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水泉龙牙山《敬修佛祖殿碑记》现存地点：山亭水泉尚岩村南龙牙山东峰立碑年代：清朝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距今时间：146年碑文作者：邑庠生阎法裳多次经过水泉乡的那道东西山谷，也多次想去寻找尚岩村南的摩崖石刻，问过几个人，也大多语焉不详，说不清具体的位置...2017年桃花将开的初春，带着对三十年前青涩桃花的记忆，在走过一道道山川，经过一条条溪水之后，终于寻访上山，找到了龙牙山摩崖石刻。石刻佛像在山峰东壁，面西，共有三佛二力士，三佛端坐中间龛中，两侧各站一力士协侍，与山下省级文物保护碑上的介绍一致。
  石壁佛像下有片平地，置有香炉、供台等拜佛设施，太阳能充电的音乐播放器自动播放着经声佛乐，萦绕在那片沉静的山谷中，让寂然入定了成摩崖佛•(象百上千年的石崖占佛似要睁开天眼……崖下有清碑一通，除碑帽一角缺损外，碑身及碑文基本完好，识读如下：“龙牙山长升寨敬修佛祖殿碑记：天降丧乱，于斯为盛，毛匪、棍匪既起祸于东南，教匪、黑幅复扰乱于西北，我瞻四方，蹙之靡骋，哀我惮人，果何以为生也？于是群处和集相聚而言曰： 欲转危为安，非入山不可。然而天作高山，可爰居爰处者，惟龙牙山可为一方之保障。要无人焉，和为整理，不能众志成城，恐则分崩离析。幸堪遗大投艰者，有乡饮马桂X、马XX、徐丕承等筹画于内，四品军功蒋碧川、陈诲、丁振升等勤劳于外，敏勉从事，不敢告劳。寨己成，能御众匪，神默佑暗保群生。今丧乱既平，感神灵之呵护，念山谷之险阻，遂按村出资，整饬庙宇，乃使金座辉煌，远离日月昼桷，超越荡漾云烟，其丰功伟烈，巍乎焕乎，真足勒之金石，播之声诗焉。是为序。”落款“邑庠生阎棠法撰文；美山乡饮王大彦书丹。大清同治十一年岁次壬申榴月上浣建立”。碑文顶部有“万善同归”四个大字，宝峰寺原址清碑碑文左侧则刻有众多捐资参与人员村庄及姓名。
  碑文中提到的“毛匪、棍匪、教匪、黑幅”，当是清朝晚期活跃于苏北鲁南一带的“农民起义军”中的“长毛”太平军、耍棍子的捻军、白莲教及头裹布条的幅军。对于那段“闹匪”的历史，当地县志及一些家谱、碑铭上多有记载：民国《续滕县志》记载了清朝咸丰十一年（1861) “辛酉之难”，“四乡烧杀甚惨”，连滕县城都被围困了27天，死于那场匪乱记下确切姓名的就有3900多人！清廷不得不调派曾国藩于同治五年（1866)带兵前来鲁南剿匪，驻扎济宁多日……该碑文记载直到同治 ^^一年（1872)才“丧乱既平”，当地百姓因此集资修庙立碑，感谢神佛的护佑……关于石刻所在的寺庙，保护碑上介绍是“唐朝武德年间此地修建重福寺…明朝正德年间又修建宝峰寺院…清朝晚期修建了佛祖殿…悬崖上有明正德年间的题记”。清版《滕县志•古迹》记载：“重福寺，在牙山，唐武德年建，历宋、金，元至元中僧月涧、善明，明景泰间僧文讲，万历间僧知在重修。”该志“艺文卷”中还收录有明朝滕籍进士王元宾所写《重福寺碑》一文。
  然而，对于当地保护碑上所记“此地修建重福寺”的说法，王元保护碑宾直系后人、滕州学者王光超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经过实地走访调查后，认为重福寺并不是建在龙牙山，而是在其北面几公里之外今冯卯镇寺沟村北的牙山，是山亭文化部门混淆了“龙牙山”和“牙山” 的名称，张冠李戴安错了重福寺的位置，并且他对我说：你到现场一看就明白了，《重福寺碑》文所记述的景色，如“涧浅处为桥，架僧房上…东为天王殿，殿内得平地约三亩…众僧居随崖高下结构嵌于岩间，夕阳照之如蜂房，僧如壁中出也”等描述，与牙山重福寺的实际地形更符合，龙牙山摩崖下既没有建桥的位置，也没有“三亩”的平地，“众僧居”也无法“结构嵌于岩间”，只有寺沟的庙址与此描述相符。网上查到另一篇马运葆先生所写《重福寺考略》一文，也支持了王光超的说法。王光超先生之所以关注重福寺的确切位置，不光是因他先祖王元宾进士的碑记文章，更是因为王氏始祖曾迁葬重福寺东3公里处的寄宝山（今水泉村北），至今，王光超及王氏族人每年清明节还要到寄宝山祭祖，并新立了祖碑。当年王元宾在他那篇《重福寺碑》 文中也记下迁葬一事：“自关中改卜先茔于寄宝山，去此（重福寺） 六里，时舍于寺中，从容尽兴，余步寻残碑，剔藓读之，始知创自唐武德间……”并且，王进士对这座庙宇亦是情有独钟，在该文结尾处对当时重福寺方丈智在和尚说：“待尔缮葺丈室，余亦将构精庐于此，结莲社如东林故事，顾不美欤？”由此看出王氏族人四百多年来与重福寺的渊源一一难怪王光超先生如今如此认真地寻访调查重福寺的确切位置，这是在对祖先和祖宗负责呀！另记：感谢王氏后人、家住水泉尚岩村、现任滕州博物馆副馆长的王峰馆长，给我提供了他父亲王延刚先生于早年抄录的同治碑碑文，正是因为有了这份手抄稿，才使我得以对照模糊的残碑认出大部分的碑文。在此对王光超、王延刚、王峰等王元宾后裔表示敬意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