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先秦的薛国一带，冶炼业相当发达，经调查发现，在古薛城中心区域皇殿岗村东部，有一处战国至汉代冶铁遗址，这个遗址东西方向大概有170米，南北约有300米。遗址的地面上，散布着许多碎陶范、铁矿石、铁条、铁块、炼渣和陶片等物。发达冶炼业的存在，说明薛国的经济情况是很好的，而更早的青铜冶铸在薛国也相当进步。
  古薛国的金属冶铸，特别是青铜器物的制造，历经漫长的发展，非常成熟。如果你站在古薛工匠曾经工作的场所，看看散落的碎陶范、炼渣等物，眼前就能浮现出那时火热的生产场景。众多工匠们各司其职，有人伐木，有人运输，还有烧炭的、采矿的、制范的，最后是冶炼工序。
  薛国冶铁业高度发展，可以给农业提供先进的农业工具，如铁铲、犁、镐、锹、锄、镰刀等，既能节省劳动力，又可促逬农业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加剧，反过来又可促进冶铁业的发展，为冶铁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
  而青铜铸造亦是古代文明的象征，古薛早期的发展与繁荣都呈现在这里，特别是青铜器物作为文化符号，已经汇入悠久的文明史中，成了反映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情况的窗口。
  薛国手工业比较强，1978年考古人员在勘查、钻探薛国故城遗址时，发现有手工业作坊遗址三处，其中两处是汉代冶铁遗址，一处是东周时期的制陶手工业作坊。这个制陶作坊东西长度约为100米，南北长度约为80米，文化堆积地层厚度有08米。
  在薛国故城内发现有冶铜遗迹一处，出土了不少铜器。其中以1998年和1973年、1978年出土的青铜器显具代表性,青铜器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是全球性的文明象征，中国青铜器制作特别精美，在世界青铜器发展史中都享有极高的地位,薛国故城内发现青铜器，说明这里也是中多年青铜发展史的组成部分。青铜器是在2000多年之前，逐步被铁器所取代。
  在1998年,考古人员发掘的西周早期薛国墓址,出土了不少器物,其中有礼器和兵器25件。这些器物主要有方鼎、圆鼎、簋、提梁卣、斗、觯等，造型都很精致。说明在西周初期，薛国的制铜业相当发达。
  在1973年，考古工作者于薛国故城遗址的东部城墙，出土了4件春秋铜簠。这些铜簠形制都比较接近，器与盖的形状也相同。
  簠是古人用来盛稻粱的用具，它的用途相当后世的盘子。这种器物出现在西周早期，盛行于西周末春秋初期，在战国晚期之后就基本消失了。簠一般呈长方盒形,盖身相同,大小一样，上下对称,合则为一体,分开则为两个器皿。
  薛国故城遗址出土的铜簠略呈长方形，腹向下斜收，平底，四角有略向外的矩形足，眉腹有对称兽首耳。其中三件铜簠通高65厘米，长29厘米，宽24厘米，大小一样，铭文也完全相同。三件铜篦的肩、腹、口沿和足部都饰窃曲纹，器身饰象鼻纹，顶和底部饰云雷纹。铜簠铭文阴刻在器内底部，共三行十五字，其中有“薛子中（仲）安乍（作）旅簠，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字样。据春秋《经》《传》记载，薛国的国君在春秋早期称作“侯”，后来称为“伯”，并不称作“子”。而薛子仲安之名，在目前已知的薛国国君中，也没冇被发现。学者据此分析，这些铜器的主人薛子仲安和薛仲赤不是薛国的国君，可能是和薛国国君有一走宗亲关系且地位比较高的贵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具并不都是用于盛物的容器，同时也是礼器，这些器物数量的多少可以表示身份地位高低，而青铜器物的形制也能够显现出权力等级的差别。人们最熟知的青铜器物是鼎，拥有鼎的人级别就非常高。1978年，薛国墓葬考古发掘过程中，出土了春秋到战国初期的青铜器。这一年在薛国故城里发现有墓址三处，都集中在故城的东部。薛国故城之外，发现有墓址一处。此次发掘的薛国贵族墓地，是2号墓中的9座墓。这批墓葬可以分成甲乙两类，甲类墓有4座，规模比较大，墓壁长度有6米以上，宽度有47米，年代属于春秋早中期。乙类墓有5座，规模稍小一些，墓口长度有3米左右，宽度有2米左右，年代有的属于春秋晚期，有的属于战国时期。
  考古人员发掘的上述9座薛国墓葬中，共发现了随葬各类铜器919件。这些铜器制作得都非常精致，特征也比较明显。其中出土铜器以礼器为主，另有车马器、兵器、杂用器等599件。礼器有鼎、簋、壶、鬲、簠、舟、盘、匜等28件。纹饰种类较多，有蟠螭纹、兽首纹、象纹、鸟纹、窃曲纹、垂鳞纹、雷纹、重环纹、瓦纹、乳钉纹等，其中以蟠螭纹最普遍，常见于各种器皿。兽首纹只作簋、簠、壶的耳和匜的把手的装饰.瓦纹只见于簋腹。铜器中成偶数的器物，如鬲、簋、簠、壶等为同范铸成，所以形制、花纹和尺寸都是一样的。如果薛国区域的经济文化不甚发达，出土的铜器也很难制作得都如此精致，种类也不会这么多。要知道，商周时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器物流行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秦汉的漫长时代，但以商周时期青铜器物最精美，品种丰富且器型多样，表明青铜冶炼技术也达到了顶峰，这在薛国墓葬中有充分体现。
