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级索北杨楼村杨彬御赐碑现存地点：级索镇北杨楼村立碑年代：清朝咸丰二年即1852年距今时间：166年碑文撰者：监生杨凛英清朝名臣曾国藩为同僚兼好友王东槐（字荫之）写有《王荫之之母寿序》一文，其中提到：“吾同年王君荫之，以其母黄太安人之寿属予为序云。荫之，知言者也，不宜循世俗故事以娱其亲……”吏部尚书、武英殿总裁万青藜在为王东槐殉国后所撰《王文直公神道碑铭》中亦提到“母黄氏封太恭人”，可知黄氏是王东槐的生母。然而今存滕州市级索镇北杨楼村杨氏宗祠前的“王东槐外祖父杨彬御赐碑”的主人杨彬，则是王东槐庶母之父，仅是王东槐名义上的“外祖父”。
  杨彬御赐碑碑身至今保存完好（如图），躺在北杨楼村杨氏宗祠大门前的村民广场上，不见碑座，亦不知有无碑帽，碑文如下：“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功隆赏懋，式宏锡类之仁；积厚光流，兼广外家北杨楼村王东槐外祖父杨彬御赐碑之泽。荣名上逮，义问弥寿序彰，尔杨彬乃工科掌印给事中加二级王东槐之外祖父，出自有基，后来称秀，宅钟华胄，光闾泽衍……兹以覃（tan)恩貤 (yi)赠尔为中宪大夫、工科掌印给事中、加二级，锡（赐）之诰命..尔史、殷（段？）、秦氏乃工科掌印给事中、加二级王东槐之外祖母，轨仪娴习，风范淑嘉……兹以覃恩貤赠尔为恭人……敕命”。碑文落款“皇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二十六日之宝。咸丰二 碑文局部年（1852年）壬子仲冬，监生杨凛英敬谨勒石。”《滕州地名志》记载：北杨楼，位于级索镇政府驻地西北3千米，耕地面积85.3公顷，1045人。明洪武年间（1368—1398),杨氏自山西洪洞县迁此建村，名杨楼，1982年更名为北杨楼。另在北杨楼西南几里路处还有一村名西杨楼，《地名志》亦记是杨氏于清朝雍正二年（1724年）从大杨楼（即今北杨楼）迁此定居，名小杨楼，1958年改称西杨楼。另外级索镇驻地东侧还有前、后杨岗村，《地名志》记载亦是明朝洪武年间洪洞县杨氏移民迁来所建的村子，由此可知滕西杨氏族繁户大，人口较多。
  另据《古滕杨氏族谱》记载：山东滕州北杨楼杨氏迁滕始祖讳淼，字千水，山西代州人，元末丁酉举人，铎河曲，迁东蕃牧，行取南御史，由任城雇舟南行，因在蕃多惠政，饯着塞途，穷日至治西之白聂村，宿监生聂宁家。是夜得中风急症，次早告终。刺君谭夫人宦囊空虚，艰于归里。幸宁养以田宅，因命一子三孙籍滕开户，这就是山东滕州北杨楼杨氏籍滕始祖。以后屡遭兵燹，谱牒无存。现家谱初修于清康熙年间，一九九四年五修后，十一卷，登谱人数26929人，散居地址达二十省、八十九个县市、杨氏宗祠 九十二个乡镇、三百三十八个村落。
  此说不同于《地名志》 记载，另还有其他杨氏迁滕的传说以及来源，莫衷一是。遗憾去北杨楼寻访那天因天晚没有到“杨氏家祠”里去看看，或者打听下杨氏族人，就能了解到更多关于北杨楼村、杨氏宗族、杨彬以及“御家祠石刻 赐碑”的具体情况。