家的重视，困难是暂时的。他对此项研究充满了信心。在他的四处奔走、千方百计申请下，学校挤出资金给他配备了实验室,并选派了优秀学生做他的助手。正如他预料的一样，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加大了对基础学科资金的投人，计算机等许多现代化的科研设备相继搬人了实验室。从此，他如鱼得水，大展宏图。为了开阔视野，了解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动向，他于1990年应邀赴加拿大MCMASTER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并专修了细胞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及实验技术，进一步丰富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王洪刚教授在小麦种质的创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科研成果。他主持和参加完成的“人工合成偃麦草多种双体附加小麦新种质的研究”、“利用异附加系选育丰产优质抗病小麦新品系的研究”，均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分获1995、1997年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小麦育种基础材料创新研究”获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成果奖。他选育的20多种种质材料被省内外小麦育种部门引用，成为育种的珍贵种质资源。他还先后在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30多篇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科研论文。另外，他还主编和参编了《遗传学》、《遗传学实验》、《现代植物育种》和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普通遗传学》等教材，其中由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 《遗传学实验》，获省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王洪刚这些科研成绩的取得，无疑是他的辛勤汗水的结晶。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了试验田和实验室里。由于成年累月工作在试验田里播种、耕耘、试验、观察，王洪刚的脸在烈日的暴晒下，显得十分粗糖、黝黑，他一点儿也不介意，常微笑着说:“这样的肤色有利于身体健康。”在全身心地投身于科研工作的同时，王洪刚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教师的职责是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他将自己掌握的全部知识和技能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了学生，热切希望自己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还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影子，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像一面镜子时刻照出自己的优缺点，从而不断激励鞭策自己去总结经验，逐步提高。他就是这样把自己和学生联系在一起，共荣辱，同奋斗。
  随着社会的变革，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有好多学生专业思想不牢固，学习态度消极，没有远大的理想和人生目标。针对这种情况,王洪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老教授们的先进事迹来感染教育他们，激励他们要学好本事，将来能更好地为社会做些工作。他说:“你们是跨世纪的一代，应当肩负起历史的重托，做21世纪的真正主人。”他教育学生要在大学期间注重自己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复合型人才，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因为现在以至将来的社会是充满竞争的社会，不是由你来选择它，而是它来选择你。是强者，你就是它选择的对象;是弱者，你就是它淘汰的目标。另外，王洪刚还采用“以心换心，以真诚赢得真诚”的工作方法，帮助学生解除思想问题，使他们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大学四年的生活和学习中去。
  王洪刚深知，要赢得学生们的心，不仅要调整好他们的思想，管理好他们的学习，还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奉献出自己的一片爱心。1993年下半年，农学系一位学生的妹妹得了重病，急需1万元钱进行手术治疗。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毅然从自己微薄的积蓄中拿出了3000元鼎力相助。在农学系师生中，得到过他帮助的还有很多，举不胜举。
  “只要人才出，蜡烛成灰心也甘。”这就是王洪刚教授育人观的真实写照。由于他教学科研工作突出，1991年被评为省农科教先进工作者,1993年被选拔为第二批省级学科带头人重点培养对象，1994年被评为山东省农业系统优秀教师，1999年被评为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先进工作者。王洪刚也从一名普通教师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先后担任农学系遗传学教研室主任、农学系副主任、主任等职。
  担任了领导职务的王洪刚，从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他深切地知道，社会的变革日新月异，知识的更新异常迅猛，面对这种形势，如果仍一味地墨守成规、闭目塞听，就要落后于时代，只有不断充实新的营养，输人新的血液，才能永葆青春。王洪刚正基于这种认识，他于1994年8月又考人浙江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对他来说，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能从繁重的教学科研和系务工作中抽出身来到一个安静的环境中学些新东西，长些新见识，是他盼望已久的事了。按说这次他可以舒展一下筋骨，轻松一下身心了，然而，王洪刚在学习时，还承担了农业部和省科委的两项重要课题，学习之余还要搞科研，并不比在家轻松多少。1998年6月，他以出色的成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农学博士学位。如今已担任了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的王洪刚教授，社会活动更忙碌了，他又兼任了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麦类专业组委员、第三届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麦类品审专家等多项职务。
  正因为王洪刚教授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在科研和教学上不断地探索和钻研，他才创造出了今天这样辉煌的业绩。我们衷心地祝愿他以自己的智慧和真诚在农业科技这片热土上为社会再造辉煌，再创业绩。百年末业育桃李一生薄艺有笔耕—-刘乃昌教授和他的古典文学研究常诚中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诗文词赋流光溢彩,文星硕儒各领风骚。素以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名家宿学代有才人。以宋代文学研究享誉于世的刘乃昌教授是位承前启后、实绩斐然的古典文学专家。
  刘先生的研究工作以苏轼、黄庭坚、辛弃疾、姜夔四大家为重点，综览一代文化的全局态势,辐射两宋文苑诸多宏观课题，从首开一代文学风气的王禹俑到宋末逸民诗人，诸如王安石、司马光、曾巩、苏门弟子、李清照、文天祥等一系列作家均有研究。“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刘先生人生历程中的“雪泥鸿爪”,正是他在古典文学教学研究领域中埋头苦干精进不息的一串串脚印。刘先生1930年6月出生，山东滕州人。少年时接受传统师塾教育，涉猎古旧典籍;他和弟弟书画家刘繁昌都是在滕州深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下成长的；中学期间辗转求学，1949年追随一群热血青年投人革命怀抱，被编人华东大学社会科学院学习，不久并入山东大学文学院，师从吕荧、陆侃如、冯沅君、萧涤非诸先生。1953年毕业留校工作。1956年考上杭州大学研究生，就学于当代“词学泰斗”夏承焘先生，从此潜心研治宋代文学。1959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曲阜师大工作。30年后重返母校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几十年学术生涯，刘先生朝夕饩朽，成果累累。先后出版六部专著，主编图书四种，参与撰述大型重点图书三套，参编诗词话、工具书、文学普及读物等数十种;并陆续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光明日报》、《词学》、《文史哲》等报刊发表大批富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其视野之广袤、探究之精深，在诸多方面皆尽开拓之功，成一家之言。
  在两宋文豪学士之中，刘先生最最心仪神驰的是超迈旷达才高一世的苏东坡、激情如决的辛弃疾和气度骚雅清刚的姜白石。刘先生精研数家悉有专著问世。《苏轼选集》是他在全面审视苏轼创作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著述，思想艺术并重而又兼顾反映苏轼生活道路，甄录多种文学形式代表作，题解其艺术特色和写作背景，详明切要加以注释,是国内第一部融苏诗、词、文于一炉的选注本。《苏轼文学论集》是一部多角度多层面评价苏轼其人及其创作的论著.由于此书是“文革”后最早出版的评苏专著，行文中多处驳议学术灾难年代的诸多曲解与谬说，不仅有利于廓清极左思潮的阴霾，且贴紧聚讼已久的学术课题，诸如对苏轼与变法派的关系、苏诗的艺术个性、苏词与音乐的离合、佛老思想与苏轼文学等都细致剖析，旁征博引，凿凿有据，怡然当理，卓然成章。《辛弃疾论丛》从稼轩的时代环境、哲学思想、爱国情操、朋辈交游等层面上剖析揭示出稼轩词章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又系统评析了各类词章的艺术内蕴和独特风神,对于辛词研究中向来争议较多的悬案也不避繁难，爬梳考辨，抉幽阐微，鞭辟入里，个见灼灼。《姜夔诗词选注》是荟萃白石诗词名篇妙品的选本，提要详明，诠解精切，足以展示白石创作风貌清空骚雅之美。香港出版的《苏轼散文选》，荟集东坡散文精华，阐发思想意蕴,尤精于写作艺术的审美评析，体味精细，行文优美，触处生春，融合了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校注》则是研究三苏向纵深扩展的一项收获。
  80年代以来，刘先生参加了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参与撰写、编纂、审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宋辽金文学”部分;担任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十四卷本《中国文学通史》“宋代文学史”的编写任务，作为主编之一,参与该书撰写、统稿、定稿工作。鉴于目前词集整理校辑笺注成果丰富，而专题研究相对薄弱的情况，他与词界同仁共同主编《词学研究丛书》，以推进词学研究的深人发展。刘先生的研究工作越来越为学界和社会认同肯定，他先后被推选为全国苏轼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词学学会理事、词学论著奖金评委会委员、李清照辛弃疾研究学会会长、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多种学术职务,并当选山东省政协委员。他还于1988年被评为山东省首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随着学术交流的活跃，刘先生学术活动日趋频繁。他多次参加中国韵文学会、国际唐宋诗词研究会、宋代文学讨论会、两宋各家的讨论会等学术会议、学术活动。他不惮跋涉之劳，沿着苏轼当年“身行万里半天下”的行踪，考查了这位大文豪在各地的政绩和文化遗泽:杭州苏公堤、徐州云龙山、黄州赤壁矶、登州蓬莱阁、惠州西新桥、海南载酒堂等，他都亲临寻访。他所作《甲子秋赴惠州参加苏轼讨论会赠赋惠州东坡纪念馆》诗，抒发了俯仰先哲陈迹的亲切感受：“远谪罗浮路七千，星移物换事如烟。井深白鹤余陈迹，桥横西新展俏颜。苏堤通幽瞻塑像，西湖开馆列遗篇。文勋千载光南海，盛会齐称玉署仙。” 文学也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古典文学同样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1984年，刘先生应美国和加拿大有关部门邀请，随同山东高教考察团飞越重洋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刘先生先后访问了旧金山、里贾纳、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哈里法克斯、匹兹堡、波士顿、华盛顿、纽约等十个城市，参观了旧金山州立大学、里贾纳大学、圣玛利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市立学院等多所高校，同研究汉文和汉学的外国朋友进行学术交流。1994年，他又应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邀请前去讲学,举办了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讲座，并以宋代文学及传统文化特色作背景对中西文化作了比较分析，深受国外同行的好评。通过这些活动，刘先生深深感受到汉学和古老的东方文明已成为国外学界的研究热点，历史悠久的炎黄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崇高地位。这使他意识到发掘、整理、研究和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学遗产，并把它介绍给外国学界和人民,是时代赋予当今研究者的历史责任，国际学术交流不仅有利于祖国文化遗存走向世界，还可增进我国学人与外国汉学家的了解与友谊，使各自的学术研究收到互相参验之效。美国西雅图大学一位文学博士在该校图书馆读到刘先生谈苏轼与佛道思想的文章，印象很深，特意来华时专程访问刘先生，两人煮茗论文，娓娓忘倦。日本汉学家村上哲见先生与刘先生早有文翰交往,他曾借来华参加李清照学术研讨会之机与刘先生欢晤论词，同访齐鲁文化胜迹。这些交流使刘先生的研究增多了国际范畴横向比照的机缘。
