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周威烈王册封了晋国的大夫韩虔、赵籍、魏斯为韩侯、赵侯、魏侯，这件事被称为三家分晋。而在齐国，田氏也废掉了齐康公，取姜家吕氏而代之，成为诸侯。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最终形成了战国七雄争霸的格局。
  经过了春秋时期长时间的诸国争霸，原来存在的许多小诸侯被大国兼并。有些诸侯国则是内部发生了变革，像齐国一样大权渐渐旁落在大夫手中。这些大夫基本都是公室或贵族，他们既对内扩大自己的家族势力，对外也积极参与征战。
  春秋时期的晋国曾经是中原霸主，这个诸侯曾攻秦、征楚、战齐、抗越、拒吴，不可谓不强。可是到了春秋末期，晋国的国君没有看护好自己的权力，施政大权旁落到一些大臣的手里了。
  在那个时期的晋国，实权是归韩、赵、魏、智、范、中行这六家所把持着，此外还有郤、栾等人家族参与其中。这些晋国大族，各有各的地盘，各自都有私家武装，还互相攻伐。
  经过一段时间的拼杀，范、中行两家被灭掉了，晋国还剩下智家、赵家、韩家和魏家。而这四家之中，以智家的实力最强。
  当越国灭亡了吴国，越王勾践率军北上，组织诸侯在薛国会盟，成了春秋时期最后一任霸主，晋国执政的智伯瑶，就对其他三家大夫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说：“我们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国和越国夺去了霸主的地位。为了使我们的晋国再度强大起来，我想这样安排，咱们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交给公家，我智家首先拿出一个万户邑献给晋公，你们觉得怎么样？ ”202智家想的是什么，其实那三家都清楚。说是献给晋公，结果一定会落到智家。智家本来就比三家强大，三家大夫都担心失去土地后，自家的实力会下降更多。所以，谁都不愿意献出自己的那部分封邑。
  但问题就出在三家没有团结起来，三家的心想不到一起去，人心不齐就没办法对抗智家了。实力最弱的韩家韩康子，首先把自己的部分土地一万家户口割让给晋公。之后，魏家的魏桓子，也由于惧怕智伯瑶，把土地和人口让出去了。
  现在轮到赵家了，智伯瑶就去问赵襄子，进行索要，可赵襄子却不愿意答应，他的理由是：“土地是先辈留给我们的产业，祖上留下来的东西，说什么也不能再交出去。”智伯瑶就把赵家的回复报告给当时的晋出公，晋出公就在智伯瑶的授意下，命令智家和韩、魏三家一起，发兵讨伐赵家。
  于是，晋国的智伯瑶就在公元前455年，率领看他的军队作为中军, 由韩家的军队作为右军，魏家的军队作为左军，三路大军直奔赵家的领地。
  三家打一家，赵家的赵襄子当然知道寡不敌众的道理，就带着赵家军队退守到晋阳。晋阳就在当今的山西省太原市一带，晋阳是赵家的一个根据地。
  没有多久，智伯瑶率领着三家人马，就把晋阳城给团团围住了。赵襄子对手下的将士说，我们要坚决守城，不出城交战。
  当智伯瑶指挥三家军队攻城时，晋阳城上的赵家士兵事先准备好的箭，就像飞蝗一样落了下来。三家军队没法再前进一步。
  由于赵家事先在晋阳城内准备了不少储备物资，城内民众也比较心齐，死守了两年多，三家兵马始终没有能把这座城给攻下来。
  智伯瑶虽然一向很有城府，也急得要命了，他怕时间拖得太久，自己苦心聚拢起来的三家联盟会发生不可预测的走向。有一天，心急的智伯瑶到晋阳城外察看地形，当他看到晋阳城东北流淌的晋水，忽然生出了一个主意。
  智伯瑶的想法是，晋水的流向为绕过晋阳城往下游流，要是把晋水引到西南边，晋阳城不就可以淹掉了么？于是他就动员其他两家，安排兵士在晋水旁边，另外开挖一条河，一直通到晋阳城，再于上游筑起坝，拦住上游的水。
  天气在这个时候也很帮助智伯瑶，正好赶上了雨季，水坝以上的河水很快就满了。智伯瑶看时机已到，就命令兵士在水坝挖开豁口。于是大水就直冲晋阳城，灌到了城里。
  晋阳城原先被围困了两年多，本来就很困难了，现在大水一来，民众的房子都被淹了，不得不跑到房顶上去避难，灶台也被淹没在水里，人们不得不把锅挂起来做饭。可是晋阳城的老百姓再困难也不屈服，他们要和赵家一起反抗，大家都恨透了智伯瑶，宁可淹死，也不出城投降。
  得意洋洋的智伯瑶约上韩康子、魏桓子，一起去察看水势。站在高处，智伯瑶指着晋阳城，得意地对韩魏两家首领说：“你们看，晋阳马上就快完了.早先我还以为晋水像城墙一样可以拦住敌人，现在才知道，大水也能灭掉一个国家呢。”听到这话的韩康子和魏桓子，虽然在表面上顺从地应和着智伯瑶，内心里都暗暗吃了一惊。原来，魏家的封邑安邑在当今山西省夏县西北，韩家的封邑平阳在当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各自封邑旁边都有一条河。智伯瑶的话，说的是赵家死守的晋阳，可也正好提醒了他们两家，晋水既能淹3晋阳城，说不定哪一天，他们的安邑城和平阳城，也会遭受到晋阳城一样的命运。
  当晋阳城被大水给淹了以后，城里的情况是越来越困难了。就连赵襄子也异常焦虑，对他的门客张孟谈说：“晋阳城里的民心固然没变，可要是大水再涨起来一些，这座城也就保不住了。”张孟谈却说：“不然，或许我们还有办法。我看韩家和魏家现在追随智伯瑶，并非心甘情愿，我要想办法找他们两家聊聊。”这天的晚上，赵襄子就派张孟谈悄悄出晋阳城，找到了韩康子，再通过韩康子约上魏桓子，告诉他们应该反过来与赵家合作，一起攻打智伯瑶。其实韩魏两家这时也在考虑如何改变这个局面，他们本来就疑虑智伯瑶消灭赵家后，就可能对付韩魏两家。现在张孟谈送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大家自然是一拍即合。
