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自济南被日本侵占后，日军立即军管了3个纺纱厂和各大面粉厂，在社会上也广泛传说，各大企业都要与日军合作，风声很紧，各大企业均忐忑不安。东元盛厂是机器染厂中的较大企业之一，设备齐全，有畅销产品，声誉亦好，更为日军所觊觎。从1938到1942年，先后有东棉洋行、三井洋行、三菱公司和其他株式会社向东元盛染厂提出合作，均遭到企业经理人的拒绝，始终保持了东元盛染厂是中国人的企业。 日军提出的合作条件是日股占51％，华股占49％，还说在合作之后，每年的红利一定比不合作多，并给华股董事长的名义，每月可领取千薪，不必到工厂上班，在家等着拿钱。还说合作了便是亲善，可以保平安。并对主持合作的华股代表，在合作成功之后，从总资金提取5％左右的现金，秘密赠予以示酬劳等等。 当时，有民族正义感的人都认为在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军侵略的时刻，一个企业与日商合作了，就是倒向日军一边，成了亲日派，为人所不齿的汉奸，这是不能做的。但在日军铁蹄之下，采取什么办法避免合作，这是当时摆在企业面前十分重大的问题。因而，企业的总经理多次召集各部门经理人开会和个别谈话，商讨如何对待合作。当时总经理坚决拒绝合作，认为在这个时候，日军要求合作，是他们抢夺企业的手段之一；我们答应合作，既丢掉了企业，也落个汉奸的名声，这是不能办的。日商现在说得好听，真正合作了，以后分劈红利是靠不住的。只能是让我们干，我们就继续开工，不让我们干就停产。经过多次研究，明确了不能合作的态度。还商量了拒绝合作的办法：不能硬顶，只能婉言拒绝，始终以商量商量的言词，拖延时间。同时总经理还明确告诉我们，如果日军强迫合作，我们就不干了，大家要准备出去自谋职业。也估计到拒绝合作，日军和汉奸特务可能对企业经理人进行迫害，或招来许多骚扰和麻烦等等。 这几年当中，有日本人，也有为日商说项的中国人，以不同方式、不同的说法提出合作问题。他们有的则是代表日商的一个企业来研究合作，例如日商济南电业公司经理横山政重和日商协华电料行经理田端就是这样。有的则是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提出要我们合作的，例如一些汉奸特务便是这样。还有一些想从合作中捞点好处来商谈合作的，例如一些汉奸官吏就是这样。他们来商讨合作时，有的就说合作了好处很多，有的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身家性命要紧，要慎重研究，也有的说合作了并不算是汉奸等等。面对这些现实，我们企业经理人均采取了拖延办法，不正面答复他们，这样经过几次，他们认为不同意了，以后也就不再提了。另外，也因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而避免了合作。兹举两例说明这个情况： 1938年清明节前后，工厂尚未开工，突然接到了日军西尾司令部的电话，要借用工厂染制军服，并指定时间到司令部商谈。企业遂派副经理张让青去西尾司令部（原大陆银行行址）进行交涉，带去的函件内容，大意是不能借用，理由有二：（1）各部机器的部件已拆卸，短时不能开工；（2）工厂停产已有半年，职工生活困难，如不开工，职工生活无法维持，因而我们自己正准备开工。到了日军司令部后，一个穿军装的日军说，皇军需要军服很急，要借用你们的工厂染制军服，当时副经理表明自己不能作主，必须回去商量。日军表示，回去商量是可以的，但要立即把机器安装好，恢复开工。由于西尾部队很快调到徐州一带，司令部也随着走了，才搁置起来。这件事原是一家日商借西尾司令部的势力进行抢占，所谓为日军染军服只是一种托词而已。当时，日商借日军特务机关、日宪兵队的势力进行抢占或合作是经常发生的事。 