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在封建社会里，农村的主要经济命脉就是土地，农民赖以生存的就是土地，靠土地搞种植、养殖，靠土地养家、发家。过去土地允许买卖，富商有钱置地，地主兼并土地，所以绝大部分土地被少数人拥有，大宗村也不例外。到清朝末年（公元1900年左右）宗家村、小丁庄、杜道沟三个村共150余户500多人，有土地3220余亩。其中大宗村西大门 (宗怀佑等）650余亩，宗文斗1360多亩，路口（宗道益）250多亩，庙西260多亩，小丁庄160多亩，杜道沟260多亩，其余的中、小户人家（占总户数的80%)共有280余亩地。到新中国成立前三个村共有248户1263人，土地约3216亩，其中地主12户，富农16户，占有土地约1992亩，占全村土地的60%以上，剩余的贫下中农220户995人仅有一少半的土地约1228亩，人均土地只占地主富农人均土地的13%，有的户只有几分地，贫富悬殊很大。
旧社会，由于耕作制度落后，缺乏农田灌溉条件，农业生产完全处在人种天收的自然状态，一遇灾害，庄稼就减产或绝收，正常年景下，亩产也不过百十斤（小麦单产120斤左右，高粱140斤，大豆90斤，谷子120斤，芝麻80斤，花生200斤左右）。地少或无地的村民为了维持生活，有的租种地主的地，除去交租粮后所剩无几。有的为了活口，把种子粮都吃了，来年春种时只好再向地主借贷，有的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出一年的牛马力，落不下几个钱，挣不了几斗米。碰上灾荒年，锅里无米，灶下无柴，野菜、树叶都吃光，被迫逃荒要饭、流落他乡。从清朝末年到1949年近50年间，全村（三个自然村）先后逃荒的107户158人，要过饭的118户300余人，卖儿卖女的1人。清代咸丰七年，单是宗氏长支人就逃出去了70多个男性青壮年。
1946年年初，本地区第一次解放，在农救会的领导下，开展了土地还家运动，对地主富农分子实行“耕斗”“扫地出门”，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分给缺少土地的贫下中农。1947年10月，还乡团反攻倒算，土地得而复失。1948年7月，大宗村（三个村）第二次解放。1950年11月，宗家村、小丁庄、杜道沟各成立了土地改革办公室，大宗村以宗传家、宗广湖、宗广山等人，小丁庄以丁维怀、高向可等人，杜道沟以杨继彦等人为骨干，带领贫下中农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根据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划定了宗承玉、宗继贤、宗继绍、宗继凤、宗文汉、丁维兴、高锡恩、杜广洪、杜思聪、宗保苓、宗光地、宗丁氏12户为地主成分，宗怀忠、宗继标、宗继本、高王氏、宗继运、宗文章、宗文和、丁尚金、丁尚军、丁维银、高向一、高锡全、杜广顺、杜广怀、宗怀素、宗锡洪16户为富农成分，还划定富裕中农7户，中农58户，贫农155户。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1377亩，果树梨行60多亩，房屋112间，大牲畜38头，豆油坊一处，大车11辆，小农具150余件，粮食7000余斤，衣物一宗，分配给本村的贫下中农。1951年村民领到了土地证，使农民耕者有其田，至此彻底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分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粮食亩产由原来的100多斤迅速提高到200斤左右。但由于刚刚翻身的农民，生活贫困、缺乏畜力、农具、资金，农业生产依然是靠天吃饭。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1953年成立了互助组，三个村共有互助组60余个，入组农户在劳力、农具等方面采用换工形式，互相帮助，解决了不少农户农业生产上的种种困难，初步走上了共同发展的道路。1954年冬，宗家村由8户贫农为骨干建立了宗家村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宗家村一社，社长宗传家）。
1955年冬，三个自然村都分别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又称初级社），宗家村西半个村为二社，东半个村为三社，小丁庄一个社，杜道沟一个社，共五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人社农户的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人股分红。生产经营、收益分配、劳力安排由社委统一研究决定，收人分配按“地四劳六计算”。
1956年冬（大宗村一社）因资金困乏解散，社员合并到三社。
1957年8月，大宗村（1956年国家地名普查时将宗家村更名为大宗村。将小丁庄、杜道河与之合并为一个村。）四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了“四合社”，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土地归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分红，牲畜、农具折价归公（集体），分配按人劳比例（先是人六劳四，后改为人五劳五，最后人四劳六）。农活上时有小段包工，如往地里运肥一趟几分，送几趟给几分等。