  刘先生对学术研究有着痴迷执著的追求，并辅之以朴实严肃的学风，故学有所成业绩骄人。他的治学之道确有许多启人思考学习的地方。一是研故出新。古人说:“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但在学业上“出新”离不开“研故”。刘先生承传师辈学风，很重视学问根底，力求在通览典籍、博观约取、融会贯通基础上悟出自得之识独诣之见。他常言要师范苏东坡“厚积薄发”，而力戒薄积轻发。二是严谨求实。刘先生认为古典文学研究至少要有三个层面，即资料搜采实证、作品批评鉴赏、宏观概括和理论升华。他赞成王国维的“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认为求真求是应当坚持严谨学风一丝不苟。他征引材料惯于细心搜采，严密考辨，做到无证不信，有证必审。发表学术观点从不视风向为转移，不凭印象下断语，而是言之有据实事求是。三是美善统一。所谓“善”是指古典文学的历史内容与道德意识;所谓“美”是指它的艺术魅力。披览刘先生的论著，人们仿佛俯仰于浩博无际的文章艺林之中，而时时领略着爱国激情的鼓荡、磊落清风的吹拂、明达识度的启悟、雅洁情趣的浸染，有引人人胜之妙。四是文质相符。刘先生对自己文章有严格的要求,他认为文章要有扎实的内容、学有所得方始动笔，同时搞文学研究的人要有优良的文风和博雅的辞章素养,高情至论有赖于优美的辞采来宣发。刘先生的论著思清笔洁语简意新，文笔优美清雅韵致洒脱,且情溢笔端意气风发，读来让人如沐春风清心爽神,高深的学养与优美的辞彩相映生辉。五是文行并重。刘先生十分注重人品与文品的统一。他把益世助人视为人生乐趣，认为有益于世，方可无愧于心。搞人文科学的要以文益世就须讲究文品，“诗品出于人品”，诗品文品都以人品为根底，磨砺文品先要磨砺人品。他对学生慨言:“做文与做人不可分割，很难设想一个庸俗卑劣的灵魂能谱写出情思真诚而高尚的诗章。文学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教学生做文，更要教学生做人。”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我们也真正感受到刘先生言行合一的高行清风。教学中他言传身教,即便在商品经济大潮下文章学术这膏泽百世的事业颇受冷遇，他也心爱这一圣地，悉心培养自己的学生。他为人性情随和待人宽厚，在处理一己与他人、个体与群体、贡献与享有诸多关系上总是严于己而宽于人。他在物质条件极易知足，在名利上与世无争，但对所承担的工作却一丝不苟，对学问专业孜孜以求勉力为之。他在《庚午窗下偶书》一诗中写道:“百年末业育桃李，一生薄艺有笔耕。云洁月皎心自好，岂问箪瓢与万钟。”没有炫目的辞采和惊人的豪语，只有对人生的明达识度和对文教学术事业的一片赤诚。尽管在一些人眼中学术文化不免是前路茫茫的末流下品,但对一个“云洁月皎”的学人来说，“箪瓢万钟”自有其轻重取舍，布衣有其暖，菜根散其香，因为其纯洁高尚的人生价值是惠及后人留给明天的。刘公虽留居齐鲁省城，致力科研教育事业，亦时时向往家乡，系念滕州故里。尝有诗云：古滕文化源流长，翰墨风习溢芬芳。
  改革宏猷开新境，开放伟业呈辉煌。
  库满廪高农家乐，楼耸灯灿商潮扬。
  神游故里情不尽，每逢佳节忆乡邦。教研并举开拓求新——记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朱传綮王长华宋兵在国内外颇负盛名的武汉大学里，有一位致力于教研工作40余载的老人。他辛勤耕耘，教书育人，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潜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别具见地的新观点、新认识，受到同行学者的高度评价和重视。他就是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政治导师、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会常委理事、现任全国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朱传綮。
  朱传築，1928年秋冬之际出生于古滕州城内的西北隅。他的童年和青年是在兵荒马乱年代度过的。在他十岁前只读过几年私塾。1938年日寇沦陷古城，他的生母和不满周岁的妹妹及其外祖母一家四口都死于日寇的屠刀下，使他年幼的心灵埋下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种子，并使他初步意识到，要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将来好报效祖国。因日寇日夜盘查，有家不能回，只得举家迁到城西北鲁家寨寄居，遂人鲁家寨小学读书，于1941年小学毕业，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弘道院中学。
  期间，朱传蕖和同学经常在一起谈论反对曰本侵略的形势，向往抗日大后方的生活，都希望能使自己尽快成长，走向实际抗曰救国的道路。1945年，他刚要读完初中三年级之际，日本侵略者宣告投降。在全县人民欢呼抗日胜利时刻，蒋介石为准备内战派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的陈大庆部驻进当时的县立中学。全县整个社会处于混乱状态,学校都停办了。从此，他失学在家，终日苦闷不乐，一心想外出独自谋生。次年秋天，他听到一条消息说，原为沦陷区的中学生，可以去“流亡”在徐州的山东省立中学就读。于是他和另外三位同学经过商议，就徒步由县城去了徐州。在徐州奔波多日才找到一位失业的老师，得知根本没有什么中学。由于生活无着，他和两位同学作为“流亡”学生住进师范学校吃救济，幻想有一天能考上学校读书。他整天把弄来的“大学升学指导大全”和高中英语，反复学习、背诵，做起大学的梦。而实际情况,完全没有可能。因为，蒋介石忙于打内战，根本不会考虑各地“流亡”在蒋管区的学生就学问题。由于物价猛涨，货币贬值，民不聊生，爆发了由南京开始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全国性的学潮。朱传築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潮运动，开始思考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加上两次高考均未果，至此他升大学梦完全破灭，认为蒋管区没有希望了，想去解放区找生路。于是经过一番周折与董一博老师接上关系，并于1948年冬到了解放区，进了革命干部学校，学习理论，改造思想。由于他的基础知识比较好，经过数次文化知识考试，被留下进一步培养。1950年春,他先在华东大学史地系学习，后并人山东大学历史系学习。
  朱传築在读山东大学期间，连续两届被选到学校学生会任秘书长。抗美援朝开始，他配合学校党委、团委动员同学报名参军，并帮助院校调整等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学校领导人的表扬。1953年大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由苏联专家和中国学者共同指导，其学位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新发展》，获全优票通过答辩。1956年研究生毕业后，即在冯友兰、周辅成、任继愈三位名师指导下进修中国哲学史，并兼做教学辅导工作。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加上辅导工作突出，他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秋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在教学生涯中，一贯热爱学生，始终把开发、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思想品德放在首位。他始终坚持的教学思想原则是:教书育人，以育人为主;教学相长，以增长学生的智能为主;教学与科研并举，科研要服务于教学。40余年来，在他辛勤耕耘下，培养的一批批优秀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有的已成为专家、教授，在教研方面勇挑重担;有的已走上领导岗位，成为国家栋梁。因此，他曾多次获教书育人奖、优秀导师奖、教学成果奖。1983年之后，在完成繁重教学工作和培养研究生任务的同时，朱传築潜心著书和马列主义哲学研究。撰写、主编或参加执笔的著作有10余种正式出版。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学习提要》(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获湖北省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获武汉大学第八届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981年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德国哲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论文60余篇。在“七五”期间，承担并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教委博士点科研项目。在科学研究中既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则，又能开拓求新。1981年初，朱传築针对哲学原理教材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问题阐述上的片面性，提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的思想，并依据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有关论述作了深刻的阐发。他在和王萌庭合写的《略论普列汉诺夫关于唯物史观形成的研究》文章中，对这一思想进一步作了论述。该文在提交中国马哲史学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时，受到同行学者的高度重视，会后不久被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刊用。同年《中国哲学年鉴》作了摘录介绍。1985年，他把研究的重点转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比较研究之后，为研究和评述苏联哲学界在60年代以来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的状况和趋向，曾用近两年时间查阅了苏联学者20年间的研究专著40余部，写成《苏联哲学界近20年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述评》一文，在1986年召开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讨会” 上，受到国内同行学者的高度评价和重视。该文被《哲学研究》杂志发表后，为当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者所注目，认为文章对苏联哲学界研究恩格斯的状况和趋向 “概括的较准确、分析的较细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形成的直接思想来源问题，他依据对马克思的《黑格尔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手稿的研究,提出其思想直接来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对列宁的有关论断作了不同于传统解释的说明。他认为，列宁关于“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话是说,马克思结识黑格尔哲学之后，在他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促进了这个转变过程。他不同意把这个转变过程分作三个阶段的传统解释。
  朱传橥在重大理论问题和重要时刻，都自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反对曲解马克思主义。1983年以来，在批判哲学原理教科书内容简单化的热潮中，他积极撰文进行论战和批判。他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多元论”的观点，和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消溶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哲学之中的思想倾向，发表了《改革的哲学和哲学的改革》等文章，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就是批判的、改革的哲学;并严肃指出：“在当前进行哲学教学改革中，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原则，不能脱离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更不能以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补充它’或替代它。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总结和概括社会主义实践、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新情况和新成就，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还在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多次批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对立论”的错误观点。他在“全国恩格斯与现时代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总结发言中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在思想理论上的一致性，是基本的、本质性的方面;他们共同构筑了宏伟的马克思主义大厦,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西方某些学者说他们之间是对立的，完全是歪曲。”又说:“我们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性，决不像西方学者那样, 从中引出两个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二元化或多元化;而是为了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实质，更好地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它运用于实践。”1993年朱传燊离休后，仍被返聘做全院博士研究生的政治导师工作，并接受指导日本学者来华作学术访问的工作任务。1996年以来,他还在《光明日报》、《学术界》、《南京政治学院学报》、《江汉论坛》、《武汉大学学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并同他人合作出版了《百部名著导读》、《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21世纪:应用哲学的新视野》等著作。
  朱传榮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助人为乐、淡薄名利、勤于工作的人品，不仅体现在他担任的校内外社会工作上，还表现在学术上。他总是主动为教研室的同事们热情提供新资料、新译文，以协助改进和丰富教学内容，甚至将自己多年的讲稿拿给他人撰写专著参考摘用。武汉大学原校长、著名哲学家陶德麟教授在一部著作的序言中写道:“我还要特别提到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经典著作的教学研究40余年的朱传榮教授。他不仅自始至终以极大的热情参加讨论，以他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经验影响着讨论的水平，而且在组织稿件、修改稿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的高度热忱，对后学成长的殷切期望，使大家十分感动，深受教育。他多次谦逊地表示不愿在本书上署名，我尊重他的意见，特别在此加以说明朱传築教授虽然年逾七旬，但还是孜孜不倦地倾心于教研工作。目前，他除担负着全院博士研究生的政治导师工作之外，还兼任着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墨子学会顾问、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兼职教授等。现正在为筹划出版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著而不辞辛苦地工作。
