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牟宜之，1909年生于山东省日照县牟小庄村，幼年读书时，曾受到其姨父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帮助。“五四”运动，给少时的牟宜之以很大影响，使他从小就树立了“雪国耻，争国权”的信念。1925年，牟宜之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进行了一些秘密活动。1927年，校方和家庭发觉了他的活动，被迫返乡读书。他图谋插旗造反未成，又为国民党县党部所注意，遂转往上海读书。“九·一八”事变，更激起了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当时，他在《九·一八》一诗中写道：“神州那许陆沉了，投笔从戎事国殇！” 1932年，牟宜之再返故乡，参加了著名的日照暴动。暴动失败，遂到日本秋田矿业专门学校和东京中央大学读书。 1935年秋，牟宜之回国。通过丁惟汾的关系，先安排在山东省教育厅乡村教育委员会、南京《旅行杂志》，后又担任了《山东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他利用工作之便，宣传抗日。 1937年抗战爆发。牟宜之怀着抗日救国的赤诚愿望，赴西安和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奔赴延安。办事处的同志考虑，牟的姨父丁惟汾是国民党元老，通过他和丁的关系，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更为有利，遂留牟在办事处工作。而丁惟汾也想利用牟的关系，拉起与共产党联系的桥梁。后来，牟向周恩来提出愿回山东敌后抗战。周恩来考虑，他在山东地利人和，并跟一些上层人士有联系，既然他抗日热情这么高，就应该给予积极支持。遂与丁惟汾商议，同意牟回敌后山东工作，并让丁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打招呼，给牟安排个适当差事。沈一听说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外甥要到山东来干事，为了巴结这个茬，就答应给牟个县长干。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的县长有职、有权、有地盘，比一个虚衔的少将还吃香。1938年初，牟宜之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地曹州找沈鸿烈，恰巧王亦山也受泰安人民委托，向沈鸿烈汇报民选县长的情况，要求沈承认批准时，两人碰了面。牟和王是在济南时通过我地下党员于文亭相互认识的。这次见面后，牟宜之就邀王亦山一块到惠民去，说惠民有一股抗日武装，去后可以把它发展壮大起来，只有掌握武装，才能抗日救国。王开始不同意，牟对王讲，我们去有约法三章：第一我们不承认是国民党县长，虽然他们给我委任状，但我是抗日县长；第二对国民党的公文一概置之不理；第三所有钱粮、财政收入分文不交给国民党，都给抗日的队伍。王以为牟宜之是共产党员，就应牟而邀赴惠民。在惠民，牟见到了他的同窗好友——我地下党员冯基民。冯告诉牟，现在冀鲁边区的鬲津河两岸，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形势很好。中共乐陵县委书记杜步舟，已于1937年8月13日在黄夹镇拉起队伍，建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六团。乐陵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和根据地，建议牟宜之到乐陵就任县长。牟见到国民党鲁北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时，恰逢刘景良与八路军驻乐陵三十一支队发生摩擦，准备率两个旅的兵力攻打乐陵。后经王道和冒死力谏，又通过驻德平国民党保安五旅旅长曹振东和参谋长宋达民等出面斡旋，八路军同意刘景良派一名国民党县长入驻乐陵。牟、王正想找借口到乐陵，便很快得以答应。由此，以牟宜之为县长，王亦山为秘书，在王道和的护送下，赴乐陵走马上任。 牟宜之抵乐陵后，县政府设在文庙。对这个国民党派来的县长，乐陵的党组织和军民不知其底细。