  在这9座墓中出土的铜器里，有一套器具尤其突出，那就是被称作是至今最为齐全的一套春秋时期的书刻工具，这表现了当时薛国繁荣的文五、古薛国经济殷实化，以及薛国贵族对文化的重视。
  在薛国故城内东周时期的制陶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残陶器、红烧土块、窑硫渣等，还发现了陶窑。制陶手工业作坊遗迹有相当的规模，具有比较重要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价值。在那9座墓葬里，虽然出土物品以铜器为主，但也发现有99件陶器，具体有鼎、鬲、壶、紡、甗、高柄豆、陶盖豆和盘等。
  当前的薛国故城看上去很古朴，并不怎么辉煌，但这里却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文化宝库。通过对这里的发掘，考古人员还发现有玉、石、骨和蚌器的制作痕迹，主要出现在1998年发掘的西周早期墓，以及1978年发掘的9座墓中。
  这些器件既起到美观装饰作用，同时还代表着薛人对美的认知，显示着他们的文化修养。1998年发掘西周早期墓时，出土了24件玉器，有璧、璜、玦、戈、鱼、龙、水鸟、蝉、兽面纹牌饰、管、柄形饰、耳饰、坠饰、玉芯等。
  1978年发掘的9座墓中，出土了许多玉、石、骨、蚌器。这9座墓里，随葬的器物特别多，除了铜器就是玉、石、骨、蚌器，一共有907件之多。其中，玉器有87件，包括玛瑙器在内的石器有35件，包括象牙器在内的骨器有70件，包括蚌贝、海贝和蚌鱼在内的蚌器717件。发现的玉、石、骨和蚌器数量这么多，显示古薛国玉石和骨蚌器制作业比较出色，每件物品都由薛国匠人精心制作而成。
  在薛国故城出土的贝，说明了古薛国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情况。在发掘的薛墓中，贝的出土数量非常大，其中海贝有380枚，蚌贝有120枚，玉贝有3枚。古代经济活动中，贝壳以其坚固耐磨、易于携带的特点，充当了商品交换的媒介，成为最原始的货币。在货币史上，用贝壳作为货币流通时间也较长，使用也很广，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有用贝壳充当货币的历史。薛国墓葬出土的成堆放置的海贝、蚌贝，说明古薛国商品货币经济比较繁盛。
  1998年和1978年对薛国墓地的发掘，还出土了许多反映西周、春秋到战国初期薛国贵族饮食生活文化的物品。出土的饮食生活用具很多，精致的铜质容器有鼎、簋、簠、鬲、角、尊、觚、觯、壶、舟、盘、匜、小罐、提梁壶、盉、铜鸟形杯、豆等；陶质容器有盖豆、罍、鼎、鬲、壶、钫、甗、盘、匜、杯、高柄豆、三足壶形器、鸟柱盘形器、罐以及原始瓷豆、印纹硬陶尊和瓿等。古时的薛国贵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就是这些用具。品类繁多的生活物品，给我们展示出一幅古薛国贵族生活图景。贵族们享受着只属于他们这个阶层的快乐，特别是在薛国这个生产力水平高、物质文明发达的区域，贵族生活就更加精致，也更喜欢用丰富的物品装饰自己生活。
  我们还能有幸从墓葬出土的饮食相关物品中，一窥古薛国人的饮食文化细节。出土物品中发现有粟米，还有水饺或馄饨类的面食品。墓葬中发现一件铜簠中密密排放着三角形食物，这些食品的形状如同水饺，但已经炭化了，三角形食物里面有馅状屑物，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辨识出是什么馅料了。经过考古工作者们观察，应该就是中国传统的美食水饺，或是一种馄饨。墓葬中还发现了牛、羊、猪、鸡、鱼等动物肉类，这些肉类盛放在8件铜鼎中。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畜牧业已经比较发达了。那时有“六畜”之说，“六畜”指的就是马、牛、羊、鸡、犬、猪。由于牛和马主要作为农耕和交通之用，肉食主要靠猪、羊、鸡、狗等。不过这肉食平民日常很难吃到，能终日享受的基本都是薛国墓葬主人这样的贵族。
  五、古薛国经济殷实2我们看到了薛国墓葬的主人，在生前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着精致贵重的几十种铜质、陶质容器，食用粟米、水饺或馄饨，以及牛、羊、猪、鸡、鱼等各种动物肉类。这反映了春秋时期薛国贵族富足的生活状态。
  在薛国故城考古出土的一系列文物，还显示了夷夏两种文化形态的交汇融合。薛族先祖奚仲居住在薛地，是夏朝的“车正”，为此薛族受中原夏文化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夏文化特征。而薛本身为任姓，处于传统的东夷聚落，自然具有东夷文化特征。薛国墓葬出土的器物，特别是铜器器形特征、墓葬习俗，都表现出了东夷文化和夏文化交流的特点。
