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风景秀丽的杭州西子湖北岸有座宝石山，山上青竹叠翠，古松参天。走进铁栏围墙，花木锦簇，曲径通幽。一座座新颖别致的小楼房，错落有致,在绿荫掩映下，给宝石山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使之更富有生机。阳春三月，笔者为编写《天南地北滕州人》来到这里，采访原浙江省政协主席商景才同志。商老虽年逾八旬，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他回忆起自己的成长历程往事历历在目。
  商景才，滕州市姜屯镇商村人。1921年11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0岁时就读于高中街小学，16岁考人滕文中学，正当他专心致志学习之时，1937年7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把本来秩序井然的校园搅得沸腾起来。当时，学校里有些老师常向同学们讲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前线奋勇抗战的事迹，讲述抗日救亡、不做亡国奴的道理，从而点燃了商景才心中民族自救、誓死不做亡国奴的熊熊烈火。他与同学们纷纷组织起来，走上街头，走向农村，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控诉日寇的侵略暴行，并踊跃参加为前线抗日将士开展的募捐活动。1938年3月17日滕县城沦陷，他再也按捺不住上前线杀敌的激情。他听说滕东山里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活动，想去投奔，但因他是家中长子，弟妹王兵年幼，再加上兵荒马乱，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可是，商景才矢志不移，心里只想着抗日打鬼子，不当亡国奴。遂于这年5月私自出走，来到滕峄交界的南塘，参加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从此走上了漫长而艰难的革命道路。
  起初，商景才被分配到义勇总队政治部宣传队当宣传员。他对这项工作并不满意, 觉得不如上前线，拿着真刀真枪与敌人干，那样才“过瘾”。宣传队长及时给他做思想工作，讲明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使他提高了认识，积极参加到宣传工作中去。为了鼓舞部队士气，宣传发动人民群众，宣传队编排了一些歌曲、独幕话剧、活报剧等节目，在军内演出后还要深入到西集、羊庄、善垌等村庄进行巡回演出。商景才不但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还积极主动地打扫场地、搬运最重的道具。每更换演出地点，要走几十里路程，途中还要跋山涉水，他背着沉甸甸的东西，再累不叫累，有时把脚磨破了，也不叫苦。宣传队长看了高兴地说:“真是棵好苗子！”在战斗紧张时，宣传队员们也深人前沿阵地,帮助战友们抢救伤员，搬运弹药等。每当这时，商景才求之不得，他总是第一个上阵地，什么枪声、炮声全然不顾,像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机智灵活地奔跑在阵地上。
  1938年7月，义勇总队抽调9名同志到善烟抗日干部学校培训学习，商景才是其中之一。开课不久，因形势紧张，干校随义勇总队东撤。在这段时间里，部队生活既紧张又艰苦。一连几天的急行军，加上频繁的战斗，商景才同大家一样，没吃上一顿应时饭，没睡上一个囫囵觉。他饿极了，就拔点野菜充饥; 困极了，就咬上口辣椒提提精神；鞋磨烂了，脚打出了血泡，他硬是咬着牙挺着。有的人因受不了这种战时生活的考验而悄悄离开了队伍，而他，一个17岁的青年却经受住了 “血”与“火”的考验。当到达东撤目的地一一沂水岸堤时，义勇总队同他一道来学习的9人中仅剩他一个，干校领导人表扬他是“好样的”，还鼓励他继续努力,经受党对他的考验。商景才没辜负组织的期望,在干校里学习、训练、执勤及做群众工作样样都走在前面。这年9月，干校领导人介绍他加人共产党。
  1940年9月，商景才调鲁中区党委任秘书。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日军经常采用“铁壁合围”、“铁环剿杀”、“梳篦战术” 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妄图消灭山东抗日有生力量。一次，敌人集中了一万五千人的兵力向沂蒙中心区根据地发动了持续半个月的大扫荡。当时商景才正患疟疾，区党委书记霍士廉安排他去蒙阴县一个村庄养病，并把区党委的机要文件和10多根金条交给他收藏。不久，敌人的“铁环”又套在他养病的村庄，他与村里的干部被迫转移。那天晚上，他们紧急突围来到一个小山村想找个地方休息，不料,村里驻扎的日军发现了他们。霎时，密集的枪弹朝他们打来，他们赶紧向后撤。这时，商景才下意识地一摸斜背在身上的包揪，“糟糕！包揪不见了。”包袱里装着区党委的重要文件,还有活动经费，如若落人敌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事不宜迟，他立即收住了撤退的脚步，思量着可能丢失的方向，然后不声不响只身摸了回去。四周黑漆漆的，他俯下身子摸啊摸，敌人的哨兵就在他前边几十米的地方，他也不顾,一直摸到下半夜也没找到那个包袱。他心里万分焦急。于是，他把身上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埋藏起来，只留下一支手枪，作好了战斗牺牲的准备。因大病未愈，加之连续几小时突围，此时他甚感体力不支，就靠着一棵树坐下休息，不知不觉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蒙蒙亮。这时过来一个拾粪的老农，他上前一问，才知道敌人已连夜开走了。接着，他又拖着沉重的两腿沿着原突围的路线寻觅而去。突然，他眼睛一亮，在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件东西，走近一看，正是他苦苦寻找的包袱啊！1943年8月，鲁中区党委根据党中央 “要加强大城市和交通沿线的秘密工作，以便将来里应外合夺取城市”的指示，决定重建济南工委。工委书记由张洪涛担任，商景才被任命为工委宣传部长兼泰山地委秘书长。商景才到任后，鉴于前济南工委遭受破坏的沉痛教训，提出了“必须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武装斗争，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工作思路。其后，他根据工委分工，深人到距济南仅几十里路的章(丘)历(城)边地区开展群众工作。他先后到葫芦峪、巴哨泉等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对于群众痛恨的恶霸地主、反动分子，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对于那些两面政权的村长、保长进行教育，使他们为共产党办事，为人民办事。此后，组织成立民兵、农会群众组织，建立人民自己的区、村政权。此举，巩固发展了根据地，为夺取济南打下了工作基础。
  1949年春，商景才随军南下接管新区，先后任杭州市军管会秘书处副处长,绍兴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兼绍兴县委书记。1960年调浙江省委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文化宣传工作。这期间，他根据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文化，丰富人民文化生活，下大气力抓了地方戏、特别是绍戏 《于谦》的创作及演出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
  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使我国经济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群众生活每况愈下，人民怨声载道。为了鼓舞人民战胜暂时困难、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商景才建议省戏曲研究所为绍剧团写一个关于“于谦”的剧本。在创作研究会上，商景才以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和高度的概括力，说:“明正统年间，在北方瓦剌人大举人侵、民族危亡的关头，出身官宦之家、时任兵部右侍郎的于谦（公元1398〜1457年，今杭州市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舌战妥协投降派，力谏景泰皇帝出兵抗敌。于谦临危受命为兵部尚书，统率大军抗战，终于大获全胜。后来，于谦被人民视为同岳飞一样的民族英雄。如果把这一段历史搬上舞台，不论对目前，还是对今后都有积极意义。”他的讲话和设想得到戏曲研究所同志们的一致赞同。省戏曲研究所根据商景才的意见，积极组织创作人员，为时不长，一本十场新编历史戏《于谦》脚本脱稿，交付绍剧团排练。在创作期间，商景才两度参加剧本讨论，三次改稿、审稿，可谓关心备至,付出了心血。1963年7月，绍剧《于谦》在杭州正式公演，观众爆满。学者、专家和观众一致认为《于谦》是一出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好戏;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看后十分高兴，赞扬这个戏可与 《胆剑篇》媲美。1964年10月，该戏被评为建国15周年优秀剧目。戏曲研究所的同志们深情地说:“没有商部长就没有绍剧《于谦》；此剧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与省委宣传部领导人的关心、指导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商景才同志遭受了迫害。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82年春天，商景才被任命为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上任伊始,工作千头万绪。他根据省委指示，首先在文化艺术界进行拨乱反正。十年“文革”，浙江文艺界是首当其冲惨遭劫难的重灾区。当时几乎百分之百的戏剧剧目被打成 “毒草”，众多剧作者、演员被揪斗、被批判、被打人“冷宫”。针对这种情况，商景才自上而下层层动员，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拨乱反正。然后，在他的主持下，对《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于谦》等37个剧目发文平反并恢复上演;对一大批受批判、“靠边站”的各级领导干部、创作人员及演员等进行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方向正了，人心稳了,极大地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有力促进了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浙江省文化艺术界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1983年5月，商景才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8年1月，当选为浙江省政协第六届委员会主席。此时他虽然已67岁高龄，但他身体健壮，责任心强，紧紧围绕党的工作中心，着重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协商对话”方面不断实践，为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而殚精竭虑地工作。
  商景才任省政协主席期间，每次召开常委会，基本做到围绕全省的中心工作有重点地协商讨论一个重点问题，同时邀请省里有关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使他们倾听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进行面对面地协商对话。这样既增强了委员们参政议政的责任感，同时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委员们反映很好，说是改变了过去那种“自拉自唱”、“自唱自听”的局面，调动了委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参政议政的水平。
  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是参政议政当好参谋的关键。为此，商景才身体力行，为人表率，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不论工作多忙，从未间断。在位五年，他几乎跑遍了全省各个县(市、区)。通过深入基层，了解了情况，开阔了视野，密切了上下关系，帮助群众解决了遇到的实际困难。1990年夏, 他在山区调研时发现，由于天气持续高温干旱，有不少农田无法播种，他立即向省政府提出应用“秋甘薯营养袋假植移栽促成栽培法” 以解燃眉之急，得到省政府的重视。后在丽水地区推广应用这项技术，确保了夏播夏种任务的完成，并使秋季作物获得较好收成。
  1993年12月商景才离休后，仍坚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调查研究工作，亲自撰写调查报告，为省委、省政府献计献策……告别了商老，回望西子湖畔的宝石山，商老:“投身革命，矢志不移。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话语，依然回响在我们的耳边革命生涯回顾陈竞波我叫陈竞波，原名陈正人，滕州市级索镇东龙冈村人。1916年生于长辛店一个工人家庭。父亲陈历茂是京汉铁路长辛店的工人,参加了工会并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员。1927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军阀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有的工人在军阀武装血腥镇压中牺牲了，有的被捕入狱。父亲被捕关进保定监狱，两年后被释放,因失业回老家滕县务农。我在同乡黄同舟的帮助下人山东泰安三中上学，后到北平精业中学读书。该中学在北大附近，教员多系北大学生，受北大进步思潮影响很深。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 •九”学生运动，遂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37年日寇侵占北平，我随平津流亡同学到达山东烟台、济南。此时中共鲁西北特委挑选了180名大中学生到鲁西北参加抗日活动，我有幸被选中，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聊城失守，抗日英雄范筑先牺牲。为纪念范筑先，遂组织筑先纵队，张维翰任司令员，肖永智任政委，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我在筑先纵队先后任副连长、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1940年,筑先纵队改编为一二九师新八旅，我任政治部科长，开展冀南三分区敌军工作，参加建立了三分区抗日根据地。1941年,我到北方局党校学习，结业后任邯郸大队政委并代理县委书记，与副书记李著前、县长许英年一起开辟了邯郸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共产党和政权组织，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斗争。1943年,组织安排我到冀鲁豫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4年学习结束后调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敌工部伪军工作科科长。此间曾与晋冀鲁豫军区朱穆之一起在平汉战役前到高树勋、孙殿英部做国民党军队的争取工作。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国民党军魏凤楼部起义编为豫东纵队，我到该纵队政治部任副主任，魏克仁任主任。不久魏克仁同志病逝，由我主持政治部工作。1946年豫皖苏军区成立，豫东纵队随张国华到豫皖苏军区开辟二分区。魏凤楼任主任，李中一任政委，李苏波任参谋长，我担任政治部副主任。1948年十八军成立，我任军政治部敌工部长。1949年部队渡江后，在安徽境内马金岭打了一个胜仗，俘虏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张义纯以下800余人。我带领敌工部同志负责处理战俘工作，把张义纯送集团军，其余俘虏根据个人意愿，有的留下，有的回家。
  在解放华中和大西南战斗中，十八军配合第四兵团陈赓部进行作战，经浙江开化、湖南邵阳等地进人贵州，然后到达四川泸州。这时部队奉命在川南停下，兼理川南行署工作,军长张国华任川南行署主任，政治部主任郭秋任行署副主任兼秘书长，我任副秘书长。工作摊子刚刚铺开，又接到进军西藏的命令。军部任命我为进藏先遣队政委，陈子植任司令员，薛和任参谋长。我们带了工兵营、侦察营和其他部队进驻四川雅安,进行高原作战适应性训练。后来任务变了，前指代替了先遣队的任务。陈子植调五十二师任副师长，我和平旺先行去巴塘做进军的准备工作。平旺是巴塘一位地下党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任命他为委员。十八军给我们俩人的任务是为渡金沙江做准备。到巴塘后，就积极地投入到放手发动群众和组织地方武装，做好配合主力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部队从朱巴笼渡金沙江，到达宁静(江卡），藏军九代本起义。昌都一解放，我和措旺阶带一部分藏族干部和小分队到达昌都。遂即召开了昌都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受政务院（国务院)直接领导。我任昌都解放委员会秘书长,主任为王其梅。在此,我们为进军拉萨做准备。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17条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打下了基础。为了迅速向拉萨进军，组成了十八军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王其梅，政治部主任林亮，我任参谋长。同年7月，先遣支队向拉萨进军。先遣支队的任务是政治领先,边宣传边进军。藏族人民第一次接触到解放军，他们呼之为“米芒妈咪”（人民的军队)。我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到之处均受到藏族人民的欢迎。从昌都到拉萨翻越了18座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的高山，其中折多山海拔6300米。瓦合山延绵60多公里，需两天才能爬过，中间必须在海拔5000米左右的山坳中宿营。这一夜根本睡不着觉，等到天明继续往上爬。还要经过杳无人烟的穷八站，没有粮食吃，以马料和野草充饥。9月7日到达拉萨河畔宿营，由藏族官员迎接。9月9日举行了人城式，部队高举红旗、着装整齐，在嘹亮的歌声中进人拉萨市区。当地群众和藏族官兵夹道欢迎，万头攒动，欢欣鼓舞，“啊兹”的赞声接连不断。12月，十八军军事部张国华、谭冠三到达拉萨，不久范明也率十八军独立支队由西北进藏到达拉萨。为了贯彻执行17条协议，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范明积极地展开了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根据17条协议的规定,达赖的地位和职权不变，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照常供职。由于这些特定条件的规定，我们的工作只有通过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以达到团结群众的目的。因此，确定当时共产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开展上层人士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为主，对于群众只能做些有影响的工作，如发放农贷、免费给群众治病、办学校、修筑道路等，重要的还是以人民解放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行为感召他们。为了争取在西藏站稳脚跟，十八军抽调两个师的兵力专门修筑康藏公路，四年才在世界屋脊上把这条公路修通了。另外，从青海也修了一条可以通西藏的高原公路。1954年12月，康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有了这两条公路，内地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西藏，我们有饭吃，又可以搞建设，在西藏才算站稳了脚跟。但是，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并不甘心，他们组织“伪人民会议”，阴谋反对执行17条协议，妄图把人民解放军赶出西藏。于是，他们搞各种破坏活动，以致发展成武装叛乱。1959年10月，西藏地方政府公开发动武装叛乱。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了叛乱。共产党实行了边平叛边改革的政策，西藏农奴获得了土地，真正彻底地获得解放。从1951年我任中共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到1957年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统战部长，一直都在做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改造了一大批爱国进步人士，推动了17条协议的执行。1959年，他们中间少数右派分子和分离主义分子发动了叛乱，走向与祖国为敌的反面。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设立，中央派以政治局委员谢富治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西藏祝贺成立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张国华任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和杨东生(藏族)任副主席，我任秘书长。从此，西藏迈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
  正当西藏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接着，自治区党委陷入瘫痪，人民政府各级领导干部都被夺了权。我也被夺了秘书长的权力，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无情的批斗，后送学习班学习“改造”，在学习班被困了整整三年。1972年，我终于被解放了，开始安排我在革委会办事组工作，不久又当了军委会副秘书长、外事办公室主任。1978年任革委会副主任，同年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人大副主任。1985年离休，1986年被评为全国健康老人，河南省直属机关离休干部模范党员(驻河南干休所）,西藏党史工作先进工作者。
  世界基尼斯之最两项桂冠获得者王玉玺常诚摆在我们面前的王玉玺书《七体千字文》、《墨子兵书》翰墨雅逸，书香扑面。这两部锦皮锦函宣纸线装古风古韵的煌煌大著，如今又增添了几分现代的色彩。在2001年2月26日举行的大世界基尼斯之最颁证仪式上，有关人员郑重地向这两部著作的作者王玉玺先生颁发了两项基尼斯纪录的证书:《七体千字文》获得了书体最多的《千字文》奖项，《墨子兵书》则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墨子兵书》。
  王玉玺，1939年10月出生于墨子故里滕州市，1958年12月人伍，1960年7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在部队期间，历任战士、班长、副排长。1964年1月转业到滕县后，历任姜屯公社武装部干部，金庄公社武装部长、公社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公社党委书记，滕县县委常委、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主任、滕县县委副书记兼县革委会副主任。在济宁地区工作期间，历任金乡县县委书记兼县革委会主任，济宁地委副书记、书记。1991年7月任山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兼省政府机关党工委书记。1993年4月任山东省副省长，现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中共山东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十四大代表。王玉玺自幼热爱书法艺术，深受墨学的影响,从农村到部队，从基层干部到省级党政领导人，一直勤奋好学，临池不辍。近七年来，他又在繁忙的政务中挤时间研读墨学。为了更好地普及与宣传墨学，他尽自己所能，带病编辑书写了有关墨学著作，把书法艺术和墨学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他的一系列成果一经面世，就得到了有关单位和部门的关注。中国书法家协会对他的《七体千字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的作品“勇于超越古人”，“热爱祖国传统文化，弘扬书法艺术的精神难能可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科研部则致函中国墨子学会,认为“《墨子兵书》填补了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而且“用书法艺术弘扬墨学，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推介这两部作品人选基尼斯纪录。这些，都是对王玉玺先生七年心血的最好褒奖。
  《千字文》为梁代文人周兴嗣取王羲之书迹中一千个不同的字编为四言韵语而成，由于它具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并且音韵谐和琅琅上口，历来被人们当做高雅的文化启蒙读物,书家也乐意以此作为书写的对象。自陈隋年间的大书家智永以揩、草书书写以来，踵继者不断。在历代书写《千字文》的书家中，赵孟頫是书体最多的一位，书有《六体千字文》，可谓独领风骚。王玉玺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对《千字文》书法就情有独钟,先后收集了七十多种不同书体、不同版本的《千字文》，认真加以研习。前代丰富的积淀，既是富有价值的历史参照，也是一种无形的制约。王玉玺先生认识到消除这种制约的惟一选择就是以现实的积累消化历史的积淀，从而将之转化为源头活水。为此他跑图书馆、博物馆，向名家学习，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把握不同书体的体势和运笔方法，力求汲取众家之长，厚积薄发，进入艺术的自由之境。在学习《千字文》书法的过程中，一种尝试在书体多样性上超越前人的想法也逐渐形成。在书界同仁的鼓励下，王玉玺先生开始了他艰辛的艺术之旅。他抱病创作，历经五个寒暑，终于用大篆、小篆、隶、揩、行、章草、今草完成了《七体千字文》，从而创造了中国书法之最。王玉玺先生的探索得到了书法界的充分肯定，启功先生给予高度评价。沈鹏先生撰文写道:“作品绝少矫揉造作，尽显朴茂本色，因而能自结珠胎，洋溢着一种不浮躁的书卷气，认真、扎实的书写态度触手可感  人们通常从三个层面理解书法的功能: 一是求实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书法行为，实际上只是一种书写;二是供遣兴，这种状态下进行的创作，其目的是怡情悦性;三是将书法视为纯粹的艺术建构，即创作活动是一个对“有意味的形式”追寻的过程。应该说，这三种意义上的功能是书法艺术的题中之义。但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三个层面，就显得过于偏狭了。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书法艺术的价值从来都是建立在大的文化背景之上的，因此不应满足于工具性的书写、遣兴式的怡情和纯粹的艺术建构，而应赋予它更深刻的历史内涵。与这种内涵相应，书家也应该具有更强烈的文化承担意识。正是在这一意识的支配下，王玉玺先生确立了以书法表现古代文化经典的创作目标。因为文化经典之所以成为文化经典，是由于具有历史纵贯性，其中许多优秀的精神反映了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即使在现代化程度已经很高的当代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人格依附。但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古代文化经典毕竟是古典语义环境的产物，它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个旧的坚硬的外壳，这往往使初学者望而却步。如果以精致的书法艺术去表现它, 就能在经典与接受对象之间营造一种亲和力，使大众主动走向经典。
