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上将李继耐贺茂之早闻人传，原国防科工委政委，现任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李继耐上将有“特异功能”。说有“特异功能”，是说他不仅过目不忘，而且过耳不忘。1991年4月的一天，他陪同中央领导同志视察一家国防工厂，当谈到拉瓦尔喷管(Laval nozzle)的马赫数的理论计算公式时，他很快准确地背诵了出来，在场的科技工程人员无不为之惊讶。当问其根由时, 才知道这是他30年前的记忆,只是脱口而出罢了。看似有些偶然，其实并非偶然。他担任总政干部部长时，背得出全军所有高级干部的基本情况，是有名的“干部通”、“问不倒”。记事记数字更是他的一大擅长。别人给他说的事情，特别是他的部属、下级包括一个战士向他提出的要求，哪怕是闲谈中提出的愿望，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并很快给予答复: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你提出了什么要求，我是怎么处理的，结果是怎样等等，明明白白。他作报告、讲话从不用讲稿，无论多么长的报告、多少听众，都能讲得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实话实说还文采斐然，更入情人理人心;座谈会或有几个人发言的大会，他作总结讲话时，总是把前面发言人讲的主旨、要点及精彩辞章分门别类地纳入自己的思想观点里，大段大段地讲一遍，即便是从领导人的角度提出些希望和要求，也间或引用此前发言人的决心、计划或主张，而这一切都没有用笔记，只凭听时的记忆。你说怪不怪？不是“特异功能”又是什么？怀着一种好奇的心理，我特地去参加了一次科工委组织的神剑文学艺术学会迎春座谈会。他是到会的最髙首长，身材修长，五官端庄。坐着时，始终腰杆笔挺、面容红润，明亮而谦和的目光始终注视着每一位发言者。当10多位发言者结束讲话后，他作总结讲话，果然没拿片纸，开宗明义:今天是冬至后的第三天。唐代诗人杜甫有首写冬至的诗，题名《小至》:“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杜诗吟罢，即切人正题，把10多位发言者有关神剑文学会迎春、颂秋、怀夏、越冬及再酿新春的感慨原汁原味地纳入自己的讲话里，并丝毫不差地点明某某同志讲的什么什么。看得出凡被点名者都激动不已，会场气氛格外活跃，而留下的印象如镌似刻，好似一股春风注人每个与会者的心田。走出会场，不，至今回忆起来，还有种清新、微醉的感觉。艺术！不能不说这是很高明的领导艺术。用自己的听力，应该说是用自己的心，去选择别人的语言，用别人的语言来传播自己的思想;选自他人再还给众人,形成合力教育大家。这不是“特异功能”又是什么？自此，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也就格外注意有关他的消息。他，山东滕州人，1942年7月出生在世代种田的农家。19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人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工程系力学火箭发动机专业，并担任学生会主席;24岁时又以全优的成绩被选入解放军导弹部队, 从班长、副排长、代连长……一步一个脚印地干起，直至被选人导弹部队领导机关及总部机关。在全军来说，他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优秀青年干部。1990年他任总政干部部长时，根据工作需要,党中央、中央军委拟任命他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是个大军区正职的位置。在命令公布之前，他知道了这一决定, 便两次向军委江泽民主席提出：有的干部比我优秀、比我贡献大，我还年轻，还有不少缺点和不足，从长远和全局上考虑，不破格提拔我对我的成长和党的工作更为有利。江主席和其他军委领导人考虑了他的恳切请求。于是,在由军委主席签署的命令上，破例地在任命他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后面加上了个括弧: 大军区副职;而又破例地没按大军区副职的任命权限办理,却按大军区正职的任命权限办理。
  他的口碑颇佳，工作也日渐繁忙起来:先后兼任共青团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小学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航天学会理事，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个条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全军院校体制调整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共十三大代表，十三大人事安排领导小组成员，十四大代表，十四大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97年9月，作为中共十五大代表出席十五大，并被选为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于是，在纪念建军70周年的日子里，家乡报刊要展示“齐鲁将军”的风采，笔者首先想到了他。可是，他总是说，有那么多的山东籍将军，还是多写写老将军们吧，我实在没什么可写的。几经说明，更鉴于故乡报刊的要求，他总算答应谈一谈。但他总难抽出坐下来细聊的时间，总是奔忙在分布于祖国四面八方偏远地区国防科研战线的试验基地、科研院所里。
  国防科工委，系在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的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统帅部,下辖若干国防工业部，还有若干导弹、卫星发射基地。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指挥下，已经取得了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等尖端武器试制成功的辉煌胜利，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步入了世界高科技先进行列。而今正昂首阔步、争分夺秒地向更高更新的高科技领域迈进。仅1997年，就取得发射各种卫星七战七捷的胜利。作为这一统帅部政治委员的李继耐，在这七场战斗中，场场都是亲临前线坐阵指挥，在指挥部会议上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在试验第一线和科技干部一起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1997年仅10个月时间里，他就先后24次深人到所属部队科研院校及试验基地巡视工作，而每次都到最基层，为战斗在第一线的指战员解决实际问题。他哪有时间接受为一篇短文进行的采访呢？在我即要失望的时候，突然接到他热诚、干练的秘书电话:请10时30分赶到,政委等你。
  我兴致勃勃提前5分钟赶到，万没想到竟还有捷足先登者，一说有要事汇报的干部已走进了政委办公室。
  我只好在秘书办公室里耐心等待。适逢还有两位机关同志，谈起政委，他们的话题竟似不尽长江滚滚来。
  李政委热情诚恳，善于团结一班人，又特别会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他自觉融在党委集体之中，从不显山露水，而又不失领导“核心”;成绩、荣誉总推给书记或其他成员，问题和责任总由自己承担。他主张党委成员“大事小事常商量，有事无事常来往”，逢哪位成员家庭有婚丧嫁娶之事，他不是亲临关心，就是打电话问候;哪位身体欠佳，他必定登门慰问;而平时也不忘聊上三言两语。对所属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他每月至少有一两次电话，问公事也问家情，还关心健康。大家都说:政委是线，穿起了一串珍珠;政委是黏合剂，巩固了大小“堡垒”。
  对离退休的老干部，他更尊崇备至，总把自己摆在年轻、后学的位置上。除指示有关部门把对老干部的服务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做到有求必应，不求也到，服务上门，要让老干部高兴、满意外，他个人也采取各种方式向老干部汇报工作，征求意见，解决实际问题;凡患病住院者，他都要亲临医院看望并商定治疗方案。以至李政委如外出一段时间，就会有许多老同志到机关打听:政委到哪里去了？李政委真抓实干，为部队为基层解决实际困难。甘肃某试验基地的机场自60年代初就建好了，除大型试验时落专机外，机场平时便空旷一片。多年来不乏通航的呼吁，但得到的回答常常是推倭。基地不少干部的父母居住北京和内地，大都年高体弱，不能不让他们心悬两地。科工委机关及各工业部也常有公务到基地，而从基地到北京乘火车单程就需要五天的时间，况且改革开放中的边疆和内地，也亟待打开这一航道。李政委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主持工作后，就与其他领导人及有关部门商定拿出一定的资金进一步完善机场设施，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亲率有关人员到各个环节里去疏通、去铺垫，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架起了千里戈壁至首都北京的这座空中桥梁。
  绵阳中学是奋斗在祖国大西南三线职工的子弟学校，坐落在群山之中。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一些老师也随着潮水流出了学校、流向了山外。眼睁睁的一所省重点中学流向了差级中学。望子成龙的三线职工们心急如焚，纷纷要求调出：为子女的前途，也不能老呆在三线上了。李政委丝毫没有责怪此辖区里的职工们，而是又采取修空中桥梁的办法，出资、出人、出智、出力，八方疏通，四面联系，终于在山外城区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学校。他为三线职工们送去了一颗定心丸，更为祖国建造了一所培养人才的摇篮。
  李政委到国防科技大学检查工作，校领导人报告:“一位离休的老系主任要求见您，见还是不见? ”“见。不要请他来见我，走，我们去看他。”老教授怎么也没想到中将政委会来到自己家里，紧握着自己的双手还问得这么细这么亲。当李政委得知老教授现在眼睛接近失明又无亲人照料，生活十分困难，要求回老家上海休息，但由于种种原因拖了七年之久尚未落实时，连连致歉:“对不起！这是我们对您关心不够。您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一定尽早地把这件事情办好。”老教授激动地半晌没说出话来，泪水扑簌簌地往下流。
  几番周旋，几番曲折，终于把老教授夫妇安置到了上海。事后，他对学校领导人讲:老教授夫妇已经把他们的一生奉献给国防科技教育事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满足他晚年的这一要求。
  也是出自这一考虑，他把在西北试验基地奋斗了几十年的身患癌症、恳望回京治病休息又回京无门的一对普普通通的科技干部，安排在北京安家，并给解决了一套住房。
  李政委要求部属：对没有背景、没有关系、没有路子的普通干部群众的困难,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要千方百计给予解决，也可给予适当的照顾;对有来头、有背景、有路子的特殊关系的要求，要按原则办事。
  李政委常说:驻边远地区部队基层的干部最辛苦，基层的战士更辛苦。他每次下基地到部队都要看看部队的食堂、战士的宿舍以及干部战士施工的现场。在某基地正施工的隧道里，他谢绝了干部为他准备的口罩和手套,在烟尘弥漫的工号里，同满手泥浆的战士一一握手，问寒问暖。总是轻轻拍着战士的手面，深情地说一声:辛苦了！又叮嘱一句:注意安全！这些常年同岩石、钢钎、炸药打交道的战士，面对将军亲切的慰问,一个个热泪盈眶。每次连队集合等待首长接见、讲话时，他都要从头至尾地同每个战士握握手，然后在讲话中总要讲道:“你们给家里写信时,请代我向你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问好！ 祝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你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要向你们的连长、指导员讲，也可以直接给我写信……”凡他接到的上访信、求援信，除安排有关部门落实外，他都亲自回信。他常说:作为部队首长，不能让信任我们的干部、战士失望;群众失望，就是我们干部的失责！他叮嘱部属并亲自实践:堂堂正正做官，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刻刻苦苦读书。
  他读书多,在科工委是很有名的。他至今仍未丝毫放松读书。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科技,他都读。特别是对党的大政方针，军委的指示、规定、条令、条例,他反复学习，指章可诵。他把出差途中和深夜、清晨，几乎都用在读书上了。他常说:党赋予我们重任，不抓紧丰富、提高自己，就挑不起担子;时代飞速前进，不加倍增强营养,就会被时代所淘汰...……当李政委送走那位捷足先登者要同我交谈时，我已被这几位同志的介绍深深陶醉了，脑海里浮动的全是一位好将军的形象。在他的致歉声中，我不禁脱口问道:您是怎么当好一个将军的？他说:“要问怎么当好一个将军，需要从怎样选好一个将军谈起。”哦，我记起来了，他任总政干部部长及总政副主任时，就是负责选拔、考核高级干部的工作。
  他说:“每个将军都有每个将军的特点，也都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从每个将军身上学到一点，那将是什么样的成色！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可以好好探讨一下……”是的，时钟已经指向12时多了，只好把话题留在以后了。以后，他又奔忙在国防科研战线上了。尽管我渴望能得到在他指导下的继续采撷,因为我已感受到了一座宝山，而今只是看到了几缕光束。幸在我已深深感悟到他的“特异功能特”是“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之特，“异”是超凡脱俗、异乎寻常之异,“功”是指为人民服务的功夫，“能”是指饱溶共产主义色彩的“各尽所能”之能。他心有全局、眼有榜样，耳能兼听，胸能容人，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不是吗？其他且不去说，单就他的“过耳不忘”，不是天分，没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没有尊重他人、平等相待的群众观点，没有见贤思齐、博闻强识的学习精神，没有集腋成裘的组织本领，要做到这了点只能是梦呓而已。
  1998年4月，为了国防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原国防科工委建制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李继耐继任政委。2000年6月晋升为上将军衔。2002年11月8日，在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十六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
  他又是一位勤奋的将军，在繁忙的工作情况下，还兼任了中国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军械工程学院的五座院校的教授，为培养国防科技人才，呕心沥血，辛勤地耕耘着。
  “好飞”将军李景贺茂之走进前副总参谋长李景将军的客厅，首先映人眼帘的是遮住整个一面墙壁的多宝格中的满满当当的各种各样的飞机模型，有国产的，也有外国的;有从前的，也有当代的;有有人驾驶的，也有无人驾驶的；有螺旋桨式的，也有喷气式的；有轰炸机、侦察机、直升机，也有运输机和水上飞机;还有一种对他具有特殊意义的喷气式战斗机，计60余种，活脱脱的世界飞机大荟萃。大小穿插，动静结合，布局精巧，错落有致。首次看到者，无不为之惊奇、振奋而又羡慕；即便看过多次，也会反复玩味、流连忘返。
  看起来，李景将军对飞机情有独钟。这是什么原因呢？浏览李将军的履历，似乎便可揭开这个谜。
  1930年出生于今滕州市洪绪镇。他8岁时，其家乡山东滕县惨遭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一天，日军的飞机呼啸着向村庄轰炸。乡亲们扶老携幼往田野的麦田里躲藏。伏在麦垅里的李景听着飞机抛下来的炸弹轰轰隆隆地爆炸声,心里愤愤地说:“等我长大了，也要开飞机，专找日本鬼子的飞机打!”十三四岁时，给地主当小工的他,每每看到鬼子飞机从空中掠过，他的小拳头就紧紧地攥起来，期盼着实现他开飞机的梦想。
  16岁时，已经参军一年的他，转战在山东战场的山里山外，立过两次战功。一天他所在部队于行军途中，突遭国民党P51飞机的袭击，一梭子机枪子弹夺去了他同班里一位战友的生命，并有两位战友受伤。又一次点燃了他驾机战斗的欲望。
  20岁时，希望的曙光突然降临到他的面前。他作为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培养对象被挑选到空军第六航空学校学习。夙愿得偿, 激动不已。苦练之火，昼夜不息。斯大林曾说:“飞行员是最勇敢的人。”他就凭着天不足畏、死不可怕的勇敢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毅力穿云搏雾、劈风斩雨，在同批学员中飞的最好最早单独地翱翔蓝天。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裹着大寒大热的疟疾向他发起突然而又持久的无情袭击。也就在此时，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曾获战斗英雄称号的苏军教官，对他们进行“单飞”前的严格考核，不合格者就被淘汰，淘汰就意味着终止他的飞行生涯。他在暗暗捏着一把汗的同时，以他坚强的毅力加之熟练的技术，终于得到苏联教官的批准, 使他冲破了重重阻碍，飞上了湛湛蓝天。
  21岁的春天，当他摩拳擦掌准备到抗美援朝战场上一显身手时，却被作为航空学校选为第一批高级教练机飞行员留了下来。经过半年风雨雷电、日月星辰的高级别的训练洗礼，才被分到初建的航空师担任飞行中队长参加抗美援朝，担负起保卫小丰满水电站的艰巨任务。当时小丰满发电站太重要了，如果小丰满发电站被美国的飞机轰炸了，就造成整个东北的工业瘫痪，那对抗美援朝的后方支援的物资供应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死保，在空中设了几道防线。他所在的飞行部队的防线是最关键的一道，必须在100多公里之外把敌机击落，任务十分艰巨。他整整在那里守了两年。
  30岁时，他在历任飞行学员中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副团长等职后，被任命为飞行团长，亲自驾机带领他的飞行团，从鸭绿江上空飞至五指山外，天空中无处不留下他的航迹，成为祖国领空的英勇卫士，在祖国的蓝天筑起不可逾越的空中长城。此时，从航校到部队，他已经驾驶了11种飞机。
  39岁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烈焰遍地燃烧之日，也是两个超级大国对我虎视眈眈的时候，其中一个在我边境屯以重兵百万，一个在北部湾战火四起,严重威胁着我国宝岛海南岛的安全。他带领全师在海南岛战备值班。他时而亲自驾机巡航，时而坐阵塔台指挥。在一个云飞雾涌、雷电潜动、气象条件十分复杂的天气里，他坐镇塔台亲自指挥我战斗机打下了一架侵入我边境的美国F4鬼怪式喷气式战斗机。
  他43岁时,被选调到海军司令部当副参谋长,仍然负责海军航空兵的领导工作。
  他52岁时，被任命为海军副司令员。在当时的海军领导班子中，除他之外，多是老红军，他是最年轻的海军首长。在一次研究海军航空兵司令员人选时，大家选来选去，最后还是把目光集中到他身上：由他兼任。一兼就是7年。
  他戎马生涯50年，就有42年与飞机打交道，不是投身于航空兵的行列或战斗或指挥，就是负责航空兵的领导工作，由此就不难解开前文说到的世界飞机大荟萃之谜了。前文谈到的在“大荟萃”中那架具有特殊意义的喷气式战斗机，就特殊在它是将军曾亲自驾驶的一种。
  他62岁时，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任命他为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94年晋升为上将军衔，分管包括陆军航空兵在内的炮、装、工、化合为一体的兵种部等单位，以及全军军事训练及院校训练。有人开玩笑说:林冲是83万大军的军教头，他是300万大军的总教头。
  一位熟悉他的资深飞行员不无自豪地说:“自中国空军诞生那天起，迄今已有几万名飞行员了，成长为副总参谋长的只他一人。这是他个人的殊荣，也是我们飞行员的骄傲！”是的，这是一位从普通战士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没有任何特殊关系和背景,其中奥妙是什么呢？似乎又是一个谜。
  当笔者带着这一问题请教李景将军时，朴实、厚道的将军宽厚地笑了 ：“这不是什么谜，更没有什么奥妙。我参加革命以来没做出任何惊天动地的、气壮山河的事情。我只觉得自己很平常，只是在不同岗位上做了些应该做的事情。”李景将军的谦虚和实在，是有口皆碑的。他的谦虚是实实在在的谦虚，没有丝毫虚饰; 他的实在，是谦谦和和的实在,没有半点儿做作。他身材伟岸又官达极品，但从没有架子; 他戎马一生处事果敢,但从不武断;他岗位多变也带兵无数，但没有一人对他存有私怨，而他工作过的单位，又没有一个不对他留恋。他也批评过人，而且有时批评得很严厉，但被批评者总感到严中有慈，严得有理，严得知心。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对笔者说：“我们的首长很好！平易近人，又关心我们。” 这也是笔者与将军多次接触的切身感受，因此，我毫无顾忌地请将军谈谈他的童年，谈谈他的心中所想。
  “我出身赤贫。童年时，房无一间，地无一塊，三代人都给地主当长工。1945年底，共产党第一次解放我家乡时,才分到了房子和土地，才第一次尝了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滋味。因此，我也就积极主动要求参加了民兵、联防队，拿起了武器，保卫我们来之不易的好日子。当蒋介石撕毁协议、妄图摘取胜利果实，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时，我响应党‘保家保田保卫胜利果实’的号召，毅然决然参了军..”当时，游击战、运动战，以及配合大兵团作战(如孟良崮战役）的外围战，他参加了不少。几乎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都转战在他的家乡山东战场。
  “少年时，我靠舅父自卖自当壮丁的钱，在外祖母家读了几年的书，直到参加了革命队伍，才逐渐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逐渐明确了共产党人肩头的责任。
  “我历来主张当领导干部要公道正派、实事求是，对上不谄，对下不偏，对平级不争，对自己不宽;该给人办的事情要尽快办，该部属办的事情既要放手办又要亲自办;绝不允许也不应该坐而论道、说而不办或拖而不办;该自己做的事情绝不能让别人去替功、，该自己承担的责任，绝不推给别人，更不能推给下级这是将军的一贯主张，更是将军的历来实践。他在任何一个领导位置上，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任飞行团长时，难度最大的、最危险的课目，他首先亲自飞;难带的飞行员，他亲自带;难解决的问题和难克服的痼癖动作，他都耐心帮助解决。当了飞行师长以后，依然如此。直到升任海军副参谋长时，每次下部队，他都要亲自驾机同飞行员一起飞行。以至有人说他有“遇机必看”、“有机必飞”的习惯，而实际上他是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检查各级飞行干部的飞行技术，同时从中感受、发现、研究和解决有关问题。
  在他50岁那年的一次下部队中,他又一次驾起飞机驰骋云天，其潇洒娴熟的飞姿博得许多人的啧啧称赞。以至海军参谋长、老红军、著名军内书法家杨国宇将军为他亲笔写下了“好飞”两个大字送到他的眼前，并当场解释道:“好飞”又名叫“好(h5〇)飞”，既爱好飞又飞得好之意，李副参谋长二者皆备。
  从此，人们称他为“好飞”将军。
  他出任副总参谋长之后,其事必躬亲的作风依然未变。作为统管全军军事训练工作的高级将领，他深感陆军航空兵现行的编制体制远远不能适应本身发展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他经过实地详尽的考察,积极建议军委批准改进了陆航部队的编制。为解决陆军航空兵建设中的困难，在春节期间，他亲自率领陆航部队的领导干部，到有关部门去拜年和落实有关问题。比他矮一级或两级的有关部门领导人深为感动，说:“这是李副总长下命令我们就应该执行的事，李副总长却亲来同我们商量，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高质快速地把事情办好!”李副总长却认为:“官再大，也不能以权力压人家，而要以事实、道理和感情去服人家“领导者的权威不是单靠权力产生的，而是靠自己的行动在群众中产生和培养起来的。廉能生威，严能生威，勤能生威。一个干部能在群众中形成这三威，就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因此，我常常要求我们的干部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廉威、严威、勤威。”李景将军这样要求下级，也这样要求自己。他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条件艰苦或新建立的单位领导干部，要做好“拴心留人”的工作，8卩:领导干部公道正派，营院环境要好，改善住房条件，并千方百计搞好伙食。既要进行思想教育又要尽量改善物质方面条件，这样才能做到拴心留人。
  “我就是这么一个说实话、办实事、讲实效的人。我没有多大本事。”李将军的语气十分诚恳。“如果自我评价的话，可以说我不是一个闲人，不是一个调皮捣蛋的人，工作起来也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如此而已，在我身上什么谜也没有。”没有谜就是将军成功的最大的谜。
  最大的奥妙往往在没有奥妙之中。
  李景将军现为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葡萄牙友好协会会长，他不顾年世已高, 仍为国家的外事工作，呕心沥血，辛勤劳动。
  军魂丹心铸春秋——记从事敌军工作的功臣杨斯德将军王长华杨传杰王永良滕州人杰地灵，自古人才济济英雄辈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以来，这里更是出英雄、出将军的宝地。洪振海、陈金合、杨斯德、杨广立、李景、李继耐……这些革命英雄和将军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战斗岗位，都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是滕州的骄傲，是全市人民的光荣。这里记述的是这些英雄和将军行列中的一员、战争年代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上、卧薪尝胆、勇夺胜利的传奇人物。他，就是威名传中外的杨斯德将军。
  投笔从戎抗倭寇杨斯德，1921年11月17日出生在滕州市南沙河镇杨行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他与中国共产党同龄，他的生命也与共产党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小时候，杨斯德在家乡小学读书时，他有个本家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连长，参加过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回来后便讲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如何英勇善战。他从这种“义务”宣传里,知道了中国有共产党在领导穷人闹革命，从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对共产党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936年7月，杨斯德从陈公祠小学毕业考人滕县乡师。在师范学校里学习，进一步开阔了他的视野。此时，中华民族已迫近亡国的危险，早已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的日本侵略者得陇望蜀，觊觎华北;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致使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滕县乡师和其他学校的地下共产党员以公开的合法身份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呐喊出民族的心声，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从这时起, 杨斯德开始向往共产党。学校里有位叫孙仲起的体育教师，是个抗日激进派，他常常利用体育课及课外活动的机会，向青年学生们热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课桌了；日寇进逼华北,同学们再也不能埋头读书了 ！”共产党的号召,教师的鼓动，热血青年岂能无动于衷？就在这年冬天，杨斯德在学校里毅然参加了抗敌后援会组织的募捐活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绥远抗战。不久，他又加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投身到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韩复榘的10万大军不战而退，日军长驱直人，相继占领了泰安、滕县等战略重镇。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员王见新、李乐平等毅然挺立，于1938年1月在善捆村（今山亭区）创办了“农民抗日训练班”，为抗日培养骨干。当时，滕县乡师虽已被迫解散，但乡师和其他学校的一部分爱国师生响应中共中央关于“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纷纷到“农民抗日训练班”学习，杨斯德成为第一期学员。不久，在“训练班” 的基础上组建了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5月，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成立，滕县武装编为第二大队，杨斯德在该大队二班当战士。由于他作战勇敢，各方面表现突出，这年9月，他在血与火的抗日战场上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还不满17岁。在共产党的教育指导下，他怀着拳拳报国之心，完成了从师范学生到革命军人的转变，走上职业革命家的漫漫征程，他那传奇式的经历便从此开始。
  瓦解敌军担重任1939年春，共产党组织根据杨斯德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养，把他选送到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敌工部训练班学习。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党的对敌斗争政策和策略，于同年秋结业返回鲁南，先后任直辖四团政治处敌工股长和苏鲁支队政治部敌工股长。他以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为武器, 凭着对民族解放事业的赤胆忠心，从事瓦解敌伪军工作。1940年,杨斯德奉命以苏鲁支队特务二大队政委的名义，与大队长刘祥汉一起回到家乡滕县进行扩军筹款。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扩军200余人，组建一个新的连队，经过短时的教育和训练，就带领这支队伍出没在津浦路两侧，袭击敌据点，搞枪、搞粮、搞电池等军用物资，供应大部队，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1941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敌我相持阶段，敌我犬牙交错，斗争十分复杂。这年6月，杨斯德由一一五师五团调到六团任敌工股长兼中共赣榆县委敌工部长，在滨海地区参加组织指导瓦解敌伪军和开展边沿区对敌斗争。
  赣榆县城是日军“确保”海州地区殖民统治的重要据点，驻守赣榆地区的是伪“和平建国军”第七十一旅，共有1600多人。为了适时拔掉这颗钉子，杨斯德的确没少动脑筋。他首先组织发动当地党政军民对该部伪军不断地开展政治攻势，从政治上有效地打击伪军的气焰。其次，指派党员干部李德新、徐忠信打人伪军内部，进行地下秘密活动,并同该旅一团团长黄胜春建立了关系。杨斯德约黄见面时，当面向黄讲了日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形势，晓以大义，指明出路。黄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愿为八路军效劳。有一次，我军在同该部作战中俘虏了该旅一团副官，叫刘连城。刘是东北人，爱国思想很深。杨斯德抓住这条线索不放松，亲自找刘谈话，进行深人细致地思想教育，并决定将其释放。刘回去后在伪军内部积极进行秘密活动，建立了一些外围关系，并利用职务之便，经常进出城门，向我军传递情报，成为我军潜伏在伪军内部的可靠“内线”。到1943年11月，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我军内线工作条件的成熟, 为了粉碎敌人打通海（州）日（照）公路的企图，配合鲁中军区反“扫荡”,我滨海军区决定攻取赣榆城。11月19日半夜里，杨斯德随军区政委符竹庭率领六八六团、二十三团和部分地方部队悄悄到达赣榆城外，在刘连城、徐忠信等内线关系的策应下，正确运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以牺牲3人的极小代价，一举全歼守城伪军一个整编旅1600多人，活捉伪旅长李亚藩，解放了赣榆城。杨斯德也因敌工工作出色受到滨海军区的通令嘉奖。
  赣榆城之战真可谓里应外合、以少胜多的典范。战后,杨斯德升任滨海军区一分区敌工股长兼胶（县）高（密）办事处副主任。1944年11月，他又协助谷风鸣等争取了莒县伪军英正民部3500余人起义，再次受到军区通令嘉奖。1945年1月，杨斯德还参与领导了策动诸城伪军张希贤部反正。在对日军大反攻中,杨斯德随山东军区第一师参加了攻占胶县、诸城等战斗，并进行大量的瓦解敌伪工作，对我军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卧底”策反建功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杨斯德与他的战友们，又马不停蹄地投人到决定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去。1946年7月，杨斯德奉调胶东军区政治部任联络科长，继续从事敌工工作。
  1947年初，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遭到沉重打击之后，由全面进攻转而向山东和陕北进行重点进攻。在华东战场上，蒋介石命欧震率5个整编军由南线沿陇海铁路向我华东解放区首府临沂进攻，命王耀武、李仙洲率3个军由北线沿胶济铁路向新泰莱芜方向进攻，妄图南北夹击，消灭我军。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我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则采取 “声南击北”的方针，在我军取得鲁南大捷之后，决定派少数部队伪装我军主力，在南线临沂附近阻击敌人，声言要与敌人决战，同时隐蔽地调动主力部队北上莱芜地区，以歼北线李仙洲集团。为配合此次军事行动，1947年1月，杨斯德被华东军区政治部派往与我党早有联系的爱国将领、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部,以韩的秘书身份从事秘密联络工作，利用内线工作策应我军作战。韩练成部是北线国民党李仙洲集团的主力。当我华东野战军挥师北上，准备于莱芜地区聚歼李仙洲集团3个军时杨斯德和随他一起去韩部的战友解魁遵照陈司令员的指示，隐蔽在韩部尽量迟滞、约束敌军的行动,干扰敌作战计划的实施,并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火线，及时准确地为我军传递情报，保证了陈司令员与韩练成将军之间的密切联系。韩按照杨斯德、解魁转达的我军意图，指挥本部拖住国民党七十三军，使我军迅速完成对敌之包围。当战役进行到关键时刻，也是战斗在敌人心脏最危险的时刻,杨斯德又接到陈司令员的命令:“为求得此战役彻底战胜敌人，决定不撤出你们两位同志,以你两人战胜敌人两万人。你们在敌人内部应积极活动、动摇韩之军心。同时要有思想准备，在我包围韩部时,韩也可能翻脸或有其他危险，你们要斗智斗勇，沉着应战……我代表党中央和华东局，向你们两位同志表示态度，党对同志是非常爱护和关心的，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任务，需要你们两个同志去担当危险的重任。”听到陈毅司令员的这番话，杨斯德心情十分激动，于是他们两人置个人生命安危于不顾，加大了对韩部工作力度，促使韩在决战的关键时刻放弃指挥，造成敌军大乱，使我军全歼李仙洲集团5万多人，取得了莱芜战役的彻底胜利。战后，杨斯德荣立特等功,并升任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
  人民解放战争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之势滚滚向前。1948年8月的一天，杨斯德又奉命赶到华东军区政治部，舒同主任向他布置了任务，要他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到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向我党地下党员张克侠、何基沣两将军传达陈司令员的指示，进一步了解该部情况和摸清高级将领的态度，争取三绥区一部或大部举行起义。10月22日，杨斯德在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政工科副科长孙秉超陪同下秘密进人贾汪，先后见到了何、张两将军，分别向他们转达了陈司令员的问候和指示，并同他们研究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为了保密和活动方便，杨斯德化名陈惠国，以南京派来的“高参”身份出现在何基沣的贾汪前线指挥所。杨斯德在贾汪期间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发挥隐蔽在敌人内部的党员作用;摸清了主要军官的态度，并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工作，阐明形势，宣传共产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帮助安置迁往江南的该部军官家属，以解除官佐们的后顾之忧。杨斯德经过在贾汪一个多星期的调查和工作，认为争取这支部队的一部或大部起义是可以实现的。10月底，杨斯德返回曲阜，向粟裕代司令员、陈士榘参谋长汇报了情况。粟、陈首长听取汇报后指示:淮海战役将于11月8日发起，届时何基沣、张克侠所部按计划在战役发起时起义，让开运河防线，控制所有桥梁，确保我军顺利过河。同时决定:起义部队联络口令为“杨斯德部队”,夜间翻穿棉衣，手电光明灭三次。接着,杨斯德和孙秉超再度进入贾汪作具体部署，其间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克服种种困难，终于使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三个半师2.3万余人，在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领下，于1948年11月8日毅然高举义旗，让开了东起台儿庄、西至韩庄的百里防地，敞开了徐州的东北大门，使我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七、十、十三纵队顺利穿过该部防地,直插徐州东侧，切断了陇海铁路，拦挡住了黄伯韬兵团西逃之路，为解放军围歼黄兵团，中间完成突破，赢得了宝贵时间，对实现我军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意图起到了重大作用。因此，毛泽东11月18日在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同志的电报中称:“北线何、张起义是第一个大胜利。”人们所熟悉的电影 《佩剑将军》，艺术地再现了这段惊心动魄的生活真实，影片中那个艺术形象的生活原型即是杨斯德将军。
  安度晚年报桑梓淮海战役结束后，杨斯德走上师领导岗位，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操劳。建国后，他被调至总政，先后任联络部副部长、部长，继续从事我军的对外联络工作。1985年，杨斯德到中共中央对台办公室工作，不久即任办公室主任。在这期间，他遵照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开拓性地进行工作，积极投身祖国统一大业。为此，受到邓小平、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赞赏。
  桑榆未晚，红霞满天。如今，杨斯德将军虽已年逾古稀，身居高位，但他始终不忘生他养他的故乡，不忘那鱼水深情的滕州父老乡亲，他在身居北京西直门内高层公寓里安度晚年的那颗心,与远在千里之遥的滕州南沙河镇杨行村紧密相连。那还是1964年春天，身为将军的杨斯德在离家26年之后，从北京回到让他魂牵梦萦的故乡，看到他儿时住过的老屋，看到那些热情的乡亲们，他感到特别的亲切。然而，当时故乡的现状又不禁使他心中泛起一阵酸痛。家乡解放这么多年了，乡亲们连吃水问题还没解决。他问村干部: “为什么不打井? ”村干部说:“这里地势高水位深，打一眼井要花十几万元，饭都吃不饱，哪有那么多钱打井?”水啊，水！人们的生活需要它，发展生产也需要它。人在京城身居高位的杨斯德，当然不必为用水发愁，可乡亲们那吃水难的事却一直记在他的心间。回到北京，他便从每月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款存入银行,作为支援家乡的“打井基金”。
  冬去春来，岁月的年轮转到了1993年, 杨斯德已经离休。一位在海外的朋友回到祖国大陆探亲,见面时，说什么也要赠给他一笔款。此时此刻,杨斯德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孩子和近亲，而是他那吃水难的故乡杨行村。用朋友的赠款加上多年积攒的“打井基金”岂不可为家乡打一眼水井？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笑了。朋友问他为何发笑？杨斯德向朋友道出了心中的秘密。很快，杨斯德把赠款和“打井基金”计20万元汇到滕州市，并委托家乡政府用此款为杨行村打井。滕州市和镇、村领导人深深地被杨将军的义举感动了，很快组织人员打了机井，建起了水塔，铺设管道，将自来水引进家家户户，还利用剩余的钱买了两部拖拉机。机井不仅解决了村里的吃水问题，而且使这干巴巴的山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蔬菜生产基地。乡亲们把这一喜讯传到北京，并邀请将军有空回家看看。
  人们等呀，盼呀，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杨斯德回到滕州，在当地领导人的陪同下，来到了那绿树成荫、瓦房成排、道路宽阔、旧貌变新颜的杨行村。乡亲们聚集在街头欢迎他，村子里就像举行隆重庆典活动那样热闹，人们又是搭帐蓬，又是杀猪羊，置办丰盛的酒席想好好招待这位不忘故乡、远道而来的将军。可是，杨斯德不但没有接受乡亲们的盛宴款待，而且还批评了这种铺张浪费的做法。他在视察了矗立在村中央的水塔和配套设施及地里的蔬菜园后，只喝了碗家乡的水，作为对乡亲们的谢意。
