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于联珉，字西仲，号黄鑫。祖籍普集镇于家庄。生于1878年，卒于1955年。自幼读儒书，二十岁为生员，在普集镇教私塾，边教边读，日夜为文，以待乡试。戊戌变法运动废除科举考试，建立学堂。于是，于黄鑫于一九〇四年考入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文科，一九〇八年毕业，任章丘县师范讲习所教员。一九〇九年，任菏泽县正教员。一九一〇年，任东阿县正教员。一九一二年，任济阳县高等小学堂正教员。一九一三年，任章丘县劝学所所长，督促改办学堂，宣传女子放脚，男子剪发辫，并在普集镇主持拆掉大法寺改建学堂。一九一五年，应聘在济南师范学堂任教。其后十年，展转任教于曲阜二师、南京金陵大学、青岛女中、青州四师、曹州中学，长期教授经史古文诗词，讲课很有特色。当年的教师是聘任制，一般聘期为一年，所以当时有的教师自嘲是打“短工”的。于黄鑫也自述是：“余东抵海，西至曹，北游大河之滨，南历金陵之会。” 一九二五年，决意回乡办学，以提高家乡子弟文化水平，经与宗族村社商量同意，将祖营地的几十株古柏大树伐卖以作办学资金，将观音堂改建成学堂。但是观音菩萨向来是宗族的崇拜偶像，只得在学堂一隅保留观音菩萨的香火，总算儒佛并存“和平共处”了。学堂大门跨沟朝西，上书“龙溪公学”四个大字。二门朝南，映壁墙大方砖上刻有“宗德堂统制”。高级班的教室内有一神龛，设有“至圣先师”牌位，匾书“文在兹”。一九二六年学堂竣工，聘请的教师有金陵大学毕业的李文夏、故宅村的黄庆佑，还有李盈敦、张仁浦等。设高、初级各一班，约100名学生。课程有国文、算术、英文、史地、物理、化学、体育、美术、音乐。于黄鑫任校长，兼授国文、史地课，治学严谨，师资优秀，全县小学会考，龙溪公学每次名列榜首。欣喜之下，于黄鑫为其得意门生改名：李家昌改名为李曼村（后为共产党高干）；于承绅改为于岱东（后为国民党空军军官）。 一九二八年，军阀张宗昌撤离济南，其部分散兵游勇以张鸣九为首，抢占章丘县城，大发横财，各地歹徒纷纷来投，匪徒增至两千余人，四出抢掠，全县震恐，一时草木皆匪，各地乡绅组织武装以自卫。于黄鑫也组织了红枪会，以“无极道”为精神信仰。是年冬，全县进行剿匪，于黄鑫被推选为普集区自卫团长，以于家庄自卫队（红枪会）为骨干，率团前往章丘城剿匪，在攻占城北山时身先士卒，剿匪有功，受到当局的嘉奖。因此，于黄鑫远近闻名，人称其“能文敢武”，本人也以“处安励精治教，逢乱扬武安民”自勉。 一九二九年，开办女子小学堂，堂址设在其家宅后院，从周村聘来一位姓殷的女教师，殷老师走后，由于黄鑫之次女于效苏任教，是一至四年级的复式班，共有女生四十余名。 一九三〇年，冯玉祥联合闫锡山向蒋介石开战，冯军石友三部由济南东进，在普集镇招收新兵，正在训练尚未发武装，大战停止，石友三部被调走，新兵正在不知所措，普集镇的工商户意欲逐走新兵，但普集区公所、区公安局，及普集镇的自卫队，均怕担干系，不予出面。于是工商户派代表来见于黄鑫，诓言有土匪骚扰，请于家庄自卫队前去剿匪，于黄鑫以“急公好义”为己任，当夜率队前往，部分队员也逞强显勇，新兵毫无反抗，部分逃走，部分被缚带至村外，有二十几人死在红缨枪下。 一九三一年，国民政府推行义务教育，章丘县教育局将于家庄龙溪公学序列为章丘县第一学区第七小学校，于黄鑫不肯接受改为公办，为此上访省教育厅。因为这是国民政府的改革，不可违抗，于是改为公办小学校，制定教员薪水，每人每月十七元，教育局发十五元，不足数由村杂费补足。课程取消经传、英文、物理、化学，统一用国家教育部门审定的教科书。 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严重，学校加强了体育课，增加了投掷手榴弹、射箭和防空知识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举行升国旗仪式，并在旗下高声问答： 问：“我们是哪国人！”答：“中国人！” 问：“我们的敌人是谁！”答：“日本！” 问：“我们应该怎样对付日本！”答：“打倒日本！” 