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我们无法穿越历史时空，但考古学者们可以根据北辛先民们留下的痕迹，为我们展示出古人从山林中走出时的样子，想象他们来到薛河中游这片区域定居繁衍，创造了最早的农耕文化，然后再向周边各个方向扩展。在非常久远的新石器时代，薛河两岸就已经产生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北辛文化的文化形态。
  北辛文化遗址的位置在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的北辛村北首，这里距离滕州市城区大约有20千米,北辛遗址处于薛河故道南岸的高地之上，遗址的三面临水。先民们选择这个区域作为生息之所是有道理的，他们根据先辈积累的经验，看上了这里相对比较平坦的地势，非常肥沃的土地，认走这个丘陵地带和平原地带的过渡区间，是可供世代繁衍的福地。北辛遗址的海拔高度有127-131米，东西长度750余米，南北宽度约110米，发现的遗址总面积达7.5万平方米，历史证明北辛先民选择是正确的，薛河岸边这片土地的确是他们和他们后代的一个福地。
  1964年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在薛河两岸开展文物普查时，发现了这处北辛文化遗址，考古队员当时采集到了不少与大汶口文化风格不同的陶片，经过研究，推测这些物品的年代应该早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这个结论让考古工作者很兴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山东队和滕州市博物馆，在1978年秋到1979年春期间，又一起开展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整理出一些灰坑、窖穴和墓葬，发掘面积总共有2583平方米。过程中，有大批石器和陶器、骨器、蚌器、角器面世。通过碳14测定，这些物品属于距今7300-6300年718之前，前后延续了1000年左右。文化类型应该归属于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和大汶口文化存在着直接的前后承袭关系，为大汶口文化的上游文化。那时这里的先民们实行的是原始共产制，平均分配他们的劳动产品。薛河两岸随着原始农业及家畜饲养的出现，妇女在平时的生产过程中很受尊敬，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和支配地位。
  北辛遗址由于其文化类型独特，就依北辛村而被走名为北辛文化。我们也可把这里的北辛文化称为薛文化，因为北辛之“辛”，在当地的发音为“奚”，和薛国先祖奚仲之“奚”发音相同。辛、奚、薛这三个字，应该属于同一古音。
  北辛文化时期，生活在现今北辛遗址的薛族先人，已经过上了定居生活，他们长期稳定地生活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在这里建立起氏族村落。氏族大家族的成员，都是按照母系血统，来确定相互之间的亲缘关系。母系氏族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实行的是族外群婚。所谓族外群婚，就一个氏族部落的男人，只能以氏族部落外的女人为妻，而女人也只能以氏族部落外的男人为夫，而且一个男人可以有一群妻子，一个女人也可以有一群丈夫。那个时候，女性在氏族家族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当时由于男性从事的渔猎活动，难以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而女性从事的采集收益比较稳定，所以就占有经济上的优势，加之生育人口关系到部落的存亡，就更强化了女性的崇高地位。北辛文化时期的氏族社会中，部落成员的土地、房屋、牲畜以及他们狩猎、捕捞、采集来的物品都是共有的。氏族大家族的成员，一起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体现的是互相协作，大家一起享用劳动成果，过着原始的平等生活。
  当时，北辛遗址这类原始氏族部落，在薛河上游一带还有几处。古薛的先民们，经过了1000多年的生活繁衍，开枝散叶，氏族部落的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活动范围也逐步向西扩散。发展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这些先民们就比较早地进入到了古邦国时期。
  当母系氏族社会走过了全盛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日渐加速，男子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主要方面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母权制度也就自然过渡到了父权制度。
  随着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的高速发展，财产私有和分配不均的现象出现了，父系氏族社会形态来临。在薛河区域乃至更大的范围里，出现了一个距离现在大约至3900年的中国史前文化体系，这个跨度相当长的文化体系，就是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前后相承的完整序列。为此有学者说“尽管我国是一个古文化丰富的国家，但在一个地区内可望把新旧石器文化有机地连起来，并形成中国史前文化比较完整的谱系，还只有鲁南地区”。
  这体现了古薛史前文化的连续发展、体系完善的特点，而且是以这种完整和独特的形式，显示着中华古文化的辉煌发展历程。
  农耕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在北辛文化时期，也就是在母系氏族社会比较繁盛的阶段，古薛先民就发展出了最早的农耕文明。中华农耕文明，是古代先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非常适应农业生产、生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随着农耕文明不断发展成熟，中华区域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在国家理念、人际交往和文化风俗等方面，都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最有特点的农耕文化集成。而中华农耕文明男耕女织、分工简单有效的最初模样，在北辛文化时期就有了端倪，上天也为古薛先民准备了一份发展农耕文明的厚礼。