  在铜器器形方面，薛国墓葬出土的鼓腹有盖圈足下三小足的簋、矩形簠、短颈宽沿鬲，与河南上村岭出土的簋、簠、鬲相似度比较高。其中一件鼎平盖的中央，有一环钮，这种平盖鼎又曾经在山东沂水刘家店子莒国墓出现过。在薛地和莒地发现的这种相同文化特征，都是东夷文化和夏文化交流融合的证据。历史上各种文化类型不会长期固化在某处，是会流动的，文化在流动过程中会发生交汇融合。
  在铜器纹饰方面，薛国墓址发现的铜器纹饰，大多采用垂鳞纹、瓦纹、窃曲纹、云雷文和蟠螭纹等形式。界纹多是使用凸弦纹。铜器耳、把、钮等处，比较多的是饰以兽首纹、鸟形纹。器物上的这些特点，和中原地区的河南上村岭虢国墓地、洛阳中州路春秋早中期墓地出土的铜器纹饰特点都比较接近，也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沂水刘家店子莒国墓址出土的铜器纹饰特点接近。在铜器纹饰上也体现出了夷夏文化交流的痕迹。
  鸟饰是东夷族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薛国贵族墓址出土的多叉鹿角饰上立有变体鸟形铜饰，铜盉盖顶立一展翅欲飞的小鸟，陶鸟柱盘形器柱顶端插立一鸟，骨梳梳首也有作双鸟对鸣状。此外还出土有鸟首车器、下端作鸟首形镳、鸟形玉佩。这些器物都显现了薛国对鸟的崇拜。东夷族很崇拜鸟图腾，以凤凰为祖先，多用鸟为名号。这么多鸟状器物的出现，说明了古薛国人一定程度上的东夷文化特征。大量精细的鸟状器物,还说明了手工制造业的发达程度。
  古薛国的众多遗存中，有一处著名的前掌大遗址。这处遗址的位置，在西距薛国故城只有1千米的前掌大村，墓地就处于薛河下游的西岸，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在夏代之后，商代是历史上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商代还是当前所知最早使用规范化文字的时期，也是青铜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之前通过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工作，证实商代的主要活动区域，基本分布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河南洛阳、郑州和安阳，此外地区的商代遗址就很少见了。但是196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滕县（今滕州市）博物馆开展的一次联合调查工作中，历史性地发现了前掌大这一重要的文化遗址。经过之后历时近20年的不间断发掘和研究，终于在山东南部地区，为我们呈现出一座非常重要的商代文化遗址。
  滕州的前掌大和济南的大辛庄、青州的苏埠屯，共同被称为安阳殷墟以东的三大商代文化遗址。文物考古发掘和学者研究揭示出，滕州市前掌大这处商代墓葬群，所处时期与河南安阳殷墟大致相当，都属于商晚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在1964年，首次对这处遗址开展了调查，当时就确定为商代遗址。在19817998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先后对前掌大墓地组织幵展了7次发掘工作。
  前4次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北区墓地，发掘面积大约有3000平方五、古薛国经济殷实米。过程中先后清理出龙山文化遗存、商代中期居住遗迹、商代晚期灰沟、商代晚期墓葬。各类墓葬有30座。
  前掌大遗址的南区墓地，发掘面积也有大约3000平方米。发现了商末周初的居住址、壕沟、夯土台、灰坑水井、祭祀设施、车马坑、殉牛马坑，以及70多座墓葬。
  薛国故城前掌大遗址出土的各类随葬品非常丰富，主要有青铜器、玉器、漆器、木器、陶器、石器、金器、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器，还有绿松石、玛瑙、水晶、骨器、蚌器、牙器、龟甲、海贝等。各类文物将近万件之多。
  考古人员通过对前掌大遗址的南、北两区墓地进行发掘，获得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相关历史时期的墓地规模、布局、墓葬等级与形制等方面意义重大，对于研究该时期古薛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以及薛人族属等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这些出土文物，从许多角度展示了古薛地区的经济文化活动情况，并且告诉我们古薛国的经济是相当发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