1958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农工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制度，管理实行“四化”。一是组织军事化，大宗村被编为张汪团大宗村营，营下设3个连8个排。二是行动战斗化，劳动搞大兵团作战，如深翻土地等。三是生活集体化，全村办起了8个集体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粮菜由集体供应。四是学习革命化，对不适应大跃进形势的思想和行动，采取 “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解决，树“红旗”，拔“白旗”。公社化初期，计划管理比例失调，浮夸风、虚报风、瞎指挥风、平调风极为严重。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大大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1958年秋，庄稼长得很好，但丰产没有丰收，收地瓜用犁子耕，把露出地面的捡到地头挖坑存放，同时还把地瓜、萝卜大量的外调。往高庄运送时一路到处是地瓜、萝卜，送到所剩无几。村里剩余的地瓜由于储藏不当，不久即烂掉了。白菜人冬不铲，吃时用刀拦腰砍，光吃菜心。加上集体食堂的浪费（吃地瓜时不吃皮及头，中间咬两口就扔），以致造成1959年春季的大饥荒，不少村民爬火车去莱芜、瓷窑、新泰一带捡烂地瓜充饥，有的老弱病残者到枯井里去扒吃食堂时扔到里面的熟烂地瓜回来充饥。当时国家虽有部分救济，但杯水车薪（每人每天3大两），劳力大量的外流（下东北、西北），留在村里的老弱残疾人，不少患了水肿病。
1959年至1960年，通过贯彻中共中央会议精神，纠正了“一平二调”的错误做法，刹住了 “五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平调风、命令风、共产风）。1962年中央下达了农村政策《六十条》，公社权力下放，实行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贯彻“民主办队，勤俭办队”的方针，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粮食按基本口粮和劳动工分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分配，社员的生产劳动积极性有了初步提高。同时农民又分得了自留园和自留地，可以自由种植，填补了集体分配口粮的不足，使农民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为鼓励农户养猪，生产队还分给部分养猪地，使农村经济有了新的转机。但好景不长，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 全面爆发，割资本主义尾巴，对“三自一包” “四大自由”进行了批判和处理。
1970年，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宗村大队推行大寨的评工记分法，生产上瞎指挥，劳动大呼隆，社员出工不出力。同时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搞家庭副业。分配搞平均主义，多干少干一个样，年底决算时每个工日值只挣几角钱（最低0.20元），辛苦一年，除了口粮外，很少分得现金。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全国从上到下进行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开放。1981年，大宗村通过去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参观学习，首先推行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承包到户，由个人自主经营，生产队只负责组织人员耕耙浇地、人口变迁的调地、分交征购任务。
土地承包以后，农业生产的安排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自由。种什么，怎样种，都由农户自主安排，避免了公社化时期管得死、行政命令瞎指挥等弊端。村民有忙有闲轻松了许多，过去到点出工、到地里磨洋工的现象不见了。在农闲时间里，多数的劳力都能从事副业生产，农活趁一早一晚就干完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1982年粮食亩产就猛增到1053斤，比1980年增长了68.21%;1990年粮食单产达到了1604斤，比实行土地承包前增长了一倍半还多。工副业生产也有较快发展，科学种植经济作物，建起冬暖大棚，有了反季节蔬菜，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到九十年代末大宗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力都从事集体或个体的工企业生产，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过去那种“半年糠菜半年粮，一年不收得逃荒，地瓜为主食，人人胃不康” 的穷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有的社员形容说：“一年到头吃白面，食油如水鸡蛋鲜，绿色食品加保健，人人长寿又延年。”在服饰上，过去那种破衣烂衫旧式样的服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花色繁多新潮流的衣裳。在住房上，过去住的低矮凌乱又黑暗的土墙草屋没有了，如今是高大宽敞又明亮的小康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这种五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梦想，在改革开放不几年的光景，大宗村完全实现了。
1988年以来，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过渡，过去那种单一农业经济的状况开始有了转变。大宗村党支部（总支）、村委会带领全村村民，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了村办工企业和私营企业。村先后建起了造纸厂、洗煤厂、东砖厂、西砖厂、淀粉厂、液糖厂、面粉厂、塑料编织厂、煤矸石热电厂及一些服务行业，先后成立了物流公司、建筑队、矸石山废品回收站、铁路运销股份有限公司、大宗宾馆、装卸队等几十个工企业单位，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到2011年工企业总收入达到了18.56亿元，占总收入（18.6亿）的99.8%，为大宗村的经济发展闯出了新路子。
