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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古代人物
奚仲奚仲是夏代异姓诸侯，为中华民族始祖黄帝之后，任姓，因擅长造车，曾任夏王朝“车正”，受封于薛，为薛国始祖。
奚仲以善造车而闻名于世，史料多有记载。《吕氏春秋•郡守篇》说：“奚仲作车。” 《淮南子•修务篇》也说：“奚仲为车。”《世本•作篇》《荀子•解蔽篇》等都说奚仲作车。
根据更多的史籍记载，奚仲所造的是马车。進周《古史考》认为：“黄帝作车，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仲又造车，广其制度也。”也就是说，黄帝发明最原始的车子，以马驾车则是到奚仲时才开始，并广而推行。据《管子• 形势解》记载：“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王仲孚先生以古文献为基础，根据王国维对甲骨文及古籍的考证，认为车的发明在先，与畜力结合的时代在后，这正符合文明演化的通则。再有，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针对甲骨文“车”字形态所表现出的复杂性，指出殷代的马车，在时间上与传说中奚仲的时代甚为接近。当时车的制作，承袭了悠久的传统，已开始使用畜力，摆脱了原始的形式。因而可以说，用马驾的车，是奚仲发明的。
奚仲发明的马车，由于时代相当久远，不可能有实物保存下来。但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卜辞中，已出现象形文字“车”。观其字形结构，分别由轮、轴、舆、辕等部件组成。这种以木为结构的马车，大大方便了交通运输，成为奴隶主贵族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马车在当时还是一种特殊的礼器，是特权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奴隶主贵族死后，往往用马车随葬。
马车的发明是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以马力代替人力，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交通效能，也促进了道路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地域拓展能力，有利于各地区间的联系和信息交往；扩大了各地区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随着马车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速度和承载力较高的马拉战车，在此后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奚仲精通造车技术，同时又创制了夏王朝的车服制度，在夏禹时被任以“车正”之职，并被封在薛地，主管战车、运输车的制造、保管和使用。薛11奚仲父子所统辖的地区由于物阜民丰，很快强大起来，成为夏王朝最为繁荣昌盛与文明进步的地区之一。它不但是夏王朝交通运输的舟车制造基地，也是粮食及物资的重要供给地。同时，由于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加上水陆交通便利，又成为华夏文化交流中心。
奚仲和他的父亲番禺、儿子吉光都是发明家，其功绩主要是发明或改进了作为交通工具的舟、车，而尤以奚仲的功绩最为突出。奚仲的儿子吉光，秉性聪慧，也是一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俊杰。奚仲就将薛地邳闽让给吉光管辖，称为吉光国，后迁于下邳。历史上将此二地分别称为“上邳”和“下邳”。他所开创的薛国，经历千年而不衰，创造了极富特色的地域文明，创造了海岱历史文化区的一支重要而又摧燦的土著文化。
奚仲为中华民族和人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在景仰和怀念他。
仲虺仲虺.又名中垒，是奚仲的第十二世孙，是继奚仲之后又一位杰出的薛国国君。他辅佐成汤灭夏，建立商王朝，成为一代名相。
仲虺24岁继薛国国君之位，他是一位极具才华与政治远见的人物。其居薛期间，发扬先祖的优良传统，带领薛地民众，着力改进生产工具，号召各个村落在低洼地带打井取水，发展农业。他还倡导人们饲养牲畜，大力发展畜牧业。他设立农官，教人民用庄稼的秸秆饲养牲畜，用牲畜的粪便作为肥料，来提高土地的肥力。仲虺还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当时，铜器制造业、手工艺品制造业、皮革、酿酒、养蚕、织帛等，都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在仲虺的带领下，薛国成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实力较为强大的诸侯国。而此时的夏王朝，已是江河日下、众叛亲离。仲虺高瞻远瞩，欣然加入商汤灭夏的行列中，成就了一番伟业。
在商国势力日益强大的同时，夏王朝的统治正面临着内外交困、难以维持的局面。成汤认为讨伐夏桀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积极进行灭夏的准备工作。同时，任命仲虺为左相，伊尹为右相，极力争取附近众多小国的归服，进一步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仲虺和伊尹协助成汤完成了这些准备工作，并且制定了灭夏的方略。仲虺主张，先剪除夏的羽翼，使夏桀孤立无援，然后进军夏都而成就大业。按照既定方针，商汤先后灭掉了葛、韦、顾、昆吾等国，然后对夏王朝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成汤灭夏后，回师毫邑。诸侯都来朝贺，表示臣服。成汤随之在景毫（今山东曹县）正式建立了商王朝。
仲虺作为汤的重臣，为了减少商王朝发展的阻力，安定人心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保持商王朝社会的长治久安，便以著名的《仲虺之诰》诏告天下。在诏诰中，仲虺指出夏桀腐畋的一生以及夏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并扼要地记述了商汤的优秀品德和成功的主要原因，确立了商朝的施政方针，为商朝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还恳切地告诫汤以及汤的子孙后代，应该如何立身、主政、用人等等，对商王朝以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仲虺政治主张的核心，是时刻提醒商汤注意吸取夏桀“暴其民意”以致亡国的教训，采取“以宽汉民”的经济政策。商汤接受仲虺的建议，在位期间广施仁政，深得民心，很快就发展了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成汤论功行赏，把仲虺重新封于薛，薛国便成为商王朝在东方的一个重要诸侯国。
《仲虺之诰》原文： 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
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
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 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摟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曰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眧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c 译文： 成汤放逐夏桀使他住在南巢，心里有些惭愧。他说：“我怕后世拿我作为话柄。”仲虺于是向汤作了解释。
仲虺说：“啊！上天生养人民，人人都有情欲，没有君主，人民就会乱，因此上天又生出聪明的人来治理他们。夏桀行为昏乱，人民陷于泥涂火炭一样的困境；上天于是賦予勇敢和智慧给大王，使您做万国的表率，继承大禹长久的事业„您现在要遵循大禹的常法，顺从上天的大命！ 夏王桀有罪，假托上天的意旨，在下施行他的教命。上天因此认为他不善，要我商家承受天命，使我们教导他的众庶。简慢贤明依从权势的，这种人徒众很多。从前我商家立国于夏世，像苗中有莠草，像粟中有秕谷一样。小百姓和大人物战慄恐惧，无不害怕陷入非罪；何况我商家的德和言都可听闻呢？ ••大王不近声色，不聚货財；德盛的人用官职劝勉他，功大的人用奖赏劝勉他；用人之言像自己说的一样，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能宽能仁，眧信于万民。从前葛伯跟馈食的人为仇，我们的征伐从葛国开始。大王东征则西夷怨恨，南征则北狄怨恨。他们说：怎么独独把我们百姓摆在后面？我军过往的人民，室家互相庆贺。他们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临，我们就会复活了！天下人民爱戴我们商家，已经很久了啊！ “佑助贤德的诸侯，显扬忠良的诸侯；兼并懦弱的，讨伐昏暗的，夺取荒乱的，轻慢走向灭亡的。推求灭亡的道理，以巩固自己的生存，国家就将昌盛。
“德行日曰革新，天下万国就会怀念；志气自满自大，亲近的九族也会离散。大王要努力显杨大德，对人民建立中道，用义裁决事务，用礼制约思想，把宽裕之道传给后人。我听说能够自己求得老师的人就会为王，以为别人不及自己的人就会灭亡。爱好问，知识就充裕；只凭自己，闻见就狭小。
“啊！慎终的办法，在于善谋它的开始。扶植有礼之邦，灭亡昏暴之国；敬重上天这种规律，就可以长久保持天命了。” 祖己祖伊祖己和祖伊都是仲虺后裔，妊薛贵族，祖己是商朝武丁时期的一名重臣，祖伊是商朝末期纣王的一位大臣，二人均继承了先祖奚仲的智慧和仲虺的才能，不仅成为薛国的伟大首领，也堪称商朝的王佐之师，为商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祖己，出自战国时期的《尚书•高宗肜 (r6ng)日》一文，明确记载了祖己训导商王武丁的一篇讲话，可谓思想深刻，意义深远。
武丁是商朝第23世君主。史学家范文澜说：“武丁是盘庚以后最好的国王”；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武丁是商代的名王，在位59年，死后被谥为‘高宗’。”据史载，武丁曾经南征，使商朝势力扩张到长江以南地区，达到了商朝的极盛时期。
《尚书•高宗肜日》叙述祖己借句雉鸟飞鼎之事，训导武丁不要迷信鬼神，惧怕妖孽。王的职责，主要是关心民众的疾苦，多为民众办好事、实事，求神不如修德，拜祖不如亲民。
祖己训武丁这件历史大事，还说明祖己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无神论者。在尚鬼神的殷商时代，祖己的思想言论，对殷商王族来说简直是对其祖宗的蔑视和忤逆。如果祖己在王朝中没有极高的地位和威望，既压服不了王族公侯，也说服不了武丁。祖己训导武丁，使其成为商代极盛时期的一代明君。
祖伊，《尚书•西伯戡黎》一文，论述了祖伊怒斥商纣王的一席言论，可谓震聋发聩，震古烁今。
