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风景秀丽的杭州西子湖北岸有座宝石山，山上青竹叠翠，古松参天。走进铁栏围墙，花木锦簇，曲径通幽。一座座新颖别致的小楼房，错落有致,在绿荫掩映下，给宝石山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使之更富有生机。阳春三月，笔者为编写《天南地北滕州人》来到这里，采访原浙江省政协主席商景才同志。商老虽年逾八旬，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他回忆起自己的成长历程往事历历在目。
商景才，滕州市姜屯镇商村人。1921年11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0岁时就读于高中街小学，16岁考人滕文中学，正当他专心致志学习之时，1937年7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把本来秩序井然的校园搅得沸腾起来。当时，学校里有些老师常向同学们讲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前线奋勇抗战的事迹，讲述抗日救亡、不做亡国奴的道理，从而点燃了商景才心中民族自救、誓死不做亡国奴的熊熊烈火。他与同学们纷纷组织起来，走上街头，走向农村，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控诉日寇的侵略暴行，并踊跃参加为前线抗日将士开展的募捐活动。1938年3月17日滕县城沦陷，他再也按捺不住上前线杀敌的激情。他听说滕东山里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活动，想去投奔，但因他是家中长子，弟妹王兵年幼，再加上兵荒马乱，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可是，商景才矢志不移，心里只想着抗日打鬼子，不当亡国奴。遂于这年5月私自出走，来到滕峄交界的南塘，参加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从此走上了漫长而艰难的革命道路。
起初，商景才被分配到义勇总队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他对这项工作并不满意, 觉得不如上前线，拿着真刀真枪与敌人干，那样才“过瘾”。宣传队长及时给他做思想工作，讲明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使他提高了认识，积极参加到宣传工作中去。为了鼓舞部队士气，宣传发动人民群众，宣传队编排了一些歌曲、独幕话剧、活报剧等节目，在军内演出后还要深入到西集、羊庄、善垌等村庄进行巡回演出。商景才不但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还积极主动地打扫场地、搬运最重的道具。每更换演出地点，要走几十里路程，途中还要跋山涉水，他背着沉甸甸的东西，再累不叫累，有时把脚磨破了，也不叫苦。宣传队长看了高兴地说:“真是棵好苗子！”在战斗紧张时，宣传队员们也深人前沿阵地,帮助战友们抢救伤员，搬运弹药等。每当这时，商景才求之不得，他总是第一个上阵地，什么枪声、炮声全然不顾,像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机智灵活地奔跑在阵地上。
1938年7月，义勇总队抽调9名同志到善烟抗日干部学校培训学习，商景才是其中之一。开课不久，因形势紧张，干校随义勇总队东撤。在这段时间里，部队生活既紧张又艰苦。一连几天的急行军，加上频繁的战斗，商景才同大家一样，没吃上一顿应时饭，没睡上一个囫囵觉。他饿极了，就拔点野菜充饥; 困极了，就咬上口辣椒提提精神；鞋磨烂了，脚打出了血泡，他硬是咬着牙挺着。有的人因受不了这种战时生活的考验而悄悄离开了队伍，而他，一个17岁的青年却经受住了 “血”与“火”的考验。当到达东撤目的地一一沂水岸堤时，义勇总队同他一道来学习的9人中仅剩他一个，干校领导人表扬他是“好样的”，还鼓励他继续努力,经受党对他的考验。商景才没辜负组织的期望,在干校里学习、训练、执勤及做群众工作样样都走在前面。这年9月，干校领导人介绍他加人共产党。
1940年9月，商景才调鲁中区党委任秘书。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日军经常采用“铁壁合围”、“铁环剿杀”、“梳篦战术” 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妄图消灭山东抗日有生力量。一次，敌人集中了一万五千人的兵力向沂蒙中心区根据地发动了持续半个月的大扫荡。当时商景才正患疟疾，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安排他去蒙阴县一个村庄养病，并把区党委的机要文件和10多根金条交给他收藏。不久，敌人的“铁环”又套在他养病的村庄，他与村里的干部被迫转移。那天晚上，他们紧急突围来到一个小山村想找个地方休息，不料,村里驻扎的日军发现了他们。霎时，密集的枪弹朝他们打来，他们赶紧向后撤。这时，商景才下意识地一摸斜背在身上的包揪，“糟糕！包揪不见了。”包袱里装着区党委的重要文件,还有活动经费，如若落人敌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事不宜迟，他立即收住了撤退的脚步，思量着可能丢失的方向，然后不声不响只身摸了回去。四周黑漆漆的，他俯下身子摸啊摸，敌人的哨兵就在他前边几十米的地方，他也不顾,一直摸到下半夜也没找到那个包袱。他心里万分焦急。