  如果说《七体千字文》在更大层面上淋滴尽致地表现了王玉玺先生书法艺术理性感悟与艺术整合的匠心的话，那么他用工揩写成的《墨子兵书》则更多地担负起了普及宣传传统文化的责任,嵌入了作者参与目前文化建构的良苦用心，它的创作过程也就成了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的确，在中国古代哲人中，墨子是具有殉道精神的一位,他的优秀品格无疑是现今社会的精神财富。正是认识到了这一历史价值，王玉玺先生选择了最能体现墨子精神又能在当代社会发挥影响力的篇章，加以分类，用工楷书写，并附以墨学专家的译文,试图用这一独特的方式沟通千载以上的圣哲与现代民众之间的心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同志曾对王玉玺先生墨学研究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墨子》内容博大精深，文字古奥，群众不易通读。王玉玺同志的著作浓缩了《墨子》精华，精警隽永，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方便读者，给人以智慧和力量,对于墨学普及宣传，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书由王玉玺同志用隶、揩两体精心书写，是当代书法艺术与墨学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了解王玉玺先生的人都知道，对于《墨子兵书》的编著书写工作，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墨子》被誉为“百科全书”，内容广博，精意深奥，把关于军事方面的内容编辑成《墨子兵书》尚无先例可循，仅有《备城门》以下11篇被选人中国古代兵书汇编类文献，近代岑仲勉先生以《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印行。王玉玺先生编写此书，既把它当作普及读本去做，更把它当作学术经典来完成。中国兵书历史悠久，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墨子》一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颗明珠，该书约有三分之一反映了墨子的战争观、军事防御思想以及他在防御工程和防御武器等方面的杰出贡献。为弘扬墨子的军事思想，加强国防建设,王玉玺先生克服了诸多困难，历时两年，终于编写成历史上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集编、书、译为一体的《墨子兵书》，填补了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这部兵书收录《墨子》中“七患”、“非攻”、“天志”、“鲁问”、“公输”和“备城门”以下11篇，共计16篇，在每篇之前加提要，每段之后附译述，全面反映了墨子的军事思想与战争观,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军事防御专著，与研究进攻规律的《孙子兵法》互相补充，交映生辉，恰好成为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双子星座”，同是中华民族优秀军事文化瑰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为该书作序，评价《墨子兵书》是“一部书法艺术与墨子研究的力作。”艺文开先河，梅花绽二度。王玉玺先生以超凡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完成了对自身的一次次超越，代表着人类创造精神和超越意识高峰的基尼斯纪录两度为他敞开胜利之门。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致电祝贺。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墨子学会名誉会长任继愈先生也发来了贺信。在基尼斯纪录颁证仪式上，王玉玺先生非常激动。他深情感谢众多朋友对他的鼓励与帮助，也一再表示自己攀登新的高峰的脚步不会停顿，编撰 《古今名人评墨子》、《墨子名言篆刻集》等构想已经萦回在他的脑际。他更希望有着丰富文化积淀的齐鲁大地能够名家辈出，共同来完成对历史的一次次超越。
  从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孔令鉴宋兵在滕州市姜屯镇，老百姓都知道营里村出了棵好苗子，高才生。说他是身居高位而平易近人，人在京城而心系故里，是十里八乡知名的大干部、好干部。大家所说的这位大干部、好干部，就是现任国务院重点企业监事会主席的孔令鉴。
  孔令鉴，1945年出生，世代务农。他7岁开始上学，先后在家乡王寨小学、马厂小一学、滕州十中、滕州一中学习C1964年7月高卿«人錢财贸学院贸易经济系。学生时 :期，他积极h进、勤奋读书、成绩优良，是一个同轉欢、箱喜爱的好学生。
  大学毕业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孔令鉴与其他千千万万莘莘学子一样，不能如期离校走向社会参加工作，而要留在学校，继续“闹革命”。直到1968年冬，他才得以分配。他迎着凛冽的寒风，怀着惆怅的心情，来到陌生而偏远的河西走廊，在解放军兰州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接受军队和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年的戈壁滩，“天上无飞鸟，风吹沙子跑，遍地胳职草”。那里天高云淡，气候干旱，吃水比较困难;人烟稀少，几十里内不见一个村落;土地严重沙化，地里长不出象样的庄稼。农场搞基建，要到十几里以外的河沟里拉水，到二百里外的砖窑上运砖。一次运砖的路上遇到暴风沙打阻，他两天两夜没睡一个好觉，没吃上一顿饱饭。回到连队时，鞋子用绳子绑在脚上，已分不清鞋帮鞋底。吃饭时，两手端着碗，吃着，吃着，掉到了地上，人竟靠着墙睡着了……但也正是这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磨练了他的意志，坚定了他的决心，明确了他的志向，成就了他的事业。如他自己所言:一个农民的儿子，十数年寒窗苦，当时渴求的只不过是一份工作。西部三年的磨砺，使自己产生了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扎根的决心。丝绸之路，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古老的敦煌，千古流传;河西走廊，发生改天换地的变化，崭新的成就，永载史册。这里成了他真正的第二故乡。
  1971年秋，结束了三年的锻炼生活，他幸运地被分配到甘肃省财政厅工作。从客观而言，干财务，是他的专业，业务对口，轻车熟路，做起来也就得心应手;而从主观来说，他敬业爱岗，积极努力，不甘落后，争创一流。其结果，自然是同事称许、领导人赞扬，因而被党组织确定为培养对象，并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便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由此,掀开了他人生中崭新的一页。当时，由于 “文革”破坏，百业待兴,而机关组织机构则刚刚恢复，各系统、各单位工作人员不多。然而，这样的条件也为一大批有志青年的成长、成才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孔令鉴又一次成为幸运者。他先后在企业财务、税务、建行、办公室等不同业务岗位工作，思想上得到锻炼，业务上得到提高，这无疑为他日后的发展，尤其是走上领导岗位，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天道酬勤。从1980年起，他开始走上领导岗位，先后担任甘肃省清水县副县长、省财办专职秘书、省财政厅办公室主任；1982年以后，先后担任省商业厅副厅长，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省委委员、省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省长助理；1994年底调任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未到职）；遂调任国内贸易部总经济师，国家粮食储备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国家粮食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局长。2000年后，任国务院重点企业监事会主席。
  数十年来，孔令鉴在祖国西部地区工作，对少数民族兄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此工作期间，他常深入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考察学习，体验生活，了解社情民意，指导业务工作，帮助基层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他一向十分尊重他们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尤其关心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因此,他深受当地少数民族兄弟的欢迎和爱戴。孔令鉴，由一名普通机关干部，走上了省部级领导岗位，他既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行为，也没有鼓舞人心的豪言壮语，他有的只是实干，有的只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务实精神。谈及人生价值，他深有感触地说:“历史，记载着一个拓荒者的足迹。人的一生，既有失败时的痛楚，也有胜利时的欢悦。只要孜孜不倦地去学习，脚踏实地去实践,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哪怕点滴的贡献，也可以无怨无悔，直面人生!”情系百姓崇尚实干——记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裴秀堂王延忠宋兵裴秀堂，1946年11月出生，滕州市木石镇人。当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滕县一中时，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他进大学继续深造的愿望也随之而破灭。之后，他被鲁南化肥厂招收为一名工艺操作工，在该厂一干就是13年。正是这13年的工人生涯,奠定了他作为一名脚踏实地劳动者的人生追求和情感基础。他走上领导岗位之后，不论官任何方、官至何职，都始终情系百姓,把为群众着想、为群众谋福利放在首位，真诚地体现出他和群众的那种血肉相连的天然情感和工作求真务实的作风。因此，在他领导下的干部工人和人民群众总是普受惠泽;他以特有的人格魅力和为群众办事的能力，赢得了大家的由衷拥戴和赞誉。
  艰苦磨砺中展现青春才华作为一名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品学兼优的高才生，裴秀堂于1968年在社会的动荡中，偶然地加入到工人阶级队伍，但这一变故并没有减弱他求知的欲望。进厂不久，正赶上国家要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要自力更生地建设一批化肥厂，自行设计制造、自行安装调试。为迎接挑战和担当重任，裴秀堂在工余时间刻苦学习，自修大学课程。知识的充实和储备很快使他成为技术骨干。他提出一项项技术革新建议，攻克了净化工艺中的技术难关;厂里成立以厂领导者、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净化工艺攻关会战指挥部，他作为工人加入指挥部，并因为拥有知识和技术实力而成为指挥员，为净化工艺攻关奉献出了智慧;他在工作中积累了20多份净化系统技术总结,编写和整理了160多万字的技术资料,发表了11篇技术论文，撰写出版了《原料气的净化工艺与操作》等两本达十万字的技术书籍。脚踏实地的工作和刻苦的学习钻研，使裴秀堂很快成长为一名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全面发展的知识型劳动者，为鲁南化肥厂奉献了自己的才华和辛勤的汗水。为了表彰他在工作中的突出成绩，山东省委、省革委于1978年授予他山东省科技先进工作者(省劳模)称号，山东省石油化工厅授予他省科技进步荣誉奖章。他和大家共同研究、实施的净化无毒脱碳新技术和离子交换法制碳酸钾的生产项目，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净化工艺攻关项目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工厂的攻关会战既是科技知识和能力的展示，也是勇气、胆略和牺牲精神的体现。事故抢险就是对裴秀堂的一种人生考验。1975年5月11日，当鲁南化肥厂的广大指战员正在攻关会战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一场意外的生产事故。净化工段低变煮沸器管道弯道内壁腐蚀严重,在强大压力下，气体把管道弯头击破，直喷而出，引起空间爆炸，火光冲天，严重危及大家的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裴秀堂当时身为净化二班的值班长，他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果断指挥，带领二班全体工人，火速冲向事故区，英勇抢险。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场恶性事故经过20分钟的激烈战斗被排除了，人员无伤亡，国家财产未受损失。这场抢险斗争，体现了裴秀堂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献身精神，展现了他临危不惧、临危不乱的指挥才能。同时,他成为全厂职工心目中的英雄,学习的模样。
  在鲁南化肥厂的岁月，是裴秀堂人生履历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在大会战中，他可以10天不回家，困得不行了铺个草垫子在土地上睡一觉；冒着摄氏六七十度的高温进炉检验，身先士卒，能打硬仗、打苦仗（裴秀堂常说，能吃苦打硬仗的作风是那时候树立起来的）;个人素质的提高，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是那时候奠定的基础；和工人们一起工作生活的日子,和基层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这一切都使我终生受益、终生不会偏离为人为官的正确航线”。同时，这一段履历深深、韶光闪闪的青春岁月，也初步展露了他作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优秀领导者的巨大潜能。
  短暂的副县长创下的不俗业绩1981年，裴秀堂以优异成绩考进北京化工学院，学习工程管理专业。毕业后他直接调人山东省石油化学工业厅任副处长。1985年12月至1987年9月挂职垦利县副县长。
  工人出身的裴秀堂，不管在哪里工作都体现出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本色，不管肩负何职，都能做到不辱使命，创造出不凡的业绩。当他踏上垦利县这片比较贫穷的土地时，他心里想的是如何为垦利人民办几件实事，以改变这里的经济状况、改善这里人民的生活。到垦利伊始，他没有任何豪言壮语，没有许下什么宏愿，而是首先开展调查研究。经过深人调查，他认为该县虽然经济基础较差，但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地处油田中心，临河靠海，自然资源丰富，围绕油田上项目，大有潜力可挖。于是，他奋笔疾书，对垦利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作了可行性分析和论述，向县委、县政府提交了面向油田、发展工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的建议务实、可行、富有感召力和前瞻性，很快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肯定，并得到全县人民的响应。
  垦利县工业“翻番”的重点项目——炼油厂催化裂化装置确定上马后，县委成立了炼油会战指挥部，裴秀堂亲任现场总指挥。他把会战当做硬仗来打，亲自订计划、审方案，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他投身工程建设，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工人感动地说:“裴县长为垦利的振兴，命都要豁出去了。”当他不慎烧伤住院后，工人们纷纷去看望他,不知流了多少泪。他们从内心感激上级给他们派来这样一位一心为老百姓致富拼命干的好县长。
  投资1700万元年产10万吨的炼油厂建成了，建成后的第一年年利润就达到1700多万元，大大改善了垦利县的经济状况。十几年后裴秀堂再到垦利去，那里群众仍满怀感激地说:“看见炼油厂，想念裴县长。”挂职一年半，造福垦利县。1986年在全县工作表彰会上，当县委领导人宣布给挂职副县长裴秀堂记大功一次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是赞誉，是敬意，是民心民意对一个一心为民造福的好干部的真情回报。
  创建化工强省的化工厅长裴秀堂是一位既具领导者天赋又崇尚务实的实干家，他在工作历程的每一阶段，都有重大的付出并取得辉煌业绩，因此，他也在不断地得到组织的信任和重用。1987年9月，他刚刚从垦利县回到化工厅，就被任命为山东省化工规划设计院院长;一年后任化工厅副厅长；1993年任化工厅厅长、党组书记。
  广阔的政治舞台使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当裴秀堂1987年任化工规划设计院院长时，面对院内人心涣散的现状和效益低下的局面，他提出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方案，成立了以设计院为龙头的工程承包公司，并亲自兼任总经理。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创造了奇迹，使设计院的经营利润翻番。为设计院创建了团结向上、经济效益日益攀升的大好局面。他在设计院干部工人的一片赞誉声和留恋不舍的氛围中离开设计院,升任化工厅副厅长，分管重点项目建设。期间，他主持建成了一批重要的化工企业。在潍坊纯碱厂建设过程中，裴秀堂亲临现场，坐阵指挥，使得该厂在全国同期计划建立的同类项目企业中，连获四个第一:开工第一，建成第一,投产第一，效益第一。搞重点项目建设，充分展示了裴秀堂一贯的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思路清晰、指挥若定的帅才风范。
  在任化工厅长期间，他自觉肩负起推动山东由化工大省向化工强省跨越的历史重任。此时，他对全省化工行业的情况已了如指掌，他分析了山东化工发展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创建化工强省的总体构想：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增加总量，优化结构，重点发展四大行业、建设七大化工基地、抓好十大重点工程，提高化学工业的经济素质和效益，到本世纪末提前完成翻三番的目标，到201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把山东建成化工强省。
  在宏伟目标的召引和巨大压力下，裴秀堂为全省化工的发展呕心沥血，一步一个脚印地引领着全省化工行业驶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在他任化工厅长5年的时间里，山东化工的总产值和效益连创5年全国第一，至1997年,山东化工企业的利润占了全国的一半。山东化工的发展，凝聚了裴厅长的心血和汗水，凝聚着他的才能和智慧。
  为民谋福的人大办公厅主任1998年4月，裴秀堂是从职能厅局一把手的位置上转到省人大常委会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并被组织任命为机关党委书记。他把一贯务实，不说空话、套话，多干实事的精神带到了省人大。
  他到人大伊始，先去拜访老同志,又去看望工作在艰苦岗位上的干部，对办公厅所属的部门走访一遍,对各部门工作的难处、问题现场解决当场拍板;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一个过去脏、乱、差的珍珠泉大院修整成花园式庭院;把简陋的办公楼装修得舒适、美观;他跑资金、盖宿舍，使人大职工居者有其屋;并在人大的两个宿舍分别建起了老干部活动室，使老干部们的退休生活过得充实愉快，也使在职职工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起来。如今，省人大的干部职工置身于优美的工作环境，居住着舒适宽敞的房子,享有较好的福利。省人大机关的工作人员都说他是一个事业心责任感很强、群众观念很强的干部，是一个干实事的人;老干部称他是人大的好管家，老干部的贴心人。
  有人说，人大是养老的地方，也有人说人大是领导者的二线。可对裴秀堂来说却不同，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工作的一线，哪里就有他忙碌的身影。他心里总是装着大家，眼里都是工作，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干得有声有色、政绩卓著，在他的从政字典里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干事”;他生命中最可贵的一种气息是“正气”;他身上最具有天赋性的东西是作为领导者的那种才气和大刀阔斧干事的风范。他把为群众办事和带领群众去干事，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总揽全局的能力完美地结合起来，充分展示了他的领导魅力。因此，有了这样的魅力，他在2002年3月28日召开的山东省人大九届会议上，被推选为秘书长。
  张文东自传我是1925年农历四月四日出生于山东省滕县城前区礼七社山阴村。1939年1月八路军一一五师解放了山阴村后，组建费南县时，山阴村划归费南县，为一区，后改为平邑县。
  1943年任村青年抗日救国会会长、青年抗日先锋队联防队长。194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任村党支部书记，10月脱产参加革命，任费南县山阴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会长。1945年3月在山东鲁南干部学校学习，1945年10月任平邑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副会长兼县儿童团长。1947年4月任平邑县四区区委副书记主持工作。1948年任白彦县城前区区委副书记主持工作。1949年1月任白彦县苗庄区委书记。1949年10月任尼山地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土改科副科长，1950年春尼山地委和台枣地委合并为滕县地委任土改科副科长兼工作团团长。1953年10月去山东省工农干部速成中学学习，次年毕业留校任校党委专职副书记，1956年任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57年3月任菏泽县委书记处书记。1958年3月调东北任吉林省洮安县委书记处第一书记，1965年10月任吉林省交际处党委书记主持工作，1969年7月任吉林省九一四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2年10月任吉林省农业机械局负责人、党组成员，1977年任吉林省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曾先后担任过中共吉林省第二、五、六、七、八届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第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中共吉林省第一、二届顾问委员会委员。
  我参加革命后，在1943年任青年抗日先锋队联防队长期间，参加了解放白彦镇的战斗;任区青救会长期间，参加了减租减息、反奸诉苦和反霸运动，参加了动员参军、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运动，受到了平邑县委和区委的表扬。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重点进攻山东，大军压境，形势极端恶化。平邑县四区区委书记变节回家，县委决定派我到四区任区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带领部分干部打游击。县委要求，干部要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坚持对敌斗争，白散夜聚，出现在群众面前，鼓舞了群众的斗争士气。在我解放大军反攻时，我们配合解放军参加了解放城前镇的战斗，恢复了政权。
  全国解放后，在我任地委土改科副科长期间，曾在白彦县山亭区和滕县金庄区(今洪绪镇）、东沙河区带领工作团进行土改复查和乡村政权建设，组织恢复发展生产，建立互助组，动员参军等项试点工作，取得经验，为地委、县委指导工作起到示范作用。尤其在东沙河区(今东沙河镇)试点工作中，郭庄郭祥令和冯村冯大环互助组粮食产量比单干农民的产量有明显提高，这两个互助组先后被滕县县委评为先进典型，郭祥令和冯大环被评为县劳动模范并出席了山东省劳动模范大会。
  我在吉林省洮安县工作期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农村生产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1962年,党中央发布人民公社六十条，我们认真贯彻落实，调整了生产关系，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我在那金公社兴顺大队蹲点，培育了兴顺高粱、玉米良种，总结了农民的经验，玉米实行了划印、刨埯、抓把粪和坐水种的密植方法。1963年在全县推广，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很快地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力。兴顺大队被省委评为全省十面红旗之一，兴顺大队党支部书记于江同志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并出席了省劳模大会。省委派秘书长兰干廷总结了洮安的经验并在《吉林日报》上发表以向全省推广，对全省恢复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50年代全国开展了大办民兵师活动。在这项活动中，认真贯彻党中央指示，结合生产办民兵师，总结了岭下公社、煤窑公社的典型经验并在全县推广，结合生产进行军事训练，全县城乡组建了民兵师，被省军区评为大办民兵师先进县。I960年我出席全省、全国的民兵代表大会，并作为全国民兵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大会奖励我半自动步枪一支、子弹50发，小口径手枪一支、子弹100发。
  在吉林省气象局工作期间，在气象现代化建设中率先进行了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在全省推广，使天气预报的服务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受到国家气象局的重视。1984年12月，国家气象局在吉林省召开全国气象现代化建设现场会，吉林省气象局介绍了经验，对全国气象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吉林省气象局受到了国家气象局的传令嘉奖，并授予一面锦旗,我也受到国家气象局的表扬。
  我生在滕县，长在滕县，多年在滕县地委、滕县县区战斗和工作，虽行政区划多经变更，但我的故乡仍是滕县。今闻中共滕州市委党史办编纂《天南地北滕州人》一书，我欣然忆写自传。译电员张耕平自述我叫张耕平，汉族，1945年参军，1949年人党，今年70岁了，是滕县参加革命较早的女战士，离休前是四川省地矿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办公室主任（副厅局级)。