纣王，名受，又称帝辛，是商朝末期的一位君主。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说明，纣不是只知吃喝玩乐的无能之辈，他征战东夷，使商的疆域拓展到东南。纣自恃商朝强大，拥兵百万，所以他蔑视王族公卿及四方诸侯领袖，随意杀戮，无所顾忌。然而，仲虺后裔祖伊，对这个刚愎自用的暴君并不惧怕，当他知道纣賜给西伯昌（周成王）弓矢斧钺让其征伐时，冒着违君旨令的风险，从薛国赶至商都，当面训斥纣王。其言铮铮，其理凿凿，表现了祖伊大义凜然的风度和气概。
如《西伯戡黎》所载，祖伊恐奔告纣西伯戡黎是借口，是策略，其本意是训斥纣王到了天怒民怨、祖宗无法保佑、自作孽不能活的地步了。祖伊的训斥包括民谣咒语，言词之苛刻，比老子训斥逆子严厉的多，就是明智君王也难忍受。然而，暴君纣王面对祖伊的痛斥，始终面无怒色，很明显，祖伊训斥纣王，说明祖伊不怕纣王，纣王极端尊重祖伊。
祖伊在商朝处于什么地位，是王师还是太上皇？任姓的祖伊当然不是子姓王朝的太上皇，但从训斥纣王的口气看，祖伊应是薛国君主，其地位不亚于商王。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说：“商王朝最高执政者，多为诸方国的代表人物，他们所以能入踞于高位，是因为其方国与殷有牢固的联盟，历任最高职务的除了成汤时的伊尹之外，还有帝辛时的祖伊。”看来，祖伊及其远祖仲虺、臣扈、祖己与商王的关系，名义上是君臣关系，实际上是薛与商的联盟关系，薛族的地位不亚于商王。
薛烛剑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出现了很多铸剑的巧匠、佩剑的侠客文人，相剑的有识之士，流传着许多关于宝剑的美丽传说。春秋时期薛烛相剑的故事就是其中最动人的一个。
薛烛是薛国人，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常与著名的铸造业工匠研究青铜器，逐渐形成了很高的鉴赏能力。为了欣赏天下名剑，他告别了薛国亲人，踏上了南下的旅途，来到了收藏宝剑较多的越国。
越王勾践有五把宝剑闻名于天下，他视其为国宝，轻易不让人见。薛烛来到越国的消息传开后，越王两边的大臣立即向勾践报告，并建议越王请善于相剑的薛烛鉴定越国的宝剑。勾践一听很高兴，马上传令召见薛烛。越王说： “我有五把宝剑，请您欣赏评论。”不一会，越王命令掌管剑的官员捧出一把宝剑，薛烛一看说道：“这把剑名叫豪曹，原来很有名，现在质量变了，不能算作宝剑。”越王一听，马上令人换了一把宝剑，递给薛烛。薛烛接过仔细一看，马上指出此剑名叫巨阙，原来也很有名气，但现在巨阙剑的金、银、锡三种主要成分已经分离，而真正的宝剑是融为一体牢不可分的。
越王勾践解释完巨阙剑的由来之后，立即命人取出宝剑纯钩。薛烛为之一震，不由得脱口赞道：“好剑！好剑！这才是真正的宝剑！” 越王勾践接着说：“您说得很对，这是宝剑。有人想出髙价收买纯钩剑，价钱是两个乡、一千匹骏马和两个千户之都，您看可以吗？” 薛烛答道：“不可。当铸造这把宝剑的时候，赤堇（jin)山破而出锡，若耶溪涸而出铜，雨师为之洒水，雷公为之击囊，蛟龙为之捧炉，天帝为之装炭，太乙为之下观。铸剑大师欧冶子巧借天上的精华，拿出自己的绝技，竭尽全力地铸造了三把长剑、两把短剑：一曰湛卢，二曰纯钩，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如今赤堇山已经闭合，若耶溪深不可测，天上的群神也不下来，即便欧冶子死而复生，把全城金银珠宝都拿出来用于铸剑，也不能得到一把这样的宝剑”。越王勾践闻听此言非常敬佩薛烛相剑的才识，遂待薛烛为上宾，朝夕谈论剑道。
两三年后，越王勾践灭掉了吴国，又乘胜率军北渡淮水，在徐州（今古薛城）会盟齐、晋、宋、鲁、滕、薛等国诸侯，争得了中原霸主的地位，成为春秋战国之际最强大的诸侯国。越王勾践建立霸业以后，他手下的大臣范蠡便悄然归隐陶山一带（今羊庄镇境内）。范蠡写信给大夫文种Uh6ng),说越王是可以共患难而不可共安乐的人，你不走会有杀身之祸。果然，后来有人诬告文种谋反，勾践便赐剑令他自杀。薛烛面对越王的多疑性格，意识到不便在越国久留，以免惹来剑祸。他利用一个机会，婉言谢绝了勾践的挽留。临别时，越王赠送给薛烛一把宝剑，作为他对薛烛来越相剑的纪念。
薛烛不仅善相剑，而且喜欢舞剑。其剑术高超，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田婴田文田婴，谥号靖郭君，战国时齐国贵族，是齐威王的小儿子，齐宣王的异母兄弟。田婴在齐威王时，随父驾前任职，经常带兵出征。在宣王时期建有卓越功勋。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在与魏国的“马陵之战”中取得大捷，立下大功。田婴在诸侯争霸中极力维护齐国的地位。宣王七年，田婴出使韩、魏，经过一番经营，使韩魏两国“服于齐”。又“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史记_ 孟尝君列传》）。宣王八年，“复与梁惠王会鄄”。田婴的活动使得齐国在众诸侯中的地位不断巩固和提升。宣王九年（公元前311年），田婴被任命为齐相国，自此后在任十一年之久。湣王三年（公元前298年），田婴被封于薛地，挣得了一片齟土。
田文是田婴众多儿子之一,为“贱妾”所生，且“五月五日生”，田婴决定抛弃他，可是母亲却偷偷地将他抚养长大。田文六岁时，母亲领他拜见父亲。田婴非常生气的斥责了文母，田文趁机向其父磕了个头，问为什么不让养五月初五生的孩子。田婴的理由是“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田文又问人的降生，是由天决定的，还是由门户决定的，问的田婴哑口无言。田文乘机告诉父亲：“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 ”父子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交锋，田文的机敏，给其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又过了很长时间，田文趁其父闲暇时婉转地问道：“子之子为何？ ”父回答说：“为孙。” 又问：“孙之孙为何？ ”再答：“为玄孙。” “玄孙之孙为何？”回答说：“不能知也。”田文接着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今君又尚厚积余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损，文窃怪之。”田文以较高的政治责任感告诫父亲，作为国家的重臣，要以国家事业为重，而不要仅仅顾念一己之私。田婴听完这番话，幡然动容，尽弃前嫌.非常厚爱田文。于是派他主持家政，接待宾客。在儿子田文的主持之下，田婴门下“宾客口进，名声闻于诸侯”。各诸侯国君“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田嬰最后立田文为太子。田婴死后，田文袭其父在薛地的封爵。
孟尝君以“好客养士”“乐善好施”而闻名天下。为了最大限度的招揽人才，不惜“舍业厚遇之”，因而“倾天下之士”，这些人既可以在危急时刻救他性命，又能在平时倾心为他出谋划策。
孟尝君收养门客不择贵贱，把“鸡鸣”“狗盗”之徒也收于门下，这些人拥有一技之长，在关键时刻也能发挥关键作用。有一次孟尝君出使秦国，由于秦昭王听信;T臣下的谗言，担心孟尝君“必先齐而后秦”，会危及到秦国的社稷安全，于是把他囚禁起来，图谋杀掉。危急之中，孟尝君派人向秦昭王的宠妾求救，该妾表示须以“狐白裘”作为交换条件。但那件“狐白裘”来时已献给秦昭王。这时，一位善缩身功技艺的的门客对孟尝君说：“臣能得狐白裘”。是夜，该门客从狗洞潜入秦国的宫中，盗得那件“狐白裘”，把它献给了秦王宠妾。该宠妾便向秦昭王美言，释放了孟尝君。孟尝君恐夜长梦多，立即带领随从连夜乘车逃走，夜半时分到了函谷关。按关法规定“鸡鸣而出客”，久等秦兵会追上来。正当大火焦急万分之际，又有一位会口技的门客及时学鸡叫，引得众鸡 “齐鸣”，他们才趁机逃出函谷关，使得秦国追兵无功而返。
孟尝君“好客养士”，使他得以在风云激变的社会大潮中，仰仗所养之士，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断开拓自己的事业。
冯谖冯谖（xuan),是薛国国君孟尝君门下的食客之一，为战国时期一位高瞻远瞩、颇具深远眼光的战略家。孟尝君“好客养士”，门下食客众多，冯谖是其中的佼佼者。通过“焚约市义” “营造三窟”等活动，冯谖为孟尝君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其政治事业久盛不衰。
先前，冯谖因穷困潦倒，无以维持生计，便来到孟尝君门下寄居为食客。按照孟尝君的待客惯例，门客按能力分为三等：上客吃饭有鱼，外出乘车；中客吃饭有鱼，外出无车；下客饭菜粗劣，外出自便。当时冯谖被安排到三等门客舍中。
过了一段时间，冯谖倚着柱子弹着自己的剑，唱道：“长铗归来兮！食无鱼。”左右的人把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食之，比门下之鱼客。”又过了一段时间，冯谖弹着他的剑，唱道：“长铗归来兮！出无车。”左右的人都取笑他，又把这件事告诉给孟尝君。孟尝君说：“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冯谖于是乘坐他的车，去拜访他的朋友，十分高兴的说：“孟尝君客我。”此后不久，冯谖又弹着他的剑，唱道：“长铗归来兮！无以为家。” 此时，左右都开始厌恶冯谖，认为他贪得无厌。而孟尝君听说冯谖有个老母亲，于是“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这使冯谖深受感动，决心等待为孟尝君效力的机会。
当时，孟尝君是齐国的相国，在薛地被封万户食邑。由于门下养有三千多食客，于是在薛地放债收息以补不足。有一年，孟尝君派冯谖去薛地为其收息。冯谖驱车到了薛地，让地方官吏召集应该还债的人，结果得息钱十万，尚有多数债户交纳不起。冯谖便用所得息钱置酒买牛，召集能够偿还息钱和不能偿还息钱的人，都来验对偾券。愤户到齐后，冯谖一面劝大家饮酒，一面让大家拿出偾券验对，凡有能力偿还息钱的，当场订立还期；对无力偿还息钱的，当场收回债券烧掉，史称“焚约市义”。这样，冯谖就在薛地百姓心中埋下了感恩于孟尝君的种子，贏得了得民心。
又过了一年，齐湣王听信谗言，罢掉了孟尝君的相位。孟尝君返回自己的封邑薛国，薛地百姓们早已扶老携幼，在路旁迎接他。此时孟尝君方知冯谖焚券买义的用意，感慨的对冯谖说：“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出于对孟尝君政治地位的考虑，冯谖进言说：“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并说愿意“为君复凿二窟”。冯谖西入大梁，对魏恵王说，齐国之所以能称雄于天下，都是孟尝君辅佐的功劳。先生若能接他来魏国，在他的辅佐下，定能国富而兵强。惠王也久闻孟尝君的贤名，立即空出相位，派出使节，以千斤黄金、百乘马车，去聘孟尝君。齐王听到这个消息，君臣震恐，连忙派遣太傅带“黄金千金、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等物，非常隆重地请孟尝君复出为相。冯谖劝孟尝君趁机索取先王的祭器，“立宗庙于薛”，等齐国的宗庙在薛地落成后，冯谖向孟尝君报告说：“三窟已就，君姑且高枕为乐矣。” 冯谖有超人的智慧，极具战略眼光。在孟尝君做齐国相ffl的几十年时间里，“无纤介之祸”（《战国策.齐策》），这是与冯谖的精心谋划分不开的。