  杨斯德辞别了欢送的乡亲们，汽车拉起一道烟尘，很快在人们的视野里消逝。然而，这位老党员、老将军的情怀，却永远留在乡亲们的记忆里……刘书田为官为人沈竹君“官越做越大，绝不能人越做越小。”这是广州军区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刘书田上将的一句名言。
  刘书田，1940年12月出生，滕州市大坞镇大刘庄村人。1958年人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师政治部干部科干事、副科长、科长，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1994年12月从济南军区某集团军政委调任广州军区党委常委、副政治委员，1998年6月任广州军区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军衔由少将晋升为中将，2002年6月，又晋升为上将。官越做越大的他，严格按照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在‘立行’与‘立言’上多下功夫，努力把真理的力量与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的要求,在统将率兵的军旅生涯中塑造出了一个高大的“人”字来。
  刘书田认为，作为一名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一定的资历，更重要的是要具备政治坚定、大公无私、爱民爱兵、信用诚实、正直公道、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平易近人的人格品质。他多次在广州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讲:“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和思想政治工作者，一定要贯彻言教与身教相统一、身教重于言教的原则，切实做到台上讲的与台下做的一个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塑造党的良好形象，实践思想政治工作的崇高职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刘书田为人为官的第一修养。长年孜孜不倦地学习实践，使他具备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宏观意识、大局意识和驾驭全局的能力水平。近年来，在与“法轮功”、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与以李登辉、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势力的斗争中，作为广州军区党委“班长”的刘书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带领广大官兵与这些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地斗争，加紧军事斗争准备,保持了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和稳定，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水平。2000年2月，江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第一次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陪同总书记视察的刘书田亲耳聆听了江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回到部队后，刘书田立即向军区党委成员传达学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1年初，为深化部队以“三个代表”为中心的党员先进性教育，他在20天内深人到14个旅团单位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提出了深化学习教育的指导性意见，促进了部队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
  为人要为得实在，做官要做得踏实，这是刘书田为人为官的品性和风格。他认为，作为一名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为人求实，就是要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不从实际出发，搞左的、空的、假的那一套，刘书田深恶痛绝。他说:“我们不能人活着头脑却死了，思想僵化了，那是很可悲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部队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刘书田反复强调，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以本本、教条的框框看待不断发展变化的新事物，以老办法应对和解决新问题。他说:求是、求真理必须先求实,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广州军区部队官兵，勇于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新时期治军规律，在军事、政治、后勤、装备等领域大胆改革创新，取得了一大批改革成果，部队乘势而上，全面建设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注重求实求是的刘书田，特别强调领导作风建设。他最反感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最讨厌摆架子、做样子等华而不实的东西。他经常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一定要把作风搞实”。有段时期，广州军区各级机关存在着电报多、文件多、工作组检查多、会议多、汇报多的“五多”现象。刘书田从军区机关抓起，狠刹“五多”问题，并身体力行，深人基层体察“兵情”，使部队领导和工作作风有了一个大的转变。
  刘书田深知，作风不实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待基层部队和广大官兵的态度问题，说到底是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刘书田时刻牢记我党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密切与官兵的血肉联系，关心基层、关心官兵的根本利益，提高部队战斗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为人为官的根本准则。他经常深人基层调查研究，为部队排忧解难。1995年，刘书田到广州军区任副政委的第二年，就深人基层部队128天，跑遍了军区的作战师、旅、建制团和三分之一的军分区，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这些年来,刘书田尤其关注环境艰苦地区部队的建设，到边海防一线部队，他总是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跑，与连队官兵同吃一锅饭，促膝谈心。官兵们说:“高官在身、高衔在肩的刘政委，具有普通一兵的本色。” 刘书田带工作组在某海岛边防团调研时，了解到部队营房陈旧、饮用水达不到卫生标准，便带工作组写出调查报告，经军区党委研究通过，投资数百万元为该团装修营房,解决用水问题。前几年，部队官兵的涉法问题、艰苦地区部队军官家属就业、子女上学和伤病残官兵的安置问题成为部队的“挠头事”。刘书田把这些问题作为军区党委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并责成有关部门调查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军区为此下发文件，推广经验。在他的亲自检查督促下，军区各级法院与中南五省有关部门联手建立了省、市、地、县、区各级维护军人合法权益的“维权”机构;军区干部部门采取外靠地方党委与政府、内挖安置潜力等措施，想方设法安置随军家属、安排干部子女上学;与地方财政、民政部门协商妥善安置伤病残官兵。经过几年努力，官兵涉法问题由于有“维权”机制的保障已得到了很好解决，全区伤病残官兵绝大部分得到了妥善安置，做到了伤病残官兵、部队、地方三方满意，随军家属就业、子女上学难问题也得到了有效地缓解。
  视民如父母，视兵如手足。这是刘书田的为人为官之道，更是他的本色。军区一位军职老干部患心脏病，需要安装心脏起搏器。刘书田得知后亲自与北京解放军总医院联系，安排住院就医，并派一名战士护理。军区后勤部队一位名叫易新群的普通战士，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为部队建设做出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还把官兵资助他治病养身体的钱捐献出来支援希望工程。刘书田了解到易新群的事迹后很受感动，不仅当即指示军区宣传部门要大力宣传，还专门指示军区总医院要想尽一切办法挽救小易的生命,并专门看望慰问了小易,细致询问病情，鼓励他坚定战胜病魔的勇气和信心。刘书田到湖南张家界军分区检查工作时,在街上看到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站在街头拉二胡，便下车询问。原来这名学生考上了重点中学，由于家境贫困，只得在街头拉二胡凑学费。刘书田知情后沉默良久，从口袋里掏出随身带的300元人民币塞给了这个青年。在广西百色地区检查人武工作时,刘书田了解到一位农民由于家庭贫困，妻子跑了，田地荒了，便专门来到这户人家了解情况，指示当地人武部尽快帮助脱贫。临行时，他还给这户人家留下了500元钱和一床军用被。抗洪抢险、扶贫帮困、希望工程……每一次刘书田都带头捐钱捐物。他说:“人民是我的衣食父母，父母有难，不帮我心不安呀。”刘书田是大军区党委书记、政治委员，遇事有很大的决断权力。但他始终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在任何时候搞任何形式的“一言堂”。用人问题最能反映一个领导人公道正派与否。刘书田在用人问题上坚持党的“十六字”方针，坚决反对由少数人在一个小圈子里选拔任用干部的不正当做法。他多次强调，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各级党委要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要坚持党性原则，对违反规定，封官、给官、跑官、卖官的要坚决查纠;要坚持党管干部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扩大群众参与程度，强化公论意识，广泛实行民主推荐、民主评议、民主测评，并以此作为推荐选拔和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多数群众不赞成的，一般不用。他认为，用干部，要做到德看主流，才重一技;作为领导人，要见其所长，避其所短，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唯才是用，更不能怕部下超过自己。同时，他还强调，用人者不一定样样强过别人，但必须具有超群的用人胸怀。广州军区的干部都知道，刘政委的家是既好进又难进。来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和问题的，他总是热情相待，平易近人;来跑官要官的，他一概拒之门外或给以“颜色”。
  敢于坚持党性原则，对问题勇于较真，是刘书田为人为官的又一鲜明特点。他在任广州军区纪委书记期间，一个时期，部队企业问题较多，少数企业领导干部为政不廉的问题尤为突出。刘书田就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摸清情况查找问题，实施整顿，毫不留情地向违法乱纪者、贪赃枉法者.开刀。群众反映海南企业局一名副局长有贪污嫌疑，他要求有关部门严查深究,终于查出问题判了这名副局长的刑。某企业一名副师级领导人有经济问题，查处时为之说情者不少，有的打来电话，有的送来礼物,希望放他一马。刘书田自己不为所动，也要求办案人员不为所动,依法判了这名贪官无期徒刑。经过一年多严格地清理整顿，以法治官，以法治企，使一些亏损的企业扭亏为盈，既为部队建设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广州军区企业顺利地向地方移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孔子说:“政者，正也。”意思是只有正己，才能正人，才能施仁政。刘书田认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人，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一身，领导者能够正己，就可以不令而行，这就是人格的力量。刘书田经常对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讲到苏共由兴盛走向衰亡的教训。他常说:苏共为何走向衰亡？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共的干部长期以来享有特权，越是高层领导干部特权越大，早已成为了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我们决不能小看党的生活作风建设。正是因为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认识党风廉政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刘书田自觉做到为人清正，为官廉洁，艰苦朴素，始终保持“公仆”本色。在人事安排、经费使用上，他从不私下批“条子”、“打招呼”，住房、用车、使用公务人员等也严格按规定行事。不仅如此，他还有严格的家教家风，不允许家属、子女、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搞特殊化。他说:“我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予的，决不能以权谋私，亵渎了这神圣的权力。”在广州军区学习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党委书记全会上，刘书田以军区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的名义，公开向军区部队广大官兵做出庄严承诺:一定做落实廉政建设的带头人，做团结“一班人”的带头人，做实践“三个代表”的带头人！刘书田系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心血倾注国防科教事业的张衍将军王延忠王兵8月的北足，天高气爽。我们专程到京拜访在我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上功高卓著的张衍将军。85岁高龄的张老得知我们为编写《天南地北滕州人》而前来专访时，心情激动，热情地接待了来自家乡的客人。他精神矍铄，性情开朗，思维清晰，声音洪亮,讲述起自己半个世纪的战斗历程滔滔不绝。
  立志投身革命清道光年间，滕县遭受到了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和龙卷风的袭击，数以万计的百姓背井离乡。张衍的曾祖父也不例外,携儿带妻依依惜别了祖祖辈辈生活过的东阳温村，逃荒来到了安徽省灵璧县大庙乡落户定居。1917年4月，张衍出生，他父亲给他取名张剑凯，后更名张衍。
  儿时的张衍常常偎倚在祖母的怀里，听祖母讲故事和家史，由此小张衍了解到他的老家在北方一个叫滕县的美丽的地方。
  幼时的张衍聪明好学，读私塾时常常受到先生的夸奖。192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人李集私立李氏小学读书，校长王健民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品学兼优的张衍引起了他的注意和器重，王健民特意安排其同住一室，有意向他传播进步思想。张衍通过参加诸多国耻纪念活动和听王校长讲述列宁、孙中山的故事，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和对苏联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王校长从事共产党的秘密活动时，常常安排他在门外“放哨1931年，考入蚌埠江淮中学的张衍，正赶上“九•一八”事件爆发，江淮中学由共产党员发起组织学生抗日义勇军，又从义勇军中抽调了部分学生组成了“援黑队”援助在黑龙江抗日的马占山将军。爱国思想十分强烈的张衍积极报名参加，因年龄仅14岁没有被批准北上。他留下来在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募捐，开展抵制和查烧日货的活动。
  1935年，在凤阳师范读书的张衍，有幸结识了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童汉章老师。童老师经常同张衍交流思想，在他的影响下，张衍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进步书籍，并订阅了《光明》、《中流》等进步刊物。在童老师的指导下,张衍积极组织青年学生举行示威，响应“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投降妥协。实践探索使张衍逐渐认识到：旧的救国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奠定了他后来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
  在战斗中学习在战斗中授课1937年10月下旬，张衍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先到冯文彬、胡乔木办的青训班学习，同年11月转到延安，成了抗大第三期学员。由于理论学习和军事素质突出，他被任命为班长并代理区队长，一个月后加人了共产党组织。
  在抗大学习三个月后，他又被选送到马列学院进行深造学习。其间有幸聆听了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课，使他深受鼓舞。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钻研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在马列学院学习6个月后，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他又被挑选到抗大从事教学工作。
  战争年代的抗大学员年龄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年龄有大有小,文化程度有高有低，既有大学讲师又有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学员，他们都编在一个队里。如何讲授使他们都能接受，对于年仅21岁的张衍来说确实是一个难题。他一方面针对不同的对象，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另一方面将自己要讲解的东西，分析透彻后,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结果，学员们都一致反应很好，使张衍在教学上信心倍增。
  1939年7月，党中央决定把抗大总校搬到敌后办。按照毛主席的教学与战争结合、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指示精神，抗大师生在敌后一边上课，一边打仗。他们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投人战斗。在太行山，常常是山那边打仗，山这边上课。行军教育（即上课、讨论在行军间进行)更是家常便饭。为备好课，张衍早起晚睡，努力做到内容少而精。然后抓紧行军途中中午1个多小时的大休息时间给学员们授课，有时还组织学员一边行走一边讨论，名日“行谈会”。他坚持战地教学获得了显著成绩，被誉为抗大四大名教授之一。
  敌后开辟新区民主改造旧军官1945年10月，向我解放区进犯的高树勋部在邯郸地区被我军包围，在我党的政治和军事双重攻势下，高树勋率新八军、河北民军起义，该部遂被整编为民主建国军。组织上派张衍到该部组建政治部并任组织部长兼军官训练团教育长，从政治上改造这支部队。他利用在抗大授课中积累的经验，为旧军官们深人浅出地讲解共产党的政策和形势，宣传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会议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和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通过4个多月的工作，将1500余名排以上军官轮训一遍，军官的思想觉悟有了较大提高。
  为了从思想上彻底改造这支部队，张衍又组织该部团以上干部组成参观团，亲自带队于1946年10月赴延安参观。他们在延安实地参观了部队、学校、监狱等单位，亲身接触并了解到农民和被改造地主的生活状况，所见所闻让军官们感触很深。毛泽东、朱德等党中央首长和知名人士还热情接见了参观团。特别是毛主席的第二次接见影响最大：1947年3月5日下午3时，参观团奉命晋见毛主席。毛主席关切地询问了参观、生活情况后，简明扼要地讲解了当前的形势,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阐述了我党我军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原因。主席最后要求大家回去后，“要发动群众，广大群众动员起来，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主席接见后，又设便宴为参观团送行。饭后又陪同观看京剧《逼上梁山》，至夜12时参观团始回驻地。大家群情激奋，夜不能寐，自动聚集到张衍窑洞中，张衍当即组织讨论主席的讲话，结果大家得出一致结论：过去我们对国共的战争有个 “谜”长期解不开，听了主席的讲话完全明白了，国民党是人心丧尽，不能不打败仗;而共产党是人心所向，天下人心归延安，所以必然胜利！并惊叹毛主席、共产党伟大！嗣后，旧军官们纷纷要求参战，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做贡献。
  1947年11月，张衍到豫西担任中共五地委副书记兼第五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主持党委全面工作。当时，剿匪反霸是军分区头等大事，张衍充分利用该军分区刘副司令员原是本地起义的将领，在当地较有影响的特点，把16股土匪收拢过来，集中教育后分散编人解放军。对土匪的成功教育和分流，为当地创造了安定的局面。
  为了彻底消除老百姓惧怕国民党卷土重来担心再变天的心理,张衍专门召开几个县的知识分子大会和积极分子座谈会,宣讲政策、形势以及我党我军所取得的辉煌战绩，促使知识分子带头参军和为党工作。地委又与军分区合办了军政干校，为当地培养了大批干部，扩大了影响，逐渐使老百姓的思想稳定下来。接着，军分区又把上级一个团的官兵分到几个县里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半年时间建立起五个具有战斗力的独立团。就这样，张衍经过一年多不懈地努力，把豫西第五地区变成了巩固的安全区。
  建国后，张衍出任二野军政大学和西南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除总校外，相继又办起8所分校，先招收知识分子、后承担改造10万旧军官的艰巨任务。当时，仅总校里就有900多名起义将领和被俘的将领500余人，校级军官3000余人，分别组编为西南军区高级研究班(起义将领）和教导总队（被俘将校级军官）。对他们从共产党的政策上区别对待,这批高级将领中不少人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但是他们长期执行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思想反动是根深蒂固的，对他们的思想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当时的专职教员谁也不愿给这批起义军官上课,这个任务又落在张衍身上。张衍经过研究，决定采取“先讨论、后总结”的办法对他们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在讨论中，要求他们把真实思想通通讲出来，然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学员的思想观点进行分析评判。民主讨论，以理服人，效果很好。就这样经过半年的学习，这批军官基本上抛弃了过去的反动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分配新的工作。南京军事学院建校时,刘伯承元帅从高研班中选调百余名将领到军事学院任军事教员。
  为实现国防现代化培养高科技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而朝鲜战争的经验证明，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1952年3月，经毛主席批准，组建军事工程学院（简称 “军工”）培养自己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人才。军事工程学院以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校为基础，并从全国全军抽调人才。1953年9月，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正式成立，陈赓任院长兼政委，张衍任政治部主任。培养国防科技人才是新中国前所未有的工作，面临许多困难，张衍认识到关键在于学习，掌握先进知识，而现在是先进的知识尚未学到手就要进行教学工作。怎么办？张衍在党委会上提出 “边学、边教、边建”的方针，得到大家赞同。其后，一个新的办学热潮，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军事工程学院以工程技术教育为主，但对政治要求很高，军委要求培养革命的工程技术人才，首先要树立革命世界观。张衍动员全体干部人人要做政治工作时强调:政治工作要深入群众，教育师生不断提高人的政治觉悟，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张衍经常深人到教员和基层中做政治工作,并定期为全校人员作政治报告或上政治课。直到现在，军工毕业生见到张衍，总有一句话:“我们最爱听你的报告了。”张衍积极协助陈赓将军开展工作，使哈军工迅速建成。1955年冬，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到哈军工参观，看见军工这样完整的规模，惊叹地说：“只用三年多的时间，就建成这样的大学，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一个奇迹。”张衍任哈军工政治部主任的14年，知人善任，特别注意知识分子政策，放手地让一些专家、教授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使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很快就把学院办成一所规模宏大、师资力量比较雄厚、教学设备比较齐全的培养军事科技人才的高等学府。一批批学员从这里被派往各军兵种和国防科技部门，成为推进我军军事科技现代化的栋梁人才。正当张衍为哈军工的发展竭尽全力操劳时，1965年8月军委任命张衍到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任政委。谁知工作未到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西军电成为重灾区，张衍首当其冲成为冲击对象，遭到批斗，并被停止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工作的张衍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分管文教局、军事工业局、经济研究所工作。面对当时国家计委所属系统中的许多干部、专家被打倒或靠边站，缺少人才来调整、发展全国经济的局面，张衍到任后，首先抓落实干部政策，组织力量将“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全部甄别平反。此事受到中央组织部的表扬。
  为加速我国国防现代化的建设步伐,1978年，中央军委决定将长沙工程学院（文革中迁到长沙的军事工程学院)收归军队建制，改名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简称国防科技大学)。在挑选担任重任的人选时，邓小平亲自点将，张衍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该校校长。1979年7月，张衍上任后发现，国防科技大学远非军事工程学院的面貌，教学缺少教室，科研缺少实验室,干部缺少住房，许多精密的教学设备长期堆积在屋外，任凭风吹雨淋，而教学经费不足，又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重重困难，张衍提出“以教学为中心，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学校的一切建设，首先考虑教学的需要，然后解决干部住房，连他自己住的旧房子也禁止修缮。对科研重点项目组织精锐力量攻关，当时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巨型计算机”，则调集全校电子技术专家集中攻关。三年时间终于通过国家鉴定，使我国的电子计算机技术跃居世界先进行列，从而也大大提高了教学水平。经过4年艰苦奋斗, 国防科大的教学质量已有明显地提高。同时，随着科研力量的逐步增强,科研成果也层出不穷。
  张衍，1983年11月调军委整党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98年离休。
  1998年9月，在庆祝军事工程学院（国防科技大学）成立55周年时，张衍以《军工颂》为题目，即兴赋诗以示纪念：陈赓大将，受命疆场。
  人才开发，创建学堂。
  军工育人，德才优良。
  宜军宜政，亦工亦商。
  科技攻关，竞我所长。
  常规尖端，国力增强。
  两弹一星，屡试锋芒。
  国防科大，继承发扬。
  银河神算，威震八方。教学科研，相得益彰。桃李天下，国运恒昌。
  中流砥柱，神州辉煌。
  出色的战士优秀的将军—-记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种明辉王兵宋兵1944年10月，种明辉出生于山东省滕县(今滕州市）的一个贫农家庭。早在学生时代，他就立志从戎，报效祖国。1964年9月，刚满20岁的种明辉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参军来到舟嵊要塞区守备部队，成为一名海防战士。入伍后，种明辉勤奋好学，追求进步，在组织的培养教育下，第二年当上了副班长，1966年4月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种明辉时时处处用模范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赢得了官兵们的好评。1967年11月，时任高炮第六十六师六一五团班长的种明辉随部队奉命开赴抗美援越战场。他带领全班不畏艰险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转战一年零两个月，多次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
  1969年2月，种明辉从越南凯旋回国后，被提升为舟嵊要塞区守备第五十九团三营四连排长。他暗暗告诫自己要奋发图强，锐意进取，以一流的工作业绩回报党组织的关怀和厚爱。这期间，种明辉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认真总结带兵经验，军政素质、管理教育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由于表现突出，种明辉在之后的7年时间里就从排长走上了副团长的领导岗位。
  1979年1月，年仅35岁的种明辉走马上任舟嵊要塞区守备第十八团团长，成为当时要塞区最年轻的作战团军事主管。是年，上级赋予该团组织营规模的渡海登陆作战演练任务，主要是解决装得下、过得去、登得上、打得赢的问题。种明辉亲任这次演练的指挥，他同参演的同志一起认真研究，精心筹划，并组织部队进行岸滩目标实弹射击和支援外岛作战训练等，总结了经验，摸索了路子。这些成果对今天高科技局部战争条件下渡海登陆作战仍具有借鉴意义。
  1982年3月，已是南京军区守备第四师参谋长的种明辉被组织选送到解放军军事学院速成班学习。多年的工作实践，使他深感现代军事理论和高科技知识对一名军事指挥员的重要性，因而他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他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同时还广泛涉猎战役战术学、军事地形学、现代军事科技知识。这次学习，使种明辉的军事理论素养和组织指挥能力得到质的飞跃，为更好地肩负起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9年，南京军区决定在舟嵊要塞区召开海防部队军事训练现场会，要塞区党委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时任要塞区副参谋长的种明辉。他接受任务后,立足现有条件和装备，进行大胆创新和实践，摸索出一套较为科学、系统的训练路子,被与会人员称之为海防部队军事训练史上的一次成功改革。1990年6月至1999年6月，种明辉在担任江苏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期间,主要分管全区军事训练和民兵预备役工作。他经常深人基层调查研究，足迹踏遍了江苏的山山水水，为江苏省军区部队和后备力量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94年，全军在扬州预备役师组织师战术规模的实兵演练，军委张万年副主席亲临指导。为圆满完成军委赋予的任务，时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的种明辉带领有关人员进行现场实地勘察，指导司令部机关拟制实施计划，并结合演习预案进行多次预演和合练。通过演练，检验了扬州预备役师组建10年来的全面建设水平，提高了快速动员和执行任务的能力，进一步明确了预备役部队的建设方向和发展思路，受到军委张万年副主席和全军与会同志的高度赞扬。在江苏省军区工作的9年时间，种明辉亲自组织指导的民兵工作调整改革、城市民兵应急分队建设、县(市、区)人武部建设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多次受到军委、总部和南京军区的表彰。1997年9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代表。
  1999年7月，种明辉调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随着职务的提升，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为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种明辉上任不到一年时间就跑遍了全区130多个师级和团级单位,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掌握了开展工作的主动权，团结和带领广大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勤奋工作，把各项建设搞得扎扎实实、有声有色。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种明辉和省军区党委一班人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江主席的有关重要论述，坚持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高标准地做好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部队和民兵预备役各项建设。同时，根据南京军区的部署，结合安徽的地理位置和可能担负的作战任务,围绕动员支前、防卫作战、战场保障和维护社会稳定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筹划，拿出具体的对策和办法，进一步理清了军事斗争准备的思路。这一年，安徽预备役师由地建师改为省建师后，到任不久的种明辉和省军区其他领导人及时向省委、省政府汇报,赢得他们的重视和支持。他带领工作组多次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不到一年时间就圆满完成了改建任务。南京军区在该师召开了预备役部队正规化建设现场观摩会，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同年12月，种明辉当选为安徽省第九届人大代表。
  种明辉十分重视科技练兵工作。他针对有些单位、有些同志对这项工作认识不足、力度不大、发展还不平衡的实际,多次强调向科技练兵要训练质量，向科技练兵要战斗力，提出了“科技练兵要在深化、消化、转化上下功夫”等要求，并于2000年6月组织了全区科技练兵观摩交流活动，总结推广了一批科技含量较髙的训练成果，有力推动了省军区系统科技练兵活动的深人。阜阳军分区的系列干扰弹和淮南军分区的防化救护两个课目，在参加南京军区科技练兵汇报演示中受到军委、总部和军区首长的肯定和赞扬。
  30多年来，种明辉从一名农村青年成长为共和国的将军，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他虽然岗位变换、职务升迁，但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防事业，履职尽责、鞠躬尽瘁、无私无畏,廉洁奉公、作风正派、严于律己，表现出了革命军人的高风亮节和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给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赢得了军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尊重和爱戴。从河工到将军姜凡振在张振德的记忆里，1962年的冬天，是他人生经历里一段美好而又富有活力的日子。那时他才18岁,个子已长得很高了，不过看上去却显得很瘦弱，像个麻条杆儿。尽管这样，他还是觉得自己已长成顶天立地的大男人了。那年秋天，初中毕业后他没有考高中，到了冬天他就跟随拓宽老运河的劳动大军，从滕县城郊乡的马王村来到韩庄，当上了一名河工。
  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那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出河工每天可以多挣几个工分，这样可以帮助家里减轻一些负担。那时张振德家有11口人，上有奶奶、父母和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这么一大家人家，就靠父母挣工分撑着。
  在张振德这一辈人之前，他们家已是五代单传。解放前单门独户，常常被人欺负，他的奶奶还遭受过土匪的绑架,逼得父亲卖光了地、卖光了家里的东西，才把奶奶赎回来。但由于老几辈人一直是忠厚传家，好名声早就远播四乡八邻。张振德记得每到赶集的日子，奶奶总是烧好茶，放到路边供过往的人喝，当然是分文不取。这些对他的影响很大。1959年，在马王村众多的六年级学生里，一共有两个考上了初中，张振德便是其中的一个。在东郭七中上学那三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头两年供应粮食每月27斤，还要拿出5斤支援灾区，因此饿着肚子上学是很平常的事，星期六能吃上一顿馒头，大家已感到很知足了。但张振德很少将这顿馒头吃到自己肚里，总是带回家去，让老奶奶吃。看着家里困难，他常常有綴学回家种地的念头,但都遭到了父亲呵斥。尽管父亲摆出一副家里困难再大有他顶着,不容做儿子的有半点分心的劲头，可儿子还是看到父亲已经力不从心了，每到星期六回家总能听到父亲那不由自主的叹息。虽然他的学习成绩在全年级一直是名列前茅，但他看到，这几年为了生活，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为了渡过难关，他放弃了考高中的机会，下决心给父亲做个帮手。就这样,张振德回家种起了地。到了那年冬天，他听说出河工可以多挣些工分，就到生产队报了名。队长说：“你以为出河工是个好差事？苦着呢。”他笑呵呵地说:“苦就苦，我能行。”人家说:“到时可别吃后悔药。”他说:“不吃后悔药。”一到韩庄的运河工地，他就明白生产队长说的话了，刀子一样的冷风裹着沙土呜呜吹着，刮得你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河道上那厚厚的没有冻结实的污泥，每挖一锹都要使出浑身的力气;污泥的下面那些又臭又硬的马克郎，大镐刨下去，只见火星纷飞，却不见它有丝毫动弹。再就是把那么多的污泥和马克郎一筐筐抬上坡去。几天下来，肩膀上的肉就由紫红色变成黑色的了，开始还能感到痛，后来就只感到痒痒，感觉不到痛了；再就是天不亮就出工,到天黑了许久才收工，两头见不到太阳;再就是天那么冷，晚上睡在工棚里，常有被冻醒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小板凳和草袋子一类的东西全压在被子上;再就是吃的是地瓜面窝窝头，而且也吃不饱;再就是……尽管如此，但那时流行的一个很响亮的口号: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还是叫年轻的后生张振德觉得，他们受的这点苦和累算不了什么。因此, 在工地上，什么活累他就干什么活，什么事情难做他就做什么事情。收工后，他又总是叫大伙歇着，自己把打饭、打开水一类的事全包了，脚不沾地的一趟又一趟来回地跑。有人问他:“你不累吗? ”他总是笑呵呵地说：“没事，睡一觉就歇过来了。”等到大伙吃过饭，用热水泡过脚，睡下之后,他又把第二天用的工具收拾好，然后才歇息。工程竣工时，惟独他得到了奖励。那年冬天，对张振德来说，是人生里一个很重要的起点。以至30年后，当年的河工们在一起重温往事时,很多人谈起张振德，总是感慨万端地说:“看看人家，他不当将军,谁当将军?”张振德从小就想当兵，当年从滕县走的第一批抗美援朝志愿军的一个班曾在他家住过，那时他整天跟着他们跑来跑去，人家忙着练兵，他好像也是其中的一员,尽管没能去朝鲜参战，但当兵愿望的种子却在他幼小的心田里扎了根。
  在初中学习期间的一个冬天，他听说接兵的来了，就非常高兴地报了名。可是体检时，第一次过磅，他不够90斤。带兵的人就把他刷下来了。但他却不死心，向人家央求说:“首长，你看我个子这么高，还能不够90斤？我还没吃饭呢，等会儿我吃了饭再来过一次，到时不够90斤，你再刷我也不迟。”带兵的人好好打量了一下这个将近一米八高的小伙子，说:“好吧，你去吃饭吧，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张振德跑到外面，吃了一肚子饭，又喝了几大碗水，心想这下没问题了。可是, 谁想再次过磅时，还是不够90斤。带兵的人向他笑着说:“小伙子你太瘦了，今年你是走不了啦。我看明年差不多，那就明年再报名吧。”但张振德想当兵的心太切了，又跟着人家跑到城里做了体检，结果体重依然没过关。
