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父亲王庚年，号松龄。一九二一年二月出生于山东省泗水县苗馆乡大王庄村。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参加革命工作，从此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战争年代他先后在邹县峙山庄抗日小学，土旺抗日小学任教，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工作。解放后曾任鲁南直属小学教导副主任、平邑中学校长，一九五七年二月由临沂专员公署根据省［57］人调字304号函转知父亲任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校长职务，从此与郯城这块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五七年春，父亲上任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校长兼校党支部书记。父亲上任后，正值“反右运动”开始，运动的扩大化以及阶级斗争为纲的提出，不少教师受到冲击，严重地影响了教学工作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一九六二年父亲参加了全省烟合教育工作会议，回校后认真贯彻烟台会议精神，落实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进一步活跃了民主生活，调动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并提出学校工作要以教学为主的原则，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学校的中心任务。建立了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在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推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加强了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父亲倡导校长、教导主任要深入教研组兼一门课程的做法，使各教研组、新老教师、班主任之间加强了团结和联系，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在全校形成了“教育要踏踏实实上轨道，精雕细刻搞教学”的学风。正因抓教学、上轨道，使教学质量显著提高，一九五九年，郯城一中首届高中毕业生76人中，考入高等院校36人，一九六〇年第二批高中毕业生42人中有40人升入大专院校，其中一部分考入清华、复旦、北航、山大等高等院校。
  父亲在严谨治学、培养教育学生的同时，不忘关心教师和学生疾苦。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坚持与教师在食堂同桌吃饭，不论工作还是体力劳动都是身体力行、严于律已。他经常到教职工和学生宿舍里看一看师生的铺盖是否备齐，学生的干粮是否充足，每当他发现学生的煎饼发霉时，总是邀他们去自己的宿舍兼校长室的煤炉上烤一下。记得每次学生们离去，他总是让我们姐弟把掉落在炉子周围的碎煎饼捡起，教育我们要珍惜粮食，父亲正是从诸多的小事中给我们幼小的心灵灌输着节约粮食，艰苦朴素，爱护公物，干部子弟不要脱离群众等一些人生成长中最基本、最需要遵循的道理。
  父亲到一中后，面对全校师生吃水都要到沂河里车拉肩挑的困难，发动学生自己动手，铺设管道数百米从沂河引水入校，解决师生吃水困难。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使学生成为又红又专人才，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勤工俭学活动，大办工厂、农场，每学期还要带领师生深入社队，开展支农活动，采莲湖、黄金店、西园、南新庄的田间地头变成了学校师生同劳动受教育的第二课堂。父亲在学校管理中，不但注重做教师的思想工作，而且更关心着为教育事业辛苦劳动的校工群体，如赶马车的、挑水工、木工、炊事员等人。
  父亲在郯城一中任职的八年间，也是他从事教育事业的崭新时期，八年来不但培养了数千名适应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类知识人才，同时也造就了许多国家名校学生，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走上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岗位或从事外交、中央新闻出版等重要工作。
  二
  一九六五年七月，郯城第一中学高中部迁入位于县城的郯城三中（现一中）。从此郯城中学教育重点随之转到了第三中学，父亲带着高中部师生和教学设备、图书来到县城驻地的第三中学，筹划着二次创业。但满腔的激情和信心，并不能逃脱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在高中部迁校的第二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九六六年秋，父亲带领学校红卫兵小将进京接受了毛主席第七次接见，从北京回来后父亲心情沉重，对运动的方向方式产生了疑惑，他曾对家人讲：北京的运动形势已显现出这次运动是针对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因为刘、邓同志已在接见红卫兵的领袖车队中排居最后，刘、邓思想对教育战线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受冲击，必将延伸学校当权者，这就不可避免的对过去十七年教育路线及教育管理中的各项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给予否定。形势发展与父亲的分析是一致的，学校作为文革冲击的第一战场，红卫兵学生做为文革的第一战斗队，决定了学校校长首当成为被造反的第一人，成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代理人”，教师成为“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叛徒、特务”，从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招生、升级、毕业工作都被迫停滞下来，全校停课闹革命，数以万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过去宁静的校园处在纷乱和动荡之中。
  随着运动的发展，学校红卫兵向县委提出罢免父亲校长职务的请愿，时任县委书记的于湘同志答复：王庚年同志是行署管理的干部，县委无权罢免。一九六七年冬季，一个寒冷的夜晚，父亲被近百名造反小将拥上了去临沂请愿罢官的卡车上。狂热的小将再次请愿临沂地委行署，迫使行署在临沂影剧院宣布罢免了父亲校长职务。罢官之后，事态急剧恶化，罢官夺权标志着学校教学及学校管理由校长负责被群众组织替代，各种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校领导学生闹革命，红卫兵组织中的保皇派与反皇派对峙，不同观点群众组织校内外结合，冲击学校事件发生了。打砸抢，公物损失，瞬间全校师生空校避难，学校陷入一片可怕的寂静，有人劝父亲躲避，父亲却说：在运动中我相信群众、相信党，不信哪一派别、不回避、不躲藏。之后，父亲除了大部分时间被学校红卫兵组织批斗外，便参加所谓的劳动改造，在学校掏厕所、种菜地、打水井、下伙房……错误的运动使父亲失去了严谨治学的背景，无序的校园使学生失去学习知识的课堂，文革中的父亲身在逆境， 但仍心系教育、心系国家，用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行为和一位共产党人的品德影响着身边的学生和儿女。
  一九七〇年，父亲复出。复出之后，著名画家王小古先生曾为父亲作画《葡萄》，并题字：“觉得甜滋味，不忘酸苦时”，以示父亲在运动中的苦衷与复出后的甘甜。
  父亲复出后的工作从教育战线转到卫生战线。新的天地，新的形势，激励着父亲加强学习，为党工作，期间正值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派性、无政府状态严重影响着医院的正常工作，一九七二年医院收容了武斗中被打伤的群众，从而引起不同派别组织的冲击医院事件， 父亲身为院长，危难之时，坚守岗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稳定了局势。文革后期在医院管理的拨乱反正中，积极推行各项改革很快使各项管理走上正规，为我县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贡献。
  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三年，父亲先后任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卫生办公室、县人民政府文教卫生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对全县教育、卫生、文化、体育、计划生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父亲光荣离休，地委老领导刘继先同志为父亲题诗一首：“马背吟诗昔日多，山河百战意嵯峨，飘然两袖清风在，老骥共赋千秋歌”，父亲也欣然命笔写下了：“夕阳无限好，晚霞红满天，人生应有志，为民多奉献”的诗句。父亲实践着为民多奉献的诺言，其奉献精神体现在离休后从事社会教育及关心下一代成长的活动中，一九八四年在县老干局及团县委、县妇联和父亲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郯城县关心下一代协会成立，父亲被推选为郯城县关心下一代协会第一任主席，从此父亲在对青少年的社会教育活动中又发挥自己的余热。他时刻关心青少年成长，父亲在离休后的工作笔记中密密麻麻的写着这样的事情：工厂下水道污水直接影响小学师生的身体健康；五四青年节活动安排；六一儿童节电视讲话材料……。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对青少年的爱护和对教育事业的忠诚。
  父亲的一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真可谓：半世园丁历艰辛，为国育英当树人。二000年十一月十九日，父亲病逝， 与母亲同眠在沐水环绕，深情延绵的马陵山上。工作在羲之故里的临沂师生为父亲的一生送上了“辛勤教诲精英砥华夏，培育三千弟子芳神州”的诗句，铭刻碑文，以誉父亲忠诚教育，贡献教育的光辉一生。
  王幼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