于是，他把身上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埋藏起来，只留下一支手枪，作好了战斗牺牲的准备。因大病未愈，加之连续几小时突围，此时他甚感体力不支，就靠着一棵树坐下休息，不知不觉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蒙蒙亮。这时过来一个拾粪的老农，他上前一问，才知道敌人已连夜开走了。接着，他又拖着沉重的两腿沿着原突围的路线寻觅而去。突然，他眼睛一亮，在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件东西，走近一看，正是他苦苦寻找的包袱啊！1943年8月，鲁中区党委根据党中央 “要加强大城市和交通沿线的秘密工作，以便将来里应外合夺取城市”的指示，决定重建济南工委。工委书记由张洪涛担任，商景才被任命为工委宣传部长兼泰山地委秘书长。商景才到任后，鉴于前济南工委遭受破坏的沉痛教训，提出了“必须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武装斗争，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工作思路。其后，他根据工委分工，深人到距济南仅几十里路的章(丘)历(城)边地区开展群众工作。他先后到葫芦峪、巴哨泉等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对于群众痛恨的恶霸地主、反动分子，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对于那些两面政权的村长、保长进行教育，使他们为共产党办事，为人民办事。此后，组织成立民兵、农会群众组织，建立人民自己的区、村政权。此举，巩固发展了根据地，为夺取济南打下了工作基础。
1949年春，商景才随军南下接管新区，先后任杭州市军管会秘书处副处长,绍兴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兼绍兴县委书记。1960年调浙江省委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文化宣传工作。这期间，他根据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文化，丰富人民文化生活，下大气力抓了地方戏、特别是绍戏 《于谦》的创作及演出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
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使我国经济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群众生活每况愈下，人民怨声载道。为了鼓舞人民战胜暂时困难、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商景才建议省戏曲研究所为绍剧团写一个关于“于谦”的剧本。在创作研究会上，商景才以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高度的概括力，说:“明正统年间，在北方瓦剌人大举人侵、民族危亡的关头，出身官宦之家、时任兵部右侍郎的于谦（公元1398〜1457年，今杭州市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舌战妥协投降派，力谏景泰皇帝出兵抗敌。于谦临危受命为兵部尚书，统率大军抗战，终于大获全胜。后来，于谦被人民视为同岳飞一样的民族英雄。如果把这一段历史搬上舞台，不论对目前，还是对今后都有积极意义。”他的讲话和设想得到戏曲研究所同志们的一致赞同。省戏曲研究所根据商景才的意见，积极组织创作人员，为时不长，一本十场新编历史戏《于谦》脚本脱稿，交付绍剧团排练。在创作期间，商景才两度参加剧本讨论，三次改稿、审稿，可谓关心备至,付出了心血。1963年7月，绍剧《于谦》在杭州正式公演，观众爆满。学者、专家和观众一致认为《于谦》是一出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好戏;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看后十分高兴，赞扬这个戏可与 《胆剑篇》媲美。1964年10月，该戏被评为建国15周年优秀剧目。戏曲研究所的同志们深情地说:“没有商部长就没有绍剧《于谦》；此剧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与省委宣传部领导人的关心、指导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商景才同志遭受了迫害。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82年春天，商景才被任命为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上任伊始,工作千头万绪。他根据省委指示，首先在文化艺术界进行拨乱反正。十年“文革”，浙江文艺界是首当其冲惨遭劫难的重灾区。当时几乎百分之百的戏剧剧目被打成 “毒草”，众多剧作者、演员被揪斗、被批判、被打人“冷宫”。针对这种情况，商景才自上而下层层动员，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拨乱反正。