祠堂门上有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石雕门匾，刻有“杨氏家祠”四字，为枣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既有古祠，肯定存有《杨氏家谱》，《家谱》 里也一定会记载杨氏由来以及杨彬受皇帝“御赐”碑文封赏的情况，顺便连“敬谨勒石”的杨凛英也能查清身份……附1:滕西《古滕杨氏族谱》简介去年初春曾去级索镇北洋楼村拍来清朝道光三十年（1850年）所刻“杨彬诰封碑”照片，并写成《滕西北洋楼村杨彬御赐碑》一文，记下那次寻访的记录，同时还遗憾没能进到杨氏宗祠里去看看杨氏家谱……今年夏天，有幸结识滕西杨氏族人杨知新先生，谈起他们家族的历史以及那块石碑，又提到未能看到家谱的遗憾，他竟然很快找来清朝乾隆年间（乾隆十八年即1753年？）一修谱（共五册，杨列灏2014年原书复印本）、嘉庆年间二修谱（嘉庆九年甲子即1804年原版卷本）两套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古滕杨氏族谱》。
  一修复印本共五册，由时 杨氏族谱年九十岁的杨氏族人杨列灏于2014年整理复印，并按原书线装。书前附有杨列灏硬笔手写《复印前言》，介绍他从教退休后晚年醉心于家谱收集整理的情况，提到“我家仅存有四修族谱一部，对前三修原谱不曾一见为憾……2013年在酝酿族谱六修时，又奇迹般地发现了历时近三百年的初修族谱，更是喜出望外…… 经十多年的寻觅，终于先后在和福（杨列一、杨列明提供）、西岗（杨列奎提供）找到了百无一存的前三修谱……’’一修谱第一册内容为杨氏一世至十世世系图、登谱人口统计等；第二册为叙（序）文及家规、条例等文；第三册为官府诰命敕封等文；第四册为家族人物传记；第五册收录杨氏族人所撰寿序、祭文、碑记等艺文。
  该家谱第二册中共收有时任峄县知县杨文熹、滕县知县陈鶄（nao) 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所撰序文、滕县知县程国栋乾隆十七年（1752年）所撰序文、原任太原县知县孔尚钊乾隆十四年（1749年）所撰序文、杨氏五代孙杨赓所写《族谱原叙》、六代孙杨汝辑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所写《谱碑叙》、七世孙杨熠乾隆十六年（1751年）所撰《继修族谱叙》七篇，详细介绍了滕西杨氏家族的源流、繁衍、迁徙情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序文记载，杨氏一族，“溯其迁滕始祖杨泰籍于滕自明洪武始……回忆公始祖来滕之日仅一人耳，今聚族而居者不能屈五指而顿;谱内又云有散居丰、沛诸县者滕为正脉，大抵无异在滕者矣……’’（杨文熹序文），传至清初乾隆初年一修家谱时已至十世，“吾族一世1人，二世1人，三世5人，四世9人，五世24人，六世64人，七世161人八世322人，九世399人，十世91人，十一世3人，历考前后人数如此……”（杨熠记）杨家由明初 (1368—1398年）杨泰一人，到清初乾隆十六年（1751年）一修家谱时，三百多年间繁衍生息到十代计400多男丁（家谱只记男性），由此可作为样本推算反映出整个明代鲁南人口的繁衍发展状况，具有一定的样本、参照价值。
  关于杨氏来滕始迁祖，该谱“世系图”以杨泰为一世祖，并记这位始祖“居北聂寺东北杨家楼，葬前茔。后茔原在杨家楼前半里许，此茔又在后茔之前十佘步。后茔无考，此为始祖。”然而该谱陈鷂序文中还提到有关杨氏来滕始迁祖的另一则传说：“（杨）泰公以上相传系出滕州牧推升御史千水公支宗也”；杨熠在《继修族谱叙》中详细说明了这一 “传说”，大致情况是：杨氏祖茔有前茔、后茔之分，杨泰为前茔始祖，并无题名石碑。后来杨氏族人杨灼（字见彻）见到后茔石香炉上刻有“刺君谭夫人、埕玉泰、滕州牧”等字，“余皆剥落莫辩，欲考实无从也”。后来有位阳谷同姓自称原籍滕人，拿出他们家谱，“载其祖讳（杨）淼字千水，晋代州人”，据说这位杨姓始祖是举人出身，来到滕地做官，临离任时因有人饯行住到滕西白聂村聂宁家，当夜得病死去。其夫人谭氏无路费返回故里，因此让一子三孙在当地落户。对于这种说法，记述者杨媢本人也将信将疑，终因“考稽无据”而没有采信，只将此传说记于序文中。
