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李淦同志曾用名骥秋，笔名水金。1918年农历四月十三日生于山东省济宁市城里龙门口故宅。他的祖父曾任桓台县县知事，父亲李寿民是一位清贫正直、爱国心很强的知识分子，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当校长，全家生活仅靠他每月微薄的薪俸维持，尚可温饱。李淦系长子，4岁便跟父亲习认方块字。1923年随父入乐育小学读书，课程中最喜爱唱歌和国文，课外最喜欢参加学校的雅乐队和演文明戏等活动。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学校里常组织学生拆庙拉神，进行破除迷信和剪发放足的宣传。1927年“五七”、“五九”国耻纪念日，全城学生游行示威，进行反帝宣传。这些活动是由他父亲参与领导主持的，他积极参加了。开始启发了他反帝反封建的意识。1931年他小学毕业考入济宁省立第七中学，这时他的家境起了很大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加之家中人口增多，物价上涨，使他的家庭负债累累，日趋贫困，甚至连买柴米油盐都要借贷。困苦艰难的生活和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使他渴望变革并积极寻求进步思想。记得他曾多次对我说过，中学读书时期促使他进一步觉醒的是国民党的两次“捕共”。“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济宁学生的爱国热情非常高涨、以第七中学为首，组织了“济宁学生南下请愿代表团”，声援19路军，并准备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缨杀敌。但这种爱国运动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1932年春至1933年春的这一年内，国民党反动派曾3次到济宁第七中学大肆搜捕共产党。因为被捕，的同学和老师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有些又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从而激起了广大学生的强烈义愤，并且引起李淦对共产党的崇敬和向往。1934年李淦初中毕业，因家中无力供他升高中，只好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第11届），课外专攻音乐和文艺。这期间，他开始阅读鲁迅、高尔基等人的革命文学作品，并接近了一些进步同学，如刘慕繁（现名刘汉，军事博物馆馆长）、刘清禄（后改名安波，已故）和孙鸿文（又名孙焕章，已故）等人，他们的进步思想和行为，使李淦受到很大影响和鼓舞。1936年春，由孙鸿文介绍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此后，在“民先”和“学联”领导下，他积极参加各种救亡活动，阅读一些通俗易懂的马列主义书籍，并在当时的《山东日报》文艺副刊“自学”《救亡日报》副刊“抱犊”上，以水金的笔名发表忧国忧民，抨击时弊的诗文。当时与他一起考入济师并经常在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还有庄虔昕（现名庄映，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李度、孙培珍、梁揆文和济南高中的金默生（最高检察院研究室主任）等同学。他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团结进步同学，罢课闹学潮，做了许多工作。1936年，较大的活动是鲁迅追悼会。这个活动是由党支部组织领导，以学生会的名义举办的。会议的主席是刘慕繁，参加具体组织工作的是刘清禄、李淦、庄虔昕、金默生等。他们发动了校内外几百名学生参加，请教员演讲，并作了悼念鲁迅的歌曲在学生中教唱。大会的挽联是李淦写的：“不要纪念，偏要纪念；埋掉拉倒，不能拉倒。”追悼会开的很成功，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之后，李淦在《山东日报》上又发表了近4000字的纪念文章《谈谈鲁迅先生》。他写到：“鲁迅先生虽死，后继者不乏其人。我们盼望鲁迅先生死后的中国文坛上的现文艺界的战友们，更亲密、更同调地联合起来，齐步同趋地促进救亡运动在文艺界的工作，才不白负了鲁迅先生在世的一番辛苦。” 1936年秋，当时的口琴名手王庆勋先生到济南，学生会出面请他来办口琴训练班，李淦、庄虔昕等都参加了学习，最后成立了口琴队，一起演奏了《双鹫进行曲》、《天堂与地狱》等曲子。这些最初的进步音乐活动，很受学校师生的欢迎。