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叫迟信民，是杜村镇南杜村人。据老辈人讲，俺南杜村姓迟的来这个地方落户比较早，那时候杜村东西两面还是沼泽，无法种地。其余的是岭地，只有南杜村南北岭、东南岭这些地才能种庄稼。南杜村姓迟的占东南岭地多，后来这些地也成孬地了，姓迟的也没有过上好日子的。
  我小时候家里就很穷，自小要饭为生，最远要到胶莱（北王珠）一带，后来为了挣口饭吃就想学点手艺。从14岁那年开始就拜一个姓范的铁匠为师傅，跟他学打镢头、锄头、驴掌、给驴上掌（当地叫上驴蹄子）等技术，师傅对我很好，认真教我，我也刻苦学习。但是这样还是挣不出吃的来。我看到师傅生活十分艰难，就想不能再连累师傅了，必须自食其力。后来，这个姓范的铁匠师傅成了我的直接领导人 ——王海亭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情报站的站长范洪亭。
  我在范师傅手下学铁匠手艺2年，听人说青岛的钱好挣，就上了青岛跟着别人干零工，能勉强挣口吃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到庄户人真不容易，生活吃不饱，穿不暖，吃了上顿没下顿，地主老财却花天酒地，这社会真是不公平啊！我在青岛干零活是“七•七”事变以前的事了。
  1937年冬天，日本鬼子占领青岛，在街上横行霸道，牵着狼狗到处跑.看到不顺眼的人或抓或打，有时还放狗咬人，经常听到市民们说谁谁被抓走了，谁谁被打死了，那种日子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我就想，日本鬼子到青岛来这样欺侮人，真是没有天理了，可我又能怎么样呢？在青岛的日子是不安全的了，于是我又回到了南杜村。
  回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吃不饱肚子很难熬，日本鬼子也在这里安上了局子（据点），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在家里过不下去了，我只好于1938年冬天又返回了青岛，开始在码头上岀苦力。码头上的活太累了，叫人受不了。后来一个朋友给我联系了一个活，在日本人办的“可德洋行”里卖酒，这个活不用出力，身体舒服，老板管吃管住，还给工钱,偷着还可以搞点酒喝。“可德洋行”经常有鬼子来往，一来二往就跟一些鬼子混熟了。1939年冬天，可能鬼子看上我了，不知怎么地就把我弄到青岛铁路段干上了铁路警察。要知道这是为鬼子服务的，可是我有一个信念，为他们服点务不要紧，但是绝不欺侮中国人，有时在街上看到中国人受到了欺侮，我经常上前解围。因为我是铁路警察，南杜村的老少爷们在青岛碰到困难找到我，我尽力帮，积极办理，没有路费盘缠的，我就送给他们，我的这个角色给若干人带来了方便。1940年底又调我到沧口车站干了警长，这回有了一定职务，也有了一定权力，我为中国人办点事更方便了。
  1941年3月6日（农历），我在车站上闲逛，手下有个人来告诉我有人找我，我问是什么人？来人说是胶县来的。我一听是老家来人了，马上回去了。我到家一看认识，是我姥姥村来的、我跟着学铁匠的师傅范洪亭的侄子范成林，我应叫他表哥。范成林告诉我：“叔叫我来看看你，还给你带来一封信。”我打开信一看高兴极了，原来我师傅范洪亭加入了共产党，向我布置工作来了。要知道，我是穷苦人，师傅对我有恩，又为人正直不干坏事，师傅说的没有错，我能不听？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我已经知道你现在混得不错，干到警长了，希望你在平日不要做坏事，要为人民做好事。我现在干八路了，当情报交通站站长，我建议你也跟我一起干吧。我们都受王海亭领导，你要干就负责搞铁路情报，并且让你当个副站长……我对范成林说：“师傅还这样关心我，在这里干正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我一直牢记自己是中国人，这会可为八路、为党做点事了，你回去告诉师傅，我一定好好地干！”范成林说：“上级要求你尽快把铁路两旁鬼子汉奸的情况摸清楚，人数、武器装备情况、车站上有多少人驻守以及头目的姓名是什么等等，写明白交给上级；同时情报站人员缺少武器弹药，要尽快武装自己，这样才能更好地同敌人斗争。”我说：“放心吧，你告诉上级我尽最大努力，一定完成任务。”
  这次我还同范成林确定了我们以后联络的地点、联络方式、联络暗号、联系时间。开始我们商定把高密城律南李家庄做为联系地点，我姥姥家就是李家庄，我舅肖万东还活着，在村西南角住，在那里安全。联络时间每月阴历15日。联络方式是晚上用手电筒蒙上一块绿绸布向左摇三摇，就知道是我到了，他们就来接我。我接受了任务后就利用我的合法身份注意了解敌人的一些情况，如车站的人数、武器装备，车站防守的是松还是紧，人员出入盘查严不严等。方式是同站驻防人员外出一起吃饭时，利用吃饭时间闲聊，和车站人员交朋友，一起外出游玩等，反正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摸敌人的情况，一段时间内我从青岛至蔡家庄车站的情况掌握了不少。在第一次接头的时候，就把摸到的鬼子汉奸、铁路两旁的驻防情况报告给了范成林，再由他转给情报站长范洪亭。情报内容是：从青岛至蔡家庄车站铁路由老百姓看管，自四方车站往西，两站之间1个钟头发1次，看铁路的老百姓2人一帮，都拿着棍子，夜间提着灯笼；各站最多有六七个警官，2个鬼子；城阳站、胶县站、高密站有20人，各备小炮1台，机枪1挺。青岛宪兵队翻译刘松山，后来又换了孙殿昌的女儿；孙殿昌当了日本特务，于文当了翻译；台东镇分队翻译姓杨，冠县路分队翻译杨柱山，日本公安局翻译姓王，青岛市山田部队翻译张伸魁，城阳部队翻译姓高，胶州车站队长韩积善（胶城人），刘翻译代理特务队长，高密大岛部队翻译高会武，蔡家庄车站分田部队翻译姓马，坊子宪兵队翻译吕永昌，东北人。