然后，在他的主持下，对《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于谦》等37个剧目发文平反并恢复上演;对一大批受批判、“靠边站”的各级领导干部、创作人员及演员等进行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方向正了，人心稳了,极大地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有力促进了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浙江省文化艺术界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1983年5月，商景才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8年1月，当选为浙江省政协第六届委员会主席。此时他虽然已67岁高龄，但他身体健壮，责任心强，紧紧围绕党的工作中心，着重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协商对话”方面不断实践，为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而殚精竭虑地工作。
商景才任省政协主席期间，每次召开常委会，基本做到围绕全省的中心工作有重点地协商讨论一个重点问题，同时邀请省里有关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使他们倾听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进行面对面地协商对话。这样既增强了委员们参政议政的责任感，同时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委员们反映很好，说是改变了过去那种“自拉自唱”、“自唱自听”的局面，调动了委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参政议政的水平。
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是参政议政当好参谋的关键。为此，商景才身体力行，为人表率，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不论工作多忙，从未间断。在位五年，他几乎跑遍了全省各个县(市、区)。通过深入基层，了解了情况，开阔了视野，密切了上下关系，帮助群众解决了遇到的实际困难。1990年夏, 他在山区调研时发现，由于天气持续高温干旱，有不少农田无法播种，他立即向省政府提出应用“秋甘薯营养袋假植移栽促成栽培法” 以解燃眉之急，得到省政府的重视。后在丽水地区推广应用这项技术，确保了夏播夏种任务的完成，并使秋季作物获得较好收成。
1993年12月商景才离休后，仍坚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调查研究工作，亲自撰写调查报告，为省委、省政府献计献策……告别了商老，回望西子湖畔的宝石山，商老:“投身革命，矢志不移。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话语，依然回响在我们的耳边.....
商景才，滕州市姜屯镇商村人。1921年11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0岁时就读于高中街小学，16岁考人滕文中学，正当他专心致志学习之时，1937年7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把本来秩序井然的校园搅得沸腾起来。当时，学校里有些老师常向同学们讲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前线奋勇抗战的事迹，讲述抗日救亡、不做亡国奴的道理，从而点燃了商景才心中民族自救、誓死不做亡国奴的熊熊烈火。他与同学们纷纷组织起来，走上街头，走向农村，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控诉日寇的侵略暴行，并踊跃参加为前线抗日将士开展的募捐活动。1938年3月17日滕县城沦陷，他再也按捺不住上前线杀敌的激情。他听说滕东山里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活动，想去投奔，但因他是家中长子，弟妹王兵年幼，再加上兵荒马乱，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可是，商景才矢志不移，心里只想着抗日打鬼子，不当亡国奴。遂于这年5月私自出走，来到滕峄交界的南塘，参加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从此走上了漫长而艰难的革命道路。
起初，商景才被分配到义勇总队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他对这项工作并不满意, 觉得不如上前线，拿着真刀真枪与敌人干，那样才“过瘾”。宣传队长及时给他做思想工作，讲明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使他提高了认识，积极参加到宣传工作中去。为了鼓舞部队士气，宣传发动人民群众，宣传队编排了一些歌曲、独幕话剧、活报剧等节目，在军内演出后还要深入到西集、羊庄、善垌等村庄进行巡回演出。商景才不但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还积极主动地打扫场地、搬运最重的道具。每更换演出地点，要走几十里路程，途中还要跋山涉水，他背着沉甸甸的东西，再累不叫累，有时把脚磨破了，也不叫苦。宣传队长看了高兴地说:“真是棵好苗子！”在战斗紧张时，宣传队员们也深人前沿阵地,帮助战友们抢救伤员，搬运弹药等。每当这时，商景才求之不得，他总是第一个上阵地，什么枪声、炮声全然不顾,像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机智灵活地奔跑在阵地上。