1936年寒假，李淦、李度、梁揆文、庄虔昕等皆没回家，经常组织同学学习《通俗唯物论讲话》、《通俗辩证法讲话》、《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每每熬到深夜，并曾商议一同去延安上红军大学。因大家考虑尚未毕业，才没走成。此间，为了举办新年恳亲联欢会，由李淦组织并参加了民乐队（那时叫国乐队），庄虔昕和梁揆文组织了话剧队，演出了根据田汉的《械斗》、高尔基的《母亲》改编的独幕剧。当时国民党纵容和煽动部分幼稚落后学生进行干扰破坏，竭力拉人到他们那里演《捉放曹》之类的京戏，其中有两个在话剧中演主要角色的同学，在李淦的力劝之下，才没有被拉去，话剧得以顺利上演。 1937年春，东北等地流亡学生到济南，“民先”总队部也到了济南（由蒋南翔、武衡、李昌等组织），同济南救亡组织联系在一起，成立了“山东各界抗敌救亡协会”（老舍、李俊民、李守章等挂名支持）、“山东文化界抗敌救亡协会”（何冰如、武衡等挂名支持）。李淦是两会的委员，同金默生、孙鸿文一起负责宣传。他们还以济南学生为主，与外地流亡学生成立了“文化友联社”，李淦、金默生、孙鸿文代表济南救亡组织，并共同担任社刊《联系》报的编辑，秘密刊登救亡活动情况，报纸负责人是平津学生徐明楚。这期间他们的活动频繁而活跃，到济南火车站声援东北、平津学生南下请愿团，在千佛山下与全市学联的进步同学集会，宣传抗战，组织游行示威等。金默生同志回忆时说：“李淦是带队的，他能讲会唱，组织活动，很活跃。我是扛笔杆子的。他刻蜡板常常临时突击，连夜刻出印发，很辛苦，人们都亲切地叫他小李淦。”可这些革命的救亡活动，却遭到韩复榘的镇压，金默生、孙鸿文和九名流亡学生先后被捕（当天李淦因事出去，幸免于难），先关在警察派出所，后投入省监狱。狱中学生们的坚决斗争和狱外李淦与其他同学的积极营救，最后迫使韩复榘以“驱逐出境”释放了学生。对反动派的这些倒行逆施，李淦无比愤慨；而对那些国难当头却沉醉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中的人们，他更是痛心疾首。他怀着这种强烈的情感，创作了他的处女作《仇恨燃烧心头泪》一歌，歌词写到：“红灯绿酒，一片光辉，闪耀在贵族人们的眼前，一片欢笑，一片陶醉……，昨日战场血未干，今日席前酒又醉，酒又醉，仇恨燃烧心头泪……。”歌曲调子沉痛，充满了愤懑和希望奋起的呐喊之声。这种饱含激情创作歌曲，带着鲜明爱憎应时而作的创作实践，为他以后的音乐创作奠定了基础。 1937年7月李淦师范毕业，时逢抗日战争爆发，他回到了济宁。在1953年的《思想历史自传》中写道：“……到了济宁，因一时找不到工作，便参加了狄庆楼（现名狄克东，曾在皖南军区任干部管理部长）、李光贻等同学（他们都是‘民先’）组织的‘济宁学生抗敌后援会’，出版《抗战新闻》小报，组织救亡歌咏队，进行街头宣传和动员募捐等活动。9月，到城东南贾村小学当教员。这时认识了同事万明礼（他当时是党员，现名万里，在鲁西一带开展党的工作），他曾秘密地介绍《解放周报》、《英勇奋斗的十五年》等小册子给我看，使我对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因该校校长是国特分子，监视我们的教学活动，我们曾发动学生闹了一次学潮。接着济南沦陷，学校停课后又失了业，在这种恶劣混乱的环境中走投无路，正好刘清禄因在费县师范讲习所闹学潮后呆不下去跑到我家来，经他介绍，我便毅然带着两个弟弟（李鉴、李圭）和几个进步同学，于1938年1月1日离开济宁，奔赴延安，踏上革命路途……”。 奔赴延安的路途是艰难的。因路费困难，他们只好先歇足开封，在那里考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以筹集路费。不久驻在太原的日军继续南犯，学校开始混乱，他们便与数名同学过黄河到西安，通过刘铁华（当时在西安办《抗敌画报》）介绍到张仃（当时是党员，刚出狱不久。）所组织的“抗敌艺术团”工作，后该团又在中央军的威逼下解散。几经困苦曲折，辗转半年有余，最后在西北“民先”队部的帮助下，于1938年8月份到达延安。 到延安后，经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的刘清禄介绍，李淦即入“鲁艺”第二期音乐系学习，同年11月由刘清禄和韦虹二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系主任是吕骥，区队长是罗椰波。李淦在八班，同班同学有王元方、李凌、李焕之、叶霖、陆友、甄陌（甄伯慰）、李鹰航。他积极参加学校的一切政治活动，对音乐专业更是刻苦钻研，提高很快。12月，在“鲁艺”的学习结束，李淦分配到八路军一一五师工作。一同分去的有那沙、崔狄、王抗、陈建秋（文学系）、钟惦棐、那狄（那迭云）、阿龙（龙实向，美术系）、苏里、徐苓（戏剧系）等同志。当时驻地在山西省屯留县神堂底村，到师部不久，即随部队东进入山东敌后。