  1963年的冬天，他又在韩庄的运河工地上当了一名河工，但他比上一年干得更猛更欢了。因为他想使自己的身体变得又结实又强壮，实现渴望已久当兵的梦想。
  1964年12月，张振德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参军了。那时的服役期是三年。张振德想，在部队上锻炼三年，自己还是要回家务农的。他把出河工时挣的一双鞋和一身旧衣服交给母亲说：“娘,你给我收好，我回来再穿。”那双鞋的鞋底已经磨出了两个洞，母亲看了看说:“你放心走吧。”儿子走后,母亲给那双在儿子看来是那么珍贵的布鞋，换了新纳的鞋底，连洗干净的衣服用块布包好，放了起来。从那以后，母亲天天都走到村口，朝很远的地方张望，她想儿子，后来想得嘴唇都发白了。
  张振德到了驻莱阳的汽车团，当时思想非常单纯，只有一个念头，一定当个像样的兵。在新兵连，班长问他:“你想干什么? ”他说:“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班长是从农场抽来训练新兵的，便对他说:“你跟我种地去怎么样? ”张振德说：“我就是种地出身，没问题呀。”班长一听这话，先是乐了，接着神秘兮兮 ±也说:“咱这是汽车团，很多人都要去学开汽车的，你开车不行，个子太高，坐进驾驶楼直不起头来。”张振德说:“要是这样，那太难受了，还是跟你去种地吧。”班长说:“种地很不错。”张振德说:“我想也是。”班长说:“那咱俩说好了，你跟我去种地。”张振德说:“行啊。”可是到新兵分配时，张振德却被分去当汽车驾驶员，这叫他有点急了，赶忙找到班长说：“咱说的好好的，你怎么不带我去种地了？ ”班长很无奈地一摊双手说:“我给他们说了，可他们不让你去种地，我有什么办法? ”张振德说:“你再去给他们说说，说我坐进驾驶楼直不起头来。”班长摇摇头说：“这怕是不行，你已经分去开车了，这等于是宣布了命令，是不能更改的。再说，我只是一个小班长，说也没用。”张振德说:“那我直不起头来，弯着腰开车多费劲。”班长笑了笑说:“到时再说吧，真是那样，人家会把你刷下来的。”第一天学开车，张振德一坐进驾驶楼，发现不仅完全可以直起头来，上面还有好大一块空间呢，他不由得嘿嘿笑开了，心想，班长可真有意思。
  按规定司机训练时间是八个月。由于张振德刻苦努力，成绩突出，加上施工连队又急需人手，他和几个新兵提前一个月就毕业了。一分到连队，连里就给了他一辆十轮大卡车，接着班长向他下达了任务:“你把车开到山腰那儿等着，因为到山顶的路太危险，山上的人会把要运上山的东西抬上去的。好去好回，要注意安全。”张振德领受了任务，就一边注意安全一边沿着盘旋山路往上开，一直开到没有路的地方他才停下车。下来一看到了山顶，根本不用山顶上的人到半山腰抬东西，直接卸车就行了。返回后，班长问他：“你把车开到了哪? ”他实话实说:“开到没路的地方。” 班长大吃一惊:“这么说你把车开到山顶了？” 他点点头。班长有点不相信，又问：“你真的开到山顶了? ”他说:“真的开到山顶了。”班长愣愣地打量了他好一会儿，说:“好家伙，你真行!”事后张振德才知道，在他们班，过去很少有人能把大卡车开到那么高那么陡的地方。这也是他那个“当个像样的兵”的想法，一下有了叫人眼睛一亮的表现。
  农家出来的孩子，干什么都好好干，进步自然也快些。刚下连队才半年的兵新兵蛋子”的帽子还没摘掉，张振德就当上了副班长，当时他班里那些比他当兵早三年、四年、五年的老兵都还是战士，一位1961年入伍的老兵给他当副驾驶。但张振德从不拿副班长自居，很尊重这些老兵，老兵们也很尊重他，有心里话都想和他交谈，因此干起工作来，大家总是劲往一处使。
  张振德超期服役了两年。他入伍满五年才回过一次家，当驾驶员的五年里驾车行驶十几万公里，跑遍了胶东沿海大部分山区和海岛，圆满完成了领导人交给的一项项艰巨而困难的任务。1969年11月，他被提升为排长，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的。不过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机遇，对于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70年秋天，济南军区后勤部装备部领导人亲自到汽车团选干部，团长指着菜园里的一个挑着水桶浇地的高个子说:“就是那个人。”装备部的领导人向那个高个子打量了一会儿，对团长说:“行，就选他。”那个高个子就是张振德。没有多久，他到了军区机关。
  1974年他被提升为副科长，时年29岁，是当时机关里最年轻的一位副团职干部，一些比他入伍早十几年的老同志给他当助手。但他依然和过去一样，尊重老同志，关心老同志，事事干在前头，积极给机关首长出主意想点子，深受同志们的尊重和领导人的器重。
  在这个岗位上他干了8年多，1981年到总部后勤指挥学院上了两年大学，毕业后回到运输部当了处长。
  两年后的1985年,40岁的张振缚当了济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的副部长，副师职，大校军衔。
  1990年，张振德晋升为运输部部长。
  在担任军交运输部副部长、部长的13年中，张振德总是经常像过电影似地回顾自己当年出河工的情景，这也使他经常思考同一个问题:“我这个农家子弟，怎样来报答家乡父老、党和人民的培养?”这个质朴的不能再质朴的问题，这份淳厚的不能再淳厚的情感，这个在一些人看来是那么平淡无奇的想法，对于张振德,却是一种炽热而又富有情感的原动力，推动着他不停地往前走。他凭着质朴淳厚的秉性，认真执著而不服输的毅力，虚怀若谷、大智若愚的领导风范，以及正派、公道、善良的人格力量，带领全区军交运输部队的官兵，靠集体的智慧和辛勤的工作,创出了一番在全军都叫好的业绩。
  1990年，刚当了运输部部长的张振德，对于如何落实好总部精神，搞好军区运输工作，很有些自己的想法，对发现的问题也有了一些解决的好办法，但他是个办事求稳求妥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听听干部战士的意见。他常对身边的人说:“基层的意见，是机关决策的关键啊。”经过多次对各种类型部队的调研，经过多次和部队领导人以及连队干部战士的交谈，经过多次的反复思考，就在那一年，张振德在全区军交运输部队开展了“四个百分之百”的活动，即:百分之百的车辆开得动;百分之百的车辆都有一名能开得动的驾驶员；百分之百的车辆人库;百分之百的车辆随车工具齐全。这项活动的开展，得到了广大官兵的积极响应。
  三年后的秋天，总部在河南新乡召开现场会，推广这一做法。来自全军运输部门的主考官们，当看到济南战区某集团军近千台各种类型的车辆如滚滚铁流，井然有序地通过主席台，无一发生故障时，无不交口称赞; 当看到数百台车辆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紧急出动，上铁路,下公路，穿硝烟，过火海，一路风驰电掣，全部按时到位时，又无不拍手叫好。于是“四个百分之百”的活动就在全军车勤部队开展起来了。张振德的那种“开得动，运得上”，在现有条件和装备下做足文章，创出精品的意识和风采,更为全军车管战线所瞩目。
  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恰逢陆、空军船艇部队创建45周年之际，全军陆、空军船艇部队正规化建设会议在济南战区的蓬莱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济南战区的船管工作也走在了全军的前面。而与会期间，某部船运大队所表现出的高昂的士气、严整的军容、娴熟的技艺、良好的船况、完善的设施和严格的管理，对推动全军部队的全面建设，提高船艇部队战斗力和水上保障能力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更让张振德感到振奋和骄傲。
  会后，他向船运大队的官兵们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你们为军区争了光，为军区和全军的运输工作树立了样板!”然后，他庄严地向大家敬礼。在场的官兵，无不受到感动。因为他们很少听到首长向下级说“谢谢”，这个朴实的张部长的这个朴实的“谢谢”，听起来是那么温暖，是那么富有人情味，又是那么催人奋进。
  1996年，张振德提出了“实施‘健腿’系列工程，以此作为部队‘九五’期间的中心任务，促进军交运输工作上新台阶”的基本设想。这个设想与新时期军事斗争军交运输准备的宏观需要相结合，按照总部、军区抓基层、抓管理、抓责任制的要求，提出了全区车船勤务分队开展人员管理经常化、车船装备状况良好经常化、设施设备维护经常化、规章制度落实经常化的“四个经常化”的管理目标，并将其列入“九五”计划。规定第一年达标百分之四十，以后每年以百分之十五的速度递增，力争在21世纪到来之际，全区车船管理工作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这一既切中部队车船管理工作时弊又富有创意的举措，不仅在济南战区，而且在全军军交运输系统也引起极大的反响。总部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向全军推广。济南战区又一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一位兄弟单位的运输部长问他:“老张，你哪来的这么多名堂?”张振德哈哈一笑说: “我哪有什么名堂，不过是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叫人不敢偷懒罢了。”人家听后，不禁慨叹道:“说实话，只要不偷懒，工作是可以抓出成效来的。当然，在别的事上分的心多了，在部队上用的心少了，那就很难说了。”对工作从来不敢偷懒，不敢有半点懈怠的张振德，在军区每次组织的重大军事演习中，无论是铁路、公路、水路输送还是交通保障，都以他为统领的军交运输部门的严密的组织能力和强有力的保障能力，给参演部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多次受到军委、总部和军区首长的肯定、赞扬和表彰。
  1998年6月，张振德被军委任命为济南军区联勤部副部长，副军职。两年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手中的权力大了，怎样才能正确认识和使用手中的权力？是张振德时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常对身边的人说:“我还是我，你们有什么话想说，就照直说是了,千万不要遮遮掩掩。发现问题，要及时提醒，别认为我是个将军了，就什么都行了，不是这样的。”不仅如此，大家看到他那平易近人、踏踏实实的作风依然没有变，依然是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奔波于部队、营房、仓库和医院之间。稍有空闲时，他就抽身去看望那些退下来的老同志，那些老同志有的曾在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有的曾是他原先的领导人。张振德认为，从老同志那儿，他能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
  大家记得，为完成总部赋予的“军交一2000”的演练任务，担任总指挥的他,从拟制方案到选择演练现场，从确定铁路、公路、水路、空中演练课目到组织军地各方参演运力，一次次组织协同，一次次训练预演，只要哪个环节他觉得不踏实，他都要亲临督办，直到万无一失。这次演习，动用了陆海空三军兵力和陆军的装备、海军的舰船、空军的飞机，以及地方公安、交通运输战备等各方力量，实施了铁路装载、公路输送、海上航渡、抢滩登陆等各种演练课目，从河南到山东，从内地到沿海，有那么多的点，有那么长的线，又涉及那么些方面，尤其诸多军种的协同又是那么复杂，稍有疏忽，就会给整个演习拖后腿。由于他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镇定自若，处置果断，使得整个演习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总部、军区首长和各大单位军事指挥官们，在对他的工作作风大加赞赏的同时，对他的指挥才能给予了高度评价。
  从河工到将军，张振德走过了38年漫长的路程，虽没有叱咤风云的战争经历,但在和平年代的军交运输战线上，却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回想当年，展望未来，无限感慨涌上心头，张振德还是一句话:“我是个农家子弟，踏踏实实地走路，本本分分地做人，风风火火地做事，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培养，此生足矣。”这就是张振德。
  (现任济南军区党委常委、联勤部部长）雪域高原建功立业——记青藏兵站部部长魏广坤少将杨军峰王延忠魏广坤，这位标准的山东大汉，在千山万仞、冰川寒谷、绵绵两千多公里青藏线上，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回首40余年的戎马生涯，有一大半时间战斗在极其艰苦的青藏高原。他以“钢钎打不进,人也要扎根”的大无畏气概，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无私地奉献给了雪域高原的后勤保障工作和祖国边陲的建设事业。以公而忘私的崇高精神和西部军人独有的风采书写着他所创造的辉煌。
  魏广坤，1941年12月出生于滕州市龙阳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雪域高原，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这期间，他不论在基层连队还是在领导机关，都始终牢记着一名军人所担负的神圣职责，兢兢业业，忘我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由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优秀的军职领导干部。
  凡到过青藏高原的人都知道，那里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被生物学家称之为“生命禁区”,地质学家称之是“世界屋脊”,天文学家则把它叫做“地球第三极”。茫茫积雪，亘古冰川，造就了那里的荒漠、酷寒、缺氧。高原上年平均气温在零下6度以下，平均每年有120天是8级以上的大风天气，大气含氧量不足平原内陆地区的50%。面对这样的自然环境，魏广坤不但没有怯懦，没有退缩，而是站稳了脚跟，一干就是30多年。对于他来说，这30多年的漫长之路，不仅是一条艰辛之路，更是一条拼搏之路、奉献之路。
  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魏广坤不知疲倦地穿戈壁滩、跨昆仑山、越唐古拉、过大草原。担任兵站部领导职务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和广大官兵并肩作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始终保持着普通一兵的革命本色，体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在他担任兵站部副部长期间，有一次他带领两名团职干部在西藏边境的聂拉木县境内执行先遣探路任务。由于那里的海拔高度达6200米,水的沸点还不到601，在这种环境下，做饭时任凭下在锅里的米粒、面条怎样翻滚，却怎么也煮不熟，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吃的都是这样半生不熟的夹生饭，再加上强烈的高山反应，使他们的面容显得十分憔悴。为开辟和探索这条新路、险路，前进中，每一段路他们都要亲自丈量，并一遍又一遍地勘察，由于路况太差，不得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当他们发现有90多公里路段的峡谷路面既窄又险，有近百处地方竟连汽车的宽度都达不到时，他们便千方百计及时地与当地军民联系，进行突击加宽抢修、疏通。经过千辛万苦，克服千难万险，终于加宽、铺平了这段路，确保了兵站部汽车连执行紧急任务的车辆安全通行，赢得了广大官兵的一致称赞。
  魏广坤自踏上高原的第一天起，便下定了扎根高原的决心。他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同志们的爱戴。同时，他的决策指挥才能和创业敬业精神也受到了上级首长的赞赏。1993年2月，解放军总后勤部任命他为青藏兵站部部长。接任后，他深感责任重大，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所领导的这支后勤部队担负着驻藏部队进出和地方人员的承运、80%的进藏物资、100%的军地油料输送及通信保障任务。因而，他继承和发扬高原精神，率领兵站部党委一班人，团结协作、开拓创新、严格管理，使青藏兵站部的各项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1994年，青藏兵站部创造了部队上线执勤40年来安全行车的最好成绩，未发生一起重大责任事故，受到中央军委的表彰。
  青藏兵站部驻守、执勤在青藏线上，与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接触、交往频繁而广泛。魏广坤带领广大指战员在工作中处处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一切为了西藏的稳定，一切为了民族的团结，一切为了祖国的统一。通过他的努力工作和言传身教，广大官兵用心血、汗水和真诚赢得了雪域高原各族人民的信赖和拥戴，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的稳定，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1994年4月，由于西藏灯用煤油储量不足，境内暗藏的少数反动分子则乘机煽动不明真相的藏族群众抢购、囤积灯用煤油，从而使拉萨等地的煤油供应告急，以致连续发生了几起聚众闹事、哄抢煤油等严重事件。如这时真的出现煤油断供现象，便极有可能被反动分子所利用，借以制造更严重的事端，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此时魏广坤正置身于青藏线上组织、指挥部队执行紧张的运输任务。当他得知这一情况后,深感问题的紧迫和事态的严重。他知道，平时高原上所需油料供应都是通过部队铺设和管理的格拉输油管线按计划正常输送的，而当时管线里正输送着汽油，要改输灯用煤油并在短时间内输送到拉萨是根本不可能的。想到此，他果断地一面命令从拉萨执行任务返回的车队加速行驶，一面发动油库等单位筹备油罐、油桶。车队回场后，官兵们顾不得休息，立即加班保养车辆、装载油料。待中央军委总部“紧急运送300吨煤油进藏”的命令到达时，满载煤油的3个车队已出发上路，并日夜兼程奔驰在青藏线上。三个昼夜后，300吨煤油就安全地运抵拉萨，从而保障了全自治区的煤油供应,从而避免了一场骚乱。为此，青藏兵站部再一次受到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和自治区政府的高度赞扬。
  魏广坤，作为兵站部的部长，部队的大小事情都装在他的心里。他每天都在想着哪项任务要立即完成，哪些工作需要布置下去。等考虑成熟后，便马上给常委们通气，给机关吹风，向部队通知，提前谋划，环环相扣，做到了工作有目标，行动有计划，从而使兵站部的各项工作都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和完成。
  数十年的奋斗拼搏，为魏广坤将军迎来了无数的荣誉和掌声。尤其令他激动不已和难以忘怀的是：1994年10月，他作为英模代表参加了国庆45周年观礼，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魏广坤，1996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7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生产管理部副部长。岁月随笔刘桂茂1945年8月，我出生在滕州市级索镇韩桥村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母亲尽管未上过学,但知道的东西特别多，说书唱戏听过一遍就能记下来;历朝历代，凡是上了戏的故事都可以讲出来。母亲总是很乐观，她的风格，她的品德，对我影响很大。我的大哥刘桂森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我家兄弟姐妹多，他是老大，为弟弟妹妹的成长做出了榜样。我的成长是和大哥分不开的。
  我小学一至四年级是在本村读完的，到了五六年级，就到离本村5里地的东龙岗上学，很小离开家，早早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
  难忘的中学时代1958年夏天，我考入滕县第十一中学。这是一所当年新组建的初级中学，第一年只有两个班，共108名学生，10余名教职员工，教学条件简陋。学生入学后，由国家供给20余斤商品粮。为了保证师生们的生活，为了下一学年新生人学有校舍，全体师生只有走勤工俭学之路。师生们拿起工具在校院内的土地上种了地瓜、白菜、萝卜、大蒜……修建起砖窗，自己脱坯，自己烧砖，不到两年时间，在政府的支持下，就盖起了整齐的教室、宿舍、食堂,使十一中的办学条件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当时劳动课每周大都有两天，有时还会集中一周。初中的学生，年龄大都在13~15岁，劳动时，个大的同学推车，个小的、女同学拉车，运砖、拉土、和泥、脱坯，谁也不肯落后。这么大的劳动量加上大家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20多斤口粮难填饱肚子。学校想了不少办法，自种的地瓜、胡萝卜全部补充到伙食中去，就是这样也难以解决肚子的全部问题。到了收获季节，夜晚同学们还要站岗,饿得实在忍不住时就到咸菜缸内摸一块咸菜，喝一杯开水充饥。
  在火热的建校、学习生活中，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相互帮助，相互学习，饭量小的把干粮省给饭量大的同学。三年之中，同学之间没有发生过一次打架违纪的事情。
  初中三年，我的身材较矮,都是坐在第一排听课，大概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因，我的学习成绩每学期大都是“满堂红”，也就是全是5分。特别是几何、代数、三角学得更好一些。对于学习吃力的同学，我还能当小教员，给他们讲解一些习题。
  初二以后，我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学生会下设学习委员、生活委员、文娱委员。学习委员要定期了解学生对教师讲课的反映，然后反馈给任课老师。生活委员要负责检查学生宿舍、教室卫生，协助总务处办好伙食。文娱委员除组织好平时的文体活动外，每年还要组织一台大型晚会，到级索镇演出。我一面抓紧时间学习功课，一面合理安排时间，做好学生会的工作。初中毕业时，由于我品学兼优,被保送到滕县一中免试升人高中。
  滕县一中是济宁市地区重点中学，高中每届4个班，每班45~50人。高中三年我任班团支部书记。由于学生来自于全县，学习的竞争和压力要比初中大得多。这时恰逢三年自然灾害，学生上学自带干粮，生活比初中时还要困难。我每周周六下午下课后步行近40里路回家，周日的上午10点钟左右，挑着担子赶到县城。担子的一头是煎饼、地瓜、红萝卜、地瓜干，一头是一'罐子咸菜。总之，家里有什么就担什么。我记得1963年的春夏之交，家里什么没得拿了。青黄不接怎么办？ 我就跑到张庄的姐姐家背了一包楸地瓜干，坚持到麦子下来。在高中这么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同学们的学习相当努力刻苦。星期天走了几十里路，放下担子吃了饭就到教室。清晨，早早地起床，背外语单词。有时教室内没有电，就点上自备的煤油灯学习。
  梅花香自苦寒来，功夫不负有心人。1964年髙考，我被空军工程学院录取。从此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也改变了一个农民子弟的命运。
  回忆中学时代，是贫穷给了我孜孜不倦的求学上进精神，是困难磨练了我刚强的意志。中学时代造就的这些素质，在以后的生命之旅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什么样的苦都可以吃，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生活得很愉快。
  多彩的军校生活人校后，严格的军校训练，使我完成了青年学生向合格军人的转变。军人的气质、军人的纪律、军人的形象、军人的品德，基础都是在军校形成的。
  1965年春天，我参加了陕西省宝鸡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队被分到宝鸡县新于大队。当时“四清”运动的斗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发展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揭批生产大队干部的问题是基本的工作套路和方法。从现在来看，这些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极左路线的产物。但参加“四清”让我从组织上的角度，了解了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了解了祖祖辈辈在秦岭一带生活的农民的艰辛，也学会了做群众工作的方法。
  1966年“四清”还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烧到偏僻的宝鸡，按照要求，我们返回到院校搞起了“四大”。因为我是教学班长,“四大”一开始就成为批判的对象，成为保守派。好在同学们之间没有多大的利害冲突，关系很快就融洽了。为了响应中央号召，我们6个学员组成了步行串连的战斗队，决心从西安到北京，沿途宣传毛泽东思想。9月底从西安出发，于风陵渡东渡黄河,翻中条山到达运城，于娘子关出晋人河北，沿石家庄、保定北上，于琉璃河入京。历时一月有余，行程2500里，于10月底到达北京。在体育馆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后来谈起这件事，我们几个人都把它叫做小“长征”,很有意思。“文革”的中后期一部分同学由对“文革”的狂热变为冷静，思考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怎么那么多的老革命，一批又一批地被打倒？他们都是跟毛主席闹革命成长起来的呀！不会有这么多的坏人吧？以后，我和一部分同学就转人了学习，自学大学没有完成的课程，使这一年多的时间没有白白浪费。
  军校四年的生活，使我在政治上逐步成熟起来，较为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思想，特别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了思考分析问题。最大的遗憾是由于政治运动太多，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四年没有系统扎实地打牢文化、专业基础和学完大学的课程，从而制约了今后在业务工作中的发展与创见。
  基层多收获1968年8月我跨出了校门，分配到航空兵某部当一名机械师，从事航空工程技术工作。干过这行工作的人都知道，航空工程技术工作没有小事，任何微小的差错都可能导致机毁人亡。干这种工作必须要有“三负责的精神”，即“对战斗胜利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对战友生命安全负责。”到了部队，我特别注意学习，不但向书本学习，而且向实践学习，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别的飞机出现了故障，我就主动走过去，了解故障的现象，排除的方法。回到宿舍就一面思考，一面翻书，从机理上弄清楚故障的实质，然后总结把它写在本子上。日积月累，我就由一个没有经验的干部变成一个经验相对较为丰富的技术骨干了。在基层工作的11年,我除了工作就是看书学习，我对所维护的歼六型飞机摸得比较透，从构造原理到常遇故障都可以讲清楚。飞机上的工作也大都干了个遍，能够拿得起来，因而我的职务从机械师、分队长、副中队长、中队长、独立大队副大队长，小步快跑到了团级领导人的岗位。这期间我已结婚，先后生了两个孩子，但我都不在身边，可以说没有尽到做丈夫的义务。我的爱人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也非常理解。
  这样各个岗位上的任职，使我对工程技术工作不但在技术上，而且在组织管理、指挥实施上具有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和较强的能力，为今后的机关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机关练谋略1979年12月进人师机关任机务处副主任,从事技术管理工作。1983年4月调军工程部任副部长，1986年4月调到另外一个军任工程部部长。1989年12月到北京军区空军任工程部副部长，次年7月任部长，直到1997年4月离开机关到院校，前后一共18年。这期间我被授为空军少将军衔。
  在机关工作，除了办事办文、出点子之外就是:一要在技术上形成权威。在师机务处时，团里解决不了的问题，请示到机关，能到现场拿出办法，解决问题。在军、军区机关，虽然没有现场排除故障的机会，但要解决大范围内遇到的危及飞行安全的危险性故障，研究出可行的技术方案。这些年我和机关的同志们一起研究了不少的技术措施，为保证飞行安全，使训练作战任务顺利进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而得到了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二是管好人。首先对下属的干部要了解，做到了如指掌，选配好各级技术干部，为党委首长当好参谋。其次要关心部属，能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大家在一起工作有一个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相互支持和谐的上下级关系。在工程技术干部的建设规划上，我在有关的刊物和有关的会议上发表过有一定影响的文章和观点,提出工程技术干部要走双轨制，以解决大进大出的问题;提出干部和士官的比例，以解决机务部队干部过多的问题;提出工程技术干部要提高学历层次，并尽最大努力，在职教范围内培养使用了一批高学历的干部。三是学习维修理论，在先进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制定了有针对性的维修法规和政策，使全区较长时间消除了维修责任引起的严重飞行事故。院校多服务1997年4月，我来到阔别28年的母校 ——空军工程学院任副院长。经过近半年的调查研究后，我强调提出以下办学观点: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其他各项工作都要为教学服务并提供保障。教员和学员是学校的主体,领导人和机关要为他们服务。学院要大力提高教员的地位，尽最大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积极倡议建立教授小车班，盖青年教师公寓楼。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要狠抓教学质量，倡导青年教员开展岗位练兵，人人争做合格的教员。提出要重视大学基础教学，在经费上向基础课实验室做出倾斜。为了使教员学员能读到新书，采取措施保证每年图书馆能有40万元的经费用于购置新书。
  在学院科研工作中，提出要大力做好科研工作，只有科研工作做好了，学术研究才能上台阶;在政策上要搞活科研，研究了学院科研工作发展的战略，积极争取上级机关的支持，争取到了几个对装备发展有影响的大项目，严密组织，集中精兵强将，突击攻关，顺利完成任务。这些项目的实施，为改进现役装备的技术战术性能起到了一定作用，从而扩大了学院在军内外的知名度。
  学院教学试验室的建设，在原有5年规划的基础上做了相应的调整，强调了经费使用的计划性和高效益。建成了校园网，实施了航空宇航推进系统实验室的二期工程，组建了信号信息系统实验室等,为学科的发展理论和科研课题的研究建立了新的增长点。
  1999年7月，全军成立五所综合大学，我被任命为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校长。万事开头难，大学刚刚组建,从观念转变到整体规划,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在校部定点论证和学校的整体布局等重大问题上，分工我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充分的调査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向党委提出了方案，为今后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回顾从滕州出来的36年历程，自己在军队做了一些工作，如果说有成绩的话,这是党组织教育培养的结果，。也是滕州这块土地滋养我的结果，我十分感谢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滕州一中、十一中的老师们。我在今后的岁月中更应为滕州增光添彩。
  二〇〇〇年初冬于西安少将魏钢王延忠杨军峰在征集《天南地北滕州人》资料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一位在外地工作的老乡说:济南军区有一位将军，姓魏名钢，可能在济空军装备部任职，是咱滕州人。若果真如此，他就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滕籍第18位将军了。因此，我们决定专程，去采访这位未曾谋面的将军。
  2001年2月9日，春光明媚，风和日丽。一大早，我们就赶到济南军区，在军区接待处，我们得知，魏钢同志担任济空党委常委、装备部部长、部党委书记，少将军衔。经有关人员电话联系，很快与魏部长接上了头。在电话里，可以听得出，他十分欢迎故乡来的客人。尽管如此，当我们跨进他的办公室时，心里还多少有点紧张和不安。因为，我们要见的不仅是一位陌生人，而且是一位将军。在一般人眼里，将军就是高干，当属大人物了。随着将军的一言一行，这种紧张和不安的心情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见面，将军连声说“欢迎，欢迎!”他一边亲自为我们每人沏上一杯茶，一边不无赞许地说:“你们说来就来了，信息真灵，动作真快，工作抓得真紧啊!” 接着，他又补充说:“家乡知道我是滕州人的人不多，知道我在这里工作的人则更少了。” 我们也略显激动地说:“我们也是贸然慕名而来，还真担心你不是我们的老乡哩。”采访就这样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展开了。
  在采访中，我们获知:魏钢，1951年11月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的家庭。父亲魏浩然是在1937年为追求革命真理离开了故乡滕县魏寺村辗转到了延安，1939年4月参加了八路军，并成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抗大毕业后，一直在部队从事医务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屡立战功。历任抗大六分校卫生所长、队长，通化柳河第四后方医院副院长、黑龙江第九后方东安医院院长、二十一兵团（陈明仁)起义兵团卫生部部长、广州军区总医院院长、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军区医科学校校长等职务。母亲也是一位革命老人，她一直在部队从事医务工作。魏钢少年时期有良好的家庭环境，天赋过人，加上勤奋好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编织着一个美丽的梦,将来要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然而正当他读高中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好梦难成。于是，于1969年3月在广州应征人伍，成了空军航空兵部队的一名战士。由于他工作积极、学习认真、训练刻苦，第二年便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被选派到华南理工大学机械系学习，真正应了一句“天道酬勤”的古话，有幸圆了大学梦。1973年底大学毕业后，回到空军航空兵某部，先后担任机械师、机务中队副中队长、师司令部训练科参谋、独立大队副大队长等职务。由于工作出色，1980年3月，他被调到广州军区空军机关工作，历任军区空军航空工程部助理、飞机科副科长、科长，外场处副处长、处长，广州军区空军装备技术部副部长、部党委副书记。1999年6月，奉中央军委命令调任济南军区空军装备部部长。
  在采访中，魏将军深有体会地说:“凡从事航空工作的人们都知道，干航空这一行必须要慎之又慎，来不得半点马虎。”他自成为一名空军战士以来，一直坚持认真学习，刻苦钻研，不仅从书本中学习，而且善于在实践中探索。从而使他不仅成长为我空军部队的一名高级指挥官，而且也成长为航空科技方面的专家。他回顾说:早些年，我国进口了一种较为先进的军用飞机，经飞行实验，我方发现飞机在机械技术方面存有某种缺陷。鉴于这种情况，我方准备同飞机出口国提出交涉，并指派他参加中方谈判小组。接到任务后，他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在时间极为紧迫的情况下，亲自起草了有关技术方面的谈判文件，为中方谈判赢得了主动，保护了国家利益，维护了民族尊严，受到了中央军委领导人和同志们的高度赞扬。当谈及有关对外谈判文件的起草工作时，他的秘书感慨地对我们说:每一个重要文件的起草，魏部长总是亲自动手，写得既好又快，让人读起来感觉到他既是专家，又像作家，令同志们赞不绝口。他亲自写材料常常让秘书们感到很难为情，而魏部长却总是说:有关维护国家利益的事万万不可疏忽大意，务必要确保万无一失；再则，我能自己干的事，尽可能地自己去干, 这样也好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多腾出一些学习的时间丰富提高自己。
  经过30多年的艰苦磨练和学习、钻研，魏钢在航空科学研究方面展示出了他独特的天赋和专长。他非常热爱他所从事的军事航空技术工作。由于他长期从事空军装备工作，主要是航空装备管理和技术保障工作，因而对航空科学技术有较系统的研究，熟悉我军装备的各类型飞机。在工作中，他热心帮助基层解决有关飞机机械、技术故障方面的道道难题，倍受基层部队官兵的尊敬爱戴。在开展业务工作过程中，他经常在军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和科普文章，获得过多项军队科学技术进步奖。他还兼任着中国航空学会第五、六届理事，中国航空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为我国空军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面前的这位将军不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知识渊博、谈吐幽默，而且非常热爱家乡滕州。尽管他从小生活在外地，参加工作后又公务繁忙，一直没能回过滕州，但在父辈的熏陶下，对故乡却有着深厚的感情。当问及他故乡老家的情况时，他兴奋地告诉我们:故乡还有叔叔一家人，党的富民政策使叔叔一家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红红火火，盖起了两层楼房，生活步人了小康。当我们谈起家乡历史时，他兴奋而自豪地说:家乡是个好地方，是古老文明的发祥地，早在七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北辛文化”，孕育了科圣墨子、工匠祖师鲁班和用仁政治理“滕小国” 的滕文公。讲到这里，他话题突然一转说:现在为什么军内从事科学技术管理工作的将军滕籍的那么多？从总部讲，李继耐政委是军队装备科技的总管，空军部队七个军区有三位滕州籍将军从事科技装备管理工作，这大概是先人的灵气给了我们聪明才智吧！在采访中我们还发现，魏钢不仅是航空科学方面的专家，而且在其他领域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在谈起搞经济建设时，他思路开阔，思想解放，使我们眼界大开。他过去一直生活在沿海地区，初到内地便意识到内地群众的思想观念远远落后于南方各省，内地的经济发展速度比不上南方各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思想还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他对家乡的经济发展十分关心，提醒我们说:要想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把滕州建设得更好，首要的是解放思想，加大更新思想观念的力度，走出去，学习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经验。
  采访结束了，魏钢将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我们敬仰他的平易近人、热情豪爽的品格，更敬仰他献身国防事业的精神。作为一位将军，他在哪里工作,亲属就可以跟到哪里，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只身一人在济南。全家五口人，父亲、母亲、妻子和一个女儿却分布在四个地方。除春节以外，一年到头，他从没有回过家。他不是不想家，也不是不想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军队建设，他认为自己这样做值得。我们为滕州人民有这样的好儿子感到自豪，为我们的军队有这样的好将军感到骄傲！注:现为空军装备部副部长。儒将赵家德高烟浩赵家德，男，汉族，1945年出生，滕州市羊庄镇东于村人，1964年毕业于滕县一中考人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参军，历任兰州军区后勤部保卫处干事、副处长、处长，兰州军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宁夏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宁夏军区纪委副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宁夏自治区书法家协会会员、宁夏鱼得水书画院名誉院长等职。现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部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少将军衔。
  认识赵家德将军是在一次经济恳谈会上。那是2000年春天，以滕州市人大副主任徐承奎为团长的滕州市政府代表团在乌鲁木齐孔雀大厦召开恳谈会，除对口的官方代表坐在主宾席上外，一些在乌市工作的滕州籍同乡也被请来见面。坐在我身边的是位50多岁的中年人，从外表看辨认不出他的身份，我侧身和他搭讪:“请问先生在何处得意? ”中年人对我的调侃问话微微一笑，回答:“新疆兵团军事部。”我递上名片，他搭眼一瞄也用同样的调侃口气说:“唔,无冕之王呀!”简短两句话，我听出了是“正宗”的滕州乡音，顿感亲切。在新疆首府的滕州人我基本都是知道的，他是哪路神仙？我索要名片，他说“军人没有名片”。我便推过采访本，他拔笔龙飞凤舞地写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部赵家德”，后面留下了办公室和住宅的电话号码。我吃了一惊，那两行字写得飘逸隽秀,柔中有刚。我听人说不少达官贵人只练好写自己的名字，但这位赵同乡却不是这种情况。
  正交流间，主持人宣布开会。当主持人介绍我的邻座时，我分明听到这样的官衔：“新疆兵团军事部政委、党委书记!”我更是吃了一惊，兵团军事部副军级编制，我的这位同乡便是将军了。到会的倒有几位正厅级干部，但将军级的只有他一人呀！我侧身向他咬耳朵:“嘿,您是将军，失敬，失敬!”他又谦虚地一笑“哪里，哪里。”为了尊重会议，我俩在采访本上开始了笔谈。“我算是老兵团了，还在兵团日报当过编辑，怎么不认识你?”他在本子上写道:“刚从兰州军区调来。”我又写到:“和兵团司令张庆黎一起调来的? ”他写道:“不是，但相距时间不长。”我认为这是个值得尊重和信任的人。新疆人都知道，兵团新调来的司令员张庆黎既是山东人又是刚从兰州市委调来的，而赵同乡却老实地说他们不是一起来的，这显示了一种人品，我想张司令员听了这话也会喜欢上这种老实人的。