一天，三十一支队驻乐陵二路副指挥姜清海与公安局长史珠圃发生纠纷，姜缴了史的枪，旨在给牟宜之个颜色看，让牟明白此地不可久留。牟得知后，便亲自步行到旧县镇三十一支队司令部告了姜的状。牟对司令员邢仁甫和政治部主任范普权说：“我不是国民党县长，是抗日县长。我到乐陵来是找共产党的。我所收入的钱粮分文不给国民党，都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牟的一席话，说的邢司令和范主任刮目相视，并向牟道了歉。表示：只要牟县长坚持抗日，三十一支队一定大力支持。 牟宜之回到乐陵，三十一支队决定把二路姜清海部调回旧县，由乐陵中心县委书记杜步舟兼三路指挥进驻乐陵。邢、范指示杜步舟，想法把牟稳住，争取他抗日，不能排挤，不能让人说共产党容不得人。 牟宜之健全各级政权后，立即着手加强社会治安，整顿社会秩序。他把当时工作重点规定三条：剿匪、禁毒、抓汉奸。一天，杜步舟到乐陵，牟宜之对杜步舟说：“杜指挥，你会杀人吗？”杜步舟知道他缉拿了30来个罪大恶极的罪犯，准备处决，就笑着说：“牟县长要杀人吗？我这倒有把手儿。”他指了指身旁的警卫班长杜万祥说。在北门外，杜万祥一次斩了9名罪犯。后来，牟宜之见到杜步舟说：“杜指挥，我也会杀人了。”“噢！你杀了几个？”“6个”。“怎么杀的？”“用冲锋枪嘟嘟的。”此后，牟宜之又处决了几批坏人，其中最为人拍手称快的是处决捕班总头周梦云。 牟县长亲手处决捕班总头的新闻不胫而走，轰动了全县，受害百姓纷纷进城告状，牟宜之都亲自审理，公正判决，布告晓示百姓。张兴宇村地下党员张荣智，到高桥一带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被高桥村反动道会门红枪会杀害。牟宜之受案后说：“宣传抗日就是爱国，爱国者被杀害，就是烈士，杀害爱国者就是汉奸，既是汉奸，留他何用？抓来杀了就是。”很快将杀害张荣智的两名主犯处决，并以县府名义宣布张荣智为烈士。 日本侵华后，利用一些不法商人在集市上公开贩卖毒品，借以毒害群众和收买汉奸。一天，一个日本不法商人在汉奸的引导下，公然在市场上贩卖毒品，被捉拿归案后，还趾高气扬地说：“我是日本人，你们中国人管不着！”牟宜之说：“你在中国的土地上贩毒，触犯了中国法律，我不但要管，还要杀！”随即将这个日本人和那个汉奸在县城十字街枪毙示众。乐陵还有一个豪绅，平时横行乡里，罪恶滔天，因私贩毒品，被判处死刑。在行刑的前一天拂晓，这一个家的人火速从天津赶来见牟宜之，递上一个“星夜飞呈牟县长”的口袋，暗示内有大量银元，哀求牟宜之饶命。牟宜之严正回答道：“钱是人民的，要还给人民，人是要杀的，谁也休想买通我饶他一命。”随即斥退来人，处决了罪犯，后来，牟宜之将这部分钱和以前国民党中宣部资助《山东日报》的经费，全部交给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当时，由于国民党克扣军饷，八路军的经费十分紧张。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得知后，嘉奖了牟宜之。 通过整顿社会秩序，群众情绪稳定，生产不断发展，牟宜之的抗战热情也越来越高。他跑遍全县，发表抗日演讲，激发爱国斗志，动员人员、征集枪支，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举办教师训练班，发展教育事业，全县呈现出一派向荣的景象。 1938年春，肖华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司、政机关进驻乐陵，受到群众夹道欢迎。乐陵县各界代表在西关搭台召开欢迎大会，牟宜之代表县政府致欢迎词。肖华抵乐后，建立了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和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肖华任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符竹庭任政治部主任，邓克明任参谋长。军政委员会以肖华任书记，符竹庭、曾国华、孙继先、邢仁甫、李启华为委员。挺进纵队司令部设在乐陵县城西关。 军政委员会趁日寇尚未回师扫荡之机，在巩固津南、发展鲁北的方针指导下，抓紧加强冀鲁边区根据地开辟和建设。在很短的时间内，根据地和各级党政军组织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军队扩建了七团、八团和运河、津南、商河等支队，兵力增加到15000余人。共产党员由抗战初期的几百人，发展到25000余人。 