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在薛国故城前掌大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商代的酒，此事还曾经是新闻热点。这些3000年前的老酒，被密封在6件依然完好的青铜器中。经过研究，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6件青铜器物里面的液体，确定就是酒。要知道，经过了3000多年的时间后，这些酒已经没有什么酒味道了，但我们还是能够通过这些盛放着酒的古代器物，构想古薛贵族的酒文化形形态。
  商代人是比较重视酒文化的,商人特别是商代贵族也非常喜欢喝酒。这个情况可以在商代遗址里岀土的器物中得以证实，不少遗址中的酒器都很突岀，不但有酿酒和储酒的陶瓿、陶罐，还要有盛酒的陶壶、陶尊和陶杯，更有商代贵族们使用的卣、尊、壶、觯、觚、爵、角等青铜酒器，也曾经发现有比青铜器更珍贵的原始瓷质酒器。
  在1994年发掘的前掌大遗址11号大墓，人们俨然看到了一座酒器仓库。从这里出土的青铜器物，几乎包含了商代所有青铜酒器的器型，你可以在这座墓葬中，找得到整个商代流行的青铜酒器。这简直就是商代酒器博物馆。通过翻看11号墓这部商代典型青铜酒器百科全书，就会体验到商代对酒文化的重视程度。
  历史上的商族群，发源于黄河下游一带。有人说商族的源头在今河北省南部一带，有人说商族就起源于今山东地区的东部。不论河北南部还是山东东部地区，都属于黄河下游范围。
  有考古发现表明，在比商代还要早的原始文化内容中，大汶口文化区域对酒是非常比较有“感情”的，这些先民不仅最早摸索到了酿酒技术，研制出了各种各样的酒器具，而且产生了 “酒神”崇拜的文化习俗。
  在距离现今大约五六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代，至3800年前的商代，活跃在中国黄河下游地区一带的族群，经历“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 两个历史时期，进入到了商代，这3000年来的文化发展脉络一直没有发生中断。这个情况说明，源起于黄河下游原始文化基础之上的商族，与东夷文化一定具有某种关联。这种关联性，可能是一种文化继承，也可能是一种文化融汇。不管怎样，商人喜欢酒文化的习俗观念，与东夷是基本一致的，甚至更为光大。相关的证据就是薛国一带比任何地区都多的酒器酒具的出土，还有文献和传说中的记载。
  繁荣的酒文化，在一个侧面体现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放纵的酒文化就不可取了。传说中，商代最后一个帝王纣王，由于“酒池肉林”而民心分裂。武王姬发率领军队打败了商朝，建立了周朝以后，就针对商王嗜酒乱政而丢掉天下的教训，专门颁布了旨在戒酒的“酒诰”。在“酒诰” 中，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告诫周的子孙后代，要以商朝的灭亡为鉴，不要因为嗜酒而误国。
  周王室并不提倡商朝那种酒文化，据说这与他们的“重食”观念有一定关系。周人认为粮食来之不易，居住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周民族一直都很珍惜粮食,所以不能容忍耗费大量粮食去酿酒。
  今天山东的黄河下游一带，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给衣食无忧的上层贵族提供了酿酒的土壤，因此才出现“重酒”的文化习俗。“重酒”和“重食”是黄河流域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观念，这个差别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3000年前黄河流域上下游区域之间，社会发展状况存在一定差别。历史上的粮食生产总是不稳定的，以粮食为原料的酿酒生产和消费，主要受粮食产量的影响。虽然周代有资格酿酒和饮酒的都是有上层贵族人物，普通民众并不饮酒，即使这样也没有太多的余粮，来维持酿酒产业的大规模发展。
  2考古人员于1998年，对前掌大119号贵族墓葬逬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器物，在许多青铜器中，两件带釉的完好无损的瓷器，非常引人注目，这就是商代的原始瓷器。
  我们中国是比较早发明瓷器的国度，为此还在世界上获得“瓷器故乡”的赞誉，据说英语“中国” 一词就与瓷器有关联。但要问最早的瓷器出现在什么时代，是谁最先制造的，却很难找得到答案。
  在20世纪初期，进行安阳殷墟发掘时，首先揭开了原始瓷器的面纱，距离今天340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在黄河下游一带就已经出现了瓷器的原型。之后又在郑州的二里岗遗址发现了比殷墟还要早的原始瓷器，年代大约在距离现在3600年左右的商代中期。这个时期的瓷器虽然已经有了釉，也有了比陶器更加结实的质地，但其烧结火候还是比较低，是属于低温釉类的瓷器。真正意义瓷器的出现，还要等到公元6、7世纪的隋唐。为此，我们把殷墟出土的瓷器称作原始瓷器。前掌大119号贵族墓葬出土的两件带釉瓷器，也属于原始瓷器。