  我于1931年2月出生在滕县城里，参军时才14岁，部队考虑到我的年龄小,送我到临沂山大附中学习，后又人华东军政大学。1947年调山东省教育委员会工作，同年又调入中央机要处天井训练队学习。天井训练队隶属中央军委，地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和中央机关在一起，从此我便做了我党我军的机要工作，当了一名译电员。长期跟随中央机关，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随着革命的胜利，我们从西柏坡到香山，再到中南海。
  回忆当年在西柏坡的情景，使人振奋，令人想往。在滹沱河的北岸，河北省平山县境内的柏岭下，有一个风光秀美的小山村——西柏坡。这里有一道弯弯曲曲的围墙，围绕着一簇簇太行山区普通的白色民房，这就是当年中央领导同志居住的地方。1947年5月，刘少奇率中央工委先行来到西柏坡。1948年5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移住这里。从此，这个小山村便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成了毛主席和党中央进人北平(北京）、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
  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在这里，中央工委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运动，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使亿万翻身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在这里，党中央和毛主席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赢得了解放战争决定性的胜利;在这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在这里，毛主席挥笔写下了20余篇指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
  1948年9月12日，我东北野战军按照中央部署,对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起了辽沈战役，从此拉开了解放全中国战略决战的序幕。在战略决战的日日夜夜里，领袖们的工作非常紧张,常常通宵达旦，日以继夜。一个个英明指示，一件件重要电文，都从这山村农舍里发出。毛主席在这里亲笔起草了关于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作战方针。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覆灭，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到来。
  在这期间，我为能生活、工作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身边，感到激动和幸福,更为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而欢欣鼓舞。但在当时，我和战友们大都十六七岁，年龄小,有的刚出家门，加上生活比较艰苦，工作又十分紧张，纪律又十分严格，便非常想家，为此，朱总司令接见了我们。朱总司令不像照片上那么威武严肃，而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他向我们讲了全国各个战场的胜利，说全国胜利在即，鼓励我们要努力工作，好好学习,还语重心长地特别强调:干革命就不能怕苦，不要想家，要甘当无名英雄…… 在工作之余，中办经常举办晚会,当我去参加晚会时，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那时的晚会是土地作台，月光作灯，大家翩翩起舞。我当时惊异地发现,中央真是个“聚才”的宝库，平时似乎不显山，不露水,而舞会上竟能冒出那么多的能歌善舞者。还有我们中央机要局，有一支水平很不寻常的乐队，听说早在延安、杨家岭就久负盛名，竟能演奏出优美动听的乐章。这支乐队从延安起，一直演奏到北京。这以后，随着这支乐队，我们机要局的周末舞会也从西柏坡、香山一直办到中南海。还经常到双清别墅演奏，机要局的女同志常陪中央首长跳舞，我还荣幸地和毛主席一起跳舞11998年，是我党我军中央机关机要干部天井训练队开办50周年，我应邀去北京，参加了8月20〜24日的纪念活动。会议安排我们重返革命圣地西柏坡和训练队所在地天井小山村。当我们驱车前往西柏坡的时候，中央办公厅原副主任、我们机要局的老局长李质忠和爱人陈琪也一同前往，大家见面后无不欣喜若狂。我们的老局长平易近人、团结群众、艰苦奋进的精神，永远使我们敬仰。行进到平山县境时，平山的县委书记、县机要处、县团委、公安局等单位的领导同志驾车前来迎接我们。路上警车开道,送我们住进了当地最好的温泉宾馆，并以十分丰盛的酒宴热情款待，席间不停地敬酒，称我们为革命老前辈，欢迎我们参观指导，祝愿我们健康长寿和旅途愉快。当我们参观西柏坡时，迎面看到矗立于展览馆广场中央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领导同志的雕像，看上去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么使人崇敬。他们是我党历史上的伟大领袖、团结的典范、民族的精神和勇于胜利的楷模,大家在雕像前留影纪念。接着去参观了中央机关的旧址，看了12个展厅内的大量历史资料和图片，看了建国后社会各界参观瞻仰西柏坡的盛景。
  50年，弹指一挥间。以往的革命的经历永远激励我努力奋进。我要在有生之年，保持晚节，心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贡献余热。
  我与“劳动”有缘刘贯学我于1940年出生在滕南微山湖畔、大运河边袁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是喝着微山湖水、大运河水长大的。贫困的家境，勤劳善良的奶奶和父母的养育，使我养成了热爱劳动、勤奋学习的品格。童年，我一边参加劳动，一边读书,在家乡读完了小学。1950年考上了在周围各县很有名气的滕县中学。1959年考进山东大学中文系。
  我大学毕业正值1964年。那是一个“革命”浪潮十分高涨的年代。1963年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作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我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认真阅读，重点学习领会了报告中关于“异化劳动”的内容。结合我学习的文学专业，从 “异化劳动”的理论，分析思考了劳动与人类文艺活动发生发展的关系。毕业论文题目定为《劳动在文艺发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首先阐明了劳动是文艺活动发生的基础、发展的源泉。其次论证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创造的物质和文化财富，成了背异劳动的力量。最后，论述了文艺回归劳动者，就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异化劳动，实现文艺的真正繁荣。现在看来，这篇论文十分幼稚。大学毕业就是意味着工作，这是我在即将工作之时初次与“劳动”结下的情缘。1964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随即到山西大同陆军二十一军的连队当兵、带职锻炼，1966年在连队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回北京军区政治部从事干部工作。有近二十年的时间，与“劳动”的情缘逐渐疏远。1983年转业到国家劳动人事部，在干部局计划录用处当负责人,主要工作任务是解决“文革”中大批“以工代干”人员的转干问题。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干部工作受到极大的破坏。“文革”中，全国各条战线干部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均由工人代替，形成数以百万计的以工代干队伍。随着国家拨乱反正，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方针的实施，他们强烈要求转为干部，并且他们中有不少人确实符合干部条件，他们的积极性需要予以调动。“以工代干”人员转干工作，历史地提上了议事日程。解决“以工代干”问题，成为当时干部人事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83年我为中央起草《“以工代干”转干的通知(草稿)》，不久中央讨论通过。中央通知发出后，随即转干工作开始。为了指导“以工代干”转干工作的进行，我先后在劳动人事部主办的 《人事工作通讯》上连续发表了六篇论“以工代干”转干的文章，为“以工代干”转干的顺利进行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1985年任国务院军转办副主任，当时正值军队减员100万，这是邓小平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军队有几十万干部需要转业地方工作，安置好他们，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与总政干部部密切合作，共同努力，经过三年时间，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真正从事劳动工作，是从1988年开始。这年，劳动人事部分建为劳动部和人事部，我被任命为劳动部政策法规司司长。以后任办公厅主任，还负责劳动科学研究院的工作。这段时间我与“劳动”的情缘得以接续。
  在劳动部我曾负责劳动制度综合配套改革工作。劳动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制度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新劳动制度眼下并不能解决“异化”劳动问题，但却是消灭“异化劳动”的一个必经历史阶段。基于这种认识，我对劳动制度改革十分投人。1992年5月我在《人民日报》头版重要位置以郑言实的笔名发表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劳动、工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文章。1988年劳动部成立时，我担任《劳动法》起草办公室主任，经过八次起草修改，《劳动法》终于在1994年7月八届人大第八次常委会通过。这是我国第一部劳动工作方面的大法。当 《劳动法》宣布通过之时，我十分激动，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同志热烈握手并合影留念。随着企业改革深化，不少国有企业停产半停产，职工生活发生困难。1991年，国务院成立了解困领导小组，我任办公室主任，协调有关部门解决困难企业职工生活问题。1996年11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要认真解决困难企业职工生活问题”。1998年12月，我荣幸地作为劳动保障部的代表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参加研讨的论文《劳动保障制度的历史性跨越》,被评为优秀论文。
  现在，我已60岁有余。在风华正茂的大学毕业年代以“异化劳动”为由头写了毕业论文，过了近20年到了40余岁，才真正走人劳动工作。我与“劳动”结下的这一段缘分，也许与我出身劳动家庭、从小热爱劳动有关系吧。
  在王恩茂将军身边工作的日子一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满宗洲高炯浩结识满宗洲颇富戏剧性。新疆工人时报搞报庆，我负责接待工作，请的最高官员，便是满宗洲，时任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兼区直机关工委书记,协助自治区党委分管党群口的一位副书记工作，正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老满在祝辞中满口乡音，且不时透出几句鲁地俚语，让我疑心他在鲁南地区生活过。送别时我问他老家什么地方，他说“枣庄”,我马上接口：我是滕县。他也即刻改口，说他原籍滕县西岗柴里村，出生在现山亭区板上村。嘿！他乡遇故知，俩人又握手聊了阵,方知他是滕县一中八级学生。我问起少年时文友王中，他竟和王中同班！我们的亲密度又近了一层。老满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质朴可信、平易近人。虽然职务变了，地位高了,但山东人的耿直坦荡性格没变。
  人熟了，才知道他大半辈子都在搞秘书工作，而且是给重量级的人物当秘书，先是给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中将当秘书，后来给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将军当秘书。老将军们的教诲和培育，影响了满宗洲一生做人。
  满宗洲出身寒门，自幼勤奋读书，14岁的他于1954年考上滕县一中,在当时的安上区爆了冷门，成了安上区完小当年惟一的中榜人。从县城到板上村足有70多华里山路，十几岁的满宗洲便凭着半个月步行回家背一次煎饼熬过了三年。初中毕业上不起高中，他便报考了曲阜师范学校，仅仅为了吃饭不要钱，而放弃了读高中考大学的机会，但幸运的是中师毕业后，又被保送到曲阜师范学院深造。青少年时期这番经历,恰恰磨练了今天他的为官之本:那就是体恤民情，勤勤恳恳为老百姓做事。
  1962年满宗洲从曲师院毕业后参了军。由于他在校时爱好文学，初中时又在《滕县大众》报上发表过诗文，到部队自然成了“大秀才”,先后在军分区、省军区和南京军区政治部搞宣传报道，后被廖容标将军看中，当了廖副司令的秘书。
  1975年，王恩茂将军被调到南京军区任副政委，王老长期在新疆工作，曾任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政委、新疆兵团第一政委。“文革”中遭受迫害，曾到二七车辆厂劳动，后被贬到安徽芜湖地区任副书记。王将军走马上任,又看中了满宗洲的为人和文笔,选他当了秘书。满宗洲知道王将军的出身资历，十分崇敬，工作起来分外卖力尽心。王将军组织观念很强,尽管他1955年被授中将军衔,但还是让秘书陪着去向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丁盛“报到”。丁盛原是新疆兵团副司令员，少将军衔，是王老的下级。此时人妖颠倒，王老没有计较。谁想丁盛竟仗着“四人帮”的势力，故意摆架子，和老婆躲在屋里吃橘子，迟迟不出来，让王老在前厅等了很久。这让满宗洲十分不满，便也不感到意外，一个上了林彪贼船的人是不会欢迎自己的对立面一起工作的。
  王将军当时分管大军区政治工作和民兵工作。上海也属南京军区辖区，但“四人帮” 在上海的余党只买丁盛的账,而把军区政委廖汉生和王恩茂等人看成眼中钉。一次，南京军区在上海搞军事演习，王将军带领工作人员去指导工作，上海方面竟把老将军晾在那里不予理睬。上海民兵分明是搞自己的第二武装，为他们的篡党夺权做准备，却要求宣传他们，推广他们的“经验”，材料报到满宗洲处，王将军指示:不宣传，材料不予转发。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对此十分恼火，他们说，南京军区是个独立王国，丁司令来后好了些，但廖汉生、王恩茂调来后，还和原来一样，又“复辟”了。
  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在南京军区复职不久的王恩茂将军处境困难，但他不屈不挠，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他对满宗洲说:“不管刮什么风，我们还是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这年，满宗洲经常陪王老下部队调查研究，为王老起草讲话稿，宣传我军光荣传统，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对“四人帮” 的“批邓”作了积极的抵制。一次，王将军要去基层调查研究，组织部却派了一名“造反派”成员。满宗洲及时向王将军作了汇报，指出让这个人跟着下去,说不定会收集相反的材料，王老把这个干部从名单上划去。这名“造反派”已经接到随首长下去的通知，临时更换让他十分敏感，便找满宗洲打探情况，满宗洲凛然地说:“名单最后由首长决定，至于你的情况，你自己应该心里清楚。”那名“造反派”碰了个钉子，悻悻而去。
  十月春雷，万民欢腾四人帮”在南京军区的代理人被揪出来了。军区党委将撰写揭批“四人帮”代理人材料的重任交给了满宗洲和另外一名秘书，要求三天之内拿出交军区党委审定。满宗洲不辱使命，根据首长们提供的素材，由他主笔在办公室里日夜加班，写累了便喝杯浓茶提提神，实在困得不行，便在沙发上和衣而卧，等神志清醒再挑灯夜战。三天三夜的奋笔疾书,满宗洲终于拿出了一份内容扎实、笔锋犀利的战斗檄文，按时交卷在党委常委会上一次通过。满宗洲在大是大非中表现了一名斗士的无畏胸怀，他的才气和敬业精神也得到了老将军们的赞许。
  1977年3月1日，王恩茂将军接中央通知，调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要求三日内到京报到，四日去长春赴任。时间紧迫，将军看中了满宗洲这个人才，去京前安排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李永春做满宗洲的工作，让他随将军一同去吉林。“士为知己者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满宗洲明知吉林的水土、气候、生活条件都赶不上南京,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3月的南京已经是春风拂面、桃红柳绿，而长春却仍是寒风刺骨、冰天雪地。在南京吃的是大米白面，到长春吃的却是高粱米饭、玉米茬子。好在满宗洲小时吃过苦，对这种生活环境很快适应了。
  在吉林，给满宗洲留下印象最深的，便是工作的繁重程度。当时粉碎“四人帮”不久，新领导人接过去的是个积重难返的烂摊子。百废待兴。王老每天工作到半夜，秘书当然要奉陪，经常是首长休息了，还要静下心来，为首长写讲话稿。1978年到通化地区农村搞调查，由于气温突降，带的衣服不够，加上积劳成疾，满宗洲得了重感冒。为了给首长拿出扎实的文字材料，他抱病加班。当任务完成返回长春时，他病情加重，心悸、失眠，被放倒在医院里。作为首长秘书，这么多工作在等自己去做，自己却败下阵来，心里很着急。王老赶到医院看望，安慰他说:“天无百日晴，花无百日红，生了病不要着急，安心治疗，病好了再干。”满宗洲听了王老的话很受鼓舞，病未完全好，又回到首长身边。
  1981年，王恩茂将军再度调回新疆。这时的满宗洲因父母年迈、孩子尚小等原因没能随行。但他一直和老将军保持着书信、电话的联系。1991年，吉林仍保留军籍的满宗洲已晋升大校,年近半百的他感到不再适合在军内工作，便和老首长商量。老首长回答说，新疆虽然比吉林艰苦，但这里更需要有志气的人来这里工作。于是，满宗洲再次听从了老首长的召唤,携妻子，西出阳关,从东北来到了大西北，担任起区党委副秘书长职务。这是在他一生“秘书”的职业上，多出一个 “长”字来。不管是当秘书，还是当秘书长，他都时刻牢记老将军的教诲:“扎扎实实地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年春，王老已83岁高龄，身体有病，双目失明，被送到深圳治疗，几个春节在外边过。区党委考虑满宗洲和老将军的关系，便派他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去探望，之后又陪他一起过春节。2001年4月12日，王老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历程。
  2001年，满宗洲已到了退休年龄。区党委书记王乐泉风趣地说:“你担任自治区党委610办公室主任，做好处理‘法轮功’的工作，把大多数痴迷者挽救过来，做好这项工作，你才算‘圆满’”。满宗洲又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天山南北，为边疆的稳定和安宁不遗余力地工作着。
  地质战线的标兵党政干部的楷模——记“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锡山王延忠在东营，一提起陈锡山，人人都翘大拇指。因为他“武”文双全、德才兼优，被群众誉为“地质战线”的标兵、党政干部的揩模。
  陈锡山，男，汉族，中共党员，1945年1月出生于滕州市岗头镇坊上村。1968年12月，山东师范学院地理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工作，历任二队党委秘书、办公室副主任、公司秘书、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党委书记，中共东营市委副书记(正厅），现任东营市政协主席，是中共山东省第六、七次党代会代表，中共东营市第一、二次党代会代表，东营市第二、三届人代会代表D陈锡山在任冶金部山东地质勘探公司党委书记期间，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紧密联系本单位实际，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团结带领党委一班人，把生产经营中的热点难点作为党委工作的重点，建立了以行政干部为主体、以政工干部为骨干的思想政治工作新体系。并先后撰写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论文十多篇，分别发表在《冶金地质经济》、《冶金报》、《冶金政工研究》、《大众企业管理》、《大众日报》、《山东企业政工园地》、《联合周报》等报刊杂志上。其中，《地勘系统党组织实行职能转变浅议》获全国冶金系统政研论文一等奖。特别是在1989年“六四”风波中，他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责任感，率先向党内外职工提出了“不信谣、不传谣、不参与、不盲从、不围观”的要求，通过做细致思想政治工作，及时化解矛盾，保证了全公司职工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主持公司党委工作7年多来，全公司职工始终保持了积极向上、奋发拼搏的精神状态，为山东冶金地质系统生产经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经济效益一直名列全国冶金地质行业前列。自1988年参加全国冶金地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历任会员、常务理事，同年被评为高级政工师；1988、1990年两次被评为“山东冶金特邀优秀工会积极分子”；1990年5月被评为“全国冶金企业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1991年7月被评为“山东省优秀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同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因政绩突出，1993年2月，冶金部人事局奖励晋升一级工资。
  1993年5月，调任中共东营市委副书记 (原正厅级待遇不变），先后分管政法、宣传、组织、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工作。
  政法工作:针对东营实际，从调查研究人手，确定“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治本为主，油区治安重中之重”的工作思路,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创建全国安全文明油区活动。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油区治安由“乱”到“治”,得到了上级领导人和东营人民的充分肯定。1999年，全国企地共建安全社区工作现场会在东营召开，为东营经济发展和油区与地方今天团结的大好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宣传工作:在抓好新闻宣传的同时，加大了外宣工作的力度，大大提高了东营的知名度，《东营日报》一跃成为全省前五名的大报。特别是对文化艺术的发展提出了“政府扶持，文企联姻，服务社会，以文养文”的工作方针，使昔日混乱不堪、濒临倒闭的东营市艺术团和吕剧团摆脱了困境，走出了低谷，成为全省地市艺术团体中的佼佼者。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文化部授予东营市艺术团 “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经过积极的协调，利用社会集资，建起了黄河书画院、黄河口文化市场。
  经济工作:通过调研和探索，提出了“工业强市”的战略思想，形成市委决策，并为东营市今天招商引资大好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期间,共撰写调查报告和理论文章十多篇。其中，《努力做好稳定工作》,获省委调研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走具有黄河三角洲特色的工业之路》，获省报纸理论宣传优秀文章一等奖;《加强当前我市工业发展的几点思考》，获全省首届市地及县市区委书记优秀调查报告评比特等奖;《谈新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建设》，获山东省首次领导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论文 《怎样才能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被载人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今日的辉煌 〈第二卷〉》一书。工作之余，寄情翰墨，锻炼身心，调节生活。幼时师从本村私塾先生日课柳公权《九成宫》、《玄秘塔碑》;后承教于山东书法家于太昌教授潜心临习颜真卿的《勤礼碑》和《多宝塔碑》;近年参加了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主办的中国书法研修班的函授学习，醉心于 《张猛龙碑》、《郑文公碑》、《兰亭序》、《圣教序》等碑贴的临摹，得到著名书法家薛夫彬先生的悉心指导，由颜、魏楷书转人于右任行草书的研习，砚边磨砺，临池不辍。作品曾多次参展获奖。
  2001年3月，他被选为东营市政协主席。为做好政治协商工作，不断探索参政议政的新思路，开拓创新，取得优异的成绩，深得民心。
  执著热爱民政事业的张建军颜锡扬张建军，1938年出生,滕州人。现任山东省民政厅巡视员。自1960年大学毕业就在民政部门工作，至今已40余年。像他这样的 “老民政”，不仅在省内，就是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把一生都献给了民政事业。”出大学门进民政门1960年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从西北政法学院毕业的张建军积极响应国家“到边疆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来到陕西平利县，还没报到，硬是被县民政局“截留”，他成了民政战线上的一名新兵。从此,他便与民政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陕南的三年，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生活条件，都是非常艰苦的，对于一位刚满22岁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人生考验。