  朱老的人生格言是:鞠躬尽痒，死而后已。铺盖卷儿•煎饼卷儿•煤油灯儿•人物头儿赵启龙我是“生在旧社会，学在红旗下”。鲁南山区文化落后，我11岁才启蒙，先是晚间在月光下跟人学会了《三字经》、《百家姓》，而后一人私塾就念“子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年后村里办起“洋学堂”，入学后第一节语文课就是“小清河，长又长，山东是个好地方”。初小毕业后，就走出小山沟，背起煎饼卷儿和铺盖卷儿，外加一个煤油灯儿，到外面的世界去求学。
  说到铺盖卷儿，在家时是父子几个同盖一床破被，里表都是自织自染的土粗布，补丁摞补丁; 一年四季身下铺的都是一张破苇席，幼时意识里从没有“褥子”这个概念。多年后读到杜甫的“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时，我竟脱口而出道：“早就切身感受过了。”我与同村的四个“大”伙伴背着“两卷儿”，于1953年初升入城头区高小，离家12里地,每周步行往返一次;那时高小学制是一年半，寒假后入学。
  先说此时的煎饼卷儿。这里的所谓煎饼,g卩非京津的小吃“鸡蛋煎饼果子”，更非当今大酒店里的薄面小饼，而是我家乡父老祖祖辈辈赖以活命的传统主食，它曾“傻大黑粗”得几乎径可盈米，能卷进整根大葱而首尾不露，吃时需歪着头用力啃扭，充分展示出山东大汉的肚量和粗豪——这也就是电影《南征北战》中传扬很广的所谓“煎饼卷大葱”，颇有些传奇色彩。其实,解放前后在贫民之家它是极其粗劣的食物，其原料除一部分粮食外，就是谷糠、高粱壳、榆皮叶、地瓜蒂、残梨之类，总之其原料像个“筐”，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可掺和进来。我就是这样,右肩上背着一大包袱煎饼卷儿，左手拎着一个盛满腌得乌黑发亮的老咸菜的黑陶罐儿，迈向长达十余年的漫漫求学之路。
  再说铺盖卷儿，那是父母用土粗布勉强给拼凑起来的，又窄又薄，好在学生宿舍是用土坯砌的大通铺，同学间又时兴合床顶足而眠(俗称“通腿”），十几人直挺挺挤在一“字” 形长炕上，不记得怎么冷;倒是夏天反而更难熬，因室内闷热，又没有蚊帐，只好仨仨俩俩跑到院子里睡,用原白粗布将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个鼻孔出气，如鲁迅先生在日本仙台留学时然。总之，生活的一切都是那么原始和简单，连条裤头也没有，夜间脱得赤条条呼呼大睡，绝无失眠之忧。有一次，一同学黎明时光着屁股去小解，碰巧赶上比邻而居的师母早起有事，一下把他“憋”在了厕所里。
  至于小小煤油灯儿，大多是自己动手制作的，先是用薄铁片卷个筒，靠上部套上圆铁盖，再用废纸搓成灯芯儿穿进铁筒里，然后插人盛满煤油的废墨水瓶里，这样一个既简单又实用的煤油灯儿就做成了。每到晚间，破庙般的教室里一盏盏小煤油灯儿亮起来了，灯光如萤火虫般闪闪烁烁，飘飘忽忽，同学们晃动着的身影就印在黑乎乎的颓墙上，阴暗简陋中透着一股热烈向上的苦读氛围。第二天起床时相互对视，才发现彼此的鼻孔都是黑的，身上还散发着一股浓重的油烟味儿。
  1954年秋,只剩下我与同村的一个同学升人滕县中学,离家近50里。因人伙就餐的钱家里时常接济不上,所以只好仍背煎饼卷儿。至于铺盖卷儿，也仍无多大变化。由于那时多数学生都很穷，所以一入校班主任就动员大家“通腿”，我被“拉郎配”般，指令同一位又白又胖的小同学合床。后来我猜想，他家大约是富裕中农吧？又知其是独生子，所以被褥花花绿绿，是细洋布、全新的，摸一摸和嗅一嗅，都有一股很温馨的感觉。我颇自惭形秽，十分不好意思同人家“合二为一”,但我的这位小同窗却极热情，极豪放，没有使我觉得太尴尬。
  一晃三年过去了。1957年夏，同村仅剩下我一人考人同校高中部;其实我是本该考中师的，只是由于年青教师的鼓励和一点资助，才使我一念之差改变了主意，莽撞草率地走上通向大学之门的艰难之路。这使已疲惫得无力供养我的父亲极为恼火，表示从此不再管我，说这是自作自受。无奈，除了一点微薄的助学金外，我只好再靠勤工俭学挣点学费，甚至连过春节也不回乡。
  此时仍然以从家里背煎饼卷儿为主，但因为国家已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制，所以户口在校而无钱入伙的学生可发给粮票，因此我就把积攒了一大叠的粮票不定期地交给母亲，而她却漫不经心地随手扔进针线筐里。但到“三年困难时期”，翻箱倒柜也没找到几张，懊悔得她直拍双腿骂自己糊涂。
  那时离家三里地的冯卯已通长途客车, 票价仅6角，可是中学整整6年，周末都是靠两条腿步行往返乡校间，有时天黑了很久还在路上，心里十分紧张害怕，听到风吹林叶的沙沙声都吓得汗毛直竖，深恐路遇眼放绿光的饿狼。第二天还要早起推磨摊煎饼，然后下地挣工分，下午才身背煎饼卷儿、手提老咸菜罐儿返校。
  说起“推磨”,我是最感头疼的，它被乡亲们黑色幽默为“赶圈集儿”。因为家里没有牲畜可用，只好靠大人推孩子拉，走不了几圈，我就觉得天旋地转，恶心得直想呕，真是难受极了。但那石磨却是不紧不慢，没完没了，“呜呜——呜呜”，似如歌如诗，又似如泣如诉。我就在这极为漫长的“呜呜”声中半醒半睡地熬完全程。所以每回一次家，常累得几天后全身还疼。但大家还是常盼回家，当时有“校谣”云:“过了星期三,一天快一天;过了星期四，快的没法治;过了星期五，还有一头午。”可是，“过了星期天，还得把校还”。
  1960年秋，我考人大学进省城。由于粮食定量不够吃，寒暑假回乡仍需背点煎饼卷儿，以作为平日添补的“夜草”。至于铺盖卷儿，仍是有被无褥,被里也仍是旧粗布；只是被面换成了一幅新买的窄而短的细花布，但四面白边由下翻转包围上来，显得新旧、土洋结合得极不协调，像是旧被子中间缝了一块崭新的不伦不类的大补丁。不想评定助学金时,脚登皮鞋的胶东贫农学生定为一等，而我这个当时不知而后才弄清的错划“富裕中农” 却等而下之，而且难免有“装蒜”之嫌。冬天到了，我终于被救助给一条包装布的草袋作褥子，室友们帮着割来千佛山上的干草填上，躺上去感到十分暄腾、暖和，我非常满足。
  参加工作后，尽管薪水不高，老粗布的铺盖卷儿自然是永远“拜拜”了，但也仅此“布衣淡饭”般的温饱而已。家有父母弟妹，加之娶妻生子，而工资长期以来却所增无几，经济自然仍相当拮据。直到两个孩子出世，一家四口的卧榻仍是两张单人床并起来的，高低不一，“结合部”呈龙脊状，而且不论怎么铺垫也难以平整。被褥常翻新补旧后盖的变铺的，儿装是“老大穿了老二穿”，成人是“新旧缝补穿九年”。总之，生活水平的提高缓慢甚至是停滞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驶上了“快车道”。还是仅以衣、食、住、行中的铺盖卷儿来说吧，什么锦缎被、丝棉被、太空被、鸭绒被，什么尼龙毯、纯毛毯、麻将席、亚麻席、凉水席，等等，等等，加之铺盖下面的各种“席梦思”之类，都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了。至于吃的更无需多言，如今在挖掘传统、回归自然的时尚中，煎饼卷儿也作为当地乡土风味小吃，大摇大摆地步人款待贵宾的宴席,只不过已是“用料考究，制作精细”，被包装、改造得袖珍化、精品化了。
  但我仍然怀恋、酷爱着青少年时期吃过的土得掉渣的大煎饼，每听家乡人要来济拜访，我总电话嘱告他们，烟酒茶再高档也不爱，最不值钱的而对我却是最珍贵的，惟家常煎饼而已矣。因为“煎饼情”里固然有乡情乡味，但更蕴涵着一个忠贞不渝的信念,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种刻苦勤奋的品格，这一对我来说，也许才是最为宝贵的……孰料多少年之后我竟被乡邻们封为“人物头儿”——按家乡衡量人才的旧标准，凡外出上学、当兵甚或贩夫走卒者，因南北闯荡而混出点名堂、有了些头脸、吃了公粮的，均被视为有出息的人，从而被尊为“人物”或“人物头儿”。我的有幸被“选中”，当然完全是由于乡邻们的狭窄眼界使然;如果撒在全市、全省以至全国这个大背景上,我不过是沧海一粟，芸芸众生，何足挂齿！然《天南地北滕州人》征文既然不能不涉及自传，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赵启龙，男，60岁，汉族，枣庄山亭(原滕县)人，大学文化，一生从教，原任山东电力局党校、山东电专(职大)副校长、教授，山东作家协会会员，山东杂文学会会员。30余年来，在为官和执教之余，力避繁嚣，偶有所感，即青灯面壁，兴之所至，信笔涂鸦,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大众日报》、《领导科学》、《山东文学》等发表杂文、散文、诗歌等500余篇（首），后结为《冷斋沉思录》、《寒窗漫笔》、《未了集》三本杂文、散文集。回首既往，是耶非耶？得耶失耶？苦耶乐耶？曾赋诗自嘲云：“妻言‘我夫痴’，谁解其中味?”前两集中之所以不离“冷”和“寒”,说起来也是有些因由的。“冷斋”曾是我旧居书房的雅称,它面北，背阴，冬日极冷。但或许惟其阴和冷，也才有其僻和静，我的不少习作最初就是躲进这里不断呵着冻僵的手而写成的。冷斋实在是漫漫温饱年代曾经属于我的一块绿洲，一片蓝天，一泓清泉，一处桃园，充满着温馨和安谧，因而我对她始终怀着深深眷恋。多年来我养成的习惯是：白天上班忙公务，夜间入斋垦纸田。记得三国董遇论读书有“三余”之诀窍，宋代欧阳修运文思有“三上”之法门。鄙人天资愚钝，自然不敢同古今文骚攀附比况,但好在干什么都很专注和投人，“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因此又是实践了圣贤之言于一二的。即勤于耕耘，广种薄收，才终于有了这么几瓢秕谷之获。
  也许是有所失必有所得吧？本着“拾遗补缺”的原则，教学急需逼着自己先后教过多门课程，不得已只好干一行钻一行，不懂就问，边教边学。人们常说“能者多劳”，其实是“劳者多能”，正好把二者的关系弄颠倒了。正是由于多方面的知识涉猎和教学实践，才为自己的创作打下了较深的理论功底和较强的文字驾驭能力。冗繁的公务又难免占去一些余暇，而我在用心处理许多矛盾时，又无意中积累了不少鲜活的创作素材，常常激起一写为快的冲动。如果说创作需要激情的话，杂文犹然，而这“激情”就是仗义执言、忧国忧民的“正气”和“血性”。很难设想，一个只为自己活着的人，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一个浑身邪气甚至匪气的人，居然能“修炼”出杂文的正果。杂文的天职是鼎新革故、激浊扬清，有歌赞亦有鞭笞。而面对眼前的是非对错曲直和真假美丑善恶，如果你不想糊涂和缄默的话，那么短小的杂文自然是辨事析理、阐明己见的最为便当的文体了。常言云“不平则鸣”。我们当然不提倡无谓的“争论”,但现实生活中这又是难以绝对避免的。毋须讳言，我的不少小文就是“争”出来的,甚或是“气” 出来的。这就难免有观点偏颇、言辞偏激之处。但杂文一旦不是一家之言，追风逐浪，圆滑世故，四平八稳，恐怕也就失却了其真性, 变得不是自己了。
  有人说，杂文系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想一想也是，我就曾戏改古人诗赠友人以自嘲云:“最数书生拙，朽朽以穷年。”但每当我怀着甜模的情愫翻阅这些旧作时，却又没有多少悔意——天生我材各有用嘛，也许我勉强只够这么一块料了。
  故乡是我成长的沃土——记夏家善教授和他的科研工作王延忠现任南开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的夏家善教授，是山东省滕州市刁沙土村人。他于1965年秋别离家乡，至今35年，在外地扎了根。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故乡，一直深深地爱着那片土地，因为那是他成长的沃土。
  夏家善生于1945年，七岁在本村上小学。他从小心怀大志，理想远大。一次，上作文课，老师命题《我的理想》。他在文中写道: “长大以后，我要当专家、当教授，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了实现宏伟的理想，从小学到中学，他刻苦学习，专心读书，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1965年秋，夏家善以优异成绩考人南开大学中文系，成为他们村有史以来的三名大学生中的一个。乡亲们对他寄予无限希望，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带着家乡父老的嘱托，他来到南开大学。人学时，高年级同学带他们参观图书馆，他被图书馆无数的藏书所吸引，发愤要读完这里所有的名著。在校学习期间，他的课余时间大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在这里，他认识了学术界的泰斗，学到了许多以前他不曾听说过的知识。
  正当他读书得意的时候，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大学生都被卷到这股浪潮中。不久，他对两派激烈的武斗和派性斗争感到厌倦，便躲在一边读《鲁迅全集》和其他文学名著。1970年毕业留校任教，在无休止的“斗、批、改”中，熬过六年时光。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夏家善倍感精神振奋，但他也深深知道，由于十年“文革”，他大好的年华被耽误了。于是，他一边工作，一边抓紧进修,决心抢回失去的时间。他白天给学生上课，夜晚去求教老师，请他们给补课，他要用业余时间补回丢掉的功课。整整两年，他天天灯下夜读，从没有休过星期天和节假日。天道酬勤，有耕耘就有收获。“文革” 后第一届大学生入学，他讲授“当代文学”及 “写作知识”课，由于基础扎实，功底丰厚，讲解深刻生动,倍受学生欢迎，他也因此被评为优秀青年教师。
  教学的难关闯过了，科研又成了摆在这位青年教师面前的一道难关。“文革”十年，天天搞“斗、批、改”,使这位刚刚走上讲台的青年教师，不知科研为何物。科研又如何搞起呢？但他深知，没有过硬的科研功夫做基础，成不了一位好教师。于是,他牢记一句古训:“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决心像小学生一样跟在老师们的后边学习。有几位年长的老师着实被他感动了，耐心指导他,帮助他，像教孩子学步一样,教他如何选题，如何写论文,如何修改论文。这使他的科研能力和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不懈地努力，他研究当代文学和写作学的论文发表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短短几年中，他发表论文及各类文章上百篇。
  80年代初，他被组织上调到图书馆从事管理和研究工作。他又满怀信心地转向另一条战线。图书馆是高等学校的心脏，是支撑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保障体系。虽然这是甘为人梯、替他人做嫁衣的岗位，但他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因为他深信，只要有过硬的业务功底，在搞好管理工作的同时，同样可以搞出像样的科研成果来。开始几年，他把精力用在管理上,用在摸索图书馆工作的规律。他身先士卒，边干边学，工作颇见成效，他也因此信心倍增。
  他在集中精力搞好管理工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所钟情的科研工作。他充分利用图书馆这个资料库，进行着自己科研工作的积累。一次，他在一则资料中看到这样一条信息:周总理生前曾指示曹禺同志，组织整理中国北方话剧史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周总理的夙愿一直未能实现。这件事对夏家善触动很大，他认为，为了实现总理遗愿，为了给话剧史家提供研究中国话剧运动的史料，自己要勇于挑起这付担子。于是在征得曹禺同意的情况下，他便着手搜集、整理有关中国北方早期话剧运动的史料。当时，图书馆界资料处于封锁状态,而南开大学图书馆又多经战乱损毁，所以，关于北方话剧的史料保存甚少。从1983年到1992年，在整整十年里，他利用寒暑假，南下广州、四川、云南，北上北京、东北几省，搜集、挖掘出一大批有关中国北方话剧的史料，经过加工整理，编写出版了《南开话剧运动史料》一、二集。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北方话剧研究的一项空白，引起了话剧界的高度重视，曹禺和一些话剧理论家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撰文推荐和评价该书。曹禺大师称“这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好书”；田本相教授称“该书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是研究中国话剧史的珍贵文士[\，，献0在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夏家善又着手研究中国北方早期话剧，此后发表了《南开早期话剧初探》、《新发现的我国早期话剧的两个剧本》、《曹禺早期的戏剧活动》、《张伯苓兄弟和南开话剧》、《著名戏剧家曹禺》、《张伯苓中国话剧的历史贡献》等一批论文。这些文章对中国北方话剧的产生、发展和历史作用，作了深人系统的探讨，引起话剧界的密切注意，文章被广泛引用。他的《南开话剧运动史料》一书，也于1986年和1995年先后两次获得天津市和全国话剧研究优秀成果奖。