1938年7月，义勇总队抽调9名同志到善烟抗日干部学校培训学习，商景才是其中之一。开课不久，因形势紧张，干校随义勇总队东撤。在这段时间里，部队生活既紧张又艰苦。一连几天的急行军，加上频繁的战斗，商景才同大家一样，没吃上一顿应时饭，没睡上一个囫囵觉。他饿极了，就拔点野菜充饥; 困极了，就咬上口辣椒提提精神；鞋磨烂了，脚打出了血泡，他硬是咬着牙挺着。有的人因受不了这种战时生活的考验而悄悄离开了队伍，而他，一个17岁的青年却经受住了 “血”与“火”的考验。当到达东撤目的地一一沂水岸堤时，义勇总队同他一道来学习的9人中仅剩他一个，干校领导人表扬他是“好样的”，还鼓励他继续努力,经受党对他的考验。商景才没辜负组织的期望,在干校里学习、训练、执勤及做群众工作样样都走在前面。这年9月，干校领导人介绍他加人共产党。
1940年9月，商景才调鲁中区党委任秘书。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日军经常采用“铁壁合围”、“铁环剿杀”、“梳篦战术” 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妄图消灭山东抗日有生力量。一次，敌人集中了一万五千人的兵力向沂蒙中心区根据地发动了持续半个月的大扫荡。当时商景才正患疟疾，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安排他去蒙阴县一个村庄养病，并把区党委的机要文件和10多根金条交给他收藏。不久，敌人的“铁环”又套在他养病的村庄，他与村里的干部被迫转移。那天晚上，他们紧急突围来到一个小山村想找个地方休息，不料,村里驻扎的日军发现了他们。霎时，密集的枪弹朝他们打来，他们赶紧向后撤。这时，商景才下意识地一摸斜背在身上的包揪，“糟糕！包揪不见了。”包袱里装着区党委的重要文件,还有活动经费，如若落人敌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事不宜迟，他立即收住了撤退的脚步，思量着可能丢失的方向，然后不声不响只身摸了回去。四周黑漆漆的，他俯下身子摸啊摸，敌人的哨兵就在他前边几十米的地方，他也不顾,一直摸到下半夜也没找到那个包袱。他心里万分焦急。于是，他把身上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埋藏起来，只留下一支手枪，作好了战斗牺牲的准备。因大病未愈，加之连续几小时突围，此时他甚感体力不支，就靠着一棵树坐下休息，不知不觉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蒙蒙亮。这时过来一个拾粪的老农，他上前一问，才知道敌人已连夜开走了。接着，他又拖着沉重的两腿沿着原突围的路线寻觅而去。突然，他眼睛一亮，在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件东西，走近一看，正是他苦苦寻找的包袱啊！1943年8月，鲁中区党委根据党中央 “要加强大城市和交通沿线的秘密工作，以便将来里应外合夺取城市”的指示，决定重建济南工委。工委书记由张洪涛担任，商景才被任命为工委宣传部长兼泰山地委秘书长。商景才到任后，鉴于前济南工委遭受破坏的沉痛教训，提出了“必须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武装斗争，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工作思路。其后，他根据工委分工，深人到距济南仅几十里路的章(丘)历(城)边地区开展群众工作。他先后到葫芦峪、巴哨泉等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对于群众痛恨的恶霸地主、反动分子，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对于那些两面政权的村长、保长进行教育，使他们为共产党办事，为人民办事。此后，组织成立民兵、农会群众组织，建立人民自己的区、村政权。此举，巩固发展了根据地，为夺取济南打下了工作基础。
1949年春，商景才随军南下接管新区，先后任杭州市军管会秘书处副处长,绍兴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兼绍兴县委书记。1960年调浙江省委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文化宣传工作。这期间，他根据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文化，丰富人民文化生活，下大气力抓了地方戏、特别是绍戏 《于谦》的创作及演出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