  该县地处大巴山区,交通十分不便，下基层全凭两个脚板跋山涉水，一走就是大半天。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定量供应口粮每月仅27斤，为减轻饥饿的痛苦,他只好挖野菜充饥。他与群众“三同”，在乡办食堂就餐，吃的全是玉米芯淀粉糊糊，几个月没见过一次干粮。当时安排生活是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因此，从省到县都成立了生话安排办公室，他被抽调到县委生活安排办公室工作。白天，他负责收集全县的生活安排进度情况，午夜12时，还要准时向省委生活安排办公室电话汇报，其群众生活困难程度和个人工作的紧张便可想而知。他每当回忆起那段艰难的岁月，他就感慨地说:“三年困难时期，生活确实艰苦，但对自己也确实是很好的锻炼和考验，同时也为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后来,他每当工作遇到困难或挫折，总能高扬风帆，痴情地为党和人民尽心尽责的工作。当好参谋典型引路1989年，张建军担任山东省民政厅副厅长之后，就分管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工作。这项工作是民政工作的重点，省委、省政府对此都非常重视和关心。这项工作量大面广，政策性强，面对几千个基层乡镇、几万个村居，单靠一个处12个人，是很难抓出成效的。因此，要抓好这项工作，思路必须十分明确。他认为:一是对上要当好领导人的参谋,真正领会领导人的意图，为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二是在工作方法上要坚持抓典型，以点带面推动，有了样板，下面就好学好干了。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分管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建设的10年中，从莱芜经验到莱西经验、章丘经验、郞城经验，他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创出了在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建设上的配套经验，受到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民政部的好评，为山东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出大思路谋大战略行政区划是民政部门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张建军分管这项工作后,便积极建议省政府成立专门机构，不久省民政厅便组建了行政区划处。工作中,他一直把行政区划工作纳入省委、省政府的总体发展规划，使区划工作紧紧为山东的经济建设服务，为山东的城镇化建设服务。在他的组织领导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山东省设市预测与规划》，受到民政部的高度赞扬，并在山东召开会议向全国推广。接着，他又率先完成了《山东省设镇预测与规划》，也被民政部推向全国。这两项成果分别荣获民政部、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两个规划完成后，张建军又把工作重点转向了规划的实施。1988年,他刚分管区划工作时，全省只有10个地级市、20个县级市。经过10年的工作，到1998年，全省地级市已达到15个，县级市达到33个，设市速度和数量均跃居全国第一。1988年，全省建制镇只有800多个，到1998年已达1391个，镇的数量已占乡镇总数的61%,在全国位居前列。1990年，青岛市在全国率先实现县级区域全部设市。1994年，威海市在全国率先实现分级区域全部设镇。经过不懈地努力，从威海、烟台到青岛、潍坊，已形成全国最大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在全国五大城市群中，山东位居第一位。10年业绩不寻常啊！在谈到山东省行政区划工作时,张建军深有体会地说：“行政区划工作不能就事论事，首先要有一个大思路，就是区划工作要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为山东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要制定大战略，要尽快提高山东的城镇化水平，使山东的行政区划为建设现代化山东这个大战略服务。”2000年，厅机关“三讲”刚刚结束，张建军又带领处室同志深人到基层，对全省乡镇规模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针对一些乡镇规模太小，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等问题，提出了适当调整乡镇规模，积极培育中心镇发展的建设性意见，并建议结合乡镇机构改革，撤并两万人以下的约计400个小乡镇的建议。这个调查报告很快引起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重视并采纳。这个调整方案实施后,对促进山东的经济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十年勘界任劳任怨我国的行政区域界线历史上没有正式勘定过，省界、县界大部分是习惯界线，不少地方因界线不清纠纷不断，影响了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处理边界纠纷也牵扯了各级领导人和干部的不少精力。为此，国务院决定对省界、县界进行全面勘定。
  1989年，民政部确定在鲁冀等5条省线上进行试点。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1995年国务院决定用5年时间在全国完成省界、县界的全面勘定工作。这项工作情况复杂，政策性强，难度很大。从试点开始，张建军就具体分管这项工作，并一直担任山东省勘界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省勘界办公室主任。为了完成好这一历史使命，他不辞辛苦，深人边界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查阅历史资料，对上积极当好参谋,为领导人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对下积极进行协调，坚持原则，耐心做好思想工作。勘界工作最大的困难是处理边界纠纷，而不少纠纷又是历史遗留的棘手问题。对这些问题,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互谅互让的原则，尽量多做双方的工作，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从不轻易上交省政府裁决。如在勘定鲁冀边界时,因有两个纠纷不能及时了断，致使勘界工作拖了6年之久。他从不怨天尤人，不草率行事，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和无数次会谈，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鲁豫边界因地处黄河滩区，地形复杂,边界纠纷多达80多处;鲁苏边界中，有全国闻名的微山湖纠纷,国务院几次派工作组也没能最终解决。张建军通过广泛查阅历史资料，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向省里写出了《微山湖纠纷综合报告》，为领导层决策提供了大量而可靠的事实依据。
  张建军对勘界工作政策熟悉，历史资料掌握全面，工作方法积极稳妥，在他已到退休年龄之际，组织上仍报请省委批准，继续让他领导勘界工作。张建军郑重表示:“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为勘界工作再做贡献！”重视宣传研究理论张建军在民政部门一直从事办公室、政研室工作，早在他担任民政厅第一任政研室主任期间，对民政宣传和民政理论研究工作就十分重视。在他的主持下，政研室成立了宣传组，出版了刊物，购置了录像设备，还建立了《中国社会报》山东通联站。在市地民政局长会议上，他强调不仅要把山东的民政工作创出一流成绩，而且要求各级领导人要重视对民政工作的宣传，让全社会了解民政、关心民政、支持民政工作。他身体力行带头撰稿件,写信息，因而山东的通联、信息工作多次受到国家民政部的表彰。他不仅肯于钻研业务，而且对民政工作的理论研究也非常重视。他一直担任山东省民政学会常务副会长，同时还担任着省里和厅内许多学会的领导职务;不仅开展了学会研究工作，而且还经常撰写文章，不少论文在省级和民政部刊物上发表。他组织编辑出版了十几种有关民政理论研究的书籍和教材，对宣传和推动民政理论研究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张建军对民政干部的培训和民政专业人才的培养也非常重视。他多次主办全省民政局长培训班，与处室同志一起编写修改培训教材，还亲自授课和辅导:“没有专业知识，不懂专业理论，就是一个不合格的领导人。”他还说:“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必须有一支懂政策、精业务、高素质的民政工作队伍。”他曾上书民政部领导同志，建议在民政学院设立实际工作需要的专业。他在分管殡葬工作期间，专门在济南民政学校设立了全国第一个殡葬管理专业，要求各地、市殡仪馆要尽快改变工作人员文化低、素质差的状况，迅速提高殡仪馆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他主张全省各类民政事业单位，都要实行规范化管理，都要对工作人员实行专业培训，持证上岗，使全省民政事业单位的管理、服务工作再上新水平。
  张建军，这位年逾花甲的“老民政”，40年如一日，含辛茹苦，忘我工作。他把全部的心血，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献给了他一生热爱的民政事业。
  胜利油田的开拓者刘家祥杨军峰王延忠一座座高耸入云的井架、炼塔，一簇簇密如繁星的油井、泵站，一排排鳞次栉比的髙楼大厦，一条条宽阔笔直的 |公路，构成了东营市这座新兴石油城的特殊景观。这雄浑美妙的构图，无不浸透着东营市人大常委原副主任、胜利石油管理局生产办公室主任兼总调度长刘家祥的心血。刘家祥是一面高扬的旗帜，他为中国石油工业所做出的贡献，使他的形象如浮雕一样清晰地凸现在胜利油田生产建设的历史丰碑上。
  1935年7月，刘家祥出生于滕州市姜屯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55年滕州一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人西安石油专科学校，1958年被分配到华北石油勘探处参加华北地区早期石油勘探和试采工作。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1997年光荣退休，刘家祥在石油战线上整整度过了人生最辉煌的40年，为胜利油田的勘探、开发和建设，为中国石油工业的腾飞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62年9月17日，战斗在华北盆地的32138钻井队终于在黄河三角洲的垦利县东营村发现了高产油流，一股黑褐色的油柱，从井口中冲开大地千百万年的压抑，直射空中。钻井队员们自然是兴奋无比,有的冲过去抓油砂,有的激动地奔跑呼喊，任凭含有泥浆的原油把他们淋成黑泥人，也任凭泪水在脸上滚动……然而兴奋归兴奋，猛烈的井喷却让他们倒吸了一口冷气。正在这时，在钻井现场的石油部钻井处的领导人果断决策:“立即组织突击队，抢装方钻杆。”当两支抢险队刚登上钻台，还没站稳时，就被170个大气压力的油气泥流从钻台上掀了下来。油柱凶猛地喷射，仅仅十多分钟，井场周围便淤满了没膝深的油泥。在这紧要关头，对付井喷最有经验的试油队青年技术员刘家祥自告奋勇，带着四名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又冲了上去。气流掀翻了他身旁的两名钻工，另外两名扑上来又被掀开，而只有刘家祥像粘住了似地死死抱着钻杆不松手。他感到胸口像被切开般地巨痛，手和腿剧烈颤抖，头昏昏沉沉地想吐，铝盔上被大小石块噼啪地敲砸不停……经过和战友们一起奋力抢险，井喷终于被控制住了，珍贵的原油老老实实地从方钻杆里大量地涌出，而看似弱不禁风的青年技术员刘家祥此时成了胜利油田工人心中的英雄。
  1964年1月25日，党中央批准山东组织胜利石油大会战，从大庆和全国各地调集一万多名石油建设大军,云集在垦利县东营地区。那时，我们国家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当地自然条件又极其恶劣，石油工人们住的是地窝子，吃的是地瓜干、棉籽渣，喝的是又苦又咸的高氟盐碱水。一些工人熬不住了，悄悄地卷起行李离开了钻井队。刘家祥的妻子也担心文弱的丈夫吃不了这样的苦，就劝他说:“三级工、四级工，顶不上社员一沟葱，咱们还是回家种地去吧!”而性格倔强的刘家祥却用吟唱了无数次的《勘探队员之歌》回应了自己的妻子：“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疲劳和寒冷……”就是这支胜利油田石油工人心中的歌, 鼓舞着油田无数热血青年风餐露宿地艰苦创业,也激励着刘家祥立志为彻底摘掉“中国是贫油国”的帽子而献身石油事业的决心。
  最能给人以动力的是理想，最能给人以力量的是追求。‘有着崇高和坚定目标的人, 他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刘家祥就是凭着那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来实现他的人生理想和追求的。自1964年胜利油田会战以来，刘家祥先后参与和组织了胜轮、东辛、滨南、孤岛、河口等油田的勘探开发会战20多次，并且亲自率领工人制服了64口井的较大井喷事故，不仅为国家挽回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而且在多年的实践经验中总结摸索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井喷办法，其中“牵引、吊装制井喷法”属全国首创，居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使刘家祥成为中国石油战线上公认的制井喷专家。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由于刘家祥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对胜利油田的生产、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从1983年起，他便由一名技术骨干逐步成长为油田的领导干部，使他从井台的小天地走出来，登上了进一步施展才华的大舞台。
  走上领导岗位后的刘家祥，虽然职务变了，地位高了，但他的人生追求目标丝毫没有改变，他那种吃苦耐劳的一贯工作作风更没有改变。刘家祥时刻都在提醒自己：一切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自己惟一富有的是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一颗拳拳报国之心。自从担任领导职务以来，刘家祥一天也没离开过会战战场，他的足迹踏遍了整个油田的每个角落，时时刻刻关心着油田的每一口油井。1983年5月，担任油田生产办公室副主任不久的刘家祥，得知桩西会战前线的5个钻井队中，有3个钻井队因缺水已停钻两个多月，给油田生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刘家祥立即动身赶赴停钻地点，当得知钻井队尚未找出停水原因后，他不仅严厉批评了钻井队负责人，而且亲自带领随行人员和钻井工人，兵分两路进行管线巡查。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草地、泥水中沿输水管线整整走了60余华里，查到了输水管线上被当地农民砸开的10多个洞。查清了水管线无水的真正原因，两个多月没有解决的难题，刘家祥带领同志们几天就解决了。
  进入80年代，当胜利油田经过多年的大规模开采后，一部分老油田的产量递减速度越来越快，躺井也越来越多。一些人便对油田的前途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进而直接影响到广大钻井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关键时刻，刘家祥于1984年被提拔为油田生产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指挥、协调整个油田的日常生产运行。面对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刘家祥进行全面调查了解和分析整个油田的生产形势，不等不靠，主动会同油田其他领导同志们进行座谈研究。通过全面分析论证，他们作出了组织压裂化会战的正确决策。半年下来，营11块、滨4区，桩西等地区的一口口死井变活了，一口口抽油井变成了自喷井。在桩西,200吨的油井就挖出了5口，有的日产原油竟达500吨之多。压裂会战取得了空前成功，使老油田焕发了新的生机，整个油田的广大干部职工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从此，刘家祥被誉为“压裂司令”的美名在油田也传开了。
  刘家祥不愧为是石油之子。他把自己的生命融进了黄河三角洲上2800多平方公里的油田之中。随着胜利油田开发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油田便着手实验在极浅海领域进行油气勘探。1992年底，胜利油田决定向海上进军，开辟“第二战场”。作为海洋石油勘探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刘家祥常年住在海洋前线，在没有现成经验和技术标准的情况下，与同志们一起研究，大胆创新，奋力开拓，把勇于实践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他们逐步创出一条具有“胜利特色”的极浅海领域勘探开发的新路子,在浅海领域里打出一个个新油井，海上原油产量一年一个新台阶，为胜利油田“二次创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生产建设中，为了给国家节省有限的外汇，刘家祥狠抓了多项海上工具设备的国产化。仅海上用的抗冰管、采油树、套管头、封隔器这四项，平均每口井节约的外汇就折合人民币100万元，近十年来，已累计为国家节约资金2彳乙余元。刘家祥不仅在生产管理中处处要求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而且每次在出国考察时，总也没有忘记吸收和借鉴西方石油工业先进的工艺技术，从来也没有从国外带回家庭需要的“几大件”，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境界。
  为了中国的石油事业,40多年来，刘家祥就像一把燃烧着的火炬，把熠熠的光芒和炽烈的热全部奉献给了胜利油田。由于工作成绩特别突出，他曾多次被省委、省政府、石油部华北石油勘探处、胜利油田等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1993年，刘家祥当选为东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与此同时，被国家批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待遇。
  乡村里走出的外交官宋致元在国际著名的商业学府——英国阿斯顿商学院的小礼堂里，95级毕业典礼正在进行。学员们身着整洁而合体的硕士服，个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欣喜的笑容。摄影师跑前忙后，为他们留下永久的纪念。典礼结束后，几位本土学员匆匆向中国学员孔祥仁围拢过来，真诚地为他祝贺，并惊异地询问他何以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孔祥仁笑了。他坚定而自豪地说：“One Should try to make a good showing翻译成汉语，就是:“人争一口气。” “争口气”贯穿于孔祥仁整个人生的轨迹。他的成长历程，他的每个脚印，无不印证着他深埋心底的“争口气”意识。作为学生，他要强好胜，勇争第一;作为外交官,他足智多谋，为国争光。
  孔祥仁，1953年12月出生在滕州市西岗镇东柴里村一个革命家庭。父亲孔繁森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对祥仁不仅疼爱有加，而且家教甚严。儿时的孔祥仁聪明伶俐，惹人喜爱。邻居的姉婶大娘说他耳垂大，长大有福。6岁那年，他人柴里小学学习，老师见他念书用功夸他听话好学。对大人们的赞扬话语，他似懂非懂，可他心里有他自己的想法:要做好孩子，要当好学生，做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1966年，他考人滕州第六中学，成了当时乡里还很稀罕的中学生。可是，他正赶上那不要文化的年代。但是,他还是以门门全优的成绩学完了初高中的课程，回乡务农。1972年12月，他在徬徨犹豫中应征入伍，当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某部的一名新兵。谁能想到，这竟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他身穿崭新的绿军装，面对火热的军营生活，在激动中振作精神，担当起新战士的排头兵。天道酬勤，福随善行。1973年10月，幸运之神降到了他的头上，在严格筛选、激烈的竞争中，他脱颖而出，考入了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他凭着自己倔强的性格和不甘落后的勇气，发奋读书，博览强记，四年下来，由一个入校时连洋字母也认不全的兵学生，竟成了班里的佼佼者,优秀的大学毕业生。
  时势造英杰。孔祥仁毕业之际，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之时，急需大量外语人才。这不仅给他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极好机遇，同时，也给了他施展才能的用武之地。1977年，孔祥仁以优异成绩被分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工作。组织上慧眼识才，当年他被选派到铁道兵工程学院进修。结业后，返回部队，主要从事铁道施工技术情报收集和外国施工机械设备引进工作,承担与外商谈判的翻译任务，自此，与对外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转业至铁道部，同年被借调到国家外经部，赴伊拉克执行劳务任务一年。1988年5月，调监察部工作，曾任监察部外事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任中纪委监察部外事局欧美处处长，继任副局长。后赴英国留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回顾20余年的历程，不论在什么岗位，做何项工作,孔祥仁都能做到既雄心勃勃、志创一流，又脚踏实地、勤奋耕耘。“在人生征途上，自己一直在为争第一而攀登。诚然，自己是个平凡之人，靠的只是意志、勤奋和敬业精神。”孔祥仁如是说。长期以来，他驰骋在国际舞台上，足迹踏遍5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他的话说是同老外打杀过来的。工作的实践培养了他较高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政策水平。在对外事务中，他头脑清醒，思路明确，把握时机，果断决策。一些不友好的洋人骨子里是看不起中国人的，而他总是从容不迫，沉着应对;不卑不亢、外柔内刚，既讲友谊，更讲原则。“对外国人，你软他就硬，你进他则退;搞外交，关键是掌握住火候。”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近年来反腐败”在国际舞台上成为热门话题，因此，国际及地区间的反腐倡廉会议接二连三，此落彼起。会上，也总会有个别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抱有偏见的人，对我们国家现阶段存在的腐败现象说三道四，妄加评论。孔祥仁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参加在境外举行的此类会议。每遇此，他和他的同事一起，必是针锋相对，据理力争。1999年2月，在华盛顿反腐败国际会议上的那次交锋，他至今还记忆犹新。该次会议，由美国国务院组织,美国副总统戈尔主持，世界上有90多个国家代表团参加。赴会前,孔祥仁等有关领导同志就意识到会上定会有斗争、有较量，因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中包括多次与美方交涉,如对会议涉及的内容，采取的形式等提出我们的意见和想法。抵达华盛顿后, 孔祥仁和同行的有关人员立即展开工作，与各国代表广泛接触，交换意见，统一看法。他还千方百计说服大会组委会安排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开幕式上发言,抢先介绍中国政府反腐倡廉的立场观点，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取得的巨大成效。赢得了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的欢迎和赞赏。在分组讨论会上，针对某国某些人对中国的不友好言论和蓄意歪曲、诋毁之词，孔祥仁不仅予以反击和驳斥，而且不失时机地阐述了在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的易发性及其产生的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原因，指出腐败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普遍性和长期性。会议期间，他还精心安排中国代表团团长拜会了戈尔，再次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迫使戈尔不得不在闭幕式讲话中指出：“腐败，各个国家都存在，任何国家都无权对他国指手画脚。”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在这个胜利中，孔祥仁功不可没，也充分显示出他在外交工作中应变的智慧和才干。
  孔祥仁那文静儒雅的外表，风趣幽默的谈吐，胸有成竹的举止，这是他长期从事外事工作所形成的。他每年都要陪同委部领导人出国访问，还多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担当英语翻译，可以说位高职显，经多见广。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自我陶醉，趾高气扬,在他身上看不出丝毫的“洋气”和“官气”。他深知，自己是一个农家子弟，是家乡的雨露阳光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父老乡亲教育了自己。虽身在京城，但情系故乡。他常对同事们说: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这土窝，就是故土，就是家乡，总有一天，我要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大地，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无悔的青春年华——滕州一个援藏干部的经历李光璧1965年10月，滕县党组织派我与其他市地县20名干部去西藏做援助工作。36年过去了，我想谨以此篇记述，献给家乡的党组织和家乡的父老乡亲。
  人们都知道西藏，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 那里有世界屋脊，雪域高原，而人烟稀少，高寒缺氧，工作、生活十分艰苦……就在这块地方，我从24岁到47岁，一直工作生活了23个春秋。在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但我无怨无悔。相反，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我对西藏的山山水水无比眷恋，对西藏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所以每当有人问起我的家乡时，我就自豪地回答:故乡滕州，是山东最大的县级市，第二故乡西藏是曾经居住的家园。
  我于1941年12月出生在滕县城郊的韩桥村。少年时，因家境贫寒，随父母外出打工，过着流离颠沛的生活。解放后曾迁居龙阳的张堂村,70年代末又迁回故里韩桥。初中綴学，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统计员，在建筑队学瓦工。1958年大跃进时，刚满17岁进滕县发电厂当线路维护工，成了一名国家工人，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工作有用不完的劲，日夜学习，钻研技术。组织上曾两次派我到济南省电力局学习继电保护、高压试验，回厂后又当了配电工、变电工。1959年加人中国共产党，立志将一生交给党安排，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I960年初，因工作需要调县公安局工作，由工人转为r-部。我为提高文化水平，白天工作，晚上上机关“夜大”，先后获初中、高中毕业证书。同时认真刻苦学习公安知识,业务素质不断提高。在公安我先干内勤,23岁时担任秘书股副股长。1965年10月，在济宁“四清”工作队，后奉命援助西藏。组织的需要就是命令，临行前,地县领导人再三叮嘱：“你是滕县党组织第一个派往西藏做援助工作的汉族干部,不要辜负组织的期望。”父亲用红布包上一把土，郑重地递给我说:“这是家乡的土，今后无论走到哪里，别忘了家乡故土，别忘了家乡人的重托。”我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父母、妻儿、兄弟姊妹，只身走向遥远的边疆——西藏，被分配到自治区公安厅政策研究室工作。