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天，高级班上课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华沙小号手》、《最后的一课》，老师流着泪讲，学生哭着听，这是爱国主义的世界短篇名著，也是于家庄学校爱国教育的最后一课。下午，老师让学生把墙上总理遗像、总理遗嘱、标语等取下烧掉，宣布学校停课解散，学生们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回首，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学校。自此，于黄鑫结束了教书生涯，时年六十岁。 一九三八年初，以庄长于汇章为首，以保家护村的名义又组织起自卫队，集中了全村的三十支步枪，组成常备班，住在学校。日伪组织把于家庄编入“爱护村”。当时章丘境内出现了“抗日义勇军”，到处收枪编人，义勇军头目翟毓蔚认为于黄鑫的威望高、名气大，能够左右于家庄自卫队的立场，数次致信于黄鑫进行联络，以抗日的名义要求于家庄交出枪支，但没有得到及时答复。于是，于六月二十三日凌晨包围了于家庄，赚开了红枪会的大门，绑走了二十个人。走至村外遇上了于同文，问他是哪庄的，姓啥？此人反映迟钝，如实回答，也被绑走，有一人见机说：“我不姓于，是来邦亲戚应差的，”随被放还。二十人被押至章丘县城，其中有中医大夫于和承，被翟毓蔚的一个下属头目所救。于黄鑫急忙请托保人，求见了义勇军副指挥李维汉，诉说了来信被押实未见到。李维汉答应回城后研究解决。不料，二十五日日寇扫荡包围了相公庄，李维汉战死，翟毓蔚认为这是于家自卫队进行报复，极为恼火，二十六日下令将在押的于姓十九人全部砍头。最后一位被砍头的是于本龄，因刀痕偏下，没有砍断脖颈，黑夜苏醒挣扎爬入庄稼地里，为农民所救，但终成残废。其中遇害的还有于黄鑫的二儿子于朱章，时年二十七岁。 当闻讯十九人被杀时，全村惊慌不安，都把男少年疏散到村外，大人们到外村借宿。于黄鑫携眷迁居济南到死方归。庄长、会头都逃亡外地。 一九四六年，于黄鑫在济南就曾筹划控告翟毓蔚，但翟毓蔚正在势上，而且还加官晋级，控告未成。经过人民解放军对翟部的几次打击，到一九四八年，翟毓蔚成了光杆司令，被任命为济南绥靖公署高级参议。这时于黄鑫又积极活动控告翟毓蔚，要求以法律裁断于家庄惨案，并把被砍未死的于本龄接到济南，作为惨案的见证。而国民党当局，对此案并无诚意受理，而是由山东省主席何思源等人进行调停，以给受害者家属抚恤为条件了案。而于黄鑫积十年之恨，固执己见，坚决要求以法律制裁翟毓蔚，遂成僵局，控案搁浅。此时，正值国军空军军官于岱东（原名于承绅）又来到济南，为此案乘机向王耀武作了说明，希望得到军方的支持。岂知王耀武非但不支持，而且很不和善，于岱东非常气愤，遂起杀翟之念。当打听到翟在徐家花园时，即携枪驱车前往，在楼梯前遇见一人刚下楼来，便近前问道：“请问先生，翟毓蔚高参在不在？”其人先是一怔，当即说：“他在楼上。”于岱东上得楼来询问，方知下楼者乃是翟毓蔚，此后不知翟的去向。同年秋，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济南。 于黄鑫有二子三女。长女嫁祖营坞宋家；次女嫁普集范家；三女嫁十九郎庄牛家。长子于墨章从事金融业，抗战期间去了大后方，胜利后任青岛河南路工矿银行经理；次子于朱章死于十九人惨案。一九四八年，于墨章携眷随同工矿银行去了台湾。自一九四九年，于黄鑫身边只有次儿媳和次女侍奉，生活清苦，精神孤寂，天北地南，两岸隔绝，盼儿孙团聚无期，无奈，钻研《周易》，演绎八卦以自慰。时人不解其内心，总道是他年老昏瞶，“神神道道”。一九五五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病逝于济南，终年七十七岁。 于黄鑫虽经历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胜利，又从事教育工作多年，而他封建礼教思想极深，家教极严，《朱子治家格言》是子、女、媳必读之物，而且必须背记。次女于效苏才思敏捷，为兄妹之冠，小学毕业后，只准在家读经传，不准进城求学，虽是女教师，但也未走出深闺后院。于黄鑫从教四十年，堪称“桃李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