牟宜之看到乐陵及冀鲁边区的抗战形势这样好，深受鼓舞。他彻底改组了县政府及其武装，完全接受我党我军的领导；县政府的财粮积蓄，分文不给国民党，完全献交八路军，其武装也改编成我军泰山支队。他自己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当即被吸收为特别党员。这样，乐陵便成为一个完全的抗日民主县政府。 这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在鲁西因日寇扫荡不能立足，窜到鲁北惠民，与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积极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视我驻冀鲁边区八路军挺进纵队为眼中钉、肉中刺，合谋实行南北夹击，妄图将我挺进纵队赶走或吃掉，以便实现他们的所谓“行政区划”统一。肖华根据八路军总部关于“以抗日大计为重，尽量争取沈鸿烈共同抗日”的指示，带着侦察科长刘友之和一个骑兵班，偕同牟宜之去惠民与沈鸿烈晤谈，争取沈鸿烈抗日。沈以丰宴相待。席间，肖华介绍了冀鲁边区军民坚持抗战的大好形势，沈鸿烈不但不听，反而说：“贵军防线在山西、河北一带，如今进入山东，恐多不便。”并诬蔑我挺进纵队“借用抗日名义，积蓄力量，扩大地盘。”还神气十足地说：“乐陵是鄙人治辖，还望肖司令不要染指乐陵政务，使省府为难。”对沈鸿烈的谬论，肖华义正词严地一一进行驳斥：“蒋委员长曾在庐山号召全国，‘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难道你沈主席健忘吗？”“我军进驻乐陵，奉行国共合作之政策，同全县父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共同抗日，得到了各界民众的赞同和拥护，难道这叫‘染指乐陵政务’吗？”牟宜之也插话说：“八路军兴义师、锄奸逆，所到之处，民众无不箪食壶浆，迎接抗日志士，卑职身为乐陵县长，并没感到有不便之处。”驳得沈鸿烈理屈词穷，无言答对，话不投机，都无心用酒。宴罢，沈鸿烈私下找牟宜之谈话，以专员高官相许，妄图以明升暗降的手段削掉牟宜之县长的实权，调离乐陵，当即被牟宜之婉言拒绝。 在返回乐陵的路上，牟宜之把这件事告与肖华。肖华笑着说：“沈鸿烈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哟，他的真正企图是孤立打击八路军，矛头指向我们挺进纵队。” 不久，沈鸿烈又致电肖华，说要到乐陵洽谈政事。肖华料定沈鸿烈不怀好意，但这又是一次对沈鸿烈进行争取、教育的好机会。同时，为防不测，一方面布置摆下宴席，以礼相待；一方面电令活动于庆云、无棣、盐山一带的六支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德和二营教导员王子翰，火速回乐陵待命，又找来乐陵县动员委员会主任王国华，发动群众进行合法斗争。 这天，沈鸿烈带着国民党鲁北行辕副专员薛儒华及一个旅的兵力，前呼后拥，进入乐陵，将其兵力陈于乐南，沈乘坐黑色轿车，以两辆大卡车载一个排的兵力护驾入驻乐陵县政府。六支队政委周贯五根据肖华指示，将兵力布置好，以齐景根营扼守乐陵南门，其余各部处于戒备状态。乐陵各界抗日团体在南关搭台召开欢迎大会，整个县城贴满了“欢迎沈主席莅临乐陵！”“欢迎沈主席抗日到底！”“坚决拥护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反对摩擦！”等红绿标语。参加大会的上万名群众手持红绿三角旗，上面都书写着抗日口号，一早来到会场。沈鸿烈上台讲话，他开始围绕抗日讲了些冠冕堂皇的话，后来话锋一转，提出要调回牟宜之另有任用。台下立即炸开了锅：“牟县长不能走”，“坚决留下坚持抗日的牟县长。”沈鸿烈一看情况不妙，便赶忙离开会场。回到县政府，沈鸿烈拍着桌子申斥牟宜之：“看你把乐陵的老百性弄成什么样子？都被共产党赤化了，你也被赤化了，竟敢收买人心，发动群众跟我作对，不要忘了，你是我的人，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挥？”牟宜之毫不示弱，驳斥道：“什么叫赤化？难道我与乐陵群众共同坚持抗日就叫赤化吗？你说我是你的人，天大的笑话，我牟宜之长这么大只知道是中国人，怎么成了你沈鸿烈的人？谁坚持抗日、为人民谋福利，我就听谁指挥，把钱粮就送给谁，就是你把手指拍断了，也丝毫改变不了我的主张！”牟宜之慷慨陈词，驳得沈鸿烈瞠目结舌，闭口无言。继而沈鸿烈便以高官厚禄相许，委牟宜之为省政府秘书主任，妄图调虎离山。