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古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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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沂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图书
唯一号: 150020020220012269
颗粒名称: 清泉古刹
分类号: K878.6
页数: 6
页码: 212-217
摘要: 虽然明朝中叶始建为佛寺,最后也为僧人居住看管,但因有清一代至民国初年皆为道观,又因嘉靖四十一年曾由道人重修,所以《临沂县志》考记为“清泉观,县北七十里桑行,明嘉靖年建”。民间俗称清泉寺,也有道理。称观,抑或称寺,各有所据,并无相悖。
关键词: 清泉观 常桑行村

内容

沂南县砖埠镇常桑行村村北有处庙宇遗址,其建筑群毁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3年前后,石碑毁于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期。从遗址基础看,建筑群坐北朝南,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200米。据村内老人回忆,建筑群分前后两进院落。前院主建筑是“佛爷殿”,供奉如来佛像,旁有“奶奶殿”,供奉痘疹奶奶。后院主建筑是“雹神殿”,供奉雹神。前院和后院各有一棵古银杏树。两厢配殿内绘有劝善惩恶的壁画。“佛爷殿”前竖有两通明代记述修葺庙宇的“龟驮碑”。“雹神殿”前竖有多通清代记述修建神殿的石碑。庙宇前有一个很大的碑林,竖有石碑一百多通,最晚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立。碑林前建有戏台,每年农历三月初九和九月九日两次庙会。庙宇最后一位住持者是佛僧,常桑行村人,俗家名孙隆吉,当时20多岁。清泉古刹,当地人称为清泉寺,而民国五年《临沂县志》记载为清泉观。常桑行村现属于沂南县,历史上基本属于临沂县范围。据《临沂县志》“临沂县总图”和“高里乡略图”标志,临沂县沂河西岸的边界标志,自西而东是“王蝠鼻山”、“映旗山”、“大山”、“撲头山”。常桑行村地处“大山” 以南,隶属孝感乡高里社。所以《临沂县志》有记载。
  寺则为释,观则为道。何时所建?佛寺还是道观?根据碑碣记载,试考如下:
  一、古刹始建于明弘治年间,初名“清泉院"。
  庙宇西面山坡有一清泉,因泉成溪,因水而桑,因而村名为常桑行。常桑行村后三面环山,松柏耸翠,泉水长流,的确是僧道修炼的极好去处。
  在残留碑碣中,虽未发现清泉寺创建时的刻碑,但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重修清泉院碑”却间接透出了有关创建时间的信息。“重修清泉院碑”为道人所立,记述了道人刘教成等修葺清泉院的起因和过程。行文开始即明确记为:“沂州之北百里许古刹清泉院在焉”,认为“称清泉院而不称寺,大抵地以山水故也”,经“剖其墓碑”考证认为:“由是观之,则兹院建之,其所距嘉靖四十年间”。当时为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距嘉靖四十年间”,应是指距“嘉靖”元年约 “四十年间”。嘉靖年号始于1522年,上推四十年间,为公元1482年。据此,可以认为清泉院的始建时间在明朝弘治(1488—1505年)初年。
  明万历二十五年《重修清泉寺记》碑,碑文名为“沂州清泉寺记”,碑文颇有文采,撰文者为“沂邑儒官阳川李三畏”。碑文曰:“清泉寺左临沂水,右据蒙山,巍峨耸翠,瀑布泉声……昔景公曾放于琅琊,曾点浴沂于温泉,此非齐鲁分疆之处,而圣贤所乐之地也……予不揣,乃输肤见,以垂不朽之绩。乃考古正今,原其所自,岂以汉唐之佛教而为然也。盖周有孔孟之所产,汉有孔明之全忠,晋有休徵之纯孝,此皆先圣贤士,比比而可考也,岂虚誉哉。故曰地灵而人杰”。今沂南县葛沟、砖埠一带,古为齐鲁分疆。葛沟村前,抗日战争前尚残存刻有“齐鲁分疆”匾额的城楼门。因而,“圣贤所乐之地”,并非确指清泉寺所在的具体地点,而是借此状写“齐鲁分疆”这个比较大的范围的山川之美。文中“昔景公曾放于琅琊”之典出于《孟子•梁惠王》:“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琊,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放于琅琊”是齐景公留恋琅琊台山而忘返,与迁治所于开阳的琅琊不能同日而语。至于“岂以汉唐之佛教而为然也”一句,联系下文可知,也并非说清泉寺建于唐代,而是历数清泉寺所在的较大的范围内“地灵人杰”而已。否则“孔孟”与清泉寺的联系便无法解释。
  二、明代为佛寺,名“清泉寺"。
  遗址碑林处有一正方柱体石碣,高50厘米,截面边长40厘米,除上下两面外,其余四面刻有文字。刻字已残缺不全,能句读的文字有“明正德十五年”、“沂州郡北坎宫之清泉寺丧贤公和尚……今有孝悌□建□塔…”字样。石碣的形式不象是立的碑,而是塔体的某一部分。现虽不能确定正方体石碣原在什么位置,但显然说明自明弘治年初清泉寺创建以来,至正德十五年(1530年)时,仍为佛寺。