毛遂毛遂，战国时期薛国人。据明万历十一年 《滕县志》载：“毛遂者，薛人也，游于赵，为平原君客。卒后葬于薛”。毛遂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明好学，抱负远大。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便周游列国，听说赵国公子“平原君”赵胜好客养士，便投在他门下做食客。后因追随平原君“说楚联赵抗秦”而被世人瞩目。
公元前260年，秦赵之间发生了著名的“长平之战”。秦国利用反间之计大败赵国，坑杀赵国降卒4〇余万，使得赵国的精锐部队几乎丧失殆尽。公元前257年，秦军再度挥师东进，将赵国都城邯郸团团包围，企图一举灭掉赵国。
赵孝成王为了抵抗强秦，急忙派平原君为使臣，到楚国去求援，要“合纵于楚”，联合抗秦，以救赵国被围之急。平原君决定在门客中选文武双全的二十名亲信前往，可是挑来挑去，“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这时毛遂挺身而出，“自荐于平原君”。平原君用讽刺的口吻说：“一个贤士生活在世上，就像一把锥子装在袋子里，锥尖立刻就会显露出来。现在先生在我门下已经三年了，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什么才能”？毛遂回答说：“如果我毛遂早一点能装在袋子里，便会脱颖而出”。平原君看到毛遂伶牙俐齿，加之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便勉强答应了。其他十九人偷偷地交换目光，讥笑毛遂，但毛遂并不介意，只管跟着平原君前往楚国。毛遂一路上不断与他们议论交谈，等到了楚国，对于毛遂的才能和论点“十九人皆服"。
到了楚同后，平原君首先出面与楚王商议合纵抗秦的事，但是从早上一直谈到中午，没有任何结果。大伙都非常着急，于是十九人公推毛遂上去助一會之力。毛遂手按剑柄登上台阶，来到大殿。他很有信心的问平原君说：“纵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纵，日中不决，何也”？楚王看到有人闯进来，并且出言不逊.便问这是什么人。平原君说是自己的门客。楚王马上呵斥道：“我是在和你主人说话，你是干什么的”！毛遂毫无惧色，手按剑柄逼上前去说道：“大王您所以敢呵斥我毛遂，无非倚仗楚国人多。现在你我相距不过十步，您的性命就操在我毛遂手里。再者，我听说商汤以七十里之地，最终统治天下；周文王以百里之地而使诸侯称臣。不是因为他们士卒众多，而是因为他们‘能据其势而奋其威’。现在楚国地广袤五千里，持戟战士百万，这是称霸争王的好资本。以楚国的强大，天下无法抵挡。秦国的白起不过是个鄙贱的家伙，领了几万人，兴兵来和楚国交战，一战而攻下鄢、郢，再战而烧了夷陵，三战而羞辱大王的祖先，连我们赵国也感到羞耻，而大王您却不以为耻。‘合纵者为楚，非为赵也’ ”。楚王被说的面红耳赤，连声说：“谨奉社稷而以从”。毛遂对楚王身边的人说：“拿鸡、狗、马的血来”。毛遂手捧铜盘，跪着进献给楚王，说道：“王当歃血而定纵，次者吾君，再次者遂”。于是，在殿上当场与楚王定下合纵之盟约。平原君完成与楚国的合纵使命后，急忙返回赵国。
在赵国君臣的努力下，楚国派春申君领兵赴赵救援；魏国信陵君也假传魏王之命，夺了晋郎的军权前往救赵；平原君组织了一支三千人的敢死队出城攻敌。三国军队内外夹攻，使秦军腹背受敌，大败而去，解除了赵国之危。
毛遂以大智大勇，挽救赵国于危亡之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平原君感慨的说：毛先生一到楚国，‘‘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以三寸不烂之舌，胜过百万大军。为了表示对毛遂的重视，便把他列为上客。
毛遂年老回归故里，死后葬于薛国故城北门外。
叔孙通秦末汉初，古薛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就是汉家儒宗叔孙通（？一约前194年）。曾协助汉高祖刘邦制定汉朝的宫廷礼仪，先后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等职。
叔孙通年轻时跟孔甲学习儒学时，就立志要做一番大事，秦二世时曾为博士，陈胜吴广起义后，他回家乡参加了项梁的义军。汉髙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叔孙通在彭城率领儒生弟子百余人归了刘邦。从此，为汉朝的建立和稳定出谋献策，做出了贡献。
刘邦一开始并不喜欢儒学，但由于叔孙通聪明机骛，善于言辞，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还是得到了刘邦的赏识。刘邦看不惯儒服，叔孙通就改换楚国的短式服装；刘邦急需斩将夺关的勇士，叔孙通就推荐一些身强力大、勇于拼搏的壮士。不久，刘邦封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楚汉战争历时四年。到汉高祖五年，刘邦战胜了项羽，做了皇帝，叔孙通为他制定并主持了登基仪式。刘邦是布衣出身，当了皇帝之后，下令把秦朝制定的繁文缛礼、法令全部去掉，一切从简；并大宴群臣，庆贺胜利。宴会上，君臣称兄道弟，无拘无束，有的频频举杯，有的邀功自炫，有的狂欢乱舞，有的拔剑击柱，真是醉态百出，不成体统。刘邦为此非常生气，担忧今后有令不行，酿成后患。
叔孙通见到刘邦为群臣无礼而忧虑，立即建议由他到鲁国征集儒生，参照周朝和秦朝的礼仪，结合汉初的实际情况，制定汉代的朝仪。此后，叔孙通带领弟子百余人加上从鲁国征集来的三十名儒生和高祖身边有学问的近臣，到野外习礼仪。一个月后，叔孙通请刘邦检阅，刘邦看后认为很好，就令群臣全部参加训练学习，为十月举行朝岁大礼作好准备。
汉高祖七年十月，群臣在长乐宫举行隆重的朝岁大礼，仪式由叔孙通主持。是日一早，司仪引导群臣按官职大小依次进入殿门，文官武将各列东西，数百名侍卫官兵各执兵器旌旗守卫在殿阶两旁，数千人在殿内外井然有序悄然无声。一切安排就绪，高祖才传令乘辇进宫，百官执戟传声唱警，从诸侯王到年俸六百石的官员，按九仪（周礼，指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之礼依次上前朝贺。朝礼完毕，又置法酒。酒过九巡，司仪说“罢酒”，则全部停止，如有举止行为不合礼仪的，由监察御史立即拉下去，听候处理。自始至终，没有敢大声喧哗和狂欢失礼的。刘邦高兴的说： “今日吾乃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拜叔孙通为奉常（景帝改为太常，负责礼乐社稷宗庙之官）并賜金C叔孙通谢恩后，请求高祖提拔与他一起定礼的弟子、儒生，高祖就把这些人全部任命为郎。
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刘邦提升叔孙通为太子太傅。高袓十二年刘邦想以赵王如意替换太子。叔孙通恳切的劝阻，指出晋献公为宠爱麵姬而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了数十年，被天下人耻笑；秦始皇不早定太子扶苏，导致胡亥诈立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极力陈述太子的仁孝等优点和吕后与高祖同甘共苦、艰苦创业的事实，尖锐的指出，天下初定，战乱刚停，全国都知道已立太子，如果废长立幼将会引起内乱，危及社稷；最后表示，假如废掉太子立赵王如意，就当场撞死在皇帝面前。刘邦听叔孙通讲的很有道理，不得已说只是开玩笑罢了。叔孙通马上严肃地说：“太子是天下之根本，本一摇而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为戏”。高祖只好点头认错，取消了换太子的念头。汉孝文帝即位后，仍任叔孙通为奉常，负责先帝陵寝的礼仪和管理，并由其制定了宗庙仪法。
叔孙通不仅帮助刘邦整顿了朝纲，还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他编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器制度》《法令章十八篇》等儒家礼仪法令方面的专著。他的一生为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称叔孙通为“汉家儒宗”，晋代的陆机在《叔孙通颂》中给予高度评价： “百王之极，旧章糜存。汉德虽郎，朝议则昏。
稷嗣制礼，下肃上尊。穆穆帝典，焕其盈门。风稀三代，宪流后昆”。
叔孙通的实践和理论，不但创立了汉代的儒家礼仪制度，而且对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孙弘公孙弘（公元前200—前121年〉，字季，西汉薛邑人。公孙弘经历复杂，一生坎坷，属大器晚成。40岁时开始读《春秋公羊传》，成为一名饱学儒士。公元前丨40年，已经60岁的公孙弘，以贤良文学之名被汉武帝征为博士。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 >,公孙弘第二次被淄川国举荐应贤良文学赴京对策。汉武帝出的题目内容是，上古尧舜时为什么风调雨顺，风俗淳朴，政治清明？要“贤良文学”们从“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做出回答。公孙弘在对策中提出“治民之本”八条，汉武帝十分赏识，将其拔擢为第一。召见时，又见公孙弘“容貌甚丽”，非常满意，由是再次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以备顾问。此后，公孙弘再次上书武帝：“……臣闻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惟陛下之所志”。公孙弘慷慨激昂的话语，贏得汉武帝的加倍赏识，因而官运亨通，次年即晋升左内史，成为主持京师政务的重要官员之_。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又晋升为御史大夫，次年任丞相，封平津侯，位极人臣。
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第二次被征为博士，到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卒于丞相任上，前后十个年头。其间任博士、左内史约四年，任御史大夫二年，任丞相四年。十年间，公孙弘成为东西汉初政坛上的一名重要人物。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在处理大游侠郭解一案上，公孙弘主张杀无赦。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杀掉了郭解及其全家。游侠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上引人注目的群体，他们以武犯禁，无视国家法规，如果任其存在，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公孙弘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后世史学家对此多持肯定态度。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提出一项禁民挟弓弩的建议，出发点是为了防范民众对朝廷的反叛，对保持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六月，公孙弘等提出兴学、置博士弟子、任儒生为官等建议，得到汉武帝的认可。从此为广大儒生进入仕途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为儒学越来越多地影响政治进而在中国逐渐占统洽地位创造了条件。对于这一新的人才选育制度的形成，公孙弘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公孙弘作为一代儒者，在儒学方面有（公孙弘十篇》，已佚；公孙弘四十始治《春秋》，以举贤良文学对策起家，在耄耋之年步入政坛，最后做到宰相，位列三公。此后，大批的饱学之士步入政坛，承担了越来越繁重的政务，大大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公孙弘等一批儒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汉的统治思想完成了由汉初“黄老之学”到武帝时儒学的转变，实现了儒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对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孙弘以布衣起家，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在贵为丞相后，仍“食一肉，脱粟饭”。又性格外向，知识面广，为人谦恭，礼贤下士。