  在西藏23年间，我始终将这包土带在身边，牢记家乡亲人的嘱托，带着为家乡争光的思想，激励我克服种种困难，奋发学习、工作。经历了从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到正本清源、落实政策、改革开放、大搞经济建设等一系列西藏社会的重大变革。与此同时，我也随之成长起来。在那个10年动乱的年代里，西藏局部地区发生了反革命叛乱，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公、检、法人员大部分被集中到“学习班”，我经过三年的“学习改造”，又回到西藏公安厅任科长、办公室副主任。这期间，我带领工作组到农村、牧区、边境地区，做落实政策、稳定边民的工作。从藏区草原到东部原始森林地区，从雅隆河谷到世界最高的帕里乡镇，爬雪山，过草地，夜宿帐篷、农户，吃的是粘粑、酥油、生干肉，这种极其艰苦困难的生活环境、工作条件，使我打心眼里热爱、敬佩世世代代生活在高原上的勤劳、智慧、勇敢的藏族人民，深深体会到驻藏解放军、成千上万援藏干部所具有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在西藏工作，的确是一种意志的较量。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我被推上新的领导岗位，先后任西藏自治区政法办公室副主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此时的西藏与全国各地一样，人民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各项工作都在发生新的变化。我从事了三年清查林彪、“四人帮”工作后，被派到墨竹工卡县任县委书记。这个县是半农半牧的县，是拉萨河的发源地，面积5000多平方公里，人口3万余人，自然条件十分复杂，山上白雪皑皑，山坡是草场、灌木，河谷、山沟为农田耕地，交通不便，人民生活十分贫困。我在这里任职近三年，完成了县、区、乡政权建设，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修公路，建桥梁，落实政策，扶贫救灾，落后面貌得到初步改变，受到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表彰。1982年任拉萨市委秘书长，兼任拉萨市城市建设副指挥长。1985年又兼任西藏自治区建立20周年大庆副总指挥，完成了接待班禅副委员长和中央代表团的任务，受到自治区政府的表彰。同年底，西藏决定加强旅游工作，被调到西藏旅游总公司任第一副总经理兼拉萨饭店党委书记、中国国际旅行社拉萨分社、中国西藏旅行社、青年旅行社总经理、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党组成员等职，由多年的机关行政工作变为经济管理工作。1988年6月调回山东，先后任处长、省旅游学校校长、党委书记，1993年任省旅游局副局长。期间，我被评为优秀党员。同时考上了山东干部函授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经过三年努力，获得了大学本科证书，时年55岁，圆了我的大学梦。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2000年底，响应省委号召，提前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现任省烹饪学会会长、省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山东新闻大厦董事会顾问等职，从事一些社会活动，继续为党、为人民、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生是短暂的，而短暂的人生应活得对人民、对社会有价值;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工作不停，要始终保持一种旺盛的革命精神。我热爱家乡，衷心祝愿家乡建设得更美好，父老乡亲生活得更幸福。
  呕心沥血铺就通衢大道的王裕荣越方德走进王裕荣副厅长的办公室，不经意间，你就会发现墙壁四周到处挂满了地图，有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山东地图，其中一面墙壁集中挂的都是山东省高速公路建设规划图、公路通车里程图、重点公路工程进展情况示意图，有些地图还被他在上面涂上了不同的颜色。每天他一到办公室，总是习惯性地站在这些地图前端详一会儿。这些纵横交错的线条在地图上不断变换着颜色，就像一张网，越织越密。
  王裕荣是一位典型的山东汉子,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性格豪爽,从不轻易动情，只有当他看到这些地图的时候，脸上才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自豪感。“谁持彩练当空舞?”这一条条红、黄、蓝相间的线条,正是他呕心沥血大半生，在齐鲁大地上绘就的彩图，线越粗，路越宽，路越长。几十年来，一条条通衢大道就这样不断在他的心中延伸。
  说起王裕荣对公路的情结，翻开他的履历表,我们就不难从中找到答案。1946年出生，滕州市人，大学文化。1959年参加工作，1962年，又调到滕县公路站，成为一名养路工人。从此以后，他就与“路”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现在，他已经在“路”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从滕县公路站工人、办事员，到济宁地区公路段副科长、科长、副段长、济宁市政府副秘书长，再到省公路局局长，目前已是省交通厅分管省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工作的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兼任山东交通学院党委书记。
  从1991年担任省公路局局长，到1994年担任省交通厅副厅长，至今王裕荣在省级公路建设的领导岗位上已经10多年的时间。这期间正好完整地跨越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八五”、“九五”两个五年计划,是山东公路交通事业驶上现代化建设快车道，飞速发展并取得历史性突破的10年。从决定修建齐鲁大地上第一条高速公路——济青高速公路，到实施全省公路建设的战略重点转移，再到连续三年加快公路建设，省交通厅的三任主要领导人在不同时期作出三次重要的战略决策，推动山东的公路建设始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素有“山东的路，广东的桥”之称。而王裕荣不仅是决策的参与者，更是一个前线总指挥。用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书写了“山东公路”的辉煌。
  当王裕荣上任省公路局局长伊始，正赶上济青高速公路刚刚开始修建，在无任何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修建当时居全国第二长度的高速公路，对他无疑是一个严峻考验。尽管省公路局不是该项目的业主，但作为全省公路管理主管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他义不容辞，毅然接受了挑战。1993年，横贯齐鲁大地、全长318公里的济青高速公路胜利建成通车，实现了山东高速公路零的突破，揭开了全省公路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担任省交通厅副厅长几个月的王裕荣就积极建议，参与作出了山东公路建设由修建一般公路为主，向修建以高速公路为主的高等级公路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山东公路建设开始向现代化全面推进，高速公路建设从此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加快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决策。省交通厅抓住机遇，连续三年加大投入，实施了加快公路建设的三个战役，每年完成公路建设投资都在150亿元以上。山东作为沿海开放省份,起着重要支撑作用的高速公路等现代化基础设施迅猛发展。至1999年,全省高速公路在全国率先突破千公里大关，达到1359公里,居全国第一位。经过三年的加快建设，到2000年，山东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又突破2000公里，达到2006公里，占了全国高速公路的近七分之一。这样的发展速度，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公路建设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对近十年公路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省委、省政府给予了充分肯定。山东公路已成为全省实施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一个亮点。为此，1998、2000年，省政府两次通报表彰省交通厅，而王裕荣作为分管公路工作的副厅长，也受到了省领导人的好评。
  他在公路建设上只所以能取得佳绩，对这个问题。王裕荣回答的既精练，又赋有哲理性:勤学、实干、敬业。
  勤学与实干都归结为一个“勤”字，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实干精神在王裕荣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也造成了他这种特殊的经历。王裕荣本人也说，从一名养路工到公路段路工科长、副段长，据他当时的条件，领导人看重的就是他献身公路事业、扎实苦干的精神。因为实干，使他在基层岗位上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儿”，也因此耽误了几次脱产上学的机会。对此，王裕荣从没后悔过。他坚定了一个信念，既然不能脱产系统地学,那就坚持挤时间自学，在工作中向实践学，实干精神无论如何不能丢，要把实干作为立身之本。他深知，作为一名交通战线的指挥官，光坐在办公室里是不能打胜仗的，必须深人到工地现场，与广大建设者打成一片，融为一体。随着路网的延伸，近十年来，他靠着这种实干精神,几乎走遍了山东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在三年加快公路建设期间，他平均每年有160多天在施工现场,成为名副其实的“路厅长”。
  王裕荣性格豪爽，不计小节，但工作起来却从不马虎，他的“较真”在全省交通系统也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对工程质量，他绝不向任何单位、任何人开绿灯。他经常讲:“公路建设尤其是高速公路建设，投资巨大，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就会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来不得半点浮飘和马虎，质量责任重于泰山。”就是这样，当上级领导人和外省来参观的人称道山东的公路时，他仍然说:最让我提心吊胆的是质量问题。身教胜于言传。指挥官这种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带动和感染着身边的人，带出了一支敢打硬仗、善打硬仗的队伍。多年来，山东公路的质量之好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
  王裕荣在公路战线上已经奋斗了40多个春秋。谈起以后的打算，他信心百倍地说：“距离我退休正好还有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按照厅党组的统一部署，在我的任期内，一定要把‘五纵连四横、一环绕山东’的高速公路主框架搭建好,让山东人民尽快驶上现代化的通衢大道。”王裕荣心中的路还在不断向前延伸。看来，他办公室地图上的彩条也会越绘越粗，越绘越长，越绘越密……读书爱书学而不倦——记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副校长鲁大奎王延忠王兵早就听说，省委机关里有一位滕州籍老乡，藏书甚丰，在山东省出了名。我们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专程拜访了这位收藏家。当看到靠墙摆放的许多书橱里整整齐齐地分门别类排列着各种各样的图书时,我们感觉犹如走进了书的海洋、知识的宝库。这位享誉齐鲁的收藏家就是山东省委党校副校长鲁大奎。
  鲁大奎，山东滕州市姜屯镇大彦南村人，1950年12月出生于一个家学渊源深厚的中医世家。受父亲的熏陶，从小就酷爱读书，不仅通读了家里的众多藏书，还经常让父亲帮助到外面借阅。他从读书中不仅学到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知识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科学知识,而且从中获得了无穷的乐趣。更因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早就有一个美丽的梦:长大要上大学，读更多更多的书。正当他就要实现这个美丽的梦想时文革”一阵狂风吹散了高中学习生活，大学美梦也随之破灭。1968年3月，他应征人伍，来到了首都北京。在部队里，他刻苦训练，认真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很快被组织上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就在他理想之火燃起之时，却又因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于1971年3月退伍返乡，到县食品公司当了一名工人。在突如其来的变故和巨大打击之下，他没有气馁，更没有沉沦,依旧高扬追求的风帆，白天拼命工作，夜晚刻苦攻读，以顽强的毅力坚持自学，并向知识的巅峰艰难地攀登。
  鲁大奎在公司里工作积极，表现突出，加上他勤奋好学，1974年，单位上推荐他报考大学。他凭着扎实的文化功底，如愿以偿地被山东师范学院政治系录取，梦想成真的喜悦使他激动不已。9月，他告别家乡和亲人，来到山师院聊城分院，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涯。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鱼得水般地在知识海洋里畅游,不知疲倦地驰骋在知识王国里。1977年夏，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济宁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1980年，又考人山东大学哲学系师资研究班继续深造。
  1984年8月，鲁大奎被调到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从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起步,到被提升为办公室主任，繁忙之中依然手不释卷。读书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于理论功底扎实而又虚心好学，很快成为机关里的“台柱子”，日常工作中的总结、报告、公文他起草把关,繁杂的事务他细心周到地处理，逐字推敲、圈点成了他的职业习惯，甚至连文件的行文字体、字号也无不斟酌再三，精益求精。他遵照领导人的安排和工作的需要，经常深入生产一线、社会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对策，写出有分析、有深度、有新意的理论文章或调查报告，为领导人作出决策发挥了参谋和助手的作用。
  1994年3月，鲁大奎被下派到枣庄市山亭区带队挂职任区委副书记。身为“父母官”，忙碌可想而知。他面对经济基础薄弱的贫困山区,决心从几件实事做起，以改变那里的贫穷面貌，改善山区人民的生活条件。他带领省建行、省建工局的十几位同志,北上南下,跑资金、跑项目，克服种种困难，帮助区里建起了希望小学,兴办了水泥厂，修筑了公路 ……鲁大奎率先垂范，不辱使命，受到了山区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赞扬。他的先进事迹先后在《枣庄日报》、《大众日报》、《人民日报》刊登，为机关干部尤其是下派挂职锻炼的同志们树立了榜样。他在下派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学习读书,从读书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在工作实践中探索和检验新知。
  1995年8月，鲁大奎被组织安排到省委办公厅任副厅级秘书兼人事处处长。根据工作需要，他经常参与领导人安排的一些大型活动和组织对机关干部的考核考察工作。他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妥善地处理各类问题，与同志们相处坦诚谦和，上下左右工作关系融洽。为使我省人事工作制度规范化、制度化，他结合办公厅的工作实际,查阅国内外各种相关的书籍和资料，撰写了几十万字的人事工作制度，编纂了建国以来四次大的工资变迁的文件选编，使办公厅人事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鲁大奎爱好读书藏书在省委机关里逐渐出了名。这是由于他多年来养成了良好的工作学习习惯，把强化学习和自我修养作为个人政治生活中的第一需求，不断地从书本里汲取营养，更新知识，拓宽视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不仅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髙，还十分关注机关干部的理论学习。面对新形势下对干部知识更新提出的高起点和迫切要求，他查阅了大量古今中外资料，撰写了题为《人人都需要不断“充电”》的文章。此文在省级报刊上发表后,在干部群众中掀起了人人争读书的良好氛围。他平时省吃俭用，多年的积蓄大多都购买了书籍，竟连孩子的生日礼物也总少不了书。他爱逛书店，遇到好书便爱不释手。中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相继出版，共80卷，他前后花了四年时间全部买齐。他藏书数千册，是省城藏书较多的家庭之一。1998年11月，省委宣传部、省妇联授予他家 “山东省读书爱书模范家庭”荣誉称号，成为全民读书活动的先进典型。他思想活跃，爱好广泛，擅书法,工诗词，每当有文体活动或到基层检查工作时常即兴赋诗填词,活跃气氛，增进友谊，这早已在省委机关传为佳话。
  2000年2月，组织上安排鲁大奎到省委党校任副校长。他的工作岗位变了,但脚踏实地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没有变，忙里偷闲读书学习的嗜好也没有变。他上任伊始，立即深入学员、教职工了解情况，看望离退休职工。为改变党校面貌，他跑立项，跑资金，跑电网改造。他从改善教职工和学员的衣、食、住、行生活条件入手，开源节流，不遗细微，推进学校后勤的社会化改革。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位理论教育工作者，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还要挤出点滴时间,亲自动手撰写会议讲话和有关理论文章。
  现在，对于读书爱书、藏书他仍矢志不移，乐此不疲。他最推崇唐朝著名诗人杜甫的一句话: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常说:“书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只有爱读书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读书的乐趣，才能从读书中增长见识，获取智慧。”他以自己与书相伴的人生经历，劝勉青年朋友们多读书，读好书，未来的道路定会更加光明,人生将会更有扎根山区的难忘岁月彭宪芳我，1957年9月出生。我的故乡在滕州。我童年的梦、少年的理想、人生的起点均在滕州。山亭区成立于1983年底，其绝大多数乡镇是从滕州划出去的。1984年2月我被组织上调到山亭区工作。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为改变这一面貌，我一干就是12年。我经常讲,我的厚土深根在滕州，情系滕州父老乡亲;我的战斗青春在两地，心系山亭区和老家人民。我把山亭作为第二故乡，不仅因为山亭与滕州血脉相连，有着难以割舍的历史渊源,更重要的是我始终带着滕州人质朴与实干的秉性，与勤劳、淳厚的山区人民共同奋斗了3900多个日日夜夜。那亲历的一件件事，那艰辛创业中收获的一份份成功的喜悦,那“扎根山乡、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山亭精神，至今还在深深地鼓舞着我，激励着我，令我感奋，令我努力去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自强不息。
  要想使自己成为一个称职的领导者，就要认清形势，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创造性地抓好分管的工作。在滕州，我先后担任过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委常委。在山亭，我先后担任过副区长、区委副书记、区长，分管过文教卫、科技、政法、党群等工作。在山亭工作的12年里，我所分管的工作，都是主动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分管文教卫工作期间，当我看到山亭的教育落后，极度缺乏人才技术的时候，就积极建议区委、区政府领导人高度重视教育、科技，引导干部群众认识到“现在的经济就是十年前的教育,现在的教育就是十年后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采取得力措施实施科教兴区战略，坚持三教统筹，强化基础教育，加强职业成人教育，为山区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在科技上，区里建立了“三网合一、官民结合”的科技网络，狠抓“四、二、一”工程，又从各大专院校聘请了40多名专家组成了科技咨询顾问团。通过大规模地组织科技成果引进、示范和推广，全区先后推广120多项先进实用技术，共有9项科技成果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所分管的政法、党群等工作都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开展的。因此，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群众的拥护，政绩也比较突出。担任山亭区区长后，在抓好全面工作的同时侧重于抓工业和农业，深入农村、企业调查研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使农村经济和外向型经济都有了持续、快速的发展。
  做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难，做一个优秀的女领导干部更难。在山区工作12年的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女干部的成功与成长，离不开党组织的关心、培养;也离不开周围同志们和自己家庭的支持帮助;更离不开个人的努力奋斗！与此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女干部的成长之路，也就是一条艰辛的拼搏之路。
  虽说男女在法律上实现了平等，但在客观上和实际工作中，男女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平等。同样一个领导岗位，男同志干，大家觉得顺理成章，如果让同等水平、甚至略强一些的女同志干，就会有人猜测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女干部,应当勇敢地接受现实的挑战，克服依赖性、自卑感,要自己看得起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信自强，树立志气，敢于拼搏，下决心把工作干好。自参加工作以来，不论在什么岗位，主管或分管哪一方面的工作，都是按照不干则已，要干就争创一流的要求去做。
  女领导干部事业的成功，都往往付出了几倍、几十倍于人的努力和难以想象的代价。从政的道路毕竟是艰难而严峻的，必须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确立奉献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朝着自己选定的目标勇往直前而不半途而废,才能在成长的道路上创造出辉煌的业绩、贏得社会的尊重和承认。我始终认为自己分管的工作干好干不好，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党的事业的大事，是对一个地方人民群众负责不负责的问题。所以不论在什么岗位上，我都是不遗余力地、认认真真地工作，常常为一项任务而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直到圆满完成为止。1984年农村小学改貌时难度非常大，面对黑屋子、危房子、土台子、泥孩子的状况,激发了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当时区乡财政非常困难，农民吃饭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在工作中，我紧紧依靠区委、区政府领导人的重视支持，依靠社会力量办教育，做到了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大打一场学校改貌的人民战争。我与教育局的同志没白没黑地工作，跑遍了全区所有的乡村和学校，常常晚上10点多钟才回家。那时我的孩子才8个月，每次吃完奶就拉肚子，一个星期进医院打吊针三四次。当时丈夫还在部队，理应由我在医院陪护孩子,可是由于工作太忙，确实难以做到。等孩子稍大一点时，每次离开孩子都哭着抱着我的腿，扯着我的衣裤，不愿让我离开。每当我狠着心离开孩子时，眼里流着泪、心里流着血。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可是事业在等着我，山区6万个孩子也在盼着有个好的学习条件。想到这些，心里又平静下来，于是又硬下心来去工作单位。通过上上下下的努力，全区共投资1100万元，完成了农村小学改貌任务。当看到由全区最差的房子是学校变成了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时，我感到心里万分的高兴和幸福。在山亭区工作的这些年里，因为自己是一名女同志，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人也多次说给予照顾,但我觉得不能要照顾，搞特殊，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干，别人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我也想试试。在其位谋其政，受改变山区面貌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我从没歇过节假日、星期天，虽然很苦很累，但也很充实。
  要办成一件事,做好每项工作，一帆风顺是没有的，往往伴随着困难、曲折和挫折。面对困难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对我们女领导干部的一个严峻考验。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意志坚定、具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的人,而且要经得起各种磨练和考验，为事业矢志不移。当年我在村当支部书记时才18岁，有人看不起，也有人搞破坏，贴大字报，往我家门上挂火纸。但我既不怕，也不灰心，而是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共同改变村的落后面貌。在山区工作时，曾有一段时间我所分管的工作,被人们概括为是“刮孩子、要票子、烧老子”的工作，难度非常大，我便发扬“四千四万”（千言万语、千家万户、千山万水、千辛万苦）的精神，干部群众思想不通就多做工作，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没有资金就采取多渠道筹措，多次到省市部门争取资金，一趟不行就两趟、三趟，省直机关部门的领导人也被我的精神所感动，给予很大的照顾和支持。再从家庭来说，当时我父母、哥哥相继病故，家中的两个妹妹、嫂子和不满一岁的侄子也都得我照顾，工作上的压力、精神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压力一度使我喘不过气来。我也曾灰心过、伤心过、失望过，每当这时，党组织总是伸出温暖的手帮助我、关心我、鼓励我，又使我重新振作精神，走出了困境。
  女同志与男同志一样，光凭热情和干劲不行,还必须强化领导意识，多谋善断，长于运筹，不断提高自己的决策能力。在提高决策能力方面，重点是坚持以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和本地实际，努力做“结合”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不照抄照搬;在提高领导能力方面，重要的是敢于和善于决策，勇于解决各种困难。在工作中，凡是自己主管的或分管的工作，我都坚持独立负责、大胆地抓;部门和乡镇请示的问题，能答复的就当场答复，涉及到多部门的工作就及时协调，困难比较大的我亲自去抓。在分管政法工作时，我坚持主动学习法律知识，积极参加公、检、法、司各部门的活动，使自己在处理比较生疏的工作上有了发言权，提高了领导能力;在提高协调能力方面,我坚持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既严肃认真又团结共事。在山亭12年，虽然也批评了不少人，甚至参加处分一些人，但都是坚持从事业出发，从工作出发，做到公道公正，由此得到了同志们的拥护和好评。