  明嘉靖年四十一年(1562年)由道人重修暂居,但仍名清泉寺。嘉靖四十一年碑,系道人刘教成等为记述重修清泉院而立。碑文写道:“……院,故非有碑记,杳无僧居。因连年风雨甚多,倒塌正殿厢房。傍有近居善人陈子敬,喜舍己财。遂剖其碑墓,纵考其重建之详”。由此可见,至嘉靖四十一年时,寺院已坍塌,多年无有僧人居住,亦无修建碑记,仅存僧人碑墓。还记到:“道人吕仓等思愿建修梵宇……延入清泉院住持……各出金帛米谷,协力以济,阅经年载寒暑,始克成功”。立碑人落款为“重修道人吕仓……” “助缘道人刘教成……”。显然,是道人吕仓、刘教成见原清泉院坍塌无僧居,而在此基础上修葺,暂时成为道观。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又修建并勒碑以记,称为“清泉院碑记”。(内容未详)可见在道人修建后三年,又经佛僧修葺,重新成为佛教之地。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重修清泉寺记》碑仍继名“清泉寺”。
  “重修清泉寺记”碑文记载:“夫沂州古琅瑯地,去州七十里古刹梵宇名曰清泉寺…今有住持僧人永翠者,明心见性,广通佛教,愿发善心,因前人之创造,承此以恢阔之。于是展山门于南面,建钟楼于殿前”,“胜装威严,旷开佛殿,壮观一方之盛境。视之往昔,乃焕然一新者也”。因此可以说,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的重修,使清泉寺走向了辉煌阶段。
  三、清代改为道观
  遗址未发现清代重修清泉寺记载的碑碣,但建筑群后面的遗址上有大量的修建神庙的碑碣。“创修雹泉殿”碑系一残碑,正文内容不详,但 “康熙岁次癸丑年□月二十四日甲子建立”的字样十分清晰。可知,雹泉殿的创修时间为康熙二年(1663年)。佛教不奉祀鬼神,而道教信奉神祗。在原佛寺后面增建雹神殿,供奉“雹神”祈求平安,显然是道人所为。可以断定,至迟康熙年间佛寺已改为道观。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雹泉殿增建雹神“寝宫殿宇”时,立“勒碑刻铭”碑。碑文开头便记述为“亘古沂州北七十里常桑行清泉观,新建雹泉老爷寝宫殿宇”。碑文中已明确称为“清泉观”。
  此后,历代都对雹泉殿进行维修,并留下了大量碑记石刻,现在残存下来能辨认的石碑还有: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重修雹泉庙记》碑,嘉庆十年(1805年)《重修雹泉殿记》碑,道光元年(1821年)《重修雹泉殿记》碑,道光十一年(1831年)《重修雹泉殿记》碑。
  民国五年《临沂县志•宗教》佛教篇中记载,当时境内有庙宇二百五十四处,载列其后的六十八处“著名佛寺”中,未有常桑行清泉寺。而在《临沂县志•宗教》道教篇中记载,全县道教“庙宇三百一处,道众七百八人。”三百一处庙宇中包括八十七处神庙,其他为道观。境内有大量道观而仅择其著名者三处载于史志,常桑行清泉观为其一,时至清末民初,清泉观的规模和影响可窥一斑。
  至于最后一位住持者为僧人,显然因战乱兵燹,佛道式微所致。
  综上所述,虽然明朝中叶始建为佛寺,最后也为僧人居住看管,但因有清一代至民国初年皆为道观,又因嘉靖四十一年曾由道人重修,所以《临沂县志》考记为“清泉观,县北七十里桑行,明嘉靖年建”。民间俗称清泉寺,也有道理。称观,抑或称寺,各有所据,并无相悖。
  (李遵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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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沂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沂南县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境内已查明汉以前的古遗址有172处,出土了大量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文化和秦汉文化遗物。两汉、三国至魏晋时期,这里曾有一个和今沂南县境域大体相一致的阳都县,城址在今砖埠镇孙家黄疃一带,当时是东西通衢的要冲,繁荣昌盛的城邑。抗日战争时期,沂南县是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是山东、鲁中、沂蒙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解放战争时期,是消灭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的战场。钟灵毓秀的山川,孕育了古老而灿烂的文化;悠久光荣的历史,留下了丰富而文明的人文资源。沂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阳都风物》一书,主要辑录了沂南县的山川、古迹、历代英杰等自然和人文资源,及相关的古诗文。目的是通过文史资料的挖掘整理,使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沂南、热爱沂南、宣传沂南。 本书在组稿、审稿、编印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教育干部李庆余等一批有志于沂南历史文化研究的同仁,为收集资料,不辞辛苦,默默劳作。退休史志工作者张建国,在审读中作了部分史料的复核工作,使作者的表述更加准确。原县政协常委、退休教师尹继林,不仅从行文上进行了认真的审校、润色,还激情满怀地创作了不少赞美山川、思吊抒怀的诗词,以作补白,使本辑文史资料更加富有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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