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据宏济堂胶厂老职工谈，宏济堂阿胶之所以成为名牌的原因，根本的一条是配方用料不同一般。如用上等青毛鹿茸、野山人参、西藏藏红花等地道药材，驴皮都是从河北省束鹿县进的纯黑驴皮，不用杂皮。其次是不惜费工费料，以独具名牌而获重利。三是拉拢关系借发外财。宏济堂的前后经理刘瀛洲、张慎庭、钱宝亨等即属经商能手，又擅长联系钻营，当时宏济堂也曾凭借社会上的关系，增加了不少收入，每年的春秋两季，大摆宴席宴请军政要人和银行业的主要人物，来换取他们的资助和支持。如在1921年，宏济堂的资金不足，由经理刘瀛洲出面联系，在舜皇庙街栈房内请客三天，头一天是军政界主要人物，第二天是财物银行界主要人物，第三天是街坊邻居和店铺人物，请客完毕，好去银行借贷，同时也拉拢著名的中医，如王兰斋、杨砚农、孙桐轩、韦继贤等人，逢年过节赠送礼物。 宏济堂自1921年彻底清偿欠债后，才得以大批地购进珍贵原料，资本逐渐积累，营业随之逐渐壮大。1922年左右，在榜棚街南口（现中药厂），购买了陈状元住宅的东侧院落40多间，后来把栈房由舜皇庙街迁移此地。1924～1928年奉系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时期，乐镜宇把总店和支店都翻修成楼房。据说，只这一项就用了银子10万多，1934年时，宏济堂的销货额已达800～1000多元，为北京同仁堂销药额的三分之二，库存珍贵药品也日益增多，如上当归存到数百件，藏红花存过上百斤，这时已经积累了巨额的资金。此时期，宏济堂职工人数也发展到120多人。 毫不例外，宏济堂和其他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在取得了一定的信誉后，在经营中也有偷工减料作假骗人的时候。如1935年前后，韩复榘统治山东时期，宏济堂为了追逐更大利润，就把所制丸散成药的珍贵药料（如牛黄、麝香、冰片等）按原配方的用量减为七成或八成，偷偷的降低了质量，同时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在马路上大撒传单，宣传它的膏丹丸散片各种成药及汤剂，一律按原价八折销售，从而使宏济堂大发其财。 清末和民国初期，当时币制有所谓济称满钱之谈（49个子算一吊），宏济堂一律按满钱计算，与顾客经常发生争执，当时宏济堂的作风一向特殊，有使用满钱招致顾客不满的现象，但是由于宏济堂的牌子硬顾客也无可奈何。再则不开假发票，有的买10元的药让营业员开上20元，宏济堂则一律拒绝。宏济堂与医生之间的关系，有时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招致大夫不满，因此，有些大夫的处方境开些牛黄、犀角、羚羊角之类的细料药，都指定到宏济堂去抓，宏济堂赔不起，只好通过关系向大夫们疏通。 1935年，韩复榘在山东时期，京帮万年堂药店开始兴旺，宏济堂西号靠近万年堂，对宏济堂的影响很大。自万年堂开业后，其业务步步衰败，生意日落千丈，当时，有的经理建议宏济堂也应有准备，但乐镜宇说，大家的饭都要吃点嘛！这不便理它。时间过去几个月，宏济堂西号的生意已降落到百分之六十左右，过去西号有营业员12人，每人每天抓汤剂平均20服，自万年堂开张后，降落到每人每天只抓到1～2服汤剂。乐镜宇认为这样长期下去，损失太大，遂与经理们研究对策，丸散汤剂一律八折出售，并登报和印发传单，这样宏济堂西号的营业又恢复了原状。 “七七”事变以后，宏济堂的营业开始衰退，抗日胜利后仍未好转，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日日加重，迫使部分企业破产、倒闭、歇业、逃亡。部分民族企业多方隐蔽资金或向外埠调拨。宏济堂也不例外，为了躲避重税，乐镜宇招集经理们商讨应付办法，曾用潘序伦所著之《所得税原理及实务》一书逐条进行研究，以便应付国民党人查税，既要保持药品的原有质量，还要在账面上作出合法的利润，只有作两套成本账，例如牛黄清心丸，原配方中的牛黄是一两，另外作一套假配方，牛黄写成二两，配制时仍照原处方投料，假配方是准备搪塞官差，从账面上查不出暴利的痕迹来，但是用两套配方必然出现账货不符情况，账面上会出现无存货，实际上有库存。所以只有在动用原料时，自己买自己的原料，把假作买原料的钱买了黄金，这样就避免了越卖越空，钱多货少的亏本现象。各地乐家老铺，都采用了这个办法，自然余出不少的细料来。 1945年左右，宏济堂的经理钱宝亨与黄孟衡彼此之间不合，赵玉符则利用他二人之间的矛盾从中获利，独揽大权，把账面上溢出来的原料在普利门外皖新街开设了一处大成药行，经营中药批发业务，另请仲善亭、李岐山二人当经理。该行职工都是由宏济堂抽调的骨干，资方由赵玉符顶名，直至1948年济南解放后，钱、武等人逼走黄孟衡，武日如当了管理人，收回了大成药行的职工和货物、饮片约有数千斤，其他细料则荡然一空。 抗日胜利后不久，宏济堂发生过一次被抢劫案，有天晚上10点左右，有两个陌生人叫开宏济堂栈房的大门，直奔栈房的总账房，当时账房内经理黄孟衡和会计贾玉民在屋，这两个人手持短枪，逼迫交出钥匙，当场抢去日伪准备票40万元左右，经四五天才破了案，这两个人是日伪特务，不久就被处死了，其中，作案引线人名叫刘永福，是被宏济堂解顾的一名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