1941年间，东洋棉纱株式会社嘱托汉奸警察厅长张亚东，张又邀了汉奸民政厅长张思伟（即张星五）和伪济南市商会会长苗兰亭，向东元盛提出合作问题。张亚东与日军关系较深，他借着日军的势力当了山东省的伪警察厅长，他认贼作父，仗势欺人，作恶多端。张思伟原是济南三大律师之一，济南沦陷后，先担任伪山东省政府的秘书长，后又调为民政厅厅长。苗兰亭是大资本家苗杏村之侄，是济南“成大”纱厂、济南“成记”面粉厂、“恒聚成”粮行的负责人，济南沦陷后，取得了伪济南商会会长的职位。汉奸张亚东邀东元盛经理张伯萱到他家中提出合作问题，张亚东一再述说合作的条件和合作以后的好处。张思伟和苗兰亭虽然在座，但不说话。当时张伯萱只说：“合作是件大事，不能一人作主，要回去商量。”这次谈话，张亚东还是商量的语气。在这之后，张伯萱分别会晤了张思伟和苗兰亭。张伯萱与张思伟很熟，张伯萱两个弟弟（张让青和我）与张思伟两个儿子均是中学同学，彼此常有来往，感情很好。张伯萱与苗兰亭既是桓台同乡，又都是工商业者，经常来往，有通家之好。张伯萱凭借这些关系，向苗兰亭、张思伟表示不能合作，要求他们帮忙。他们二人都表示：你们不同意，我也不劝你们合作，至于这件事到底怎么样，我们也说不上来，你先应付一下子再说吧。 以后，张亚东等三人，又邀经理张伯萱在苗兰亭家中谈话，张亚东还是重复述说要合作的那套老话，张伯萱则说明现在正在商量。这次谈话，张亚东就有些不耐烦，语言急躁。张思伟和苗兰亭仍不说话。在这次谈话之后，又隔了10多天，张亚东授意苗兰亭在石泰岩饭店请吃饭，在座的仍是张亚东、张思伟、苗兰亭和张伯萱四人，张亚东又谈合作问题，他厚颜无耻地说：“中日亲善嘛，合作是很有好处的。日本人和我们合作，这是很瞧得起我们，不要不知好歹，不要不看大局，今天是什么时候，不和日本人合作能行吗？北京有一房主，宪兵队要用他的房子，给他搬家费，叫他让出来，他不愿意，后来被强占，房子没有了，搬家费也丢了。”最后张亚东见张伯萱仍不答应，便说：“皇军来合作，这是瞧得起，谁叫你亡国啦。”张思伟和苗兰亭仍是默默无语，不表示态度。张伯萱还是说回去再商量商量，遂不欢而散。在这次谈话之后，企业经理人又进行了研究，大家仍坚持要干自己干，不叫我们干，可以强占了去，反正不能合作。大家都做了企业被抢占、个人自找出路的准备，但自此后，张亚东调到北京去了，东洋棉纱株式会社提出的合作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企业不与日军合作，确实招来许多骚扰和麻烦。日军宪兵队以“通匪”为由逮捕了张伯萱经理，于1942年秋的一个深夜两点钟，日军宪兵队和10数个汉奸特务乘大汽车到了东元盛营业部（锦缠街）和张伯萱的家中（锦屏街）进行搜查长达2小时，来搜查的日军和汉奸特务均戴着墨镜和大口罩，进门以后不分老幼首先手打脚踢，打了十数人，然后把所有的抽屉衣橱、梳妆台等均搜查一遍，在搜查时顺手就把金戒指、金耳环、手表、眼镜等比较贵重的东西拿走了。他们之所以这样长时间的搜查，是以搜查罪证为名，但实际上是通过搜查窃取财物。最后没搜查出什 么罪证，拿出了他们预制的委任状，便大喊大叫说“有了委任状，还不是通匪吗？”就这样把张伯萱带走了。 1942年，日军实行经济统制，凡不与日军合作的工厂都被列入批发商一类，不承认为生产单位，只搞批发出售业务，不能购原料进行生产。因为东元盛染厂未与日军合作，就自然不能定为生产单位，必须将存货全部售罄。否则便犯了“囤积居奇”和“惜售”之罪。为了避免“惜售”之罪，企业经理人共同商定忍痛将所存棉布、棉纱约4万余匹按日军的官价出售一空，企业遭受了重大损失。虽然如此，日军宪兵队仍然以拉拢行贿的罪名逮捕了副经理张让青。同时以暴利为名，伪市警察局逮捕了营业负责人蔡润卿，均遭严刑逼问，罚款1万余元，始被释放。