  进人90年代，夏家善在研究中国话剧文学的基础上,又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开始瞩目于对中国古代家训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大批家训资料堙没在浩繁的古籍中，搜集起来谈何容易。历时十年，他的业余时间大都在故纸堆里度过的，搜集到千余种中国古代家训史料，经过认真整理和研究，主编出版了一套《中国历代家训丛书》(共十二册），并发表了一批研究中国古代家训的论文。《中国历代家训丛书》出版后，引起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天津日报》、《天津书讯报》等多次撰文介绍、评介该书,称之是 “古代家训研究最为完备的史料”。
  在进行北方话剧和中国古代家训研究的同时，夏家善还潜心研究语文教学和思想教育问题，先后出版了《华夏八十年作文大观》、《旧苑撷英》、《高考作文失误例谈》、《示范作文》、《世界寓言精品大观》、《劝学趣闻》、《青春与美德》、《留学生的足迹》、《张伯苓教育言论》等教育普及读物二十余种。
  在做好研究工作的同时，夏家善还热情培养青年学子，对他们思想上严要求，科研上传、帮、带，正像他的老师当年指导他一样，帮助他们一步一步地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现在有几位青年学者已发表不少论文，成为本单位的业务骨干。
  自参加工作以来，夏家善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育工作者和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
  面对创办世界知名大学的新形势，夏家善从事的管理工作正在攀登新高峰，迈上新台阶;他所从事的科研工作，也在向纵深发展，不断探索新的领域，争取出更多更新的优秀成果。
  2001年初，夏家善的新著《古代家训要言》又被南开大学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他献给新世纪的一份厚礼！谈及滕州故里，夏家善满含深情地说: “感谢家乡人民对我的培育，这是我成长的沃土！”翰林传人高垌培滕州的上代人，都知道南门里的高翰林，近年滕州史志也对高熙喆老先生有着较高的评价。他的后人如今在干什么，我想史学界和文学界的朋友对此是感兴趣的。这篇特写采写的便是高翰林长孙高炯清先生。
  高炯清，1932年出生，滕州市城关人。他自幼聪慧好学，5岁读私塾,启蒙先生竟是赐进士出身的翰林爷。上课时，高氏家族“炯”字辈小兄弟们围坐床前，80岁的翰林爷躺在床上，不拿书本，仅凭记忆便将四书、五经背诵如流，这让小炯清很吃惊。翰林爷对诗经很有研究，曾有著作《诗综》，小炯清也偏爱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虽然是唱书歌，不解其意，但背功甚好。翰林爷布置的作业，他每每完成。5岁小子，背起书来超过十几岁的堂兄、表兄们,翰林爷自然欣喜异常，便从枕头下摸出铜钱赏他，小炯清便从翰林爷手里挣了不少制钱。翰林爷也常以小炯清为榜样，责骂那些又懒又笨的孙子们。
  童年过去是少年。小时古文功力极佳的高炯清突然喜欢上了外文，初中三年级时，外语便是济南一中全校成绩最佳者，高一的外语教师生病，竟让初三的高炯清代课，高年级学兄当然看不起他，便用仅学的英语骂他道：“小鸟孩子你懂什么? ”高炯清气愤至极，慷慨激昂用英语回斥道:甘罗十二拜相，我怎么就不能当你们的教师？学兄们见辩不过他，便自找台阶:“这小兄弟年龄不大，洋屁倒放得挺响。”1949年4月，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高炯清从上海江湾机场飞到台湾,200多万人突然涌进一座孤岛，断了经济来源的高炯清自然没有了往日的优越。为了糊口，高炯清到空军周至柔部当兵，这个书呆子兵一人伍，便成了“丘八”们的笑料。老兵们发了饷，都去逛窑子，惟独他全部用来买了英语丛书，“丘八”们见他清高,便找碴罚他做俯卧撑，别人做60个，他做30个便累趴在地。
  高炯清郁郁寡欢。这晚值班站岗，时值月明如水，秋虫唧唧，高炯清思念起家乡亲人,不禁悲从中来，便动情地用英语朗诵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抒发自己的情怀。这时班长前来查哨，只见学生兵口中念念有词，却不知道讲些什么，直到走到背后高炯清还沉浸在哈姆雷特的悲愤之中。班长一个反剪擒拿，这个忧郁的“王子”才如梦惊醒,大叫一声“口令”！早被班长下了武器。
  “小兄弟，你是不是在发癔症? ”“我…… 没有癔病”。“那你念叨什么? ”高炯清回答: “那是哈姆雷特在城堡上抒情的一章。”班长越听越糊涂，髙炯清越解释越不明白。第二天，班里传出，那个高姓小兵倒是个“神经”，好在不属于“伤害型”，大家取笑一阵作罢。
  高坰清不理会这些，仍然没黑没白地攻读外语。营房军事管理，10点钟全部熄灯，高炯清便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读，两个月下来，薪水里多了份电池开销，他有些吃不住了。忽然想到厕所里电灯可以利用，于是夹起复习资料去了厕所。
  头几晚相安无事。这晚他正埋头苦读，忽然听到脚步声，高坰清便假装出恭蹲在便池上,原来是教官这晚拉肚，教官收拾停当，对高炯清说:“天晚了，回去睡觉吧。”高炯清点头称是，半小时后教官又来蹲，见高炯清仍然蹲在便池上，便问：“你怎么回事?”高炯清嗫嚅道:“我……我也拉肚。”“你小子说谎都说不圆，哪有拉屎不解裤带的！ ”教官看出了蹊跷。
  高炯清起啪”地一个立正，目光前视，•等待挨训。不想教官是泰安人，一听乡音动了恻隐之心,从口袋掏出把钥匙说:“以后到教务室开夜车吧，厕所里‘五香粉’不好闻呢!”高炯清的苦读赢得了理论教官的同情，可军事教官不喜欢他,几次军事项目考试都不及格，军事教官在张榜公布成绩时,将列兵高炯清的“列兵”二字，写成了“劣兵”。高炯清感到受了奇耻大辱，涨红面孔找教官评理：“我堂堂正正做人，何时顽劣了 ！ ”教官并不答话,上前一个别腿，两手一推，高炯清踉跄两步仰面跌倒在地。教官掸掸衣角说:“小子, 你下次能摔倒我，便把你由‘劣兵’提为上士。”“劣兵”事件，让高炯清提前退伍。失去了生活来源，情急之下，便去基隆码头扛大包。一个包件，100多斤，只压得他呲牙咧嘴，一身臭汗，哪里还有什么翰林遗风？这天早晨下了夜班,正想回去冲澡睡觉，美国顾问团来码头了。码头上没有翻译，老板急得满头大汗，高炯清一时技痒，便上前搭讪，叽哩呱拉几句，洋顾问便露出了笑容。老板大喜，便委高炯清陪同。老板讲国语，美国顾问讲英语,只有高炯清一会国语、一会英语两面应酬。时值交接班时间，一帮苦力兄弟见高炯清“洋屁嘣嘣”说得十分流利，都大为惊讶。早就看出这位兄弟不像出苦力之人，想不到还是个“假洋鬼子”。从此工头对他另眼看待了。
  陪美国顾问团转了一天，晚饭时一同去了当时最为高档的“日月潭酒楼”。宴会上，美国顾问询问老板，高炯清可是贵公司的高级职员？老板则用刚学会的一个单词回答：“NO—NO，NO,他是我们码头上扛大包的。” 金发碧眼的美国顾问翅起大拇指:“0K!OK!连码头工人外语都那么好，中国真不愧为文明古国。可是你怎么不会说呢? ”老板学着顾问的动作，耸耸肩膀，两手一摊，歪着头笑着回答了一句:“嗯哪? ”。
  这天，美国顾问一高兴，给了高炯清50美元奖金，老板也让工头补给200个签子(扛一包发一个竹签，200个竹签相当于四天工钱），高炯清发了一笔小财，这是他到台湾后最为开心的一天。
  1951年，高炯清用假文凭考出了真本领 (出逃时所有证件丢失,只有花钱买了张上海育才中学的假证书。早在半个世纪前，台湾便有制造假文凭的了——笔者注），以基隆考区外语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国立台湾大学外语系。
  救济金、奖学金加在一起仅够吃饭钱，短缺学费和书籍费。外语系主任英千里教授 (电影演员英达的祖父，前辅仁大学副校长）十分同情这些穷学生们，便在美国顾问联络处揽了一些翻译文稿让他们挣钱。高炯清下课后便到联络处加班加点，只见他眼看中文、脑想英文，手下打着打字机，噼哩啪啦，一页文字便出笼了。勤工俭学的同学中，数他打得最快，差错最少，被同学们谑称为“翻译机WT0一次只顾埋头苦干忘了吃饭，把门老头不知里间有人便反锁了门，等到觉得肚子饿时,才知被人锁在了里边。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高炯清重新赤膊上阵，噼噼啪啪地打将起来。第二天看门老头开门打扫卫生，只见他趴在打字机上鼾声正酣呢！四年大学,高炯清靠着勤工俭学闯过来了。大学毕业他又一鼓作气考上了台湾师范大学研究所（同大陆研究生班），他是奔着梁实秋教授的名望来报考的(梁除了是文学家外，还是著名翻译家，曾出版过莎士比亚全集）,梁先生是师大博导主任。
  在台湾大学，高坰清结识了一批后来混得不错的人，如诗人余光中是他的学兄，小说家白先勇（白崇禧之子)是他的师弟,女作家琼瑶的前夫马森庆则和他同届，说起来琼瑶该是他的“弟妹”。历史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的后人曾君则和他一个宿舍，因为曾君的先人在《孽海花》里诋毁过赛金花,而翰林爷又和赛金花有点亲戚关系（洪钧状元将其妹嫁翰林爷,洪状元后来又纳赛金花为妾），一次高炯清和曾君为一件小事吵架，曾君揭短说,原来你是那个京都名妓的后代呀！高炯清大怒，便用军训时学的两招，把曾君掀翻在地狠狠揍了一顿。
  读大二那年，大学者胡适到台大讲学。此君因当过国民党驻美大使，而被大陆判为 “反动文人”，但在台湾又因鼓吹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被当局“废黜”。但胡博士的学问则是海峡两岸共同承认的。高坰清为了聆听胡博士的演讲，谎称‘肚疼’请了病假，然后混入中文系、历史系同学中进了礼堂。这是高炯清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逃学”。
  8年大学，高炯清取得了博士学位，谁想他又考上了英国剑桥大学。正当他欣喜若狂、准备行程时国民政府”向高教署下了文件，没有直系亲属在台湾者，一律不准放行，也就是今天办理出国手续时所说的“有移民倾向”。高炯清四处找人作保，最终未能成行。至今谈及此事，高炯清还扼腕叹息不止。
  剑桥大学没能走成，高炯清留校任教，从讲师干起，没用几年便熬上了副教授、教授。除在师范大学任教外，还兼了台湾大学、淡江大学的课程。2001年5月，高炯清回滕州探望老家，住进滕州邮电宾馆。他在乡人的指点下去了童年读过书的书院小学，回客房后判定他住的方位该是过去的“鳖盖”。遂感叹道，家乡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过去杀人的地方，今天竟髙耸起星级宾馆，如果没有书院小学作标志，我真不认为回到了滕县，还以为到了哪个都市了呢！鳘盖：旧为滕县处决犯人的地方，城南门西行一里多路。
  从民师走上大学讲坛的王景科教授现为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主任兼教工党支部书记的王景科，作为教授站在大学的讲坛上，向她的学生讲起自己的人生道路时，总是深有感触地说: 自己是从民办教师开始，不断执著追求，奋力拼搏,才有了今天的一切。
  王景科，1949年12月出生在滕州市界河镇龚庄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父亲王道财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由于家贫，便将3岁丧母的她送到了本镇南张庄村姥姥家寄养。外祖父、母慈祥可敬，舅舅、舅母善良可亲。在他们的呵护下，她很顺当地由小学读到了中学。1965年7月，成绩相当不错的她却没能考上高中，舅舅要一直供她到大学毕业的愿望也破灭了。不得不又回到了姥娘家,当了一名民办教师。从此，在南张庄小学的校园里便天天能看到扎着两条小辫，个子还没有学生高的王老师。一进校,学校就安排她教三年级一个班的语文课，并担任班主任。在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她的心目中，自己是学生们的大姐姐，一定要努力把课教好。为此，在教学生的同时，她一刻也不放松地刻苦自学。学校里仅有的一份报纸，每天都被她先拿了去，读啊、记啊，并用心联系实际，指导学生学习，就凭着这种精神，她一步步地将学生教到了六年级。心想，下学年再从头教一个班，成绩肯定会要更好一些。那知,校长找到了她，说要再上一个台阶、准备去教初一的语文课。她一听,顿时瞪大了眼睛，询问校长“是不是找错了人? ”然而，校长那充满信任和命令式的口气，使她明白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无奈，她硬着头皮接下了艰巨的任务。从走上初一讲台的那一天起，她就抱定了一个信念:不能误人子弟。但对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教师来说，要想教好初一的课,其困难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俗话说勤能补拙。她废寝忘食，起早贪黑地认真备课，编写教案,有时甚至要现学现卖。结果，期终考试时，她所教的语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成绩。领导人表扬、师生们夸奖，自己也感到欣慰，因为过去的一年苦拼实干总算功夫没有白费，同时，自己觉得该松口气了。谁知,学校又给她压了重担，让其继续跟班，教初二的课程。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鸭子又被赶上了架。但她心里还是那句话:不能误人子弟。就这样，她边学边教，边教边学，奋斗了五年。可以无愧地说，一年一个新台阶，年年取得好成绩，赢得了学校师生和乡里乡亲的尊敬和赞誉。1970年3月，她光荣地参加了 “滕县三八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同年5月，被推荐到县里参加教育局组织的教育战线五小青年代表大会。10月，大队党支部吸收她为中共预备党员。1971年3月，公社团委又推荐她去上大学。当她接到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新生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激动得泪流满面，自己做梦也不曾想到一个在小教岗位上奋斗数年的初中毕业生，竟能圆了大学梦。姥姥一家人也真诚地为她祝福，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
  1971年夏,她结束了五年半的民办教师生涯，告别了自己的学生、亲人和故乡，踏上了求学之路。在大学里，她如鱼得水，不知疲倦地读书学习。但经济是比较困难的，一些必读的课外书目，没有钱买，就借着看。图书馆里借不到的理论书籍、世界名著，就向教师借，跟同学找。她没有节假日，不休星期天, 决心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苍天不负苦心人，三年下来，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值得提及的是，在留校的12名学生当中，她是惟一的女性。
  在人才济济的高等学府里，作为留校的一名工农兵学员，虽然是佼佼者，但是，她还是深感自己的水平和能力远不能胜任大学的教学任务。当时，社会上及学校内部对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学员，也多有各种非难之辞。更有甚者，某些领导人要对留校的工农兵毕业生一鞭子赶出校门。再加上生活上的艰苦和心理上的压力，都达到了几乎难以承受的程度。她就像一头拼命拉车的牛，被困在艰难的境地。那一段时间，她曾用“凄风苦雨” 和“暗无天日”来形容自己的处境。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她的恩师张蕾先生，十分同情和理解她的困苦和无奈,深情地对她说:你要想在大学的讲台上站稳脚跟，就必须走出去，到别的大学去深造。如果你愿意去,我可以为你联系，不知你舍不舍得丢下孩子？她好像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马上态度坚决地表示：我愿意去！能舍得下孩子，只要有地方，我一定去进修！不久，张老师联系好了杭州大学中文系，，让她做些准备，尽快成行。