牟宜之当即严词拒绝。 这时，乐陵镇镇长王世农、一区区长史兆庆、宋哲元的二弟宋春元等各界代表10多人，挤到县政府客厅门前，要求面见沈主席，挽留牟县长。沈鸿烈一看再纠缠下去没有好结果，气急败坏地向牟宜之喝斥道：“立即随我回省政府！”薛儒华见沈鸿烈下令将牟宜之带走，便指令身边两个马弁，挟持着牟宜之，强行推上汽车。 沈鸿烈的汽车刚刚开到县城南关，便遇上了我党发动的上万名群众的阻拦。在乐陵县动员委员会主任王国华的带领下，将汽车围得水泄不通。沈鸿烈知道众怒难犯，只得狠狠地将牟宜之推下汽车，灰溜溜地窜回惠民。 牟宜之通过这次党和群众的挽留，进一步看到了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和抗战热情，增强了他紧跟共产党，抗战到底的信念。 沈鸿烈心不死，发恨非撤掉牟宜之县长职务不可。不久，便派人持函给肖华。肖华为顾全大局，表示，牟宜之去留，乃国民党内部之事，听其自便。但乐陵县政权必须保持牟宜之坚持的正确政策，保持乐陵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沈鸿烈只好接受这一建议，加委原县政府秘书王亦山继任县长。牟宜之免职后，仍留在乐陵，在挺进纵队司令部参与抗日大计。后来，乐陵县地方武装改编为八路军挺进纵队泰山支队，牟宜之任泰山支队支队长。 对于牟宜之在乐陵的革命工作，周恩来、邓颖超、罗荣桓了解得详尽，曾给予较高评价。周恩来说：“倘若在抗日战争伊始，中国有10个牟宜之这样举一县之人力、财力、物力投身革命的县长，就会极大促进抗战事业的发展，使抗战全局有所改观。” 1939年春，周恩来从重庆打电报给肖华，调牟宜之去重庆工作。牟宜之到重庆，住在曾家岩周恩来住地，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经常活动于丁惟汾、白崇禧、李济深、邵力子等人之间。在重应工作一段时间后，周恩来又派牟宜之随邓颖超去延安，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和重庆统战工作的详细情况。毛主席听后非常满意，亲切勉励牟宜之继续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由于冀鲁边区形势日益恶化，肖华向延安总部电报请示要牟宜之回冀鲁边区工作。周恩来同意肖华的要求，于1939年9月1日，派牟宜之随邓小平离开延安，9月18日，抵山西辽县八路军总部。在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等接见了牟宜之，做了重要指示，并拨给冀鲁边区两万发子弹，由牟宜之带回。 1939年10月，牟宜之回到冀鲁边区，担任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1940年春，鲁西顽军石友三制造摩擦，破坏抗日。八路军一一五师肖华部队主力奉命调鲁西地区讨伐叛逆，牟宜之担任挺进纵队司令部的秘书，随军抵达鲁西。夏季，牟宜之率鲁西区代表团参加山东省联合代表大会，被选为山东省民主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委员。同年9月，牟宜之到驻山东的东北军中，对于学忠做了大量的开导和争取工作。 1941年春，牟宜之被选为山东沂蒙区行政公署的专员。沂蒙区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驻有中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纵队司令部等机关。这里民主政权的建设，对于发动广大群众坚持山东抗战，具有重大意义。日本侵略者对沂蒙区多次进行“扫荡”，特别是1941年11月的大“扫荡”，出动5万兵力，持续两个月之久，形势十分严重。牟宜之率领专员公署机关和一支小小警卫部队，同敌人在山间周旋。一次，他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头上，山上炮击，天上飞机轰炸，情况十分危急。牟宜之写了绝命书鼓舞部队与日寇血战到底。队伍坚持到天黑，利用熟悉的地形，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冲出了包围。在这次反扫荡中，牟宜之不屈不挠，始终在内线顽强坚持斗争，受到山东分局和鲁中区党委的表扬。在他的《反“扫荡”》诗篇中，存留着“誓拚顽躯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的豪壮诗句。 