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县政协文史委的同志约我写一篇关于文革期间教育战线的情况的资料，通过仔细回忆，将我所闻、所见、所经历的几件事，整理成文。由于年代久远，有些事记的不太准确，望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同仁们不吝赐教。
  1965年11月10日，文痞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株大毒草，揭开了文革的序幕。该文说：“明朝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好像海瑞不是清官而是奸臣似的。1966年春，报纸上、广播上连篇累牍，大批所谓“三家村”。矛头直指邓拓、吴啥、廖沫沙，诬蔑他们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并要挖出其所谓黑后台一一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同志，社会上很快就喊出了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什么“四家店”。
  《五•一六通知》的制定，吹响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县政府及其教育局马上响应，停课召开全县中小学教师大会。在教师队伍中大抓所谓黑帮黑线。抓出了什么“一本书”、“一幅画”、“一个字”、“一篇作文评语”、“一个图钉”等事件。
  “一本书”，是指《金陵春梦》。此书描述蒋介石怎样从一个地痞无赖爬上国民党政府总统的宝座，又如何败北，狼狈逃到台湾岛的丑闻。我校王锦副校长叫语文组教师在课外活动时间讲其故事。伏在聪分讲蒋介石身世，王宗亭分讲五次反革命“围剿”，我讲西安事变。于是, 便犯了弥天大罪，并演变成了王锦讲《金陵春梦》，被诬蔑为为蒋介石歌功颂德, 毒害青少年一代。王锦被打成“黑帮”。
  “一幅画”，是指我校美术教师庄殿元的一幅写生画。画的是一辆马车拉着收获的庄稼，从高堰上往较低的桥面上奔走，题名为“人民公社好”，被歪曲为“人民公社走下坡路”、“攻击三面红旗”，被打成“背叛了劳动人民”的“黑帮”。
  “一个字”，是指一中的语文教师周一石所讲“孕”字：“孕”是个象形字,“乃”右边像大肚子，里面包了个“子”字。结果被批判为在人民的课堂上公然散布封资修“黑货”，意在毒害青少年一代，为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第四代身上出力卖命，是个地地道道的“黑帮”。
  “一篇作文评语”，是指五中的王玉安老师在学生作的《我村的新人新事》这篇作文中写的评语。大意为：本文是一篇报导，应写真人真事，不应虚构，此文从人到事欠真实。经过几个月的“四清”运动，农村不可能一下子就有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结果被批判为攻击“四清”运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抹黑。王老师也被打成“黑帮”。
  “一个图钉”，是指一位叫冯成渊的小学教师，在教室里悬挂毛主席肖像，肖像胸下这颗图钉恰不在墙壁的砖缝里，一按就断，他稍微向上按在有颜色处，那恰恰是胸部。被批判为企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罪恶滔天，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
  县上一位领导人在大会上做总结发言：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揪出了隐藏在教师队伍中的黑帮、反革命分子，四个黑帮回校继续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冯成渊，开除公职，逮捕法办。教师队伍中的黑帮、反革命多得很！回校继续揪，揪出的越多，成绩越大！
  教师大难临头，在劫难逃。早已被戴上臭老九帽子（笔者注：一地主、二富农、三反革命、四坏分子、五“右派”、六“叛徒”、七“特务”、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九“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的教师们回校之后，就被文革工作队关进了“牛棚”。
  当时上级有关文件规定，干部分四类：一类是好的；二类是比较好的；三是犯了严重错误，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四是反革命黑帮，为敌我矛盾。
  文革工作队根据他们的主观意见, 首先“解放”出一类和二类，作为他们斗争三类和四类的帮凶。
  我遭到抄家，企图抄出什么“变天帐”，但一字未获。“一类”气急败坏地问我妻子：“你和他（执笔者）在夜里谈了什么话！”我妻反唇相讥：“你和老婆在夜里谈了什么话，我俩就谈什么话！”“ 一类” 被说得张口结舌，狼狈而逃。但还是把我关押起来。