  1979年8月底，她将不满两岁的女儿送回到阔别近十年的姥姥家。乡亲们都说:姥姥一家把她养活大就不容易，现在又要帮她带孩子，这真是十里八乡也找不着的好人家。就这样，她再次告别了亲人，去了杭州，一家三口，分在了三处。她深知，机会来之不易，更应十分珍惜。因此，她投入了十倍的努力，百倍的辛苦，克服了种种困难，夜以继日地学习、听课、写教案，以惊人的毅力和优异的成绩博得了杭州大学中文系领导人、教师及同学们的好评。当她进修结束,到滕州去接女儿时，怀抱着不认识妈妈的女儿，情不自禁地泪如雨下，其难过和愧疚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的i直到现在，她仍感到那时欠下了对女儿的深深的母爱。
  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她自从进修返校后，就像加足了马力的马达，除了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便投人了紧张的科研工作，并不断有论文在报刊上发表。1992年6月，她的第一部文学评论专著《历园集》由山东友谊书社出版，《人民日报》、《文学报》、《齐鲁晚报》、《济南日报》等报刊相继发了书讯及书评，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于1993年12月荣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获山东写作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1994年5月，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编著的《陈毅的外交艺术》一书。这是《陈毅的艺术世界》丛书中的一本，共20万字，该书出版后，山东当代文学研究会给予了表彰。同年12月，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了她主编的 《中国传统节日诗词鉴赏》，全书共55万字，历时八个年头。张蕾先生在“序言”中称道：“景科同志是一位勤奋上进的人，她从参加工作以来,在教学、科研和文学评论的写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颇为人所瞩目的。如今她能在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组织众多的力量，并主持完成了这样一项极为费力的工作，这充分表现出她锐意进取的意志和高度热情。”该书出版后，《中国文化报》、《大众日报》、《作家报》、《齐鲁晚报》、《济南日报》、《走向世界》等多家报刊发了书讯及评论文章，先后获山东省写作协会一等奖，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华东地区第四届优秀旅游图书二等奖等奖项。
  1995年7月，她主编的《应用文写作教程》，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被烟台师范学院院长王荣刚先生生前称为一本“难得的好书”，应该给“每个干部发一本”。该书先后获山东写作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山东省社科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中国写作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并由原山东教育学院副院长曾宪文先生推荐给本院文秘专业作教材。
  1996年8月，她主编的《基础写作》，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山东省教委委托编写的“山东省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教材”之"01998年12月，她主编的《中国二十四节气诗词鉴赏》，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全书共40万字。该书出版后，《人民日报》、《作家报》、《文艺报》、《文学报》、《大众日报》、《山东出版》、《济南时报》等报刊发了书讯及评价文章。获山东写作学会一等奖，山东省第七届优秀图书奖，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1999年2月，她主编的《应用文写作概论》，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共27.5万字。为山东师范大学夜大、函授及本科生选修课教材。同年8月，她编选的《山东新文学大系现代散文卷》卷一、卷二，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山东省“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型文丛书中的两卷(丛书共16卷），共73万字。与此同时，她的专著《中国散文创作艺术论》，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6万余字。该书为山东省教委1997—1998年社科重点课题项目。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光明日报》、《文艺报》、《大众日报》、《新闻出版导刊》、《济南日报》、《济南时报》等多家报刊发了书讯及书评文章。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文艺报》发了书评之后，引起了香港文艺家协会会长王一桃先生的注意。他给山东教育出版社写信并让转交著者,信中说:“由于长期使用繁体字的关系，香港很少有内地简体字书刊，故专函向您求蝤以便学习参考”。
  2000年8月，专著《耕耘录》，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3万字。这是她的第二部文学评论集，其中包括理论探微、小说漫读、散文研究、诗歌浅论、写作杂感等内容。该书既是她站立于讲台上的舌耕与在方寸稿纸上的笔耕的果实，更是她心血凝成的结晶。
  另外，与别人合著、参编的著作有20多部，发表论文80余篇，著作及论文总计达300多万字。
  在近30年的大学教学生涯中，她教的学生有本科、专科、夜大、函授和研究生。在她所教的写作课程中，有的学生的作文在《人民日报》寒假征文中发表，有的被收人《全国大学生佳作选》、《全国女大学生散文选》等书籍中，还有的在比赛中获奖。对于她的教学工作，不少学生在《山师大报》上撰文，给予高度的评价和由衷的赞赏。其拼搏精神及感人事迹被收入在《齐鲁巾帼》一书中。她认为，成绩和赞扬只能表明自己的过去，而未来的路还很长，更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现在，她比任何时候都要忙，都要累，因为她要做的工作太多了，仅社会兼职主要的就有：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山东写作学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漫漫耕耘路葱葱硕果林—-记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泰山学院副院长刘克宽教授岱阳在山东高等教育界，提起刘克宽教授，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他身旁的那座著名的泰山，坚毅而内含丰厚，沉稳而心地壮阔。从70年代中期离开滕县龙阳镇种刁东村，连同求学加工作，刘克宽已经在泰山脚下度过了28个春秋。在这20多年里，他创下了不同寻常的业绩。特别是最近的十多年里，他在出色地完成行政领导、管理工作和教学任务的同时，学术影响也日益扩大。由于成绩突出,连续受到各级各部门的表彰:山东省优秀教师，泰安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高校十大优秀教师，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获得者，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进人中年的刘克宽，事业的领地可谓林木葱葱、硕果累累。透过这一切，我们看到的是他20多年来自强不息、孜孜以求的漫漫耕耘之路。
  一以教学起步:大胆改革独闯新路开发新模式1977年，正是我国拨乱反正的不平凡岁月。作为一位高才生，刘克宽刚刚走上高等教育工作岗位，就被分配讲授一门新的必修课--中国当代文学。这门课此前大学里未曾开设过，教材是空白，资料形不成体系，许多问题尚无定论，不管谁来讲授，都必须从零开始,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紧急关头，刘克宽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通过组织联系，只身来到曲阜师范学院，一头扎进浩瀚的书海，经过奋力拼搏，写出十多万字的讲稿，然后回到学校,完成了泰安师专历史上首次当代文学课的授课任务,受到师生的一致称赞。在此后的两年里，刘克宽边进修边上课，短期内就在教学上取得了突出成绩,赢得了师生的高度评价。
  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干就干出个样子，是刘克宽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鲜明个性。他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学生满意的教书匠，根据邓小平“三个面向”的战略思想，从1986年开始探索开发式教学的新模式：以教师自身的开发为基础，以教学内容的开发为手段，进而达到对学生思维模式开发的目的。为此，刘克宽付出了十多年的心血。为了促进自身的开发,他考人华中师大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课程班，系统地钻研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围绕着开拓思维空间、培养主体能力的探索目标，通过近十年的攻坚战，使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真正由经验传输型转向了探索型和开发型。
  当代文学的开发式教学改革，受到了学生的空前欢迎。一位同学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每次当刘克宽先生端着一杯茶，悠悠地走进教室，我便提起笔，瞪大眼睛，集中全部精力‘准备战斗’了。两年来,我没错过先生讲的每一堂课，甚至每一句话,我把听先生的课当作一种美妙的享受，那是一种全新的感觉。到底怎样呢？打个比方吧，就好像一个在黑暗闭闷的小屋子里待久了的人,忽然间奔向了春天的广袤无垠的芳草地，这里是高远的蓝天，悠悠的白云，绿得让人蹦跳的小草,灿烂的阳光微笑着抚摸大地……在这样一片芳草地上，怎能不让人思维开阔、胸怀坦荡呢？有幸走进了这片芳草地，我只想说:‘这两年，我没有白过！’默默地祝福先生:愿这片芳草地更加高远开阔！ ”不用再多说，这足以使我们了解到刘克宽教授课堂教学的特有吸引力、征服力和艺术魅力。
  二以科研立身：靠独有的实力跻身知名专家学者行列刘克宽明白,一个优秀的高校教师，必须同时是一位优秀的专家学者。因此，多年来，他紧紧把握住以教学带科研以科研促教学的指导思想，孜孜以求、不断登攀，取得了令同行和前辈赞叹的成绩。近年来，他出版学术专著8部，主编其他著作和教材10余种，发表论文百余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愈益扩大。在发表的论文中，有20多篇被 《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十余种权威刊物转载摘要和介绍。这其中，仅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就达10多篇;他的不少论文在全国性会议上作为重点文章宣读后，被会议简报头版头条摘要介绍;他的《新方法-新时期小说批评探险》、《文化觉醒中的文学思考》、《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性思考》、《阐释与重构》等专著出版后，曾被《文艺报》、《光明日报》等全国近20家报刊介绍评论，香港学者王一桃先生在有关报道中看到后，专门写信辗转索求，读后给以高度评价;韩国学者赵诚焕先生在读了他的著作后，两次来信给予高度赞扬，并将其收入韩国出版的文学批评家辞典。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对新时期研究成果的评选中，全国共有包括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陈荒煤等在内的25部著作获奖，刘克宽的成果就列在其中，这足以说明他在学术研究上所达到的水平。
  在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刘克宽的论著连续7次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这在高校中青年教师中极为少见。近年来，他共获得厅局级以上奖励10多项，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大众日报》、《山东教育报》、《作家报》以及泰安电视台的《泰山学人》、《泰安日报》的“泰山之子”专栏等多种新闻媒体，都对刘克宽的学术业绩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报道和介绍。教育部中南师资培训中心编写的 《奋进者的足迹》，在全国选择了30位有成就的青年学者作为宣传对象，刘克宽即是其中之一。他的学术业绩，已被收人《剑桥国际名人录》、《世界名人录》、《东方之子》等国内外出版的10多种权威典籍之中。
  三领导工作:在开拓中不断进取实现新突破创造新成绩作为知名的专家教授，刘克宽不仅在教学科研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还在行政领导和教学管理中显示出了突出的才能和独特素质。1991年，他开始走上教学管理岗位，担任中文系副主任,负责教学工作，上任一年，就使中文系的教学工作令人刮目相看:一是专升本取得了令人惊喜的突破，泰安师专中文系考上的人数超过全省招生人数的30%，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二是他筹划的 “学生三项基本技能达标升级教学改革”试行方案,将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教学与实习形成一体，经过实验取得显著效果，获得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奖。由于他出色的管理才能和开拓精神，1995年被调到教务处任副处长，负责全校教学工作。他采取多项措施大抓改革，使全校教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他被任命为中文系主任。作为系主任，他始终坚持教学为中心、德育放首位的原则，根据教育发展方向和师范专业的培养目标，从教学制度、课程安排和教学方式等方面着手, 整体上将中文专业课分为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开拓思维三大类进行改革实践，使中文系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1998年6月，刘克宽教授被任命为副校长,主管全校教学、科研工作。2000年8月，省委决定刘克宽担任泰安师专校长，11日，他接到省政府的任命书，面对着新的工作任务和领导责任，他紧紧抓住机遇与挑战同在的发展机遇，将压力变为动力。根据人才立校、改革兴校、科研强校、从严治校的总体指导思想，确立了更新观念，拓宽视野，抓住机遇，开放办学的新理念,在短时期内实现了学校上规模、上水平、上层次的目标。一是通过与泰安教育学院等四所高校合并，搬人新校区办学，在办学体制、办学规模上实现了战略性重组，使教育规模有了新的突破。二是通过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教学改革和后勤社会化改革，达到了内部管理体制、学校运行机制和专业学科结构的创新，各项工作都创造了历史的空前记录。三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三届四次会议上，经专家投票通过，泰安师专升格为泰山学院,使办学40多年的专科学校上了一个新的层次，作为校长的刘克宽，也在学校发展的历史上载人了辉煌的一页。当然，作为新的本科学院的发展，前面的路正长，任务也更艰巨。现在，刘克宽教授作为学院主要领导之一，主管着全院教学这一中心工作,按照高7JC平、高标准、高层次的发展目标，他心中教学科研的发展蓝图是灿烂辉煌的。作为一位学者型的领导干部，他深知未来任重而道远。但如同一篇报道中描述的:“积极踏实的人生态度和开放严谨的学术观念结合起来，形成了刘克宽独具个性的人生境界:追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超然感受，面对事业的辉煌永远保持着平静的心态。在新的岁月面前，真诚、机敏地敞开胸怀面对大千世界，在生活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坦然前行，用心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段路程。”我们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刘克宽教授的人生之路会越走越宽，事业的园林会更加繁茂葱茏。