  我们在本子上继续笔谈。“老家在哪里?”“滕州市羊庄镇于村。”我点点头，写道：“我小时去过木石，再向南便是你家了。”他也点点头。“你属啥?”“猴。”“几月生人?”“腊月。”“我是猴年4月。”写到这里，我们在桌子底下紧紧握了握手。我把采访包里带来的一本新出版的诗集签了名赠给了他，他高兴地接过来说:“回去一定认真拜读。”这大概就是一种缘分，一番笔谈,我和赵家德将军便互相视为朋友了。后来，为了故乡出《天南地北滕州人》一事,给他去过几次电话，有时是警卫员接的，有时是秘书接的，不是说去北疆边防视察去了，便是说他到外地开会去了，总之，在办公室里从来没有找到过他。有人说“官越大越好当”，我开始怀疑这种说法，老赵不是很少能在家里歇一歇吗?2001年春节，我在电话里拜年，大家互相寒暄了一阵。年初八，他突然打来了电话: “你在家等我，我马上到你家拜年!”他的“突然袭击”打了我个措手不及，我急忙推托: “别，你是将军，我去府上看你。”“什么将军不将军的，你是学长。我的车子马上就到。”赵家德虽然是员儒将，但仍然显示了一种雷厉风行的军人风度，不到10分钟，他便出现在我家客厅里。进屋先是欣赏和评点客厅的字画，然后伫立在我的书架前伸着头浏览藏书,好不容易才把他安置到茶几前的沙发上。
  “太忙了，光说请你到部队去，说到今天也没成行。今天是忙中偷闲，赶紧到你这里拜个年。”“忙什么呐？去年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找不到你。”“去年忙了个大工程，到北疆五个师靠近边境的团场搞社会调查去了。这是根据朱总理‘金边工程’精神，解决边境团场的实际困难，使兵团屯垦戍边的任务进一步得到落实。”唔，原来如此。
  近年，随着新疆民族分裂分子和国际反动势力的破坏捣乱，中央更加重视了新疆兵团存在的战略意义，于是将兵团武装部改为军事部，并由正师职提格为副军，赵家德便是在这样背景下由宁夏军区调到兵团来的。来到兵团稍微熟悉了一下机关，他便召开军事部党委会议，决定留守三名常委在家主持日常工作,其他五名常委分别带一个调查组到边境团场搞社会调查和现场办公。
  新疆有着全国最为漫长的国境线，边防线上星罗棋布着数十个兵团农场。这些农场里有当年响应毛主席“屯垦戍边”号召的老六军、二军官兵，也有60年代后陆续从口内各大军区转业来的复转军人，他们忙时种地，闲时练武，用汗水把军垦农场由戈壁荒滩变成了塞外绿洲，在各个历史时期他们又起到保卫边疆、安定边防的重大作用。赵家德到兵团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看望这些为屯垦戍边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老兵，关注他们的住房、医疗、子女就业等具体问题，思考如何让军垦第二代安心边疆连队，使屯垦戍边大业后继有人。
  赵家德这个调查组选择了路途最为遥远的农十师。农十师地处祖国最为西北的阿勒泰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及哈萨克斯坦接壤。越野车在广袤无边的戈壁滩上行驶，“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虽然才是11月天气，但到了中国版图雄鸡的尾部已是寒风如割，雪花风卷的季节了。家德一行一竿子插到底，在师、团领导人的陪同下，他们来到了一八五团最为靠近边境的连队。刚下车便立即召集退休老干部、军垦老战士、老党员召开座谈会。这里太偏僻也太遥远了，有的老兵竟不认识他们的团长，他们接触到的最高长官便是他们的连长和指导员。当连长、指导员把赵政委及师里的领导人介绍给他们时，他们一个个睁大了吃惊的眼睛，军级干部来视察，那可是少见啊！人们眼里涌动着激动的泪花。赵家德鼻腔里也酸酸的，多好的老兵啊，他们在这里献了青春又献了子孙，冬寒夏暑，风餐露宿，不少人落了一身老病，至今还有人住在70年代盖下的“干打垒” 里，褪色的黄军装经受了风雨洗淋，两鬓的霜雪显示了岁月沧桑。赵政委向大家嘘寒问暖，对他们坚守边防表示了崇高的敬意。通过启发，这些老军垦感到这位“大官”对人和气，便开始倾诉衷肠。家德同志认真做笔记，不时地插话询问详情。有些马上可以解决的问题，赵政委便侧身告诉陪同的团、连干部，要求他们即刻落实。
  座谈会开得十分成功，各种建议和意见提了几十条，老军垦们的目光也由惊讶变得和善亲切了。接着，便是深人家庭看望老人，那些低矮的平房里尽管家具简陋，但每家几乎都贴有毛主席、邓小平或者江总书记的画像。赵家德走进一户农家，房主见几名佩带中校、上校军衔的人簇拥着一位首长进了房门，这位60出头的老人突然站起来啪地行了个军礼:“首长好!”这次该是老赵吃惊了，他郑重地回了军礼。经询问，原来老人是1964年济南军区转业来的复转军人，沂蒙老区参军的战士。赵政委紧紧地握住老兵长满厚茧的大手，激动地拍了拍老人的肩头。
  在另一个连队，有名老军垦反映:他们断油已20多天，吃的都是水煮菜。赵政委用责备的口气询问随来的团领导干部:“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路途太远，路况又不好，一时没能运到。“民以食为天，吃的问题都解决不好，怎么能安居乐业、稳定边防呢？马上从团里调清油来，我们少吃一口都行，但要保证职工的供应。”赵政委动情而又严肃地说。陪同的团领导干部连声答应。半月后，他回到了师部北屯，还辗转把电话打到缺油的连队，当连队干部告诉清油已分到职工手里时，这才放下心来。
  赴农九师的调查组来到边境某连。这个连队60年代末曾出现过一名叫孙龙珍的女英雄，兵团4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她,孙龙珍面对侵略者的刺刀勇敢地迎了上去，表现了兵团人捍卫边疆的大无畏精神。工作组一行到烈士墓前扫了墓。这时，连领导人向调查组提出要求:孙龙珍烈士牺牲了，能不能给我们连一个女兵的指标呢？工作组及时拨通了电话请示赵家德，他回答得干脆利落:这个指标应该特批，但注意兵员质量，来自烈士连队的女兵一定要是个好样的……这场大规模的调研工作历时36天，行程两万多公里，脚步踏遍了西北边境团场的各个角落。回到机关，在赵家德政委的主持下写了16000多字的调查报告，报告里翔实地反映了兵团边境团场屯垦戍边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方法。报告呈报到北京，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根据报告里阐述的问题，决定兵团退休人员退休金的75%由国家财政支付，同时还拨出7亿元为30多个边境团场解决道路、住房、医疗等问题。消息传出后，兵团上下一片赞扬之声。新疆军区、兵团领导人多次在会上表扬军事部干了件大好事，不仅给兵团提供了客观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还得到了中央财政的支持。
  赵家德扎实的工作作风和高度的敬业精神来自他贫困的生活经历。他出身贫寒，小小年龄便知道帮家庭干活了，淳朴善良的母亲宁肯自己累倒也要供他上学。从小学到初中，他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毕业时于村爆出个新闻，他成了全村的第一个高中生！高中三年他熟读中外名著，闲时练习书法，尽管他粗粝的食物和破旧的衣衫成为班级一“景”，但谁又敢小看这位农村来的孩子呢！滕县一中高三语文老师董程远曾经对人说，这个班几十个学生，我看赵家德会最有出息。
  董老师慧眼识英。1964年夏，赵家德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政法学院(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的最高学府)。一个农民的儿子考进了北京，不亚于中了“状元”，但学费又让这名青年颇为犯愁，他只有拼命苦读，他知道成绩好才能对得起国家的助学金。大学四年，赵家德硬是凭着国家的助学金及哥哥赵家启的资助读下来了。他说他不会忘本，学成一定报效国家。
  这个抱负成了他一生行动的指南。在青海部队农场锻炼时，他入了党。部队见他表现优秀，又留他正式参军成了一名现役军官。
  30多年来他干一行钻一行，行行政绩突出，官品、人品、水平、业绩使他军衔的“星豆”增添得很快。他也许根本不想这些，但党和人民是公正的，你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人民便不会忘记你。赵家德说:只要我在位一天，我就要做好一天的工作，否则，我会愧对党和人民。
  把一切献给部队建设的刘子贤将军邵琨如果说军队是绿色的长城，那么将军该是构筑这长城的基石。刘子贤，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民空军少将，在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靠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和自己的顽强拼搏，实现了从一个青年学生到真正军人的质的转变，走过了从士兵到将军的艰难的历程。他把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留给了火热的军营，他把自己的一腔真情倾注到部队建设上。
  刘子贤，滕州市羊庄镇中黄沟村人。1947年5月，他出生在山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父母勤劳善良的美德，给他幼小的心灵里浇注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艰难困苦的生活，铸就了他勤奋好学、勇于拚搏的品格。因此，他在小学、初中至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都是优异的。1966年，他高中毕业，被滕州一中以品学兼优将其列为升人山东大学的保送生。然而，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狂飚吹走了他的大学梦。但他那颗年轻的心，依然执著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1968年3月，刘子贤参军了。他有幸被分到雷达部队。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凭着扎实的文化功底，加上他刻苦学习、勤于钻研，很快就掌握了业务技术，成为一名优秀的雷达操纵员。在战友们的眼里,他在业务上是一位佼佼者。他积极追求进步，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他由班长、排长、连副指导员……一步一个台阶。然而，不论职务如何变动，他始终保持脚踏实地的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牢记党的宗旨，认真履行一个军人的神圣职责。因此，在部队基层战斗的10年，应该说是他在火热熔炉中经受锤炼、脱胎换骨，成为一名真正军人的10年。
  1978年，刘子贤奉命调至空军司令部军务部，在空军机关工作了20年，职务由军务参谋一步一步地晋升为正师职军务部长。在.此期间，他主要是负责空军的军务管理工作。他注重空军军务管理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善于从管理工作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在他的主持下，经过几年的研究，编写出版了《空军军制学》、《空军飞行人员管理学》、《空军兵员管理概论》、《空军经常性管理概论》等管理方面的理论专著，为空军部队的体制编制、兵员管理、飞行员管理和行政管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有效地促进了空军部队的管理现代此建设。他还结合空军飞行管理工作的实际，先后制定了《空军飞行员管理条例》、《空军飞行人员手册》、《空军飞行学员手册》和 《空军招收飞行员实施办法》等法规,使飞行员管理和飞行员招收工作走上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提高了空军管理的效能和质量，为空军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此外，还组织编写了《空军飞行人员名录》第一、二卷，为飞行员队伍建设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调动了广大飞行人员为空军建设建功立业的积极性。特别是在他担任军务部副部长和部长的13年中，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能够认真学习和正确领会军委、总部和空军党委关于部队建设的一系列指示，坚决贯彻依法从严治军的方针，狠抓共同条令的落实。其间，组织了两次大的精简整编，调整结构、理顺关系，使空军的体制编制更加适应部队建设和实战的要求;组织完成了招飞体制改革，提高了招飞质量。1984年国庆35周年之际，他参与组织了空军阅兵活动，当空军的战鹰列队呼啸着从天安门广场凌空而过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自豪。尤其令刘子贤难忘的是，1997年邓小平同志逝世时,他参与组织并圆满地完成了撒放邓小平同志骨灰的光荣任务，受到了军委首长和空军首长的表扬。
  1997年底，刘子贤调空军工程学院任副院长(副军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工作领域。他深知，学院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要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培养现代化空军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抓好学院的管理是关键，也是保障。他认为，教书是育人，管理也是育人。从此, 他怀着建设现代化新型军事院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深人调查研究，与教职员工及学员们促膝谈心，了解学院的管理状况,弄清教员和学员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理清了自己的工作思路。他在改善和加强学院管理方面有针对性地办了三件事，在学院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第一件事,明确提出“为培养造就合格军官服务的院校管理指导思想”。他认为，学院以教学为中心，教员和学员是教学的主体，学院的一切管理工作就是为教学服务，为主体服务。加强管理，就是贯彻“治军要严、治校更要严”的方针。院校管理的首先要抓好学员的条令学习和训练,强化条令意识，培养带兵能力;其次要狠抓养成教育，形成严格、正规的管理氛围，使学员在潜移默化中强化军人意识、管理意识和正规化意识，增强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有利于塑造军人品格和军人作风。他提出院校管理要“严格起来，正规起来，经常起来”的要求，已成为该院管理的口号。第二件事，解决了教授用车问题。1998年上半年院长、政委换车后退下来两台 “桑塔纳”轿车，空军又配发了一台捷达轿车。这三台车给谁用？开始机关想要，但他了解到真正用车困难的不是机关，而是教授，办学靠教授，车要给教授使用。于是集中这三台车组成了教授小车班，保障教授用车，深受教授们的欢迎。第三件事，协助院长改善了教员的办公条件。他发现教员办公条件很差, 一张三屉桌，连个写字台也没有，教材、教案一摆，写字的地方都很小，工作很不方便。就建议院长给每个教员做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并积极向上级反映情况，申请经费。在他关照下，当年做好600套，全部更换配齐，受到教员的好评。此后，他又加大后勤改革的力度，提高管理服务质量，及时为师生们排忧解难，使他们深深感受到了“从严治校”、改革管理所带来的巨大效益。1999年，部队院校调整，刘子贤在调离学院时，一位教授拉着他的手说:“你们这届班子太好了，可惜时间太短了！”虽然在学院工作了仅仅一年半的时间，但他和广大干部及师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他怀着深深的眷念。
  1999年6月，刘子贤又回到他工作战斗过的部队，任空军某军副军长。领导和创建一只现代化空军部队，面临许多的课题和困难。他深感任务重，压力大，但多年领导岗位的锻炼和积累的管理工作的丰富经验，使他很快找准了工作的切人点。他根据训练要求，结合部队的实际提出了“八严”治军要求 (指导思想上要严，履行职责要严，军事训练要严,落实制度要严，执行纪律要严，日常养成要严，干部管理要严，狠抓落实要严)。围绕落实“八严”要求，树立以“打赢为根本目的的部队管理指导思想，加强部队的正规化管理和作风纪律建设;狠抓共同条令的贯彻落实，提高部队的正规化水平;充分发挥各级干部在管理中的主导作用，通过严格的条令训练和具体的指导帮带，强化干部的条令意识，增强干部的条令素质，提高各级干部依据条令带兵的能力。他还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适应新形势。“八严”要求，对确保部队的思想统一和高度稳定，搞好作战训练提供了基本保证，对新形势下坚持以法治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推进作用。
  35年的从军历程，对一个军人来说是漫长的。但时间对于一个有强烈事业心的人来说又是短暂的。刘子贤将军回望自己走过的军旅之路，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辉煌,但在身后却留下坚实的脚印。他深感欣慰，因为他始终恪守着把一切奉献给部队建设的坚定信念。书写了他人生的灿烂乐章！戎马一生拥抱收获——我的自传苏士甲我苏士甲，滕州市级索镇小官庄人，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出生在一个小农人家。
  祖父大字不识，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成天穿梭于田间地头，风里来雨里去，勤苦劳作，膝下两男三女。大姑夫贩卖烟土，同表兄亡命苏州。二姑夫勤劳持家，收买土地，成为土地主。二姑积劳成疾，过早去世。三姑因丈夫不好好劳动，流落东北。三姑在我家扶持下带着子女过着步履维艰的生活。伯父和祖父一样是一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汉子，惟独父亲是一个幸运儿，进了学堂，读起“子日‘学而时习之’”的“四书五经”来。家父钟灵聪慧，又肯用功,据说在上学时和同学打赌，默念三遍，可背出生僻的文章，传为佳话。至耄耋之年，尚能背诵如流，可见他对“四书五经”功夫之深。对《周易》卜筮，对应用数学知识丈量宅基、土地，对天干地支农家历的编造,对写诉讼状文，皆能所为。惜家贫未参加科举，下学即应聘办私塾教书，并为乡规民俗应酬，还能写得一手好字。他在这期间结识了一些举人、秀才。如王(盖村人）、高（翰林）、杨(世勋）、孔（庆俊）诸老师等社会贤达、名流和政要。解放后做些公益事业，成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县领导干部同他时有交谈。
  他是家长，也是严师，我们兄弟三人都曾受过他的启蒙教育。工读结合,边务家，边 “子曰”,虽是孔孟之道，但在传承祖国文化遗产方面还是受益匪浅的。如“人之初，性本善”，“学而时习之”，“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学不逢时。处在兵荒马乱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兵燹天灾，哪有机会上学。大哥在湖西上一段中学作罢，二哥在县城上简易师范，因战乱而随校南下，不久返乡加入了人民教师的行列。经年从教辛劳，加之有不良嗜好,被烟酒夺去了生命。
  我经历过四校五次的小学生活。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背着书包、石板，生平第一次踏进了日伪在级索西北角龙固堆庙内办的正式的洋学堂。至今记得语文的第一节课：“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来”。颇令人玩味其寓意，似唤醒人们不要做亡国奴。本来曰伪办教育进行奴化教育，但爱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却进行了反奴化教育。一次，我们正在上课，一架飞机伏街而至，丢下炸弹把学校炸散，再也没办。
  1946年，家乡迎来了第一次解放，我以极其欢欣的心情参加了儿童团，斗地主喊口号，同时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跨进了人民政府在三皇庙开办的小学，我上二年级。1947年春，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还乡团来了，又失学在家务农。春，在东龙岗村孔繁蔚宅基处办起了小学，进入该校上三年级。1948年夏，喜迎家乡第二次解放,先在刁庄上学，次年秋进人东龙岗小学上四年级，始有机会踏踏实实读了三年书，至1952年春季小学毕业。这期间加人了共青团，参加乡政府维持治安的社会活动。过年过节排练节目到凫山县(今大坞）比赛，为宣传群众挑着马灯到各村去演出，记得参加演出了《三世仇》、《血泪仇》，给群众以很大的阶级教育，台上台下声泪俱下，高呼:“打倒吃人的黄世仁!”1952年秋，考人徐州市第五中学初中部，任职校学生会、班长和团支部书记。1955年初中毕业，考人本校高中部，参加勤工俭学。1958年，以第一志愿考人山东大学，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来到美丽清秀令人向往的青岛，登上了大学的殿堂,成为我们那一带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这期间，不仅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且还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深入厂矿农村作调研，目睹了“左”倾错误及其对经济建设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1962年7月大学毕业。当时由于党在工作指导上的“左”倾错误，天灾人祸，国际上的反华鼓嗓，使我国处在困难时期。为打破反华势力的武装进攻，我响应了党的号召，投笔从戎，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当时我军正在中印边界进行自卫反击战，教育部部属重点高校的一行几十人，乘上西去戍边的列车，抵达新疆部队。次年1月，冒着塞外冻指裂肤的严寒，坐上驶往作战部队的卡车，爬天山，过干沟，穿戈壁，至兵站，夜宿轮台。脚踏冰川雪地,不禁触景生情，吟诵起唐朝诗人岑参在此地所作的诗词来:“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轮台东门送君去……”经过四天的汽车颠簸，终于到达了昆仑山北麓的大沙漠边沿野战军驻地，团部把我等几人分配到准备去作战的二营五连当战士。经过紧张艰苦而不失快乐的连队生活锻炼之后，在大地回春、万象更新的5月，回到新疆军区步兵学校，当起训练部队干部的教官来。1964年毛主席号召向解放军学习，步校受命办地方干部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的轮训大队，我被抽调去任教。1966年初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在石油运输公司，后到钢铁厂，任学校工作队队长。此后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1969年冬步校奉命整编，翌年3月被分配到阿克苏边防军分区宣传科，代科长和轮训队政委。1972年中苏边界斗争紧张，为 “反修防修”在新疆西线成立了前线指挥部，我为前指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参与指挥边防军的武装斗争和牧民的放牧斗争。一次，在执行公务的行进中，于高山上落马跌伤，留下永远的记忆。1974年前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各大军区逐渐恢复军事院校，这年的11月我又被调入院校任教。1977年6月，调到北京军区机关干校工作。1979年4月，奉调中央军委直辖的军事高等学府——解放军军事学院，至1985年12月继转国防大学至今。其间，跟首长当秘书写材料，参加中国社科院史学家李新班子和聂荣臻元帅抗日斗争史的编写工作。1984年，按照中央的部署，全军各大单位进行整风，我被抽调中央军委整风办任联络员，始识继耐老乡，甚幸事。接着参加肖克、王平和李耀文的抗日斗争史编委。
  时间的年轮太快,被无情似有情的岁月赶下军旅生活的舞台。1995年退休之后，应北京大学张副校长之约，到以他为校长的民办大学当助理，因他年事高卸任之后，校董事会董事长李琦老(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副董事长陆禹(原北京市副市长）和董事王元(数学家、中科院院士)等公推我为董事会秘书长兼校长，并参加中央党校函院的教材编研工作，后因执行跟一位老领导人的写作任务而中断。
  自大学毕业迄于今40个年头里,可以说是一生革命，主要从事国防教育，参与培养了军地一批批初、中、高级人才，为国防教育事业做出一定贡献。在教学中，不仅吸精纳瑞地备课，准备讲稿，研讨教案，登堂讲授，深入学员，同同仁编写、出版讲义和教材，而且还要著述立说写文章。那灯光常常伴随深夜不眠，实践着老院长刘伯承元帅“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教诲，同时还要执行临时任务的公差和参加有关学术讨论会。这样，写各类文章概约50余篇，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上;著作包括参与与别人合作有:《难忘的岁月》、《何长工回忆录》、《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发展史》、《八路军丛书》一套、《院校丛书》、《中国现代教育家传》、《中国军事教育通史》、《抗大二分校》、《星星河》、《何长工传》等。
  由于勤奋工作，刻苦学习，取得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就,但组织上对我还是很关照，1988年部队系统开始评定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时为教授。对于这样的学衔我们老辈是没有过的，可见在一定条件下，只要为党努力工作，顽强耕耘，总是能拥抱收获。“我的第二个春天”——杨智基画展采风晓秋2000年10月，为庆祝建国51周年,杨智基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排演场东厅举办了个人画展，贏得了众多赞誉之词，如:“少年英雄枪，老时绣花笔”、“境静心清、艺高志远”、“牡丹一绝”、“第二个春天”、“花正浓，情更深，急风劲叶尽招人”等等。总之，画展获得巨大成功。在画展的前言里杨智基写道:“十年前在这里举办过我人生里的第一次画展，那是在学画的第四个年头，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十年后的今天，已没有了当初的那种勇气，真切地感受到了‘学然后知不足’。”他发自内心地感慨道:“参加革命是我生命里的第一个春天，离休后学画是我生命里的第二个春天。”杨智基，山东滕州市人，1928年出生，是一位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战士。在部队期间，他不仅参加过中原、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和解放宁波、舟山的战斗，而且在全国解放后,对建设和保卫祖国海防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曾历任连队文化干事、连指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团干部处处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守备区政治部主任等职。1970年春调至八一电影制片厂任副厂长。
  1986年，杨智基光荣离休，突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就像一列在行进中的列车遇到了紧急刹车，一下子缓不过劲来。过去的辉煌已成为历史，现在需要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为此，他报名参加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学习书画。不久，总政老干部学院在八一厂设立了莲花池分院，他成为第一批学员，同时又担任了分院院长。忙碌的学习生活开始了，杨智基的心态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习画之初，杨智基的书画涉猎面较宽，经过一段实践与磨练后，他有选择地对牡丹、月季、竹、鹰等花鸟着墨渐浓。为了掌握好月季的色泽与造型，他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观察、揣摩；为了准确而生动地把握雄鹰的特征，他绘制了一百种不同神态的鹰。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磨练，他的功力日增。
  风风雨雨，寒来暑往，辛勤笔耕了四年，为检验自己的学习成绩，杨智基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排演东厅举办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个人画展，获得了领导者和同志们的一致赞誉。总政老干部学院副院长评价说:“杨智基的作品章法严谨，笔法挥洒，形、神、气、韵均达到一定水平。”的确是这样，他画的牡丹尤其与众不同，我们平时在欣赏绘画时，看到的牡丹大多雍容华贵、姹紫嫣红，而他却独绘白牡丹的淡雅。画稀少的白牡丹难度很大，他却在少中求好，难中求精。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果然笔下生辉，成为他的代表作。《中国老年报》曾专门刊登过他的白牡丹，赞誉为:“仪态端庄、清秀素雅”。他颇为得意的是一幅《月下牡丹》——月色、花影交映，似梦非梦，意韵颇深，像一首无声的诗。在举办第一次画展的过程中，《八一电影》杂志的记者专门采访了杨智基，并在1994年第11期刊登了题为 《醉艺忘机、老有所为》的报道。报道中写道: 四年时间在老人的生命中只是短暂的瞬间，然而杨智基同志却奇迹般地在这短短的四年中完成了自我的重新塑造，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付出多少艰辛！在庆祝建军65周年和纪念八一制片厂分厂建厂20周年时，杨智基带着他的百余幅作品回到了他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宁波、舟山、襄樊等地举办画展，获得了极大成功。当地新闻媒介纷纷报道，给予了高度评价。杨智基通过举办画展又回到了朝思暮想的老战友们中间，实现了自己把问候和鼓励带给战友们的夙愿。他的老战友、老同志们也把热烈的欢迎，热情洋溢的赞誉回报给他。在定海的一次座谈会上，舟山市领导人感叹道:杨智基同志戎马一生，晚年生活竟也如此丰足，画展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其本身。丹青难画是精神，里面饱含着无限生气与志气。
  在十几年的绘画学习中，杨智基先后参加了全国人大离退休干部局和全国政协老干部局等单位举办的公仆风采展、公仆情怀展、中国影人书画展、中外电影家书画家联谊展、全军老干部书画展、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书画展、中国当代明星书画展、1999国际老年人欢聚重阳老干部书画展等，不仅多次在画展中获奖，而且在多次重大活动中，积极地为亚运村、中国少儿基金会等作画献画。
  学然后知不足。一次次地作画参展，为更进一步学习、丰富和提高创造了条件。正如在庆祝国庆51周年画展前言中杨智基所说的那样:“又学习了十年，成绩不大，只是把流逝岁月里的作业呈现给大家，作为离休后生活与学习的再次汇报,得到了期待的‘我的第二个春天’——春天是绽放的朵朵小花，是我继续为人民服务的奉献。”艰难中拼搏奋斗中进取——我的学习和工作简历王汉东1943年1月，我出生在山东滕县中仓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期家境贫寒，解放后土改时分得土地，才得以温饱。父母为了把子女培养成才,在当时家庭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送我们兄弟三人进学校读书。1958年前，我在本村小学读书，1958年秋季,考人滕县第一中学初中部，1961年秋考人滕县一•中高中部学习。
  从小学到中学的这12年的时间，是我学习生活中最难忘的岁月。这12年给我留下不少美好的回忆，同时也铭刻了我生活的艰辛。这12年时间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是这12年铸造了我前进道路上的第一块基石。12年的学习生活是紧张而艰苦的，由于当时家庭生活非常困难，自己知道学习机会的宝贵，所以学习一直很刻苦，学习成绩也比较优秀。小学五、六年级时，我的作文就经常作为老师讲评的范文，因而培养了自己浓厚的学习兴趣。小学毕业升初中时难度很大，因为当时全国刚解放，国家十分重视扫除文盲，办了大量的小学，但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中学却很少。我记得1958年“大跃进” 前，全县只有三所中学，而且只有滕县一中有高中。从小学升初中，大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势。我所在的小学两个毕业班的100多名学生,考人中学的只有我们4人，可想当时能升入中学是多么困难。1961年秋季初中毕业时，又正逢国家经济困难和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高中也压缩规模，全县高中只招收三个班，我又被录取了,这在我们村的人看来我像中了状元一样。其实从这时我的家庭经济状况来说，我根本不具备继续上学的条件。记得那年的夏季，徐州遭雹灾，我乘火车去徐州贩了一趟辣椒,喝凉水睡车站，辛苦三天才挣了两角钱。这件事对我教育太深了，生活逼迫我不得不继续走求学之路。中学六年的困苦使我终生难忘。但我也是幸运的，一是遇上全国解放的好形势，二是碰到了一批培养教育我的好老师。我初中时就享受国家的助学金，每月3元，没有助学金支持我根本就无法完成中学的学业。所以我永远不忘记共产党的恩情。我在中学阶段，一直受到老师的关心和爱护。初中时，老师就组织我们几个写作水平较好的同学，进行改写短剧剧本的尝试，极大地激发了自己的学习热情。高中时，我班当时助学金最高的是6元,最后，老师又把分配后剩余的5角钱加在我的身上,使我很受感动。而更使我感动的是老师的敬业精神，从初中到高中，我都是住校，那时每天都有两节晚自习，老师也随同我们上课，直到熄灯后才回家。他们为了这批学生，放弃了照顾家庭、照顾孩子的宝贵时间，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我由衷地感谢这些辛勤的园丁。我们那届高中毕业班，升学率达到50%以上，这在当时全省，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说在我们这些人成功的背后，是与老师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1964年秋，我考人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终于走进大学的殿堂。大学生活的道路也并不平坦，这期间经历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入大学不久，即开始了农村的“社教”运动（S卩“四清”），根据当时国家的统一要求,我们文科学生都要参加工作队到农村搞“四清”。我参加了山东省委组织的万人“四清”工作团，到齐河县农村搞“四清”试点，从1964年冬到1965年夏，历时半年多的时间。搞完“四清”返校后，专业学习不到一年，到1966年夏,全国范围内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两次运动，使自己失去大部分专业学习时间，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但现在回忆起来，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又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我从小生活在偏僻的农村，以后又埋头学习，对社会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虽说有些书本知识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在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期间，使我初步懂得了如何做群众工作、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提高了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这对我以后走上领导岗位是非常有益的。同时，通过对农民的深人接触，培养了我对农村的深厚感情。我虽然出生在农村，但在农村生活和从事农村工作感受是不一样的。以至于搞完“四清”返校后，仍时时关心着我所工作过的生产队的情况，长久放心不下。“文革”初期，我对部分学生的过激行动特别是对老师的不恭行为非常反感。由于我未参加学校的派性斗争，加上自己在同学中威信较高，在学校实行“大联合”时，被选为班服务组成员。1967年下半年，学校开始了“复课闹革命'但由于当时学校派性严重，山头林立，根本无法复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班服务组研究决定，把我们班从学校拉出去，脱离学校的派性环境，到山东省海阳县农村，搞教育革命探索。这一倡议得到大家的响应，随同我们去的还有中文系的十几位老师。在农村通过编写村史、家史，不但使自己所学知识得到实际运用，而且通过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使原先在学校形成的各派，通过下乡已不复存在。我们到农村搞教育革命的经验在当时的《大众日报》上曾进行连续报道。但现在看来,我们的做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特别对于一些学习自然科学的同学，他们也随着盲目下乡，失去了宝贵的专业学习机会，不过这是整个大环境所造成的。
  1968年冬，我们面临毕业分配，在“工人宣传队”的带领下，被拉到山东聊城农村搞毕业分配，而所谓的分配,就是全部到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我们被分配到济南军区后勤部所属昌邑县昌北农场进行劳动锻炼。昌北农场，北临渤海，过去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盐沼地，后由部队开垦成稻田。这里气候恶劣，冬季风大，那年冬天，我们住的草房房顶被大风掀翻过两次。夏季蚊虫特别多，下稻田时，为防蚊虫叮咬，就在腿上糊上泥巴。而且劳动强度大,每天下田干活要十几个小时。当时我们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春天整大田时，踏着冰茬下水劳动，往往到收工时，腿上到处是被冰块划的血道子。由于极度疲劳，十个手指都伸不直，扣衣服扣子都困难。这里土质特别粘，活不好干，工作进度不理想，为了赶进度，有时我们在下半夜，趁地表面结冻时偷偷下地干活。我当时被任命为班长，在我的带领下，全班同学团结协作，每次完成任务都比较出色，被树为全连的标兵班。种稻子有一句俗话，叫“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对水的管理如何，直接关系到收成的好坏，连队对管水人员都进行严格挑选，挑选责任心强、能吃苦的人员组成管水班。由于我们班是连队的标兵班，连里就把全连稻田的管水任务交给了我班。在管水期间，我们为了不与当地老百姓争水，我们宁可个人辛苦点，稻田灌水都是在夜晚进行，白天让老百姓用水。由于我们完成任务出色，年终评比时，我们班受到连队的嘉奖，我也被评为“五好学员”。更让我始料不到的是，我这个接受“再教育”的学员，在农场锻炼期间，于1969年10月被光荣地接收为中共正式党员。
  1969年冬，接受“再教育”结束，部队到农场选人，我有幸被选调到部队工作,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白城办事处军马局组织科帮助工作，由此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我们那批大学生是穿着便装到部队的，能不能人伍，当时并没个明确的说法,特别是看到前几年分配到军马场的大学生并没有入伍，而且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有的学生便产生了消极情绪。我是从苦水里泡大的，是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当时自己想法是，不管分配到哪里我都要安心工作，都要认真去完成分配的各项任务。在此期间，曾多次到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境内的十几个部队马场，总结宣传军马生产战线的先进典型。经过一年的锻炼并经过考核，于1970年12月被正式接收入伍，调到总后勤部政治部组织部工作。
  乍来到部队的高级领导机关工作，对自己来说一切都是生疏的，工作不知如何下手。但在别的同志眼里，自己是个大学生，是“秀才”，理所当然地应承担起文字方面的工作。当时思想和工作压力非常大，为了完成工作任务，经常加班加点，有时连续一两个晚上顾不上休息。在组织部工作期间，每年有一半的时间要下部队搞调查研究，研究部队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党委决策提供依据。围绕提高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开展工作。为抓好艰苦地区部队的党的建设，曾四次赴青藏线，在青藏线最艰苦的五道梁兵站蹲过点。在组织部工作期间，多次受到嘉奖，先后担任过组织组组长、党务组组长，逐步由普通干事晋升到副师职干事，成为业务工作的骨干。
  1987年12月，因工作需要调任总后勤部党委秘书。1988年9月授予上校军衔。
  1990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总后党委秘书）。主要负责总后勤部首长日常办公的协调和党委的日常工作。在首长身边工作无小事，不允许有任何工作的失误，工作要既谨慎又认真，特别是对各种会议决策性文件的起草,都要反复推敲，保证准确无误。在此期间，自己也特别注意加强学习，特别是学习首长对各类事件正确分析判断的能力，对自己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平都有很大提高。
  1992年9月，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生产管理部任政治部主任（正师职），同时晋升大校军衔。在任职期间，因工作需要，曾兼任过中国国防工会委员、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理事、军队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在履行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多次参加军队和地方组织的各种会议和调研工作，撰写和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为提高军队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政治部是党委的办事机构，是干部的主管部门，负责干部调配、任免等项工作，工作做得如何，直接关系到部队的建设。自己作为政治部的主管，特别注意政治部的自身建设和个人的廉政建设。总后生产管理部是全军生产经营的主管部门，有的军办企业曾表示对我们搞点赞助，添置些办公设施，我们都婉言谢绝。在我担任政治部主任5年多的时间里，从未因工作关系接受过任何单位和个人的馈赠。为此，我曾在总后机关干部大会上作过经验介绍。1996年9月至1997年1月，参加了中央党校第27期地厅级干部进修班的学习。1997年11月，调中国新兴(集团)总公司任纪委书记(保留军队职务）。1998年12月，根据国家关于军队不再从事经营性生产的规定，中国新兴(集团）总公司与部队脱钩，遂辞去公司纪委书记职务，返回部队。1999年3月，在部队光荣退休。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子弟，如果说自己在事业上有些成就的话，主要靠的是党的培养和教育，当然也是与自己的努力奋斗分不开的。我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但在可能的情况下，仍然还要继续为党的事业做些有益的工作，不辜负家乡父老对我的期望。平凡岗位默默奉献刘家坤岁月流逝，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由外出求学,到参军人伍，自己每走一步，所取得每项成绩，都离不开部队这所学校的培育，离不开本人的勤于学习、努力工作，更离不开养育过我的家乡的父老乡亲。
