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创造一方文化。就曲艺而言郯城县的曲艺队伍及其影响，在山东省是挂了号出了名的。这支队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党的宣传工作立了大功。曲艺在郯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郯城人民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郯城曲艺人演艺高超，艺德髙尚，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他们走南闯北，在全国各地献艺，尤其是在苏鲁豫皖等地演出影响很大，呼声很高。至于曲艺在郯城生成发展于何年代？无人能作确凿地考证。但是有一点是大家所公认的，那就是在旧社会郯城是个穷地方，人们为了生存，谋求生路，自然就产生了曲艺。富裕人家原本就没有干曲艺的，。临沂市除郯城外，另有苍山、费县曲艺人比较多，郯城县内泉源庙山等乡镇比较多，大都是上述原因所致。
  曲艺人知识丰富，学艺必须拜老师，在过去自学成才的不准演出，这是很严格的规矩。旧社会的曲艺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内部使用一种“江湖行话”，有外地来本地演出的曲艺人，一通话就知是不是行内人，不懂“行话”，莫想在此演出混饭吃。这种“行话”，专门让外人听不懂，据说确实为曲艺人带来不少方便，甚至于保护了他们的生命。穷人要在江湖上混是不容易的。郯城曲艺人XXX带家属在外地演出，国民党一军官看中其妇，特邀请到其公馆唱书。军官将曲艺人的夫人约到密室，说要纳她为妾，夫人不允并说她丈夫不会答应的。军官说，把他杀了埋了不就完了吗？夫人恐惧但也很镇静，当着军官和众人的面，用“江湖行话”给曲艺人报告了其要被杀害的信息，曲艺人假装说要到旅社拿行李而逃出虎口，保住性命。否则，军官杀死一个曲艺人比踩死一只蚂蚁都容易。
  郯城的曲艺有大鼓、琴书、评书、鱼鼓、快书、花相花杆、快板书、扭股子小曲、姐儿牛等。曲艺的门派也比较复杂，如张、沙、杨派，韩、赵、李派，柴门、陆门、东门等，据说葛纪选先生就是柴门的。曲艺人使用的演出道具和乐器都很简单，便于搬动携带方便。说大鼓书的只一面薄薄的小鼓，一个简单的三角架，往地上一支就能演出；琴书适合多人多角色演出，但伴奏乐器只杨琴即可，如角色少，操琴者可边弹边接唱；说评书的就更简单了，一扇一板一木。开场用竹板招呼观众，演出时手执一软扇，讲到情节动人时，“刷”地一声扇子或开或合。一木即“醒木”，是用来警醒观众，当说到紧张时或看到观众有疲倦感时，曲艺人用此木朝小桌上“叭”地一摔，再拉一惊险架势，观众马上为之一震，精神会立即振作起来。听曲艺人介绍，同样是一块小醒木，在地位不同的人手里称谓就不同。在皇帝手里叫“龙悬胆”，在大元帅手里叫“惊虎胆”，在四、五品大官手里称“震堂木”,在县令使用时叫“稳木”。何为称“稳木？”这都是有说法的。据说过去县令审案，大堂高坐，头顶“明镜高悬”匾，足踏两个木制人头，桌上放“稳木”，“稳木”即醒木上写或刻一“稳”字，将其钉在桌子上。何意？即当县令审案，案犯不招县令恼怒，当想抓醒木敲桌子威慑罪犯时，醒木非但抓不起来，而又看到上有“稳”字，抬头又见“明镜高悬”，低头见两人头，就提醒县令要稳，要冷静，莫激动，须慎重，别错判而冤枉好人。
  郯城真正重视并认真组织这支强大的曲艺队伍，是在一九四五年。傅伯达同志任县长，指示“民众教育馆”（文化馆前身），成立曲艺队。第一位曲艺队主任是归昌乡赵凤歧先生，他组织了全县200多名艺人，为党的解放事业作宣传。当时形势严峻，有些党的地下工作者就用曲艺演出作掩护。听赵先生讲，傅伯达同志经常男扮女装，穿着女式大襟褂子，头上围着头巾，假装给曲艺人收钱，这样就避免发生危险。曲艺人在宣传抗日、土改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县最闻名的盲艺人侯洪康先生就是先锋，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任曲艺队主任是庙山镇茶安村刘中一先生，从57年一直到“文革”时期。时由县文化馆具体领导参与管理。对曲艺人进行教育，登记办证。这一时期在破除迷信，大跃进，开展社教多次运动中，传统书目被作为“四旧”受到限制和打击，出现了不少新作品，同时曲艺队伍也在不断地发展。