到1943年10月，近六年的时间里，李淦曾先后担任宣传队（战士剧社）的音乐教员、政治指导员、宣传队长、旅宣传科干事和团俱乐部主任等职。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他是在战士剧社做领导工作和进行音乐指导及音乐创作工作。他不仅教音乐基础理论，教唱歌，还组织乐队，自己参加演奏、指挥，并热情鼓励和辅导队员们进行音乐创作，还带起了当时的一帮“小鬼”：如张爱民（肖民）、胡德风、王汉清、徐兵克、何立通、王黎明（后牺牲）等。他创作的歌曲基本上是在紧张繁忙的战斗、工作间隙里完成的。1939年为庆祝十月革命节而创作的《今日的苏联》（小歌剧，苏里词），经战士剧社演出后，很受部队欢迎。此后还传到了华中新四军的部队演出过。1938年底，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成了可耻的卖国贼，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李淦在1939年春创作了《谁是乌龟大王八》（那沙词），歌曲用充满民间风味的辛辣讽刺的音调，倾吐了对汉奸汪精卫的满腔仇恨。 这支歌经战士剧社演唱后，立刻在鲁南地区广泛地流传开来。后来，又流传到苏北地区。我第一次见到李淦同志，就是1939年秋，战士剧社在鲁南的沙埠一带演出中唱这首歌时，他是大合唱的指挥。我那时在“南进支队”后方司令部办的军政干训班学习，学习期间被抽到了司令部宣传队，以后又到了郯（城）马（头）的“青年剧社”。1940年春，战士剧社二队在郯马举办“鲁艺大队”，我和邓婉如、张景福等五名党员及一批同志，被扩进战士剧社，此后与李淦同志就没有分开过。 1940年，领导决定将战士剧社扩大为“政治宣传大队”，下设两个队。李淦任二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是年秋，二队出发至峄县境内活动。当时这一带由于敌伪的宣传和封锁，群众工作不好开展。我们在峄县杀了几个土匪，准备召开群众大会，李淦连夜赶写了《保卫峄县》（水金词）这首歌。在群众大会上，战士剧社进行了演唱，并在部队教唱。“全峄县四十万同胞们，我们紧急动员起来呀，我们不愿在敌人的铁蹄下含羞忍辱做奴隶牛马，……生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拿起刀枪走上战场，去把鬼子来杀！”歌声充满着号召力，在峄县到处响起。此后，他又创作了《小朋友》（水金词》、《纪念五一》、《红五月之歌》（水金词）等歌曲。 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为执行八路军增援华中新四军的决定，一一五师教导五旅受命转战苏北，开辟了淮海解放区。战士剧社二队奉命随五旅南下，后改为教导五旅的“前锋剧社”。李淦率全队同志积极参加在淮海区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在各乡开展群众选举时，李淦写了《乡选小唱》（水金词）：“杨柳叶儿青，杨柳叶儿长，今年要选举一个好乡长。能吃苦，能耐劳，廉洁奉公好榜样。办事公平十六两，不分男和女，只要他热心肠。不选那些滑头鬼，不选那些白眼黑心郎。”歌词大众化，口语化，曲调朴实亲切，朗朗上口。此曲在淮海区根据地广为流传，有力地配合了乡选活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李淦的“拉钢锯”。当时剧团条件很差，乐器很少，为了丰富剧团的演出剧目，李淦利用舞台工具，摸索出“拉钢锯”的节目，用马尾弓拉长条钢锯的锯背，以变化钢锯的弧度来形成不同的音调去演奏曲子，音色独特，十分动听，很受指战员和广大群众的欢迎。 1943年3月，山东部队整编，成立了滨海军区，一一五师教导五旅的“前锋剧社”、教导二旅的“火光剧社”、山纵二旅的“突进剧社”，三个剧社合成了“民兵剧社”，属滨海军区领导。当时来自“前锋”的有李淦、布加里、王霞岚（蒙沙）、徐兵克、左中岫、白鹰、王化南、赵斧正等。是年10月，“民兵剧社”又并入“战士剧社”，队长朱明，李淦任政治指导员。这期间，他创作了《欢迎新战友》（水金词）、《悼歌》（万里云词）、《文化战士进行曲》、《夜哨》、《别了，淮海》（均为万里云词）、《模范护士何水福》（蒙沙词）、《红军是个红太阳》（高七词）、话剧《日出》、《李闯王》中的插曲《太阳出来了》和《《鸳鸯债》等歌曲以及器乐曲《快乐的农村》（泉水伴奏）等。 1944年，苏德战场上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红军开始了全面反攻，汪精卫看到日本侵略者面临失败，便声称自己是“假 投降”。为此，李淦创作了《揭穿他的西洋镜》（森森词），这首歌流行于山东滨海地区，揭露了日、蒋、汪的阴 谋。 1944年2月，战士剧社与山东文协实验剧团合编为山东军区文工团，李淦任音乐股长。1946年任山东军区兼新四军文工团政治教导员。1947年又任华东军区文工团教导员，直到1949年4月。