  让我们看一下薛河流域的环境吧。这里有山有水，还有丘陵和平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好地方。这片土地的东面，有看连绵不断的大山。那时，山地的森林资源特别丰富，可供人们采伐，还可以在林中狩猎。在薛地的西部，还有滔滔不绝的泗水河，泗水向南可到江淮，向北可以连接济水和黄河，给人们提供了水上交通的便利条件，提供了丰富的水产资源，先民们可以在水中捕捞.进行渔业生产。在古薛大地的中部地区，则是一片辽阔的大平原，在数百里的原野上，古薛河穿行其中。
  古薛河的中游，就环绕着古薛国，成为薛国故城的护城河。薛河的上游，支流非常多，而下游则是湖泊沼泽。这样的条件既适于发展农业灌溉，又适于防洪排涝，非常有利于农业文明发展。
  原始农耕在北辛文化时期，已经有所发展，考古发现告诉我们，那时的磨制石器更加精细化。先民们已习惯居住于半地穴式的圆形房屋建筑里，农耕模式下的定居生活，可以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稳定。通过发现诸多类型的泥条盘筑陶器等物品，可以推测古薛人食用熟制食物，饮食模式的进步促进了体质提升，更有利于创造性地发展社会文化。
  在北辛遗址考古作业出土的一系列石铲和石斧、鹿角锄、石镰、石磨盘、磨棒，以及窖穴中已经炭化了的谷物，我们能够看得出来，那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在土地耕翻、播种、收割、粮食加工和贮藏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出现了很系统、完备的农业用具。这说明，北辛一带的原始农业，已经发展到了一走程度，这种农业雏形，给古薛先民们长期稳定的定居形态奠定了扎实的生产基础。通过稳定的农业操作，可以丰衣足食，才能形成定居文化。
  定居生活的基础是薛河两岸原始农业的稳定发展，原始农耕可以保证稳定的食物来源，北辛先民们就不必到处奔波迁徙。建造了房屋既可居住，又能储存粮食，还能饲养家畜。通过考古出土的猪骨架，能够看得出来，那时对猪等动物的驯化，已经完成，这是发展家畜饲养的开始。家畜饲养，可以给人们提供更稳定的肉食来源，使人们的体质获得大幅度改善。驯化猪等动物，是将野生状态下动物的自然繁殖过程变为人工控制下的过程，驯化的时间和方式都能表明人们对自然条件的认识和改造情况。
  薛河两岸的古人是聪明的，从对动物的驯化就可以考证出其文明发展特点。
  通过考古出土的鱼网坠，可以观察到，那时人们对于捕鱼，已经总结出了一套成熟的技术。捕到更多的鱼，可以为人们提供多样性的食物供给。
  起先，简单的采集渔猎活动是先民获得食物的主要办法，基本依赖自然的赐给。一定技术水平的农业出现后，才改变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有了耕作技术和渔猎技术，就能从土地上获得更多食物，捕到更多的猎物和水产品。
  摸索到动物繁殖的知识之后，他们就找到了比较稳定的肉食来源，在解决生存问题时取得了主动。薛河岸边的台地上可以生产出富余的粮食后，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有了分工，脑力劳动时间也能保障了，更具美学价值的穿衣、装饰等行为就有了更充分的物质基础。
  通过观察出土的骨针和纺轮，我们知道那时的先民，已经掌握了一定程度的缝纫手法，这就为穿着更为文明的衣服，提供了技术支持。通过考察制衣用具，可以得知其文明发展程度相当高。
  从古薛先民的生产和生活用具，让我们看到他们从原始采猎业向原始农业阶段的过度，逐步进入农业时代，对生活在薛河流域的古人来说，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他们从此可以通过更有计划的生产活动，来增殖自然的物品，这就改变了古薛部族社会的经济面貌。
  经济充实后，文化活动就更多了。从遗址出土的一大批生活用具，特别是陶器来看，那时的制陶手法，已经渐渐走向成熟。有一件陶器的底部，我们看到了可以说是最早的刻画符号，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此很兴奋，称这是“文字的起源”，他们从这里看到了 “文明的曙光”。
  可以说北辛文化的考古发现，显示了早在七八千年之前，薜河地区的古薛先民们，就已经发展出了最早的华夏东方文化，与远古中华区域的其他先民一起，点燃了文明之火。
  2当薛河流域的先民们越过了北辛文化长河，就进入到了大汶口文化阶段。好多人部听说过这个人汶口文化的概念，大汶门文化就是从北辛文化时期发展而来，那个时期距离现在有6300~4500年。古薛河一带，是大汶口文化遗址非常密集的区域，从薛河的上游到下游，一共发现有大汶口文化遗址20多处。
  早期的大汶口文化主要在山东和苏北，发展到中期可能向西扩展到了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晚期的分布和影响就更广泛了。而古薛河一带，正是大汶口文化的一个核心区域。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人口数量也在持续攀升，越来越大的人口规模，让薛河流域显得拥挤起来。
  这个情况下，薛河一带的先民就有了向外迁徙的需求.域外那些适于农业耕作和定居生活的地方，就成了他们的转移目的地。文化也在这样的迁徙过程中，流动起来。人口流动、保护私有财产的需要、族群间掠夺等情况的出现，推动了定居族群以防御城堡的形式自我保护，因此古薛先民进入方国时代后，筑屋建城的技术也在不断发展。
  对于大汶口文化的族属，在学术界已经获得一致性看法，认为大汶口文化应该是古东夷文化体系里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关系很密切。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开展考古调研时，在山东省章丘市的龙山镇，发现了城子崖文化遗址。1930年到1931年期间，在李济和梁思永先生的安排下，先后两次对城子崖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通过对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物品逬行研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并命名为龙山文化。