自2012年起，由于世界经济下滑的影响，大宗村经济建设受到一定冲击，大宗集团收入几乎停滞不前，所产生效益可维持大宗集团及大宗村的正常运营，到2015年二次创业之后，大宗集团经济才有了新的发展。
旧社会，由于耕作制度落后，缺乏农田灌溉条件，农业生产完全处在人种天收的自然状态，一遇灾害，庄稼就减产或绝收，正常年景下，亩产也不过百十斤（小麦单产120斤左右，高粱140斤，大豆90斤，谷子120斤，芝麻80斤，花生200斤左右）。地少或无地的村民为了维持生活，有的租种地主的地，除去交租粮后所剩无几。有的为了活口，把种子粮都吃了，来年春种时只好再向地主借贷，有的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出一年的牛马力，落不下几个钱，挣不了几斗米。碰上灾荒年，锅里无米，灶下无柴，野菜、树叶都吃光，被迫逃荒要饭、流落他乡。从清朝末年到1949年近50年间，全村（三个自然村）先后逃荒的107户158人，要过饭的118户300余人，卖儿卖女的1人。清代咸丰七年，单是宗氏长支人就逃出去了70多个男性青壮年。
1946年年初，本地区第一次解放，在农救会的领导下，开展了土地还家运动，对地主富农分子实行“耕斗”“扫地出门”，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分给缺少土地的贫下中农。1947年10月，还乡团反攻倒算，土地得而复失。1948年7月，大宗村（三个村）第二次解放。1950年11月，宗家村、小丁庄、杜道沟各成立了土地改革办公室，大宗村以宗传家、宗广湖、宗广山等人，小丁庄以丁维怀、高向可等人，杜道沟以杨继彦等人为骨干，带领贫下中农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根据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划定了宗承玉、宗继贤、宗继绍、宗继凤、宗文汉、丁维兴、高锡恩、杜广洪、杜思聪、宗保苓、宗光地、宗丁氏12户为地主成分，宗怀忠、宗继标、宗继本、高王氏、宗继运、宗文章、宗文和、丁尚金、丁尚军、丁维银、高向一、高锡全、杜广顺、杜广怀、宗怀素、宗锡洪16户为富农成分，还划定富裕中农7户，中农58户，贫农155户。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土地1377亩，果树梨行60多亩，房屋112间，大牲畜38头，豆油坊一处，大车11辆，小农具150余件，粮食7000余斤，衣物一宗，分配给本村的贫下中农。1951年村民领到了土地证，使农民耕者有其田，至此彻底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分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粮食亩产由原来的100多斤迅速提高到200斤左右。但由于刚刚翻身的农民，生活贫困、缺乏畜力、农具、资金，农业生产依然是靠天吃饭。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1953年成立了互助组，三个村共有互助组60余个，入组农户在劳力、农具等方面采用换工形式，互相帮助，解决了不少农户农业生产上的种种困难，初步走上了共同发展的道路。1954年冬，宗家村由8户贫农为骨干建立了宗家村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宗家村一社，社长宗传家）。
1955年冬，三个自然村都分别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又称初级社），宗家村西半个村为二社，东半个村为三社，小丁庄一个社，杜道沟一个社，共五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人社农户的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人股分红。生产经营、收益分配、劳力安排由社委统一研究决定，收人分配按“地四劳六计算”。
1956年冬（大宗村一社）因资金困乏解散，社员合并到三社。
1957年8月，大宗村（1956年国家地名普查时将宗家村更名为大宗村。将小丁庄、杜道河与之合并为一个村。）四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了“四合社”，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土地归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分红，牲畜、农具折价归公（集体），分配按人劳比例（先是人六劳四，后改为人五劳五，最后人四劳六）。农活上时有小段包工，如往地里运肥一趟几分，送几趟给几分等。
1958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农工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制度，管理实行“四化”。一是组织军事化，大宗村被编为张汪团大宗村营，营下设3个连8个排。二是行动战斗化，劳动搞大兵团作战，如深翻土地等。三是生活集体化，全村办起了8个集体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粮菜由集体供应。四是学习革命化，对不适应大跃进形势的思想和行动，采取 “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解决，树“红旗”，拔“白旗”。公社化初期，计划管理比例失调，浮夸风、虚报风、瞎指挥风、平调风极为严重。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大大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1958年秋，庄稼长得很好，但丰产没有丰收，收地瓜用犁子耕，把露出地面的捡到地头挖坑存放，同时还把地瓜、萝卜大量的外调。往高庄运送时一路到处是地瓜、萝卜，送到所剩无几。村里剩余的地瓜由于储藏不当，不久即烂掉了。白菜人冬不铲，吃时用刀拦腰砍，光吃菜心。加上集体食堂的浪费（吃地瓜时不吃皮及头，中间咬两口就扔），以致造成1959年春季的大饥荒，不少村民爬火车去莱芜、瓷窑、新泰一带捡烂地瓜充饥，有的老弱病残者到枯井里去扒吃食堂时扔到里面的熟烂地瓜回来充饥。当时国家虽有部分救济，但杯水车薪（每人每天3大两），劳力大量的外流（下东北、西北），留在村里的老弱残疾人，不少患了水肿病。
