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印章，俗称戳子。印文凸起称朱文，凹进去称白文。材质金、玉、铜、石等。有刻有铸有凿。古人将印章视为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印章的文字，从古至今沿袭用篆书入印。明清时期，文人墨客自己动手刻治印章，使这门艺术得到发扬光大，并形成流派。传统的范模铸印法，因工艺复杂，不被文人接受，慢慢被淘汰。只有匠人偶而为之。郯城为东夷故地，人杰地灵，自古文化发达。祖先留下大量文化遗产，被沂沭河冲积于地下。近年不断出土古印章。多为铜质，两汉三国时期遗物。秦印少，官印不多见，多数为私印。虽然经历一两千年，有的出土如新。当融摸时尤如与印的主人对话。我藏有一枚《陈陟印信》朱文、狮钮、三国时期私印。其品相完好，钮制精到，方寸中可见毛发蓬起。怀中抱一狮钮小印，可惜出土后失散。印章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了。详细了解篆刻这门艺术起源，还须从头说起。
  秦始皇灭六国后，车同轨、字同文。为强化中央集权，命丞相李斯用楚国的兰田玉刻成玉玺。印文用鸟虫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说为李斯亲手所出。并宣布以后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用玉制成玺。这块玉玺便成为国玺。为天子最高权力象征。汉高祖定三秦，秦王子婴将这块玉玺献给刘邦。刘邦得国玺后，定为传国玉玺。至汉平帝王莽篡位，向元后要玺，元后无奈将玺抛之于地，玺上螭虎钮掉一角。得玺得天下。到董卓作乱将玉玺投入井中，从此，国玺不见天日。传说国玺在唐时被发现，但无记载。印章一道，源远流长。据考古商时就有印章使用，东周基本成熟。随着社会的发现，文字的统一，秦时已在各阶层普遍使用。官印、私印、各种吉祥语印、被人们广泛流传佩戴。有的印主人死后还被用来陪葬。东汉以前，纸张尚未面世，文学的书写都记录在竹简和木牍上，用绳子穿成一册、束成一捆。然后，用黄粘泥封在捆绳扣上或在册的两头，趁封泥潮湿末干，将主人印章盖在上面，留下印记，作为安全保证。
  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在西安出土过上千枚秦封泥脱，引起考古界极大关注。在纸张发明后几百年间，这种习惯仍在流行。而今，邮件上的邮戳与二千年前的封泥，是多么相似。两汉时，印章发展到鼎盛时期。不论在刻与铸、使用等级规范，都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境界。当时，隶书体被普遍使用，但作为治印，仍然沿袭用篆书入印。用范模法铸成的白文印，大气磅礴，朱文印线条刚劲有力。明清以后的治印家，都是以两汉印存为范本学习，而今，学习篆刻，仍然先摹习汉印。如同学习书法一样，先临摹晋唐人法贴。汉时，官方专设治印局，为不同官场和阶层服务。印学记载，当时在军队中也设有专职印工。比如，两军交战，主将阵亡，主帅立刻命匠人按阵亡将士军衔刻治印章，让新人挂印出阵迎敌。这种印章多为在马背上凿刻而成。其篆法、章法、布局多草率来不及多加构思，后人把它叫做“急就章”，多为白文。但急就之率真，却让后人美不胜收。明清及现代印人，也多从急就章中吸取养分，成为一代宗师。象黄士陵、赵之谦，近代齐白石等诸大师。我曾为朋友鉴别过几方出土急就体式印章，很开眼，长见识。另外，在我的藏品中，有一方晚清兰陵名士王思衍用青田石自刻的白文印章，就属急就章一类。汉代封官拜爵、等级森严。在佩印上也是如此。对印质材料、印的钮式、穿印的绶带、连字数都有严格的区别。只有皇帝可用玉石或黄金治印，印钮用龙或虎。拴印的绶带用黄色或赤色。一九六八年九月在咸阳郊区，一学生路过水沟旁，捡到一枚“皇帝之玺”玉印。螭虎钮，据考为汉高祖吕后之玺。吕后篡夺皇位十年，把印治为帝刻，证明汉制可信。诸王侯与边疆蛮夷王侯，只用黄金，印钮只能用覆斗、驼、蛇。拴印用赤绶。相同，将军可用黄金、印钮用龟、赤绶、称章，不能用玺字。如“左司徒之章”、“右司马之章”。将军以下，二千石至二百石，一律铜质、龟钮、黑绶带、不可超四字，称印。当时，官印并不使用，只是佩戴身上作为身份象征。这套定制从汉武帝元年至新莽、魏晋一直使用。