  从这时到1937年期间，考古学者在我国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区，又陆陆续续地发现了多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对有的遗址还组织了正式发掘，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对山东日照两处遗址的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考古学者们在山东和河南、陕西、江苏、河北、山西等地区，又大量地发现了以灰黑陶为主要特征并且晚于仰韶文化又早于商文化时期的遗迹。
  在1959年，对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进行的发掘研究，是龙山文化研究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个事情。学者们通过考查，认为大汶口文化遗迹和典型的龙山文化形态有着一定的亲缘关联。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山东临沂大范庄遗址、日照东海峪和胶县三里河遗址的发掘研究，最终证实了典型龙山文化就是大汶口文化的继承以及进一步发育。这个阶段的研究证实了学者们在先前那些年提出的观点，典型龙山文化就是起源于东方区域的一种古老文化类型。
  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龙山文化，就是古代中国东夷族群所创造的原始文化。现在，这个认识已经是考古学术领域的一致性看法。那么山东24地区龙山文化又走向何处？学术界比较多的看法是，龙山文化是被分布范围与其大体相当，而且年代就在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所继承。岳石文化是以山东平度东岳石村遗址命名的一种文化类型。
  自从岳石文化被提出以来，相关的学术文化领域对岳石文化的族属问题的研讨，一直没有停止过，当前比较一致性的观点是，岳石文化基本可以肯定是古代中国夏商时期东方地区的东夷文化。
  我们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这条线，看到东夷文化区域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能够感受到，这些中华古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和主要遗址集中分布在以泰沂山系为中心的一个广大地区，在其鼎盛时期，分布范围甚至可以扩展到包括当前山东全省、苏皖两省淮河以北以及河南东部在内的广大地区。而古东夷文化的影响，还要到达更为广阔的区域。
  在考古文化学中，古东夷文化具有前后承继而且系列比较完整的特点，至少从比较早的后李文化起，中间经过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至夏商周时期的岳石文化和珍珠门文化，一直到周代的南黄庄文化，自此汇入整个中华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其间没有出现过任何的文化断层,前一种文化类型消失后,都一定可以在其后的文化类型中,找到其主要的文化因素和典型特征的继承痕迹。发展过程中虽然发生了变化，却都能显示出前后演变的过程和特点。就是说，学者们通过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先秦时期东夷文化连续发展，而且从来就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占薛河区域的文化发展，就在这个体系中，古薛文化的行走历程就遵循着这个规律。
  在古代中华的大地上，各个民族的文化一直以来都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着无数次的汇聚和融合，这个融汇的过程又是碰撞与交流交相混杂的。不同的族群，就在碰撞和交流过程中，一起创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
  山东滕州北辛遗址的发现研究以及北辛文化的命名，展现了古薛文化久远的历史发展过程、独特的内涵价值、深远广泛的影响，所以引起了学术上和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历史已经证实，北辛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构成内容，并且在整个中华文化的起源、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力。在现在和以后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也一定会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1982年时，北辛文化被正式编入教科书；1992年，北辛文化遗址被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2006年的5月份，北辛文化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文物国保单位，说明北辛文化遗址的巨大价值，显示了北辛文化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中华文化一脉相承，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很大一部分就继承于远古文化。在当前的文化内容中，还可以轻易地找到古时的文化痕迹。据研究，自北辛文化晚期开始，到大汶口文化中期结束，在这1500年的时间里。山东地区存在过的早期大规模部落社会体系只有三个，一是古薛河流域部落，二是寿光西南和青州东的弥河中游部落，三是章丘部落。可以说北辛文化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东方起源，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
  北辛文化长河持久流淌，滋养了著名的齐鲁文化。一套完整的文化系统环环相扣，前后互相承袭，既没有中断，又密不可分。这就有力地表明中华本土文化的源起和发展，显示了对世界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