  目前级索镇北洋楼村南尚有“杨氏家祠”一座，为枣庄市级保护文物，院门上额石雕落款年代为清朝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证明确是古建。第二册家谱中正好收有一篇杨氏七世孙、壬申恩贡杨熠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所写《创建祠堂记》，记述了杨氏祠堂以及家塾的创建过程：“祠堂，所以妥先灵，犹生人之有宁宇也。我族祠堂之议倡，始于瑞子（杨之墦字瑞子）……除茔北地六叚，积所获为营造费，且云后即为祠田，仿范文正公义田遗意……乾隆壬申岁（乾隆十七年壬申即1752年）正月于族中稍能者量力分建，众皆乐从，翼皇兄（杨）遂欣出地基以先之，兼任大门一座，由是定议共九人分任全工……凡应用之工料资财悉以身肩，不须族中一镪一粒焉……经始于乾隆癸酉（乾隆十八年癸酉即1753年）春，期以乙亥年（乾隆二十年乙亥即1755年）落成”…… 由此记载可知，该祠堂始建于1753年，由九位杨氏族人各自出工出料分摊工程建设而成，《记》后附有捐助名单，详细列出族人捐地、捐款、分建工程细目一一然而乾隆年间所建的那座祠堂就是目前现存于北洋楼村的这座祠堂吗？还需要实地进入到现存家祠内调查走访……不但如此，该祠堂后还建有家塾，并制订八条《祠堂家塾条例》以规范管理：“我族祠堂特建家塾于正厅之后……今于祠堂内建家塾，聚族之子弟而训诲之，以扩其聪明，养其德性”——体现出杨氏家族“忠厚传家”的家风用意。同时，还注意了 “教育与惩罚相结合”，该谱中定有《阖族公定劝惩条规》，制订家法（规）八条，对于（一）忤逆不孝、(二）兄弟不和、（三）本族兴讼、（四）狎慢祠堂、（五）损折林树、(六）轻忽族谱、（七）毁骂亲族、（八）群赌窝娼八种情况，明确“即令族正拘到犯科之人，大家申明先人垂训之意以劝谕之；如其不改，然后整以家法；家法不服，出首到官。务令率德改行，然后即安”——我国古代社会里的这种家族自治传统，以及家规家法对基层民众的教育约束，将矛盾化解于当地基层，对于当今的法治、稳定以及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着一定的启发、参照作用。
  二修谱是嘉庆九年甲子（1804年）原版线装古书，除有虫蛀痕迹外，基本保存完整，注明为“嘉庆甲子续刻，北聂家祠藏版”。该谱是在一修50年后的第二次续修，除重录一修谱全部内容以及接续十世男丁世系外，卷前又增加续修序文3篇，分别是：八世孙杨治安写于嘉庆九年的《古滕杨氏族谱续刻叙》；八世孙杨文询所写《杨氏族谱续刻序》；九世孙杨黼写于嘉庆九年的《杨氏族谱续刻叙》。这三篇新增序文补写了一修以来杨氏家族人丁、村庄、人口散布情况：“五十年来我子姓犹追思之。念夫辛未（乾隆十六年辛未即1751年？）初刻，登谱者千七十人，今甲未一周而人几增倍。兼以迁徙无常星罗棋布，屈指数之不下四、五十所，昔称散居丰、沛，今且籍扬州而家豫省矣……”由于刻印于清朝嘉庆年间的这套二修谱是原版古书，距今已有二百多年，保存下来实属不易，且是家族私藏的珍稀典籍，不便借来细看，因此我赶紧用手机拍下第一卷序文的部分内容，其他来不及细细翻阅，更没有详细对比这两套家谱的增减异同，只依据一修复印本，抄下有关内容。