  原始瓷器的叫法，是相对于成熟期瓷器而言。准确地说，原始瓷器是商周时期出现的，以瓷石为制胎原料制作的，具有较低吸水性的带釉陶瓷产品。原始瓷器、白陶器与印纹硬陶器相比较，更坚硬，也更加耐用。由于瓷器表有釉，就不易污染，还美观。商代的青釉器物已经具备了构成瓷器的基本要求，是采用高岭土作胎，在表面制作了一层玻璃质的釉。这种釉的主要成分就是瓷土加上石灰石、草木灰，混合调制成悬浮液，再涂在瓷坯的表面，放到窑中烧焙后涂层熔化，就形成了玻璃状物质。
  另外，那时瓷器的烧成温度已经可以达到1230℃左右了。一般来说，陶器的烧成温度需要800℃~900℃，很少可以达到1000℃。要制作瓷器，烧成温度就得达到1230°C左右。商代古薛地区的工匠是怎样获得燃料，从而获得这么高的烧成温度，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的实证。
  我们都知道，陶器是有吸水性的，而瓷器的隔水性很强。到了商代，原始瓷器的吸水性已经仅为1%或更低了。由于制作原始瓷器的胎体中，二氧化硅的含量在70%以上，三氧化二铝在17%以上，经过高温焙烧，制成品的隔水性就很强了。
  原始瓷器的比重、硬度、“莫来石”结晶的发育程度，都与以后的瓷器一样了，敲击起来也能够发出清脆的金属声。
  制作原始瓷器所用的材料是瓷土，最早发现并使用瓷土烧制器物的是大汶口时代的先民们。由大汶口时代到原始瓷器的出现，黄河下游地区的先民们整整摸索了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时期的匠人们，围绕着瓷土、燃料等材料以及工艺，一点一点地积累经验，最终在晚商时期，才用他们的双手，率先把瓷器制作出来。
  在前掌大遗址出土的原始瓷器，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商代原始瓷器一样，在种类方面还是比较单一，基本是盛器和储藏器。盛器是豆和尊，储藏器则是罍和罐。
  其实罍也是壶罐一类的器物。罍是中国古代大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代晚期到春秋中期。罍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方形罍出现于商代晚期，而圆形罍在商代和周代初期都有。从前掌大遗址出土的这几种原始瓷器的器物造型和装饰纹样来看，豆的使用量可能比较大，所以制作水平略显粗糙，而罍、罐则比较考究一些。有的罍上，刻画了三角或环线的纹饰，有的拍上了纺织布纹。
  还有一件罍上，发现有几个横“S”形纹饰，此“S”纹饰实际就是蛇纹。蛇是常见的爬行动物，由于具有出没无常的习性，且毒蛇的杀伤力更强，蛇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恐惧的象征。把蛇的形体变形成纹饰，装点在珍贵的器物上，也是取这个关联含义，可知薛国贵族使用原始瓷器盛放的东西，也一定比较珍贵，不希望他人随便染指。
  3薛国故城一带是中国历史上车辆发明人奚仲的故乡，奚仲就是在这里参悟到了其中的奥义，从而发明了车辆，被载入文明史册。薛国故城前掌大遗址发掘出土的5座车马坑，就给薛地作为奚仲造车之乡，作了见证。车文化在这里，从传说到现实都给予了充分的展示。
  车辆的出现，是中外交通领域中的重大革命性事件。当前人们所能看见的，从商代至西周前期，存在车马坑的遗址并不多。除了商王朝的统治中心安阳殷墟之外，其他地方就是西安的老牛坡遗址了。所以，在前掌大遗址出土了商代车马坑，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事情。
  前掌大遗址出土的商代车马坑，可以让我们了解商代车马交通文化，探知那个时期的交通理念。早期的车辆与当今不同，都是单辕的形式，就是说拉车的马匹被分置在辕的两侧，所以驾驭这样的车辆，一定需要更高超的技术。到了春秋时期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驾驭马车还被当作一项重要的技术，是个教育必修科目，孔子一生强调的“六艺”，其一就有“御”。要知道，从前掌大遗址所在的时代，到孔子所处的时代，历史又向前继续行走了将近1000年，而单辕驾车的形式，却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从孔子时代再发展二三百年的时间，到了西汉中晚期，双辕马车才开始大范围地使用，双辕马车这种驾驭简单的车子，从那时起到现在两千年了，如今还在使用看。
  在商代的生活中，能够乘用马车的只是贵族，平民没有这个权力和条件。由于珍贵，主人就会很精细地装饰。前掌大遗址随墓主人下葬的车马，也都有很特别的装饰，有的马头上装饰了青铜条，还有用海贝装饰的。贝在现在不重要，但当时却是货币，而青铜在那时被当作“金”。前掌大遗址中，古人是在用货币和“金”，来装饰拉车的马，这表明在古人看来这车子是相当尊贵的。
  此外在41号车马坑中，考古学者还看到车厢里面贴上了金箔，车子的伞上镶缀着海贝。有的车后，还埋葬有殉葬的人。
  这些情况都显示，商朝的车子绝非常物，就算不作为随葬物，能够乘坐这样车马的人，身份地位也非同一般。