  汉代除官印外，私印花样繁多，钮制复杂。姓名印、表字印、臣妾印、吉语印、肖形印、秘戏印、宗教印、殉葬印、烙马印等。其中只有殉葬印刻工低下，不能成印典，其它都很精致。尤其“日庚都萃车马”的烙马印令人一见心醉，空灵飘逸、大胆留中心空白，势若飞动。此印晚清时，归山东潍县万印楼主陈介琪所藏。几经战乱，万印楼藏品风云流散，此印流落日本，入京都博物馆。上世纪八十年代余订阅“西泠艺报”刊载，该社篆刻名家刘江先生出访日本时观赏此印后，感慨万千，国宝何时能归故里。两汉印史，代表中国印学最高阶段，凭本人学识，只能言之一二。
  晋唐至宋元，印学走进低谷。一千多年时间里，没能守住秦汉印风，如同汉画像石一样，被岁月的寒来暑往，将表面精采部分风化掉了。唐时出现的蟠条印，印文不是刻铸，而是用小铜条弯曲拼合镶嵌而成。谈不上刀工艺术。那时纸帛普遍使用，印章铃盖在纸帛上面，显的特别醒目。官印多朱文,仍然用篆体。到宋元时官印，出现了九叠文篆法。印巨大，九叠取“乾元用九”之意。印文回旋盘曲，有一种给人清心自然、质朴可爱之感觉。同时，用隶书、楷书收入印已创先河。元人统一中原，其官印用蒙古“八思巴”文入印。这只是历史的一瞬。
  明清印风直追秦汉，将印学推向汉以后的一次高峰。这时，文人不用匠人治印了，而是自己动手书刻。元末时有画梅高手王冕用花乳石治印，其石质软，便于奏刀，文人纷纷效法。但没形成流派。真正开印学之风的是王冕死后的百年，明四大家之一文征明之子文彭。文彭受家学影响，顷毕生精力于此道。是印学史上一大转折。步其后尘者代表人物丁敬，杭州人，创“西泠印社”成为中国印学史上第一个社团。邓石如，安徽人，字完白，以书入印，印从书出。创造了以刀代笔治印风格。同时，他又是清中晚期有名书法家。篆书上造谐极深，其作品至今被当做范本。他是新安印派的首领人物。同时，追随并受其影响的学者如：赵之谦、吴昌硕等一大批艺术家。在篆的基础上，将甲骨文、金文、瓦当文饰溶入刻印中去。大量的印谱集和印学经典专著走向社会。至民国及四十年代，中国印坛上达到空前繁荣，英才辈出，高手林立，将篆刻这门艺术推向繁花似锦的年代。
  县城西九公里马头镇，历代称水旱码头。商贾云集、生意兴隆。民国前后，马头镇靠经营书画的店铺有多家。以书画治印为生人士很多，其中张露，字陆尊，久居马头，为富商文人治印作画。其人为郯东人氏。除刻凿外善用失蜡法铸造铜印。作品被人称道。可惜，作品没有留存。客于马头王思衍先生，字仲蕃，晚清进士兰陵人。是近代一位博才多识的学者。他诗、书、画、印俱精。辞官后活动于马头，邳县官湖及临沂一带。尤其在马头，留下了大量的书画和篆刻作品。他的篆刻上宗秦汉玺印，下师历代名家，博采众长、融汇创新，有独到的艺术造诣。用不同刀法、不同篆体刻了《太白春夜宴桃李序》、《陋室铭》、《盘古歌》三篇文章，共八十印，集成《木石居》印谱。现存苍山民间。马头进步人士张栋，字云菲。书法四体皆能。解放后任职中科院。曾在五十年代与书法家舒同联合在临沂办展，引起轰动。张先生治印，章法布局稳妥，刀法清朗，朱文小印直逼秦汉，仿汉满白印力能抗鼎。散落民间印作很多，马头书法名家孙子梁用印，出自张栋之手。十多年前，县党史办去北京征集史料，其中有张先生亲拓印谱一部。内容有警句，格言，毛氏诗词印。为“文革”时期所作。余观后曾复印一本留念。另外，在我书画藏品中有张先生六方印脱小品一件,余珍之。我存有《百乐图》印谱一本，作者为民国时治印家李光业。传说李氏为郯南店子人。百乐图印集收录印一百余方。每印字数不等，有格言，俗语，诗词章句等。每印必有乐字，称百乐图。其篆法、布局及刀工，师浙派一路，没突出个人风格，但其功力是上乘而且深厚。
  八十年代初，百废俱兴。书画热在郯城蓬勃发展。有几人在学习书画的同时，研习篆刻。沿袭前人用寿山、青田石习刻，初学浙派，学邓石如、吴昌硕、赵之谦，后归秦汉典。篆刻属冷门艺术，虽雕虫小技，但方寸中很见功力。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廿多年来，未能突破前人，尚未发现出类拔萃作品。但篆刻这门艺术，所幸在郯城也有爱好者。
  王胜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