这期间他主要时间和精力是致力于文工团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业务建设，培养文艺干部。他的音乐作品大部分仍是在繁忙的工作间隙里完成的。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李淦的音乐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在政治上和艺术上较之以前都日臻成熟了。如《王洪九你个老中央》（蒙沙词）和他的代表作《别让它遭灾害》（蒙沙词）等歌曲，就产生在这个时期。1945年，抗战胜利了。山东军区兵分两路，一路奔济南，一路赴临沂。日本投降后，盘踞在临沂的王洪九，在临沂地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决心消灭王洪九，解放临沂城。战士剧社随部队一到临沂地区，就立刻走访老百姓，了解王洪九的罪恶，大家无不感到痛恨。李淦很快创作了《王洪九你个老中央》，歌曲吸取民歌的营养，曲调如泣如诉，悲愤地控诉了王洪九的罪恶。 抗战胜利后，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但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再次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和革命势力。1946年初，战士剧社改为山东军区兼新四军文工团，陈老总在临沂给我们军区直属部队作了一次报告，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要人们不要被和平假象所迷惑，要提高警惕，保卫胜利果实。听了陈老总的报告后，他多次催我写歌词。歌词交给他后，他很快就谱完了曲。《别让它遭灾害》就是他的代表作。 此曲写于临沂，一经演唱，深得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流传甚广，一直流传到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后在上海广播电台播放后又灌制了唱片。陈老总听了此歌后很高兴，还专给李淦同志写了三张毛头纸的信，认为此歌能抓住形势特点，很好地领会中央意图，及时地配合形势教育和曲调的民族化、大众化，给了充分地肯定和热情地鼓励，并对部队的音乐创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可惜这封珍贵的信在十年动乱中散失了。1946年，李淦创作了《和平的鲜花朵朵红》（水金词）、《扛枪拿锄都一样》（王杰词）、《不要假停战》（水金词）、《中国的小主人》（蒙沙词）、《保卫解放区》（叶华词）、《大家的事大家办》（立田词）等歌曲。1947年7月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李淦创作了《打得你永远不能翻身》（水金词）、《千里雷声》（苏东词）、《立功歌》（鲁岩词），都较好地配合了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1949年，他创作了《我们永远是战斗队》（蒙沙词），针对部队中一些同志看到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因而斗志松懈的情绪，用坚定、奋发、昂扬的曲调，激励广大指战员。同年还创作了《八个条件好又好》（水金词），宣传我党提出的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这一时期，他主要的精力是在抓文工团的思想和业务建设。1947年在华东军区文工团当教导员时，曾因工作成绩突出荣立了一等功。李淦不仅注意培养人才，而且只要对人民有益的歌曲，他就大力推广教唱。如流传很广的《解放区的天》这首歌曲，就是1945年春天李淦在一个小歌剧《新旧光景》中发现的。这首歌是此剧中的一支插曲（作者佚名），李淦感到这支歌曲的内容很好，很有特点，就发动音乐股的同志教唱。之后又随着进军东北的部队流传到东三省，以致东北的同志还误认为是山东的民歌。解放后这支歌曲传遍了全国。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华东军区南下，决定重新组成山东军区，组织上调李淦任军区宣传科长。建国后一直到1966年被迫害致死，他曾历任华东军区、三野文化部文艺科长、山东军区文化部副部长、济南军区文化部长、全国音协理事、山东省音协主席等职。17年里，他主要从事部队文化部门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为开展部队文化工作和加强专业团队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直到今天，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的同志们都非常怀念他。