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刘珍年，字儒席，河北南宫人。在本县旧制中学毕业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于一九二四年毕业，被分配到东北军第一师李景林部见习，嗣后在该师历充排、连、营长等职。李景林入关任直隶督办时，刘珍年任所属某旅参谋长。一九二六年李景林被冯玉祥部击败，所属部队改编为直鲁联军，据说刘珍年亦随之改任褚玉璞部十六旅旅长。后因犯过失，被褚玉璞责罚一百军棍，并革掉旅长职务，即所谓一打二革。刘珍年自军校毕业，即在李景林部任职，一贯视李为知遇，今被责革，顾及面子问题，不能再返东北军，乃去山东投效张宗昌，在“模范团”任营长。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分三路进攻山东，盘踞山东的张宗昌不能支持，率残部向北逃窜。这时刘珍年已任张宗昌部支队司令。刘珍年来山东本出于不得已而屈就待机，现认为时机已到，决心不随张宗昌北撤，以武力强行收容张宗昌残部，随即退据烟台、龙口等地，挂起青天白日旗以示投蒋。蒋介石即令刘珍年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并委刘任军长。刘珍年以烟台为根据地，收编土匪，并吞地方武力。一次刘珍年委任梁立柱为该军第三师师长，并以此名义去收编某部土匪。不料该部拒绝收编，并将梁立柱拘捕枪毙，幸未击中，梁应声倒地装死，这时有该部军需许某，将梁掩护送走，得以脱险。为此梁立柱以许某为救命恩人。在江西我任二十一师副师长，梁立柱代理师长时，委任许某为该师六十一旅中校参谋主任，以报救命之恩。这是梁立柱亲自对我说的一段刘珍年扩展史。 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命令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改编为二十一师，任刘珍年为该师师长，师司令部仍驻烟台。 刘珍年地方观念极为严重，他是河北南宫人，因此二十一师除排、连下级军官及士兵多系山东人外，中上级军官则多系河北人，在河北省人中，又分宫里宫外，即南宫人为宫里，非南宫人为宫外。他划了大圈子，又套小圈子，这样在用人方面，不是以人才为重，而是以地方关系为标准。 改编后的二十一师编制为师辖三个旅，每旅三个团，师直属有骑、炮、特务团各一，工、辎、通信兵各一营。步兵团每团三营，每营四连，每连三排。师司令部下设七个处。 一九二八年，张宗昌、褚玉璞先后被蒋介石击溃后，逃往大连。但不甘失败，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三井财阀勾结，企图卷土重来，继续祸鲁。在大连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并由日方供给枪支、弹药，招兵买马，号称十万大军，由日方派船帮助运输，由大连偷渡到龙口登陆。张、褚分工。张宗昌在后方筹划武器、弹药、粮饷及运输事宜；褚玉璞在前方指挥作战。到胶东后，首先拟召集旧部恢复势力，然为刘珍年所不容，随发生战争。战争详情我不够了解，但知刘珍年这方面是以逸待劳，更主要的是他所属部队，素质虽不算好，但能服从刘的指挥。刘部下级官兵多数是山东人，对张宗昌的祸鲁，余痛在心，为了保卫家乡，所以作战是坚决的。在这种形势下，张、褚来势虽猛，初战小胜，但随即不支，退守福山县城。张宗昌见大势已去，逃往日本，褚玉璞求和被俘。刘珍年与褚原有部属关系，虽因遭褚责革，心存芥蒂，但口头上对褚持以不咎既往的态度。褚玉璞被俘后，在表面颇受刘及其高级人员的礼遇，经常请酒、打牌。褚本人见刘以礼相待，生命可能不致发生危险，只是身遭软禁，行动不能自由，仍思寻机逃跑。殊不知刘珍年表面恭维，实则决心非杀褚不可，以报责革之仇。有一天刘部请褚吃酒后，褚玉璞回到自己被软禁的屋里，用骨牌占卦，预卜夜间逃走能否如愿。恰在这时刘珍年叫第一旋旅长赵振起，当晚将褚玉璞处死。赵振起受命后，认为褚虽是敌人，但已被俘，并以礼相待，怎好公开将他枪毙呢？他一面踌躇，一面来到褚住室附近察看动静。到褚住室窗外，见褚玉璞正在靠窗桌边用骨牌占卦，赵振起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在窗外对准褚的头部一枪，击中耳门，当即毙命。这是赵振起亲自告诉我的。二十一师对在胶东击败张、褚，并处死褚玉璞，认为是得意而自豪之举，每谈起来都是眉飞色舞，兴趣盎然。 刘珍年控制胶东地区，对韩复榘是采取抵抗的态度。在刘的防区，如文登、牟平、荣成、福山、蓬莱、黄县、莱阳、海阳、栖霞、招远、日照等十余县，所有县长、民团大队长、税收人员及其它行政官吏，均由刘珍年自行委派。在这些县内的行政措施，民、财、建、教均由刘珍年自行处理，不顾韩复榘省政府的法规。田赋税收一律不缴省府，各县所派县长都是他的私人，全是聚敛的能手。为了扩充实力便于统治，土豪、劣绅、地痞、流氓都成了县长的爪牙。除了地丁钱粮和房地契税之外，其它税收，皆由各县自行办理。如渔盐税、硝磺税、烟酒税、屠宰税、印花税、花生税等。地丁开征时，还有军事附加、教育附加等等。另外还有放赌捉赌，禁烟卖烟的做法，即一边开场放赌，而又到处抓赌，一面设戒烟所，一面又是官膏局，这些和国民党统治的其它地区一样，都是想方设法搜刮百姓。 刘珍年为人小有才，而自尊自大，在二十一师他姓刘，第一旅旅长姓赵，第三旅旅长姓张，遗憾的是第二旅旅长姓梁不姓关，凑不起刘（备）、关（羽）、张（飞）、赵（云）来。梁立柱很会揣摸刘珍年的心理，常在刘面前说，我虽不姓关，但我崇拜关公。并请人画了关公像，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将关公像挂在住室内，以表示拥护刘珍年为“大哥”。又因他是第二旅旅长，就叫人称呼他为二哥、老二，进一步表示他是以二弟拥护大哥。梁立柱还买了许多部《三国演义》赠送全师校级以上人员每人一部，无论识字与不识字的，都叫他们白天将书放在办公桌上，夜间放在自己床铺上。从表面看是为讲义气求团结，实际上却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 刘珍年在胶东搜刮的民脂民膏，除大量购买武器外，还购买许多匹很好的走马，只要出名的好走马，不计价值高低，非买到手不可。并养着善于调教走马的把式，委以副官名义，专司其事。刘珍年自己有所谓“回头望月”、“火车头”等有名走马。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全师按编制有乘马的主官，都有一匹好走马，成为风气。 刘珍年不仅压迫剥削老百姓，对本师士兵也同样虐待。该师卫生人员都是刘的南宫同乡，多数是滥竽充数的门外汉，只知贪污不会看病。连上有了病号，就怕送军医院，送进医院小病成大病，大病就要送命。该师卫生人员有这么一个说法，“校官不看病，尉官不进房”，就是说校级医务人员根本不看病，尉级也不进病房。每天看病时间，医官拿着名册在各病室门外，由看护兵进去问问病员病状，医官随便给点药。他们病不能治，但药品、器材的报销，却数目惊人，刘珍年对此并不核查，听之任之。他们不但剥削活人，对死人埋葬费也不放过。在旧军队，我很知道，都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真是无官不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