还仗义疏财，救济贫寒，以致自己“家无所余”。他位高不忘家乡,为薛地捐资建桥一座，人称“公孙桥”，功德传颂至今。著名历史学家班固写《汉书》，盛赞武帝时人才辈出，在所举出的14类27个代表人物中，公孙弘列在儒雅第一。
寒朗寒朗，字伯奇，东汉时期鲁国薛县人。他平生喜好经学，博通书传，被举为孝廉。
据史载，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英被封为楚王，府地徐州。汉明帝刘庄在位时，楚王因谋逆被废自杀。当时汉明帝正在为这桩谋逆案发怒，法吏都很惶恐，凡是供词中所牵连的人全都逮捕入狱，因这一案件受株连而被处罚的人数以千计。
汉明帝永平年间，寒朗以侍御史身份来到洛阳，与三府的掾属共同调查楚王刘英一案中的颜忠、王平等人，供词中牵连隧乡侯耿建、郎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耿建等人申诉说从来没有见过颜忠、王平；寒朗于是试着就耿建等人的外貌特征单独询问颜忠、王平，但二人都错愕不能答对。寒朗知道其中有诈，便上书皇帝说耿建等人没有奸邪之心，完全是被颜忠、王平所诬陷，而且天下还有许多人像他们一样无辜。
明帝召寒朗入见，问道：“耿建等既然没有奸谋，那么颜忠、王平为什么要牵连他们”？ 寒朗答道：“颜忠、王平自知所犯之罪大逆无道，所以就胡乱检举他人，企图以此开脱自己”。明帝问：“你和谁一起写的奏章”？寒朗答道： “我恐怕为此事遭灭族之罪，不敢涉及他人，确实希望陛下一人觉悟而已。臣见到拷问囚犯的当事官吏，都说造作妖言是大罪.对牵连的人放掉不如关起来，以后可以没有责任，所以拷问一个牵连十个，拷问十个牵连百个。另外公卿朝见时，陛下问以朝政得失，都是长跪不言，等他们回到自己家，口中虽然不说，却暗自仰屋长叹，没有不知道此案有很多冤枉的，但不敢与陛下相抵牾。旧时规定大罪祸连九族，如陛下开恩，只罪及其身，天下幸甚。臣今曰所述，就是死了也不后悔”。
由于案情重大，牵涉面太广，过了两天，明帝亲自前往洛阳监狱审录囚徒，清理出冤枉者千余人，均给予平反。后来颜忠、王平死于狱中。因寒朗尽忠于先帝，拜为易长。后迁升为济阳县令、清河太守，举荐为博士。
通过寒朗审理楚王刘英谋反一案，发现了颜忠、王平编造假供诬陷四位大臣及所株连的千余人的冤情，说明寒朗有胆识，勇于秉公办案；当面对汉明帝的责难时，他又慷慨陈词，敢于冒死直谏，从而看出了这位大臣的忠诚和正义，在封建社会里，这种行为实属难能可贵，因此被载入史册，为后人颂扬。
曹充曹褒曹充，鲁国薛地人，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为博士。继承了庆氏的《礼>学。跟随光武帝巡行泰山，制定了在泰山祭祀天地的礼仪。还朝后，光武帝下达诏令商议制定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的礼仪。七郊，在国都周围地区祭祀五帝和天地的典礼。三雍（辟雍、明堂、灵台） 为汉朝的三座宫殿，也是帝王举行祭祀、典礼的场所。大射，古代为祭祀而举行的射箭典礼。养老，古代对老而贤者按时供以酒食。显宗（汉明帝刘庄，汉光武帝刘秀之子 >即位，曹充上言：“汉朝再次受命于天，仍然有在泰山祭祀天地的事。但礼乐制度坏缺，不能成为后人的法度。五帝不互相沿袭音乐，三王不互相沿袭礼仪（五帝，通常认为是指黄帝、颛顼、帝喾（ka)、唐尧、虞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大汉应该自己制定礼乐制度.以昭示百代”。皇帝问：“怎样制定礼乐制度”？曹充回答说：“《河图括地象》 说‘汉代礼乐文明兴起’。《尚书璇乳铃》说： ‘有主宰天下的汉朝兴起，道德广博，制作乐曲叫《予》’ ”。皇帝赞成他的话，下诏书说： “现在姑且改成太乐官为太予乐，吟诗奏曲以等待君子”。任命曹充为侍中。曹充作《章句辩难》，于是就有了庆氏的学说。
曹褒，字叔通，薛人。少年时志向专一，有大度，年轻时继承父亲曹充的事业，渊博典雅，通达学识，尤其喜欢以礼待士。常为朝廷制度未完备而遗憾，羡慕叔孙通为汉朝创立礼仪，昼夜精心研究，沉吟而专心思考，睡觉时就怀抱笔札，走路时就诵习文书，当他极度用心思考时，忘记了所去的地方。
曹褒起初被举荐为孝廉，又调任圉（yi）县令，以礼治理民众，以德教化时俗。当时别的郡有盗徒五人来到圉县界内，属吏捕获五人，陈留郡太守马严得知而痛恨恶人，劝县令杀了他们。曹褒告诫属吏说：“皋陶（ydo传说中舜之臣，掌管刑法）不为强盗制定死刑；管仲遇到盗賊交给公法处置。现在奉太守的旨意而杀了这些盗賊，是违背天意，而顺从府中官长的心意，会受到上天沉重的责罚”。马严上奏曹褒软弱无能，曹褒被免去圉县令而回到郡中，担任功曹。
元和二年，汉肃宗（汉章帝）想制定礼仪音乐制度，征召曹褒任命为博士。曹褒知道章帝的旨意是想有所作为，就上疏说：“从前圣人接受天命而主宰天下，莫不制定礼乐制度，以显明功德。功业成就便作乐，教化成功就制礼，所以拯救世俗，招致吉祥，为万民向皇天求得幸福。应该制定礼乐制度，创立汉朝的礼仪，极大地彰显祖宗美好的盛德”。章帝为了及时创立朝廷礼仪法典，第二年又下达诏令。曹褒看了诏书，再次上疏，详细陈述礼乐的根本，创制变革的意义。章帝于是任命曹褒为侍中，伴随章帝南巡。章和元年正月，又召曹褒到嘉德门，命令小黄门（宦官） 拿着班固所献叔孙通的《汉仪》十二篇，诏命曹褒说：“这部著作散漫疏略，多不合乎法则，现在应该礼据礼仪加以条贯修正，使它可以施行。在南宫、东观（尽心）聚集工作”。曹褒受命后，就把有关礼仪的事加以调整排列，依据以前的典籍，用五经和预言未来的文字图录加以参考融合，编写出天子至于庶人成年、婚姻、吉凶之事自始至终的礼仪制度，形成150篇。章帝去世，和帝即位，曹褒就为这部礼仪制度文献作了注释说明，和帝于是把新礼二篇冠于全书之首。提拔曹褒监羽林左骑；永元四年，调任射声校尉。
曹褒在射声校尉任上，营房中有死人装殓在棺而没有埋葬的百余所，曹褒前去询问没有埋葬的原因。官吏回答说：“这些人多是建武年以来断绝而没有后代的，所以无人掩埋”。曹褒于是为这些人买了空地，把这些没有主的死人都埋葬了，摆设祭品来祭祀他们。调任城门校尉、将作大匠。当时发生了疫病，曹褒巡视病人，为他们送上医药，安排粥饭，很多病人得到救济而活命。永元七年，离开京城担任河内太守。当时春季和夏季大旱，粮谷很贵。曹褒到任，就裁减吏员，合并官职，辞去奸恶而残害百姓的官吏，大雨普降，这年秋天大丰收，百姓供给充足，流浪在外的人都回乡了。后来曹褒因上奏灾害情况不属实而被免官。不久又征召，两次调任，又担任侍中。
曹褒知识渊博，通晓古事，为儒者所尊崇。永元十四年，在任中去世。作《通义》12篇，阐发经典的各类议论文章120篇，又传《礼记》49篇，教授学生1000余人，庆普的《礼》学因而传播于世间，《后汉书》有其传。
苏润苏津苏润，金代王公村人，苏子瞻之后裔。其父苏温，金末盗起遇害。苏温有四子，苏润、苏津最为雄俊有志。苏润眼见南宋腐败，金人侵占黄淮地区后，长期战乱不休，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他便与其弟苏津聚四方爱国志士，创建义师，为民除害。义军纪律严明，苏润被民拥为沛令，迁怀远大将军，任滕州太守，威名大振，滕沛之民始得安稳。不久，元大将孛鲁引兵袭击滕州城，苏润在巡城时与元兵交战而死。将败州降，从此滕州民众沦在元人统治下。苏润遗体运回故里葬于王公村北，并立碑志念。碑、墓于1972年农田水利建设中毁掉泯没。
苏津系苏润之弟，金末盗起，连年混战，民众难以安居，他与其兄苏润同起义师，后被拥立为杞县丞。苏润牺牲后，滕州降元。当时峄县人石天禄任东平总管，苏津弃官归靠石天禄。石天禄招纳后授苏津为沛县兵马都总领兼县令。此后，苏津招集无家流民，抚养爱护如子，队伍不断壮大，他升迁为显武将军、左监军。滕州李坛占据济南背叛之际，遣张禧移兵攻击靳、宿等城，苏津亲自从征，勇猛作战，所向披靡，征降元将阿鲁士，卒后葬于王公村北。苏润苏津兄弟二人是民族英雄，被当地民众尊为“苏烈”。
任居敬任居敬，官桥镇大康留村人。造车鼻祖奚仲后裔。曾祖父任杞有两个儿子。长子任锐，金代武科应试中选，担任千夫长。次子任钊，有雄才大略且深藏不露，屡次征S而不做官。任钊生任荣，任荣生任居敬，由征召举荐三赞太府，任命为监察御史。
滕州素有崇文尚贤之风气，尊师重教之传统。元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尚敏就任初来滕后，见原有的儒学仅仅供少数富家子弟上学，很多平民百姓穷苦子弟无法上学，他便以自己的一部分俸禄作为办学经费，带头创办义垫，并得到滕县贤达人士的积极响应，纷纷捐款筹资，于县城南门外建置学宫，有十余间瓦房。第二年又把滕县周围的礼教乡官地三顷拨为学田。14年后的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 元监察御史任居敬上疏皇帝：“昔文公闻性善之说于孟子，其事虽未竟，而其志有足嘉者。旧者义垫而无名题，宜表之曰性善书院，于以风励子弟，以广贤才焉”。朝廷准奏，将滕县义垫命名为“性善书院”。并列于学宫，置山长（书院的主持人）为师。任居敬是文化人，深知文化的重要，他身为元朝大臣，心系家乡教育，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积极上书，把这所义垫“升格”为官办的国家重点学校，为培养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提高了滕州的知名度。据明万历《滕县志》载，性善书院设立后，“滕州多彬彬之士”。任居敬历任吏部员外、高邮知府、淮西道廉访使、建康般阳两路总管加通议大夫、礼部尚书等职，后辞官归居故里大康留村。儿子任择善，以博学继承父业，后由李稷举荐担任承务枢密院都事、河南参政、御史中丞等职，父子死后均葬于村西 “御史林”。
薛士杰薛士杰，字敬英，官桥镇人。明朝著名将领，在杰出的民族英雄戚继光部下任总兵，曾随戚继光转战东南沿海，功勋卓著，是一位民族英雄。
嘉靖三十三年夏，薛士杰被提升为总兵后，即负起浙江沿海御倭的重任。他训练士卒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嘉靖四十年四、五月间，倭船近百艘窜至福建沿海，妄图登陆袭取台州府城。戚继光率军驰援投入战斗，薛士杰在戚继光的指挥下，奋勇冲杀，斩敌首三百余级，生擒倭酋二人，余寇全部淹死江中。薛士杰在这次抗倭战斗中壮烈牺牲，戚家军与地方民众无不哀痛。薛士杰牺牲时仅四十岁，遗体运回故里于薛城北门外择茔，嘉靖帝下旨公葬，故名为“御祭林”。墓址在官桥火车站南东侧。今墓已无存，尚存有一翁仲石雕。