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使我国经济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群众生活每况愈下，人民怨声载道。为了鼓舞人民战胜暂时困难、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商景才建议省戏曲研究所为绍剧团写一个关于“于谦”的剧本。在创作研究会上，商景才以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高度的概括力，说:“明正统年间，在北方瓦剌人大举人侵、民族危亡的关头，出身官宦之家、时任兵部右侍郎的于谦（公元1398〜1457年，今杭州市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舌战妥协投降派，力谏景泰皇帝出兵抗敌。于谦临危受命为兵部尚书，统率大军抗战，终于大获全胜。后来，于谦被人民视为同岳飞一样的民族英雄。如果把这一段历史搬上舞台，不论对目前，还是对今后都有积极意义。”他的讲话和设想得到戏曲研究所同志们的一致赞同。省戏曲研究所根据商景才的意见，积极组织创作人员，为时不长，一本十场新编历史戏《于谦》脚本脱稿，交付绍剧团排练。在创作期间，商景才两度参加剧本讨论，三次改稿、审稿，可谓关心备至,付出了心血。1963年7月，绍剧《于谦》在杭州正式公演，观众爆满。学者、专家和观众一致认为《于谦》是一出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好戏;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看后十分高兴，赞扬这个戏可与 《胆剑篇》媲美。1964年10月，该戏被评为建国15周年优秀剧目。戏曲研究所的同志们深情地说:“没有商部长就没有绍剧《于谦》；此剧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与省委宣传部领导人的关心、指导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商景才同志遭受了迫害。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82年春天，商景才被任命为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上任伊始,工作千头万绪。他根据省委指示，首先在文化艺术界进行拨乱反正。十年“文革”，浙江文艺界是首当其冲惨遭劫难的重灾区。当时几乎百分之百的戏剧剧目被打成 “毒草”，众多剧作者、演员被揪斗、被批判、被打人“冷宫”。针对这种情况，商景才自上而下层层动员，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拨乱反正。然后，在他的主持下，对《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于谦》等37个剧目发文平反并恢复上演;对一大批受批判、“靠边站”的各级领导干部、创作人员及演员等进行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方向正了，人心稳了,极大地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有力促进了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浙江省文化艺术界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1983年5月，商景才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8年1月，当选为浙江省政协第六届委员会主席。此时他虽然已67岁高龄，但他身体健壮，责任心强，紧紧围绕党的工作中心，着重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协商对话”方面不断实践，为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而殚精竭虑地工作。
商景才任省政协主席期间，每次召开常委会，基本做到围绕全省的中心工作有重点地协商讨论一个重点问题，同时邀请省里有关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使他们倾听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进行面对面地协商对话。这样既增强了委员们参政议政的责任感，同时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委员们反映很好，说是改变了过去那种“自拉自唱”、“自唱自听”的局面，调动了委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参政议政的水平。
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是参政议政当好参谋的关键。为此，商景才身体力行，为人表率，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不论工作多忙，从未间断。在位五年，他几乎跑遍了全省各个县(市、区)。通过深入基层，了解了情况，开阔了视野，密切了上下关系，帮助群众解决了遇到的实际困难。1990年夏, 他在山区调研时发现，由于天气持续高温干旱，有不少农田无法播种，他立即向省政府提出应用“秋甘薯营养袋假植移栽促成栽培法” 以解燃眉之急，得到省政府的重视。后在丽水地区推广应用这项技术，确保了夏播夏种任务的完成，并使秋季作物获得较好收成。
1993年12月商景才离休后，仍坚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调查研究工作，亲自撰写调查报告，为省委、省政府献计献策……告别了商老，回望西子湖畔的宝石山，商老:“投身革命，矢志不移。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话语，依然回响在我们的耳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