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是胶东镇小姜戈庄人，194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村自卫团长（后改为民兵队长）、原胶高县丰隆区温化乡联防中队长、温化乡基干民兵连连长。解放前后，带领民兵队员打还乡团、斗地主恶霸、查土匪歹徒、护铁路机场……为让老百姓过上幸福安宁的日子、为保一方平安弃家舍业，出生入死，在胶济铁路沿线和大沽河沿岸的一些活动至今记忆犹新。
  一
  1947年我24岁，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在此之前，我确实还没有参加革命的想法。尽管家里很穷，但当时觉得只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家，能过上平平稳稳的日子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平稳的日子难平稳，不知道什么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就飞过来了，大炮就打过来了，被共产党打跑了的土匪恶霸也不知什么时候就窜回来，日日夜夜炮声隆隆，枪声不断，老百姓天天都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脑袋搬家。这一切，都恨得我咬牙切齿。
  激起我义愤并让我下决心投身革命的起因有这么几件事情：
  第一件是1947年过年以后，在我村西北坡发生了一场战斗，由于力量悬殊，八路军独立营伤亡惨重，被国民党打死打伤各30多人。听说之后，我就想，八路军战士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他们能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而勇敢地扛起枪打国民党、打还乡团，我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为什么就不能呢？何况，即使不上战场、整日呆在家里也不能保准就是平安！
  第二件事是1947年2月发生在村前鼓鼓头庙的令仗，更使我鼓足了参加革命的勇气。八路军总结了上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加强了兵力和武器装备，一阵激战就把国民党驻军的一排交通警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狼狈逃往营海方向，逃跑时把轻机枪、重机枪都丢弃了。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周家滩（现云溪街道办事处）方停（因县城有国民党兵驻守，不能继续追击）。第二天，国民党在炮火的掩护下，又从蓝村方向调来了一个纵队，但因我军早有防备，其报复阴谋未能得逞。
  第三件事是还乡团的霸道和凶狠。1946年3月，国民党兵逃离县城后，我党组织向我村派来了工作组，组长是一名姓姜的同志，由于他不便暴露自己的身份，大家都叫他姜同志而不知他的真实名字。在他的组织下，由我村翻身主任袁文海牵头，把逃跑地主袁子正（姜黎川的姨夫）的土地、粮食全部分给了农民。尽管这些粮食本来是农民凑给他的，但是分粮分田时还是由村先生记明了各家各户分到的数量。为此，国民党和袁子正多次组织还乡团反扑，对我村进行骚扰。第一次，他们抓住我村村民高振合带路，夜间窜至我村，被我方打跑；第二次又来反扑时，被正在执勤的民兵袁永义发现，他大喝一声：“干什以的？”接着放响了土炮，又把还乡团吓跑了。事后我们才知道，还乡团反扑的目的是要回村杀害与他们“作对”的村民，其中包括袁文海、郭振志及高洪义的母亲、袁金敬的母亲等。麦收后，由于驻我村的八路军大部转移，袁子正为首的还乡团反攻回村，在枪刀的威逼下，分到粮食和土地的村民又不得不如数归还，而且还超额归还，如分到50斤地瓜干的，必须还给他55斤小麦。更可恨的是，袁文海的妻子被他们抓去痛打了一顿之后失踪，究竟是被他们杀害了还是自尽了，至今无人知晓。
  这几件事使我在家里再也坐不住了！
  1948年春节过后，我说服了家人，和村民赵振早一道，找到了时任大姜戈庄、小姜戈庄的联合村长孙明山提出了参加革命的请求。随即担任了村自卫团长（后改为民兵队长），组织了由20多人参加的自卫团，从此开始了与国民党和还乡团的斡旋和斗争。那时候，我们的装备很落后，全村只有3支枪，虽然我自己有一支，但都是本地造土枪，打仗时，只能放一下子，再放就得用石头砸，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很是急人。加上那时候既没有自行车，也没有电话，全乡统一行动时，就靠两声枪响为号。只要听到两声枪响在哪个方向，我们便马上组织民兵朝那个方向赶去参加战斗。由于枪支少且落后，晚上巡逻时只有靠几枚手雷。记得那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民兵刘玉光正在村西南的坟地里执勤，突然发现几个还乡团偷偷袭来，怕放枪打不走他们，我和刘玉光每人扔出一颗手雷。由于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人数多少，不敢冒昧进攻，很快就在火光中逃窜了。