  1942年10月，我出生在今滕州市滨湖镇田桥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解放前，我家祖辈租种地主的田地，除去交租，难以糊口。从4岁开始，跟随父母逃荒要饭，成天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苦日子。1950年，我在本村小学读书，1954年考上赵坡高小。由于家庭生活困难，辍学一年，翌年在本村民办高小上学。1957年9月，我作为本村惟一升人初中的学生，考进滕县第三中学。1%3年7月高中毕业，遂考上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在大学5年，一直担任学生班长，积极上进，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于1965年5月31日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因“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本应于1967年7月大学毕业，却推迟到次年7月才分配。按照当时知识分子的政策，我被分配到济南军区内长山要塞区莱西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1969年12月，根据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选留少量大学生充实部队机关的指示精神,我作为365名大学生中选留的5人之一，留在了所在农场的上级机关内——长山要塞区后勤部。在基层代职锻炼半年之后，被分配到该部政治部组织科负责党务工作，并先后担任后勤部党委秘书、组织干事。在此一干就是9年，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做出了贡献，深得部队首长和机关同志们的信任与好评。
  1978年12月，我奉命调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政治部工作，任组织干事、训练部党委秘书。1982年9月，被选送到军事学院军事理论研究班学习，1984年12月底毕业。在两年半时间里，系统地学习了军事学主要学科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军事思想和军事史、战略学、战役学、军队指挥学等。我撰写的毕业论文《论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以劣胜优问题》获优秀成绩，并发表在《军学》杂志上。1985年底，国防大学成立。翌年3月，我被任命为该校训练部办公室主任。1988年8月，被授予上校军衔。在训练部机关工作11年，从干事、党委秘书到办公室主任，在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教育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等方面，协助部领导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培养我军高级军事指挥人才、军事参谋人才、军事理论研究人才做出了贡献。工作之余,潜心钻研军事学术问题，发表军事论文多篇，与人合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词条，获国防大学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担任《中国消防全书》编委及该书《军事消防卷》副主编，主笔和组织撰写《火攻与军事消防》40余万字，填补了该学术领域的空白，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90年初,我被任命为国防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由军官改为文职干部。1992年9月，晋升为文职三级(相当于大校）。1994年12月，晋升为副研究馆员并任军队院校图书馆委员会副秘书长。1998年12月，晋升为技术五级(相当副军级）。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参加了第一期军队院校图书馆馆长培训班，较系统地学习了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基本理论，取得了领导工作的主动权。1995年，军队院校图书馆展开信息网络建设以来，由国防大学图书馆牵头，组织开发并负责安装图书馆信息网络系统，分期分批组织全军院校图书馆馆长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作为牵头单位的负责人之一和具体组织者，对全军院校图书馆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担任军队院校图书馆委员会副秘书长，负责处理该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工作，协助总参谋部业务主管部门规划军队院校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策划和组织实施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撰写了多份重要的研究、咨询报告，发挥了参谋和智囊的作用;在馆内，组织信息网络和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组织和参与建设的《国防相关信息系统》，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做好图书馆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积极从事图书馆学和现代信息科学的研究，在军内外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30余篇。2000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随中国图书馆学会代表团赴美参加美国图书馆协会2000年年会，并访问了美国一些大学、科研机构图书馆和社会图书馆，学习了先进,开阔了视野。
  目前,正组织全军军事训练网上建设“军队院校图书馆信息站点”，组织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以更好地为全军部队训练和院校教学服务，为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服务。
  豪气风骨做人世事练达作文——张家军其人其文程博没有认识他之前，深深感染我的是他那雄浑壮烈、气势恢宏、感人至深的佳作。那频频见诸报刊充沛着厚重深远的主题与强劲火热的生活相撞击的灵性的文采，令我思索:他一定有着独特的人生、深沉的思想、顽强的性格、痴情和执著的军旅生涯。因为我所读过他的每篇佳作，都不曾受时间、事件、人物的限制，它包容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时代感、使命感、纵深感和历史感，给人以清新、启迪、知识和美的享受。
  站在他面前，我才发现：他身材修长适中，飘逸潇洒，仪表堂堂，内含修远高雅。那睿智的目光里分明透露的是自信、刚毅和深沉。还有一双温暖有力的手。看上去既有记者作家的气质风度,又有军人的气爽豪迈，文章和他的仪表一样有棱有角，富有力度和感染力。“文如其人”,这又是我对他的一个印象。
  结识了他的人，再去读他的文。2000余篇富有特色的新闻报道(其中有近百篇作品获全国全军等各种新闻奖)和百万字极具有个性的文学作品（出版了两部报告文学集,一部新闻作品集）,真实地展示了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为主体的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辉煌的历史画卷，以及他对真诚、卓绝、7欠恒美好人生的追求，从而使我知道他的情有多苦，思有多深，责有多强，路有多艰，字有多重。一如他留给我的第一深刻印象，仿佛目睹了他深情的倾注，悲壮的情怀，血性的呼号和痛楚的抗争……1957年7月，张家军出生在山东“滕小国”一个聊以度日的农家，是伟大母亲的远大目光和执著，才使他兄妹四人能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走进学堂，并攀缘求学的阶梯，一个个都成为令四邻乡里羡慕的大学生。张家军虽没像哥哥们那样顺达的迈进大学门檻——因为他赶上了“白卷升大学”的年代,高中毕业他回乡了——然而，由于家庭的熏陶，特别是父母亲善良、不屈品德的影响，他不仅有着吃苦耐劳、坚强刚毅的性格，更有着渴求知识，渴望成才，立志成才的远大抱负。
  成才之路在哪里？1976年春，张家军投身到了绿色军营。
  新兵连，他便被慧眼识才的团政治处领导人挑选上。为锻造这文气十足的小伙子, 那位领导人专门指示，把他先分到全团最艰苦的、担任工程掘进任务最重的连队去考验。谁知这一去却难有回归之日，因为那位挑选并安排他锻炼的领导人很快调离开了团队。于是，在那被寂寞苦累荒凉板结的死亡地带, 凝结了他10年青春的热血和汗水。
  在那血肉与山石相撞，死神与求生追逐,处处弥漫着石粉、轰鸣、TNT浓烟的10载漫长岁月里，真不知这位文弱书生是怎样活过来的，而且活得又是那样多姿多彩，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在凭着力气吃饭生存的工程团，他竟从班长、排长、指导员，一步步地走出来，而且是全团公认的优秀干部。倘若是孱弱的性格，倘若是没有崇高的人生追求，或许他早就在一次次累昏在工地的苏醒中，在一次次从死神手里逃亡惊吓中，自甘消亡湮灭了。但是他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微笑地接受了严酷的现实和挑战，一颗赤子之心融着滚烫的生机镌刻在大山雄浑凝重的史篇上。
  在那遭人遗忘冷落、苦不堪言的漫长岁月里,他活得并不苦，也从无哀怨。因为，他找到了另外充实生活的精神寄托——读书。在那轰鸣刺耳的工地上，在那阴暗潮湿堆满铁锹镐头的牛毛毡工棚里，他给大山和他的战友留下了如饥似渴攻读的印记。哲学、文学、历史，他博览着，吸吮着,咀嚼着……历史是永恒的，人类无法重新经历;未来是永恒的，虽然它是人生的地平线;但人类能把握住的就是连接这两个永恒的现在。站在这交叉点上，向每一天挑战，去拼搏，去追求，获得了每一天的富有,也就获得了历史和未来。张家军无疑是这交叉点上的强者。知识的琼浆不断充实，感情的波涛不停汹涌。于是在那一天，张家军按捺不住的激情促使他拿起了笔，他要记录曾使他哭、曾使他笑、曾使他热血沸腾并全身心投人和拥抱的生活。他最初是太狂了点，开笔便写大部头电影文学剧本。当16万字用他3年全部业余时间和心血铸就的电影剧本《火红的战士》出笼，并满含希望虔诚地寄给某电影制片厂后，尽管得到某大编辑接连两封热情的鼓励信，但他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狂妄和走的弯路。他曾一度搁笔，但从不自暴自弃自馁。他重新审视手中的笔，又开始从特写、诗歌、散文、小说写起。不久他便从那一张张散发着馨香的报刊上，品尝到了成功后的甘甜。特别是1985年连载在《中国民兵》杂志的长篇纪实文学《一位战将的爱情》，应该说是这位指导员的成名之作。
  历尽苦头的人，才真正懂得什么叫生活。像涼淙的小溪流经岁月的积蓄，换来的是一泓深澈甘甜的清泉。不但冶炼出他一个合格战士的高贵品德和气质，也为他日后成为出色记者和青年作家奠下了坚定的驻脚石。从 《猛士出山》、《壮士兮，热血奋进的男儿》、《倾注在大山深处的爱》等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中，一下子就能看到他的身影，或者说那就是他工程兵生活的真实写照。
  当提及这段经历时，张家军不无感慨地说:“生命之舟的航向和追求，永远是美好的，而历程多是苦难.说不准何时何地何种暴风骤雨会无情地向你袭来，但只要你坚信前程是光明的，任何苦难都不会改变阻挡你驶向金色彼岸。对10年工程兵基层生活，我从不懊悔，反而感到庆幸，因为它给了我坚强、毅力、勇气和不屈，给了我生命之泉，知识之源，使我走向成功之路。”夜风，温柔地拍打着玻璃窗，疲倦的夜莺早已停止了歌声，只有一盏不熄的灯光如星辰依然在闪烁，沙沙作响的笔似一张哗哗奋进的犁铧，仍在不停地耕耘。此时的张家军正端坐在第二炮兵宣传部新闻干事(兼新华社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交椅上伏案疾书。1986年初，张家军终被二炮宣传机关发现，并大胆地把他从连队指导员岗位上调升到被二炮部队上下关注的现任位置上。这对张家军来说是惊、是喜，而更多是无尽的忧和愁。一位长年在山沟与石头铁钎打交道的连队基层指导员，一跃为大区级新闻干事和中央新闻主要媒体记者，且不说新闻业务还不甚掌握，各新闻单位一概不熟，就连熟悉二炮机关、部队也够他费上一年半载功夫的。张家军能担此重任吗？善意的担心可以理解，但也不乏排挤、苛刻和冷嘲热讽。
  面对这强大的无形压力，张家军没有退却。他深知能否在此重要的新闻岗位上立住足,关键是看成果，看报刊上登出来的作品，而不是靠个别人过早的结论。他赞赏鲁迅先生“世上本无路”的那句格言。
  从此，他以百倍的热情、全身心的爱和强烈的责任感、事业心，投身到了新闻这一神圣的事业中去。于是，娱乐、闲暇正常的平静生活再不属于张家军所有，没黑没白没完没了的采访写作成为他生活的全部。他不再问年月日，也不在乎春夏秋冬，因为他完全把自己置身于没有时空概念的无休止运转的工作之中。不但如此，他还变得十分冷酷——对家庭对自己——甚至在妻子遭受意外工伤死里逃生完全伤残时他都没停止手中的笔。其实，张家军是最重感情的人，只不过他把全部的情、全部的爱都倾注到手中的笔，凝结在稿纸上。自古“成大功者，不小荷，不为儿女情肠所累”，这也是张家军成功的一个秘诀。
  投入必有回报，播种必有收获。仅仅在半年内，张家军的报道文章便屡见于全国全军各大报刊和电台。第一年，他便以见报近80篇的收获证实了自己的价值和成功。然而，张家军在事业上是一位从不满足,且干任何事都要干出个样的犟人。投身新闻事业, 他便立志成为新闻界的名记者。他深知，要达到此境界，光有热情勤奋不行，更重要的是要有悟性，要有灵敏的新闻嗅觉和强烈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在新闻成才的坐标图上，历史和现实两根轴相交的中心是人，是人的自我超越和更新。”一位老报人的话也给予他启迪。因此，他感悟生活、认知世界的方式，仍然是年少的新奇和淳朴。他勤于问，谦于人，不失滴水之饮，不耻寸步之劳,广汲博学之士的乳汁。为让笔锋随时代脉搏跳跃,他始终站在时代的船头上，瞄准社会的波峰浪谷，在生活的源头上去发掘，去倾听，去观察和研究军人的价值，军人的情感，军人的关注，研究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未来高科技战争，播扬军威国威，唤起民众爱国爱军情感。
  “真诚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 (马克思语)。为发掘生活的真实和新闻的真实，他把触角伸到军营内外的各个角落，在大江南北的绿色雄性地，崇山峻岭的夹皮沟，茫茫戈壁的发射场，风餐露宿的边防哨卡，都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在那里,他结交了许许多多知心朋友。上至将军，下至刚入伍的列兵，只要他接触的，无不被他的真诚和热情所打动、所感染，都愿意和他推心置腹地做朋友。于是，他的报道也就像他的采访一样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泛性，深受新闻单位的青睐和读者的喜爱。
  繁星点点，不可能将他那2000余篇报道文章的特色都加以评点。但从1989年9月至12月间连续在《中国青年报》推出的《崛起的战略导弹部落群》(9月23日）、《导弹雏》(12月7日），《给你一支“猎枪”》（12月22日）三篇近万字头版头条的长篇通讯，足见张家军新闻报道的功底和独具特色。紧接着，《攻读马列走出误区》、《熔炉铸本色•烈火映丹心》、《化作彩虹留人间》等一篇篇激昂、动情、感人的长篇通讯、特写频频见诸报端，引起新闻界关注和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其中 《攻读马列走出误区》、《导弹雏》分获全国教育首届好新闻评选一等奖和全国科技好新闻评选二等奖。1991年5月30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及广播电台同时推出的《一位真正被理解的优秀共产党员一一记二炮某旅副旅长吕廷珩》典型报道，无论从千余封读者反响中，还是从文章的写作风格上，都不难看出是一篇难得的典型报道力作。正如《解放军报》7月7日三版刊登的“好稿评点”文章中所讲的：“通讯 《一个真正被理解的优秀共产党员》，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好在哪里？有强烈的现场感，写出了真情，写作角度新颖，感染力强。”文章从这四个方面给予了充分点评和赞赏。当年被《中国青年报》和《解放军报》评为年度好新闻。
  同年7月30日，张家军收到了离任不久的二炮原政委刘立封的亲笔信，此信是老政委看了《解放军报》7月28日头版头条刊登的《导弹升向高空,工作脚踏实地——二炮团以上党委改进作风述评》及7月29日二版头条的《为了铸造“中华之剑”》后，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写来的表扬信。这位二炮的老领导者在信中真诚写道：“这两篇报道，从内容上看，可以说一文一武，一军一政，有精神有物质。从风格上看，说的具体，谈的实在。相信二炮从领导到广大指战员读了一定很受鼓舞，并从中得到不少教益。我个人边读边想，同样受教育，深受鼓舞。”刘立封同志是从受教育、鼓舞的角度，写的表扬信，但细细品赏，“铸造‘中华之剑’ ”通读后你会更加赞美其高度精炼的文采，大起大落、浑厚磅礴的气势。是的,如果不是如此，组建25年的战略导弹部队,怎能仅用不足3000字的通讯便反映出了其成长发展的全貌和风采(其文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早晨新闻摘播）。一位老新闻记者读后，禁不住撰文称赞说:“此篇文章不失为写岁月风貌的范文。”张家军新闻报道文章写得好，有特色，这不仅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还得到了新闻界一致好评，那近百篇在全国全军新闻评选和大赛中获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见证。
  张家军刚当记者时说出的“要以成果证实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幻想做“名记者”的梦已实现。十余年间他连年被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等新闻单位评选为 “优秀记者”和“优秀特约记者”。
  然而,张家军依然是张家军，那样谦和，那样卑躬，那样躲躲闪闪，那样老老实实。记得张家军说过这样的话:“做文先做人。在做人中学作文，在作文中学做人。”难怪他的为人和他的文章一样让人称道。
  那期间，他没有自己的写作空间，也没有安定的家，常常为寻找一桌写作之地而苦恼。然而，他依然是一如既往，无怨无悔。洒一腔血泪，沐一路风尘，披一身霞光。
  万籁俱寂的夜，那深沉睿智的目光，饱满宽阔的额头，却藏不住一身的疲倦。他几乎每天都要超负荷工作，通宵达旦是家常饭。为赶走饥饿的侵扰，常常靠方便面、干面包和玉米糊穷对付。这日子，他默默地度过了6个春秋。
  伤残的妻子，生活和情感都要人护理，年幼的孩子也要他献上父爱和关怀。但他给予他们的是那么的少，以致招来了众多亲友们的指责。
  他手下的报道员在基层翻滚几年后，肩上的星耀得比他还多，面对面一站，他相视一笑。对功名利禄，身外之物，他视若浮云。“不与贵交我不贱，不与富交我不贫。”这是他的信条。
  多年来，他就是在这种喜悦与苦恼，兴奋与惆怅，抗争与妥协，顺意与矛盾的交织中生活着。他心中时常也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感叹做一个记者痛苦太多，欢乐太少,付出太大。但又常常从一封封读者来信的滚烫字里行间，从一个个采访对象的眼神里，从一篇篇稿件引起的强烈反响中，感受到一种责任的神圣，奋争的豪迈和奉献的慰藉。
  他的确活得太累，对自己标准太高。他不但要求在新闻上做出成就，还在文学上跃跃欲试。每年他都有一些报告文学问世，有的还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受到文学评论家的称赞。他无疑是一位有潜力和希望的文学新秀。1991年，由著名文学家评论家蓝翎作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万字《崛起的战略导弹部落群》报告文学集，1997年由军委副主席迟浩田题写书名的同一出版社出版的30余万字的《苍生咏》报告文学集，便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张家军却说，他无意在文学创作上成名成家。他所创作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是因为新闻和文学不可分,是题材的需要。因为一些重大题材,一些全景式的题材，是新闻体裁所担负不了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这个介于新闻与文学创作之间深受记者欢迎的体裁担负此重任无疑是最合适不过了。不过，并非所有的记者都能写出报告文学来，特别是写出佳作来就更难。因为文学创作确实需要一定的“文学”素养。
  张家军文学创作确如他所说:“无意成名成家”，完全是“题材的需要”，或者说，他以报道为本，借创作手法开掘更深层的主题内涵和文学才思，以此吸引读者，引起更广泛的宣传效果;另外，他又以新闻的灵感，新闻的轻快，捕捉人们关注和感兴趣的重大人物事件, 以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形式迅速推出，以新闻轻快取胜，以文学欣赏艺术招揽读者。发表在《文艺报》上的《军衔风潮录》、《光明日报》上的《大潮•擂台•主人翁》和《人民日报》上的《山海丹心》等报告文学作品，无一不体现了他这一创作思想。
  张家军虽“无意成名成家”，但他的艺术素养和文学造诣“含金量”还是很高的。他注重文学修养，博览名著，拜师求教，并采百家之长，努力写出自己的特色和个性。他说: “不向作家靠拢，不具备一定文学素养的记者是不会有出息的。”他始终认为，没有感情就没有艺术，没有激情就没有佳作。激情是作者的智慧结晶，这个结晶就是人的精神。晶体的核心是人格。人格不同，自然产生不同的脚印，不同的思想倾向和创作意识。作为一个从基层摸爬翻滚走出来的记者，高尚的激情，只能来自火热的军营生活，来自火箭兵的心灵呼唤。化平凡为神奇，凝短暂为永恒，熔真实为一炉，揽春风情理为一虹，气势磅礴，波澜壮阔，这就是他艺术的风格。
  “人家乡往水东西，不是临溪即背溪。拶得一家无去处，跨桥结屋更清奇。”自古华山一条道。在新闻和文学道路上，“临溪”建房也好，“背溪”建房也好，人们常见不鲜。但 “跨桥建屋”才令人“清奇”，这也许正是对张家军立足火箭兵肥沃土地，走向成功之路的真实写照。
  人生无岸，文也无涯0他仍在努力地跋涉着，艰难不停地跋涉着……张家军，2000年1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公厅综合调研局副局长，大校军衔。
  不负墨子故乡人陈政举—-题记：齐鲁大地多豪杰，一代显学映古今。身为滕州一游子，不负墨子故乡人。“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作为一个离家多年的他乡异客，时刻都在思念着千里之外的父老乡亲。尤其是在全国军民喜迎新千年、跨入新世纪、再创新辉煌的历史关头,我意外地收到一封家乡市委党史办公室组编《天南地北滕州人》的征稿信，“听”到那声乡音浓重的问候，品味字里行间充满深情的勉励,更加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我为父老乡亲对远方游子的关怀厚爱激动不已！我为党政领导人重视人才建设的远见卓识拍手称赞！我为全市人民弘扬滕州优良传统的精神风貌肃然起敬！然而，当我明确征稿要求之后，不免有些底气不足。尽管自己是新闻干事出身，长期在机关工作,发过不少稿件，抓过不少典型，总结过不少经验材料，但到了写自己的时候，却无从下手，总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可写。其实，这段时间我很矛盾，有时觉得有很多心里话想给父老乡亲说，有时又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因而，每当躺到床上，我就不由自主地回想起父老乡亲送我参军的情景……那是26年前的早春2月，也就是1976年2月，我才18岁，经过一段时间的层层把关，我终于领到了盖着“滕县人民武装部”大印的“人伍通知书”。就是那一纸公文，使我这个生长在穷山沟的孩子一举成为众人关注的“人物”。祝贺的,道喜的，赠别的，来了一拨又一拨，把我家的几条“普滕”烟都抽光了。乡亲们千叮咛，万嘱咐，中心意思都是希望我到部队好好干，真正干出点名堂来，为家乡人民争口气。晚上，父亲点着煤油灯，语重心长地教给我当兵后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做文，一直谈了大半夜。家父是村里惟一读过诸子百家的“文化人”，为此深受乡亲们的敬重。这天夜里，听老人谈古论今，启发诱导，更觉寓意深刻，至今记忆犹新。尤其是讲到 “好男儿志在四方”、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时，父亲特意提到世间显学除孔孟之道外，历史上还有一门很有名气的墨子学说，战国时期发展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程度，而且这个墨翟，据说是咱滕县人。说到这里，父亲显得很激动，还有意识地看了我一眼。我完全理解老人的心思，那门“墨子学说”显然是针对我在人伍登记表上填了个“爱好写作” 的特长而言的，那期待的眼神里分明充满了对孩子奋斗成才的渴望和希冀,那句“是咱滕县人”则在暗示我，要为家乡人争气，就要瞄着家乡的名人努力。可以说,文首那四句题记，虽然是现在写的，但却根源于离乡之初。也可以说，正是这四句题记，始终伴随着我的游子旅程，激励着我不懈奋斗。
  (-)回顾20多年来的军旅历程，我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爱岗敬业的思想基础，是建功立业的内在动力，是战胜困难的精神支柱。
  人伍之初，我非常荣幸地被分配到功名显赫的“万岁军”一个“双模”连队。为了展示自己愿为所在部队辉煌历史增光添彩的“才华”和“抱负”，当晚我就写了篇《军营随感》, 并用从小上山放羊时在大石板上练就的五种不同字体，分别给家人和亲友们写成书信，第二天一早交到连部，请通信员转送收发室。苍天不负有心人，下午我就被叫去帮助文书抄写老兵鉴定，后来又让我协助出连队板报。班务会上，我发挥上小学时曾到十里八乡巡回背诵200多条毛主席语录的优势，每讲一个问题都先引用几段老人家的话，然后再侃侃而谈。就这样，我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上级来人开座谈会时派我参加，连里举行集体活动时选我发言。可谁也没有想到，正当我踌躇满志的时候，连队突然把我调到了炊事班，军人生涯的第一个考验严峻地摆在我的面前。
  当炊事员的几个月中，正是部队在内蒙古执行国防施工任务的紧张阶段。全连官兵 “三班倒”，炊事班每天要做九顿饭，每一班还得往十几里外的山洞里送一次饭。虽说苦点累点紧张点，倒给我这个“学徒工”提供了实践锻炼的机会。加上我除了学烧火、学切菜、学做饭之外，有时还要帮助“御用文人”抄写材料、更换板报,一人当成几人用，一天干完几天的活。尤其是晚上送饭，山高路陡，天黑风大，稍不留神就会迷路摔跤。有天夜里，我和另一位战友去送饭时，赶上风雨交加，尽管我们仔细按照白天辨认好的方位物前进，不知不觉之中还是走错了方向。当我们感到越走越远越找不准路时，那位战友失去了信心，想顺原路返回驻地。我想到施工的官兵还等着吃饭，就建议边往回走边找准去工地的方位物。好在我们为了预防万一，提前出发了一个小时，才没有耽误大家吃饭。
  不久，我又被调到连部当报道员，后来到营里当报道组长,到团里负责报道工作，到师里当新闻干事，总共搞了十年报道，年年被评为先进，十年中，8次荣立三等功。随着《解放军报》、《战友报》等媒体经常在头版头条或用整版篇幅刊登我写的稿件，随着“全国好新闻”、“全军好新闻”评奖中经常有我获奖的作品，随着《杂文报》等新闻单位聘请我为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特约撰稿人，随着我宣传的一些先进典型在全军或军区推广，我一时成了“名人”。其实，人们看到的这些只是外表现象，而在“名声”的背后，才是成功之路的曲折和艰辛。说实话，当连队报道员，那是我预料之中的；当营报道组长,则在我意料之外，因为每连一个报道员，他们都是北京、长沙、重庆等大城市的人，见多识广，善于交际，只有我出生在穷乡僻壤的深山沟，连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都分不清,怎么也不会轮到我；负责团里的报道工作，更是不敢想象,因为当时新闻干事调走后，团报道组还有好几个人等着接班,各营的报道组长也都资格比我老，贡献比我大，何况负责工作就意味着将被提拔为干部；到师里当新闻干事，就近乎有点 “天方夜谭”了，因为当时我还是个战士，军队早已不许直接提干，尽管我负责团报道工作成效明显，好几家报社强烈呼吁把我“作为特殊人才保留下来”，军区和集团军党委也正在想方设法解决我的提干问题，但毕竟没有战士直接到师机关当干事的先例。可事实终归是事实，几个不可能的岗位偏偏都留给了我。领导人究竟看上了我的哪一点呢？通过后来的实践证明，我断定还是事业心、责任感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起了作用。有一次，我住在军区招待所为报社修改稿件，稿子还没改完，同一房间又住进来两位院校的教授，他们正巧要到我所在团去搞调查研究，我们交谈之后，为不影响他们休息，我就主动离开房间,到楼梯口的服务台写了一夜。这使他俩深受感动，一再表示要向团领导人反映我的情况。我婉言谢绝他们的好意，反复说明没有必要。等他们回来又见到我时，果然若有所悟地对我说:“看来你们团领导人对你非常了解。我们说到你的事时，他们都哈哈一笑，告诉我们‘这是常有的事，对那个小家伙我们放心!，”到军区政研室工作十多年来，我积极适应新岗位的需要，努力完成领导上交给的各项任务。尤其是成为骨干力量之后，参加中心工作比较多，大项任务一个接一个,有时突击性很强，有时持续时间较长，但不管多苦、多累、多难，只要组织分配，我都愉快接受，从无怨言。1998年初，张北、尚义发生地震后，为了及时反映部队抗震抢险和支援灾区的情况，我和群工部门的同志一起，每天24小时轮流值班,随时收集情况，定点向新闻单位通报。受领任务的当天晚上，我和一名干事逐个给各单位打电话，直到下午两点才把情况全部收集上来。我们顾不上紧张劳累，立即整理材料，等稿子脱手，天已经大亮了。连续加了几个夜班之后，我感到浑身疲乏，有时坐在那里就打起了呼噜。但电话铃声一响，就又来了精神。一天晚饭前，领导人交给我一项紧急任务，说上级要求加大我区部队抗震救灾的宣传力度，赶紧整理一份综合资料，第二天到新闻单位当面汇报。特有的新闻敏感性使我意识到这篇汇报稿意义非同一般，便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连夜整理出一份7000多字的新闻报道参考资料。当我五点多钟拿着稿子去交差时，整夜未停的大雪下得遍地皆白，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我踏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办公楼，按时把稿子交给值班员。本想回来睡一会儿，可刚躺到床上迷糊着，电话铃声响了，秘书通知我马上到政治部领导人办公室。我还以为是修改汇报稿的事，到了那里才知道，救灾前指来电话，让我和几位同志带一台车赶到现场去。我当时愣了一下，倒不是怕苦怕累，担心的是雪大路滑，带车去太危险了。首长看出我的心思，对我说，“你们先准备准备，等化化冻再走。”我什么话都没说，也没顾上回家吃点东西，就出发了。到了张北之后,组织部长一见面,指着破碎的窗玻璃说:“这是今天早上震坏的，当时我正写着材料，哗啦一声就掉下来了。你们可要有思想准备呀!”我们几个一听，心里都咯噔一下。但后来，谁也顾不上余震的危险，顾不上风雪路滑，顾不上天寒地冻，白天跟首长下部队检查指导工作，晚上赶写材料，那个苦劲、累劲、冷劲和紧张劲儿，就可想而知了。
  在宣传股长、教导员、政治处主任和理论研究室主任等领导岗位上，大校军衔的我，更不敢懈怠，惟恐有负重托，真有点“如履薄冰” 的感觉。每当人们问起我做领导工作的体会时，我总是脱口而出两个字——“责任”。
  (二）这条感悟，是我从多年来工作和学习的实践中得出的。因而,它也是我长期艰苦奋斗，力求有所作为的催化剂。
  记得刚当报道员时，我雄心勃勃，一天写几篇，天天都投稿，总想在每天的报纸上都看到自己的名字。可事与愿违，两个多月过去了，稿子寄了不少,一篇也没登过。正当我灰心丧气的时候,新闻干事出身的指导员对我说:“写稿不能光图数量，而要讲求质量。你要把工夫下在打基础上。当报道员和当炊事员一个道理，刀功不好切不出细菜，火候掌握不好做出的只能是夹生饭。”几句话说得我茅塞顿开，按照指导员的点拨，我注重研究报纸的宣传导向，注重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注重到实际生活中选取报道题材,使写出的稿子逐渐达到了产品对路,而且质量也得到了迅速提高。同行们羡慕我在报纸上发的稿子位置好、版面大、获奖多，我打心眼里感激指导员，庆幸自己路子走得正。后来，我在给报道员们讲课时，经常提到自己走过的弯路，由衷赞扬我的启蒙老师，目的在于引导大家重质量、打基础、高标准、严要求，力争写出“人人眼中所有，个个笔下所无”的好稿来。
  新闻贵在出新，包括新内容、新形式、新手法。在我的新闻工作征途中，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业务导师——现任国家出版署报刊管理司刘波司长。他是名副其实的求新大家和创新高手。当《解放军报》记者的时候，他就以擅长写章回体通讯和报告文学体人物通讯而闻名；当《战友报》社长时,他又倡导并发起了 “消息散文化、通讯报告文学化、评论杂文化”等新闻改革的尝试。我有幸成为他的 “门徒”,跟随他学了很多东西,尤其在开拓创新上受益极大。我们一起采写的第一篇稿件，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引起军内外轰动的 《一堂恋爱婚姻问题的教育课》。当时，政治教育“假、大、空”的问题极为严重，连队讲课生搬硬套、干巴枯燥的现象比较普遍。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商量抓一个讲课好的指导员典型。听我团机枪一连指导员薛晓明讲课后，感到妙趣横生、引人人胜，便决定摘要整理推荐给报社。按照一般的宣传习惯，应是写条消息。可刘记者说:“真花要带泥土香。要把讲稿整出来,写封推荐信，再配一篇薛指导员的体会文章就行。”我们按他的设计实施后，果然一炮打响了。后来，围绕这个典型，发了百十篇稿件，篇篇都有新角度，而且每一篇都引起强烈反响。其中，《他这样拨动战士的心弦》被分别评为全国和全军“好新闻”;《李燕杰、薛晓明二日谈》等三篇整版文章被评为“优质稿”;《谈谈“当兵吃亏” 问题》被誉为理论文章的样版(其实只是一封长复信），并收到700多封赞扬信……正是在刘恩师的熏陶下，我后来才写出了一系列“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深”的个性化作品。1980年初，中央2号文件调整了经济政策。这种时效性很强的报道比较难搞，我去连队采访时，正赶上薛晓明和战士聊起调整的事，便写了篇《循循善诱话调整——记薛晓明和战士的一次聊天》，《解放军报》很快在头版头条加编后发表了。登稿那天，我恰好到永定门车站等乘开往徐州的那趟家乡列车，在阅览室里听几个乡音很浓的旅客赞扬这篇稿子别有风味时，我的心里真有股说不出的美滋味儿……政研室是一个综合部门，担负着为首长、机关和部队服务的重要任务。军区和政治部的领导人对我们要求很严、标准很高，多次强调“政研室要出成果、出质量、出精品”。在这样的单位工作，我们形成了一种共识:要么不干，干就干好，绝不能让自己手中出去的材料粗制滥造。我在总结为首长起草讲话的体会时曾说:“只有敢跟自己过不去，才有可能在首长那里过得去;只有自己真正满意，才有可能首长满意;只有自己尽心，首长才会放心。” 正是靠着这种质量意识，我们在业务上才不断有所长进，在工作中才逐步提高水平。我在政研室曾分管了几年刊物宣传，后期还担任《基层政治工作》杂志副主编。编发内部材料一般问题不大，可办杂志对我们来说是半路出家，但为了办出杂志味，办出特色来，我们经常为一个栏目设置、一个标题拟定而绞尽脑汁，搜肠刮肚。起草文件材料，为了使立意深刻、标题醒目、观点新颖、提法准确，始终坚持精雕细刻，精益求精。记得1996年我编某部抢险救灾中政治工作稿件时，为了改变内部材料标题死板的现象，反复琢磨，力求使题目活泼抓人，开始改成了“唤起雄狮战洪图”，征求意见时有的同志提出，“唤起雄狮” 体现了政治工作的威力，“战洪图”三个字不大理想，就又改成“唤起雄狮战洪魔”，细一琢磨，这个“战”字还不够味，只反映了战的过程，究竟战胜没有呢？最后定成了“唤起雄狮降洪魔”，大家都觉得这个题目既很新颖，又有气势,尤其是“唤”字和“降”字用得好。后来总政《政治工作通讯》转发时，也一字未动地用了这个标题。1998年抗洪抢险大宣传中，我留意了一下，报刊杂志上用了不少“唤起雄狮战三江”、“南征北战降洪魔”之类的标题。通过这件小事，我亲身体验到作为一个机关干部，要想取得工作的高质量，自己首先得有高标准，还要有敢于创新的勇气，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
  演员们有句话说得好:“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机关干部要想提高工作的标准和质量，没有扎实的功底也不行。我深知自己的功底与工作的要求有很大差距，就特别注意在强化自身素质上下功夫，采取的办法主要是广学习、深钻研、勤积累、多实践、善总结。为了准确领会上级意图，我在反复学习邓小平理论的同时,特意把报刊上、文件中发表的江主席所有讲话都收集起来，一有空就系统研读；把军委、总部的有关指示规定分门别类地整理存放，以便查阅;把一些重要观点记到本上，随时运用。为了弥补有关业务的不足，我每次配合司令部、联勤部、装备部或政治部二级部工作，都看做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虚心向别人请教。为了提高文字功夫，前几年我每个星期三、五的晚上和双休日，都到北师大听教授辅导讲课，系统学习了 《训诂学》、《语言修辞学》、《辩证逻辑学》和古典文学等中文课程;最近又开始攻读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为了厚积薄发，我每天都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刊登的社论、评论、重要理论文章和重大典型经验等剪贴下来。这样日积月累，肚子里的“货”越来越多，工作起来也就比较得心应手了。
  (三）在我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自题的中堂书法:“以宁静之心修身养性，以平常之心对待功名，以恭敬之心从事工作”。那是我为了端正自己的名利观念、人生追求和工作态度，给自己立下的座右铭。
  应当说，刚当兵那几年对这些问题很少考虑,整天想的就是如何干好工作、如何干出成绩。可后来，由于在提干中遇到一些矛盾和挫折，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想法。尤其是负责团报道工作之后，各级领导人都为我的提干问题着急、呼吁和想办法。这一方面使我深受感动，另一方面又使我焦虑不安。好在组织上特别关心我，经常找我做思想工作，使我能够正确对待。调到军区政研室以来，随着当研究员时间的延长，也遇到过一些名利得失的考验。特别是任正团职后，有时自觉不自觉地与一些处长们比地位、比待遇、比工作等。一块下部队时，也曾为自己总是“靠边坐”而感到脸红。再从政研室本身来说，与我一起调来的几位同志，都陆续走上了领导岗位；比我晚来的几茬新人，不少也出去当了处长，回来的也都提了职。面对这些情况，如果说心里一点想法没有，那是不现实的，关键在于怎么认识和对待。我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爱岗敬业的人，应当追求事业的进步，而不应计较名利的得失。有时候哪怕失去一些名利，只要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也就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为此，这些年来, 我时常告诫自己：“要在实际工作中当骨干，不在饭桌和主席台上争座次。”配合业务部门工作时，我经常提醒自己明确身份、摆正位置，努力做到“干活不偷懒，总结不争功”。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最近几年，我也亲身体验了“人到中年”的压力之大。我的两位老人都年迈多病，父亲作过肠梗阻手术，母亲腰和手摔伤骨折一直没有治好，前几年又得了肺气肿哮喘病,长年卧床不起，整天靠药物养着。我妻子原来在石家庄炼油厂当化验员，工资收人很高,工作岗位又好，可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她下决心遂调到了政治部家属工厂，当时每个月就少拿200多元钱，后来经营越来越不景气，连保底工资都保不了,厂子撤销后一直在家没班上。加上孩子正上中学，各方面开销很大，我感到经济负担很重。好在全家人都很支持我的工作。我到军区十几年，父母一次没来过，为的就是给我减轻负担。1996年春节我回家看望老人时，母亲想来北京治治病，但听说我正参加筹备军区会议,回来后就要下部队考察典型，马上改变了主意，这使我既很感动又很内疚。更令我感动和内疚的是，近年来母亲两次病重，我都是匆匆而去又匆匆而回，父母双亲不仅没有任何怨言，而且惟恐我耽误了公务。前年底，我正准备回去接母亲来部队过年，家里打来电话说母亲病重来不了，我连夜赶回去，把母亲送到医院抢救，母亲看我在病床边守了两天两夜，心疼得她老人家趁我一不注意就悄悄拧快输液的速度，还一再叮咛我“该走就走，不要误了火车。”妻子也常安慰我说: “你不用为家事分心，老人那儿咱多寄点钱，自己家里节约一点就行了，只要你干好工作，我们比什么都高兴。”尤其是组织上对我的家庭困难非常关心，几次发给救济款，更使我和家人非常感动。我决心用干好工作的实际行动报答党组织的关怀和照顾！用优异的成绩安慰亲人的明理和大义！用无言之言不负乡亲的厚望和重托！尊敬的父老乡亲,请你们放心！我一定时刻铭记:我是滕州一游子，我是墨子故乡人。
  我惟独没有做过作家梦姜凡振1968年3月的一天，当我坐上开往大西北的军列的时候，一边用泪水模糊的眼睛回望故乡，一边在心里说几年后我还会回来的。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许多年后，我不仅没有脱下军装，而且成了军队的一名职业作家。
  那时我才17岁。在那之前，我曾有过上北大的梦想，因为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是书院街小学最优秀的学生，是当时三个少先大队的总大队长;考上滕县一中后,每当听到谁谁考上什么大学了，我就在心里想，等着吧，我将来考个北大给你们瞧瞧。但“文化大革命” 使我的北大梦破灭了。
  我还有过当画家的梦想,小学时我画的画，曾上了地区的画展。可是要做一个真正的画家，是需要很多昂贵的纸张和颜料的，不仅如此,还要云游天下，去描摹那些名山大川，这让做工人的父亲怎么能供养起呢？这个梦想也在现实面前渐渐烟消云散了。
  我还有过做建筑工程师的梦想，还有 ……但惟独没有做过作家梦。