  这些情报交给情报站站长范洪亭后，范洪亭又报告上级。后来范洪亭告诉我，情报很重要，领导很重视并给予表扬。我听了十分高兴，我能在师傅指导下做点事情，为共产党提供点情报受到上级的表扬，我心里很自豪。
  情报搞得很顺利 ，从此我坚定了为共产党情报站服务的信心，这时的我已经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有几次要拉出队伍跟站长师傅干，师傅再三做我的工作，让我继续在敌人内部。他说：“在敌人里边干工作很重要，可搞到敌人的真实情况，也可以搞到敌人的武器，这样在敌人内部同样是革命，作用有时候比在外部发挥的还要大，你要很好地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干下去，什么时候出来干，听候指示。”
  师傅几次要求我搞武器，我牢记师傅要我办的事，时刻注意枪支弹药，想办法争取搞到手。为了完成任务，我注意结交日本鬼子中一些头面人物。武定路23号“可德洋行”里有一个鬼子跟我交往不错。有一次，他守着我把1支左轮手枪拿岀来，夸他的这支枪如何高级，我接着奉称他，并且要他把这支枪赠给我，当时他没有答应，我再三要求，他说：“过几天吧。”住了几天，这个鬼子就把枪交给了赵家屯赵峰山，由他给我。就这样，我得到1支左轮手枪还有50发子弹。后来有个叫森田的鬼子请一些人吃饭，我也参加了，森田喝得人事不醒，我趁别人不注意偷了他1支手枪，还花钱买了2颗手榴弹。武器到手得赶快交给范洪亭，我利用合法身份带武器乘火车到了胶县，这时候情报站迁到了姚家屯。我在胶县换上便衣把武器放在箢篼底下，上边放上点心、单饼、烧肉之类的东西，以走亲戚名义，送到情报站姚家屯交给范洪亭。这些武器为武装情报人员、打击消灭敌人起到了较大作用。
  1942年春天，范洪亭在姚家屯召开了一次由七八个人参加的情报人员会议，我也参加了，另有姚家屯王振功，吕家大村刘在常等。范洪亭首先介绍了我，说这是南杜村迟信民，是个警长，在铁路上为日本鬼子干事，搞了不少敌人情报，还给我们搞过手枪、子弹、手榴弹等武器,他也是我们站的副站长。今天我们开这个会，相互认识一下，同时布置下一步任务。接着他又说,大部队准备打黄墩后，我们配合一下，任务是破坏敌人通讯，把电线杆推倒，电线割断，切断黄墩后敌人同王台敌人的联系。说完后范洪亭让我讲讲。我说，要行动迅速，人不知鬼不觉地干，注意保持联系，完成任务后，集合等候命令，然后我们又分了一下工。
  当天夜里我们就开始行动，我带了2个人在冷家村东一连砍倒了10几根电线杆，我还用钳子把电话线掐断，送一个地方藏起来，电话线割得七零八落，敌人“耳朵”没有了，我们任务完成了，上级让我们待命。
  当时尹宝元的一个中队三四十人驻守黄墩后，这个据点是一个二层围子。当天夜里我们部队就从据点西北角展开了攻击，第一层围子打开后，又打第二层，机枪、手榴弹响成一片。第二层围子比较坚固，敌人火力又很集中，一直打到天亮也没能打开，部队只好撤出阵地。在攻打的过程中，我们接到上级命令，让我们在外围观察、了望敌人有没有部队增援，若发现有增援就赶快报告。听上级讲，这次主要是教训敌人一下，让他们不要欺侮老百姓，部队临走时，战士用报纸卷成喇叭广播：“我们今天来是为了教训你们一下，你们不要做恶，对我们家属要很好地保护，我们的账是记得很清楚的。”
  1945年春天的一天，天还没亮，尹宝元的部队几十人包围了辛集村，当时情报站的几个人都在辛集村里，尹宝元部队挨户搜，结果范洪亭被抓住了，另外几个人跑了，敌人押着范洪亭到了王台交给了相名忱。后来听说相名忱在主台西沙滩把范洪亭杀害了。这样，情报站就破坏了，由于我跟范洪亭是单线联系，从此我和上级失去了联络。
  在我当情报站副站长期间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南杜村的一伙反动势力对我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要杀害我。1942年秋天，汉奸高万山、高金山、高义山等组织13人跟踪我、抓我，我从南杜村跑到丰华屯，他们追到丰华屯，我又从丰华屯跑到寺后庙里，接着又逃到髙家河崖，一直躲到胶县火车站才得以逃脱。
  1945年冬天，伪铁路公安局以我沟通八路罪名，将我抓起来严刑拷打，扣押我18天，我死也不承认，什么也不说，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把我放了。1946年春天国民党宪兵队又以私通八路为名逮捕我，押了我5天，我还是什么也不说，又把我放了。1947年冬经朋友介绍我参加了蔡晋康部队，在薛家岛任独立营营长。1949年5月经过共产党的工作，国民党五十军三十六师蔡晋康团在薛家岛起义，我随蔡部起义到了王台，在王台集训3个月后，到青岛整编。这时我得了病，退出部队，到山大医院治病。1950年8月出院回南杜村务农。当时山东省军区给我的证件是:“国民党起义人员独立营中校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