前卫民族乐队金质奖获得者、著名笙演奏家胡天泉同志，就曾不止一次地说：“李淦同志对培育前卫歌舞团民族乐队，是倾注了心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的。”许多同志都称赞他善于识才、育才、用才，使前卫民族乐队的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60年代中期，他在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政委、中国艺术团团长和中国音乐家的身份，先后出访了朝鲜、日本、阿尔巴尼亚、智利、古巴等国家，增进了我国人民同上述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 全国解放以后，他配合和平环境中部队建设和形势教育，创作了《英模进行曲》（群奋词）、《新的山东乐陶陶》（水金词）、《磨刀擦枪》（吴强词）、《大家都来警惕吧》（马致词）、《我巡逻着海防》（寒星词）、《人人歌唱解放军》（蒙沙词）、《歌唱总路线》（蒙沙词）、《英雄的阵地战士的家》（任斌武词）、《八连颂》（毛泽东词）等近30首歌曲。这些歌曲保持和发展了李淦同志的一贯风格，紧紧配合形势，又易学易唱。不少歌曲为人们所称颂，并由电台广播和教唱。 李淦同志一生所创作的歌曲，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却有着鲜明的特色。一是他的政治性、战斗性。不少歌曲是他在战斗的激情中，词曲一并而出。因此，他的每一首歌曲都显示了时代的精神。二是它的民族性、群众性。那时部队每到一地，他都注意挤出时间走访群众，吸收民间艺术精华。他每写出一首歌后，总是先唱给部队的干部、战士、房东听听，听到意见，就随时考虑修改，甚至直接教唱。因此他写的曲子民歌风味、民族气息很浓，曲调易学上口，很容易流传。如1945年冬为迎接“军事停战执行小组”而编写的乐曲《快乐的农村》，演奏时采用民间吹打乐器伴奏，李淦同志自己担任笛子独奏，具有鲜明的民间风格。向前来谈判“临沂三人执行小组”显示了解放区广大农民的欢乐生活。这支曲子演奏后，对“三人小组”中的美方代表影响很大，他们当即向宣传部长钱俊瑞同志提出要一支演奏用的笛子做为纪念。钱部长派康矛召同志到剧社要去一支送给了美方代表。此曲在建国初期多次在电台播出，上海广播电台还制成了唱片，对推动民乐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李淦担任济南军区文化部长和山东省音协主席期间，他用很大的精力抓了民歌搜集、创作、演唱、民族乐器的改革以及民族音乐的推广等工作。 李淦同志生前创作的最后两首歌曲是《藏族人民见青天》（水金词）和《美丽的青春》（雷锋日记）。1965年6月，他率领中国民族歌舞团访问日本，当时歌舞团中有一位藏族歌手阿呷，希望能多演唱些表达百万藏胞脱出苦海见青天，感谢救星共产党的歌曲，李淦就在东京赤坂王子饭店连夜赶写了《藏族人民见青天》一歌，并在访日期间进行了演唱，受到了欢迎。在创作《美丽的青春》这首歌时，李淦很喜欢雷锋日记中的一段话：“青春啊青春，你永远是美丽的，美丽啊青春。可是美丽的青春只属于那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们，属于劳动的人们，属于永远谦虚的人们。”谱这首曲时，他很激动，常常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酝酿着旋律，不时地把曲调唱给我和孩子们听，有时他甚至激动得眼角都湿润了。这支曲子最后以男女高音二重唱、齐声和混声合唱的形式写成了。主旋律是赞美的、深情的、激荡的。 歌曲发表后，李淦对主旋律比较满意，他对我说：“赞美青春，歌唱美好，旋律应该是这样的，要有青春的声音……” 但是，正值为党工作和进行音乐创作大好年华的李淦同志，他的“青春”的歌喉却被扼断了。1966年初，林彪、江青狼狈为好，炮制和推行“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十七年”文艺战线的巨大成就。在全军文艺创作会上传达林彪、江青搞的那个“纪要”时，李淦同志对他们的谬论进行了抵制，坚持“十七年”部队文艺工作“红线”是占主导地位的；并对当时在军内没有任何职务的江青插手军队工作，公开表示不满。这一正确意见，在文革初期却诬蔑为攻击江青，成了李淦同志遭受迫害的主要“罪状”。他被戴上了“黑线人物”、“三反分子”、“里通外国”等大帽子，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和折磨，于1966年10月30日不幸含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