  604古薛国曾经是个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比较高的区域，考古发现为这个说法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还是在1978年11月，那时的山东省济宁地区文化局和滕县文化馆文物组，联合对薛国故城东门之内狄庄村以南附近的西周、春秋时代古墓群，进行了发掘和清理。当时清理出春秋时代薛国贵族的墓葬九座，出土有各类青铜器911件，有玉、石、骨和蚌器841件，陶器106件。令人欣喜的是，在发掘过程中，看到了有“薛侯行壶” “薛伯比戈”“薛郭公子戈”等铭文青铜器。同时还发现了一座一椁两棺、在椁室的北侧殉葬有一位中年女性，在腰坑殉葬有一位老年男性，有椁盖上有殉狗一条且随葬品有青铜礼器的“七鼎墓”。该墓中发现这么多有价值的信息，特别是对于那个“薛比”铭文戈，许多学者都兴奋异常，这位“薛比”是什么人呢？在历史文献《春秋》中，有一篇有经无传的相关记载，说“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薛人弑薛伯比。”在《史记》中，也有相关的记载，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东周晚期已是乱世，大国争霸，小国自危。小国的内部，上自国公，下至黎民，很难稳定，在这样的一个乱世之中，一国之主被弑杀的事情并不少见。公元前497年，薛比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成为愤怒的国人手下亡魂。
  由于历史文献对发生在薛国的这次弑君事件，有经而无传，所以我们今天无法得知事件的具体内容。但那个时代的礼乐法度还在，薛比死后，这个薛国昔日国主仍然被按照国主的待遇下葬。按照当时“视死如生”的规矩，陪葬品有煮肉铜器鼎、盛饭用的簋、盛酒用的壶以及盛面食用的食器。这些器物，可以看作是当时的人为薛比在另外一个世界准备的，也可以看作是古人给我们研究他们的文化发展史而精心准备的。
  随葬物品中，考古人员发现了饺子，饺子应该是当时比较高档的精细食品了，所以就成了陪葬品。在墓中，一个盛面食用的食器青铜簠内，排满了一盒由于年代久远已经炭化的三角形水饺状物，从而使学者们认定这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水饺。这些水饺要比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唐代墓中出土的水饺食物早上1500年之多。古薛国的饮食文化，再一次62惊艳了世人。北方中国人逢年过节大多要吃水饺，这个习俗的根源，在薛国故城找到了。关于中国的饺子，历史上相关的文献记载和传说故事，年代上都远远晚于这里。
  2500年前古薛国水饺饮食文化，与更早的奚仲造车一样，都是薛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大历史贡献在薛国故城内狄庄村南、东门附近的二号墓中，还出土有一套迄今为止最齐全的春秋时代书刻工具。这套书刻工具共有30件，其中有铜斧1件、铜铸2件、削刀7件、刻刀4件、凿子4件、刻针4件、铜锯2件、铜钻2件，磨石4件。有学者分析，可能还会有毛笔,大概由于年代太久,已经朽毁了。这套完整的书刻工具为我们呈现了竹简的制作方式。竹简就是那时的书籍，可以把文字写到事先加工好的竹片上。早期的文字，都是刻在甲骨上或是铸在钟鼎上，文字载体材料的局限性非常大，没有办法广泛传播，出于这个原因，直到商朝，能够掌握文字的还只是少数上层社会人物，这就极大地限制了文化传播和思想发展，直到竹简的出现，才把这个情况改变过来。
  竹简是造纸发明以前主要的书写工具，包括薛国人在内的先民们经过反复的选择，确定了用竹简来保存和传播文化，这也是中华传媒史上重要的革命。有了竹简书籍，社会才能大步前进，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才能出现，在春秋战国，竹简是诸子百家著书立说的主要形式。所以，竹简的功劳非常大，孔子在晚年读"易”时，因为要多次阅读，使得编系竹简的绳子都断了三次。
  这么重要的竹简制作细节如何？这套书刻工具就像一位匠人，为我们精心讲解了整个过程。
  在薛国故城发现的这套春秋时代书刻工具，为我们展示了古人从破竹、制片、刮削、修正,到刻字、改错、组装，以及磨砺利器的过程。这个过程所需要的工具，此处一应俱全。当今研究春秋甚至于西周晚期书刻工艺技术，从这套非常完备的实物资料入手，是一条特别可靠的路径。这套书刻工具，从1978年起就收藏在济宁市博物馆，如果有机会，应该去看看，古薛国人想透过这套工具给我们传递些什么信息。
  前掌大遗址出土的酒和酒器、原始瓷器、车马坑等，使前掌大遗址成为极其重要的商代文化遗址。1994年的这次发掘，能够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说明此遗址是多么有价值。前掌人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也由于展现了商代薛国衣食富贵、文化繁荣的盛景，引起了世人的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