  关于杨氏族人受朝廷皇封诰命的情况，除目前现存的清朝道光三十年（1850年）杨彬御赐碑记载因其外孙王东愧而受诰封之外，一修家谱第三册中收录了清朝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封“山东孔、颜、鲁、孟四氏学教授”杨浩之妻黄氏为“孺人”的圣旨一道；封杨浩之继母朱氏为 “孺人”的圣旨一道；雍正十三年（1735年）封“山西按察使司经历” 杨治乾之父杨复兴为“文林郎”、其母常氏封为“孺人”的圣旨各一道；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地方官推荐“滕县优贡、候选教谕”杨浩补授 “四氏学教授”的请示咨文以及朝廷批复一道；河东总督王岳合保举杨溥以二千七十五两捐纳“候选州同”一职的疏稿以及吏部准许批文一道；滕县儒学凛、增、附（生）保举故庠生杨公擢之妻赵氏节孝呈文；滕县儒学教谕孙坦、训导任灏出具赵氏事实牒呈；滕县知县陆轼、兖州府知府沈斯厚、山东布政司布政使孙兰芳请求旌表赵氏详文共五篇。滕县儒学教谕毕宿娟、训导于惟镜出具已故捐职州同杨文拔继妻赵氏旌褒事实牒呈；滕县知县王尔鉴请求旌表赵氏详文；乾隆十年（1745年）署滕县知县王如久、县丞王德圻、主薄顾宁纲、典吏张一桂共同出具复查证明文字。
  附2:《杨氏族谱》记载清代捐官实例买官卖官，是吏治腐败中尤为严重者，不仅败坏官风带坏世风，致使统治松懈官民矛盾，更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才使用的公平与公正，导致劣吏淘汰良吏，最终影响“精英统治”，导致政治黑暗社会危机……不同朝代买官卖官的价格如何？与当时官员年收入工资俸禄的比例怎样？且以清朝雍正年间山东滕县人杨溥捐官一例，来看清朝官场上公开的“买官卖官”价格——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修《古滕杨氏族谱》第三册中收录有一篇山东巡抚、河东总督王岳合《保举疏稿》，记录了山东地方官员核实杨溥捐资情况，援例向朝廷保举杨溥升官的奏稿，后被杨氏族人收录在其家谱中，从而保存下这一“捐官”的实证，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原文大意如下：“臣钦遵谕旨，劝民广行开垦，复仿照京师之例，令各属建造普济、育婴二堂。臣方率同官属等首倡公捐，并或拨动闲款应用，乃自檄行之后，两省士民欣然慕义，咸愿捐输，云集风行，共勳盛事。据山东兖州府峄县知县崔弘烈详称，据滕县监生、候选州同杨溥呈称：溥幸际昌时，躬逢圣世，念历代之家传曰耕曰读，守先儒之明训，惟俭惟勤，更赖圣德感孚，连年丰稔，（杨）溥仰事俯育之计固已宽，然而惟桑惟梓之情自难恝（jia)置。爰有峄县涧头社六里石地方祖遗庄田一千二百亩，价值银二千两；草房四十九间，价值银三十九两；麦种五十一石（dan)八斗，价值银三十六两；辘轳食丼倶全，一并捐普济、育婴二堂之用等情，已勘查确实，归入普济、育婴二堂，永为义产。另立堂户名入册完粮永远交代。该道、府确查无异，行司转饬遵照在案。臣伏查秉懿，固有好生之良，而乐善实本戴恩之切。今杨溥家非素风之财，恪守诗书之训，志尚潜修，性敦亲睦，生逢尧舜之世，感沐湛秽之恩，愿捐千亩之膏腴，周急四者之茕独，洵为士林拔萃之英，足符德行宾兴之典。