  西北边陲的荒凉、空旷，以及令人心悸的孤独，就在我步人它的那刻起，连同它的雄奇、博大和难以描述的神秘，以及无处不在的诗情，都朝我涌来了。不知怎地，我竟有了写诗的冲动。在那之前我没有写过诗，也不知道怎样去写，但我的脑子里记着的那些古人的诗词歌赋，这个时候给了我很多灵感，于是我就在紧张的战备训练之余，甚至连挖地道的休息时间也不放过,就今天一句明天一行地写起了诗，可以这么说，我的文学创作生涯就从当战士的时候开始了。不过那时写的诗是很幼稚的，不外乎简单的抒情和浅显的感觉，要不就是那种标语口号式的东西。人的想象和文学的美感在那个时代受到了很多的束缚。但不可否定的是，正是最初的诗情，使我后来才有了诸如《大戈壁的冬天》、《西行路上》、《高原》等一些在我看来赋予了文学和美学意义的诗作。
  1970年，我由高炮部队选调到航空兵部队学习地面领航。地面领航就是在地面指挥所对空中战斗机实施指挥的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这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是以髙等数学为基础的。可是我们十多个学员中没有一个高中生，更没有大学生,没有别的办法，教员只好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将高中和大学的数学课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统统灌输到我们的脑子里，然后就开始教授领航专业课程，然后实践，然后考试,到后来，十多名学员过关的只有四个，我是其中的一个。1971年4月，我被提升为干部，整天和飞行及飞行员打交道。1976年初，我由领航员提升为参谋。那年年底我结了婚，妻子是一位温柔典雅的美人儿，在滕县化肥厂当工人。在那几年里，虽然战备值班任务十分繁重，但业余时间我依然坚持写诗，当然也发表了不少。而我真正发表具有一定水准的作品是在1978年后，先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短诗《围猎》;后来又在《甘肃日报》上发表了整整一版的抒情长诗《唱给祖国》，这首长诗还被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用配乐朗诵的形式播了出来。我记得那是个中午，大家刚吃过饭从饭堂出来，礼堂前的喇叭正播诵这首长诗，很多人驻足倾听，很多人见到我都说诗写得好，我第一次为自己的作品被那么多人说好而激动不已。我的启信和对文学的追求似乎在那一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定了。
  以后的几年里，我发表了不少诗歌和小说，在甘肃文坛很有些名气，这让我萌生了做专业作家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实现。1984年10月，我作为一名重点业余作者，到北京参加了空军创作会议。会议期间，一天晚上，济南空军政治部宣传部的于部长来到我的房间，问我愿意不愿意到济南来做专业的。我一听就说，当然愿意。于部长和我聊了一会儿就走了，走前告诉我，别声张，由他来办这件事。而我真不敢奢望这事能够办成。但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两个月后调令到了。1985年初，我被调到了济南空军政治部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我离开西北后，据说有不少人说，咱们的人才叫人家挖走了，真可惜啊。但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好事，阔别故乡17载，重又回到这个有着浓厚的大文化气息的家园，不仅有一种回归的感觉，还有一种如鱼得水的兴奋。
  没有多久，妻子和女儿都随我迁到济南来了。不久，我在《山东文学》上发表了反映空军飞行员生活的小说《翼围》。这个短篇立刻引起了评论家们的注意，有人撰文说:“《翼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它通过一个飞行员一次历险的过程，将主人公浪漫的追求与向往，将他对爱情、事业、人生乃至茫茫宇宙的深沉的思索浓缩于一个不大的空间、时间内，通篇洋溢着凝重的诗情和浓郁的氛围，令人感怀不已。”自此以后，我的笔触依然伸入到我熟悉的家乡生活和神秘的西北边陲，一发而不可收，发表了引起好评的《在歇马镇》、《蓝鸟》等短篇和《第一百幅天空》、《相遇在运河》等中篇。除了写小说，我还兼营报告文学、诗歌和评论。1988年我出版了济南空军第一部文学专集:诗集《青春的幻火》。同时，我不断有作品获奖，经常参加颁奖典礼，一度有人说我是获奖专业户。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我边写作，边上学，顺利地拿到了中央电大的毕业证书。
  作为一个专业作家，我一直认为没有长篇小说是不行的。于是我就用两年多的时间，写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船妮》。但这个弥漫着地域文化和习俗气息的作品，完成初稿后，我就把它搁置在电脑里了，我认为发表它的时机还不成熟,不仅有作品方面的因素，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1995年初，我到北京办事时见到了多年的好朋友乔良，他告诉我，他写了一部题名 《末日之门》的近未来长篇小说。他建议我也写一部，加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正着手编辑的一套军事文学丛书。乔良说，在写飞行员上，你太有优势了。当时我刚完成了《船妮》的初稿，古老的运河还在大脑里缓缓流淌。尽管如此，乔良的建议还是让我动心了。那年夏天，我再次到北京时，和乔良谈了很久，我记得夜已经很深了，外面下着大雨,房间里的灯光朦朦胧胧的，这种氛围给我的感觉真好。分手时乔良对我说，我看你可以动笔了。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我写出了我的第一部军事幻想长篇小说，取名《击落摩羯星》。而创作这部表现21世纪初，中、美、日三方在军事和科技方面激烈角逐的小说，整个过程真叫人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好在这让我的身心一直处在新鲜的情境里，即使在作家们大都歇笔的炎夏，我也能将双腿泡在水桶里，兴致勃勃地写个不停。小说出版后，很多报刊作了介绍，好评如潮，一版再版，并荣获了总政颁发的全军文艺新作品奖。
  但这没有让我感到满足。我在飞行部队生活了十多年,我的飞行员战友们的那些真实的有着浓郁诗情一般的经历，还有那些为飞行事业献身的震撼人心的故事，就像血液一样日夜不息地在我心里流淌。我虽然在过去的作品中反映过他们的生活，但总是未尽人意，于是我想完全真实地去好好写一写他们。我的中篇小说《我的天空》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动笔的，小说试图通过一个飞行员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独特的经历,传达出生命的欢乐、伤痛与激情。也就是说，将一个飞行员所拥有的真实的天空和心灵的天空展现出来。这部小说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小说月报》等选刊纷纷在头题位置选载;评论家人庐马在《天空的高度》评论中认为《我的天空》这部洋溢着激情、豪情与诗情的作品，实在是让我们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它在一个私人经验泛滥、个人主义猖獗的嘈杂文学筵席中再度将躯体的真实、感官的真实提升为心灵的真实……”我收到了很多读者和编辑的来信,他们认为这篇作品是近年来文坛上非常出色的一篇;一位在徐州的战士来信说:“这才是真正的文学。” 和许多军队作家一样，我非常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获得全军创作最高奖:八一文学奖。《我的天空》让我获得了这个大奖。
  应该说，这是我创作生涯和军旅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荣誉。但这也没有让我感到满足。我想前面的路依然很长，而我还要仍然像一个战士那样勇敢地向前走，来回报家乡亲朋、部队战友和广大读者对我的殷切期望。
  姜凡振简介姜凡振，男，汉族，1951年1月出生，滕州市人。1968年3月入伍,历任高炮某部队战士，航空兵某部领航员、参谋、指挥所所长，济南空军政治部创作室作家，正师职，大校军衔。
  万千气象尽在胸底陈振林1945年8月我出生于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滕州市官桥车站西村。学好本领，报效祖国，是我从小就立下的志向。然而，“文化大革命”使我的“大学梦”破灭了。1968年3月，告别滕县一中，走进了军营。有幸步人了气象世界，历任实况员、预报员、副主任、主任,现任广州空军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大校军衔。
  回顾我初为军人时期，靠着家乡父老和学校师长传授的民族传统美德和科学文化知识，我顺利地完成了青年学生到革命军人的转变,被评为“五好战士”。不久进空军学院学习航空气象预报，开始进入变化万千的气象世界。最难忘，在北京一年多的时间四次见到毛主席，尤其是1970年 “五一”节，坐在金水桥畔,毛主席、周总理等谈笑风生的场面让我终生难忘，也就在那年的6月，我跨入了党的大门。
  刚开始工作那阵，看到专机送西哈努克、基辛格、尼克松时，就紧张得不知如何发布航线天气预报，老主任就手把手地教，可以说个人的成长,凝聚着这些老同志的心血。1971年9月13白5时30分，我按时进人工作室，看到指挥所主室坐满了人，常委们都在，不由得心里一惊。原来夜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由于广空是“重灾区”，揭批斗争持续了两年多，自己从中受到活生生的路线斗争教育。1974年1月中旬，西沙反击战打响，空军出动各型飞机270架，执行战巡、护航任务上千架次，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几倍，我们经常吃住在值班室，向指挥员提供了准确的天气预报,完成作战任务。后来几次卫星发射、核试验场外取样的保障，更让我认识到气象工作的重要。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乘专机由北京到长沙，同毛主席研究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27日返京，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乘坐空军的专机。任务紧急，湖南又是中低云降雪天气，我们认真研究天气，完成专机气象保障任务。
  1975年2月，我到空军气象学院进修，为期两年。这一年的8月，河南发生百年不遇的洪水,学校组织我们到河南灾区对雨情、水情、灾情进行调查，看到惨重的景象，我更感到气象工作者担子的沉重。次年,我们参加了中央气象局指导下的“754”暴雨研究，受到陶诗言、程纯枢、张丙辰等名家的指导。研究项目《75*8河南特大暴雨成因分析和华北内陆台风预报》，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优秀科研成果奖。我的气象科研兴趣、能力主要是这一时期培养的。
  1977年5月，我到空二师下放锻炼。二师是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飞行训练泼辣,对气象要求严，我对华南天气认真钻研便源于这一时期。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正遇春季复杂天气，我们昼夜奋战，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监视天气，重点放在抓转折天气和可飞天气上,使紧急转场和空运飞行没有放过可飞天气,较好地掌握了越北及战区天气，保证了空军部队顺利执行作战任务。有一次，我及时向驻场某高炮团发布强雷雨警报，该团连夜迁移阵地，次日原驻地被淹，团领导人一再表示感谢。战后总结，预报组荣立三等功，个人受到嘉奖。从1979年6月到1981年底，我一边参加战备值班，一边进行气象资料整编。这是空军气象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使用资料最广、工作难度最大的一次整编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建立一套45万字的综合气象资料，推动了专业训练和科研工作，促进了保障质量的提高。主编的《遂溪机场航空气象预报和保障档案》，先后被评为广空、空军优秀成果，本人参加了1982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表彰大会，受到空军首长的接见。
  1983年上半年，我调回广空气象处，后来升为副主任、主任。保障任务更加繁重，气象科研重担也更艰巨，形势要求工作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比如为了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我区6个机场先后担负包机任务，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包机保障细则、制度,在万家团聚的春节，我到基层气象台协助保障。近20年来，包机飞行安全、顺利，贏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因工作出色，1985年个人荣立三等功，气象室被评为先进科研单位。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专机任务尤重。工作中趋利避害，确保专机万无一失。1986年元旦，胡耀邦总书记一行分乘4架米一8飞机到西沙视察部队，我们预报海上云中飞行，云底600米，为安全起见,建议高度降为400米，完成专机保障任务。在天气将要影响专机任务时，及时建议。1993年9月某日，江泽民主席计划17时由遂溪到广州。由于台风外围云系靠近珠江口，届时专机任务难以完成。我们建议专机提前起飞，首长采纳了建议，15时50分专机在广州落地，大约1小时后，广州地区风雨大作，机场关闭。30多年来，我直接参与保障专机1500多架次，全部优质安全。近年来,在香港回归、“98抗洪”等重大活动中，我现场保障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傅全有等的专机几十架次，获得好评。
  坚决执行新时期军队作战方针，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1989年5月20—24日和6月4一6日，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广州空军出动大、中型飞机20多架，执行紧急空运部队与装备到南苑机场的任务。我们连夜奋战，利用每小时1次的卫星云图等资料,监视天气变化，预报准确，建议得当，按时空运部队1万多人和一个空降旅以及武器等100多吨。1996年春季,为了打击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总部在东南沿海举行“联合一96演习”。在阴雨季节，正式演习日期的确定成为“重中之重”。经过综合分析，我们提前一周发布3月13日适宜演习的预报，建议演习时间定在13日12—17时，因为次日演习区为阴雨天气，航空兵无法活动。演习如期举行，演习结束后，张万年副主席总结时说:“今天，根据国家气象局的预报,这里有雾，有雨，是没法演习的，你们从昨天早晨开始，一直都在研究天气，就抓住了这么两个小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因工作突出，个人再次荣立三等功。为了做准香港回归时的天气预报，我们提前三个月做准备，发现1997年副高偏弱，香港回归期间的天气不容乐观，而在深圳举行的香港回归全国气象研讨会上，做出的预报却很乐观。我们尊重科学事实，为了保证驻港空军按时进港，建议8架飞机提前转到深圳,7月1日早上抓住二次雷雨间隙，在军委规定的时间内进驻香港，受到机关和首长的表扬。
  努力做好灾害性天气预报，确保部队和兵器安全。有一次，强台风将正面袭击汕头地区，我们发布了紧急警报，某集团军的两个团连夜从旧营房搬出。后来，这些营房受台风影响而倒塌，军区作战部一再表示感谢。在1998年抗洪抢险中，我们连续奋战两个多月，认真分析气象资料，提供详细的雨情、水情资料，保证了中央首长视察灾区的专机安全，保证了抢运部队、救灾物资飞行任务的完成，为夺取抗洪抢险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提高气象保障能力，我注意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并多次被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南岭锋面预报系统》、《用500百帕总温度预报台风路径》分别获科技进步三等奖。《遂溪机场航空预报和保障档案》(45万字)获空军优秀成果奖。《南岭锋面的分析预报》获空军优秀气象论文一等奖。《粤西地区停滞性暴雨的分析》、《广东汛期气候异常的OLA特征》、《98长江洪水的天气学分析》分别获空军优秀气象论文二等奖。在全国、全军各类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5篇，发表科普文章几十篇，为气象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走遍天涯寄丹青——记军人画家杨列章的艺术之路王兵王长华萧萧白杨，大壑深谷，沧海惊涛，长河落日；如石雕铜铸般的老石匠，经霜沐雨的船工、猎手，恬静秀丽的渔村少女，矿放朴实的草原牧民……或以人物为主，数笔点出背景;或以景为主，三两人物穿插其间，这些充满勃勃生机的画面，经常出现在杨列章的国画作品中，若接触到他本人,你将会对“画如其人”有更深的理解，平实、自然、天真、纯朴，是他对艺术的追求目标，也是他对自己品格的要求。
  杨列章，又名杨峡，阳关。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为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专职画家。他1940年出生，山东省滕州市大坞镇和福村人。他童年时代就对画画有浓厚的兴趣，可是在那贫困偏远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使这株艺术幼苗茁壮成长的条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聚集了许多绚丽的画面, 那一片片飘飘落下的金色杨叶，那老槐树下抱着孙子的老祖母在数着归鸦的情景，还有那骑着毛驴叼着旱烟袋的走乡郎中……这些诚然是旧时的乡村生活图景，却是那样地充满了人情味，以至数十年之后回忆起来也令列章激动不已。这个在朦胧中成长起来的少年，总觉得心里有些话、有些美好的东西要诉说出来，想使别人和他产生共鸣。这是一种原始的艺术冲动，他并没有掌握表达这感觉的技巧。他曾尝试着写诗，也曾醉心于音乐的旋律，但最令他觉得合适的还是画画。如同汹涌的地心岩浆寻找着一条突破口，苦恼, 彷徨，激愤，种种正面的负面的情绪，折磨着这个热爱艺术，又走投无路的少年。他向往外边那个不可知的世界，他要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寻求自己人生和艺术的坐标。
  1955年春天，杨列章这个年仅15岁的少年，被一位热爱画画、身经百战的招兵人选中。他辞别了70多岁的老祖母和年幼的妹妹，踏上了从军的征途。
  大海以他宽阔无私的胸怀，接纳了这个来自内地的纯朴的大孩子。惊涛恶浪，艰难困苦锤炼着他的意志，考验了他的忠诚。他参加了两次海战，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顾自己的伤痛救助战友，战后荣立一等战功。杨列章已经在大海、在战场上锤炼成一名合格的水兵。
  绚丽多彩的生活，扩大了杨列章的视野，激发着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没有被生活中的浮光掠影所淹没，他没忘记要学习掌握一种表达自己切身感受的艺术语言。他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一个月几元钱的津贴费全部用来购买绘画用品，订阅美术刊物，休息天、午睡都用来读书写生，连看电影的时间大都是排了队进人场地，开演后就溜出来在门口画画。散了电影再随部队回营。经受的磨练非一般条件好的青年所能体会。一张纸一点点颜料对于他来说都是宝贵的。画报上刊物上的印刷品是他惟一的老师，苦苦地摸索、揣摩;尽可能地吸收运用，试图表现自己的感受。他没有成见没有顾虑，通过学习进行创作，通过创作进行学习。这是他多年后总结出的方法，当初做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他至今仍感谢在那艰苦的条件下所走的这条创作道路。
  1958年，在福建南部的一个叫虎屿的小港湾里，去那里画画的著名画家蒋兆和、米谷先生偶然在壁报上看到了几幅引人注目的画，要见见作者，当即就找到了杨列章。两位老前辈看了他画在小纸片上的一幅幅速写、素描，认真地一一指点。同时又把他们的写生作品给杨列章观赏，他反复琢磨，竟至忘记了吃饭。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专业画家的原作，真想一口把那生动的形象、娴熟的技法都消化进去。此后这两位美术界的老前辈不断地和杨列章保持着联系，寄给他纸、笔、颜料，指点他读书、生活、创作。老一辈艺术家的人品、道德、学问，成了杨列章终生追求、崇敬的揩模。
  杨列章在业余时间画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有的就是墙报的报头，被人们拿到上海、北京展出了，并在一些大型的刊物上发表出来，引起了文化部门的注意。他从此走上了专业创作道路。时在1960年。
  此时杨列章又结识了著名画家黄冑先生，并拜他为师，朝夕相处，潜心学习,不仅能亲睹先生严肃、勤奋创作的各种技法,还能拜读到古代大师们的原作，聆听老师多年的心得体会。
  杨列章在北京中国画院学习的四年里，没有忘记过去的艰苦环境，他深知这一步来之不易，决不肯让时间白白流逝。画展——这是他过去没机会看到的。读书，看画册 ——这是他过去没钱买的。到故宫绘画馆观摩古代绘画——这是他从不知道的地方。总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不断完善自己，武装自己。他向当代有造诣的画家学习，向朋友、同学学习，向古代的优秀传统学习，向国外的优秀艺术学习，包括那些他一时还看不懂还接受不了的艺术品，也细细揣摩。他以沙里淘金的方法，向社会学习，力求从多方面吸取营养。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要创作必须走到大自然中去.这虽是一句老话，做起来却并非易事。数十年来，杨列章身体力行，毫不动摇。从东北到西沙群岛，从东海到青藏高原，他带着沉重的画具行囊，一壶水，几块饼，上太行，走陕北，深入小岛、黎寨，露宿黄河边，翻越巴颜喀拉山……满脸风尘，一身霜露，每次总带回大量的写生画稿和对生活更深一层的感受。若没有对生活坚定的信念，没有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是难以坚持至今的。
  杨列章作画，重视生活，重视自己的感受，也同样重视全面的艺术修养和技法的磨练、探索。面对一个新的题材，一个新的意境、物象，他总是反复琢磨，反复试验，翻阅中外画册，阅读有关诗词文章。他对自己要求太高，时时觉得力不从心，以致往往把一幅画画得太“过”。他认为这个太“过”是不成熟、髙追求的必然过程。不把自己的感受尽情地画出来，笔墨再漂亮，他也是不罢休的。
  杨列章时作水墨，时作重彩，时作人物，时作山水，或线条飘洒，或墨色凝重，或装饰性极强，形象略作变异；或强调气氛光色并用。无论形式作何种变化，都讲究骨法用笔，深厚华滋。他为追求作品的完美，不断变化技法。面对一个主题，一个意象，他常常是时而画成人物画，时而画成山水画，时而工笔细写，时而大笔淋漓，力求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感受，绝不率笔画去。杨列章尊重前人奋斗终生取得的经验，广泛吸收，反对一步一趋步人后尘。从他的画作中，隐约可见继承的渊源，却都统一协调地溶化在自己的独特感受中。如《梦游天姥图》(上海美术馆收藏），略见宋人之气势，却以重彩、喷洒、拓印诸法出之，创新意而有源流，写古诗而用新法。又如《秋涧》(上海国际艺术节展品），密密麻麻，笔笔精到，是以统一的金黄笼罩全幅，以浓墨收拢协调，使银灰色的藤蔓、秋叶、润水,突出而有层次，丰富而不零乱。再如所作《康巴青年》、《太行石匠》，深沉、忧郁，耐人寻味。以山水皴法写现实人物，有雕塑构图的宏伟,具传统笔法的力度，精微处一丝不苟，粗放处一笔带过。
  杨列章近年的人物作品从过去的写实风格又逐渐向民间的艺术靠近,色彩更加强烈纯净。人们每过几年总能看到他在一个新的层次中的探索,他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发表展出，并为国内外友人、艺术馆珍藏。30年来，杨列章在艺术之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从水手到画家，他的艺术一日日地成熟，正迈着坚实的步伐向艺术的更高境界攀登。他不冒充天才，不事钻营，不会取巧,“勤能补拙”是他的座右铭。他像一个勤奋的农民一样，耕耘浇灌自己的一块艺术园地，贡献给人民遍地鲜花。
  杨列章经常想到的是：自己原从贫困艰苦中走过来，幼年没有学习的机会,20岁以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画，起步太晚了，必须补上所缺的课。他惜时如金，生活、读书、创作,不断否定自己，不断地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做一个朴实的人民的艺术家,是他终生奋斗的目标。
  杨列章刻苦自励，不善交际。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读书，创作，写生。他认为:只画画不读书，画将枯索无味；只读书，很少动画笔,将无能力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只坐在房里读书、画画，不深人生活将是读死书，画死画；倘若每年都在外奔跑,无文学根底和写生技巧，那就成了忙碌的旅行者。所以，生活、读书、创作这三者都不可偏废。他是一位勤奋的画家，多产的画家。目前，他创作和发表佳作上千幅,举办了两次个人画展，出版了个人画册两集，有近百幅作品在全国、全军等大型美展上获奖,《太行幽谷》等优秀作品分别被中国军事博物馆和上海美术馆收藏。
  杨列章在他长期的绘画创作过程中，常常为一些接触到的平凡的人所创造的不平凡的业绩所感动，常常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要用自己的画笔，将这些人描绘下来。如，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手无缚鸡之力，可当一辆几吨重的汽车正要压在车下修车的儿子身上的紧急关头,这位老太太竟然不可思议地用双手托住坠落的汽车,直到来人救下两人，而老太太已双臂粉碎性骨折。他说，这是一幅最有人情味的作品。由此,他打算出版第三本画册，取名《平凡的伟人》，以歌颂那些在平凡的岗位上，兢棘业业地工作，战胜各种困难和病魔，顽强地生存着的人们。金戈铁马壮军威•记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杨作成王兵你可曾记得国庆50周年大阅兵？当我国自行研制的、装备了现代化武器的新型坦克、步战车、装甲车、指挥车、装甲输送车等6个车辆方队，钢车铁马，巨流滚滚，气壮山河地率先通过天安门时,注视着强大的机械化、现代化武装力量，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涌起一股激动的热流，惊赞、景仰、喜悦、自豪……百感交织;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台上，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这六个方队所展示的坦克、装甲车正是总装备部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研制的。在这个军队科技人才荟萃的科研单位里,有一位滕籍人，为此呕心沥血，付出了全身心的努力，他就是该所副所长杨作成。
  杨作成，1950年9月出生，山东滕州市滨湖镇秦庄村人。他幼时在电影上看到我们八路军、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十分钦佩，但是他也看到我们解放军战士使用的武器都是来自美国和前苏联的“洋枪洋炮”，而我国却没有能力生产自己的武器。从那时起，就渴望能够看到我们战士能自豪地使用自己独立研制开发的武器装备。怀抱这个理想，他在中学学习时就十分刻苦认真，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谁知“文革”中取消了高考，杨作成升人大学的理想破灭了。他胸怀报国之志，于1968年3月人伍。入伍后，他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科研所。他积极地要求进步，翌年便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在科研所里，他有幸接触到许多有知识、有文化的科研人员，他虚心地向科研人员学习、请教，闲暇时钻研数学和物理知识，以弥补文化知识的不足。1972年，好学上进的他被部队推荐到北京理工大学深造。他排除一切外界干扰,如饥似渴地攻读科学理论，汲取知识营养。197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到科研所担任了实习研究员。从此他如鱼得水，专心致力于装甲兵武器装备的论证、试验和科研工作。杨作成脚踏实地、细心钻研，解决了一道道难题, 攻下了一道道难关，使我国的坦克、装甲车武器装备和防弹性能，逐步接近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武器水平。他也以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被提升为研究室副主任。
  1983年，杨作成调任试验场参谋长。他所在的试验场担负着为新型装甲战车签发 “准生证”的任务。为了实地检验新型战车的性能，他带领他的队员们，十多年如一日，长期过着“夏在南方斗酷暑，冬赴北国战严寒” 的艰苦生活。严冬冒着凛冽的寒风北上，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北疆进行战车的耐寒试验;盛夏又车轮滚滚来到炙热的南国检验战车的耐热性能。他与队员们就是这样的“逆候鸟”，年年岁岁，周而复始。
  为了装甲装备现代化建设事业,杨作成和他的战友们足迹遍布祖国的沙漠、高原、丘陵、海滩、火山、冰川……真可谓“脚踏北国冰雪地，面迎戈壁大风沙，太湖岸边迎朝阳，琼州海峡迎晚霞，蘑菇云下创奇迹，青藏高原走天涯。”艰苦恶劣的环境既考核了战车，又磨练了人的意志。杨作成曾11次带领试验大队奔赴寒区、热区试验，零下47度的严寒把耳朵冻起了泡，沙漠恶劣的水质使70%的人闹肠炎，40度的酷暑把人热得透不过气来，高原反应像唐僧的紧箍咒让人头痛、恶心、呕吐。每一次，杨作成都坚强地挺了过来。他经常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行动来教育队员们：“革命军人要有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工作再苦也需要有人干，既然我们是军人，我们不干谁干!”一次，为了得到准确数据，他亲自钻人比外界40度还高几度的坦克车内，操纵车辆进行实验，高温闷热的狭小空间，令人窒息的汗味与柴油的混合气味，几乎能使杨作成晕倒，他硬是咬紧牙关，坚持了四个多小时，直到试验结束。
  1990年，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为考核装甲车辆在西藏地区的通行能力，编队行驶的战役机动能力，探索在西藏地区预设战场区域装甲部(分)队实施作战的可行性和后勤技术保障能力，组织了装甲车辆首次进藏试验研究。已担任试验场场长兼党委书记的杨作成，被确定为项目负责人兼总指挥,组织了18个单位125人参加的庞大的试验研究队伍。这次高原之行，沿途雪山连绵，空气稀薄，雪沙弥漫，杨作成带着这支天大困难也挡不住的铁骑劲旅，顶着严重的高山反应，冒着随时都可能发生雪崩、泥石流的危险，征服了 “万山之祖”的“地球第三极”，完成了8种车型的高原试验任务，取得了40万个科学数据,28台参试车辆在试验中累计安全行驶近10万公里。杨作成和他的队员们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的革命精神，在这被称为生命禁区的世界屋脊，创造了若干个载人装甲兵史册的记录:第一次行驶到海拔数千米的高度;第一次在平均海拔数千米以上的地区使用坦克、装甲车长距离履带行军……当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说:“同志们在试验和表演中所表现出的精神和成果，再一次显示了人民解放军无坚不摧的力量……”。专家鉴定委员会评价这次试验研究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是使军事和技术紧密相结合的高难度、高水平、高效益、多成果的优化系统工程，在主要测试技术与试验方法上属国内领先水平，有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我军装甲兵建设及世界上高原地区坦克装甲车辆适应性试验的空白。该项目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杨作成也因在该项目中表现突出，荣立二等功。
  在进行坦克、装甲车辆试验的同时，杨作成组织制定了以场地建设标准化、仪器设备智能化、试验方法规范化、试验人员现代化和试验管理科学化为内容的发展规划，组织召开了试验场技术鉴定会。1993年，总参兵种部专门下达文件，规定装甲兵试验场为陆军兵种车辆装备的试验鉴定机构，有力地推动了试验场的发展。
  1993年，俄罗斯39种武器装备在我国展示，杨作成作为中方总指挥和俄方索可罗夫少将共同为中央领导人和军委首长,对俄罗斯武器装备进行了性能演示和实弹射击表演。杨作成编制的六路指挥程序，受到了总参首长的高度评价。
  2000年，为推动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的建设，所党委责成杨作成对全所100多个专业学科进行了调整。杨作成首先从新军事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新军事技术革命，推动了军事装备的发展;新军事理论革命，推动了作战样式的改变;新军事组织革命，带来了编制体制的调整）、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形势，分析了科学设置科研专业学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然后综合世界军事发达国家的相关专业学科的设置的优点，又结合我国实际，因地制宜，取长补短，经过四次修改确定的学科建设调整方案，得到了广大科研人员和总部机关的认可，并进行了调整落实。
  杨作成戎马生涯33年，一直在装甲兵的科研单位服役和工作，经他参加和组织试验定型的坦克装甲车辆达20多种，大多数都已装备了部队。他本人也荣获了各种荣誉：曾获军队科技进步奖四项,其中一、二等奖各一项。这期间先后被提升为试验场副场长、场长，研究所科技处处长,副所长兼研究所党委常委，大校军衔。199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被总参评为军营百名科技新星,《解放军报》就他的事迹作了专题报道。但这一切，并不使杨作成满足。他说:“这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未来。人生的价值在于不断奉献。不断努力贡献，应是人生的主旋律。”他的人生格言:山有高峰添秀色，人有理想显精神。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装甲兵的理想和信念，正激励他继续登攀！立大志做大事陈杰回顾所走过的人生历程，自己从一名普通工人的儿子成长为年轻的师职领导干部，这是党组织培养教育的结果，是同志们关心支持的结果，是父老乡亲、师长学友养育帮助的结果，也是自己志向高远，不断努力的结果。苏轼说过:“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我常以此自勉。
  出身贫寒，奋发进取--我的少儿时代我出生于一个生活并不富裕的工人家庭,父母都是普通工人。7岁时开始上学，在滕县书院学校度过了小学、初中到高中的学习生活。幼年时，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全家七口人就靠父母每月60多元的微薄收人过日子，常常靠在农村的祖父祖母来救济，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童年时,想穿新衣服是我们最大奢望，往往姐姐穿过的旧衣服，传给我穿过后还要留给妹妹、弟弟们穿。我爱好打乒乓球，但因家里穷，买不起球拍、球鞋。打球时球拍是借同学的，脚下穿的还是布底鞋，直到有一天，妈妈在领到工资后下了很大决心，才花一元多钱给我买了一个球拍。虽然我家境贫穷，但是个知书达礼人家。爷爷曾经上过私塾，略有些文化，成了我的启蒙老师。在爷爷的教诲下，我从小就培养起了学习的兴趣。上学后，我学习刻苦、用功，成绩一直名列全班前茅，因此得到老师和同学的信任。在学校时先后担任过班长、少先队队长，四年级就担任了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上初中后担任校团总支书记。在老师的培养教育和自己的勤奋努力下，一直是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在学习的业余时间里，我还充分发展了个人的业余爱好 ——打乒乓球，而且球打得也挺好，一直是地、市的冠军，曾代表山东省少年队参加过国际比赛。
  童年的这段生活，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对我今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家庭条件的艰苦，培养了我吃苦耐劳、勤奋上进的精神。家境的贫寒，不但没有消磨我的意志，反而成为促使我更加刻苦学习、发奋向上的动力。
  少年从军，立志报国——我的从军初期当一名解放军战士，是我从小心中的向往。1976年12月，当我15岁时，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入伍后，我先后在师警卫侦察连、师宣传队、军警卫连、军和军区乒乓球队工作。1979年加入共产党组织。次年提干后，作为一名比较优秀的运动员，我主动放弃了山东省乒乓球队聘请当教练兼队员的优厚条件和待遇，放弃了留在济南、青岛等大城市工作的优越环境，毅然下到最基层的部队，来到驻扎在淄博地区一个偏远小山沟里的坦克部队，担任二营营部书记,并代理过政治指导员，一干就是三年多。从士兵到干部，这期间是自己变换岗位比较多，身份转换比较大的时期。这也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阶段，不论组织上如何安排，我都是愉快服从分配，对自觉执行军队的组织纪律、正确履行基本职责等，都是在此期间打下坚实基础的。自己立志部队作奉献的理想，也是在这个时期树立的。尤其是在留在生活、工作条件优越的大城市，还是到条件艰苦的山沟沟里去干一番事业的问题上，我也曾经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军营，选择了吃苦锻炼。这期间，较好地保持了好学上进的精神。由于学生时代处于“文革”期间，虽然自己学习很努力，但那是个不要文化的年代,走上工作岗位后，才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产生了很强的危机感。因此，抱有强烈求知欲望的我，更加发奋学习，将每月的津贴费基本上全用在购买书籍上，每天常常学习到深夜。为提高自己的文学基础和写作水平,我开始写新闻报道，从1980年起每年有数十篇稿件在报刊上发表;利界业余时间自学了大学语文课程，阅读了大量世界名著。这期间，我还顺利地完成了从一名幼稚青年向优秀军人的转变，从普通士兵向一名合格军官的转变，从步兵向装甲兵的转变。并因工作成绩突出、新闻报道突出、运动成绩突出，先后荣立1次二等功，多次三等功。调到坦克部队前，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步兵战士,对装甲兵专业是一窍不通，为尽快缩短知识上的差距，我坚持自学坦克专业知识，虚心向身边的同志请教，刻苦钻研业务知识，考取了二级无线电技术能手，被团里树为学专业典型,很快就由“门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
  两次深造，学习勤奋——我的军校生活1983年9月，我考上总参装甲兵指挥学院的政工专业。参加这一期学习的有200多名学员，是来自全军的优秀装甲兵部队政工干部。由于自己对于装甲兵来说是半路出家,入校前，虽在军区装甲兵教导大队学习了半年，但人校后，仍感不足，因此学习上往往要比其他同学花更多的精力，下更大的功夫，付出更多的努力。两年的学业结束后，连自己都没有想到成绩竟在同期学员中名列第一，被评为优等生，并先后两次荣立了三等功。1985年7月毕业时，被破格提拔、留校重用，先后担任了学院政治部党委秘书和组织处干事。为了更好地充实自己，1987年9月，放弃了即将面临的提拔使用和较好的工作环境条件，我又报考了南京政治学院的新闻系。这个系的学员来自全军陆海空各大单位，都是所在单位的优秀新闻干部，而自己作为非专业新闻干部参加学习，又是一个新的领域和挑战摆在了面前。为了在学习上赶上其他同志，我将整个的精力投人到了学习中去。上学两年，从来没有过一个周日，常常学习到深夜。凭着刻苦努力，最终，我以全队第一名的全优成绩从新闻系毕业，并成为当年全校毕业学员中惟一一名优等生。我的毕业论文发表在《记者摇篮》上，还编写了《中国新闻评论名篇赏析》一书，由河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期间，我还荣立了两次三等功。
  回顾自己学习的过程，真正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记，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正规有序的院校生活。四年多的院校学习深造，为自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拓宽了知识领域，提高了思想和业务素质，使自己朝着复合型人才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选调北京，重任在肩——我在总部工作的经历由于在机关、部队、院校的出色表现和优异的学习、工作成绩，1989年7月，经总政办公厅和干部部的考核,我被选调到总政治部办公厅工作，担任总政副主任周克玉同志的秘书，时年28岁，是总政历史上跟随总部首长最年轻的秘书之一。1990年9月，又随首长调动到总后勤部任职。这个阶段，自己从基层到总部，而且比较年轻就在重要岗位上工作，是人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为今后有效开展工作和自己的长远发展都提供了有利条件。作为分管全军宣传、文化、教育、新闻和主管总后政治工作的首长的秘书，自己受到了非常大的锻炼。这期间，随首长走遍了全军上百个单位，经常深人部队调查研究，比较好地熟悉了全军部队和总政、总后的情况，使自己了解了大量全局性的政策,拓展了视野。在首长身边，耳濡目染，学到了领导同志许多好的作风和工作方法，尤其是周克玉同志求真务实、渊博的知识和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人格力量，给自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年轻的总部干部,又在重要部门、重要岗位上工作，深感自己的能力素质有很大差距，也深怕因自己的疏忽和失误造成首长和工作上的被动，因此，自己时时注重严格要求自己；注重加强学习，注意协调好各种关系，树立较强的开拓创新意识。自己在学习提髙的基础上，敢于大胆开展工作，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积极出主意、想点子。在起草1989年江主席在国庆40周年的讲话关于军队建设部分和陪同江主席视察沈阳军区时在师以上领导干部会上的讲话以及撰写的《江主席在北疆军营》的新闻通讯均受到首长和机关的好评。