  刘克宽简介刘克宽，男，1953年生，滕州市龙阳镇种刁东村人。先后在本村和龙阳镇上小学，中学，曾在家乡任民办教师，1975年被推荐到泰安师专学习，1977年在曲阜师院学习，1980年回泰安师专任教。1986年考入华中师大学习，1987年回泰安师专工作至今。先后任中文系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中文系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校长等职，现为泰山学院副院长，副厅级,教授。
  生命科学领域的攀登者——记山东省“三八”红旗手孟祥阁王景科赵新华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世界著名妇产科教授、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John Sciarra主任及其同事一行三人来到济南，他们与山东省计划生育科研所联合举办了为期三天的辅助生殖和优生讲习班。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卫生和计划生育界的同仁参加了讲习班。学员们一致反映,山东的讲习班办得好，办得实在。讲习班结束后，义丨^教授与省计划生育科研所所长王磊光签订了协议，成立了“山东省计划生育科研所与美(西北大学医学院)生殖医学合作研究中心”。这是该大学在第三世界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协议。Sciana教授高度赞扬了山东省计划生育科研所利用世界顶尖技术，为研究生命科学提高人口素质所做的工作。而这一成绩的取得，与孟祥阁及其同事们的艰苦努力是分不开的。
  1943年，孟祥阁出生于滕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从事教育工作，治学严谨。母亲性格坚强，在父亲蒙冤错划为右派的20年里，她顶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支撑着家庭。家庭的熏陶，造就了孟祥阁积极向上、锲而不舍的性格，并影响了她的一生。
  孟祥阁常说，她一生有四位恩师:一位是母亲，教会她自强自立；一位是母校滕县一中，教给她发愤图强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并教给她要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生观;另两位就是张普云和苏应宽教授。
  1963年，孟祥阁以优异的成绩考人了山东医学院。在山东医学院读书期间，孟祥阁遇到了她人生路上的四位恩师之---张普云教授。当时，张普云教授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山东医学院孟祥阁所在的班级。孟祥阁对张教授既同情又敬佩,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对待。当时，知识分子都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们一同步行到兖州、邹县等地访贫问苦，为贫苦百姓防病治病。张教授的品格和精深的医术影响了孟祥阁，也使她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也正是张普云把孟祥阁推荐给了她的第四位恩师苏应宽教授。
  大学毕业后，孟祥阁被分配到滕县山亭卫生院工作。一到山亭，领导者安排年轻的孟祥阁挑大梁主持妇产科的工作。当时卫生院技术和设备条件都较差,无法开展手术，许多妇产科急症不得不转院治疗，当地流行着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的说法，耽误了抢救时机。年轻的孟祥阁抱定要为百姓排忧解难的决心，到县医院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妇产科临床实践的强化学习。半年的时间里她分秒必争，回来之后就在分院开展手术,把无数母婴的生命从死神的手中夺了回来，成为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高度赞扬孟大夫。
  1980年，孟祥阁告别了她生于斯长于斯，并为之奉献出了最美好年华的滕县，调到省计划生育研究所从事计划生育技术研究工作。当时这个所设在省立医院，苏应宽教授兼任所长。在这所全省计划生育技术的中心科研机构里，孟祥阁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学习妇产科知识和技能，学习外语。这期间，孟祥阁得到了苏教授悉心的扶持和培养。孟大夫回忆,苏教授对她说:“应每天坚持读《Fertility and Sterility》（美国国家级妇产科杂志)。”孟祥阁记住了苏教授的教导，经常翻译了译文请苏教授审校。记得有一次，她一下子交给苏教授10篇译文，经苏教授一一审阅修改，有的发表在《国外医学》杂志上。孟祥阁的第一篇论文，也是苏教授命名并修改的。此后,孟大夫的每一项课题，苏教授都亲自审定，耐心指导。正是这一时期，孟大夫为以后的生殖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7年，孟祥阁有一次能调动到离家较近的千佛山医院工作的机会，当时，所里的领导人挽留她，孟祥阁犹豫不决，就请苏教授帮她拿主意。苏教授正因心脏病住在医院里。他说:“等些天我去那里看看再作决定。”此后不久，苏教授真的去那所医院考察了一番，并帮孟大夫分析:“调过去离家是近了，但研究工作少了，留在所里也许还能做点事儿。”就这样，孟大夫听从苏教授的意见，继续留在研究所，开始了不育研究工作。1996年，苏教授去美国探亲期间，还从美国国家图书馆查到最新资料寄给孟祥阁。“苏教授既是伯乐，又是恩师啊!”孟祥阁深情地说。
  科学研究的清苦是不言而喻的，其间，孟祥阁付出了多少心血，只有陪伴她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的灯最清楚。到1990年，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孟大夫取得了第一项成果 ——《不孕原因和治疗系列研究》，获得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孟祥阁在临床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不孕问题需要用试管婴儿技术来解决。1992年，孟祥阁想搞试管婴儿这个设想一提出，在人们中引起了种种议论。“凭着一个省级计划生育研究所的技术设备条件，搞试管婴儿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可思议。”“计划生育就是要节制生育，还搞试管婴儿多生孩子?”不少人这样说。然而，孟大夫认为，搞试管婴儿，是生命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人类对自身生殖进行科学控制与研究、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的一项重大科研课题。这项人类生育科学研究的尖端技术，外国人能掌握,我们中国人也要掌握;从实践上讲，运用试管婴儿技术，一方面可以为患有不育症和绝育之后子女意外伤亡、复通复育失败的夫妇提供治疗方法,解除他们的精神痛苦，同时，试管婴儿技术的科学研究，通过对生殖活动进行科学控制，加强对提高人口素质的科学方法的研究与掌握，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其社会意义非同小可。经过孟大夫反复争取，终于获得了当时所领导人的支持,当年在省科委立项。
  实验室开始筹建了，一切从零开始。没钱、没人、没设备，孟祥阁白手起家，迎难而上，坚韧不拔，一样一样地解决。1994年，孟祥阁试管婴儿研究最关键的阶段，父亲病危。老人嘱咐孟祥阁：“自古忠孝难两全,你安心工作吧。”孟祥阁含泪而去，一头又扎人到紧张的工作中。就在她忘我工作的时刻，父亲永远地离开了她。
  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孟祥阁积劳成疾。省立医院为她开了三次住院票，但为了不中断试管婴儿的研究，她一推再推，抱病坚持工作，直到试管婴儿的课题鉴定完成。
  1995年1月，一对双生男试管婴儿在山东省计划生育科研所诞生了。这是孟祥阁和她的同事们艰苦努力的结果。孟祥阁抱着这对试管婴儿，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婴儿的父母是安徽凤阳的两位农民，给孩子取名山山和东东,以此表示他们对山东省计划生育科研所发自肺腑的感谢。运用试管婴儿技术，孟祥阁和她的课题组又相继为输卵管绝育术后儿子意外死亡的禹城农民孟志芳、辽宁农民张桂英等重圆了儿女梦。她们怀着对孟祥阁和课题组的深深感激之情，送上了“赐子活菩萨,不育有救星”的锦旗，每逢孩子的生日，总是念念不忘给孟大夫打个电话。
  1997年，孟大夫手术后仅休息两个月，又带领她的课题组开始了运用试管婴儿技术治疗男性不育的研究。1998年2月，国内首例经皮穿刺附睾吸精子和卵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受精试管婴儿诞生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全国各大媒体及多家海外华人报纸均给予报道。更值得高兴的是，运用这项技术，使曲阜农民张培新在男性绝育术后丧子、两次进行吻合输精管手术均告失败、本人和家庭几乎绝望的情况下，通过治疗,喜获龙凤胎试管婴儿。一传十、十传百，孟祥阁的研究成果吸引了全国各地患者慕名前来。
  这些年来,孟祥阁和她的同事们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不断发扬科学创新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努力学习掌握当代先进科学知识，在生命科学的领域里开拓进取，攀登不止。孟祥阁认为，事业要开拓创新，就必须放开眼界，敏锐地了解和掌握国际上本专业前沿领域最新的科研成果与信息。
  在孟祥阁所从事的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中，最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她在PGD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PGD研究是目前全球性的热点、难点课题，它的全称是“胚胎种植前遗传学诊断”。对于有遗传病史的家庭来说，他们都非常想要自己所生的孩子是正常的和健康的。孟祥阁所从事的该项研究，完全可以消除有遗传病史家庭所产生的疑虑。通过PGD 做遗传学分析，能检测出染色体或基因的异常胚胎,可以专门挑选无遗传病的胚胎种植入子宫内,从而达到优生的目的。例如，有一对生过先天愚型(21—三体即21号染色体3条)患儿的夫妇，通过体外受精后，经PGD筛选出正常胚胎(21号染色体是2条的胚胎）植入子宫内，他们孕育并分娩出健康孩子的愿望。
  当时为了尽快掌握这一先进技术，孟祥阁在各级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先后三次到国外学习。尤其是1998年她第一次出国，到世界最先进的美国芝加哥生殖遗传所学习，就在拿到签证准备登上飞机的前两天，不幸意外摔伤，左侧9、10两根肋骨骨折。孟祥阁虽疼痛难忍，仍不肯舍弃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按原计划出国，获得北京协和医院骨外科主任许可后，她忍着骨折的巨痛踏上了赴美国的征途。正是把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生价值观与信念，使孟祥阁用“豁出去”的精神力量支撑着自己，以坚强的决心和顽强的毅力带伤学习。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PGD研究终于在2000年喜获成功，为遗传病高危家庭生育健康婴儿提供了可靠保障。(PGD研究课题，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父母双方有遗传病的人，通过PGD方法种植可生出没有遗传病婴儿。）9年来，孟祥阁和她的同事们共同努力，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其中孟祥阁主持完成的课题分别获得山东省科学进步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国家计生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她个人也被评为国家计生委科技先进工作者、省巾帼科技先进工作者、省“三八”红旗手，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孟祥阁说:在工作中，有领导者的大力支持，有团结奉献的课题组，有支持她的家庭，这是她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她由衷地感谢领导者、课题组同事和她的家庭。
  2000年9月，孟祥阁被邀请参加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世界第16届妇产科学术会议。她的试管婴儿方面两篇论文被大会选用交流。她的《经皮穿刺附睾吸精子卵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治疗男性输精管绝育术后吻合失败的不育》，引起了一些外国代表的关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计划生育科研成果。
  孟祥阁是完全靠国家助学金读完了大学的。从那时起,她就抱定要用自己的一生报效祖国和人民对她的养育之恩。不断用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充实自己，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拼搏进取，开拓创新，赶超先进，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奋力推向前进，以回报社会，造福人民——孟祥阁以此为人生追求，已经奋斗了30多个春秋。而今，孟祥阁更感到肩负的重任和时间的宝贵。眼下，有很多新的课题需要她指导课题组青年人去探索;将来，会有更多更健康的孩子从孟祥阁和她的同事手中诞生。
  过去，多少无子为继的人们在望眼欲穿中把企盼寄予“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而今，孟祥阁和她的课题组以试管婴儿技术圆了不育患者的儿女梦，因而被誉为“现代送子观音”;其实，真正使人类进入自身生育的“自由王国”的，不是神仙菩萨，而是科学技术，是像孟祥阁这样的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幸福而甘于奉献、奋斗不已的科技工作者们。同时，孟祥阁和她的课题组，对人类生命科学的研究与人口素质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期盼着孟大夫，在人类生命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国微电子器件研究的学术带头人苗庆海凭着他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凭着他严谨的科学研究作风，凭着他所掌握的微电子器件可靠性方面的理论，经过反复论证、实验，敢于对执行了多年的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提出质疑，并最终证实他的结论是正确的。他就是中国微电子器件可靠性研究的学术带头人苗庆海。