  学生们在文革工作队的蛊惑下，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牛棚”门口有棍棒把守，吃饭、上厕所有棍棒押解。在“牛棚”里，白天写“检讨”，晚上被揪斗，学校的恐慌气氛无以复加。
  “批判”我的大字报贴满了一个教室山墙，且抄几句：“假文人，徐庆远，讲古文，最勇敢，厚古薄今达顶尖。”、“重业务，走白专，成绩好，保饭碗，资本主义他留恋。”真是奇文共赏，疑义相与析，国家出版的中学语文课本上的古文，难道可以不讲?一讲就是厚古薄今！教好学, 出成绩，就是走白专道路？反之，教不好学，没有成绩，就是“红”？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在那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岁月里，是不许讲道理的。只要多喊几个“革命” 口号，就是真革命的，埋头苦干者则是走白专道路，甚或反革命。我为了“过关”，只好违心地顺着“革命小将”的“批判”思路，把自己臭骂了一顿，作了九次“检讨”被打成“三类”而获得“解放”。而没有获得“解放”的5人, 成了“黑帮”，其数占全校教职员工的三分之一。
  8月8日，党中央颁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之后，学校完全停课，学生们纷纷成立了五花八门的红卫兵，进行全国大串连。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计8次，共达1100多万人。
  我没有参加红卫兵，也没有去串连,除埋头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的六本书、重读《毛泽东选集》、研读《鲁迅全集》外，就是抱抱孩子，拔拔猪草，以此来打发日子，上课的事，谁敢提及。1966年底，文革工作队又回到了学校，这次不是来揪黑帮的，而是来认罪赔理。他们自称执行了资产阶级路线，镇压了群众，为被错打成黑帮的人评反，对像我这样挨整的教师道歉，退回黑材料。但仍留有“尾巴”一一副校长王锦、生物教师陈厚振、校医桑敏吾未给评反。“黑帮”人数仍占我校百分之二十。
  1967年初，受“一月革命”上海夺权风暴的影响，X派红卫兵（后属临沂八大组织）进校夺权，成立了“革委会”。不久，另一派红卫兵（后属临沂六大组织）也进住学校，两派展开了文斗加武斗。
  当时，江青跳出来叫嚣什么“文攻武卫”，实际开了武斗之风。机枪大炮都用上了，全国陷入内战之中，一片混'乱，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校两派红卫兵由文斗到武斗大打出手，把学校的桌椅板凳、门窗玻璃砸了个稀巴烂。有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派人数少于另一派，斗不过，被赶出学校。一派硬说我心向另一派，逮着我拳打脚踢，还要关押我。我偷空在夜里逃出学校，到李庄众亲戚家住了几个月。秋后的一天夜里溜回家属院，探望妻子孩子，第二天就被一派逮住了，又一次关进“牛棚”。
  这次和上次不同，是分别关押。后来才陆续知道，“心向”X派的教职员都被武斗过：讲《金陵春梦》的王锦，在一天夜里，被扒去衣服，只准穿一条裤头，用铁条子抽打得浑身血肉模糊，还不准治疗，不知躺了多少天才痊愈。王妻数学教师赵士芳，在揪斗时被别断了胳膊，格外“开恩”，准许保外就医。美术教师庄殿元被打得钻进了疙针棵，才幸免再次挨打，但头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十几处,事后请人挑出了九根刺。数学教师尤杓被打得一个星期未起床。会计李伯起被用铁条子扎住双手腕，酷打一顿。李不忍其辱，在窗台上磨断了铁条，夜里从后窗逃走，一二年不回校。
  我还算幸运，只在教室里的小会上被揪斗过几次。当时我早已剃光了头，一派红卫兵别“烧鸡”时，只好一手抓着我的光头，一手别着我的胳膊。九十度的大弯腰。他们批我什么，我只好答什么，未受多大皮肉之苦。半月之后，叫我写个“站错了队”的“检查”，然后，才宣布第二次“解放” 了我。
  古人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诚然如此。我要是躲在外面一二年不回校,也就没有别“烧鸡”之“幸遇”了。不信，且看，已被屈打成“黑帮”的陈厚振、桑敏吾二人因逃走未回校，就未挨打。
  随着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的倒台，X派也就树倒糊谢、散了。我们对X派学生一概不计较，对整我们的X派教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批斗了他们。斗来斗去，谁是谁非，是一笔糊涂帐。其实都上了林彪、“四人帮”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当。林彪摔死，“四人帮”垮台，才结束了这场长达10年的浩劫。
  徐庆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