奚仲奚仲是夏代异姓诸侯，为中华民族始祖黄帝之后，任姓，因擅长造车，曾任夏王朝“车正”，受封于薛，为薛国始祖。
奚仲以善造车而闻名于世，史料多有记载。《吕氏春秋•郡守篇》说：“奚仲作车。” 《淮南子•修务篇》也说：“奚仲为车。”《世本•作篇》《荀子•解蔽篇》等都说奚仲作车。
根据更多的史籍记载，奚仲所造的是马车。進周《古史考》认为：“黄帝作车，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仲又造车，广其制度也。”也就是说，黄帝发明最原始的车子，以马驾车则是到奚仲时才开始，并广而推行。据《管子• 形势解》记载：“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王仲孚先生以古文献为基础，根据王国维对甲骨文及古籍的考证，认为车的发明在先，与畜力结合的时代在后，这正符合文明演化的通则。再有，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针对甲骨文“车”字形态所表现出的复杂性，指出殷代的马车，在时间上与传说中奚仲的时代甚为接近。当时车的制作，承袭了悠久的传统，已开始使用畜力，摆脱了原始的形式。因而可以说，用马驾的车，是奚仲发明的。
奚仲发明的马车，由于时代相当久远，不可能有实物保存下来。但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卜辞中，已出现象形文字“车”。观其字形结构，分别由轮、轴、舆、辕等部件组成。这种以木为结构的马车，大大方便了交通运输，成为奴隶主贵族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马车在当时还是一种特殊的礼器，是特权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奴隶主贵族死后，往往用马车随葬。
马车的发明是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以马力代替人力，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交通效能，也促进了道路的发展；增强了人们的地域拓展能力，有利于各地区间的联系和信息交往；扩大了各地区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随着马车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速度和承载力较高的马拉战车，在此后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奚仲精通造车技术，同时又创制了夏王朝的车服制度，在夏禹时被任以“车正”之职，并被封在薛地，主管战车、运输车的制造、保管和使用。薛11奚仲父子所统辖的地区由于物阜民丰，很快强大起来，成为夏王朝最为繁荣昌盛与文明进步的地区之一。它不但是夏王朝交通运输的舟车制造基地，也是粮食及物资的重要供给地。同时，由于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加上水陆交通便利，又成为华夏文化交流中心。
奚仲和他的父亲番禺、儿子吉光都是发明家，其功绩主要是发明或改进了作为交通工具的舟、车，而尤以奚仲的功绩最为突出。奚仲的儿子吉光，秉性聪慧，也是一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俊杰。奚仲就将薛地邳闽让给吉光管辖，称为吉光国，后迁于下邳。历史上将此二地分别称为“上邳”和“下邳”。他所开创的薛国，经历千年而不衰，创造了极富特色的地域文明，创造了海岱历史文化区的一支重要而又摧燦的土著文化。
奚仲为中华民族和人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在景仰和怀念他。
仲虺仲虺.又名中垒，是奚仲的第十二世孙，是继奚仲之后又一位杰出的薛国国君。他辅佐成汤灭夏，建立商王朝，成为一代名相。
仲虺24岁继薛国国君之位，他是一位极具才华与政治远见的人物。其居薛期间，发扬先祖的优良传统，带领薛地民众，着力改进生产工具，号召各个村落在低洼地带打井取水，发展农业。他还倡导人们饲养牲畜，大力发展畜牧业。他设立农官，教人民用庄稼的秸秆饲养牲畜，用牲畜的粪便作为肥料，来提高土地的肥力。仲虺还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当时，铜器制造业、手工艺品制造业、皮革、酿酒、养蚕、织帛等，都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在仲虺的带领下，薛国成为一个经济较为发达、实力较为强大的诸侯国。而此时的夏王朝，已是江河日下、众叛亲离。仲虺高瞻远瞩，欣然加入商汤灭夏的行列中，成就了一番伟业。
在商国势力日益强大的同时，夏王朝的统治正面临着内外交困、难以维持的局面。成汤认为讨伐夏桀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积极进行灭夏的准备工作。同时，任命仲虺为左相，伊尹为右相，极力争取附近众多小国的归服，进一步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仲虺和伊尹协助成汤完成了这些准备工作，并且制定了灭夏的方略。仲虺主张，先剪除夏的羽翼，使夏桀孤立无援，然后进军夏都而成就大业。按照既定方针，商汤先后灭掉了葛、韦、顾、昆吾等国，然后对夏王朝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成汤灭夏后，回师毫邑。诸侯都来朝贺，表示臣服。成汤随之在景毫（今山东曹县）正式建立了商王朝。
仲虺作为汤的重臣，为了减少商王朝发展的阻力，安定人心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保持商王朝社会的长治久安，便以著名的《仲虺之诰》诏告天下。在诏诰中，仲虺指出夏桀腐畋的一生以及夏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并扼要地记述了商汤的优秀品德和成功的主要原因，确立了商朝的施政方针，为商朝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还恳切地告诫汤以及汤的子孙后代，应该如何立身、主政、用人等等，对商王朝以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仲虺政治主张的核心，是时刻提醒商汤注意吸取夏桀“暴其民意”以致亡国的教训，采取“以宽汉民”的经济政策。商汤接受仲虺的建议，在位期间广施仁政，深得民心，很快就发展了经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成汤论功行赏，把仲虺重新封于薛，薛国便成为商王朝在东方的一个重要诸侯国。
《仲虺之诰》原文： 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
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
仲虺乃作诰，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 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摟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曰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眧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c 译文： 成汤放逐夏桀使他住在南巢，心里有些惭愧。他说：“我怕后世拿我作为话柄。”仲虺于是向汤作了解释。
仲虺说：“啊！上天生养人民，人人都有情欲，没有君主，人民就会乱，因此上天又生出聪明的人来治理他们。夏桀行为昏乱，人民陷于泥涂火炭一样的困境；上天于是賦予勇敢和智慧给大王，使您做万国的表率，继承大禹长久的事业„您现在要遵循大禹的常法，顺从上天的大命！ 夏王桀有罪，假托上天的意旨，在下施行他的教命。上天因此认为他不善，要我商家承受天命，使我们教导他的众庶。简慢贤明依从权势的，这种人徒众很多。从前我商家立国于夏世，像苗中有莠草，像粟中有秕谷一样。小百姓和大人物战慄恐惧，无不害怕陷入非罪；何况我商家的德和言都可听闻呢？ ••大王不近声色，不聚货財；德盛的人用官职劝勉他，功大的人用奖赏劝勉他；用人之言像自己说的一样，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能宽能仁，眧信于万民。从前葛伯跟馈食的人为仇，我们的征伐从葛国开始。大王东征则西夷怨恨，南征则北狄怨恨。他们说：怎么独独把我们百姓摆在后面？我军过往的人民，室家互相庆贺。他们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临，我们就会复活了！天下人民爱戴我们商家，已经很久了啊！ “佑助贤德的诸侯，显扬忠良的诸侯；兼并懦弱的，讨伐昏暗的，夺取荒乱的，轻慢走向灭亡的。推求灭亡的道理，以巩固自己的生存，国家就将昌盛。
“德行日曰革新，天下万国就会怀念；志气自满自大，亲近的九族也会离散。大王要努力显杨大德，对人民建立中道，用义裁决事务，用礼制约思想，把宽裕之道传给后人。我听说能够自己求得老师的人就会为王，以为别人不及自己的人就会灭亡。爱好问，知识就充裕；只凭自己，闻见就狭小。
“啊！慎终的办法，在于善谋它的开始。扶植有礼之邦，灭亡昏暴之国；敬重上天这种规律，就可以长久保持天命了。” 祖己祖伊祖己和祖伊都是仲虺后裔，妊薛贵族，祖己是商朝武丁时期的一名重臣，祖伊是商朝末期纣王的一位大臣，二人均继承了先祖奚仲的智慧和仲虺的才能，不仅成为薛国的伟大首领，也堪称商朝的王佐之师，为商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祖己，出自战国时期的《尚书•高宗肜 (r6ng)日》一文，明确记载了祖己训导商王武丁的一篇讲话，可谓思想深刻，意义深远。
武丁是商朝第23世君主。史学家范文澜说：“武丁是盘庚以后最好的国王”；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武丁是商代的名王，在位59年，死后被谥为‘高宗’。”据史载，武丁曾经南征，使商朝势力扩张到长江以南地区，达到了商朝的极盛时期。
《尚书•高宗肜日》叙述祖己借句雉鸟飞鼎之事，训导武丁不要迷信鬼神，惧怕妖孽。王的职责，主要是关心民众的疾苦，多为民众办好事、实事，求神不如修德，拜祖不如亲民。
祖己训武丁这件历史大事，还说明祖己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无神论者。在尚鬼神的殷商时代，祖己的思想言论，对殷商王族来说简直是对其祖宗的蔑视和忤逆。如果祖己在王朝中没有极高的地位和威望，既压服不了王族公侯，也说服不了武丁。祖己训导武丁，使其成为商代极盛时期的一代明君。
祖伊，《尚书•西伯戡黎》一文，论述了祖伊怒斥商纣王的一席言论，可谓震聋发聩，震古烁今。