  女领导干部不仅要干好工作，还要承担起妻子、母亲和晚辈的责任。我认为,只有家庭和谐幸福，才能全力以赴干好工作。但在实际生活中，尤其对我们在贫困山区工作的女同志来说，同时肩负起领导、妻子、母亲、晚辈的责任又谈何容易！山区百业待兴，如果一般化的工作态度，一般化的工作作风，就很难开创工作的新局面，这就要求我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时间对于每一人来说，用于工作的多了，用于家庭的就少了。在山区工作的12年里，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很少，我把整个精力基本都用在了工作上，多少年来很少与丈夫、孩子一块逛商店、去公园、散步。丈夫常常抱怨说:年复一年的我又当爹又当妈。的确是这样,我常常感到非常内疚。有年冬天，我下乡镇，丈夫也出差了，七岁的孩子放学后就趴在家门的石板上写字，邻居叫他去吃饭他不去，蹲在门口等我们，等着等着就睡着了。看到手冻得裂开血口子且又发烧的孩子，丈夫掉泪了，我的心也碎了。我觉得对不起孩子、对不起丈夫，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我内疚的哭了很长时间。这使我第一次产生了不想当领导干部的念头，深夜流着眼泪写了辞职报告，但这份报告至今没有勇气向组织递交。事业选定了我，事业需要我，家庭也得要。只有事业的成功, 没有家庭的和谐，那是不完整不幸福的人。所以，在干好事业的基础上，我对家庭生活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思想多交流，工作多沟通，尽量挤时间干点家务活。后来丈夫看到我工作确实太忙太累，身体又不好,就又主动承担了家庭的大小事。这些年来,正是因为造成了这样一个好的环境,才使得我能够圆满地完成党组织和人民交给的任务。1995年11月调任山东省物价局副局长至今。
  张志明工作纪实张志明，男，汉族，1953年8月出生，滕州市人。中共党员。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经济管理专业、曲阜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并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进修学习。现任中共枣庄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
  张志明1972年2月参加工作，先后历任滕县鲍沟公社党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鲍沟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鲍沟公社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西岗镇党委书记，滕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中共枣庄市市中区委书记，兼任区委党校校长，中共枣庄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枣庄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中共山东省第六次、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第八届人大代表，中共枣庄市第五、六、七次代表大会代表, 率庄市第九、十一、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从事领导工作多年，坚持组织原则，善于从大局出发，把握方向，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善于把上级的指示精神与本地的实际相结合，工作有思路、有条理，并能逐一圆满地指挥实施，体现出较强的领导能力;在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运转领导班子、团结部属、协调社会关系、驾驭工作难点等方面，能够负重奋进，励精图治，勇于开拓，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表现出较高的领导艺术水平;擅长结合具体工作搞调研，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思维缜密，决策科学，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遗余力地促进本地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深人基层，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得到上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到市中区工作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一系列指示精神，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结合市中实际，提出了“紧紧围绕两个根本性转变，坚持科技领先，改革推动，外向带动，加快调整。在城郊型农业、工业运行质量、企业改制、外向型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和第三产业六个方面实现新突破”的发展思路，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使全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持续健康发展。进人2000年以来，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放开搞活、加快发展”的总体要求，进一步突出发展主题，坚持一、二、三产业一起抓，重点抓工业，突出抓招商，关键抓投人，借助外力发展市中，全力加快经济发展，全区经济呈现出快速健康发展的强劲势头，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为实现全区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全力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全区广泛深入开展了村级组织系统工程建设活动及社区党建等工作，创造了新经验，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充分肯定，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协调发展。
  在各个任期内，由于工作成效显著，业绩突出，贡献较大,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被授予多种荣誉称号。在西岗镇担任党委书记的6年间，连续6年年度工作岗位目标责任考核被中共滕州市委、滕州市人民政府表彰为先进单位，个人多次获得滕州市、枣庄市先进工作者、嘉奖、记大功等荣誉。在任滕州市市长期间，被国家科委表彰为“全国科技兴市先进个人”；在1993、1994年度被枣庄市委、市政府给予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记大功奖励。在任市中区委书记期间，全区先后获得“全国社区服务示范城区”、“全国科技先进区”、“全国爱心献功臣活动先进区”、“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第四届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范区”、“全省计划生育‘三为主’工作先进区”、“全省环保先进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全省民兵带建工作先进单位”、“全省素质教育先进区”、“全省两基教育工作先进区”、“全省特殊教育先进单位”、“全省高级农村电气化县”、“全市发展民营经济先进单位”、“全市治理经济环境先进单位”、“全市招商引资工作先进单位”、“全市首家电话区”、“全市外经贸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连续三年被市委、市政府授予“突出贡献单位”、“全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先进集体”等。个人还被山东省国防教育委员会授予“全省关心国防建设十佳人物”荣誉称号。在枣庄市创建文_城市中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先进个人”。
  工作之余,勤于学习研究，曾发表过《切实加强机关思想作风建设》、《实施基层组织系统工程建设打牢思想政治工作根基》等文章。倾情笔耕修方志记河北省《水利志》编纂办公室主任张延晋杨军峰一生坚持一种信仰，矢志不渝埋头修志，退休后仍笔耕不綴，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凭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不知疲倦地伏案疾书，以高尚的情操、辛勤的耕耘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就是河北省《水利志》编纂办公室主任、优秀共产党员张延晋。
  张延晋，1932年12月出生于山东滕县。8岁时在县城内书院小学读书，14岁考入徐州市昕昕中学。在初中即将毕业时,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由于我部队急需补充人员，他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 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部队的一名文化教员。
  张延晋因有文化而又积极肯干,他很快被提拔为步兵某部二营文教主任，负责全营的文化教育工作。1950年，部队为扫除文盲的需要，推广了 “速成i只字法”，他一面去师部参加培训班，掌握速成识字的要领，一面组织全营文化教员学习这一先进的识字方法，很快在全营认真推广，使指战员们的基础文化迅速得到提高，受到团政治处的嘉奖,并被调到团部任文教主任。这期间，他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1952年，部队奉命集体转业参加全国的水利工程建设，先后转战于河南、河北、北京等省市修建水库、水电站、首都机场等重点工程。时任党委宣传部干事、办公室秘书的张延晋，除认真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及时地把工地上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事迹向党报党刊作宣传报道,有力地促进了工程进展。1960年，他被调到河北省水利厅办公室工作，由基层工地到省直机关，虽然环境变了，但他扎实工作的作风没有改变。为了尽快在新的环境里把工作做好,他虚心地向老同志请教，加班加点地学习业务理论,并经常深入县、乡水利部门及施工工地调查研究，很快就了解了全省水利工作的基本情况，适应了工作的要求。
  1963年，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张延晋被抽调到省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在抗洪抢险最紧张的那段时间里，他不分昼夜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有时一昼夜赶写出好多篇《防汛简报》，以供省委、省政府领导人及时了解汛情，制订抗洪措施，真正起到了参谋助手作用。洪水退后，河北省开展了大规模治理海河的群众运动，省政府成立了根治海河指挥部，他又被抽调到指挥部工作。在这期间，他经常深人工地调查研究，总结各单位思想政治工作及施工方面的先进经验，除起草完成各种有关材料外，他还积极地向《天津日报》、《河北日报》、《水利与电力》等报刊报道工地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治水的先进事迹及撰写社论、评论等文章几十篇，为根治海河做出了贡献。
  1974年，国家水利部组织各流域有关机构编写江河史。当时海河流域尚未成立水利修志机构，水利部确定由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牵头，北京、天津、山东省鲁北工程局等水利部门参加，共同编写《海河史简编》，张延晋被安排参加编纂工作。海河历史悠久，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新中国大规模治理海河，时间跨度几千年，要把历史上海河流域广大人民治水的业绩编写成《海河史》并不是简单的事。张延晋与征集编写组的同志们一道,走遍了流域内有关省、市和地区的档案馆、博物馆及各水利部门的档案室；查阅了 《二十五史》中的《河渠志》等历史书籍;访问了多位水利史专家，历时一年多写出了十几万字的初稿。几经征求意见，三易其稿，终于在1976年完成了编纂任务，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开全国七大江河流域史志撰写的先河，为编纂江河史闯出了一条新路。
  1976年10月，我党取得了粉碎“四人帮” 的胜利，通过拨乱反正，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正是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为尽快改变太行山区面貌，使山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河北省政府成立了山区建设办公室,张延晋被任命为办公室水土保持处副处长。为搞好山区的水土保持工作，他带领同志们走遍了河北省的山山水水,研究制定了水土保持规划和开发山区的优惠政策。同时，还深人到水土保持工作搞得比较好的邢台县胡家楼、前南峪等大队蹲点调研，总结了这两个村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的经验,在全省山区建设会议上推广，为全面展开河北省山区、特别是太行山区的小流域治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1983年，水利部部署全国水利系统编写 《江河水利志》,河北省政府也同时部署编写《河北省志•水利志》，开始了建国后首次地方志、专业志的编写工作。省水利厅成立了水利志编写办公室，张延晋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主持全省江河水利志编纂工作。编史修志在中国虽有悠久历史，但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属首次，人们普遍缺乏修志知识，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张延晋受命后，不畏困难，迎难而上。为了掌握和丰富修志专业知识,他首先参加了北京社会大学举办的地方志专业班函授学习。他不仅自己带头学，而且还组织全省水利系统修志人员参加各种地方志编修培训班，邀请全国水利史志专家到河北授课，同时他还创办了《燕赵水利春秋》修志专业刊物，及时普及修志知识，介绍修志经验，深受水利系统修志人员的喜爱。为推动修志工作向纵深发展创造了条件。
  为使《江河水利志》和《河北省志•水利志》的编写同步进行，张延晋同时主持着《河北省志•水利志》、《河北省水利志》、《海河志》河北部分的编写。在资料征集过程中，他们先后赴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天津等地图书馆、档案馆以及河北省有关市、县的档案馆，搜集了近一亿字的水利史志资料，整理出永久、长期编辑资料以及在修志刊物上介绍史志资料近500万字。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年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终于编写完成了《河北省志•水利志》(60余万字）、《河北省水利志》（160余万字）、《海河志》河北部分 (约200万字)。他除主持完成了上述编写任务外，还指导市、县级水利志及工程专志的编写，在已出版的百余部地、市、县级水利志及工程专志中，经他亲自研讨、审修的有50多部，约1000万字。河北省地、市、县级水利志及工程专志出版数量之多，在当时全国水利系统是独一无二的。在他主持全省编辑出版的志书中，分别有10部被省地方志办公室评为一、二、三等奖，有40多部被省水利厅评为水利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由于修志成绩特别突出，张延晋所领导的省水利志编写办公室被省政府办公厅评为省直修志先进单位，并多次受到水利部、水利部海委的表彰, 他本人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1992年，张延晋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办理了离休手续，然而由于修志工作尚未结束，省水利厅返聘他继续在修志岗位上担任顾问。在他的指导下,又先后完成了《海河志•人物》卷的河北部分、《中国农业全书•河北卷》中的水利部分、河北省党史委部署的《河北的抗洪救灾及根治海河》一书编写，以及五部市、县级水利志的审修,五年间又撰写和审修书稿、志稿200余万字。
  张延晋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伏案疾书，以他的智慧和勤奋，系统地记录了河北的水利发展简史，歌颂了河北省水利战线上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虽然长年伏案工作给他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他无怨无悔。每当看到书架上琳琅满目的江河水利志书籍时,他总是感到莫大的欣慰。因为他坚信:“倾情笔耕修方志，碧血丹心芳千秋。”一生治水终不悔——关于从事水利工作的回忆孙玉剑我，1937年6月出生于今滕州市的一个农民家庭，1955年考人省水利学校学习水利知识至今，历经40余载，一直奔波在我省治水战线上。
  与水结缘，治水管水，为改善人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岁月匆匆，年华渐逝。回首往事，自己所从事的测量、施工、规划设计、工程管理等项业务历历在目。虽无突出业绩，更无惊人之举，但自己已付出劳动，尽己所能，为人民做了些事情。时至今日，山东水利面貌的改善亦包含着自己的辛勤汗水。每想到此,亦感到欣慰。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那时我们的家乡鲁西南连年涝灾。国家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治淮工程。毛主席发号召，周总理做决定，治水高潮波及鲁苏豫皖各省，滕州人民也积极投入了这场大规模的治水运动。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既看到了河发洪水、涝渍庄稼所带来的灾害，也耳闻了大搞水利工程的诸多信息。当省内刚成立的水利学校在滕县招生时，自己报考了这所学校，修业三载，于1958年秋分配工作，正式人伍。这时我省正以鲁南、鲁西南为治水重点区域，先后治理河道、兴修水库、开发引黄灌区。我一参加工作，就投人了本省菏泽地区刘庄引黄灌区建设，搞小型建筑物设计计算，并参加渠系施工。从此便踏上了40年与水打交道的征程。
  自1958年至1978年，我大部分时间在基层和水利建设工地，也参加国家水利部和省水利厅组织的大型流域规划调查和计算工作。南四湖及其流域的治理，历年来是省里的重点工程，先后多次进行过规划和调查。60年代,我先后参加过水系和湖区的调查，对每条河流、每处建筑物、湖区内村庄的社会经济情况，以及河系的历史变迁、湖水位的变化痕迹等，都亲临现场，尽力弄清楚。经过广泛搜集资料,反复筛选研究，写出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的调查报告，为南四湖、湖西骨干河道的水系调整和南四湖泄洪工程及水利水位的确定，提供了初步依据。1965年下半年，国家水电部(水利部)决定继续治理淮河流域，组成了规划组，全面进行规划。当时由彭晓林、王祖烈、江国栋等知名专家组成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和指导规划工作。我有幸作为山东省派出的一名技术人员参加了有关南四湖治理的规划。
  在进行南四湖治理规划的方案比较中，我以所掌握的较充分的资料，计算不同方案的汇水面积，为优选工程方案起到了一定的基础作用。这项规划行动后因“文化大革命” 终止。从规划组回来，大约是1966年的5月份，我即去滕县岩马水库建闸工地参加现场设计，直接为家乡的水利建设做了一点贡献。1968年秋，当时国家水电部又组织了山东、江苏、河南三省在北京继续进行规划工作，工作内容主要是南四湖治理、湖西河道水系调整。我继续参加了计算和论证工作。经过反复讨论、计算、论证，最后各方基本达成共识，确定了工程框架。由那次确定的工程，如东鱼河及其南支、西支、北支，湖腰扩大及建闸工程等，均已实施并发挥了作用。70年代，全国曾掀起以治水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为了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科学而有效地开展，国家水利部曾组织山东、安徽、黑龙江和西北农大等省(校)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编写 《农田水利建设规划》一书。我作为山东省的代表参加了这项工作，负责撰写了机井建设、盐碱土改良、平原区排水系统建立等有关章节。为了编好这本书，我曾到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井灌区和引黄灌区搜集资料，征求意见。该书1977年正式出版发行，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经验。
  70年代末,我被调到省水利厅从事工程管理工作。这时，我省的众多水利工程初步建成，但存在不少隐患，影响了工程效益的发挥。上级主管部门强调加强工程管理、走内涵挖潜的路子，通过配套挖潜，形成较完整的工程体系，更好地发挥工程效益。这期间，本人除进行一些日常管理工作外，有两项工作记忆较深，且影响较大。一是，我参加并执笔完成了《山东省水利工程管理办法》的起草工作。这是我省第一部有关水利工程管理的行政法规，从调查搜集资料、研究起草，到省政府法制局组织协调、修改，我一直参加。最后，经省政府批准颁布实施，为我省水利工程管理提供了一项法规依据，从而使全省水利工程步入依法管理的轨道。二是参与协调处理南四湖湖田、湖产和水事纠纷。由于历史的原因，对南四湖的泄洪、蓄水和湖产的经营，邻省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省界两侧的群众也因争种湖田和争收湖产多次发生械斗，并酿成过流血事件。这一情况，引起了国务院和两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大约是1983年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杨静仁主持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国务院副秘书长王伏林，国家民政部、水利部的负责同志，两省政府的领导人参加。本人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并主笔起草了山东省的汇报发言稿，以较翔实的资料、客观地分析和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意见，向国务院及两部的领导同志作了陈述，受到了好评。后以这次会议研究确定的意见为基础，又经过几次深人调查研究，基本弄清了问题的实质，中央下决心通过局部调整区划和加快工程建设解决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并专门下达了文件。这期间先后担任省水利厅水利工程管理局（又称生活上抗旱防汛办公室)工程师、秘书科长、防汛办副主任。
  90年代，我从业务处室领导岗位转入了厅办公室负责综合协调工作。这时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水利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深化水利改革，成为水利工作的重要议题。本人作为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主任）,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为部门领导人当好参谋，协助领导人研究工作思路,制定工作要点，完善决策意见,并协调各方组织实施全局性的工作计划。我还多次为省里的分管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起草讲话稿，提供综合信息，撰写请示、报告等。1993年10月，我随同部门主要领导人参加了全国水利工作会议。由于我省的水利工程建设、工程经营管理、水利法规建设等都在全国位居前列，被评为全国水利先进省，在会上受到表彰奖励。自此，连续四年我省均被水利部评为水利先进省。
  自参加工作以来,我做的都是一些平凡而具体的工作。回顾工作历程和人生轨迹, 我一直都是本分做人、勤恳工作。自己曾作过一首诗以自勉：莫被功名吸引，勿为利禄着迷。
  做事多想不足，相处常思友谊。
  乐做壮翁挥洒，当效老骥伏枥。
  岁月流逝无悔，平淡生活成习。
  播撒爱的人——王振山郭书峰陈星佟秉元最能给人以动力的是理想，最能给人以力量的是追求。当理想和追求的着眼点放在了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为百姓解愁、为政府分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时，其凝聚的力量犹如原子核的裂变，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驱使着人朝着既定的目标，永远瞄着新的起点，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被人们称之为“播撒爱的人”的南京市慈善总会秘书长王振山，就是这样一位坚定的实践者。在部队，他是一名出色的军人;在行政机关，他是一个优秀的干部;从事慈善事业，他又是一个体察民情、开拓进取、敢闯新路的实干家。
  王振山，山东滕州市城郊乡人,1952年8月出生。1970年中学毕业后,应征入伍来到南京，曾担任驻南京某部政治处主任，1994年转业到南京市鼓楼区民政局任双拥办主任。上任伊始，他就着力解决“军属就业难、军人子女上学难、退伍军人安置难”这一拥军优属“新三难”问题，为南京做好新时期双拥工作探索出了新路子。他的这一工作经验在全国引起轰动，《中国社会报》在头版头条用较大篇幅作了详细报道。第二年他就被评为省级民政宣传工作先进个人。正当王振山事业如日中天、满怀信心甩开膀子大干一番的时候，组织部门找他谈话，说南京市准备筹备成立慈善总会，想调他前去工作。一个是堂堂政府机关的处级干部，一个是“八”字还没一撇如同一张白纸的慈善机构要他去筹备，王振山面临着抉择。
  一向支持他的妻子劝他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放着眼前这么好的工作不干,去搞什么慈善，到处求爷爷告奶奶，让人瞧不起，咱不去。”王振山此刻心潮起伏，想起了不久前搞调查曾经走访的20个特困户的情形:在残疾人鲍兆发的家中，破漏不堪的屋子，连一个能坐的凳子都没有。他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当场从兜里掏出200元钱交给了鲍兆发。他深深地感到，这些年来，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的确是提高了，可还有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生活十分困难，而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一旦遇到大的困难，急需帮助和救助，这些人该怎么办？在那次调查结束后,他立即撰写了都市贫困者访谈系列文章五篇，被《金陵晚报》连续刊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他从那时起，为百姓解愁，为贫困者造福，献身慈善事业的信念就已经在心中萌生。如今机会来了，难道仅仅因为计较个人的得失就放过吗？1995年12月，王振山毅然来到南京市慈善总会筹委会办公室，开始了他崭新的创业征程。