1942年8月，牟宜之调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后为山东军区）参议室主任，专门从事策动敌伪军反正的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策动了王道、莫正民两大股伪军5100余人反正。1945年1月，他又参加争取伪军张希贤部1500余人反正的工作。这些部队被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第一、二、三旅，牟宜之担任独立第一旅的政治部主任。他在策动大股敌伪军起义工作中的成绩，受到以罗荣桓为首的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通令嘉奖。 抗日战争胜利后，牟宜之被任命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并参加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济南小组的工作。在统一战线和对敌伪斗争中，牟宜之善于团结各个阶层、各种地位的人士，论古喻今，以理服人，又能坚持革命立场，刚正不阿。有时面对顽敌，虽置身危地，仍然是义正词严，当面指斥，毫不畏惧。一旦这些人士同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他又能和他们保持着亲密的友谊。1946年5月，牟宜之调东北辽东军区，先后任司令部秘书长和政治部联络部长。在陈云、肖华、肖劲光等领导下，在瓦解敌军改造教育被俘国民党军官的工作中做出了突出成绩。尤其是在敌一八四师潘朔端部起义策动改编工作中，显示了他高超的机智和卓越的胆识。他不顾个人安危，辗转于中朝两国之间，为完成辽东军区的撤退，日本俘虏家属的疏散迁返，我军家属的撤离而不辞辛劳的奔波。陈云曾满意地说：“老牟的统战工作是做得不错的。”东北全境解放后，牟宜之担任军管时期的鞍山钢铁公司动力部长，后随大军入关到北京，担任第一届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副局长，先后在叶剑英、彭真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首都努力工作。 全国解放后，牟宜之继续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种拚命精神。1950年，他调到济南市任建设局长。当时国民党留下的是一副破烂不堪的摊子。牟宜之在市委领导下，带领职工投身到改变济南面貌的工作中去。在他主持下，疏浚整理了大明湖，修建了一些公路和桥梁。他为合理安排市容、建设泉城、保护名胜古迹等，做了大量工作。1953年，牟宜之经邓颖超介绍，到中央林业部任经营司长。1956年，牟宜之又调到城市建设部工部。他不分昼夜，参加制订首都市政建设规划。主持制订了许多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案。1957年，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974年，牟宜之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写信，详细汇报自己的思想，说明自己的处境。邓小平亲笔批复，充分肯定了牟宜之在历史上对革命的贡献，指示有关方面照顾他的生活。1975年，牟宜之携带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介绍信赴济南，要求退休到昔日战斗过的地方度过晚年，却未能如愿。忧愤之余，于4月29日脑血栓突发，在济南逝世，终年66岁。 “无诗安能言吾志，有功岂必书之碑。”这是牟宜之同志残存的诗稿中的两句，展现了他远大的志向和宽广的胸怀。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牟宜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0年，牟宜之的骨灰由齐齐哈尔烈士陵园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他的光辉业绩，已纳入历史史册，并为后人所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