纣王，名受，又称帝辛，是商朝末期的一位君主。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说明，纣不是只知吃喝玩乐的无能之辈，他征战东夷，使商的疆域拓展到东南。纣自恃商朝强大，拥兵百万，所以他蔑视王族公卿及四方诸侯领袖，随意杀戮，无所顾忌。然而，仲虺后裔祖伊，对这个刚愎自用的暴君并不惧怕，当他知道纣賜给西伯昌（周成王）弓矢斧钺让其征伐时，冒着违君旨令的风险，从薛国赶至商都，当面训斥纣王。其言铮铮，其理凿凿，表现了祖伊大义凜然的风度和气概。
如《西伯戡黎》所载，祖伊恐奔告纣西伯戡黎是借口，是策略，其本意是训斥纣王到了天怒民怨、祖宗无法保佑、自作孽不能活的地步了。祖伊的训斥包括民谣咒语，言词之苛刻，比老子训斥逆子严厉的多，就是明智君王也难忍受。然而，暴君纣王面对祖伊的痛斥，始终面无怒色，很明显，祖伊训斥纣王，说明祖伊不怕纣王，纣王极端尊重祖伊。
祖伊在商朝处于什么地位，是王师还是太上皇？任姓的祖伊当然不是子姓王朝的太上皇，但从训斥纣王的口气看，祖伊应是薛国君主，其地位不亚于商王。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说：“商王朝最高执政者，多为诸方国的代表人物，他们所以能入踞于高位，是因为其方国与殷有牢固的联盟，历任最高职务的除了成汤时的伊尹之外，还有帝辛时的祖伊。”看来，祖伊及其远祖仲虺、臣扈、祖己与商王的关系，名义上是君臣关系，实际上是薛与商的联盟关系，薛族的地位不亚于商王。
薛烛剑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出现了很多铸剑的巧匠、佩剑的侠客文人，相剑的有识之士，流传着许多关于宝剑的美丽传说。春秋时期薛烛相剑的故事就是其中最动人的一个。
薛烛是薛国人，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常与著名的铸造业工匠研究青铜器，逐渐形成了很高的鉴赏能力。为了欣赏天下名剑，他告别了薛国亲人，踏上了南下的旅途，来到了收藏宝剑较多的越国。
越王勾践有五把宝剑闻名于天下，他视其为国宝，轻易不让人见。薛烛来到越国的消息传开后，越王两边的大臣立即向勾践报告，并建议越王请善于相剑的薛烛鉴定越国的宝剑。勾践一听很高兴，马上传令召见薛烛。越王说： “我有五把宝剑，请您欣赏评论。”不一会，越王命令掌管剑的官员捧出一把宝剑，薛烛一看说道：“这把剑名叫豪曹，原来很有名，现在质量变了，不能算作宝剑。”越王一听，马上令人换了一把宝剑，递给薛烛。薛烛接过仔细一看，马上指出此剑名叫巨阙，原来也很有名气，但现在巨阙剑的金、银、锡三种主要成分已经分离，而真正的宝剑是融为一体牢不可分的。
越王勾践解释完巨阙剑的由来之后，立即命人取出宝剑纯钩。薛烛为之一震，不由得脱口赞道：“好剑！好剑！这才是真正的宝剑！” 越王勾践接着说：“您说得很对，这是宝剑。有人想出髙价收买纯钩剑，价钱是两个乡、一千匹骏马和两个千户之都，您看可以吗？” 薛烛答道：“不可。当铸造这把宝剑的时候，赤堇（jin)山破而出锡，若耶溪涸而出铜，雨师为之洒水，雷公为之击囊，蛟龙为之捧炉，天帝为之装炭，太乙为之下观。铸剑大师欧冶子巧借天上的精华，拿出自己的绝技，竭尽全力地铸造了三把长剑、两把短剑：一曰湛卢，二曰纯钩，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如今赤堇山已经闭合，若耶溪深不可测，天上的群神也不下来，即便欧冶子死而复生，把全城金银珠宝都拿出来用于铸剑，也不能得到一把这样的宝剑”。越王勾践闻听此言非常敬佩薛烛相剑的才识，遂待薛烛为上宾，朝夕谈论剑道。
两三年后，越王勾践灭掉了吴国，又乘胜率军北渡淮水，在徐州（今古薛城）会盟齐、晋、宋、鲁、滕、薛等国诸侯，争得了中原霸主的地位，成为春秋战国之际最强大的诸侯国。越王勾践建立霸业以后，他手下的大臣范蠡便悄然归隐陶山一带（今羊庄镇境内）。范蠡写信给大夫文种Uh6ng),说越王是可以共患难而不可共安乐的人，你不走会有杀身之祸。果然，后来有人诬告文种谋反，勾践便赐剑令他自杀。薛烛面对越王的多疑性格，意识到不便在越国久留，以免惹来剑祸。他利用一个机会，婉言谢绝了勾践的挽留。临别时，越王赠送给薛烛一把宝剑，作为他对薛烛来越相剑的纪念。
薛烛不仅善相剑，而且喜欢舞剑。其剑术高超，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田婴田文田婴，谥号靖郭君，战国时齐国贵族，是齐威王的小儿子，齐宣王的异母兄弟。田婴在齐威王时，随父驾前任职，经常带兵出征。在宣王时期建有卓越功勋。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在与魏国的“马陵之战”中取得大捷，立下大功。田婴在诸侯争霸中极力维护齐国的地位。宣王七年，田婴出使韩、魏，经过一番经营，使韩魏两国“服于齐”。又“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史记_ 孟尝君列传》）。宣王八年，“复与梁惠王会鄄”。田婴的活动使得齐国在众诸侯中的地位不断巩固和提升。宣王九年（公元前311年），田婴被任命为齐相国，自此后在任十一年之久。湣王三年（公元前298年），田婴被封于薛地，挣得了一片齟土。
田文是田婴众多儿子之一,为“贱妾”所生，且“五月五日生”，田婴决定抛弃他，可是母亲却偷偷地将他抚养长大。田文六岁时，母亲领他拜见父亲。田婴非常生气的斥责了文母，田文趁机向其父磕了个头，问为什么不让养五月初五生的孩子。田婴的理由是“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田文又问人的降生，是由天决定的，还是由门户决定的，问的田婴哑口无言。田文乘机告诉父亲：“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 ”父子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交锋，田文的机敏，给其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又过了很长时间，田文趁其父闲暇时婉转地问道：“子之子为何？ ”父回答说：“为孙。” 又问：“孙之孙为何？ ”再答：“为玄孙。” “玄孙之孙为何？”回答说：“不能知也。”田文接着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今君又尚厚积余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损，文窃怪之。”田文以较高的政治责任感告诫父亲，作为国家的重臣，要以国家事业为重，而不要仅仅顾念一己之私。田婴听完这番话，幡然动容，尽弃前嫌.非常厚爱田文。于是派他主持家政，接待宾客。在儿子田文的主持之下，田婴门下“宾客口进，名声闻于诸侯”。各诸侯国君“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田嬰最后立田文为太子。田婴死后，田文袭其父在薛地的封爵。
孟尝君以“好客养士”“乐善好施”而闻名天下。为了最大限度的招揽人才，不惜“舍业厚遇之”，因而“倾天下之士”，这些人既可以在危急时刻救他性命，又能在平时倾心为他出谋划策。
孟尝君收养门客不择贵贱，把“鸡鸣”“狗盗”之徒也收于门下，这些人拥有一技之长，在关键时刻也能发挥关键作用。有一次孟尝君出使秦国，由于秦昭王听信;T臣下的谗言，担心孟尝君“必先齐而后秦”，会危及到秦国的社稷安全，于是把他囚禁起来，图谋杀掉。危急之中，孟尝君派人向秦昭王的宠妾求救，该妾表示须以“狐白裘”作为交换条件。但那件“狐白裘”来时已献给秦昭王。这时，一位善缩身功技艺的的门客对孟尝君说：“臣能得狐白裘”。是夜，该门客从狗洞潜入秦国的宫中，盗得那件“狐白裘”，把它献给了秦王宠妾。该宠妾便向秦昭王美言，释放了孟尝君。孟尝君恐夜长梦多，立即带领随从连夜乘车逃走，夜半时分到了函谷关。按关法规定“鸡鸣而出客”，久等秦兵会追上来。正当大火焦急万分之际，又有一位会口技的门客及时学鸡叫，引得众鸡 “齐鸣”，他们才趁机逃出函谷关，使得秦国追兵无功而返。
孟尝君“好客养士”，使他得以在风云激变的社会大潮中，仰仗所养之士，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断开拓自己的事业。
冯谖冯谖（xuan),是薛国国君孟尝君门下的食客之一，为战国时期一位高瞻远瞩、颇具深远眼光的战略家。孟尝君“好客养士”，门下食客众多，冯谖是其中的佼佼者。通过“焚约市义” “营造三窟”等活动，冯谖为孟尝君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其政治事业久盛不衰。
先前，冯谖因穷困潦倒，无以维持生计，便来到孟尝君门下寄居为食客。按照孟尝君的待客惯例，门客按能力分为三等：上客吃饭有鱼，外出乘车；中客吃饭有鱼，外出无车；下客饭菜粗劣，外出自便。当时冯谖被安排到三等门客舍中。
过了一段时间，冯谖倚着柱子弹着自己的剑，唱道：“长铗归来兮！食无鱼。”左右的人把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说：“食之，比门下之鱼客。”又过了一段时间，冯谖弹着他的剑，唱道：“长铗归来兮！出无车。”左右的人都取笑他，又把这件事告诉给孟尝君。孟尝君说：“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冯谖于是乘坐他的车，去拜访他的朋友，十分高兴的说：“孟尝君客我。”此后不久，冯谖又弹着他的剑，唱道：“长铗归来兮！无以为家。” 此时，左右都开始厌恶冯谖，认为他贪得无厌。而孟尝君听说冯谖有个老母亲，于是“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这使冯谖深受感动，决心等待为孟尝君效力的机会。
当时，孟尝君是齐国的相国，在薛地被封万户食邑。由于门下养有三千多食客，于是在薛地放债收息以补不足。有一年，孟尝君派冯谖去薛地为其收息。冯谖驱车到了薛地，让地方官吏召集应该还债的人，结果得息钱十万，尚有多数债户交纳不起。冯谖便用所得息钱置酒买牛，召集能够偿还息钱和不能偿还息钱的人，都来验对偾券。愤户到齐后，冯谖一面劝大家饮酒，一面让大家拿出偾券验对，凡有能力偿还息钱的，当场订立还期；对无力偿还息钱的，当场收回债券烧掉，史称“焚约市义”。这样，冯谖就在薛地百姓心中埋下了感恩于孟尝君的种子，贏得了得民心。
又过了一年，齐湣王听信谗言，罢掉了孟尝君的相位。孟尝君返回自己的封邑薛国，薛地百姓们早已扶老携幼，在路旁迎接他。此时孟尝君方知冯谖焚券买义的用意，感慨的对冯谖说：“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出于对孟尝君政治地位的考虑，冯谖进言说：“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并说愿意“为君复凿二窟”。冯谖西入大梁，对魏恵王说，齐国之所以能称雄于天下，都是孟尝君辅佐的功劳。先生若能接他来魏国，在他的辅佐下，定能国富而兵强。惠王也久闻孟尝君的贤名，立即空出相位，派出使节，以千斤黄金、百乘马车，去聘孟尝君。齐王听到这个消息，君臣震恐，连忙派遣太傅带“黄金千金、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等物，非常隆重地请孟尝君复出为相。冯谖劝孟尝君趁机索取先王的祭器，“立宗庙于薛”，等齐国的宗庙在薛地落成后，冯谖向孟尝君报告说：“三窟已就，君姑且高枕为乐矣。” 冯谖有超人的智慧，极具战略眼光。在孟尝君做齐国相ffl的几十年时间里，“无纤介之祸”（《战国策.齐策》），这是与冯谖的精心谋划分不开的。
毛遂毛遂，战国时期薛国人。据明万历十一年 《滕县志》载：“毛遂者，薛人也，游于赵，为平原君客。卒后葬于薛”。毛遂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明好学，抱负远大。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便周游列国，听说赵国公子“平原君”赵胜好客养士，便投在他门下做食客。后因追随平原君“说楚联赵抗秦”而被世人瞩目。