工厂存有汽油数十桶，汽油原是染厂用以烧毛之用，却以私存军用物资为由到工厂声言逮捕厂长张东木，恰值我外出未遇，但带走了职员张振东和张树棠，并将汽油装到汽车上一起带走。我不敢露面，躲避了几天，经商会会长苗兰亭到宪兵队详细解释，汽油确实用以染色前处理烧毛之用，日军宪兵队这才将张振东、张树棠二人释放，不再追捕我了，但汽油却被全部没收了。 在济南8年沦陷期间，东元盛在日伪“中日亲善”幌子的欺骗和百般威胁压轧下，在中国人的大型工厂企业被迫与日合作的冲击下，东元盛企业不但在业务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还长期保持了自己独立经营的性质没有和日军合作，这在当时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少人的注目。 1942年日本侵略者实行经济统制，实际上是经济掠夺。1943～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又进行了强化治安，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经济掠夺。这时，中国人民在政治上受迫害越来越重，在经济上受掠夺越来越多，市场日渐萧条，物质十分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东元盛被迫停工，辞退了一部分工人，留下了一些技术工人作为护厂人员。直到日本投降，抗战胜利。 抗战8年，终于盼到了胜利。受了8年日军铁蹄蹂躏之苦的沦陷区人民，真是欢欣若狂。而工商业者更认为从此买卖好做了，企业发展大有希望。但国民党反动派来到济南后，以抗战有功的姿态，傲视沦陷区人民，视沦陷区人民为“汉座”（即汉奸之意）进行敲诈勒索。对工商业的迫害摧残，无所不用其极。东元盛的营业部，每日应酬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筹措捐款，成了企业的主要活动。应酬之繁，捐款之多，实难计算。不但如此，在东元盛染厂附近国民党驻军竟以修筑军事要塞为名，要拆除工厂，这明显的是进行敲诈，经企业经理人多方奔走，托人说项，始避免了拆厂之祸。由于国民党破坏了双十协定，挑起内战，济南成为孤城。工厂所需白布需用飞机由青岛运来，电力供应紧张，电灯公司要靠各厂供给煤炭才能供电，染化料亦不齐全，不能进行正常生产。再加通货膨胀，“法币”日益贬值，企业越来越严重暴露出虚盈实亏，同时美国商品倾销市场，直接排挤了国内产品，促使了民族工商业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的生产陷于停顿状态，偶而开机生产，数量亦很少，也不能保证名牌质量。从1945年到1948年济南解放，企业生产情况就是如此。 1948年春，济南解放前夕，企业为了避免战火中遭受损失，遂将仅存的少量物资分存在济南、青岛、上海3处，又派人到四川，并调去一部分物资准备建厂（青岛、上海和四川所存物资于解放后次第调回济南）。1948年秋，在解放济南的战役中，东元盛染厂没受战火的破坏，损失不大。解放军进城后，政府派干部进厂保护了东元盛染厂，也没有遭到意外损失。东元盛染厂随着济南的解放也得到了解放。 1948年秋，经核资，全厂财产折算人民币为180万元。主要股东是张伯萱、史懋曾、史懋冉、张让青、张东木。原是水牌经理后改为股东的有王文生、姜子俊、蔡润卿、史正己等。当时主要设备有：烧毛机1部、洗水机2部、开布机1部、精炼罐2部、丝光机2部、卷布机1部、染槽24个（木槽6个、铅槽2个、铁槽16个）、烘干机4部（17筒）、拉宽机2部、跑空机1部、轧光机1部、挂码机1部、卷板机1部、锅炉（5吨的）2台、水泵、马达以及由染厂投资的东元盛铁工厂全部资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