  南下香江，履行使命——我在驻香港部队工作的日子1993年9月，当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筹备驻香港部队，做好迎接香港回归准备工作的指示后，我毅然放弃在总部工作的环境和条件,主动要求参加筹备驻港部队的组建工作，带着妻子离开北京，南下广州，投身到驻香港部队的筹建工作中去。近八年来，先后参加了驻港部队的筹备、组建、开放、中英谈判、先遣进港、中英防务交接和部队进驻、驻港履行防务等全过程。
  1993年自己刚到广州时，条件非常艰苦，吃、住都在连队，办公也是在一所废弃的连队房里。在这个特殊的阶段，面对现状，特别是刚刚从北京来到广州，岗位变了、角色变了、生活也带来许多不便，心里也曾产生过许多想法,但一想到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神圣使命，洗刷百年耻辱,想到自己将亲身实践小平同志“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亲身经历香港回归祖国这一神圣时刻，就坚定了自己克服困难的决心。当时筹备小组只有十多个人，自己分管组织、宣传、保卫三项业务，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各项业务都是从零开始，不仅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而且要紧紧依靠上级的政策指示来展开。工作的难度虽大，但我不畏艰苦，不怕困难，全力投人工作，认真完成了分管的业务。先后参与拟制了驻港部队三年建设规划和长远建设规划，编写了《中央领导人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论述》、《香港问题文件汇编》两本书，为筹备阶段提供了理论依据。并率领步兵旅政委、深圳基地政委参观学习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硬骨头六连”、“鼓浪屿好八连”、中央警卫团等典型单位。从这些全军的先进单位身上汲取营养，树立标杆。驻港部队机关组建后，我担任了驻军的第一秘书处长。作为香港驻军的秘书处长，角色特殊，要求也很高，不仅要为首长当好参谋助手，更要协调上下、内外等各种关系;不仅要抓政治机关自身建设，而且担负政工研究和群众工作的任务，与外界接触多、活动多，一举一动都代表着驻军的形象。对此，我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处处用纪律规定约束自己，尽心尽责完成本职工作。先后参与组织完成了数百次地方政府到部队参观慰问、治理深圳市布吉河、福田河，绿化梧桐山，创建双拥市、区等一系列大型活动，深得地方和部队领导人的好评。1997年初，部队拟组织先遣人员进港，我先后参与组织了190名共三批先遣人员进港前培训，并作为第三批先遣部队的负责人率90名人员进驻香港，圆满完成了任务。1997年6月30日，经先遣领导小组决定，我为添马舰中英防务交接和我军升旗仪式的现场组织指挥者。这项工作任务重，标准高，难度大，我细心准备、严密组织，确保了防务交接的顺利进行和国旗准时在香港上空升起,实现了江主席提出的“让五星红旗准时高高飘扬在香港上空”的要求，受到了香港驻军的嘉奖。部队进港后，在香港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军队的政治工作如何适应香港这一特殊环境开展成为突出的课题。为此，我经常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并参与组织了香港驻军政治工作研讨会，为探索香港驻军进港后政治建设的新路子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1999年1月，我被任命为深圳基地政治部主任。这是驻港部队进港后第一个得到提升使用的处长，体现了组织上对我的关心和厚爱。.在驻港部队工作的这八年，是自己锻炼最大、能力素质全面提高的重要时期，自己感到收获很大。首先，亲身经历了一支部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从筹备驻港部队开始，到部队组建、对外开放、进驻香港、顺利履行防务职责的全过程，我都作为当事人亲身经历了，可以说是亲身参与了驻港部队从诞生到成长，并建设成为一支威武文明的一流部队，而自己在其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第二，磨练了意志，经受了考验。第三，完成的任务是一生中最光荣、最精彩的一次。亲身参与了香港回归的盛事，自己不但作为其中一员亲身经历，而且还承担了现场组织指挥交接、升旗的工作。虽然自己以前曾多次立功，但自己感到这次贡献比以往立任何功都更有意义。第四，提高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驻港部队官兵来自全军各大单位，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在工作中总结积累了好的工作方法，培养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
  由炮兵战士到军校教授——记沈阳炮兵学院战术教研室主任任世纪宋兵任世纪，1957年3月出生，滕州市官桥镇大康留村人。他出身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两岁丧父，姐弟6人由母亲带领苦熬岁月。生活的艰辛，母亲的善良、节俭、奉献、自强的美德，给他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6岁时，小世纪就能割草放羊、帮做家务，到9岁时才进人“半耕半读” 小学学习。他聪明伶俐，勤奋好学，虽受“文革”影响，学校上课时断时续，但仍以优异成绩结束了中学的学习生活。可是，在那特殊的年代，却与大学无缘。1976年3月，他遵照母亲临终时的嘱咐，怀着对母亲深切悼念和对解放军大学校热切向往的心情,毅然泪别亲人，穿上戎装，来到了三十八军一一三师炮兵团当了一名炮兵战士，开始了他人生的新阶段。
  3月的北国，冰天雪地。紧张而单调的新兵训练，在同乡战友多数中产生了厌倦和想提前退伍的消极情绪，有的甚至开始了“三年”的倒计时。这种情绪在任世纪身上也曾闪现过,但更多回映在脑海中的却是那不堪回首的岁月、亲人的嘱咐、家乡父老的殷切期望及部队首长的教诲。每当想到这些，什么艰难困苦，什么消极情绪，都随风而去，学习、训练和工作的疲劳也无影无踪了。两个月的训练结束后，他因成绩突出被选拔到营部当了一名令新兵为之羡慕的计算兵。计算兵是火炮的大脑，业务复杂，训练难度大。军、师、团经常组织专业集训和比武。“既当兵就要习武，既比武就要争第一”，这是他的座右铭。因此，他早起晚睡，加班加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掌握了一般需要两年才能掌握的计算兵业务。在当兵的三年中，他先后12次参加军师团组织的计算兵专业比武，8次夺得第一名,3次第二名，1次第三名，成了全师闻名的计算专业的“尖子”。1978年他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师评为训练标兵班长。1979年2月被提升为营部指挥排长,4月提升为副连长，1980年1月被提升为连长，时年还不到23周岁。人伍不满4年就由一个农村青年迅速成长为连级指挥员，这在全军也是首屈一指的。当连长后，他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并带领支部一班人，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充分发动士兵献计献策，在师、团组织以连为单位11个专业兵（含干部）的考核竞赛中，全连共夺得7项第一名,2项第二名，总成绩居14个连队之首。他本人在师组织的指挥干部(营、连、排主官)4次射击的专业技能比武中，4次夺魁，并获得北京军区炮兵连长技能比武第一名。年底他带的连队及他本人均荣立了三等功，并被师评为训练标兵连及标兵连长，连队的各项工作当年就打了翻身仗。1981年，他带领全连参加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著名的华北某地(代号为 “802”）的军事演习。演习中，他正确领会上级意图，严密组织，正确实施指挥，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期间，他本人以全军最年轻的连长身分，分别接受了 《解放军报》、《战友报》、《解放军画报》等新闻单位的采访。演习结束后受到了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检阅。年底，经师全面考核，获得了全团惟一的“优秀射击指挥员”和“优秀教练员” 两个称号。1982年被师选调到司令部任炮兵参谋。担任参谋期间，他又刻苦学习和钻研参谋业务，迅速地由一名基层指挥员成长为一个能参善谋、精通机关业务的称职参谋，并组织或参与组织了全师炮兵战备、训练等重大活动，多次受到首长和同行的好评。1983年4月，在炮兵团团长和政委的再三要求下，他又回到了炮兵团担任了作训股长。作训股是全团司、政、后机关中最大的股，也是司令部的核心，负责组织全团的战备落实和首长、机关以及全团干部战士的训练、考核及相关的保障工作。他为了胜任本职，边干边学边总结，两年中他先后复习了高中的全部课程，自学了部分大学课程和有关专业知识，写了20余万字的读书笔记，两次主动放弃进军校深造和立功机会，在参谋长不在位的情况下，协助团首长组织了一系列的重大战备和训练活动，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成了团首长的得力助手，受到全团上下的一致好评。在1984年师组织的全团干部政绩考评中，被推选“最富有开拓型的干部”。1985年7月，总政要求全军各部队推荐年富力强的营团干部作为“第三梯队”进军校培养深造，他不负众望，脱颖而出，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总政干部文化学校和炮兵的最高学府——宣化炮兵指挥学院。三年军校学习期间，他处处以一名普通学员的身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在知识的海洋里，孜孜以求，极大地丰富了自己，两次被学院评为优秀学员。1988年7月，以全优的成绩在宣化炮兵指挥学院毕业,并被总参选调到沈阳炮兵学院。毕业后能进总参直属院校，对于大多数学员来说，求之不得，然而对他来说，并非是他的意愿。他本想学成后回到野战部队建功立业，因为那里是他的老部队，有他并肩战斗的战友和老部下，有他生长的沃土和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况且三十八集团军为挽留他，早在毕业前两个月已下达了他的任职命令。这一切,在征求意见时，他本人向组织上提出来，也许能如愿以偿，然而他却将此深深地埋在心里，服从了总参的命令。
  1988年8月，他带着对野战部队的眷恋和对未来事业的责任感、使命感来到了沈阳炮兵学院，走上了讲台，开始人生的第二次起跑。面对军事高等学府正规、严格、系统的教学，面对满堂求知若渴而又口味挑剔的学员，面对人才济济竞争激烈的师资队伍，要想在三尺讲台站稳脚跟，不下点苦功夫，谈何容易。然而，亲身经历使他坚信，“无限风光永远属于那些不辞劳苦勇于攀登的人!”为尽快掌握战术教学的特点、规律、方法和手段，他深入课堂当学生，翻阅资料写教案，面对课桌搞试讲，加班加点作研究。来校不到2个月就登台授课，受到了院查课组和听课学员的一致好评;不到3个月第一篇论文就在《教研参考》杂志上发表;不到3年就担任了当时全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战术教研室主任（时年34岁，副团职，是全院最年轻的教研室主任)。1992年在担任主任期间，带领学员参加了原总参炮兵部组织的炮兵院校战术专业统考，取得团体和个人成绩两项第一名，受到了炮兵部和院领导人的高度评价；1992年奉命组织全院教学法改革并获得成功,获院校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并受到总参兵种部的肯定和赞扬；1994年参加全院教学法竞赛，获得优胜奖，并为全院上了一堂示范观摩课;1995—1997年组织完成了全院重大教改项目 —-“康法”地区战术综合演练的具体组织筹备和教学实施。以该项成果为主体在1997年获得全军院校教改成果一等奖，为此他本人荣立三等功，提前一年晋升为副师职副教授职务，1999年晋升为:从教13年来,累计共完成纯授课量3900余课时，年平均课时是本教研室平均课时的2.8倍，每年的授课量在全院也是居前列。教学质量受到了院、部领导人、同行和学员的一致好评，并多次获得教学质量奖;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紧紧围绕教学理论与实践，战术教学特点和炮兵战法研究领域的一系列新课题，潜心研究，辛勤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丰富教学理论、炮兵作战理论和指导教学实践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各年度院组织的综合量化考核中，均为优秀，深受学员和同行的尊重和赞扬。
  进入新的世纪，任世纪决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接再厉，把毕生的精力和家乡人民赋予的聪明才智奉献给国防现代化教育事业，以更优异的成绩向滕州市委、市政府和全市百万父老乡亲汇报！大校摄影师张光泉王延忠张光泉，男，1953年8月出生，滕州市大坞镇人,1972年10月人伍，1974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战士、电影放映员、新闻干事、济南军区政治部《前进报》社编辑、主任编辑、大校军衔。他对新闻摄影工作岗位情有独钟，他曾说:一张报纸，如果没有好的新闻照片与文字稿相配合，很难说它是一张好报纸。正如一片绿地，如果没有几株红花去点缀，它就少了几分生气，就像一位身姿婀娜的少女，如果没有一双靓丽的眼睛，就失去了她美的神韵一样。报纸上的新闻照片，它不仅可以起到美化、活跃版面的作用，而且是最直接、最生动的传播新闻的形式之一，它在报纸上的作用是不可小看的。
  张光泉人伍不久，即开始学习新闻摄影，但那时主要是出于业余爱好，希望能在报纸上多见到几张自己拍摄的照片，而对于摄影与办报的关系并没有去多想。直到1988年,他调到报社从事摄影工作后，才把摄影与办报真正联系起来。遇到重大活动和时效性很强的报道题材,光靠通讯员自然来稿就不行了，每当这时，报社总是要派出专职摄影记者亲临一线拍摄采访。1991年10月，军区在山东某预备役师进行炮兵快反训练试点验收，总部和军区首长都亲临观看。为了及时迅速地搞好报道，报社派张光泉前往搞专题摄影。到现场后，他晚上找有关同志摸线索，白天跟随部队拍照片，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努力，就在演习结束的第三天,一组反映快反演练实况的照片见了报。不久，《解放军画报》也以两个整页的篇幅刊登了张光泉拍摄的专题照片，较好地展现了济南军区预备役部队建设的动人风采，在全军引起了凡响。
  1998年夏季，我国遭到百年未遇的洪灾，军区先后派出几个师的兵力奔赴长江抗洪抢险，《前进报》社也先后派出5名记者随军采访。张光泉作为摄影记者，也参加了抗洪抢险的报道,他除自己亲临抢险第一线拍摄照片外，还担负组织部队通讯员搞好摄影报道的任务。湖北的盛夏，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滔滔洪水，奔腾咆哮，江堤随时有崩溃的危险。抗洪官兵们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守卫在大堤上,扛沙包，固堤坝;查险情，排隐患；组人墙，堵决口，工作十分紧张，生活异常艰苦。有的战士累得吐了血，直至昏倒在大堤上，仍不退出战场;有的部队一连几十个小时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不了觉，但大家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看到大堤上那一块块矗立的“生死牌”，听到官兵们“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那惊天地泣鬼神的誓言，张光泉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激昂壮烈的战斗场面，为济南军区摄影报道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那些天，他跑遍了他所有济南军区部队几百公里防线，拍下了许多珍贵难忘的镜头。报社对图片新闻也格外重视，在抗洪抢险的日子里，除配合文字稿发了大量照片外，报纸还先后发了三个摄影专版，这在《前进报》的历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
  使张光泉印象最深、也最使他终生难忘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视察黄河和济南军区部队的报道。1999年6月19日至26日，江主席视察了从三门峡至东营黄河人海口的黄河沿岸地区，并看望了有关部队官兵。张光泉作为随行记者，感到任务既光荣又艰巨。8点30分，江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乘坐的专列抵达灵宝火车站。一下火车，江主席不顾旅途疲劳，立即换乘汽车前往函谷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等地视察，第二天又视察了辉县人民胜利渠渠首闸和郑州花园口水文站等地。在以后的几天时间里，江主席还先后察看了济南黄河防汛情况，观看了济南战区军地黄河防汛机动抢险队的演练;在东营市黄河人海口，视察了孤东油田海堤，并亲自登上106号钻井平台,与钻井工人亲切交谈。所到之处，江主席总是不顾炎热酷暑，抽出时间看望驻地部队官兵，了解部队建设情况。在江主席视察活动期间，张光泉和他的伙伴们除发了一批有分量的文字报道外，还先后发了两个整版的摄影报道，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们的宣传报道任务。
  近年来，随着部队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和官兵整体素质的提高，部队业余摄影越来越普及，许多图片稿件与过去相比，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有了很大提高，可是由于受报纸版面的限制，很多比较优秀的作品却不能采用。作为报社的一名摄影记者，张光泉一直在想怎样为广大摄影爱好者开辟一块经常性的阵地？经过反复论证，在报社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他和同志们给军区首长写了《关于创办[军事摄影专刊]的请示》。时任军区政委的徐才厚立即批复同意，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黄学禄作了更具体的指示，《军事摄影专刊》就这样诞生了。它以报纸增刊的形式，暂定每月出一期。如今，《军事摄影专刊》创刊已经一年多了，它除了对军区重大活动进行报道外，还宣传了许多先进基层单位和个人。如敢打硬拼的军区女子柔道队、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女兵八连、当代大学生的楷模李国发等。这些典型报道，对推动部队全面建设、提高广大官兵的爱军习武热情，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广大官兵的好评。许多干部战士给报社来信称:“《军事摄影专刊》给我们基层增加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它形式新颖，版面活泼,把我们日常生活中做的、见的、想的都用最生动的图片展现出来，使我们倍受鼓舞。”张光泉以他的勤奋和智慧，为新闻摄影工作谱写了一曲值得称颂的新篇章。
  梦永远不会破灭王学伦每个人都有梦想，但并非人人都能好梦成真。
  1976年12月26日下午，18岁的我和1250名热血青年，带着理想、带着梦幻、带着跳出“农门”的冲动，乘坐闷罐火车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滕县,开始了我的从军生涯。我们这些大部分是首次出远门的新兵，坐在闷罐车里，分不出东西南北，只听带兵干部讲我们去青岛。对于连县城也没去过两次的我来说,听说要去风景如画的青岛，那迫切而激动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晃悠，我们在胶县火车站下了车，每人吃了一碗面条，又坐上了带篷布的汽车前行。这时心里直犯嘀咕，说是去青岛,怎么越来越往山里拉。一阵锣鼓声把我们从迷糊中惊醒。我们的目的地到啦——胶南县王台公社前二沟营房。过后我才知道，我们的驻地竟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沟。三个月的新兵生活是既新鲜又紧张，没有什么不适应，也没有感觉到艰苦，只知道这里伙食比家里强多了,三个月下来我体重增加了十几斤。惟一觉着不舒服的是纪律太严，不如在家里拾粪割草自由。新兵下连后，我当过团宣传队员、连队文书、电影放映员。这期间，我凭着滕州人吃苦耐劳和不服输的精神，学会了吹奏铜管乐器和登台表演，学会了投弹、射击，学会了摆弄电影放映机。
  1978年11月，我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这年12月，梦寐以求的提干机会来了，我这个入伍两年四次受嘉奖、两次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的农村孩子，成了被提升的对象。考核、谈话、外调、填表都轻松过关，万万没想到，我在体检最后一关，因眼睛色盲被刷了下来。看着同期入伍的许多战友都穿上了 “四个兜”的干部服，我心里懊悔、羡慕、妒嫉五味俱全。对我打击更大的是，没过多久军委下达了不再从士兵中直接提干的命令，这意味着我当军官的梦想成为泡影。领导者和战友都劝我复习考军校，这对于在十年“文革”中上学、“农中”尚未毕业的我来说，谈何容易。我在心里为自己规划着未来，在部队学几门过硬的技术，力争转为志愿兵，退伍后安排个工作。
  从这之后，我一心扑在钻研电影放映技术和无线电知识上，组装了半导体收音机、黑白电视机，修理家用电器成了我的强项。随着我技术水平的提高，名气也越来越大，1982年11月，我被调到了六十七军电影队，当了班长,成为技术骨干，并顺利地转为志愿兵。
  1984年4月，全军组建千人军乐队，担负建国35周年国庆阅兵演奏任务。我凭着在团宣传队掌握的铜管乐吹奏基本功，有幸被选中成为一名军乐队员。经过在济南和北京半年的紧张训练，每个人都把所有演奏的曲目练得滚瓜烂熟，只等那激动人心的一天快快到来。10月1日这天凌晨三点，我们1200人的军乐队(200名替补队员），分乘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地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小树林待命。等受阅的部队和广场上的群众到位后，我们才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国旗北侧的演奏位置。阅兵开始后，邓小平乘坐的检阅车从我们面前相距仅七八米的地方经过，离得那么近看得那么真切，时间虽然过去了十六七年，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至今依然清晰地留在大脑的“底片上”。这次执行任务后，我荣立了第一个三等功。
  1985年3月，我所在的部队开赴云南老山地区执行对越防御作战任务，我也成为一名卫国戍边的军人。战争永远是残酷的。在前线，我虽没有手持钢枪冲锋陷阵，但也深人到距敌仅有十几米远的一线阵地，亲身经历过几次著名的出击拔点作战，目睹了我们的官兵为了祖国的安宁浴血奋战的英姿，目睹了他们负伤牺牲后惨不忍睹的肢体。在一年零三个月的对越防御作战中，我们滕州有几十名英雄儿女把热血洒在疆场，永远长眠在那片红土地上。我作为一名滕州籍的军人，尽了一名军人应尽的职责，没有给家乡人民丢脸，荣获一枚宝贵的二等功军功章。也是在那次重大任务中，我有幸结识了电视，成为一名电视摄像报道员。
  在参战回来后的几年里，我利用摄像机这个“武器”，拍摄了80多条(部)反映部队官兵精神面貌、军队现代化建设成就、军民共建、支援地方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新闻和专题。特别是我拍摄的反映参加对越防御作战一等功荣立者、某团副团长孙兆群照顾十六位烈士父母的专题片《孙兆群和他十六位母亲》，在中央电视台《人民子弟兵》栏目播出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个关心关注为国捐躯烈士亲属的活动在军队和地方普遍展开。
  有付出就有回报。1989年11月，我被军区以特殊人才的名义，直接从志愿兵转为正连职上尉军官。我十年前破灭的梦终于圆啦。提干后，我身为文化干事兼电影队长，同时分管电视报道，一人干三个人的活,整天忙的团团转，但我觉得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非常充实。1991年秋天，我妻子从老家农村随军来到部队，进部队工厂当了工人，儿子也入了部队的托儿所。这又圆了我一个全家团圆的梦。
  1995年9月，我被调到中央电视台驻济南军区记者站，成为一名专职电视报道记者，这意味着一个吃滕州地瓜干长大的穷孩子, 他的努力、他的能力得到了认可。1998年长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济南军区部分部队也开赴到抗洪一线。我作为随军记者，无论在洪湖、石首，还是在荆州，哪里有险情、哪里有官兵的身影，我就出现在哪里。在我心里，和牺牲在疆场的烈士相比，险情算得了什么。白天采访拍摄，晚上写稿编辑画面，传输图像。整个人就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日夜不停。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在中央电视台发稿18条，《行好最后一个军礼》、《铁军奋勇排险情》、《大堤上的农业学校》等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后，受到一致好评。抗洪结束后，我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抗洪抢险电视宣传报道先进个人二等奖。
  从1995年以来，我先后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和全军组织的建军七十周年系列报道《请祖国检阅》、《万里海防行》、《世纪初年走边关》等大型采访活动。几乎参与了军区所有的重大典型的采访报道，像《人民的好战士吴国良》、《舍身救群众的高清波》、《用知识带兵的学生官李国发》、《以科技强军为己任的炮兵师长张祁斌》、《山东省政策拥军结硕果》等等。《以科技强军为己任的炮兵师长张祁斌》在中央台播出后，还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表扬，并获第八届优秀电视军事节目评选新闻二等奖。这几年我还先后担负了江泽民总书记，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军委副主席张震、张万年等国家和军委领导人在济南军区部队视察的拍摄报道任务。近六年来共在中央电视台各新闻栏目和第七套《军事报道》栏目以及《人民子弟兵》专题栏目，播发新闻、专题150多条(部），其中有20多条(部)获奖。2000年10月，我拍摄的纪录片《班长今年四十六》，在中央电视台《人民子弟兵》、《当代军人》、《军事报道》栏目反复播放，获第九届优秀电视军事节目评选专题二等奖。
  对于有志者来说，梦想永远不会破灭 ——只要你肯于奋斗，舍得付出。
  军中“百灵鸟”——记解放军某部青年歌手冯秋红崔平川张选杰千年岁末,应朋友的邀请来到西部秦岭脚下，观看了一场驻地“心连心”艺术团赴山区的慰问演出。一位纯朴的笑脸、飒爽的戎装、齐耳短发又透露着几分温柔的年轻歌手，在一曲《中国朝前走》的演唱中，赢得了台下数万名观众的阵阵掌声。她就是来自秦岭脚下某文工队山东滕州籍的青年歌手冯秋红。
  冯秋红1975年8月出生在山东今滕州市春秋阁居民小区一个普通家庭，从呀呀学语开始她就喜欢哼唱一些地方戏和流行歌曲。80年代初，读小学的冯秋红背着父母利用家里仅有的一台电唱机和一台单卡录音机偷偷地学唱。于是两机”便成了她朝夕相伴的老师。
  聪颖活泼的冯秋红，因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91年被滕州第一职业中专财会班录取，并当选为班级的文艺委员。秋红在校不仅学习刻苦，而且闲暇时练唱不止。在学校举办的“十大歌手”和“五大乐手”比赛中，秋红获得“十大歌手”演唱组第一名，一夜之间成了校园的小歌星。
  学校音乐老师何大利对这棵颇有天赋的音乐小苗十分的钟爱,并对她进行系统的音乐教育。从此，秋红一下子着了迷，决心要把唱歌当成自己生活的主旋律，用自己的嗓音去讴歌青春、讴歌理想、讴歌未来。荆河公园里许多晨练的人到现在都记得这位清纯可爱的小姑娘。无论春夏秋冬，她都坚持早起跑到公园里练习发声，星期天和节假日一练就是一整天，常常忘记了吃饭。公园湖畔、假山四周，常常回荡着这位花季少女甜美的歌声经过严格刻苦的训练，加上天资聪颖，秋红接连参加了滕州市首届卡拉0K大赛，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团市委、广播电视局四单位联合举办的“南腔北调”音乐大赛以及山东电视台和省文联等联合举办的“明天之星”卡拉0K大赛，以优异的成绩和能歌善舞的表演，分别获得了一等奖、二等奖和银奖。
  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人。恰巧这时，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学校把她作为一名有特长的文艺青年推荐到滕州市文化局，被文化局作为惟一推荐给部队有特长的青年。秋红在校接到通知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自闯考场,使出浑身解数，且歌且舞，打动了当时接兵的干部和主考人员。惜才爱才的接兵部队领导人和省军区首长对主考人员说，让她填表吧！就这样，她被山东省军区长山要塞区部队录取，穿上了心仪已久的军装，圆了她从小不知做了多少次的“绿色之梦1993年冬，她离开家乡，来到远离大陆、四周临海的长岛守备部队文工队，成了军营中的一名小文艺兵，开始了她的军旅生涯。登岛这天,正赶上刮大风，寒风凛凛，雪花飘飘，周围一片白花花，方圆一片雾蒙蒙。还没等新兵训练结束，她的手脸全都生了冻疮。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秋红自我克制，尽快适应。初次在岛上巡回演出，秋红见到那些长年守着小岛的官兵，脸蛋发黑，嘴唇发紫，指甲下陷，强烈的反差，使她的心一次次被呼唤、被激发,从而更加坚定了在岛上服役的决心。守岛四年，她随演出队足迹踏遍了所有分布在大钦岛、大竹山、小竹山、南隍、北隍等岛上的部队，克服晕船、水土不服等现象，把《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谁说女子不如男》、《前门情思大碗茶》等一首首别具风情的歌送到岛上的角角落落。陡峭的悬崖，汹涌的海浪，高高的山峰，宽阔的海洋，这些都源源不断地融人她的歌声之中。
  为了升华艺术，提高演唱技巧，秋红忙里偷闲，通过电话、书信、出差等机会，向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演唱队队长杨晓燕老师学习演唱技巧，得到杨老师的厚爱和扶持，业务水准有了长足的提高。1996年9月，她又被组织推荐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在校期间，她如鱼得水，对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合声、配器等多方面进行了刻苦钻研，并得到了孟玲教授严师慈母般地细心指点和教诲，使她在艺术的殿堂中恣意畅游。终于，杏喷白雾，桃吐丹霞。进修结束后，因工作需要，秋红又被调至第二炮兵西北某地文工队。
  秋红报到后，万万没想到,这个基地竟驻扎在秦岭深处的山沟里。驻地偏僻,交通不便，晚上甚至能听到狼的嚎叫。强烈的环境反差使秋红的情绪有些波动。文工团团长史淑宝大校热情地鼓励她:“这里文化生活非常贫乏,战士们一个月才能看上一两场电影，多么需要像你这样的文艺骨干呀!”秋红的眼睛湿润了。
  她的到来,仿佛为这个闭塞的军营注入了青春活力。战士们甚至难以相信这么漂亮的女兵会到山沟里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训练。1997年元旦，秋红随演出队来到潘家湾为新兵连慰问演出，看到个个新兵脸蛋冻得发红发紫，不由的想起自己当新兵时的情景。在未来得及请示演出队领导人的情况下，秋红便登台演唱了《白发亲娘》这首战士熟悉的优美歌曲。还没唱几句，身边就有战士抽泣起来。这感情似乎会传染，一会儿，台下许多战士都哭了。台上的她唱不下去，停顿片刻，伴着掌声和节奏，气氛才缓和下来。那次，秋红一口气唱了3首歌。一名女战士上前握住秋红的手:“班长，你唱得真好，能留在这里天天为我们唱吗? ”秋红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她对自己说:“我不能走,这里的大山、这里的战友更需要我!”秋红懂得，实力是基础，演唱要真情。秋红常与演出队的同志一道爬上高山哨所，与战士促膝交谈，打成一片，拿真情打动人。下部队演出时，她时刻要求自己，不论战士多少,演出条件多差，只要有兵，就尽力演唱好。1998年春节，在秦岭深处某团巡回演出返回的途中，正值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得知远离团队某高山哨所有名哨兵没看上演出时，秋红征得演出队领导人的允许，主动为这位执勤的哨兵专场演唱了《你就是英雄》、《想家的时候》……随着一曲曲熟悉的旋律，秋红以她独到的理解和甜美的歌喉，唱得这位哨兵热泪盈眶。演唱完后，这位战士持枪肃立在雪地中，目不转睛用长达两分钟的军礼表达了对演出队全体同志的感激和对秋红的谢意。
  的确如此,秋红给战士唱歌不是一般欣赏与被欣赏的关系，而是向战士们吐露心迹，和战士们进行情感的交流。在荒无人烟的小岛、在秦岭深处的哨所、在高高山峰的雷达站，她的一首《白发亲娘》曾唱醉了多少战士的心啊！秋红的歌不仅唱得好，而且饰演角色也十分逼真。队里要她在歌剧《江姐》里担任主要角色，而过去很少演戏的她,又开始学习表演。为了使江姐形象再现舞台，秋红将心爱的长发剪成了齐耳短发；为了演唱好《绣红旗》、《五洲人民齐欢笑》，她买来一盘又一盘的磁带，查阅的资料一本又一本，细心揣摩；为了把台词说好，她硬是把一句句台词分别重复录在一盘磁带上，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琢磨，反复练习，直到练到自己满意为止。边唱边演，这无疑对她又是一次挑战。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这些“逼”出来的舞台经验、表演技巧又对她的演唱风格增色不少。在歌剧演出时，她始终把自己置身于剧情之中，表演得惟妙惟肖、出神人化，增强艺术的感染力。汇报演出中，她扮演的江姐形象逼真，整个剧情扣人心弦，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得到官兵一致好评。战友们风趣地称她为“军营里的江姐秋红在军营度过6个年头。走一处、红一处，屡屡在各种大赛上获奖。1998年12月，她作为基地的惟一代表参加中央电视台第三届“雷剑杯”军旅MTV电视歌曲大赛，荣获铜奖，参赛曲目《真诚的歌》多次在中央电视台音乐电视城及军事频道向全国播放，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次年,她在参加第二炮兵第四届业余文艺汇演中，歌曲《我守卫的地方》荣获表演二等奖，并被评为优秀演员。冯秋红不仅在军营走红，而且在驻地也红红火火，多次参加省市文艺汇演和大型文艺晚会，为驻地文艺事业增色不少。在驻地2000年“心连心”艺术团演出中，她那甜美的嗓音，宽广的音域，如扬蕊吐芳。组织上也给了她很多的荣誉，先后5次受到各级奖励，并荣立一次三等功，1999年她被破格提升为军官。
  面对成绩,秋红没有陶醉，相反，她更加努力和用功了。她说:“艺术无止境,作为一名年青的歌唱演员，只有永不懈怠，才不会落伍。”脚步匆匆，路途漫漫。在春潮涌动的绿色军营中，秋红把自己对军营的真情、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追求凝于一体，又倾注于歌喉，唱得委婉动听，感人肺腑，动人心弦，荡气回肠。她觉得火热的军营生活就是对她最好的“包装”，是最好的锻炼。采访结束时，秋红让我们向关心、支持和帮助过她的领导人、老师、朋友和喜爱她的观众、战友们转达最真诚的谢意，向家乡滕州的父老们问好。她说，她将加倍努力，不断实现新的跨越，努力为家乡人民增光添彩。
  敢与“死神”打交道侯贺明(一）我叫侯贺明，1960年11月出生，滕县人，1979年11月人伍。1980年9月考入军校弹药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军区后勤部从事废旧弹药的处理与销毁工作。职务由战士一步一步地晋升为正团职助理，上校军衔。研究生学历。
  说起废旧弹药的处理与销毁，人们往往把从事这项工作形象地称之为与“死神”打交道，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所谓的废旧弹药，简单地说就是指随时可能发生爆炸的弹药。1984年，组织上分配我负责这项工作时，我心里也犯过嘀咕,心想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会给父母和亲人留下难以弥补的伤痛。我先后谈过几个对象，女方一听说我是与弹药打交道的，便与我分手了。一些知心的同事和朋友也对我说:现在有的人连偏远的地方不愿去，艰苦的工作不愿干,你倒好，偏选择了与“死神”打交道的工作,连个对象也找不上，真是够傻的。听了他们的劝说，我也曾一度产生过犹豫和动摇，几次想找领导人给换个工作，可是真的站在领导人的面前时，这话怎么也说不出口。部处领导人看出了我的心思，多次找我谈心，讲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一个干部党员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追求。领导人的帮助，给了我极大鼓舞，使我放弃了调换工作的念头，坚定了干好这项工作的信心。
  开始接触废旧弹药的销毁，还感到挺带劲。可随着对这项工作危险性的逐步了解，加上近几年不断耳闻目睹地方和部队在运输、销毁废旧弹药过程中多次发生伤亡事故，有时也感到有些后怕。我妻子在与我谈恋爱期间，就对我所从事的工作感到不安，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巧克力好吃，寡妇难当啊!”特别是1986年生孩子以后，妻子有时也拖我的后腿，常对我说:“我也当过兵，理解一个军人应该怎么做。但军人也是人，况且你是我的丈夫，你不为自己考虑，不为我打算，总得为孩子想想吧!”有时看着自己天真可爱的孩子，再想想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我心里也挺不好受。我妻子因长期患类风湿性关节炎，造成胳膊伸不直，五指关节变形，在医学上被称为“第二癌症”，一直靠服药止痛，严重时连路也走不了。据朋友介绍，湖南有一位老中医，治疗这种病效果比较好。我和妻子商定，准备于1997年7月，利用休假的机会到湖南为她治病。就在准备起程时，我突然接到去内蒙古协助销毁废旧弹药的任务。通过了解，我得知这批废旧弹药重达80多吨，是从蒙古国购进的废旧钢铁中夹带过来的，而且是多种弹药混杂，标志不清，无论从销毁的数量、难度、还是危险性上都是以往所少见的。考虑到这次任务的严峻性和危险性，临出门时，我写了一封信交给妻子。妻子看到信已封口，就明白了我给她写这封信的用意，眼中顿时充满了泪水。站在一旁的孩子也怯声声地问我:“爸爸，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看到妻子和孩子这个样子，我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几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虽然亲人们时常为我担心牵挂,我却始终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和追求感到过后悔。我觉得组织上把我放在这个岗位上，是对我最大的信任，自己从事的工作虽然危险，但关系到部队的建设、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非常光荣和神圣的，如果因考虑个人的安危而不愿干这项工作，就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军人，更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二）销毁废旧弹药，在局外人看来似乎很简单，无非是挖个深坑，埋个炮弹，点燃导火索，轰隆一声响。其实，这是一项非常讲究技术、讲究科学,而又严密细致的工作。如果技术不过硬，操作不熟练，不仅难以完成任务，而且还有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俗话说 “艺高人胆大”，只有在技术上勤学苦练，精益求精，才能在关键时刻过得硬，掌握战胜“死神”的主动权。
  为掌握和区别各种废旧弹药，特别是外军使用的常规弹药(近几年从地下挖出的废旧炮弹大多是战争年代外军遗留在我国的），我一有时间就到所属弹药仓库对照资料进行弹药鉴别，并经常到军事博物馆和弹药陈列室参观学习，先后查阅各种有关的历史资料几十本。目前，我对国内外的常规弹药，那怕是弹体上没有文字标志，但根据弹体的大小、外观和重量，我也可以准确地把它们区分开来。为掌握销毁废旧弹药的各种技巧，我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废旧弹药处理与销毁常识》等专业书籍近百本。经常向本部和有关从事过销毁废旧弹药的老同志请教，先后六次专程到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接受有经验的老教授指点，并注重在干中学、学中干，积累了近30万字的资料。处理废旧炮弹时，多数时候需要将炮弹的灵魂部件——引信安全地拆卸下来。拆卸引信不仅胆子要大,而且要特别做到严谨细致，不能有任何闪失。为了熟练掌握拆卸引信的技巧，我对上百种引信的原理和构造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做到了对每个部件在什么位置、起什么作用，都熟记在心。我还经常利用引信模型进行模拟拆卸练习。经过刻苦学习和研究，使自己熟练地掌握了技术本领，为圆满完成任务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近两年，军区这方面的重大任务，领导人和组织上都很放心地让我去完成。1997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需要销毁一批废旧弹药。这次销毁的弹药全部是在北京市市政施工中挖出来，而且90%以上是日军侵华时遗留下来的，由于时间长，弹体锈蚀，标志不清，类型复杂，危险性很大，给销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加上销毁地点分散在首都附近的4个点上，又赶上“十五大”即将召开,可以说是一次政治性很强的任务。在此之前，北京市公安局在请别的单位帮助销毁危险品时发生了意外，造成4名同志不幸遇难。鉴于这次销毁任务的特殊性和危险性，情急之下，市局领导人通过上级有关部门，恳求我们去协助完成任务。我接受任务后，思想压力很大，惟恐有什么闪失，造成不好的影响，给部队和军区抹了黑。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我根据这次销毁任务的特殊要求，精心选择场地，严格操作程序，对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作了周密研究，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都采取了相应对策，并和另外两名部队同志亲自码堆、引爆。当我们安全、圆满地完成销毁任务后，在场的北京市公安局领导人非常感动，热情地称赞说：“关键时刻还是你们军人过得硬！ ”总部也专门发来了表扬信，称赞我们完成任务出色，为首都安全和“十五大”召开排除了重大隐患，给部队增了光。
  (三）在工作实践中，我还深深地体会到，要出色地完成废旧弹药销毁任务，不仅需要热爱本职，苦练技术,还必须发扬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只有这样，关键时刻才会胆大心细，沉着冷静,战胜“死神”，建功立业。