公元前260年，秦赵之间发生了著名的“长平之战”。秦国利用反间之计大败赵国，坑杀赵国降卒4〇余万，使得赵国的精锐部队几乎丧失殆尽。公元前257年，秦军再度挥师东进，将赵国都城邯郸团团包围，企图一举灭掉赵国。
赵孝成王为了抵抗强秦，急忙派平原君为使臣，到楚国去求援，要“合纵于楚”，联合抗秦，以救赵国被围之急。平原君决定在门客中选文武双全的二十名亲信前往，可是挑来挑去，“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这时毛遂挺身而出，“自荐于平原君”。平原君用讽刺的口吻说：“一个贤士生活在世上，就像一把锥子装在袋子里，锥尖立刻就会显露出来。现在先生在我门下已经三年了，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什么才能”？毛遂回答说：“如果我毛遂早一点能装在袋子里，便会脱颖而出”。平原君看到毛遂伶牙俐齿，加之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便勉强答应了。其他十九人偷偷地交换目光，讥笑毛遂，但毛遂并不介意，只管跟着平原君前往楚国。毛遂一路上不断与他们议论交谈，等到了楚国，对于毛遂的才能和论点“十九人皆服"。
到了楚同后，平原君首先出面与楚王商议合纵抗秦的事，但是从早上一直谈到中午，没有任何结果。大伙都非常着急，于是十九人公推毛遂上去助一會之力。毛遂手按剑柄登上台阶，来到大殿。他很有信心的问平原君说：“纵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纵，日中不决，何也”？楚王看到有人闯进来，并且出言不逊.便问这是什么人。平原君说是自己的门客。楚王马上呵斥道：“我是在和你主人说话，你是干什么的”！毛遂毫无惧色，手按剑柄逼上前去说道：“大王您所以敢呵斥我毛遂，无非倚仗楚国人多。现在你我相距不过十步，您的性命就操在我毛遂手里。再者，我听说商汤以七十里之地，最终统治天下；周文王以百里之地而使诸侯称臣。不是因为他们士卒众多，而是因为他们‘能据其势而奋其威’。现在楚国地广袤五千里，持戟战士百万，这是称霸争王的好资本。以楚国的强大，天下无法抵挡。秦国的白起不过是个鄙贱的家伙，领了几万人，兴兵来和楚国交战，一战而攻下鄢、郢，再战而烧了夷陵，三战而羞辱大王的祖先，连我们赵国也感到羞耻，而大王您却不以为耻。‘合纵者为楚，非为赵也’ ”。楚王被说的面红耳赤，连声说：“谨奉社稷而以从”。毛遂对楚王身边的人说：“拿鸡、狗、马的血来”。毛遂手捧铜盘，跪着进献给楚王，说道：“王当歃血而定纵，次者吾君，再次者遂”。于是，在殿上当场与楚王定下合纵之盟约。平原君完成与楚国的合纵使命后，急忙返回赵国。
在赵国君臣的努力下，楚国派春申君领兵赴赵救援；魏国信陵君也假传魏王之命，夺了晋郎的军权前往救赵；平原君组织了一支三千人的敢死队出城攻敌。三国军队内外夹攻，使秦军腹背受敌，大败而去，解除了赵国之危。
毛遂以大智大勇，挽救赵国于危亡之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平原君感慨的说：毛先生一到楚国，‘‘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以三寸不烂之舌，胜过百万大军。为了表示对毛遂的重视，便把他列为上客。
毛遂年老回归故里，死后葬于薛国故城北门外。
叔孙通秦末汉初，古薛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就是汉家儒宗叔孙通（？一约前194年）。曾协助汉高祖刘邦制定汉朝的宫廷礼仪，先后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等职。
叔孙通年轻时跟孔甲学习儒学时，就立志要做一番大事，秦二世时曾为博士，陈胜吴广起义后，他回家乡参加了项梁的义军。汉髙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叔孙通在彭城率领儒生弟子百余人归了刘邦。从此，为汉朝的建立和稳定出谋献策，做出了贡献。
刘邦一开始并不喜欢儒学，但由于叔孙通聪明机骛，善于言辞，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还是得到了刘邦的赏识。刘邦看不惯儒服，叔孙通就改换楚国的短式服装；刘邦急需斩将夺关的勇士，叔孙通就推荐一些身强力大、勇于拼搏的壮士。不久，刘邦封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楚汉战争历时四年。到汉高祖五年，刘邦战胜了项羽，做了皇帝，叔孙通为他制定并主持了登基仪式。刘邦是布衣出身，当了皇帝之后，下令把秦朝制定的繁文缛礼、法令全部去掉，一切从简；并大宴群臣，庆贺胜利。宴会上，君臣称兄道弟，无拘无束，有的频频举杯，有的邀功自炫，有的狂欢乱舞，有的拔剑击柱，真是醉态百出，不成体统。刘邦为此非常生气，担忧今后有令不行，酿成后患。
叔孙通见到刘邦为群臣无礼而忧虑，立即建议由他到鲁国征集儒生，参照周朝和秦朝的礼仪，结合汉初的实际情况，制定汉代的朝仪。此后，叔孙通带领弟子百余人加上从鲁国征集来的三十名儒生和高祖身边有学问的近臣，到野外习礼仪。一个月后，叔孙通请刘邦检阅，刘邦看后认为很好，就令群臣全部参加训练学习，为十月举行朝岁大礼作好准备。
汉高祖七年十月，群臣在长乐宫举行隆重的朝岁大礼，仪式由叔孙通主持。是日一早，司仪引导群臣按官职大小依次进入殿门，文官武将各列东西，数百名侍卫官兵各执兵器旌旗守卫在殿阶两旁，数千人在殿内外井然有序悄然无声。一切安排就绪，高祖才传令乘辇进宫，百官执戟传声唱警，从诸侯王到年俸六百石的官员，按九仪（周礼，指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之礼依次上前朝贺。朝礼完毕，又置法酒。酒过九巡，司仪说“罢酒”，则全部停止，如有举止行为不合礼仪的，由监察御史立即拉下去，听候处理。自始至终，没有敢大声喧哗和狂欢失礼的。刘邦高兴的说： “今日吾乃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拜叔孙通为奉常（景帝改为太常，负责礼乐社稷宗庙之官）并賜金C叔孙通谢恩后，请求高祖提拔与他一起定礼的弟子、儒生，高祖就把这些人全部任命为郎。
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刘邦提升叔孙通为太子太傅。高袓十二年刘邦想以赵王如意替换太子。叔孙通恳切的劝阻，指出晋献公为宠爱麵姬而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了数十年，被天下人耻笑；秦始皇不早定太子扶苏，导致胡亥诈立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极力陈述太子的仁孝等优点和吕后与高祖同甘共苦、艰苦创业的事实，尖锐的指出，天下初定，战乱刚停，全国都知道已立太子，如果废长立幼将会引起内乱，危及社稷；最后表示，假如废掉太子立赵王如意，就当场撞死在皇帝面前。刘邦听叔孙通讲的很有道理，不得已说只是开玩笑罢了。叔孙通马上严肃地说：“太子是天下之根本，本一摇而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为戏”。高祖只好点头认错，取消了换太子的念头。汉孝文帝即位后，仍任叔孙通为奉常，负责先帝陵寝的礼仪和管理，并由其制定了宗庙仪法。
叔孙通不仅帮助刘邦整顿了朝纲，还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他编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器制度》《法令章十八篇》等儒家礼仪法令方面的专著。他的一生为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称叔孙通为“汉家儒宗”，晋代的陆机在《叔孙通颂》中给予高度评价： “百王之极，旧章糜存。汉德虽郎，朝议则昏。
稷嗣制礼，下肃上尊。穆穆帝典，焕其盈门。风稀三代，宪流后昆”。
叔孙通的实践和理论，不但创立了汉代的儒家礼仪制度，而且对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孙弘公孙弘（公元前200—前121年〉，字季，西汉薛邑人。公孙弘经历复杂，一生坎坷，属大器晚成。40岁时开始读《春秋公羊传》，成为一名饱学儒士。公元前丨40年，已经60岁的公孙弘，以贤良文学之名被汉武帝征为博士。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 >,公孙弘第二次被淄川国举荐应贤良文学赴京对策。汉武帝出的题目内容是，上古尧舜时为什么风调雨顺，风俗淳朴，政治清明？要“贤良文学”们从“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做出回答。公孙弘在对策中提出“治民之本”八条，汉武帝十分赏识，将其拔擢为第一。召见时，又见公孙弘“容貌甚丽”，非常满意，由是再次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以备顾问。此后，公孙弘再次上书武帝：“……臣闻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惟陛下之所志”。公孙弘慷慨激昂的话语，贏得汉武帝的加倍赏识，因而官运亨通，次年即晋升左内史，成为主持京师政务的重要官员之_。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又晋升为御史大夫，次年任丞相，封平津侯，位极人臣。
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第二次被征为博士，到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卒于丞相任上，前后十个年头。其间任博士、左内史约四年，任御史大夫二年，任丞相四年。十年间，公孙弘成为东西汉初政坛上的一名重要人物。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在处理大游侠郭解一案上，公孙弘主张杀无赦。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杀掉了郭解及其全家。游侠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上引人注目的群体，他们以武犯禁，无视国家法规，如果任其存在，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公孙弘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后世史学家对此多持肯定态度。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提出一项禁民挟弓弩的建议，出发点是为了防范民众对朝廷的反叛，对保持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六月，公孙弘等提出兴学、置博士弟子、任儒生为官等建议，得到汉武帝的认可。从此为广大儒生进入仕途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为儒学越来越多地影响政治进而在中国逐渐占统洽地位创造了条件。对于这一新的人才选育制度的形成，公孙弘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公孙弘作为一代儒者，在儒学方面有（公孙弘十篇》，已佚；公孙弘四十始治《春秋》，以举贤良文学对策起家，在耄耋之年步入政坛，最后做到宰相，位列三公。此后，大批的饱学之士步入政坛，承担了越来越繁重的政务，大大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公孙弘等一批儒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汉的统治思想完成了由汉初“黄老之学”到武帝时儒学的转变，实现了儒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对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孙弘以布衣起家，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在贵为丞相后，仍“食一肉，脱粟饭”。又性格外向，知识面广，为人谦恭，礼贤下士。