  那时候，充实武器装备是我们每个民兵队员的共同愿望，但是一直没得到机会。麦收还没开始的时候，乡里成立了联防中队，任命我为中队长。由于我一直要求换枪，有一天，乡武装部的会计张宝科找到我，给了我1支三八大盖、30发子弹和3枚手雷，我高兴得直蹦。他告诉我说：“今晚我们搞个单独行动，去向他们要枪。”我问：“向谁要？”他说：“过河去，找伪村长要。”那时候，大沽河对面是国民党驻守，姜黎川部就设在崂山县隐岛里，其正规番号是“6585”，周围百姓人人皆知。要到伪村长处弄枪，必须经南庄，越河进入营海和崂山地盘，其危险程度显而易见。我问：“就咱俩能行吗？”他说：“人少目标小，走吧。”就这样，我背上枪，把子弹和手雷捆在腰上，披上蓑衣盖住，开始了独探虎穴的行动。
  那天很热，还没黑天我们就到了南庄，由于口渴，我想起了南庄的亲戚二表叔，想到那里落落脚，喝口水，也好挨到天黑。到了表叔家，表叔不在，只有表妹在家，我没说是亲戚，只说是共产党、八路军，但由于表妹不认识我，不相信我，可能认为我们是匪兵，丢下门就跑了出去”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不责怪表妹，就自己找水喝了起来。傍晚，我们到了小麻湾渡口，老远就看到有人在打火吸烟（那时候没有火柴、火机的人都用火镰、火石取火）。张宝科叫了一声“老乡”，摆渡的不但没吭声，还把烟掐灭了。张叫我打枪，我便朝天放了一枪。随后，听张装出恶狠狠的样子骂了一句，然后大声喝道：“老子是6585的，你敢不从就打死你！ ”我担心枪声引来国民党，便上了子弹，上了顶门，把手雷也揭开了盖。那摆渡的一听是“6585”，可能害怕了，乖乖地放开纤绳把我们送过了河。
  我们悄悄地到了大、小荒，但不知去哪个村，也不知谁是伪村长，我俩一商量，决定找个带路的。走近一个住在村外的农户，我们停下来。张宝科朝我示意了一下。我放下枪，搭肩把他顶上了墙顶。只听他轻轻喊了一声：“老乡，敞开门送送路。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俺男人不在家，去找别人吧。”这时，张猛地跳下去，一脚把门踹开，骂了一句：“他妈的，是不是通八路”，就冲进了屋。油灯光里，张看到一个男人光着身子躲在桌子底下。张用枪把他指出来，那人只好穿上衣服当了我们的向导。
  这个男人从村前（每村村后都有守兵放哨）把我们领到了王、连庄（崂山县）伪村长（至今我也不知姓名）家门前。张轻声对这个男人交代了一句：“不准告诉别人，否则就毙了你！”
  伪村长家的院墙很低，抬腿就可以跨进去。带路的人走后，周围传来了狗叫声。张悄悄告诉我说：“我进去，你在外面放哨，不要轻易开枪。”张进去叫了一阵门，不敞，便一脚把门踹开冲了进去。女人和三个孩子在屋里，都说伪村长外出多日了。见来人不善，女人和孩子一齐哭了起来。张又厉声喝道：“不许哭，老老实实地把枪交出来女人哭淋淋地说家里实在没有枪，最后从天棚里取出了60发子弹……
  这次行动虽然收获不理想，但我由此受到了极大的锻炼！
  三
  那个时候，民兵们的思想觉悟很高，只要是共产党号召的事情，说打就打，说干就干，指到哪里，冲到哪里，从来不讲价钱，不打折扣。但是应该承认，由于缺乏正规化训练，大家的技术水平较低，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因此，除乡里的统一行动外，我们特别注重了各民兵队的常规训练。每天的作息安排是：早饭前集中训练2个小时，饭后各自回家干活，晚饭后再训练2个小时。夜间便执行巡逻放哨任务。平日以村为单位进行，每隔7天至15天，实行全乡统一会操。
  在训练中，我们从集合、跑步、卧倒、匍匐前进等基础技能开始，直到打靶、防空演练等，凡军队要求的，我们都一项不漏。有时自行训练，有时请武装部或军人指导，从1949年冬季开始，无论是春夏秋冬，无论是刮风下雨，除有特殊任务外，始终坚持每天训练。在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地物的同时，我们专门培起一批土堆，作为掩体练习打靶。通过训练，我们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尽管民兵们居住分散，但按时间要求，每次集合时间都不超过10分钟。仅此一点，已与正规部队别无二致。由此，我们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我们民兵中队连续荣获乡、县和华东军区三面锦旗。1953年，民兵中队改为基干民兵连，我又出任连长。为了推广我们的经验，那年夏天，华东军区司令部民兵科的首长专程来我们乡视察总结，给了我们崇高的荣誉。我们全体民兵队员个个精神振奋，欢欣鼓舞，士气倍增。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尽管我们不是正规部队，但也担负着保卫人民、保卫家乡的任务。那时，我们的装备已大大增加，拥有36支枪，150多枚手雷，子弹也可满足需要。按照当时区里的分工，我们丰隆乡9个村（大姜戈庄、小姜戈庄、温家庄、朱家庄、高家庄、化家庄、管家庄、石家庄、朱家屯）负责着10华里胶济铁路和后来修建的飞机场的保卫任务。无论农活多累、训练多苦，每天晚上都要站岗放哨、流动巡逻，发现情况，随时处置。凡是要过铁路的人，统统盘查，可疑分子，立即抓获。