  苗庆海，1942年11月出生，滕州市界河镇西安楼村人。1956年在滕县三中读初中时，得到班主任刘长山、物理教师韦吉坤两位老师的悉心培养,使他步人成才之路的开端。1959年在曲阜师范学院附中读高中,学习成绩优异，课余无线电活动突出，1962年5月被吸收人党。同年进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业学习，基础课普通物理学由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讲授，由此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67年毕业，分配到南京部队从事国防科学研究，任洲际预警雷达用关键半导体材料课题组长。1974年到河南省新乡市部队专事国防科研。1976年到中国电波研究所研究计算机。1978年调入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和博士导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本科毕业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苗庆海是我国微电子器件可靠性研究方面的学术带头人，在微电子学和固体物理学领域中有两大学术贡献。首创性地提出了晶体管和晶体管管芯自体有组态的新概念，建立了晶体管及其所在电路的组态匹配等一系列理论，丰富了晶体管原理。根据这一理论发明的选极晶体管，抗热疲劳次数达四万次无失效，其频率功率性能远远超出了原有C 壳F型封装晶体管的理论极限，居国际领先7JC平。获国家专利12项，其中发明专利4项，选极晶体管为国家级重大科技成果，列入 “八五”、“九五”国家级重大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已有四个品种被列为军用标准，成功地应用于多项国家代号工程中，为我国的彩电国产化、为促进国防现代化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作出了贡献。他提出的“晶体管及其所在电路的组态匹配理论”对集成电路、厚膜电路、晶体管模块的设计与制造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承担国家、省部级科研攻关项目13项。研制3D0V型VMOS高频大功率晶体管居世界先进水平，获山东省科委科技成果二等奖。研制选极晶体管获省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国际发明展览会铜奖。研制选极功率晶体管及其制造技术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近三年来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4项，国际合作项目2项，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两次赴新讲学。他被收录在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人事厅所编撰的《山东省有重要贡献专家名录》一书。国际电工委员会IEC747-7中关于热阻的标准从1988年到现在已执行了12年，国家GB/T4587-94中关于热阻的部分是照搬的国际标准从1995年到现在已执行了5年，苗庆海在研究中发现其原理性错误，如果提出来等于向国际技术权威挑战，是国际上非常引人注目的学术问题，必须慎之又慎。几经核实再核实，反复核查所做的实验结果，进行理论推导，最后才作出结论。2000年 IEEE(国际电子和电器工程师协会)加拿大分会，苗庆海教授应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论文，在会上宣布该发现，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赞誉，为中国人争了光。微电子器件热学可靠性检验和预测问题是世界各国都非常关注的技术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他主持了山东大学、信息产业部电子十三所、清华大学联合攻关课题，研制出半导体器件结温分析仪，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目前仍在进一步深入研究中。
  苗庆海身在济南，心系滕州，非常关心家乡的兴旺和发展。1997年，苗庆海夫妇通过滕州团市委、界河镇政府、镇团委向家乡希望工程捐款1200元，救助了3名特困儿童，向界河镇政府赠送了《科技成果推广荟萃》图书，指导滕州市第二塑料厂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权1项。永远的家乡李小光1992年金秋，当我背起行囊，满怀对故乡恋恋不舍的心情，踏上西去四川读大学的漫漫长路时，确未曾想到这一别竟是数年之久;工作后，尤令人不能心安的是，为事业计，在未来更长的一段时光中，亦难常返故里，探视亲朋、拜会师友，对日思暮想的家乡，也只能是情注故土,遥遥望之了。
  1973年12月，我出生在滕州市张汪镇小张庄村,她是鲁南地区最常见的毫不起眼的一个小村庄，全村只有300余人，站在村子中央，你就可以看到村子的四方尽头。记得上小学时，我们的条件非常艰苦，一间教室里两个年级轮流上课。教师只有一位，兼语文、数学两门课程(这也是当时小学所有的课程）。初中时光是在滕州市第九中学度过的，当时年纪尚小，未谙世事，着实给老师们添了不少麻烦,及至读了高中，才渐脱胎换骨，长大成人。
  在我的成长道路上，高中生涯是最令我难忘的。滕州一中确不愧为英才荟萃之地，在这里，我遇到了最好的教师,我一直觉得正是因为他们的关怀和教导，才使我在此后的成长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那时我担任一中校学生会主席、枣庄市学联副主席，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还以极其负责的态度组织各项学生活动，得到了校领导人的肯定。1992年我毕业时，被组织接纳为中共预备党员。现在回想起来，深感学校老师待我恩重如山，家乡人民待我情深似海！1992年，我进入四川大学哲学系学习，在潜心攻读专业课程的同时，还担任哲学系学生会主席、四川大学《团讯》主编。1996年毕业时，因各项成绩突出，被免试推荐为宗教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是全国惟一拥有博士授予权的宗教学研究所，也是全国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师资力量特别雄厚，在海内外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广泛的影响。进人研究所以来，我结识了诸多学界泰斗、著名专家，也认识了不少来自海外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地留学生，这使我的学术研究视野得到极大拓宽，学术研究水平也得到不断提高。
  攻读博士学位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尤其是对像我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其热爱的人而言，弘扬我们古老而优秀的传统文化仿佛是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我觉得，经过数年的读书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已化为生命最纯粹的理念支撑,步步前行。正是因这种理念，我一边孜孜读书，一边冷静观察国际国内种种社会变化，由此而形成的多篇学术论文均受到了广泛注意。
  对中国传统文化深人的把握和理解，使我有机会被香港《大公报》聘为特约记者。《大公报》始创于1902年，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解放前即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报纸之一，目前发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仍是全球最重要的报纸之一。在《大公报》上，我连续发表了数十篇整版重要文章，如探讨中美关系问题的《中美冲突:文明的根源》;探讨西部开发问题的《观念:西部开发的驱动器》;探讨中国目前社会问题的《重建人文精神:富强中国的心理准备》、《转型中的中国思维》等,均在世界各地引起了极大反响。其中，《中美冲突：文明的根源》被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博士认为是近年探讨中美国际关系问题最重要的文章。为此，他还专门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撰长文予以回应。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使我深刻领会到，在目前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技术层面上日益趋同，而惟有文化，才能使一个民族拥有自豪感和自信心，这时，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地位、一种身份。我觉得，一个民族技术手段上的落后可以大步赶上，但是，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一旦丧失，将有可能导致这个民族对洋文化的亦步亦趋，永远沦为异质文化的精神奴隶，这个后果才是最可怕最不堪设想的。
  正因为有这种考虑，我不愿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仅仅存活于大学研究所的书斋之中，我更愿让它在整个社会中,显现出勃勃的生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迷人之处，每个人都能看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存在,我欣然应允出任四川某大型集团公司的投资顾问，并兼该企业战略策划部副总经理。
  这家企业总资产达25亿元人民币，拥有三家上市公司，目前，该企业的投资重点放在旅游产业的开发建设上。我一直觉得，任何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开发都不能离开文化的支撑，人造景观、自然景观无论多么美丽动人，但一旦失去了文化内涵的支撑，只能是死的风景而已。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我所主持的旅游项目规划中，文化内涵的发掘始终被摆放在第一位。目前，该集团公司投入开发的数亿元资金大部分投向各风景区的文化展示上。我相信这样做是明智而正确的，而这也得到了四川、云南等西南各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由于读书、工作一直忙忙碌碌，从未有这样一个时间来回顾人生的旅途。蓦然回首，突然发现这许多年竟是一直在路上。从小学生到博士，一恍是20个春秋，生活就像部一页页翻过的书籍，谁也无法预料下一个章节会有怎样的起承转合，但是，我极庆幸在家乡曾经得到过诸多老师的教诲，正是他们使我没有对生活产生误解。
  虽然远在他乡，我时时关注着故园滕州，毕竟，那里是生我育我的地方，那里有我相知或相熟的新朋旧友，那里有我慈爱的父母、兄弟、姐妹，那里有我终生难忘的父老乡亲。我深深地怀恋那片土地，那里是我永远的家乡。
  钟情儒学的王其俊王其俊，1944年10月出生，滕州市姜屯镇西王楼村人，1959年7月人滕县十一中，1962年7月考入滕县一中高中，1965年7月考人山东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1969年毕业后，在山东莱西县部队农场劳动锻炼,1972年分配至济南二十一中学任政治教师。1980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被录人山东社会科学院从事先秦儒学研究。从此,他便与儒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儒学研究倾注了心血，倾注了情，使儒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一是孟学研究。全面、系统、深人地探讨了孟子的生平、时代、著作、孟子思想产生的普通原因和特殊原因，概述了孟子的基本精神风貌，提出了孟子思想是由个体论、社会论、天人论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的新观点，考察了孟子思想的内在整体结构和基本特征，系统考察、探讨了孟子与先秦儒家、先秦诸子的关系以及在国内外的影响，并对学术界判定孟子是主、客观唯心论、先验认识论、先天道德观、英雄史观、历史循环论等传统观点，立足说理，积极争鸣，明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亚圣智慧——孟子新论》出版后，获得省领导和学术界的好评。该书出版后，山东有线电视台就本书对作者予以专题采访报道，《大众日报》、《联合报》、《济南日报》、《孔子研究》等报刊刊登了书讯书评。他被韩国孟子学会聘任韩国孟子学会中国侧学术理事。在中外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发表论著300余万字。二是民本思想研究。为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吸取民本思想的精华，省政协组织专家、学者，编著出版了《民惟邦本丛书》。该丛书共六卷,每卷约40万字，王其俊任第一卷和第六卷主编，第一卷出版后，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三是学术交流。多次参加国内外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1995年11月赴韩国参加第三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1999年7月赴台北参加中国儒家经典诠释研讨会和儒学在现代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9月赴香港参加孔子思想与两岸统一国际学术研讨会。其论著颇多，多次获全国计划单列市优秀图书奖、山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山东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
  王其俊在儒学研究工作中能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的理论武装头脑，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1982年5月光荣地加了中国共产党。1994年起先后担任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党支部副书记、书记。
  王其俊在社会上兼任多项职务：山东社会科学院孟子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孟母教子研究会常务理事、韩国孟子学会中国侧学术理事。现为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王其俊继续以饱满的激情弘扬和致力于儒学的研究。
  岱岳登攀者孙彦泉孙彦泉，男，1952年出生，滕州市滨湖镇奎子西村人。在本乡读小学和中学，1972年高中毕业任本村民办教师；1973年被选拔为管区青年干部，1974年又被推荐选拔进山东农学院园林系学习；1977年毕业留校，被分配到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任教。