1959年至1960年，通过贯彻中共中央会议精神，纠正了“一平二调”的错误做法，刹住了 “五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平调风、命令风、共产风）。1962年中央下达了农村政策《六十条》，公社权力下放，实行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贯彻“民主办队，勤俭办队”的方针，生产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粮食按基本口粮和劳动工分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分配，社员的生产劳动积极性有了初步提高。同时农民又分得了自留园和自留地，可以自由种植，填补了集体分配口粮的不足，使农民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为鼓励农户养猪，生产队还分给部分养猪地，使农村经济有了新的转机。但好景不长，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 全面爆发，割资本主义尾巴，对“三自一包” “四大自由”进行了批判和处理。
1970年，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宗村大队推行大寨的评工记分法，生产上瞎指挥，劳动大呼隆，社员出工不出力。同时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搞家庭副业。分配搞平均主义，多干少干一个样，年底决算时每个工日值只挣几角钱（最低0.20元），辛苦一年，除了口粮外，很少分得现金。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全国从上到下进行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开放。1981年，大宗村通过去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参观学习，首先推行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承包到户，由个人自主经营，生产队只负责组织人员耕耙浇地、人口变迁的调地、分交征购任务。
土地承包以后，农业生产的安排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自由。种什么，怎样种，都由农户自主安排，避免了公社化时期管得死、行政命令瞎指挥等弊端。村民有忙有闲轻松了许多，过去到点出工、到地里磨洋工的现象不见了。在农闲时间里，多数的劳力都能从事副业生产，农活趁一早一晚就干完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1982年粮食亩产就猛增到1053斤，比1980年增长了68.21%;1990年粮食单产达到了1604斤，比实行土地承包前增长了一倍半还多。工副业生产也有较快发展，科学种植经济作物，建起冬暖大棚，有了反季节蔬菜，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到九十年代末大宗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力都从事集体或个体的工企业生产，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过去那种“半年糠菜半年粮，一年不收得逃荒，地瓜为主食，人人胃不康” 的穷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有的社员形容说：“一年到头吃白面，食油如水鸡蛋鲜，绿色食品加保健，人人长寿又延年。”在服饰上，过去那种破衣烂衫旧式样的服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花色繁多新潮流的衣裳。在住房上，过去住的低矮凌乱又黑暗的土墙草屋没有了，如今是高大宽敞又明亮的小康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这种五十年代中国农民的梦想，在改革开放不几年的光景，大宗村完全实现了。
1988年以来，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过渡，过去那种单一农业经济的状况开始有了转变。大宗村党支部（总支）、村委会带领全村村民，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了村办工企业和私营企业。村先后建起了造纸厂、洗煤厂、东砖厂、西砖厂、淀粉厂、液糖厂、面粉厂、塑料编织厂、煤矸石热电厂及一些服务行业，先后成立了物流公司、建筑队、矸石山废品回收站、铁路运销股份有限公司、大宗宾馆、装卸队等几十个工企业单位，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到2011年工企业总收入达到了18.56亿元，占总收入（18.6亿）的99.8%，为大宗村的经济发展闯出了新路子。
自2012年起，由于世界经济下滑的影响，大宗村经济建设受到一定冲击，大宗集团收入几乎停滞不前，所产生效益可维持大宗集团及大宗村的正常运营，到2015年二次创业之后，大宗集团经济才有了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