  1949年冬天，我们接到了宋家营至石河段的夜间守候任务。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河东国民党控制区过来的人，不法分子一律击退，生意人带过来的东西，不管是食盐还是其它物品，一律没收，然后统一交马店管理局处理。那是一个很冷的夜晚，我们的队员大部分只穿1件空棉袄，全部趴在铁路边路沟里一字排开。约摸9时左右，借着月色，我突然发现有两个人向这边走来，鬼鬼祟祟，探头探脑，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东西。还未等来人靠近，我就朝天放了一枪，只听来人高喊一声：“有民兵，快跑！ ”从那跑动的声音可以听出，来人后面还有好多人尾随。原来，那2个人是先来打细探路的。敌人跑了，我们却原地不动，直趴了一宿。由于天人冷，我们的手冻疼了，脸冻木了，牙齿打颤的“咯咯”声随时可以听见。即使这样，大家都默不作声，无怨无悔。
  第二天晚上，我们照例原地趴伏。又是9时左右，又有一个密探悄悄摸上来。这次，我吸取了昨天晚上的教训，轻声嘱咐大家不要吭气，到跟前再说。等那人丧失了警惕，快要到我身旁的时候，我猛地抬腿一绊，随即跃身将那人按在地上，小声说:“别叫，放声就打死你！”被突如其来的一绊，他哪能不叫？“哎吆”一声叫起来，结果后面还有30多人，听到叫声，都撒腿便跑，我一跃而起，招呼着民兵队员向前冲去，并连放了3枪。来人听到枪声，丢下背袋逃跑了。原来，这都是为国民党卖盐换钱的。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既要训练，还要执勤，又得干农活，有时难免发生矛盾。许多民兵因为睡眠太少，在干农活时往往要打盹犯困，有的干脆倒在地上睡起来。为此，不少民兵挨了家长的责骂。民兵纪维君直到现在提起来还说：“当年跟着你趴地沟，真叫俺爹骂了些。”
  四
  1949年冬天，我们接到乡武装部的命令，说截获了一个重要情报：一个名叫“反共救国军”的反动组织最近要在韩信沟（现属胶东镇）一带活动，让我们白天严密监视，夜间实施搜捕。接到命令后，我们立即组织各民兵队长进行分析，商议对策，研究行动方案。最后，我们意见达成一致：白天不动声色，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各自忙家务；晚上再秘密进行逐村清查搜捕。为使清查面遍布各个角落，我们共组织了100多人参加行动。
  第一天晚上9时整，我们首先对小官庄实施了包围。队伍分三部分，一部分在村外设埋伏圈，一部分负责看守进出村庄的人员，一部分挨家挨户进行搜查。事后我们给三部分人下的结论是：设埋伏的最苦，看守人的最累，搞搜查的最险。当时，我们的行动方案有明确要求：在村外设埋伏的队员，一律趴在地沟里，不准吸烟，不准咳嗽，想吸烟的必须等到天明，想咳嗽的吃口土也不准出声。因为天很冷，队员的衣服都比较单薄，趴一宿，几乎冻成了冰棍。我们把村外的场院当成了临时看守处，行动期间，无论是进村的还是出村的，一律送到这里看一宿。因为这些进出的人中什么样的都有，既有熟人，也有陌生人；既有听话的，也有脾气暴躁的，作为纪律，负责看守的队员必须始终靠上，寸步不离，无论是挨骂，还是有人求情，都必须死看死守，决不能让一个人离开。而负责搜査的既要挨家挨户查遍每个院落、每间房屋，又要查遍街巷的每堆草垛和沟沟坎炊，查不到便罢，一旦有“反共救国军”成员，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是在提着脑袋工作。就这样，我们连续行动了两个夜晚。分别对小官庄、朱家屯进行了集中搜捕，虽然没有查到一个“反共救国军”成员，但是我们磨练了意志，锻炼了队伍，大大提高了夜间执行任务的能力。事后听说是“反共救国军”得知了我们戒备森严，没敢伸张就逃之夭夭了。
  即使这样，我们的警惕性始终没有放松，继续坚持了夜间查户口制度。那时，全乡共有54户“地、富、反、坏”，加上另外一些我们掌握的可疑人员，我们都不定期地上门清查。既查外来人员，还探有无反革命言行。特别是蒋介石逃往台湾后，“反攻大陆”一度成为那些国民党家属及“地、富、反、坏”暗中流传的目标口号，一旦发现，我们就马上采取行动。在夜间查户口时，对可疑对象，我们都是派3人进去，然后由1人将其主要成员带出去，另2人埋伏在他们院内，等这些成员回来说话时潜到窗外窃听。有一次，地主袁子正的儿子袁永年听到一阵飞机响声后，自言自语地说:“国军可能要打回来了。”我们队员马上将其抓获。最后，他逃跑无路，悔改无心，只好自缢身亡。
  我和民兵们的革命行动，长了人民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在当地为大家广泛传颂。我本人也因此享受到了政府给予的优厚待遇。我衷心地告诫大家：今天的幸福日子来之不易，一定要不忘过去，珍惜现在，放眼未来，用我们辛勤的双手，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