臣睹兹嘉美，不胜欢欣，若并入彙题之士，庶非以表回异之醇风，相应特疏具题，伏恳皇上天恩特赐敕议叙用昭风劝，则非特一省士民，益荷鸿慈之叠锡抑，且万邦黎献群怀圣德之钩陶矣……吏部议查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内福建候选通判郭元龙捐资三千余两修理城垣桥梁，奉旨郭元龙以通判即用；又山东监生王四维捐银二千两以为粜谷蓄储备赈并贫民衣食之费，经臣部议叙免其考职归于双月以县丞即用；又陕西候选州同侯治经散给麦种、普赡村邻共计捐银二千两，准以应得之缺归于双月即用，各在案。今杨溥惠及乡里，钦奉谕旨议叙，照此例将捐资二千七十五两之候选州同杨溥准以应得之缺归于双月即用可也。”之所以详录下这份清朝官方奏稿，也是为了保存史料，并作为朝廷允许“买官卖官”的实例证据，以资证明参照。从这份近三百年前的奏稿中，我们至少能读出以下几则信息：1、自清朝初年开始，地方士绅出钱捐纳官位已成为公开、普遍现象。稿中列举了福建、山东、陕西三个靠捐银子升官的实例，分别由候选通判“即用”为实职通判；由监生免除考试直接升为二把手“县丞”；由“候选州同” 一下升为实缺。援此三例，滕县杨氏族人杨溥也因卖地捐银两千零七十五两而由“候选州同”而“即用”实缺，花钱后就能得到实职的官，相比那些通过几十年寒窗科考，即使侥幸金榜题名高中三曱后仍必须排队“候选” 才能陆续得“实缺”官职的“进士”们，这“捐纳”的途径就是后门捷径了。
  2、 买官以“捐资”为名，款项用于地方公益或扶贫赈济事业，花费在两千——三千两白银上下，即可（买）得府、县一级（七品上下）的官职。按当时的物价，五十石小麦才值三十多两银子，以此推算，杨溥等人用于买官的银子，如果用于购买粮食，能是多少贫困饥民一年的口粮呢？3、 看看当时各地方政府的上报公文，行文用词中用于颂圣、恭维、粉饰、拍马的词汇不比现在少，况且还有空格、顶头、避讳、小字等公文格式，充满对朝廷圣上皇权的敬仰、歌颂、恭维与自我谦卑，读来令人感慨古今且心生莞尔..4、 杨溥本是滕县人氏，然而他家的田产却达到今峄城区（原峄县） 涧头集镇境内，距滕为百里之外，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滕西杨家的经济实力。杨溥，字如天，号时庵，为杨之墦三子，居滕西水磨庄。杨家清初时已是滕西富户，《古滕杨氏族谱》第四册中有《瑞子先生传》一文，记载这位杨公（杨之墦字瑞子）是康熙时期人，“家道隆起，自奉俭约，常如寒素，而大义所关，虽捐重资毫无吝色’’——这位“毫无吝色”的老先生曾因为大儿子杨浩在曲阜任教（孔、颜、鲁、孟四氏学教授）就自费修理孔庙；为三儿子杨溥捐官卖出一千二百亩良田；又为填补当时滕县县令张波远离任亏空捐谷三百石；又“以庄田二顷”养活时任“河摞千夫长”吴谋成眷属两年……他到底富到什么地步呢？“或百金或三、五百金不偿还者不啻十余家，公概置勿问”——就是这么任性！5、 清朝社会“潜规则”盛行，大到朝廷封赠任命，小到基层请客送礼，均有一套“成例”，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整个社会心照不宣。该奏稿请求任命杨溥官职，所依据的也仅是福建、陕西、山东已有的三则先例，如同司法实践中的“判例”，也应用到官场上。另外清朝官场上下级对上级、外官对京官的“炭敬”“冰敬”等送礼“成例”，连曾国藩这样的清官都执行无误，记在日记里，可见“潜规则”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