  1997年7月，二连浩特市发现一批废旧弹药以后，内蒙古军区致电我军区首长，请求机关派专业人员指导销毁。当时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年大庆只有十几天时间，届时中央领导人也将亲临庆祝大会，如果在此之前不能将这批弹药处理掉，势必给自治区大庆活动带来重大隐患。面对这样一个特殊任务，部领导人经过认真研究并报请司令部首长批准，派我和某弹药仓库的一位工程师赶赴二连浩特。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地表温度在45度以上，在烈日的曝晒下，80余吨废旧炮弹弹体发烫,处于一种一触即爆的状态。按照常规，这些废旧弹药需要用仪器检测，以确定哪些炮弹的引信已解脱保险，可是这样做,至少需要两个月时间。为此，我建议打破常规，力争用三天时间，将这批报废炮弹处理掉。针对白天地表温度高，操作危险性大的实际，我坚持早晨5点钟起床，带领大家深入现场，对废旧炮弹一枚一枚分类，一发一发辨认。在给弹药分类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有一发炮弹冒起了烟，在场的其他几位同志都惊呆了，一时间不知所措。看到这种情况，我马上判断出这是一枚发烟弹，便二话没说就跑了过去，将这发炮弹抱住，用泥沙封住了弹丸口，使其与空气隔绝，停止燃烧。在我的带领下,经过近7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把80余吨弹药进行了清理分类。
  给废旧弹药分类危险，运输废旧弹药更危险。从理论上讲，当弹药的引信保险可能处于解脱状态时，是绝对禁止运输的，因为稍有震动就可能发生爆炸，况且这批废旧弹药在装卸过程中已发生过弹炸人亡的事故。可是这批废旧弹药就在二连浩特市边上，距中蒙边界也只有500米，基于边境安定因素等方面的考虑,原地销毁根本不允许，必须将这批弹药运送到8公里以外的炸毁点。为了做到安全运输，我利用平时所掌握的弹药运输知识，在车箱底垫上一层厚厚的沙土，不同种类的弹药之间,也用沙土填满，防止撞击。为确保万无一失，我亲自押车控制行车速度，尽可能减小车辆震动，从而确保了运输80多吨废旧弹药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炸毁弹药是销毁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危险的一个环节。按照常规，每次只能炸毁十几发，这样做倒是很安全，但却无法保证在自治区50年大庆之前完成任务。为此，我建议采取多坑、多码弹药、多放炸药、同时引爆的方法，来加快销毁速度。在引爆坑中堆码弹药特别需要谨慎细心，稍不留意就会发生爆炸。我一个坑一个坑地作技术示范，提安全要求。拉引导爆管时，我安排一台车发动着停在引爆坑旁边，引燃导火索以后，迅速乘车离开现场。记得在执行最后一次引爆时，有一个引爆坑没有出现蘑菇云，我判断可能出现了“哑炮”或者是“半爆”。了解销毁专业的人都知道,出现这种情况，往往是十分危险的。为了不留下后患，我毅然冒着生命危险走近引爆坑，当确定是半爆时，便再次进行了引爆。任务完成后，二连浩特市领导人非常激动地对我说:起初，我对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否安全销毁这批废旧弹药，心里没有底;从完成这次任务看，你们不愧为“死神”的“克星”，不愧为真正的军人。内蒙古自治区和内蒙古军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联名致信为我请功。
  王金春见义勇为斗歹徒朱传平济南军区某部滕州籍战士王金春，在群众遭到歹徒抢劫时，挺身而出，舍生忘死，与歹徒奋勇搏斗表现出了革命军人的浩然正气。
  1998年10月25日下午2时，探家假期未满的王金春，提前归队，坐上由山东枣庄市山亭镇开往滕州市的中巴客车。车行不远，站在客车过道上的一个青年，用刀划破一位老太太的皮包，见包内没钱，又把手伸向一位正在打瞌睡的中年男乘客上衣兜里行窃。王金春见此情景，大喝一声：“你干什么?”歹徒闻声一惊,赶忙缩回手来。这时，站在车门口一穿蓝色西服上衣、留着小平头的20多岁的青年，猛地从袖子中甩出一把20多公分长的匕首，摇晃着逼向王金春说:“少管闲事，否则就捅死你。”王金春毫无惧色:“当兵的不怕死！ 这事我管定了!”谁知话音未落，歹徒手中的匕首就刺了过来，被他机警地闪过。接着，另外两名歹徒也手持明晃晃的匕首，从左右两侧一起刺向王金春。还未等王金春的反应过来，他的右臀部就被划开了一道大口子，鲜血直流，同时头部、腹部被刺伤，鲜血染红了军衣。
  王金春强忍着剧痛，一边大声呼喊司机停车，一边赤手空拳与穷凶极恶的四名持刀歹徒展开殊死搏斗。
  车到东沙河镇粮管所门前还未停稳，歹徒们便急忙下车逃窜。此刻，王金春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死也不能让歹徒逃走！他死死扭住其中一名歹徒的胳膊，被连拉带拽拖下了车。这时，歹徒又将匕首刺向王金春的面部，趁机挣脱逃窜。王金春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以超人的毅力追了上去，5米、10米、100米……一直追出400多米。
  “歹徒伤人了！快抓歹徒呀!”不远处的东沙河镇派出所的干警们闻讯而出，许多村民也纷纷抄起铁锨木棍围追堵截歹徒。身负重伤的王金春以惊人的毅力，吃力地翻过两道两米多高的院墙，和警民一起，将躲藏在老百姓猪圈和柴禾堆里的歹徒抓获。
  此时,失血过多的王金春昏倒在地……群众呼拉一下围了上来，迅速将他送往医院治疗。王金春普写了一曲见义勇为的英雄新篇章。
  王金春1975年4月出生在滕县东沙河镇小宫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王逢成憨厚耿直，秉性刚强，母亲李金环勤俭持家，为人善良。正是这纯朴善良的家风,培养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从小他最崇尚的是英雄，他最爱听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的故事，革命先烈英勇不屈、顽强拼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当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是王金春梦寐以求的愿望。1993年12月，当上级征兵通知下达后，王金春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并体检合格，镇里只给他村一个名额，村里却同时验上两个。金春的母亲觉得就这么一个儿子，有点不放心，不想让他去，可他说什么也不依。村支书做他的工作，让他“一颗红心，两个准备”，他却说部队建设需要，早去早贡献。王金春人伍后，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政治营养，通过部队开展的“革命人生观、艰苦奋斗、爱国奉献、尊干爱兵”四个教育，尤其是通过抗洪精神的学习教育，使他对新形势下如何实现人生价值和军人价值产生了新的理解。“坚决不当落伍兵，坚决不当平庸兵”是他的一贯思想，“既要立足本职多奉献，又要关键时刻冲得上”是他的行为准则。
  王金春当兵五年，先后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学员、优秀团员。1997年，他光荣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熟悉王金春的人，无不钦佩他的爱岗敬业精神。他干一彳了、爱一'ir、专一行，对技术精益求精。刚当汽车驾驶员时，他自费购买了汽车专业书籍，见缝插针，有空就学，边学边实践。别看他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可他爱动脑子肯钻研，善于发现问题，并能虚心求教，一年多的时间，他便能独当一面,单独执行任务。由于仓库人手少，车辆类型多，有时一人要负责驾驶几种车辆，忙起来，往往丢下这车摸那车。几年来,王金春先后驾驶过叉车、吊车、卡车、消防车、油罐车、中巴客车等多种类型的车辆，安全行驶10万多公里。他娴熟的驾驶技术和排除故障的本领令战友们羡慕不已。不管是新车、旧车、大车、小车，只要交给他，领导人放心,官兵们满意。
  战友们记得,王金春车上经常带张凉席，外出办事只要一有空，他就把凉席一铺，钻到车底下，熟悉车辆性能和技术状况。凭着这种靭劲和钻劲，他练就一手汽车维修绝活。平时仓库里车辆坏了，战友们都愿找他帮忙，王金春每次都是一找就到，一修就好。有时候忙起来，连饭都来不及吃。
  王金春常说:“在部队一天，就要为军人争光。”1998年10月13日，王金春被批准探家。对王金春这个人伍已五年的老兵来说，这次探家或许就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战友们劝他好好准备准备。王金春的心思不用在这里，上午照常出车。正当他要动身探家时，地方上又有一单位到部队求援用吊车，王金春二话没说，开起吊车又去忙了起来，直到次日凌晨3点完成任务，拖着疲倦的身子返回了营房,没作任何准备，早上起来，交好吊车钥匙，他匆匆踏上回家乡的公共汽车。
  王金春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倾注了极大热忱。班长李志勇感受更深。1997年5月12日，李志勇被汽车摇把打折了右手腕，住进了医院，打上了石膏。王金春主动担任了护理工作，在紧张的出车间隙，经常为病中的李班长洗衣、洗澡，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还买了奶粉、罐头等营养品，感动得李志勇多次流下眼泪。
  王金春家中并不宽裕，他入伍后一直很俭朴，从不乱花一分钱。他有一双皮鞋，但很少见他穿，部队发什么穿什么，当兵五年，没买过一身便装,微薄的津贴主要用于购买学习用品或资助他人。当战友和他人遇到困难时，王金春总是慷慨解囊，尽力相助，先后5次为灾区和特别困难的战友及家属捐款，多次为患病的战友买营养品，把大部分积蓄献给了他人。
  王金春就是这样，通过这些点点小事，实践了他“当兵就要当好兵，做人就要做好人” 的人生信条，展示了当代军人崇高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操,体现了战士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王金春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在全军传开。于是1999年4月他光荣地参加了全军第九次青年工作会议,受到了江泽民主席等中央军委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99年11月又光荣出席了第六次全国人民群众见义勇为与犯罪分子作斗争先进分子表彰大会。总政治部于永波主任亲切接见了他。为表彰他见义勇为的先进事迹,军委专项投资两万元，在他所在的部队为其建了一个展览室。济南市授予他荣誉好市民的称号。1999年9月，被部队推荐人济南陆军学院中专班学习，现已完成学业回原部队，任排长。
  心系家乡建设的单茂文单茂文，男，汉族，1938年10月出生，滕州市羊庄镇大赵庄人。先后就读于本村小学、滕县一中、临沂师院。1962年参军，次年人公安部队武汉干部学校学习参谋业务。1964年4月调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工作，先后任秘书、干事、宣传科长、政治部副主任、保密局局长等职。
  1964年7月，防空部队一举击落了犯我领空的美国U -2间谍飞机，由军委办公厅组织该部队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单茂文跟随厅领导参加了这次重大活动的组织工作，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贺龙、陈毅元帅等首长接见并合影留念。“文革”中，化工部秩序大乱，生f停滞。生产原子弹原料的绝密资料被抢，周，总理派去的联络员被围攻。根据中央指示，1967年10月军委办公厅派一批干部到国家化学工业部实行军事管制，单茂文作为其中一员派往化工部参加军管会生产组任军代表，做了积极有效的工作。
  单茂文身在北京，心系家乡建设。到化工部后,积极参加赴山东省调查化学工业发展规划及化工生产情况。同年2月，落凤山 (鲁南)化肥厂正开始建设，设备材料供应遇到不少困难，他多次随同有关人员到厂了解建厂进展情况，及时向军管会、部领导反映情况和实际困难，帮助解决技术力量，材料设备供应等问题，在全国生产秩序极度混乱的情况下，落凤山化肥厂于1969年8月胜利建成投产。同年，参加了由燃化部(石油、化工合并)领导和山东省苏毅然副省长领导的联合工作组,对山东省石油化工发展情况做了进一步调查研究，反复论证，拟定在淄博市建设一个大型炼油化工厂的方案，为齐鲁炼油化工厂的定点打下基础。1971年参加化工部关于小合成氨工业发展的调查研究,跑遍了全国二分之一的县、市，分析工业发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根据各地不[^情况有针对性地向领导提出建议，制订了一套带政策性的措施，促进了我国小合成氨工业的发展。到80年代初，全国已建成投产1000多个，其产量占我国合成氨总产量的一半。1988年，国家化学工业部正式为单茂文同志颁发了“在小氮肥(合成氨）工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荣誉证书。
  1970年1月云南发生强烈地震，单茂文等二人代表化工部立即赶赴昆明、玉溪、通海、峨山等重灾区慰问，将一批塑料布等化工产品及时送到灾区，对防雨防病起到重要作用，被誉为“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1980年，单茂文参加基建工程兵（石油化工系统)兵改工并赴深圳特区开发的组织安置工作，同干部战士一起住在茅草棚里，同吃、同干、同乐，不怕条件艰苦，一心为开发深圳奋斗，较好地完成了任务。粉碎“四人帮” 以后，邓小平同志发出干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号召，军委办公厅发动广大干部参加学习，厅领导指定单茂文全力以赴做好这项工作。接受任务后立即行动，依靠领导,依靠群众，采取了补习班、函授班、自学考试等形式，还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请名师施教，妥善安排工作，合理解决工作学习矛盾，积极为学员创造条件,进一步激发了干部学习的热情。到1987年，80%的干部获得大专以上文凭，提高了干部科学文化素质, 对办公厅业务建设起到良好作用。任保密局局长以后，知难而进，勇挑重担，经过半年的实践，向厅领导提出两条建议:一是修订保密规则;二是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加强保密设施，更新文件印刷设备。经过一年的努力，对厅里通讯、文印设备进行了改造和更新，使安全保密、通讯保障均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呈送军委首长阅文与总部各大机关与国务院各部门的绝密文件传送工作中，从没有发生一起泄密事件。1991年5月，单茂文参加了全军保密工作会议的会务工作，受到军委刘华清、迟浩田等首长的接见并合影留念。他还多次参加军委扩大会议，负责会议的保密安全与大量的文件管理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务，分别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和江泽民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长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从朝鲜战场上走出来的王秀华战争摧残了人类，战争也造就了人才。解放军某部原副参谋长王秀华，就是从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锻炼成长起来的军事指挥员。
  王秀华，1935年12月出生，滕州市城关岗子街人。他出身于穷苦农民家庭，7岁起，靠父亲和大哥打短工，供他在书院小学读了五年书，后因战乱停学。1945年滕县第一次解放后，他参加了儿童团，在善国门外城隍庙八路军工作队办的学校里读了半年书。1948年滕县第二次解放，全面开展土改运动，在区工作组的教育引导和父亲的鼓励下，王秀华参加了土改工作队，任宣传员，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1950年底，抗美援朝运动掀起髙潮，经再三请求，他由土改工作队报名参军。1951年2月编入华东新兵11团2营6连当通信员，4月初南下浙江编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0师210团2连当通信员，后调团侦通连任电话总机班守机员。1952年9月，王秀华随部队人朝参战，接防的阵地位于朝鲜东海岸元山地区。鸭绿江至元山相距一千多里,背负四、五十斤重的装具，徒步行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昼伏夜行。连续行军一个月，双脚不知磨了多少个血泡，血水粘住鞋袜，穿脱鞋袜疼痛难忍。淌水过河时，溃烂的疮面更是疼得钻心。每晚要冲过数道敌机、炮火封锁区，每到封锁区，指挥员就传令跑步通过，短则三四里，长则七八里。有时碰上敌机轰炸扫射，就得一气跑出十多里地。到宿营地后，总机班还要装机架线，轮流值班。由于睡眠时间很少，行军中边走边打瞌睡，时而发生摔倒滚下山坡的事故。同年底，部队由东线开赴中线。时值隆冬，大雪纷飞,积雪盈尺，气温骤降至零下38摄氏度，行军中不论速度快慢，不能站立不动，片刻的停止不前，脚腿受冻麻木而不听使唤，甚至冻僵而死。还要数次冲过敌机、敌炮的密集封锁,经过七天七夜的兼程抵达中线，有不少战友在途中牺牲。1953年初春，西方山阵地连续几天遭敌机狂轰滥炸，前指总机的坑道入口被炸塌，里边住的人员全部撤离，没有上级命令是不允许移动电话总机的。班长照明，他和副班长接转电话，并用身体护着机器，以保证总机完好和电话畅通。同年5月，全师部队参加上甘岭夏季反击作战。210团先后实施奇袭小黑山和主攻鸡雄山597.7高地（上甘岭前沿阵地)时，他随团前指设电话分机沟通各方电话联络。战斗中，敌炮火轰击最密集的地方，也是电话线中断最多的地方，当接线人员伤亡大时，他就主动要求跳出坑道去接线，新线用完了，就双手从弹坑墟土中扒断线用，石块、弹片把手指划破，鲜血和着泥土，忍着疼坚持争分夺秒地把线路接通。在炮火纷飞的战斗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团里通令嘉奖和记功。1955年10月部队回国后，被送到军校车管专业培训五年，毕业后由连队到机关，逐步由基层干部走上领导岗位。
  王秀华近40年来，在部队历任通信员、守机员、班长、文书、学员、技术教员、队长、参谋、副科长、科长、师副参谋长等职，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热爱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1985年退居二线，1989年离休。
  一生热爱军队医护工作的刘印广刘印广，男，1934年5月出生，滕州市羊庄镇大赵庄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一家过着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由于较早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早就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仇恨的种子。1945年5月，年仅11岁的他，不顾家人的阻拦，参军成了一名小八路，由于年龄小，部队安排他到卫生队，当了一名小卫生员，从此他步人了一生热爱和执著追求的军队医护生涯。
  参军后，随部队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了鲁南、泰安、泗州、淮海、渡江和攻打舟山群岛等'几十次著名战役、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战功。在历次战地救护伤员战斗中，表现出“一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一致称赞。1948年3月，华东3纵8师2团3营8连攻打河南洛阳市城东的制高点“九龙台”，敌人凭借先进的武器、坚固的碉堡负隅顽抗，我军发起强攻时，致使8连的伤亡很大。当时我军救护所设在离前沿阵地不到400米的一个窑洞里。14岁的刘印广看到安置在救护所里的伤员因饥饿难忍显得愈加痛苦，不忍心让伤员们忍受这种折磨，便毅然冲出窑洞，准备穿过大街到对面的老百姓家弄点食物给伤员们吃，不料刚一出来就被敌人发现，机枪马上扫射过来，幸亏我军强大的火力把敌人的扫射压了下去，才捡回了一条性命。刘印广在战地救护伤员中表现勇敢，多次立功受奖。1949年1月，著名的“淮海战役”进人到最后阶段，三野3纵8师21团1营担任从南面向“永城、陈官庄”杜聿明集团军驻地突击任务。那年刘印广刚满15周岁，刚刚火线入党，卫生班长邵士金同志在抢救伤员时腹部中弹，大量的腹腔内容物挤压到体外，刘印广几次将他的肠子小心翼翼地放进腹腔内，但由于腹腔内压力过大，几次包扎都失败了，无奈只好含泪把他送到团卫生队去了，不幸的是，最终还是由于处理不当，伤口受到严重感染而牺牲。这件事使刘印广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下决心努力学习医疗知识，坚定了当好一名白衣战士的柄心和决心。
  全国解放后，刘印广在党的关怀和培养下，由一名卫生员逐步成长为部队医院的业务骨干。1955年，被选派到华东军区第十九速成中学学习文化，毕业后考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医疗系，大学毕业后又进了南京新医学院学习中医理论，后又被派到上海二医大、南京军区总医院等单位进修内科专业及医院管理知识。离休前，刘印广一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3医院工作，先后担任军医、主治军医、内科主任军医(技术五级)、医院医务处主任等职务。在任职期间，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竭尽全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高度赞扬，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离休后，常以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求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参加国庆阅兵十次不辱使命的杨英周他曾经10次参加对国庆阅兵飞机的维护与保养，均圆满地完成了飞机起飞前的测试保养任务。在部队几十年，他遵循的自律格言一直是:默默无闻、无私奉献;兢競业业, 埋头苦干。他就是原空军某部参谋长杨英周。
  杨英周，1928年1月出生，滕州市洪绪镇西侯庄村人，中共党员。1948年参加革命，为中共地下交通员。1949年人伍，被送到华东大学(后与山东大学合并)学习。后调到空军，编入空军预科总队，再进空军第一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到空军部队先后任技术师、机械员、机械师、机务队长、机务主任、独立大队作战参谋、参谋长等职。多次被评为模范机务工作者、技术能手、立集体二等功2次，三等功3次，参加过国庆天安门观礼。1987年离休，为副师级。
  根据部队作战训练的需要，杨英周随部队曾转战祖国南北。从齐齐哈尔到广东湛江，热时要耐住40T；的高温，冷时要忍受零下40丈的严寒，虽然艰苦,但其乐融融。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实战训练，担任轰炸机部队的机务组织工作，根据飞行的不同要求，随时对飞机进行维护、保养，重点是夜间作业，在灯光的照射下，对飞机检查、挂弹、加油。经过紧张艰苦的严格训练，1951年春部队接到了参战的命令，利用国内机场在夜间出击轰炸敌人，每次都是胜利而归。大家都说：“我们是没过江的抗美援朝战士”。盘踞台湾的蒋介石梦想反攻大陆,除派遣特务外，还不断地派遣飞机来大陆侦察骚扰。为打击敌人的挑衅活动，我空军挑选精兵强将由军区直接指挥作战。根据敌人的活动规律,我军要经常变换驻地，频繁的调动对这些技术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带来了更大强度的工作量。每换一处，杨英周等就要进行一套固定的操作，使飞机时刻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他与战友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从1950年起，杨英周所在部队先后10次参加国庆阅兵活动。国庆那天，飞机翱翔在天安门的上空，接受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检阅。每次都要提前几个月转场到北京附近进行训练,参加人员要经过政审和体检，飞机更要检查过关，并逐级复查签字，以确保万无一失。“十•一”这天凌晨，还要对飞机再次进行检查、试车，当飞机接受完毛主席的检阅安全着陆后，他们悬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下来，欢呼“终于圆满完成任务了！ ”国庆阅兵是很光荣的任务，但也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军校名师王文海在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全军院校名师大典》和香港教科文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高校教授大典》中，都记载着第二炮兵工程学院一位正师职教授、硕士导师的事迹传略，这位大校军衔的教授就是滕籍人士王文海。
  王文海，男，汉族，1953年3月出生于滕州市张汪镇段楼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70年12月应征入伍，1973年考入第二炮兵技术学院(现为第二炮兵工程学院），攻读计算机控制专业；毕业后分配到第二炮兵某基地804团二营四连任班长、代理副排长；1976年调回第二炮兵工程学院任教官，一直从事国防教育和科研工作。他曾先后参与二炮工程学院计算机硬件专业、计算机软件专业、计算机应用专业和指挥自动化工程专业的创建工作，他立三等功1次,受嘉奖多次;主讲大学专科、本科和研究生课程10余门，四度获第二炮兵、第二炮兵工程学院优秀教员和教书育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长期担任第二炮兵工程学院“十佳青年教员”评委会评委和指挥自动化工程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998年受第二炮兵综合计划部委派，王文海担任“金轮工程”驻外顾问专家组计算机专家，出国工作一年；回国后受聘任第二炮兵工程学院院务部工作督导委员会委员。
  在教学理论、教学方法和研究生教育与培养方面他颇有建树,提出了适应于大学专科、本科课程教学的“规范化目标制导教学法”和适应于研究生课程教学的“导学式教学法”，双获1994年度第二炮兵工程学院教学成果奖。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努力开展学术研究和科研工作，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和科研成果;在国内外有关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与科技论文110多篇,其中发表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教委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主办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和湖北省研究生教育学会主办的《研究生教育理论与实践》上题为 “研究生课程教学应坚持‘六从’，注重效果” 及“研究生课程教学应突出‘研究’特色”的两篇学术论文被陕西省1993年研究生教育与学位工作学术年会评为优秀论文并收入年会论文集;“基于三视图的立体重构算法研”等6篇系列科技论文获第五届全国CAD/CAM 学术会议优秀论文一等奖;“屏幕图像放大快速平滑算法”人选《中国当代科技文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97.1); “高校教学MIS课程调度问题研究”分别被《中国学术会议文献通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1994.2)和 《中国实用科技成果大典》(宁波大学科技信息事务所,1995.5)选中列人检索;“一个适于军用通信微机网的保密系统设计”、“公开密钥体制(RSA算法)和现代密码体制的密钥管理研究”等3篇科技论文分别获第二炮兵科学技术委员会1994、1997、1998年度优秀科技学术论文奖。取得多项科研成果并撰写了三部科技书籍。
  王文海在国防教育和科技学术领域取得的成就使他在军界、高教界、科技界享有一定的声望，其事迹在军内外广为宣传。但他并不满足所取得的成绩，在这方面他正向更高层次奋勇登攀。
  他不但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军事教官，而且还是诗书画爱好者。诗作有30余首，其中 《登大雁塔恋怀》在西安晚报举办的“‘民生杯’同题诗文大赛”中夺得佳作之冠，其诗文刻于石碑竖于大雁塔之侧。
  “难不倒的坦克专家”刘文宝刘文宝，男，汉族，1953年10月出生，滕州市羊庄镇上邱庄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装甲兵工程学院技术保障系教授，高级工程师，技术七级，师职干部，大校军衔。
  刘文宝1972年11月应征人伍，197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济南军区坦克独立修理营三连任战士、副班长。1976年2月考人装甲兵工程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任学院教练团修理连副连长、连长，教练团技术处副处长，训练部车辆教研室教学组组长，维修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等职，1992年晋升高级工程师。1996年5月，作为我军装甲兵军事专家组成员，出国做军事技术培训与指导工作。任职以来，分别承担完成专科、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等9门课程的教学任务，2次获学院优秀教学成果奖。承担完成科研项目7项，其中5项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已通过专家技术鉴定。同时，还承担完成了《装甲兵发展史》、《装甲装备维修技术手册》、《修理教范》、《维修质量检验标准》和教材等各类书籍35册，共约387万余字的编著和编写任务。其中,31册在全军颁布发行,4册教材在院校教学中应用。为纪念中国人民装甲兵建立40周年编著的《当代中国装甲兵》丛书分别得到党、政、军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徐向前、聂荣臻、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赵南起等同志的题词，于1990年9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装甲装备修理教范》经总装备部批准，首次在全军装甲兵颁发试行。《兵种部队战时技术手册》和《装甲车底盘维修技术知识汇编》、《装甲装备维修技术手册》等丛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维修技术与组织管理》等四门教材分别在军内外院校教学中应用。《兵种部队战时技术勤务手册》获军队优秀教科书三等奖，《装甲车辆中修工艺》和《战斗力恢复》等教材分别获学院优秀教材二等奖和三等奖。在军内外共发表论文13篇，其中2篇获全军优秀论文奖,7篇被分别收人论文集。曾担任全军装甲兵科研成果项目技术鉴定委员会主任和专家组组长。并以总装备部陆军通用装备保障部专家组组长身份，对全军装甲兵直属工厂、部队、修理基地和维修营等单位的装甲车辆的大、中修质量进行检查评比。先后受到各级嘉奖16次，荣立三等功1次，多次被评为各级优秀党员和优秀教员。入《全军院校名师大典》和《中国专家大词典》，被部队和院校誉为“难不倒的坦克专家”。
  基地优秀政工干部李书早李书早曾苦心钻研过技术，后来，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他又注重研究做思想工作的艺术。因此，多年的工作锻炼，使他成为一个既懂业务又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秀政工干部。
  李书早，男，汉族，1953年8月出生，滕州市滨湖镇李村人，1973年12月应征人伍，先后任连队文书、副班长。1976年1月被选送原四机部十五所学习计算机专业。1977年10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提干。为提高计算机专业知识水平，先后在某部教导大队、上海无线电13厂学习计算机专业。在此期间，先后两次参加战略武器发射试验的测量任务，较好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工作。1980年4月调某部队政治处组织股任见习干事，1983年4月任某部组织科干事。1986年7月任某部报话站副政治教导员、政治教导员。此期间带领支部“一班人”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的指示、命令，注重加强基层党支部的建设,充分发挥“一个班子两支队伍”的作用，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1987年12月，他作为代表参加某部队基层工作会议介绍经验,所在单位被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本人被评为优秀基层干部。1989年12月，被推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历史资料丛书》部队分卷的编纂工作,历时近4年，查阅大量历史资料，采访了众多老首长、老同志，获得丰富、翔实、珍贵的资料,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编纂任务，被原国防科工委通报表彰奖励。1993年11月任某部气象室政治委员期间，与全室同志一起，圆满完成了1994年历次科研试验任务的气象保障工作，被原国防科工委记集体二等功，个人提前调整军衔奖励。1995年3月任某部政治部纪检处处长，积极为基地党委、纪委抓党风廉政建设提建议，坚持抓教育预防，抓建章立制，先后主持修订了《加强基地党风廉政建设的措施》、《关于接待军内外工作人员暂行规定》(试行）、《基地党风廉政建设“十不准”》，编印了《党纪政纪条规摘编》等。加大查处违反党纪政纪案件的力度，解决了部队带倾向性的问题，带出了一个“党性强、作风正、敢碰硬”的先进集体。1996年被原国防科工委纪委、政治部评为“先进纪检处”，他个人被评为党风廉政建设先进个人并记三等功。曾多次被送往军队院校学习和培训,写下了30余万字的读书笔记。所撰写的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问题的思考》等10余篇论文，其中有3篇获军、师优秀论文奖;有3篇被原国防科工委《纪检通讯》刊用。指导和参与撰写的《加大联合办案力度，发挥综合效能》一文，被军纪委《党纪工作通讯》刊用。同时还坚持在职自学，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自1980年以来先后参加了中专、大专和本科的学习，取得相应学历。1998年4月任现职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使政治思想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在1999年11月，我国第一艘“神舟”号试验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期间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政治思想工作，确保了部队的安全稳定。近几年来，先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张万年、迟浩田的接见。
  李书早现任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某部政治部主任，大校军衔。
  “德艺双馨”的军人音乐家薛清海凡是听过他创作的歌曲的部队官兵们都这样说：“他的歌来自生活，贴近生活，兵味浓，很容易让战友们从中受到鼓舞和教育，使战士们感到在部队有一种荣誉感。”他就是被军区首长誉为“德艺双馨”的部队音乐家薛清海。
  薛清海，1955年4月出生于今滕州市龙阳镇龙山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喜爱音乐。1〇岁始学习竹笛，参加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1970年7月被部队以文艺兵特招人伍。长期从事部队文化工作,历任某部演出队战士、文书、乐器演奏员、创作员、乐队指挥及军、师演出队队长、教导员、总后汽车管理学院铁骑艺术团政委等职，现任解放军汽车管理学院文化工作课教员，上校军衔。
  薛清海1974年开始学习作曲，多次到上海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等单位学习，后拜著名作曲家田歌为师。1986年参加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化干部培训，为其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多年来，先后创作各类歌曲800余首，其他文艺作品120余件，其中，部分作品在各级文艺会(调)演中获奖，近百首作品在全国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并在中央及许多省、市电视台、电台播放。歌曲《秋叶》曾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央电视台及浙江、安徽等省市电视台曾作为每周一歌多次播放；歌曲《军旅之恋》曾获全军第四届业余文艺会演创作一等奖;独唱《祖国的塔》参加全国广播协会创作比赛获特等奖;歌表演《铁骑之歌》获全军首届“战士文艺奖”优秀奖;男声独唱《军营柳荫下》获全军第二届“战士文艺奖”创作一等奖，经由著名歌唱家阎维文演唱,在全国产生较大反响;男声小合唱《坦克兵组歌》、独唱《我相信你呀伟大的党》、《哨所吹来家乡的风》、《喊一声老乡》等20余首作品分别获济南军区、南京军区、总后勤部文艺会演创作大奖；30余首作品获省、市创作奖。1994年出版薛清海军旅歌曲专集——《军旅之恋》，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题写书名，原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时乐蒙作序，是部队文艺舞台上较有影响的军旅词曲作家。人伍以来，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刻苦练习业务技能，对艺术事业有执著的追求。先后熟练掌握了竹笛、黑管、手风琴、洋琴、钢琴、电子琴等乐器。学习作曲、作词、指挥和文艺晚会的策划，先后参与策划文艺会演、专题文艺晚会40余台。受到军委、总部首长的高度赞扬，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亲笔书写“德艺双馨”条幅予以鼓励,多次在全军及军区、总后文艺会(调)演中获奖。曾带领所在演出队连续三年荣立集体三等功,被树为优秀战士演出队，本人4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人伍30年来乡音未改，乡情未变，把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倾注到艺术的追求和音乐创作上，先后创作了《哨所吹来家乡的风》、《小村风情》、《轻轻地喊一声故乡》、《拉魂腔》、《流蜜的果园》、《喊一声老乡》、《雪打灯》、《写封信儿给妈妈》、《迷途故乡》等富含乡音乡情的歌曲。社会兼职中国音乐家协会江苏分会会员，中国《词作家》文学社社员、江苏省徐州音乐家协会理事，被编人《江苏音乐家名录》。
  薛清海热爱部队，热爱生活，热爱事业，并以最饱满的感情辛勤耕耘,在用自己的词曲反映部队生活的创作实践中，锻炼出了他的音乐才能。
  出色的军事干部倪建刚把他称赞为“出色的军事干部”这并不过分，无论谁看到那被授予的一枚枚军功章、一张张军功奖状时，都会被他所取得的成绩所折服、所惊叹。
  倪建刚,1960年12月出生，滕州市姜屯镇西倪村人,1976年12月由滕州一中应征人伍，在部队，他训练刻苦，学习认真，很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副班长、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某部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高炮旅作训科代科长，营长，某装甲师炮兵指挥部副主任、炮兵团参谋长、炮兵师指挥部主任，上校军衔。
  倪建刚入伍以来，由于成绩突出,列为后备干部培养对象，先后三次被安排到部队院校进修深造。系统的军事理论学习，长期的基层领导位置上的锻炼，使他的军事素质、指挥才能和部队基层管理水平不断得到提高。无论在连、营长的位置上，还是在团的领导及其它岗位上,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深受指战员们的称赞。
  当连长时，他以实干而著称。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实干，他以身作则，坚持做到与战士 “五同”；以严谨的作风、过硬的素质、良好的形象，影响全连、带动全连、教育全连。在连队建设方面连年被集团军评为先进连队。1983年在全军基层正规化建设活动中，连队在集团军率先达标。他本人在1984年全军炮兵指挥干部射击理论竟赛中，取得济南军区第一名的好成绩。由此，被济南军区评为标兵连长。总部首长余秋里在视察倪建刚所在连队时，对连队和他本人作了较高的评价：“连队全面建设很好，很过硬,连队班子很有战斗力，连长很优秀，年轻有为……”当参谋时，他是一位优秀的参谋。1985年3月，所在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开赴中越边境老山地区执行防御作战任务。时任集团军司令部参谋的倪建刚,在一年多的作战中，多次陪同首长或单独深入前沿阵地勘察地形，了解敌情，掌握敌人动态，并在此基础上，深思熟虑，提出真知灼见，为首长作出正确决策出谋划策。其间，他还组织所属专业分队实施改装n型航模出境照相侦察任务。为确保航照效果，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多次冒着敌人炮火，深入到具有八十年代“上甘岭”之称的11754高地一线阵地勘察地形，选择和设置航模发射及回收阵地，进行出境照相侦察, 获取了较为详细的敌前沿火力部署资料，为作战胜利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保障，为此，他荣立了三等功。
  当营长时，他是一位出色的营长。1989年12月，倪建刚由某高炮旅作训科代科长调任高炮旅一营营长。其间，他带领全营指战员，为适应新形势下的战争特点，严格要求，刻苦训练，使全营的军事技术水平一直保持全军前列。1992年组织全营参加济南军区组织的炮兵“五快一准”实弹战术演练验收，取得了济南军区第一名。
  1998年夏，长江发生百年未遇的洪水，时任炮兵师指挥部主任的倪建刚率部担负荆江大堤公安县城段的抢险任务，他率领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坚守在大堤上，扛沙包，固堤坝，查险情，排隐患，组人墙，堵决口。由于他果断指挥，灵活处置，控制了险情的发生，确保了公安县城区和毛家港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出色地完成了抗洪抢险任务，受到上级嘉奖。
  2000年元月，倪建刚离开了难以割舍的火热的野战部队生活,到枣庄军分区任副参谋长。虽然环境改变了，但他那种干劲和精神仍不减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