  第二天，夜晚三更，智伯瑶已经在营中休息了，却猛然间被一阵喊杀声惊起。当他从卧榻上跳起来，发现衣裳和被子全都湿了，再一看兵营里全都是水。最初智伯瑶认为可能是堤坝决口，大水反灌到自己营中，就连忙派兵士们抢修。可是不一会的工夫，越来越大的水就把智家兵营全给淹掉了。智伯瑶还在惊慌不定时，四面八方响起了战鼓，赵、韩、魏三家的士兵冲杀了过来。现在智伯瑶明白了，韩魏两家已经反水，和赵家一起攻击智家了，再看自己的兵士，被砍死的和淹死在水里的不计其数。在这一战中，智伯瑶全军覆没，他也被杀掉了。
  韩家、赵家和魏家为了免除后患，就继续派军队攻打智家的封邑，杀掉了智家二百多口，智家的土地也由三家给分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晋出公很害怕，他想向诸侯求援帮助攻打三卿，但这边求援还没落实，那边三家联军已经着手攻击晋出公了。晋出公根本无力抵抗，只好被迫出逃，结果病死在路上。晋出公去世后，被运回晋国安葬，姬骄被拥立为新国君，即是晋哀公。晋哀公只是个傀儡，三家不仅不给他权力，还又把晋国留下的其他土地给瓜分了。晋哀公所面临的情况，与齐国的齐康公一样。
  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派使者去洛邑的周王城，请求周威烈王把他们三家分封为诸侯。周威烈王想不承认也没有用，自然就做了顺水人情，把韩、赵、魏三家正式分封为诸侯。
  自此，韩、赵、魏三国正式成立，韩国的都城在河南省禹县，后来迁到了河南省新郑，赵国的都城在山西省太原东南，后来迁到了河北省邯郸，魏国的都城在山西省夏县西北，后来迁到了河南省开封。这三个新成立的诸侯国，都成了战国时期的中原强国，再加上秦、楚、燕三国，以及新由田氏掌权的齐国，被称作战国七雄。
  2逬入战国时代以后，任薛古国也走到了尽头。那么战国与先前的春秋具体有什么不同呢？在姜子牙的辅助下，由周文王和周武王父子两代人建立起来的周朝，前后一共延续了800多年。其中，周幽王时期镐京被犬戎攻占，其子周平王继位后东迁洛阳，此事被当作分水岭，之前为西周，之后为东周。而东周时期，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
  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都是以力量说话的时代，谁的实力强，谁就有话语权，谁的实力差，谁就没有话语权。可既然都崇尚实力，有共同的特点，为什么还要划分为春秋和战国？052而且我们还可以问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如果田氏没有取代姜姓吕氏的位置，或者假设当初齐桓公就根本没有接纳陈国公子田完，吕氏齐国还会不会容忍任氏薛国继续存在，而不吞并之。答案应该很简单，吕氏齐国发展到那个阶段，也一定会吞并薛国，如果齐国不做这事，也会由楚国、魏国做这事。至于秦国，薛国都坚持不到秦统一六国之时。
  因为诸侯之间要讲的仁义道德，早在西周后期就已经渐渐衰弱了，春秋时期虽然还讲礼制，却已经不能完全遵而行之。到了一脚春秋门外、一脚战国门里的时候，争霸的道德成分已荡然无存，争雄的残酷厮杀成为主流观念。而薛国地处战略要冲，且历来国富民丰、文化厚重，这样一个地方在大国争雄的年代，哪个诸侯不愿意取之而后快？即使不存在田氏代齐一事，姜齐也无法继续齐桓公虽争霸亦能一走程度尊崇道义的做法。田齐和姜齐与其他大国一样，都会出于利益考量，在大国争雄的背景下，吞并掉薛国。
  206在春秋时期，仍然一定程度存在着周朝建立之初就构建起来的礼法制度。而周朝构建礼法制度的基础，就是自上古时期传承而来的德治思想的精髓，主要是对仁义道德的认同和尊重。人们心目中理想化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尧舜禹的那些年代，薛国始祖奚仲所生活的时代，还深深印刻着理想时代的痕迹。仁义道德是行政根本，也是周朝的立国追求，周王室一直倡导并要求大臣和民众遵而行之。我们可以相信，早期有很多诸侯国的行为是讲仁义道德的。到了春秋时代，讲仁义道德就得分场合了，已经不能完全遵行推行了几百年的旧礼法，仁义道德虽然还在说，但已经变了味道。在薛国比较风光的夏商和周朝前期,不论夏商的部族联盟形式，还是周朝的分封形式，中央政权和诸侯国起码存在一种道德上的约束。那时做什么事情至少需要找个符合道德要求的理由，到了春秋，这理由更多的是存在于表面，战国时代则可以舍弃理由，不必费事了。