  万事开头难。在那最初的艰难日子里，慈善总会筹委会临时抽来的几个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王振山白天带着大伙到企事业单位募捐，宣传慈善，晚上就呆在办公室里熟悉业务。通过他们不知疲倦地辛勤工作，一年下来，竟募集慈善款物达200多万元，同时还剪贴、整理慈善宣传材料10多本。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他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外以及港、澳、台有关慈善工作的先进管理经验，制订了募捐、救助、财务管理、行政管理等规定制度，逐步使慈善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对于募捐，有些有钱的人看做是施舍，他们高高在上，白着眼珠看王振山，甚至在背后称他为“高级乞丐”、“叫花子”。但他始终坚持这样一个信念:慈善事业是一项崇高的、光彩的事业，我的工作是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愁，对社会、对群众都有好处。
  这一信念成了王振山忘我工作的无穷动力。一次，他到一家效益好的单位去募捐，当说明来意后,办公室的人连座都没让一下，就让他到秘书处，可到了那里，秘书们还是让他找办公室，来回推托，就是不接待，他只好空手而归。面对冷遇他并不灰心，第二天又去了那家单位，这回保安人员干脆连大门都不让他进了。他还是不死心，第三天他又冒雨来到了那家单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振山的执著精神终于感动了该单位的老总，后来该单位为慈善事业捐款3.8万元。像这样“三顾茅庐”的故事，在王振山身上发生过不知有多少次。
  是的，王振山忘不了那位因患白血病曾被他发起救助过的小女孩的母亲所说的一番肺腑之言:女儿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慈善总会的女儿，等孩子的病好了，一定要叫她到慈善总会工作，去救助更多的人！当王振山看到更多的人得到救助后，那些冷嘲热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微不足道了，为老百姓当乞丐,他心甘情愿。
  搞慈善工作首先要有爱心，王振山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爱心的人。1997年的一天下午，一位小姑娘哭着走进了王振山的办公室,说是钱包被偷，不能回家，并掏出一张身份证上有:赵小清，17岁，江宁人。王振山当即掏出100元给女孩，可她一去却是杳无音讯。后来一查，原来根本没有此人。事也凑巧，第二年在铁心桥镇庙会举办义卖活动时，衣衫褴楼的赵小清又出现在人群中讨饭。王振山把她拉到身边，再一次把自己的盒饭塞在她的手里。此时赵小清跪倒地上已是泣不成声。
  在慈善总会，五年来经他发起救助的人就达200余人。在南京17万贫困人口中，他被亲切地称做“播撒爱的人”。
  为了提高人们的慈善意识，王振山把慈善宣传当做首要的工作来做。上班时间实在太忙，没时间写稿件,他就利用中午、晚上、节假日写。五年来,他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可是却在报纸、电台发表了600多篇文章。当一位记者看到王振山的见报稿件剪贴本后惊呼道:你一年写的稿子比我们记者还多两倍！慈善总会筹备期间只有王振山一个男同志，日常的重活都由他来干。同事们开玩笑地说，王秘书长是我们这里的壮劳力。一次，有家公司用汽车送来10多吨捐助物资放在楼下，为了省点钱，他没有请搬运工，带领大家往6楼的仓库里搬。一趟、两趟，渐渐地他感到腿上像灌了铅，毕竟是45岁的人了，当他搬到第六趟的时候，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在家里他也从来没干过这么重的活，可这是在慈善总会，一分一厘都要省啊！谁能想到，在他的办公室里，招待用的香烟和茶叶都是他自己掏钱买的，而每天来来往往的人又是那么多。
  有人为王振山的职位而惋惜，他说:“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也有人为他的待遇鸣不平，他说:“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能为老百姓做些事情，个人作出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再者，一个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赢得人民和政府的信任，有作为才会有地位,我对南京慈善事业充满信心。”是的，南京市慈善总会从筹备到成立五年来，募捐款物达3200万元，2万多困难市民受到救助。面对那社会各界赠送的几十面锦旗，上千封感谢信和省、市颁发的荣誉证书，他怎能不充满信心？笔耕不綴献丹心田士江工作纪实一夫(-)田士江，1945年出生，山东滕州市东郭镇后明村人。祖上世代从医，他的祖父和父亲,均以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著称乡里，被当地百姓誉为“田家先生”。田士江从小就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
  他的中学时代正赶上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加上当时苏联的落井下石，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群众生活极度困难。他的学生时代也自然在“喝糊盐、吃薯秧”的岁月中度过。正是这种艰苦生活的磨砺，在他少年心灵深处，牢牢刻下了“吃得千般苦，方能有作为”的志向。
  一次上语文课，担任授课的吕逸昆老师声泪俱下地给同学们讲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这篇纪实文学。他被文中那一幕幕、一场场“阶级兄弟亲情”的动人情景所感染。这天晚上，他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他想，记者可以通过一张纸、一支笔，把人间的真、善、美告诉人们，教育、鞭策、激励后人，这种职业多么光荣。于是记者”的理想定位在他心里并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二）1964年，田士江应征入伍，被分配到济南军区后勤部某工程部队。长年累月在群山起伏的大山沟里施工,生活的枯燥和艰苦是可想而知的。“抬头一线天，双脚踩石片，腰酸腿疼两手泡，深更半夜难人眠”，就是他当时在部队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艰苦的施工生活没有使他忘记韩愈“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和“俱收并蓄，待用无遗”的名言。他白天施工，就利用晚上和星期天、节假日，一方面学习毛主席著作及马列主义的一些经典文章;另一方面学习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1965年，他被评为营、连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被树为学雷锋标兵，多次出席上级的各种先进代表会议。
  1968年7月，淄博市淄川区口头乡发生了百年罕见的洪水，山洪一泻千里，像猛兽一样无情地侵吞着国家的施工器材。新战士顾正高为保护部队的器材仓库，在与洪水搏斗中，不幸献出了年仅19岁的生命。英雄战士的壮举，深深鼓舞了部队的广大指战员。田士江受命采访了顾正高生前的战友、同乡，深深为这位好战士的生动事迹所感动。于是，他奋笔疾书，饱含热泪写出了长达_字的长篇通讯——《英雄战士顾正高》，很快被济南军区《前卫报》等多家报纸刊登，《中国青年报》也作了报道。从此，他的名声广为传开。不久，被济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调任为专职新闻干部并兼任报道组组长。他的“记者”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三）济南军区军马场是一个以艰苦创业闻名全军的先进集体，在70年代前后，被军内外誉为“军中大寨”。为宣传好这一典型，他多次来到这里采访。
  军马场地处渤海湾边的大孤岛上。当初，这里芦苇丛生，荆棘遍野,几十里不见人烟，是个“人来不落脚，鸟来不搭巢”的地方。他白天与牧马战士一起放牧，体验生活；晚上，在“地窝子”里与牧马战士促膝长谈。风餐露宿30多天，挖掘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感人素材，先后写出了《军马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和《共产党员潘正元战海啸救军马》等长篇通讯，被《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省内各新闻媒体采用,在军内外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1969年，是田士江终生难忘的一年。这年10月13日，他奉命赴京到总后勤部卫生部为《红旗》杂志写一篇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军医学发展的政论性文章。第二天上午，总后卫生部张卫平处长兴高采烈地告诉他，下午，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在京的解放军指战员，卫生部领导人让他随总后机关一起去大会堂。
  这一特大喜讯使他喜出望外，兴奋不已，连声说:“太幸福了！太幸福了!”当毛主席神采奕奕地走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时,全场欢呼雀跃，掌声雷动。此时此刻，田士江便沐浴在领袖的阳光之中，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尤其是毛主席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的伟大形象，给他增添了完成好这次任务的无穷动力。
  为撰写好这篇政论性文章，他和总后卫生部的同志一起下部队，去医院,赴海岛，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写出了《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国医学发展的道路》一文。这篇文章长达1.2万多字，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唯物辩证法及中西医结合等涉及发展、走向等方面，介绍了医学科学在发展中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些经验。文章发表在1970年《红旗》杂志第三期，由《新华社》播发了全文后，全国各地新闻媒体均作了转载。这年，他才24岁。
  就是靠这种求博而精的执著精神，他在担任新闻干事4年间，先后在《红旗》、《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及香港《大公报》和省内的《大众日报》等新闻媒体发表过400多篇新闻稿件、理论文章和人物传记等多体裁的文章，在济南军区机关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四）1986年，田士江从军队转业到山东省司法厅工作时间不长，就主持了《山东法制报》社的全面工作。他正确处理新闻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发展、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本着“自成特色、兼容并蓄、贴近生活”的原则，把报纸办得既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法律性，又具有浓厚的可读性、实用性，被广大群众誉为“百姓的护法神”。90年代前后，报纸发行量高达50多万份,在全国地方法制报中名列榜首。
  他是一个勇于用现代新闻实践向传统模式冲击者、挑战者。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他善于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寻求报纸生存、发展的新路子，在全国地方法制报社中率先实行编辑、出版、发行、广告经营等全方位的量化管理，各项工作协调发展，总结了许多在全国很有影响的经验，多次在全国召开的有关会议上作过经验介绍。《山东法制报》连续两次获得“全国十佳法制报”的殊荣，成为全国法制新闻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之余，他还为本报撰写了大量的“社论”、“评论员”文章和新闻理论文章。他思想活跃，文笔泼辣，加之直言不讳的性格，还常常在各家报纸发表一些“杂文”。像中国《法制日报》等刊登的《扫黄不能一烧了之》、《压岁钱引起的思考》、《由放风筝想到的》等文章，或寄物抒情，或写景言事，或就事论理，以犀利的笔锋直抒胸臆，针砭时弊，惩恶扬善，文笔严谨流畅，立意新颖，读来令人感到有一种雄浑的情味从字句间流出。他的新闻理论文章《新闻趣味性初探》，被山东出版社收集在《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一书。他的30多篇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山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省新闻学会、省专业报协会评为一、二、三等奖。
  (五）田士江的绝大部分工作时间是在机关工作中度过的。他具有比较丰富的机关工作经验，熟悉机关各种公文文体，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和水平。不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都享有较高的声誉。
  他到省司法厅机关后不久，便担任了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机关的文字材料。每天处理大量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工作的信息、简报，经常为领导人撰写讲稿，起草各种公文。他又是一个思维敏捷、善于思考、恪尽职守的人。如何做好新形势下司法行政机关的办公室工作，有效发挥好职能作用，是他常常思考的一个实践问题。他留心观察，潜于研究，在实践中总结了抓好“追逐线”、“需求线” 基本运行“工作法”。这两条线和基本运行工作法相互制约和促进，决定着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行为取向，增强了为领导人提供高效优质服务的强烈意识。于是，他撰写了《努力做好新形势下司法行政机关的办公室工作》一文，被中国法律出版社收录在《司法行政文秘工作概要》一书。
  1997年，他被调人山东省委政法委综合处任处长后，多次为省委领导人撰写在全省政法工作会议、综治委全委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会议及有关会议上的讲稿，夜以继日地处理了大量的文稿，受到了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1999年5月，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高新亭要他摸清当前全省城市社会治安的现状，并筹备好全省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交流会。接受任务后，他三次到济南、青岛、潍坊等大中城市进行调研，倾听社会各界的反映和呼声，掌握了大量素材，并为领导人撰写了会议主题报告。在这篇讲话中，强调了对全省城市社会治安要把握和坚持“打得狠、防得牢、控得住、管得严”的工作思路。山东省“打、防、控、管”一体化的经验在全国召开的城市社会治安座谈会上进行了交流，并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首肯，被中发[2000]6号文件吸收采用，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国推广。
  在机关工作时，他还能积极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撰写和编辑了一些文章和书籍。他为战争年代的老战士撰写的革命回忆录，发表在济南军区革命回忆录丛书《战勤风云录》一书;他撰写的《浅谈普法工作应遵循的几个原则》一文被收入在《山东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研究》一书;他多次参与编辑出版了《山东年鉴•司法篇》以及《司法行政志》、《司法行政回顾与展望》等书籍。这些著作从多角度、多视野反映了他的思想、品格和追求，展现了他广阔的文笔思路。
  因政绩突出，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党的优秀工作者”，曾荣立三等功1次，2次记功,5次受嘉奖，5次被省委、省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他为党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所记述的，仅是他从事党的新闻事业和机关文字工作的一个侧面，仅是他人生闪光点的一个缩影。从黄土地成长起来的巾帼强人王长华王兵五六十年代，滕州有一位集“山东省劳模”、“华东地区劳模”、“全国妇联积极分子”、“党的好女儿”等多项桂冠于一身的新闻人物，她就是由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村妇联主任，一步步走向正县级领导岗位的原济宁市妇联主任王克秀。
  金秋时节，笔者驱车来到济宁市委宿舍，专程拜访了这位曾为滕州农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模范。王克秀得知我们的来意后，激动地说:“感谢家乡市委、市政府还没忘记我，也谢谢你们的来访。”当我们问及王老在滕期间工作情况时，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随着王克秀耐人寻味的回顾，我们从中寻觅出一条艰辛、曲折而又自豪的人生轨迹。
  王克秀1934年出生在滕县城郊乡董村一个农民家庭，上无兄姐，下无弟妹。因家境贫寒，没进过学校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少小时，身单力薄的她就过早地肩负起料理家务和生产劳动的双重重担。随着时间的推移，噩运一个个降临在这个苦命的人身上。14岁那年父亲病故，不到两年母亲也与世长辞。无依无靠的她，17岁时经大爷做主嫁给了同村的蔡敬德。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婚后的她像小鸟人笼一样被禁锢在家里。
  1952年冬，县扫盲工作队入村，在她据理力争和乡亲邻居的帮助下,她得以到识字班学习。在识字班里，她学习刻苦，勤奋好问，经过一冬天的努力，不仅学到了粗浅的文化知识，而且懂得了不少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新观念新思想。当教员向她提问题时，她不仅能对答如流，而且还头头是道。工作队和村干部见她聪明、能干，是个人才，遂于1953年普选时选为代表并推荐为村妇委会主任。此后，她的社会活动多了，每天和男村干部一起走街串巷，手提话筒,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时间一长，随之而来的各方面的闲言碎语多了起来。家里怕她在外 “惹是生非”，极力限制她抛头露面。艰苦的生活使王克秀养成了个倔脾气，自己认准的路就是八头牛也拉不回来。面对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她不屈不挠，在村干部的支持帮助下，一方面耐心细致地做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自信“身正不怕影子斜”，积极主动地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她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取得了大家的同情和信任，被乡亲们亲切称为“真心为群众办事的人”。由于她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扎实泼辣的工作作风，村里交给的各项任务都圆满完成。1954年便入了团，第二年又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人党后,她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从1957年起，她先后担任初级社副社长、冯村乡副乡长、五星人民公社副社长、董村大队党总支书记。1973年调济宁地区妇联担任副主任、主任。她每走一步，都洒下辛勤的汗水，每更换一次岗位，都体现出她勤奋好学、奋力拼搏的精神。
  在王克秀担任董村党总支书记的1961年，为了彻底扭转靠天吃饭的局面，她带领所属六个自然村大搞水利建设。要解决水的问题，必须先打井。开始群众想不通，说沙地打井撑不住井筒，打了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王克秀不信这个邪，亲自带领干部群众选择好打井点，干了起来。起初，打了一个多月，连井筒也没打成，随着天气逐渐寒冷，个别社员支持不住就偷偷跑回了家。面对现实，她并不气馁，动员大队干部上阵,吃住在井边，日夜苦战。当打到见水的时候,天气更 .冷了，有的人怕冷不愿下井，她就带头跳入没膝刺骨的井水中大干。大家被她的这一举动感动了，也都纷纷下了水挖泥起土。又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将井砌成，并架了电线，装上了电机，一试出水。在她的鼓舞下,打井运动很快在全大队展开，到1962年，共打井22眼，水浇地面积达90%以上。这一年虽然遇到严重干旱，但1800多亩小麦浇了四五遍水，平均亩产达到316斤(旱地仅收七八十斤），比1959年增产2.9倍。此时，社员高兴地说:“过去靠着天吃饭,现在靠着机器转;不管老天下不下雨，我们丰收保了险!” 随着王克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知识面拓宽，她对于科学种田着了迷。经常利用外出开会和学习的机会，向有经验的人请教种田技术。有一次，她向一位农科院的专家请教有关农业方面的知识时,听说那位专家刚刚培育出多穗高粱，还没开始大面积推广，她立即要求种到她们那儿试种。真没想到，一年下来，多穗高粱竟比普通高粱亩产多一倍。科学使她意识到，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也使她尝到了甜头，她又请教有关专家，种植出了大地瓜。有一次，省农业展览馆展出全省的先进农业生产成果，她培育的一块19公斤的大地瓜，竟然被摆放在展览馆最显眼、最醒目的地方，旁边还有培育经过的简介。这一成绩，着实让她兴奋不已。此后，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社员收人，王克秀又在土地利用率上下工夫,大搞间作套种，扩大复种指数。实行粮菜混作、粮油混作，变二年三收为一年三种二收或四种三收。这样不但增产了粮食，同时也增产了经济作物，改善了社员生活,还为国家提供了一定量的油、烟、菜等农产品，受到县里表扬。
  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王克秀带领一班人集思广益，决定建几个厂子，以便增加社员收入。1960年前后，他们在全县率先建立了毛纺厂、水泥厂、白灰厂、砖瓦厂。这些厂子的建成,使董村的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台阶，人民的生活水平又有了显著提高。至此，董村名声大震，外地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董村成为全县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王克秀本人从1957年起先后被选为出席省党代会、人代会代表，省和华东地区劳动模范，参加了全国妇联在北京召开的积极分子群英大会。还被山东省委授予“党的好女儿”光荣称号，并受到过周恩来、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现在,王克秀的三男一女都已成家立业。1990年她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和丈夫蔡敬德过着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她祝愿家乡建设得更美好，滕州人民生活得更幸福。
  情系边疆无怨无悔的万兆琨他没有宏伟的业绩，没有叱咤风云的壮举，却有着献身边疆、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的高尚情操。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建设,他在祖国西北边陲最艰苦的地方，一干就是四十年，他就是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馆)长万兆琨。
  万兆琨,1940年8月出生于滕州市东沙河镇万庄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早在1942年，由于不堪忍受日伪和顽匪的双重欺压，随父母和兄长们逃荒到安徽淮南大通煤矿，父兄当了挖煤工。由于贫病交加，再加上长时间的超负荷劳动，父亲和长兄于解放前后相继病逝。由于家庭连遭不幸和极度贫困，大嫂改嫁，二嫂离婚，全家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在了刚成年的二哥身上。在那艰苦的年代里，二哥继续供他上学读书。1957年初，为支援徐州煤矿建设，他们全家从淮南来到徐州。在徐州四中，万兆琨依靠国家的助学金读完中学。1959年秋，万兆琨以优异成绩考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成为徐州四中第一个考取人民大学的学生，在校期间于196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3年9月大学毕业后，万兆琨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积极报名到西北边陲工作，被分配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档案馆做档案管理工作，后经在基层的艰苦磨炼，于1973年9月调到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秘书二处工作，历任科长、副处长、处长。由于工作积极，成绩突出，1985年5月被自治区党委提拔为哈密地委副书记。三年后，他又接受了上级党组织的安排，到新疆境内县市最多、面积最大、最艰苦、与今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塔城地委担任副书记。任哈密地委和塔城地委副书记期间，万兆琨主要分管宣传、文教、卫生、科技、史志、落实政策、精神文明建设等项工作。针对新疆基层单位路途远、路况差、点面多，少数民族多等特点，他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学习掌握少数民族语言，培养自己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使分管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1991年9月，根据工作需要，自治区党委任命万兆琨为自治区档案局局长，他又干起了所熟悉的老本行。档案工作虽说是清贫的事业，但它知识性、专业性很强。上任后，万兆琨为改变新疆自治区档案库房简陋、经费紧缺的现状，他几乎跑遍了自治区111个地、市、县，重点抓了完善机构、提高档案干部素质和档案馆库建设，为构筑档案管理现代化付出辛勤的劳动，有力地促进了新疆自治区档案管理工作的开展。
  2000年11月，万兆琨光荣退休。
  实实在在的王玉中“当官要为民，做官先做人”,这是一句经常挂在王玉中嘴上的话。接触过他的人都说，这人实在，像个滕州人。实在人办实在事,从平民窝里出来的就不能忘了百姓。做过十三年中学教师的王玉中，步人政界并走上领导岗位后，先后当过区（县)和市级的领导人，后来又当了省委副秘书长、省人大常委,可以说，官越当越大，离基层越来越远，但他始终没忘记为老百姓办实事。
  王玉中，1939年7月出生，滕州市南沙河镇前仓沟村人。1959年参加工作。曾任教于滕县卫生学校、滕县第二中学、枣庄市第三中学。1972年调枣庄市教育局，两年后调枣庄市委工作，先后任市委秘书科副科长、市委办公室副主任。1980年，他被任命为台儿庄区委副书记、区长。上任后的王玉中，看到全区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束缚，在农业生产上搞“大呼隆”、“吃大锅饭”，粮食产量低，人均口粮少，社员生产一年仅够半年粮，为了生存，只好成群结队外出讨饭。目睹此景此情，他心情十分沉痛，如何解决全区农民的温饱问题？他带着这个问题外去参观学习、深入农村搞调査,通过调查找出了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症结”。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在他的参与主持下，很快于1980年12月制定并下发了《中共台儿庄区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召开了四级干部大会，87%的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和包产到户，联产承包等生产责任制的迅速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仅一年的时间,全区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多，外出讨饭的现象基本杜绝。他受到全区百姓的拥护和称赞。