还仗义疏财，救济贫寒，以致自己“家无所余”。他位高不忘家乡,为薛地捐资建桥一座，人称“公孙桥”，功德传颂至今。著名历史学家班固写《汉书》，盛赞武帝时人才辈出，在所举出的14类27个代表人物中，公孙弘列在儒雅第一。
寒朗寒朗，字伯奇，东汉时期鲁国薛县人。他平生喜好经学，博通书传，被举为孝廉。
据史载，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英被封为楚王，府地徐州。汉明帝刘庄在位时，楚王因谋逆被废自杀。当时汉明帝正在为这桩谋逆案发怒，法吏都很惶恐，凡是供词中所牵连的人全都逮捕入狱，因这一案件受株连而被处罚的人数以千计。
汉明帝永平年间，寒朗以侍御史身份来到洛阳，与三府的掾属共同调查楚王刘英一案中的颜忠、王平等人，供词中牵连隧乡侯耿建、郎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耿建等人申诉说从来没有见过颜忠、王平；寒朗于是试着就耿建等人的外貌特征单独询问颜忠、王平，但二人都错愕不能答对。寒朗知道其中有诈，便上书皇帝说耿建等人没有奸邪之心，完全是被颜忠、王平所诬陷，而且天下还有许多人像他们一样无辜。
明帝召寒朗入见，问道：“耿建等既然没有奸谋，那么颜忠、王平为什么要牵连他们”？ 寒朗答道：“颜忠、王平自知所犯之罪大逆无道，所以就胡乱检举他人，企图以此开脱自己”。明帝问：“你和谁一起写的奏章”？寒朗答道： “我恐怕为此事遭灭族之罪，不敢涉及他人，确实希望陛下一人觉悟而已。臣见到拷问囚犯的当事官吏，都说造作妖言是大罪.对牵连的人放掉不如关起来，以后可以没有责任，所以拷问一个牵连十个，拷问十个牵连百个。另外公卿朝见时，陛下问以朝政得失，都是长跪不言，等他们回到自己家，口中虽然不说，却暗自仰屋长叹，没有不知道此案有很多冤枉的，但不敢与陛下相抵牾。旧时规定大罪祸连九族，如陛下开恩，只罪及其身，天下幸甚。臣今曰所述，就是死了也不后悔”。
由于案情重大，牵涉面太广，过了两天，明帝亲自前往洛阳监狱审录囚徒，清理出冤枉者千余人，均给予平反。后来颜忠、王平死于狱中。因寒朗尽忠于先帝，拜为易长。后迁升为济阳县令、清河太守，举荐为博士。
通过寒朗审理楚王刘英谋反一案，发现了颜忠、王平编造假供诬陷四位大臣及所株连的千余人的冤情，说明寒朗有胆识，勇于秉公办案；当面对汉明帝的责难时，他又慷慨陈词，敢于冒死直谏，从而看出了这位大臣的忠诚和正义，在封建社会里，这种行为实属难能可贵，因此被载入史册，为后人颂扬。
曹充曹褒曹充，鲁国薛地人，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为博士。继承了庆氏的《礼>学。跟随光武帝巡行泰山，制定了在泰山祭祀天地的礼仪。还朝后，光武帝下达诏令商议制定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的礼仪。七郊，在国都周围地区祭祀五帝和天地的典礼。三雍（辟雍、明堂、灵台） 为汉朝的三座宫殿，也是帝王举行祭祀、典礼的场所。大射，古代为祭祀而举行的射箭典礼。养老，古代对老而贤者按时供以酒食。显宗（汉明帝刘庄，汉光武帝刘秀之子 >即位，曹充上言：“汉朝再次受命于天，仍然有在泰山祭祀天地的事。但礼乐制度坏缺，不能成为后人的法度。五帝不互相沿袭音乐，三王不互相沿袭礼仪（五帝，通常认为是指黄帝、颛顼、帝喾（ka)、唐尧、虞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大汉应该自己制定礼乐制度.以昭示百代”。皇帝问：“怎样制定礼乐制度”？曹充回答说：“《河图括地象》 说‘汉代礼乐文明兴起’。《尚书璇乳铃》说： ‘有主宰天下的汉朝兴起，道德广博，制作乐曲叫《予》’ ”。皇帝赞成他的话，下诏书说： “现在姑且改成太乐官为太予乐，吟诗奏曲以等待君子”。任命曹充为侍中。曹充作《章句辩难》，于是就有了庆氏的学说。
曹褒，字叔通，薛人。少年时志向专一，有大度，年轻时继承父亲曹充的事业，渊博典雅，通达学识，尤其喜欢以礼待士。常为朝廷制度未完备而遗憾，羡慕叔孙通为汉朝创立礼仪，昼夜精心研究，沉吟而专心思考，睡觉时就怀抱笔札，走路时就诵习文书，当他极度用心思考时，忘记了所去的地方。
曹褒起初被举荐为孝廉，又调任圉（yi）县令，以礼治理民众，以德教化时俗。当时别的郡有盗徒五人来到圉县界内，属吏捕获五人，陈留郡太守马严得知而痛恨恶人，劝县令杀了他们。曹褒告诫属吏说：“皋陶（ydo传说中舜之臣，掌管刑法）不为强盗制定死刑；管仲遇到盗賊交给公法处置。现在奉太守的旨意而杀了这些盗賊，是违背天意，而顺从府中官长的心意，会受到上天沉重的责罚”。马严上奏曹褒软弱无能，曹褒被免去圉县令而回到郡中，担任功曹。
元和二年，汉肃宗（汉章帝）想制定礼仪音乐制度，征召曹褒任命为博士。曹褒知道章帝的旨意是想有所作为，就上疏说：“从前圣人接受天命而主宰天下，莫不制定礼乐制度，以显明功德。功业成就便作乐，教化成功就制礼，所以拯救世俗，招致吉祥，为万民向皇天求得幸福。应该制定礼乐制度，创立汉朝的礼仪，极大地彰显祖宗美好的盛德”。章帝为了及时创立朝廷礼仪法典，第二年又下达诏令。曹褒看了诏书，再次上疏，详细陈述礼乐的根本，创制变革的意义。章帝于是任命曹褒为侍中，伴随章帝南巡。章和元年正月，又召曹褒到嘉德门，命令小黄门（宦官） 拿着班固所献叔孙通的《汉仪》十二篇，诏命曹褒说：“这部著作散漫疏略，多不合乎法则，现在应该礼据礼仪加以条贯修正，使它可以施行。在南宫、东观（尽心）聚集工作”。曹褒受命后，就把有关礼仪的事加以调整排列，依据以前的典籍，用五经和预言未来的文字图录加以参考融合，编写出天子至于庶人成年、婚姻、吉凶之事自始至终的礼仪制度，形成150篇。章帝去世，和帝即位，曹褒就为这部礼仪制度文献作了注释说明，和帝于是把新礼二篇冠于全书之首。提拔曹褒监羽林左骑；永元四年，调任射声校尉。
曹褒在射声校尉任上，营房中有死人装殓在棺而没有埋葬的百余所，曹褒前去询问没有埋葬的原因。官吏回答说：“这些人多是建武年以来断绝而没有后代的，所以无人掩埋”。曹褒于是为这些人买了空地，把这些没有主的死人都埋葬了，摆设祭品来祭祀他们。调任城门校尉、将作大匠。当时发生了疫病，曹褒巡视病人，为他们送上医药，安排粥饭，很多病人得到救济而活命。永元七年，离开京城担任河内太守。当时春季和夏季大旱，粮谷很贵。曹褒到任，就裁减吏员，合并官职，辞去奸恶而残害百姓的官吏，大雨普降，这年秋天大丰收，百姓供给充足，流浪在外的人都回乡了。后来曹褒因上奏灾害情况不属实而被免官。不久又征召，两次调任，又担任侍中。
曹褒知识渊博，通晓古事，为儒者所尊崇。永元十四年，在任中去世。作《通义》12篇，阐发经典的各类议论文章120篇，又传《礼记》49篇，教授学生1000余人，庆普的《礼》学因而传播于世间，《后汉书》有其传。
苏润苏津苏润，金代王公村人，苏子瞻之后裔。其父苏温，金末盗起遇害。苏温有四子，苏润、苏津最为雄俊有志。苏润眼见南宋腐败，金人侵占黄淮地区后，长期战乱不休，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他便与其弟苏津聚四方爱国志士，创建义师，为民除害。义军纪律严明，苏润被民拥为沛令，迁怀远大将军，任滕州太守，威名大振，滕沛之民始得安稳。不久，元大将孛鲁引兵袭击滕州城，苏润在巡城时与元兵交战而死。将败州降，从此滕州民众沦在元人统治下。苏润遗体运回故里葬于王公村北，并立碑志念。碑、墓于1972年农田水利建设中毁掉泯没。
苏津系苏润之弟，金末盗起，连年混战，民众难以安居，他与其兄苏润同起义师，后被拥立为杞县丞。苏润牺牲后，滕州降元。当时峄县人石天禄任东平总管，苏津弃官归靠石天禄。石天禄招纳后授苏津为沛县兵马都总领兼县令。此后，苏津招集无家流民，抚养爱护如子，队伍不断壮大，他升迁为显武将军、左监军。滕州李坛占据济南背叛之际，遣张禧移兵攻击靳、宿等城，苏津亲自从征，勇猛作战，所向披靡，征降元将阿鲁士，卒后葬于王公村北。苏润苏津兄弟二人是民族英雄，被当地民众尊为“苏烈”。
任居敬任居敬，官桥镇大康留村人。造车鼻祖奚仲后裔。曾祖父任杞有两个儿子。长子任锐，金代武科应试中选，担任千夫长。次子任钊，有雄才大略且深藏不露，屡次征S而不做官。任钊生任荣，任荣生任居敬，由征召举荐三赞太府，任命为监察御史。
滕州素有崇文尚贤之风气，尊师重教之传统。元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尚敏就任初来滕后，见原有的儒学仅仅供少数富家子弟上学，很多平民百姓穷苦子弟无法上学，他便以自己的一部分俸禄作为办学经费，带头创办义垫，并得到滕县贤达人士的积极响应，纷纷捐款筹资，于县城南门外建置学宫，有十余间瓦房。第二年又把滕县周围的礼教乡官地三顷拨为学田。14年后的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 元监察御史任居敬上疏皇帝：“昔文公闻性善之说于孟子，其事虽未竟，而其志有足嘉者。旧者义垫而无名题，宜表之曰性善书院，于以风励子弟，以广贤才焉”。朝廷准奏，将滕县义垫命名为“性善书院”。并列于学宫，置山长（书院的主持人）为师。任居敬是文化人，深知文化的重要，他身为元朝大臣，心系家乡教育，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积极上书，把这所义垫“升格”为官办的国家重点学校，为培养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提高了滕州的知名度。据明万历《滕县志》载，性善书院设立后，“滕州多彬彬之士”。任居敬历任吏部员外、高邮知府、淮西道廉访使、建康般阳两路总管加通议大夫、礼部尚书等职，后辞官归居故里大康留村。儿子任择善，以博学继承父业，后由李稷举荐担任承务枢密院都事、河南参政、御史中丞等职，父子死后均葬于村西 “御史林”。
薛士杰薛士杰，字敬英，官桥镇人。明朝著名将领，在杰出的民族英雄戚继光部下任总兵，曾随戚继光转战东南沿海，功勋卓著，是一位民族英雄。
嘉靖三十三年夏，薛士杰被提升为总兵后，即负起浙江沿海御倭的重任。他训练士卒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嘉靖四十年四、五月间，倭船近百艘窜至福建沿海，妄图登陆袭取台州府城。戚继光率军驰援投入战斗，薛士杰在戚继光的指挥下，奋勇冲杀，斩敌首三百余级，生擒倭酋二人，余寇全部淹死江中。薛士杰在这次抗倭战斗中壮烈牺牲，戚家军与地方民众无不哀痛。薛士杰牺牲时仅四十岁，遗体运回故里于薛城北门外择茔，嘉靖帝下旨公葬，故名为“御祭林”。墓址在官桥火车站南东侧。今墓已无存，尚存有一翁仲石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