  第三任曲艺队主任是王安廷先生。其从文革前期至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革后期一度混乱，曲艺人一度疏于管理，派性干扰严重。但文革刚结束，曲艺人就活跃起来了，县文化馆以徐国华同志、陈培荣同志为首的大力加强对曲艺人的管理，努力创作曲艺节目，对曲艺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徐国华同志是位高产作家，有关报刊发表了不少他的大作。陈培荣同志通音律，辅导培训出不少曲艺新秀。
  第四任曲艺队主任是葛纪选先生，时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开始，曲艺人的春天来了，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这个时期，传统戏、传统曲艺书目大演。曲艺事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县里成立了曲艺人协会，曲艺名人纷纷参加各级曲协，葛纪选先生就被山东省曲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一大批青年，争相拜师学艺。曲艺人演出频繁，白天大小集市，晚间分赴各村演到次日凌晨，无一日休闲。省、地、县分届举行曲艺汇演。我县在1983年参加了全省曲艺汇演，获得很好成绩，荣获多种奖项。同年临沂地区举办汇演，我县演出的节目无论水平、数量皆属全区各县之首，多位曲艺人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轰动全区。中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央委员陶钝同志莅临临沂地区指导。当陶老看了郯城曲艺演出后十分高兴，紧紧握住郯城曲艺人的手连声称赞，并即兴为郯城曲协挥毫题词：“出人出书走正路，丰农丰艺育新才”。曲艺人为郯城争得了很高的荣誉。县文化部门对曲艺人的管理也更加强了，对曲艺人进行演出比赛，评等定级，确定演出报酬。一级艺人，一场5元，二级4元，三级3元，持证演出，任何人不得违犯。
  八十年代初，郑军廷先生出任曲协主任，郑先生年轻，艺高望重，工作责任心强。对曲艺人管理有序。当时在册的曲艺人300有余。会员代表、分队队长每月召开一次例会，会员每月换一次演出介绍信。县文化局及文化馆十分支持曲艺人工作，局、馆都有专门领导分管曲艺。文化馆为了例会节省经费开支，专门购置60多张床和军大衣等，例会人员就不用住旅社花钱了。会员管理十分严格，不登记、无证者不准演出；有几次不开会者开除曲艺队，取消演出资格；犯有其他违纪违规的亦同样严肃处理。这一时期郯城曲艺又实现了新的辉煌。县委、县政府也十分关心曲艺队伍建设，而曲艺人也不负领导厚望，积极为两个文明建设宣传。最典型的是1987—1988年间，利用一年多时间，由县法制局、土地局、计生委联合组织曲艺人到各地宣传普法、土地法、计划生育，并保证村村到。由曲艺人先根据宣传内容，编排综合节目，经过有关部门领导观看演出，审查通过，方可入村演出，演出情况定期统计回报，年终进行评比，对作出重大贡献艺人表彰奖励，收到良好的效果。
  1989年，我县曲艺人工作，由县文化局徐树超、陈培荣同志亲自靠上抓，县文化馆丁敏和同志具体抓。成立了曲艺协会，由徐树超同志担任主席。全国著名曲艺家刘兰芳同志、临沂市曲协主席尹建平同志到会祝贺，并被聘为名誉主席。这一时期的曲艺人管理，主要是适应市场经济，两个文明建设需要，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制宣传等作 了重要强调。要求曲艺人守法经营。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曲艺队伍仍不断壮大。由原来的单一的个体农村演出搬上城镇大舞台大型演出。我县又有徐树超、陈培荣、丁敏和等同志加入山东省曲艺家协会。
  1990年以后，郯城曲艺人全部纳入县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规范管理。
  徐树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