  1983年，调任枣庄市市中区委书记。作为区委书记的他，仍然想到的是如何让百姓致富的事。根据市中区地理位置上的优势，结合区情找准切入点，他提出了“为城市服务，靠城市致富”的口号，制订优惠政策积极的引导市驻地周围农民大力种植蔬菜和经济作物，不但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丰富和新鲜的蔬菜和食品，而且农民也从中得到实惠，农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为市中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只要耕耘，就有收获。王玉中心系百姓，求真务实的作风，深受群众欢迎。1987年，被选为枣庄市政府副市长，不久，调任山东省委副秘书长，1995年兼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98年又兼任华鲁集团党委书记。2000年12月调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但他仍是闲不住，经常深人农村搞调查研究，帮助农民排扰解难，把温暖送给群众。
  求真务实的杨茂山在广袤的鲁西平原，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畔，矗立着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工业城市——济宁。谈起济宁市近十年来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人们总是把为之付出心血的杨茂山挂在嘴边，念念不忘，人们称赞他忠诚党的事业，称赞他踏实肯干、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杨茂山，男，汉族，1942年10月生于滕州市城郊明王村。1968年大学毕业后到济南军区空军五•七干校锻炼。1970年分配到兖州县工作，先后任公社党委秘书、县委秘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委副书记。1987年调嘉祥县委任书记。该县自然条件较差，生产落后。他到任后，深人基层调査与群众促膝谈心，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制定了改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规划。首先带领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整平土地，打井配套、修渠修路、植树造林，两年全县打井六千多眼，基本上做到了以河保收、以井保丰。同时他还大力改革耕作制度，调整粮食种植结构，推行间作套种，提高复种指数，从而大大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综合效益,改变了农业长期落后的状况，实现了农业连年丰收，农民连年增收。接着，针对工业落后，财政困难的实际，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他又提出了工业立县的口号。立足当地资源，大力发展棉纺业，和上海联合建成了三万纱锭的申嘉棉纺厂，和香港联合建成了针织布厂和三圆手套公司；县属工业发展了橡胶厂、油脂化工厂、热电厂、食品加工等;乡镇企业立足当地山石资源，大力发展石雕、石刻、石材和农副产品加工等。此举措有效地培植了财源，增加了财政收人，使城乡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被干部群众誉为嘉祥县最好的时期之一。
  杨茂山，一心扑在工作上和他那种真抓实干、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全济宁地区是出了名的。1989年市级班子调整，他被选为济宁市副市长。在副市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2年。这12年，他的职务变了，他那种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却始终没有变。他先后分管过城乡建设、交通、航运、土地管理、环境保护、地质矿产、公安、司法、民政、人防、信访、住房制度改革、政府办公室、高新技术开发区等部门的工作，他所分管的工作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他分管城乡建设工作期间，主持制定了济宁市城市总体规划，完善了城乡四个层次规划体系，使市区形成了一湖托两城的格局，并把工作重点放在群众要求强烈的旧城棚户区改造、住房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利用五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旧城棚户区改造任务,建设居民小区20多个,其中光河花园小区获得建设部金牌奖，个人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称号。市民人均居住面积由1989年的7.1平方米上升到12平方米，住房成套率达到85%以上，大大改善了居民住房条件。为了搞好城市配套建设，他又主抓建设了热电厂，实行城区联片供热;建设了污水处理厂，改造了城区河道，实行了清污分流；建设了一批道路、绿地、广场和一批文化体育设施，改善了城市环境；完善了城市基础设施,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在突出城市建设的同时，他又着重抓了交通、航运建设，完成了一批一、二级公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任务，使济宁的公路建设走在了全省的前列；主持建设了京杭运河三级航道工程，一个船闸，一处路桥，五个港口、130公里航道和航标通讯工程，该工程总投资12.9亿元。三级航道工程完成后，能行千吨级的船只，年货运量可达2500万吨，形成了一条黄金水道，完善了济宁的交通设施，带动了沿线县乡经济的发展。
  2001年任济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02年主持市人大的工作。
  化工战线上的劳模彭湃彭湃，1951年6月出生，滕州市人。1968年5月参加工作时，在鲁南化肥厂当一名操作工人，以后历任操作班长、调度员、调度室主任,1982年任副厂长。1985年调任枣庄市冶化局副局长。1988年5月正当鲁南化肥厂陷于亏损困境之时,再次勇担重任回鲁南化肥厂任厂长、党委书记。鲁南化肥厂是山东重点化工企业，在全省煤化工发展和支援农业生产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任伊始，既要面对厂里的严重亏损、企业发展并不宽松的内外环境，又要面对化工生产高温髙压、易燃易爆特点带来的诸多困难和不利因素，这位37岁的厂长知难而进，勇于接受困难的挑战和考验。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坚持科学管理，依靠科技进步推动企业的发展，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思路和经验，遂使企业逐步摆脱了困境，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新局面。在任五年使企业迈出了五大步:产值每年递增1000万元;利税平均每年递增26.18%;五年共实现利税9767.95万元，占前16年（1972-1987)利税总和4875.44万元的200.35%;企业留利2887.95万元，占前16年之和716.72万元的402.9%。同时，企业管理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先后获得 “国家二级企业”、“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先进集体”和化工部、省化工厅授予的“学吉化先进单位”、“明星企业”等一系列荣誉称号，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同类型企业排头位置。本人也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化工部劳动模范”、“化工系统最佳党委书记”、“优秀企业家”、“枣庄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十大杰出青年”等多种荣誉称号，并于1989、1990年被枣庄市委、市政府记大功各一次，1993年光荣地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93年5月调任中共麥庄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1994年4月调任中共枣庄市委常委、中共滕州市委书记。在滕工作期间，带领市委一班人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确立了“三改一加强”的工作思路，提出“立足搞好搞活现有企业，以技改求发展，向管理要效益”的发展策略，使全市工业发展的速度、效益和运行质量同步提高。为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下大气力抓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使“减负”工作走在了全省县级市的前列，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好评。坚持从实际出发，以种子产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使种子产业化走在了全省全国的前列，被省列为农业现代化建设示范县(市）。在任三年多的时间里，全市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1996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完成85.4亿元，比1993年增长112.5%;地方财政总收入2.89亿元，比1993年增长77.3%。自1994年以来，滕州市先后荣获全国粮食生产、水利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科技进步、体育工作、文化事业先进县(市)称号,荣获全国粮食、油料、蔬菜、畜牧和农业产值百强市(县)称号。1997年秋，彭湃调山东省石油化学工业厅任副厅长。
  干一行爱一行的王焕祥王焕祥退休前在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任行政卫生处处长。他一生经历过多种工作岗位的转换，可他干一行爱一行，每到一个新的岗位，总坚持着一个信念，就是:勤勤恳恳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
  王焕祥1934年1月17日出生，滕州市南沙河镇北街村人。1950年12月刚参加工作时在北京中共中央直属修建办事处任会计。1953年3月先后在北京建筑工程局器材供应分公司任人事干事、局机关团委副书记、局人事处科员，1956年6月人党，1970年12月在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医院任人事科员。1973年在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干部处先后任科员、教育处副处长。1984年2月在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塑厂任党总支书记。1987年7月在北京房地产管理局先后任老干部处处长、行政卫生处处长。1995年机构改革，更名为北京市房屋管理局，2000年与市矿产资源局、市房改办公室合并更名为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在他的工作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能干一行，爱一行，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做出优异的成绩。做会计工作时，坚持原则，维护制度，拒绝不合理报销，被推举为单位惟一的代表，参加中共中央直属修建办事处整风大会并发言。1955年7月1日，被选拔出席了中共中央在中山公园举行的、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参加的首都万名青年欢迎越南胡志明主席的盛大联欢会。后作为本单位领队在西郊机场参加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迎接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欢迎仪式。在从事青年团工作时，曾连续两届被选为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团委常委。在从事人事、干部工作期间，起草干部工作经验，主笔编写市建筑工程局人事工作条例100条，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出席代表会,被选为党代表出席石化区党代会。主持老干部工作期间，连续5年被评为先进单位，成为全市第一个建立离休干部荣誉室单位，市老干部局、市委建工委在此召开现场会,市广播电台专题报道，市《老干部工作通讯》刊其经验。主持教育处工作期间，负责组织全局系统首届、第二届青年工人技术练兵比武活动。编写检评范围和考核标准，使该局青工业务技能在全市名列前茅，由此晋升一级工资。1980年，组织参加全市青工数学、语文竞赛，获全市团体总分第一名，个人语文、数学分别获第一、二名，《北京日报》作头版报道。在建筑艺术雕塑厂工作期间，为胡耀邦总书记访日承担“和平雕塑”制作，中日友好协会主席王震、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与日本大使来厂视察该项工作进展情况，他于1985年5月带领技术人员抵达日本长崎市平和公园安放“和平雕像”，翌年又在北京市复兴门立交桥旁，将 “和平雕像”复制安放。1999年10月1日，他荣登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建国50周年庆典。
  中共滕县县委第一任组织部长李子成进入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中共滕县地方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在抗日烽火硝烟中成立了中共滕县县委 (后称第一届县委），时任县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的便是李子成同志。
  李子成，1913年2月出生，滕州市羊庄镇大赵庄村人。出身于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在家务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李乐平的影响，于1937年8月参加“民先”组织，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1月，他参加了 “善垌农民抗日训练班”的学习，并任一班班长。同年2月，经王见新（又名孙俊才)介绍光荣加人中国共产党。其后,他参加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先后任警卫班长和警卫排长。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东征之后，他受党的指示,于同年10月返回滕东开展党的工作，并于1939年2月，在其家乡大赵庄同王丹墀、朱绍庭、生碧泉、马奉莪等人一起建立了中共滕县县委，他任组织部长。县委成立后，他积极协助县委书记王丹墀组织宣传群众，大力发展党的组织，经过半年艰苦的工作，滕东由原来1个支部增加到7个支部和2个党小组；党员由原来的16人，增加到60人。党的队伍发展壮大后，他又投入到组织抗日武装，建立区政权工作中去，为开展敌后斗争而操劳着。
  1942年春，李子成调实验县滕四区（辛庄一带)任区委书记。当时这个区驻有日伪军数百人，日伪据点10多处，同时还有一定数量的土顽。三股恶势力纠集在一起。对根据地人民实行烧、杀、抢、掠，生灵涂炭。在这个险恶环境中，李子成在实验县委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村村先后建起了农会、妇救会、儿童团和雇工会等组织，接着开展了减租减息工作，使广大穷苦百姓在减租减息中增加了收人得到实惠。在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区还建起了有百余支枪(人)的自卫团，该团的建立，对打击日伪顽对根据地的袭扰，保卫群众利益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李子成的领导下，滕四区各项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呈现出团结抗日，保家保国的新局面。
  1945年5月，调离滕县至鲁南三专署任人事股长兼支前司令部人事处组织科长。淮海战役结束后，李子成调西南服务团任二队队长并随军南下，几经碾转到达四川万县，在这里一干就是四十多年。其间，他先后任万县公安局局长，云阳县县长，万县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万县地委监委书记；1958年出任中共万县地委委员、地区检察院检察长。文革十年，他先后任地委视察室视察员和政研室政研员。1977年任万县地委纪委顾问，1983年离休。
  心系农机事业的杨智山在省农业机械管理办公室里，一提到助理巡视员杨智山，无不称赞他是心系农机事业的带头人。
  杨智山，男，汉族，1951年11月出生，滕州市洪绪镇龙庄村人。
  1968年初中毕业后在龙庄小学任民办教师，后被推荐到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1973年7月大学毕业，分配到山东农业知识社，先后任编辑、编辑组副组长。1981年5月调山东省农业厅任机要秘书，不久又调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做秘书工作,1983年12月调任省农业厅办公室副主任,1985年10月到惠民县委挂职副书记，1987年12月任省农业厅科教处处长。三年后任农业厅办公室主任，一干就是6年。这期间按照“一、二、三、四”即:坚持一个原则，主动、热情、认真、迅速；围绕两提高，提高工作质量和提高工作效率;搞好三个服务，为领导服务、为机关服务、为基层服务；加强四项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业务建设、制度建设的工作思路积极开展办公室工作，有效地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较好地处理了各方面的关系，办公室连年被评为先进单位。
  1996年6月任省农业厅副厅长分管农业生产。工作中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大力实施“种子工程”并在全省开展“双提培训” 和蔬菜科技西行等活动，均收到较好的效果。1997年12月调省农机管理局任局长、党组书记。为加快我省农业机械发展步伐,倾注了心血、倾注了情。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争取省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支持,出台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通知》，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当前农机工作“坚持四个围绕、做好四篇文章、提高四个水平” 的总体设想：即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做好农机装备结构优化文章，提高农机装备水平;围绕农业和农民需要,做好农机科技创新的文章，提高农机作业水平;围绕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做好农机社会化服务的文章, 提高农机服务水平；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好农机法制化管理的文章，提高农机管理水平，有效促进了全省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2000年3月，省农机管理局改称省农机管理办公室，他也由于身体健康原因改任助理巡视员。职务虽然变了，但关心、支持农机事业的思想没变。他经常向新任领导提建议,谈看法，献计献策，为我省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根据形势和工作需要，在报刊上发表多篇有关农业和农业机械化等方面的文章。工作之余参编了《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毛泽东言语词典》、《中华传统文化粹典》、《现代行业语词典》等著作。目前，他还兼任中国农学会理事,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山东农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实事求是敢于直言的县委书记颜景泉颜景泉，男，汉族,1920年10月出生，滕州市洪绪镇颜楼村人。年幼时因家庭贫困，父母外出谋生时把他寄养在外祖父家，后回原籍才读了几年的书，终因家庭困难而辍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颜景泉的舅父是滕州早期的共产党人马奉莪，当他看到年轻的颜景泉不仅有文化，而且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于是，于1938年1月把他送到由共产党组建的滕东善土固抗日训练班学习，使他从此走上了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道路。
  参加革命后，在党的教育下，颜景泉工作积极，对敌斗争勇敢顽强，于1938年8月经颜化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被选派到苏鲁豫区党委湖西地委党校学习，1940年7月被调到湖西地委机关工作。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钜南工委交通科长、金巨县昌邑区委组织委员、昌邑区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指导员、武工队指导员等职务。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变化，颜景泉被上级安排从事敌后斗争工作，先后担任金巨县抗联副主任兼民兵营营长，七分区独立二团政治协理员、济宁市第四区联合会副主任、济宁县联合会副主任、济宁县民主县政府副县长兼县大队长等职务。全国解放后，颜景泉先后被上级党组织任命为鱼台县委组织部长、巨野县委副书记、巨野县委书记兼兵役局政委等职务。“大跃进”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共产风”和“浮夸风”，颜景泉因极力抵制“浮夸风”而被拔了白旗、打成“右派”、撤消了县委书记职务。1964年，当地委准备就他的问题进行平反时，在有关领导找他谈话过程中，他仍然针对地委在“大跃进”时期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当时你们地委整了九个县委书记、十个县长，地委整出一个反党集团，结果菏泽地区工农业生产没有上去，饿死了四十万头牲畜，饿死十几万人……，其做法是错误的，教训是深刻的”。就这样，在当时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实事求是、敢于直言的颜景泉不仅没有得到平反，反而遭受到了进一步的冲击和迫害。然而，他始终没有被所遭遇到的困难和曲折而压倒，始终坚定信念，坚持真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高尚品格。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党的干部政策也逐步得到贯彻和落实。他恢复了工作，被安排到荷泽地区郓城县工作。按说他应该被恢复到原来的职务，但他本人却从来没有向上级党组织讲条件要待遇，只是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为郓城县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85年12月，荷泽地区为全面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给颜景泉办理了离休手续,后经山东省委组织部批准，把他的工资标准定到行政十二级，享受副厅级待遇。
  泰山脚下的铺路人赵恒泰巍巍泰山脚下，一条平平展展的公路如彩练一般延伸向祖国的四面八方。而这些彩练的编织，凝聚着一个人的心血，他，就是曾担任过泰安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的赵恒泰。
  赵恒泰，1935年出生于滕州市的北坛村,1956年毕业于滕县一中，考入南京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1961年毕业分配到山东省泰安市公路段做技术工作。其后，近四十年间，他由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工程师直至主管全市的交通工作，出任过省党代会代表，当选过两届市人大代表。他主持设计施工的特大型及大、中、小型公路桥共460多座，路基、路面工程240多公里；主持设计施工的境内一级、二级公路多项评为省优工程。在他的主持下，建成了我省最早的境内髙速公路。他为泰安市公路交通事业呕心沥血，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桥梁和公路建设中，赵恒泰勇于探索，大胆创新。1969年他在主持修建“_”工程莱芜段，北门关路堑工程中采用大剂量炸药定向爆破成功，抛掷石方3000立方米和1000多立方米松动，开创了泰安地区公路建设的先例。采用新技术设计施工口镇北、青石桥两座一孔10米轻型桥台石拱桥，比老式石拱桥减少巧工砌体50%。设计施工北苗山二孔20米葵花式石拱桥，成为泰安地区惟一的一座葵花式石拱桥。1975年在东平县王台特大桥施工中，开创了整体浇筑双曲拱桥的先例，并对引桥改变设计，共节约资金20多万元，提前半年竣工。1979年在预制安装莱芜北跨辛泰铁路立交桥时预制桥板每块25吨，这在当时是泰安地区桥梁预制件中最重的，在不影响火车运行的情况下采用吊车安装桥板,开创了泰安地区用吊车安装公路桥梁的历史。1980年在埠阳庄特大桥施工中，桥台采用沉井式基础，也开创了泰安地区的先例。1981年在施工莱芜官场汶河大桥时，将上部构造由双曲拱改为钢架拱，节省资金30万元，缩短工期6个月，被省交通厅评为全优工程，并颁发了金质奖章和证书。1983年在主持泰安至济南一级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中，采用了真空吸水磨光机抹平，切缝机切缝的新工艺,在全省开创了先例。1984年，被泰安市委、市政府任命为泰安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任职期间，对泰安市的交通规划、发展、管理负全面责任,并做出了突出成绩，该局被省、市评为文明单位。104国道泰安到济南、泰安至曲阜一级公路(曾经被评为全国十大公路之一)通车后，又主持泰安到莱芜高速公路的建设，它的通车标志着我省第一条高速公路的诞生。后又主持规划泰安至临沂高速公路，实现了泰安至各县、市、区最低二级路的通车水平，也实现了全市村村通公路的目标。在运输管理上，实行“有路大家行车、有水大家行船”的开放政策。在运输市场管理上实现了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竞争发展的良性循环。使泰安的车辆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创办了泰安市交通技工学校，形成了交通系统的教育基地,对交通职工的政治文化、技术及全面素质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心家乡水利建设，在建筑材料紧缺年代，帮助家乡购运建筑材料和工程机械。1986年无偿支援滕州市南关钢架拱大桥的设计，并帮助解决施工机械。对家乡的经济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