  孙彦泉所担负的自然辩证法课程，是国家教委规定的研究生必修的学位课程，它的主要任务是引导研究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科学观，掌握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以此指导自己的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这门课程涉及的学科领域比较多，因而教学难度比较大。教学实践使他体会到，搞自然辩证法自己是“半路出家”，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理论学习，功底不足，力不从心。为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教学需要，1984年和1985年，他先后去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系统学习了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基础理论课程。1987年春，又专程去河南农大、华中农大、浙江农大等院校学习自然辩证法课的教学经验。为搞好教学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硕士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教学中，他以登攀者的恣态努力登攀，孜孜以求结合农业院校的特点,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教学内容上，他不断更新和深化，以较大的信息量把研究生的思考引到科学前沿, 紧跟社会的发展和科技动态。同时，既注意教材体系的合理、完整,又不断充实新材料、新观点,广泛吸收本学科和相邻学科的新成果，从而不断深化教学内容。在教学方法上，他坚持做到讲授式、对话式、研讨式、多媒体相互配合，以内容确定形式，使教学活动丰富多彩、有声有色。在教学思想上，坚持教书育人，在教学中既注重渗透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教育，又针对学生的特点，着重解决他们深层次的思想认识问题，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在此基础上，他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把自然辩证法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融为一体，找准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的结合点，帮助研究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由于孙彦泉的不懈努力，自然辩证法课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他在1986年农牧渔业部组织的硕士研究生教学质量评估中，得到了华东专家组的好评;在1987年省教委组织的硕士学位授予质量评估中，得了生物学科组专家的充分肯定。他不仅教学成就显著，而且学术上硕果累累。几年来主持完成省教委研究生课题5项，省社会科学“九五” 重点课题1项，省软科学招标课题1项。还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国家教委教育研究课题，省社会科学规划“八五”重点课题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发表论文19篇，出版专著2部，主编教材2部，参编专著和研究生教材5部，获省、厅（市）、校科研成果奖9项。由于教学、科研成绩突出，他先后荣获“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山东农业大学优秀党员”和“山东省高校优秀党员” 等称号,1992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被学校确定为“中青年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同时还被评为 “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6年他被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任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教授，兼任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山东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气象专家张裕道他长期从事气象工作，并以山东人特有的诚实耿直的性格及执着的敬业精神，为辽宁气象事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就是原辽宁省气象局副局长、气象专家张裕道。
  张裕道，1936年3月出生，滕州市大坞镇大坞村人。中共党员。1952年毕业于大坞完全小学,1955年滕县中学初中毕业，1958年滕县一中高中毕业，1963年毕业于山东海洋学院(今青岛海洋大学)海洋水文气象系，同年分配到辽宁省气象局工作。曾担任预报员、领班、预报组长、副处（台）长，1982年1月任副局长，省气象学会理事长。1980年被评为工程师，1988年被授予高级工程师职称。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他长期从事长、中、短期天气预报业务工作。1982年起，由单纯的具体业务工作转向全省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和管理、气象服务与管理、为省领导决策提供气象服务等工作，并在气候资源分析和开发利用及气象科研方面提出了新思路、做了大量工作。在全省上下通力合作下，全省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气象服务均发展较快，有些项目位于全国前列，受到国家和省政府表彰奖励。工作中多次参与、主持制定了“辽宁省气象事业发展规划”、“辽东半岛灾害性天气预报监测试验基地建设方案”、“辽宁省省以下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设想”等。在抓全省气象业务技术发展和业务质量提高的同时，亲自参加组织省以下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的试点和推广,使全省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改革了传统的业务工作流程和业务技术体制。气象服务方面，服务的内容、方式均有新的发展和突破，从原来的公众气象服务发展为公益气象服务、专业有偿服务和为领导决策服务，突出了气象为辽宁经济建设、为省领导抗洪防灾决策气象服务。任副局长期间，遇有重大灾害性、关键性天气，尤其每年的夏季防汛时期,坚持坐镇把关，及时向省领导汇报，使一些重大灾害性天气预报服务取得了很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根据气象技术发展、气象现代化建设、气象服务和辽宁经济发展及防灾抗灾的需要，参与和主持了十多项课题，主要有:“盛夏一种特定形式下的暴雨预报”、“市级气象台实时业务服务系统研究”、“辽东山区气候资料及气象灾害研究”、“辽宁省夏季降雨时段分析及预报方法研究”等，获省政府重大科技成果奖、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次，其他等级奖多次。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主编《辽东山区气象灾害及减灾对策》一书(气象出版社，1992年），参与撰写了《辽宁已丑年水灾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组织编写并审定了《辽宁省国土资源》和 《辽宁省国土资源地图集》中的气候资源部分。
  张裕道一直在辽宁工作、生活，曾因未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倍感内疚，但时时又以自己是山东人而自豪，并为自己对辽宁气象事业的发展、经济建设的服务工作做出的努力而自感欣慰。
  中国航务工程专家高洪富“衣带渐宽终不悔”，这是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副总工程师、中国航务工程专家高洪富一生兢兢业业、拚命忘我工作精神的写照。
  高洪富,滕州市南沙河镇人。1941年2月出生,1965年8月天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一直从事水港建设工作。30年来，他直接参加过的大中型港口工程设计项目10多个，其中任工程主办人或综合负责人的有11项，设计内容包括码头结构、灯塔、船台滑道、船坞、钢栈桥等，涉及的面广，成绩突出。1981~1983年他承担了国家重点工程石臼所港煤码头钢栈桥设计，栈桥全长1152米，每跨82米，是居我国港口建设第二位的大型全焊钢结构栈桥工程。该大跨度栈桥的设计资料缺乏、经验不足，作为工程负责人顶着困难上，从调査研究、搜集资料、组织预算、绘制图纸到现场监造、拖运吊装都亲自参加，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冒着极大的风险在现场配合试吊，确保吊装一次成功。该钢栈桥与传统的预应力桟桥相比，每延米节约投资5000元（1981年预算价格），施工进度也大大提高，投产后，运转状态良好。1984年后作为综合负责人承担青岛港黄岛油码头20万吨级，二期工程设计，是目前我国最大吨级的油码头。工程中负责钢结构部分设计工作、各工种间相互关系的协调、整个工程的供图计划及对外联系，参与水工结构部分重大技术问题的讨论、确定及其他专业重大技术问题的讨论、汇报等工作。为保证按时开工，组织二十余名专业设计人员深人现场进行设计，克服种种困难，1个多月不分昼夜地抢工期、争时间，每天都到后半夜才能休息。该工程的室外管网设计按常规每套管网两个人需三个月的时间，而在此项工程的五套管网设计中4个人仅用1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任务，保障了国家重点工程施工的需要，投产后运转状态良好。从事设计工作的同时还撰写论文多篇，先后发表在《港工技术通讯》杂志和人民交通出版社的《水运工程技术参考资料》上。其中《石臼港82米跨平行弦式全焊钢栈桥的设计》一文，被水运工程学会1986年会采用。由于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
  揭示黄土本质的人——记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博士生导师赵景波教授宋兵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能源和矿藏丰富，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这里又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黄土高原的黄土，作为一种大陆积淀,与地球两极的冰盖及大洋沉积一样，都是新近地球环境变化的“档案库”，黄土已成为认识全球变化的一把钥匙。怎样认识并揭示黄土的本质，辩明人类活动的环境效应，探索未来全球变化对人类的影响，为建立黄土高原良性生态循环系统，为更好的开发利用黄土区水土资源，并为我国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这些都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
  在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就有这么一位教授，他从事自然地理教学与科研工作。多年来他兢棘业业地恪守着严谨创新的治学信条，在其科研领域特别是对黄土的研究上，取得了累累硕果,受到国内外众多同行专家的赞誉，他就是博士生导师赵景波教授。
  赵景波1953年出生于滕州市鲍沟镇。1975年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毕业之后，分配到青海省地矿局区调队从事地质研究工作。艰苦的环境和紧张的工作，并没有能阻挡他求知的欲望。1979年，他又考入西北大学地质系攻读硕士学位。1982年毕业后到西安地质学院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直到1995年。这时，以过不惑之年并已破格晋升为教授的他，又一次做出了人生的选择，到中科院北京地质研究所去攻读博士，师从有中国黄土研究先驱之誉的刘东生院士，直到1998年顺利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赵教授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先后讲授过地质学、地貌学、土壤地理学、环境学等十余门课程。1985年以来，他主持并完成了国际及国内重点实验室项目十余项。先后出版了专著三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八十余篇，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称赞,并已有多篇论文被国内外同行所引用。曾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五项、霍英东教育基金青年教师奖一项。他与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水土保持研究所、岩溶研究所以及英国牛津大学等有着协作研究关系，在国际学术交流和重大项目的国际合作中发挥着作用。赵教授还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学会、中科院下属的院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及 《中国岩溶》学报等单位有多项兼职。
  在所从事的科研领域，赵教授以其严谨创新的治学理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和崭新的理论，取得了多项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简单地列举，例如建立了用于土壤与环境研究的化学成分的淀积深度新理论，其理论具有较广的应用范围，填补了国内外这一理论研究的空白；提出了秦岭在第四纪典型间冰期已失去南北方气候分界线的作用。秦岭是我国现代南北方气候的分界线,环境变化过程中秦岭是否具有气候分界线的作用是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此外，赵教授在黄土高原土壤侵蚀历史、植被演变和黄土高原水土资源演变和开发利用问题研究中，也取得了多项突破性进展。《人民日报》、《中国科学报》、《中国地质报》都曾报道过赵教授的研究成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赵教授揭示了黄土的本质和黄土形成的新模式。人们对中国黄土进行了至少四十余年的研究，但一直是把黄土作为沉积物进行研究的，所以没有认识到黄土形成过程的实质是土壤化过程，没有认识到中国黄土高原的黄土本质是土壤。赵教授依据大量实验资料，经充分研究论证，首次认识到了中国黄土高原的黄土并非是黄土，它实际上是冷干气候条件下发育的成熟的灰黄色古土壤，它包括的土壤类型主要是灰钙土、栗钙土、棕钙土、棕漠土等。赵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形成新的观点，确定了黄土主要是经过荒漠草原、草原和森林草原的三种成壤作用形成的，他提出了与前人研究不同的黄土形成和演变的新模式。这对认识黄土与黄土形成的本质和开发利用黄土区的水土资源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实际意义。
  目前，繁忙的赵教授正主持并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际及国内重点实验项目六项，他的研究方向主要还是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演变与治理，其主攻方向是黄土高原水土资源形成的新理论和资源开发利用,这些也都是在这方面研究领域中未来将受到特别重视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