  西周时期的人并不是很高尚，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也没有变邪恶，是社会演进到某一处拐点，就向兼并争夺方向发展了。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模式是以争霸为主，战国时期是争雄为主。争霸虽然有征伐和兼并，总的来说还是以霸权维持秩序和稳定，仍旧需要讲道理，仁义道德还是要作为依据。战国的争雄概念，就意味着征服和占有，具有明显的排他意图。争雄的结果一定就是你死我活，通过兼并手段最终天下归一。大一统是好事，但争雄的过程中，各诸侯在生死存亡的压力下，必然难以顾及道义，孟子生活在战国初期，他对雄霸之道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他说：“用武力而假借仁义的人可以称霸，所以称霸必须是凭国力的强大。用道德而实行仁义的人可以使天下归服，使天下归服的不一定是大国。商汤王只有方圆七十里，周文王只有方圆一百里，用武力征服别人的，别人并不是真心服从他，只不过是力量不够罢了；用道德使人归服的，是心悦诚服，就像七十个弟子归服孔子那样。《诗经》说：’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无不心悦诚服。’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孟子的时代春秋五霸已经成了历史，但上至君王下至学者和民众，都还喜欢讨论这个话题，孟子也不能例外。孟子见梁惠王的故事，就特别能解释这个话題。
  梁惠王是魏国国君，这个人与薛国还有些渊源，他即位时魏国正是鼎盛时期，魏国由安邑迁都开封后亦称梁国，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公元72前334年，魏王和齐王在徐州会盟，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史称“徐州相王”,那时的徐州就在古薛国。
  当梁惠王问孟子：“您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普通民众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是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国曲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 ”后来梁惠王还问道：“以前天下没有比魏国更强的诸侯，这是您所深知的。而今到了我当政，东边被齐国打败，连我的大儿子也阵亡了；西边又丧失了河西之地七百里，割让给秦国；南边又被楚国所欺侮。我为此感到羞耻，希望能替全体死难者雪耻复仇.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 ”孟子回答说：“在任何方圆百里的小国家，都可以在自己的国土推行王道，大王如果肯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免刑罚，少收赋税，提倡精耕细作，及时锄草，使健壮的青年利用闲暇时间加强孝亲、敬兄、忠诚、守信的道德修养，做到在家能侍奉父兄，外出能尊长敬上，这样，即使是手里拿着木制的棍棒，也可以跟拥有坚实盔甲和锋利武器的秦国、楚国军队相对抗。因为他们侵占了民众的农时，使他们无法耕种来赡养父母。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子各自逃散，他们坑害得民众好苦，大王如果兴师前往讨伐它，有谁能跟您较量呢？有道是：’实行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大王不要再犹豫徘徊！”孟子讲的是仁义道德，但大国诸侯却只是听听而已，孟子虽然讲出了争霸的内涵，可参与争雄的国君们都很现实，谁都不打算用道德仁义使天下归服。春秋无义，战国更无义，任薛古国发展到这样的环境下，至此再也无法延续下去了。
  不过没有延续下去的只是薛国的任氏政权，换成田氏后，薛国的乡土还是原来的乡土，百姓还是原来的百姓，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按照原来的样子生活着。薛人生活在薛国乡土，然后尘归尘土归土，之后再有新的薛人继续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继承着薛地的乡土文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任薛到田薛的过程，只是政权形式的变化，文化虽然也有变化，但乡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还是那些人，水土还是原来的水土。
  乡土文化是一个特定地域内发端、流行并长期积淀发酵，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生态文明。古薛的乡土文化，就是古薛传统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在传统社会土壤中产生的。
  乡土文化是一种人际关系形态，这种人际关系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古薛国这种亲缘与地缘关系所形成的朴素道义和情感，支撑着古薛乡土文化和社会的持续和凝聚。
  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这在古薛国得到了验证。任氏薛国虽然被田氏薛国取代了，但古薛传统乡土文化价值还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薛文化凝聚着地方民俗、生活习惯、传统艺术、思想观念等要素，还在继续向下发展，继续着薛地百姓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